这就是汉代贾谊《过秦论》提出的“约法省刑”之功。
开宝元年（968）夏五月，因为时当盛暑，老赵下诏各地“恤刑”，也即要体恤狱中犯人，慎用刑罚。有一天，他还对侍御史冯炳说：“朕每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史称天下无冤民——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们的！”
说赵匡胤时代的大宋是一个敬畏生命、政治清明的王朝，或不为过。
改试卷公平取士
建国初，老赵最重要的改进工作是对科举的政策性调整。
这个工作更与大宋“崇文抑武”或“偃武修文”有关。
建隆元年，太祖即位之月，就到当时的“国学”（国子监性质的儒学场所）巡视，第二个月又来巡视。当初汉高祖曾到鲁国去祭祀孔子，唐太宗也曾到国子监祭祀孔子，后周太祖郭威也曾到曲阜祭奠孔子。但刘邦是在“高祖十二年”、李世民是在“武德七年”才来祭祀孔子，郭威则是在扫灭慕容彦超后，顺便来“看望”孔子。赵匡胤则在践祚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主动来到国学院表彰儒学，史称此举为“隆儒师古，躬化天下”，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大宋之所以文质彬彬，“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开启并护佑后人，奠立太平的基业，与老赵崇尚邦国文治，收敛天下杀气关系密切。
后周世宗时，曾在汴梁营建国子监，置学舍。太祖受禅，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老赵亲自撰写了国子监中对孔子、颜回的赞词；其余配享孔庙的圣贤人物赞词，由宰臣以下分别撰写。
从此以后，车驾一再巡视国子监。并诏令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开始聚生徒讲书。开学之后，史称“上闻而嘉之”，特意要中使也即亲近帝王的主事宦官，给师生们送去了御酒，以示鼓励。
这个事件看上去似乎不大，但在五代乱世之后，具有象征意义。就像刘邦当初路过鲁地，礼拜孔子庙一样，都含有邦国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过渡意义。这是文明展开的标志性事件。
乾德元年后，老赵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
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科举，自隋唐以来，遭逢乱世，也基本没有停顿。但唐时开始有“公荐”，就是不全靠考试，还要靠以往在社会上的资望，由台阁近臣推荐“抱才艺者”，这样，考试不过是“加分”。这种制度也不能说不好，如果科举到了“八股”程度，“公荐”也不失为一种调整。但五代以来，贿赂成风，因此“公荐”这个政策下，“去取不能无所私”，要谁不要谁不能没有徇私的弊端。老赵于是下诏：“朝臣无得公荐贡举人”，朝中臣僚不许公开推荐贡生、举人。
与“公荐”相关的还有一个“公卷”政策。所谓“公卷”，也叫“行卷”，其来由也很早，汉唐时都有盛行。当时社会风气是重视“誉望”，也即考前的知名度，考官取士，对考生的试卷也只不过是一个参考。所以一般有点名望的考生都在考前到京师走后门打通关节，找高官大佬，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呈上。如果得到大佬青睐，就会为考生在各种场合“延誉”，也即公开表彰、推许这个考生。如此，即使考试时没有考出好的成绩，也有可能被录用。考生就会视推举他的人为“恩师”，自称“门生”。这就是所谓“公卷”。不过这种政策也不适合于宋初。在道义普遍缺失的时期，“公卷”的“走后门”现象无法杜绝。老赵于建隆三年（962）九月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将这一个唐五代以来流行的政策也革除了。
这种改进，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它使试卷成了录用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尺度言，增加了公正性。更有意味的是：此举，让没有任何背景的贫寒之士中试的机会开始增大。以后的事实证明，大宋，确实为寒门开一进身之阶，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开始向学，靠读书、中考，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不仅可能，而且正当。
宋初，有不少“食禄之家”在“公荐”或“公卷”政策下进士及第，老赵对此有不确定的怀疑，他担心考试不公，冷了天下士子的心，于是出台了“复试”的政策。开宝元年（968）三月，考官选定了十个进士，其中有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
老赵很早就听说陶谷有才但不能训子，有一年，朝廷设试，专门考官员子弟。陶谷贿赂主考官让他儿子陶戬过关。这位陶戬公子诵书不通，但主考官碍于翰林承旨陶谷的面子，居然以合格通过，补了个殿中的官职。
但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为人告发。老赵毫不客气，按律下御史府调查。结果主考官降职，陶谷罚了两个月的俸禄。
现在又来了个陶邴，也是陶谷的儿子！老赵从陶谷当年暗中制作禅位诏书一事，就很轻鄙这个人，又加上陶戬的事，所以连带着对陶邴也不相信。他担心这是个普遍现象，于是下令复试。
但陶邴还不错，复试也过了，算是为老爸争了一口气。但老赵仍有担心，为此专门下诏，令以后“举人凡关食禄之家”，举人如果是出身于拿取国家俸禄的官员之家，一律上报，并专门安排“复试”。这个诏书一下，等于为“食禄之家”特设“复试”成为定制。这是比寒门子弟还要严格的录取制度。
大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文化也越来越发达。后人读史，读的越多，就会对大宋越是向往。我个人的读史经验是：中国最好的时期，秦以后，民国前，只有东汉、大宋两个朝代最有意味；尤其以大宋为最优，那是一个足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时代。真想在这里说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宋。”
韩通死于“王事”
韩通死，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这是老赵践祚后最初的几通诏书之一。诏书真实流露了老赵痛惜人才的心情，对韩通的表彰出人意外。诏书对韩通服务于前朝的业绩做了肯定和赞誉，认为他的死是“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遇到灾难并不苟且，这正是人臣所以保全气节的地方。还将他的死定性为“遇害”。处理决定是：赠官为中书令；以国礼收尸下葬。
诏书中还说，我老赵过去与韩通在一起时，“情好尤笃”，只有这一句话可能是不真实的。检点史料，没有发现老赵与韩通交好的信息，尽管俩人曾经“并肩作战”，如曾经在北伐契丹中，老赵任水路都督，韩通任陆路都督，俩人分别连下数城；曾经在高平之战中，老赵在中军与张永德向右路冲锋陷阵，韩通则在左路与王彦超出晋州道邀击北汉，等等；但他们始终没有私下往来。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个奇异的《周三臣列传》，分别记录了不属于宋朝的三个人物：韩通、李筠、李重进。这个传有《序》，《序》有言，大意说在新朝为“顽民”，未必在旧朝就不是“忠臣”；但这三个人又分别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像今人“换单位”似的做官，因此说他们为后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说，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让”那样的人吧！
豫让是春秋名士。曾在范氏、中行氏等人那里当过臣下，但未受重用。后来又投智氏门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智氏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最后被杀。
《宋史》这个《序》将这“周三臣”评价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一样的人物，似乎有理。
韩通死于“王事”而不是死于“气节”。虽然同属于“忠义”之士，但“死于王事”和“死于气节”，在圣贤大义中，还是显有差异。欧阳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标出了“死节”与“死事”的不同，并各为列传，名曰：《死节传》《死事传》。《宋史》又有《忠义列传》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说了“忠义”的“等差”。这个序的大致意见是说：
为气节而死、为国事而死，应有区别。
抗击社稷之敌，勇往直前，或奉命赴边，或授官守卫本土，或托官闲居，因激愤而赴义，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论起为国捐躯殉节，至死无二心者，皆可称之为“忠义之上者也”。
由于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为了道义自杀，“斯为次矣”。
仓皇遇难，在乱兵中丢命之人，其志气也足以让人崇尚。
由于世事变化而沦于苦难之小吏，隐姓埋名，不与新朝合作，磨炼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欤”。
至于普通人发布爱国救国之危言高论，以及那些乡里英雄、世外豪杰，为道义而战，他们的死也是很重的。
但王夫之的《宋论》另有评价，认为他们是“有恒”之人。
《宋论》专门说到韩通：韩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乱的忠臣，也不是试图与老赵逐鹿的乱臣，韩通之所以冒死以相争，实在是因为与老赵往日同朝，而老赵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赵忽然兵临城下；他对老赵这种“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的格局，实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于是，死就死吧，韩通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过去还几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现在却抛弃后周孤儿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强！这怎么可能？这口气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
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
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
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
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
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
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
“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
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军多深沟壁垒不敢出动。荆部野外虏获甚众。这年冬天，他再次领千余骑抵达汾州（属山西）城下，焚毁北汉守军的草市，按兵缓缓而退。当晚扎营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汉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来袭，黎明时迫近荆部大营。荆罕儒根本就没有把十倍于己的敌军看在眼里，派出都监、负责军需的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去抵御，自己着盔甲，罩了锦袍坐在胡床上与将士宴饮。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军校来报，说阎彦进战不利，开始后撤。荆罕儒随即出帐上马，麾兵直击来寇。战斗中，荆罕儒亲兵未能及时跟进，郝贵超军忽然涌出一队士兵靠近形单影只的荆罕儒，长戈齐举，刺落马下，随即几十条长戈像舂米似的戳来，荆罕儒身负重伤呼啸站起，继续格斗，手杀十数人，最后遇害。
北汉主很早就听说过荆罕儒之勇，总想生擒他，为北汉所用。听说被杀，气得难受，竟将杀死荆罕儒的人一个个处死。
赵匡胤闻言，更是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儿子荆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更调查京土原之战未能效命的将士，将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黜为率府率（负责水泽土产赋税的官员），监军阎彦进黜为殿直（武职，朝中散官，无实权），另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赵匡胤登基的第一年，还发生两场重要战事，一场与李筠有关，一场与李重进有关，这“二李”与韩通一样，都是《宋史·周三臣列传》中的人物。与李筠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征潞州”；与李重进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平扬州”。
贰 征潞州·平扬州
征战杀伐之事，在赵匡胤常是不得已而为之。怀柔不力，为免遗患天下，则刀兵取之。而具体到征潞州、平扬州两件事上，又有精妙的战略铺陈与战术交锋。从赵匡胤与叛将李筠、李重进的无悬念的战事较量中，不难看出，五代已没，大宋帝国混一寰宇才是天下归心。
李筠的致命错误
赵匡胤与李筠都是后周柴荣的部下。老赵受禅代周之后，即派出得力大员前往潞州（今山西长治），好言告知禅代之事，并加李筠兼中书令。
但李筠不买账。
李筠，活到建隆元年也即公元960年的时候，已经是后周元老级人物，周世宗在位时，他都有点瞧柴荣不上，周恭帝在他眼里更是孙子辈人物了，但他忠于后周，原因是：他曾得到后周太祖郭威的知遇。
想当初，他凭一把无人拉起的百斤硬弓，纵横于后唐后晋后汉，却始终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赏识，直到郭威出现。
后汉时，已经做到枢密使的郭威出镇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实即邺都、魏博，在今邯郸一带），他保举李筠为先锋指挥使，后又荐为北面缘边巡检，边防司令。李筠第一次得到重用，对郭威心存感激，在郭威麾下，屡立战功。郭威与后汉争天下时，李筠于留子陂击败后汉大将慕容彦超。此人乃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兄弟，李筠将其击败，为郭威立下大功。郭威称帝论开国功勋，李筠居上功。迁为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昭义军治所在潞州，节度使是实权所在，李筠从一个不知名的武夫，赖此成为一方藩镇。检校太傅则相当于传统职官之三公位置，为正一品，属于最高荣誉职衔之一，李筠赖此成为后周开国大公。同平章事则相当于宰相，李筠赖此进入中央，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这一切荣华富贵，在李筠看来，得自于太祖郭威。这个时期，赵匡胤刚刚投在郭威帐下，做一个很小的武官。
李筠使人摹画了郭威像，带到潞州驻地，逢重要场合或时节即郑重挂起，馨香祷告，真诚敬拜。
柴荣时代，李筠的“昭义军”是横亘于北汉与后周之间的大藩。昭义军成为天下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赖昭义军，契丹不敢南窥、北汉不敢南下，而后周则随时可以昭义军为依托北击。故柴荣屡次与刘崇构兵时，李筠即以潞州一部，以奇兵击破来援北汉的辽军。为此柴荣再给李筠加一荣誉职衔：侍中。
后来李筠又多次与北汉独立作战，先后攻克辽州（在今山西境内）等地，还俘获了北汉的刺史、将军数百人。李筠因功荣进太尉，成为柴荣之下，后周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
李筠有“时代性格”，身上有很强的藩镇习气。他居功恃傲，桀骜不驯。在潞州，他擅用征赋，招揽天下亡命之徒，甚至因为私愤将监军投入大牢。监军，等于柴荣耳目，但柴荣，这位五代时期最为强悍、驾驭藩镇最为得法的君主，闻讯之后，咽不下这口气，但也不能把这个李筠怎么着，勉强写了份诏书骂他一顿完事。史称“世宗心不能堪，但诏责而已”。
赵匡胤派出的使者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前朝大佬。
李筠曾经辉煌。但藩镇就是藩镇，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从藩镇时代过渡到天下一统时代，他的政治觉悟和智慧，还都停留在藩镇阶段，这样，他连续犯下致命错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倾覆。
第一个错误：应对老赵使者失策。
老赵遣来使者，无非怀柔。此际李筠若知天命，就当归顺大宋；若守忠勇，就当为周兴兵。但他既不归顺也不兴兵，徘徊于愤怒、惧怕、忠勇、试探之间，所有举动进退失据，都与果敢和智慧无关，就像当初慕容彦超面对郭威，成为一个贻笑于天下的小丑。
当大宋使者向李筠出示诏书的时候，李筠暴怒，拒绝接受。但他的谋士们却已经懂得：天命所在，不可变更。于是纷纷劝慰老帅，“为陈历数”，为他陈说天变的天道原因。李筠在众人的晓譬中大约也感受到了新朝的气象。他也应该知道今日之老赵，已经不是昔日之老赵。于是不得已，俯伏下拜，接受诏书，但史称“貌犹不恭”。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大宋代周的事实，可是在按礼节为使者排宴时，一面置酒张乐，一面却大哭起来。众人惊愕中，他令人在壁间挂上了后周太祖郭威的肖像，对着这幅肖像涕泣不已。
我毫不怀疑李筠这个山西大汉对郭威的感恩和忠诚，我甚至能够猜想他内心的种种纠结、惶惑与亡国之痛，我还愿意赞赏他的忠义不二。我知道这类人伦大义出于良知时，有它的正心诚意感人之处。但我知道的是，李筠此刻面临的是政治选择。政治选择需要性情、责任之外的正确性。就政治选择而言，他的前倨后恭，张挂前朝君主肖像并为之痛哭流涕，是——不正确的。忠诚，不是哭泣可以界定的价值，它需要智慧、勇气和一点机缘。这些东西，李筠都没有。李筠面对政治，太淳朴啦！于是，他的痛哭，透露了他的格局，而赵匡胤敏锐地——掌握了他！我相信老赵正是在得到这个消息时，做出了“征潞州”的决定。
李筠的悲恸与哭泣，鼓动了建隆元年的烽火。时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可逆转。趋势已经明了，他的前途已定，不可变更。
第二个错误：应对后汉刘承钧失策。
老赵的使者走后，李筠恸哭，已经成为一个事件，潞州人人皆知，北汉也人人皆知。此时北汉的国君是刘承钧，他是刘崇之子，高平之战后，刘崇死，刘承钧即位。当他知道李筠恸哭事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邀请李筠加盟北汉，共同对付未来可能的大宋威胁。他给李筠发出了友好的信息，派人送去了一封用蜡丸伪装的秘密函件。
这个事实让李筠再次处于进退失据中。
是否联合北汉反大宋？如果反，有无必胜把握？东京汴梁的禁卫军与潞州边关将士孰为更强？如果不反，如何处理这封密信？……
诸如此类，他在各种利害关系中开始了比较和忖度。
我能够猜想他的犹豫不决，甚至好像看到了他如困兽般在藩府来回踱步的身影。很奇怪，我在读《宋史·周三臣列传》时，总是想起流行于欧洲几百年的一个熟典。这个熟典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所创造，史称“布里丹的驴子”。话说布里丹的驴子饥饿与口渴同样强烈，当驴子处于一池清水和一捆青草之间时，由于缺乏自由意志，无法做出选择，它不知道应该先去饮水还是先去吃草，于是在池水和青草之间往复选择不已，最后饥渴而死。李筠先生此际的境遇与这头布里丹的驴子，实在是有的一拼。
无数的政治性选择失误，往往源于人性的弱点。
李筠的弱点在政治词典面前暴露无遗。往日的辉煌以及天时地利人和都救不了他——他失败于他自己，失败于他的性格。
他做出了一个奇异的决定。
他将刘承钧送来的密信又秘密地送给了赵匡胤。
这个动作也像极了慕容彦超：当有反对郭威的人投奔他时，他将投奔者送给了郭威。
我已经无法理解李筠将军的动机，就像当初无法理解慕容彦超的动机，只好猜测：他也许是试图以此来向老赵表示臣服，以此拖延时间，厉兵秣马……
北汉也是一个朝廷，刘承钧无论多么羸弱，待李筠也是君臣关系。所以李筠如果与北汉联盟，即等于背宋投汉。但是他在与刘承钧的谈判中，太少折冲樽俎的智慧。刘承钧屈身来潞州与李筠谈判，李筠居然对着刘承钧大谈他深受周太祖郭威大恩所以不能臣宋的理由。估计他还会在接待刘承钧时再一次张挂郭威的肖像。他忘记了一个重要故实：周太祖郭威正是荡灭后汉的主角！刘承钧听了他这些话很不是滋味，史称刘承钧“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卢赞监筠军”。刘承钧沉默不语，开始对他有了怀疑，命北汉宣徽使卢赞做李筠的监军。
但李筠对卢赞也不服气，后来刘承钧又专门派出平章事卫融来为李筠与卢赞和稀泥。
李筠的这个失策导致了刘承钧对他的疑虑，削弱了与大宋对峙的力量。
老赵接到这个蜡丸之后，尽管心知李筠已蓄异谋，但还是亲自给他写了封信，说了很多安慰李筠的话头，史称“太祖手诏慰抚之”。
李筠有个儿子名守节，此人与乃父比较，多了一点洞察力。他看出李筠必反，也知道李筠不是老赵的对手，于是多次哭着劝谏李筠不要反，但李筠根本不听。不但不听，还派儿子到汴梁去，名义上是谢恩，实际上是打探虚实。
李守节战战兢兢地到了大宋京师，老赵听说他来了，就在崇元殿接见了他。老赵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太子，你这是为何而来啊？”
这话说得李守节魂飞魄散，“太子”？俺爹可不敢做皇上啊！李守节哆哆嗦嗦地一个劲挥泪自陈绝无反意。
老赵看着这个李筠派来的特殊“密探”，决计摊牌。他对李守节说：
“我已经听说你多次劝谏李筠不要反，但那老家伙不听。我现在要是杀了你没啥意思，还不如让你回去传个话。你去传我旨意，说我还没有做天子时，任你李筠自为之；我现在做了天子，你李筠臣周臣汉，难道就独独不能臣我吗？”
《宋史·周三臣列传》记录老赵的说法是：“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既为天子，独不能臣我耶？”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的说法则是：“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两说各有不同味道，慢慢参酌，可以复原历史现场的有趣。但无论怎样说，都是明摆着已经不信任李筠，与此前收到蜡丸“手诏慰抚之”显然不是一个态度。
我倾向于认为，老赵说这番话是对李筠的逼反！
李守节回去对李筠实话实话，果然导致李筠“谋愈甚，遂起兵”，谋划得就更多，最后终于起兵反叛。
他最后还是站到了北汉一边。他确实反了。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一事，说李筠造反之前的一个故实。
李筠反时，潞州有僧人素为善男信女所崇拜，李筠召见他，秘密地对他说：
“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傅大名来凑足粮草。吾为师傅作道场，募集钱粮各三十万，先寄存到我仓库中，等事情办完，我与你中分。”
僧人许诺。于是谋划了一个“道场”。在一个空旷之地，积起柴薪，僧人坐在上面，提前多少天告知州境，某日某时自焚。李筠在积薪之下洞穿一个地道，从地道走下，可以直达藩帅府中。俩人约定：到了那天，大火一起，僧人就进入地道，烟火之中，无人可辨。而后，就可以“走归府中”了。柴薪积好之后，李筠与夫人都到现场查看，并宣布“倾家财尽施之”。
远近四方只知道有自焚，不知道有地道，听说整个异事，纷纷“以钱粮馈之”，“四方辐辏，仓库不能容”。仅仅十天的工夫，六十万已经募集齐全。
到了日子，李筠见僧人已经坐到柴禾上，等待“坐化”，就令人在里面将地道口秘密塞住。僧人不知，大火起时，怎么也打不开地道口，一蓬大火中，无处逃遁，很快被烧死。
于是，六十万钱粮，尽为李筠所取。
他以为这些钱粮足可以支持军需所用，“遂反”。
老赵为何逼反李筠？原来老赵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加检校太尉、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要反！
“黑大王”李重进欲反
李重进、李筠都在后周朝立下战功。禅代之后，李重进比李筠还有危机感，因为他是郭威的外甥。他担心老赵不能容他。此外，他还长期与老赵同在禁军，多年感知老赵气场强大，史称“重进与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惮太祖”，他对老赵有点打怵。故大宋禅代之后，越发不安。
像对待李筠一样，老赵登基伊始，派官员给李重进发去了诏书，并将加官晋爵的命令颁发给他。因为李重进镇守扬州，老赵命韩令坤代李重进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但给他加了一个中书令。李重进也试探性地请求“入朝”。赵匡胤推心置腹，觉得此时与他见面似不合时宜，因为如果他要“入朝”就召他“入朝”，等于一下子就剥夺了他的藩镇大权，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当初石敬瑭试探性地要求“移镇”，后唐朝廷喜不自胜，立即同意他“移镇”，结果逼反了石敬瑭。老赵不想这样做。另外，也不知道李重进是否能够忠于新朝，因此，如何拒绝他来朝，需要道理上的一番斟酌，于是，他找当朝的翰林学士李昉，对他说：
“你草拟一个诏书，善为我辞以拒之。”你给我起草一份诏书，要想好词，婉转地拒绝李重进入朝。
于是李昉草诏云：
国君是为元首，大臣作为股肱，虽然在远方，还是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能达到永远规划；修朝觐之仪，何须简单定在此日。
史称“重进得诏，愈不自安”。这类加官和巧妙说辞并没有稳住李重进。他还是从字里行间嗅出了老赵的“雄猜”。他为此狐疑不已。他不能相信老赵会真的如此敬重他。于是，暗地里招集亡命，增高扬州城，疏浚护城河，史称“阴为叛背之计”，暗地里做背叛的计划。
老赵有感觉，又专门派出特使陈思诲带着给他的终身安全保证书——丹书铁券，前往抚慰，以安其心。
丹书铁券形制不一，但多为金属制作，或用朱砂写字或用刻铸嵌字。文字内容最初是褒奖功臣字样，后来演变为皇室恩许的种种特权，包括免罪免死。战国时即有这类东西，汉唐时也常见，直至明代也可见到。此物初为圆筒状，纵剖为二，皇室藏一份，受赐者藏一份；后来成为单一文件，只给受赐者，皇室不再收藏。这东西似乎介于勋章、盟约、凭证、保证书之间，或也可以是这些东西的杂糅，是对立有不世功勋人物的一种恩赏。
老赵给李重进丹书铁券，等于给他一个安全保障。史称重进见到“铁券”后，就有打点行囊，跟随陈思诲入朝的念头，但“为左右所惑”，一时犹豫起来，最后，在左右的架弄下，他终于反了，丹书铁券也没有打动他。
随后，李重进同时做了几件事。
他干脆将老赵的特使陈思诲拘禁起来，这就等于向中外宣布并坐实了反意。我猜想他如此行事，也有暗示自己痛下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
他继续治理扬州城的工事，修建城墙，完善防卫措施，整顿兵甲，很是轰轰烈烈。
他还向南唐中主李璟求援，期待与南唐联手，成掎角之势，以抗宋军。
李璟，这位哼过“小楼吹彻玉笙寒”的词人兼国君已经被北军吓破了胆。多年以来，他被周世宗打得屁滚尿流，甚至为避后周郭威的高祖父郭璟的名讳而改名李景。他还在国祚最危险的时候，向柴荣称臣，削去帝号，自称唐国主，连年号都使用后周的。
但在柴荣打他的时候，李重进乃是柴荣麾下大将，也是曾经打疼了李璟的人物。当初，柴荣派大将李谷征伐南唐，李璟派出上将刘彦贞等人抄袭李谷背后，李谷退屯正阳，李重进急趋正阳，支援李谷。刘彦贞等闻听李谷退军，以为周兵已怯，急追之。等到了正阳，未及整军小憩吃饭，李重进已经好整以暇，等在那里了。刘彦贞吓一跳，于是采守势，急忙布阵。随军带来的铁蒺藜从皮囊里倒出来，铺在阵前；拒马，一种前端削尖的圆木交叉固定的架子，也在铁蒺藜之后一字排列开来。这是军事上常备的障碍器材，但一般用于营地之前。现在刘彦贞将其匆匆布置在两军阵前，明摆着只想取守势，不想决战。这一招被李重进带出来的老兵油子们一眼看穿，史称“周兵见而知其怯”。唐兵又将刻成兽状的木头牌子列出来，以示警吓，周兵更是笑指不已。盖两军阵前决战，一凭实力，二凭士气，唐兵此举即可暴露出来一则实力不足，二则士气全失。故李重进立于阵前，发起冲锋令时，周兵持盾者先行，挡住唐兵的箭镞，后面工兵拥上，将铁蒺藜归堆收起，近阵的敢死之士掀翻拒马，留出通道，主力兵团就呼啸着冲了上来。唐兵还没有吃饭，饿了一天肚皮，遇到此等战事，先行夺气，很快溃散。史称此一役“一鼓败之”。
周兵追击几十里，刘彦贞阵亡，伏尸无算。
从此整个南唐人皆畏服李重进的沉着凶悍，称他为“黑大王”。
时移势迁，李重进以为南唐主应该畏服他往日威风，与他联合应该顺理成章。何况，此前，他在跟随周世宗柴荣征淮南时，李璟曾经许以高官厚禄，邀请他归附南唐。不料，这一次遭到李璟拒绝。
其实李重进没有弄明白，原来李璟更怕的不是他，而是赵匡胤。
赵匡胤代周就是又一个后周，何况这个老赵而今更是兵精将广，威名素著，在跟随周世宗平定淮南时，斩大将皇甫晖、都监何延锡，擒团练使姚凤、制置使耿谦，破清流关、滁州城，克紫金山、连珠寨，攻寿春、下六合、取涡口、降天长……这一系列战功，早已让南唐士庶记住了“赵匡胤”的大名。周世宗柴荣已经打得李璟割地称臣，对这位“顾视非常”的大宋皇帝，李璟更是心畏惮服。
南唐，两代人雄踞江淮，曾经有与后晋后汉后周王朝争夺天下之想。但与周世宗较量后，尽失淮南十四州，从此以后，雄心尽消，国势日蹙，只想苟延残喘，不思进取中原。现在又遇上个曾经打痛南唐的昔日殿前都点检、今日新科宋皇帝，李璟如何不怕？
李璟没有犹豫，将李重进拟联合南唐共抗大宋的消息立刻转给了老赵。
李重进还同时开始联络李筠。
他的谋略是：李筠南下，他北上，夹击老赵。如此，新生的大宋帝国就有可能夭折。至于夹击以后，谁来做中原之主嘛，再说。与李筠一样，李重进也是一个将才帅才，但他们都不是帝王之才。他们缺少一种至为重要的东西：天下意识。这个不提，且说李重进派出联络李筠的密使名叫翟守珣，他需要跨过一千八百里路，从扬州到潞州。这中间的各种城门、关隘、卡子口多不胜数，有一个失误就会前功尽弃。但翟守珣压根就没有打算赴潞州，他秘密地走进了东京汴梁。
史称翟守珣“素识太祖”，也即俩人原来是老相识！这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五代十国战乱太久，人心思治，翟守珣也是一个有大见识的人物，他实在是厌恶了无休止的征战。他知道如果李重进阴结李筠成功，那将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野战，天下再无宁日。于是，他带着一种悲壮的使命感，奔赴京师，偷偷地先去见另一个老相识枢密承旨，枢密院的秘书李处耘，要求秘密觐见太祖。
老赵闻听昔日老友翟守珣自扬州来见，应该有重要时刻来临的感觉，仿佛演义中的曹操见许攸。
他很快接见了翟守珣。
于是，李重进的“反状”已明。
老赵问他：“我已赐他丹书铁券，他还不能信我吗？”
翟守珣说：“重进终无归顺之志。”
明白人岂用多言！老赵厚赐翟守珣，并许以爵位，但给他一个任务：回扬州，设法劝说李重进“缓其谋”，也即要李重进暂缓反宋，不要让南北二李同时行动，以分我大宋兵势。
这个任务的意思很清楚：老赵需要时间，也需要集中优势兵力，逐个解决。老赵不想南北两线作战，那样将胜负难料……
李筠的“反状”明了时，老赵没有多大震动；李重进“反状”明了时，老赵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就在翟守珣走后，李筠的儿子李守节走进了崇元殿。
所以，老赵决计逼反李筠、解决李筠，而后移师南下。
老赵自有政治家的责任。他不是那种只有妇人之仁贻天下笑的俗人。不能养痈为患！——我猜老赵决计北征李筠、南讨李重进时，心下应有如此一念。
翟守珣回到扬州后，告知李重进，潞州李筠不可靠，未可联手南北夹击新朝。翟守珣又劝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史称“重进甚信之”。估计此际李璟不拟与扬州合兵抗宋的意见也给了李重进很大打击。如果李筠不能北边牵制大宋，李璟不能南边给予支撑，扬州就成了孤岛。这是李重进不得不长考的战略。长考中，赵匡胤赢得了时间。
李筠起兵“直取大梁”
李筠起兵的标志性事件是：“令幕府为檄书，辞多不逊”。这有点像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所谓“辞多不逊”，不难想象幕府草拟的檄文说些什么内容，无非是说老赵如何犯上作乱，阴谋推翻合法王朝后周，如何对不住先帝，如何欺凌恭帝、太后，如何鼓动军事拥戴，等等。后世批评老赵的那些字样，估计在这个檄文里都可约略看到。
这类东西张贴出去以后，李筠已经没有退路。
昭义军反状传到东京，枢密吴廷祚对老赵说：“潞州岩险，贼若固守，一年半年的都很难攻破。但李筠平素骄傲，勇而无谋，宜速引兵击之。他必恃勇出斗。只要他离开巢穴潞州，就能捉住他！”
老赵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开始安排将帅北征。
前已说过，李筠总是在犯致命错误，应对大宋使者失策、应对北汉刘承钧失策，在决计造反之后，又犯了军事战略上的错误。
潞州幕府有一位谋士，此人名叫闾丘仲卿。
他向李筠献策道：“公以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然依仗河东（北汉）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东京汴梁）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州），塞虎牢（今河南荥阳），据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
闾丘仲卿的思考是：李筠藩部下太行，沿西麓南行，过黄河，占据洛阳，而后与东面的京师对峙，待机而取天下。这个意见就是将一场被动的据守变为主动的进攻，逐鹿于中原，而非僻居太行一偏，等待来袭。而且占据洛阳后，会获得更大主动：进可攻开封，退可守太行。
撇开政治大义、天下情怀不谈（这方面，高人闾丘也是矮子），就战略主动言，此议有价值，至少比据守潞州灵活得多。而且一旦南下占据洛阳，潞州大军在河南诸州纵横，继续在中原与老赵争锋中，就有希望卷动起其他更多未知力量的参与——中原又重新处于“逐鹿”之中，有野心的人物就会有动作。
但李筠不纳。他竟然准备直捣东京汴梁。他还说：“我是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现在那拨禁卫军首领都是我的老相识。如果他们跟着赵匡胤到我的地盘，知道我亲自来与赵某争锋，必倒戈归我。何况，我有儋珪枪、拨汗马，何忧天下哉？”儋珪，李筠爱将，善用枪；拨汗，李筠骏马，极骏健。李筠一向倚为骄傲资本，所以有此自夸。
李筠这个思路，与当年李守贞、慕容彦超一个样：以为部卒虽然在敌方，但因为有过去的老部下，只要打起来，一声招呼，敌方部卒们就会倒戈。这个思路在任何时候看，都是一种军事幼稚，也是一种政治幼稚，更是一种不谙人情世故的江湖幼稚。他不懂人性的复杂，更不懂“乌合之众”的价值观。带着这种侥幸心理，天下无不败之理。
朝廷曾为他委派监军，就像后世的军队政委，名叫周光逊。李筠将他捆绑起来，派遣刘继冲赴北汉大本营晋阳，以此作为归附北汉的投名状，请北汉主刘承钧举军南下，自己为前导，南下袭击汴梁。
刘承钧想与契丹谋划，请草原兵来壮声势。刘继冲告诉刘承钧，说李筠的意见是：绝不用契丹兵！刘承钧想想也好，即日大阅，自带大军数千人，出团柏谷，群臣为之饯行于汾水之畔。
北汉左仆射赵华说：“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内而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刘承钧瞪着眼珠子对赵华说：“朕志已决，你怎么能知道他必无成呢？嘁！你有长策，说说，应该怎么办？嗯？”
赵华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刘承钧已经拂衣上马。
李筠又派出大将杀掉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张福，派兵据守其城。
泽州位于晋东南，太行山南端，为三晋通往中原之要冲，史称“河东屏翰，冀南雄镇”。李筠取此城，构想不错。再往南，过黄河，就离洛阳不远了。但他似乎没有继续南下的准备，或者也许在长考闾丘仲卿的意见。李筠的行动出现了混乱，无法猜度他的战略意图——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意图”……
刘承钧亲自率兵，至太平驿（今山西襄垣县），来见李筠。
李筠初以臣礼迎谒。但他忽然发现刘承钧的兵卫又少又弱，不禁心生悔意。但事已至此，又不好令其北退，只好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