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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纲 当前章节:15401 字 更新时间:2026-6-8 15:57

“收兵权”过程,也有反复。

在后来的日子里,老赵思量中央禁卫军还是需要一个懂得文韬武略的人物来带领,于是想到了老将符彦卿。

符彦卿是后周老臣,战功赫赫的人物,多次击败契丹北辽,北人对他甚为畏服。《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累朝袭宠,有谋善战,声振殊俗,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历朝承袭帝王宠爱,有谋略善于打仗,名声各界皆知,懂得进退之道,应该算是名将中的贤者吧!此人还有三个女儿,都做了皇后。第一个女儿嫁给周世宗柴荣,立为皇后。不久病死,被谥为宣懿符皇后。第二个女儿又嫁给柴荣,柴荣逝世后,她辅佐周恭帝,临朝听政,人称符太后。宋周禅代后,符太后还西宫,人称周太后。柴宗训死后,她出家修道,号玉清仙师,死后被谥为宣慈皇后。第三个女儿在后周时就嫁给了赵匡义(也即赵光义),于开宝八年病逝。赵匡义后来做了宋太宗,追册她为懿德皇后。老赵对这个两朝勋戚,一直礼遇有加。到了大宋开国之初,符彦卿更成为诸位藩帅中的带头大哥人物。

符彦卿这时正做着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来朝,老赵在广政殿接待他,赏赐甚厚。这时节,老赵忽然动念,要拜符彦卿为禁军统领。

已经出任枢密使的赵普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以兵柄。屡次劝谏,太祖不听,下达了任命书。但当时的制度规定是,皇上有委任武官命令,须经枢密院签署。赵普时在枢密院,拿到了这份任命书,放在怀里来见太祖。

赵普出示这份任命书,告诉老赵,不可任命符彦卿为禁军统领。老赵没有犹豫就否定了他。

第二天,赵普又来求见。老赵迎着他说:“是不是为符彦卿的事啊?”

赵普说:“不是,是别的事。”因此就奏对了一个别的什么事。等到这个“别的事”奏完了,赵普又拿出这份任命书给皇上。

老赵说;“你小子,果然是为符彦卿事来!这份诏书怎么在你手里?嗯?”

赵普说:“臣认为这件事处理得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又留下了,没有发出去。臣只希望陛下深思利害关系,千万不要到时候后悔!”

老赵说:“你干吗非要跟符彦卿过不去!你这是为啥啊!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

赵普再一次点化了赵匡胤:“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在陈桥兵变中,你老赵那时也没有想过要“负”周世宗啊?结果呢,还不是被“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叛乱士卒“黄袍加身”,不得不反吗?最后还不是“负”了周世宗,欺侮了人家周世宗留下的孤儿寡母?

史称“上默然,事遂中止”,太祖赵匡胤沉默了,委任符彦卿为禁军统帅的事也同时搁下了。

藩镇大帅典中央禁军,危险甚重。前鉴不远,老赵懂。

顺便说,细考这类故实的内在逻辑,就会清楚: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那种动辄说老赵与亲信等人长久铺垫,预谋夺取后周天下的说法,大多属于民间想象,不足信。

“收兵权”各有玄机

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中,赵匡胤继续推行“侵削藩镇”的战略。

他在罢免了一批中央禁军军事首领之后,接下来,又罢免了一批藩镇首领。

有一天,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等藩镇将军们来朝,老赵在后苑宴请他们。酒酣(又是酒酣),老赵从容地对这几位将军说:“卿等都是国家的元老,但是长久在外掌兵,事情那么多、那么繁忙,这不是朕所以优待贤良的意思啊!”

王彦超已经听说了石守信等人被罢免中央禁军军权的事,他有预感,现在轮到罢免藩镇兵权了,于是很聪明地前奏道:“臣本无什么勋劳,一直以来冒领荣宠。今已衰朽,如能退休,让这把骸骨回归丘园,这是臣的愿望啊!”

但是另一些藩镇大员不太明白,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人,开始纷纷自我表白过去攻城略地的资历,以及南征北战的艰苦。

太祖略听他们说过,也不客气,淡然道:“此都不过是上一代的事了,何足论也!”

很快,下诏,以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武行德为太子太傅、王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的中央典兵之权,而给他们各人做了一次调防,但没有“侵削”他们的藩镇之权;这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地方之权,而给他们各人一个调动,到朝廷里来做官——所有的官职都是闲职。

同样是“收兵权”,石守信等人是罢京官改为地方藩镇;郭从义等人是罢地方藩镇改为京官。研究“收兵权”的过程,这一层关节较少为人注意。事实上,这是一个巧妙而又合理的安排。

对石守信等人而言,从京官到地方,是消除了他们总揽天下兵权“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郭威第二、赵匡胤第二;对郭从义等人而言,从地方到京官,是消除了他们坐大州牧“藩镇割据”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杨光远第二、李守贞第二。

所以,这两次“收兵权”各有玄机。

郭从义,先世也是沙陀部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郭从义还是五代时的抗辽将军,曾跟从符彦卿在忻口大破契丹,如俗话所说:大长了中原人民志气。后汉时曾剿灭吃人魔头赵思绾,如俗话所说:为西北人民除了一害。但他也有一个恶事,令人难以原谅。赵思绾据守长安叛乱时,有一个巡检使乔守温逃跑,他所宠爱的姬妾被赵思绾占有。郭从义灭赵思绾后,又将这些姬妾据为己有。不久乔守温回来,向郭从义讨要原来属于自己的爱妾。郭从义没理由拒绝,但心里又恨又痒,于是追究他逃跑的罪过,密告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郭威,将他杀掉。这类行径太恶劣,要在我的书里给他记上一笔。

此人还善于打马球,进入大宋后,老赵就让他表演一次,显显身手。他很兴奋,换了衣服,跨一头驴,在庭院中驰骤,史称“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来回转悠击打马球,显示了球技多方面的妙处。完事后,太祖赐坐,对他说:“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爱卿的球技确实很精妙啦,但这可不是将相应该干的活儿。史称郭从义大惭。

又有记录说,此人还善于书法,尤其善于写“飞白”字体,写出来的字,笔迹带着或长或短的枯丝,其势,就像要飞举,得到了当时人的好评。

应该说这是一个多才多艺但又心狠手辣的藩帅。这样的人物,在五代十国得到“拥戴”,能够做出什么事,是可以想见的风景。

南宋著名的易学大家胡一桂对老赵杯酒而释兵权一事评价道:

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来,生民涂炭,知所以处藩镇收兵权之道。既以从容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苑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卫、藩镇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宋史纪事本末》引)

不仅如此。中央禁卫罢为藩镇,藩镇罢为中央官职,这之中还有奥妙。

藩镇不能没有,朝官也不能没有,要紧的是如何控制武夫的兵权,不使他们有那种被“阴谋推戴”的可能性。藩镇一旦被拥戴,往往就是一场厮杀,天下就要回归于乱世,这是赵匡胤不愿意看到的。

武臣们“尽读书”

有一天,老赵对左右侍臣说:“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

我想要让武臣们都来读书,使他们都能懂得文治之道。

史称“左右不知所对”,太祖左右的臣僚不知应该怎样回答。

“左右”皆从五代十国乱世而来,人人熟知一句名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虽然出自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之口,但也是五代各藩帅们的普遍认识。从中唐以来,谁“兵强马壮”谁就有机会出任皇上,唐肃宗李亨如是,后梁太祖朱温如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如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如是,后汉高祖刘知远如是,后周太祖郭威如是,而现今的宋太祖赵匡胤事实上也是。这类武力上位的规律性存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怀疑。

只有打天下,哪里有什么治天下?

读书,而知“为治之道”,对于习惯于“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藩帅和文臣而言,不啻如天方夜谭。老赵要武臣们“尽读书”,要让他们知道天下的“为治之道”,这类经验对“左右”而言,太陌生太遥远啦!

于是,老赵感到了孤独。

他知道他所追慕的昔日盛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大汉盛唐,那种郁郁文采的郅治之世,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还不被更多人所理解。

这不是个小事情。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史臣李沆的话论太祖此论:

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

过去汉光武帝中兴,不去督责功臣们做政制之事,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多次带领公卿将军们讨论儒家经义,一直到夜晚才罢。这是因为创业而至天下太平,自有程序。现在宋太祖要让武官们读书,可以看出是有意于天下太平了。但近臣们不能引此来思考回应,知道道理的人认为这帮近臣太差劲啦!

盖文明立国,一般不讨论功利问题,因为功利问题无须讨论,士庶已经懂得如何去做;官方也来论功利,则天下皆成功利世界,如此,则距离淳穆祥和之郅治越来越远。宋人曾论即使为天下敛财,也是“教猱升木”——教猴子爬树,无此必要。盖猴子本来就会爬树,不必特别教导。老赵要演绎一个“王道”天下,必先结束五代的“霸道”世界。

就中唐迄于五代十国之权力分配言,可以约略看到,百年间的州郡大员,几乎就是世袭小皇帝。各位藩帅临终前总要把藩帅的位子交给儿子或嫡系,然后再“上报”朝廷,由朝廷“任命”。这种尾大不掉的行政格局,让霸道天下一直处于板荡中,民生凋敝、战乱频仍。

宋人笔记《国老谈苑》记载:

太祖尝语赵普曰:“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何术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则无虞。”因从之。

老赵问赵普,唐以来祸源在“诸侯难制”,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格局吗?赵普回答说:地方各州郡,不可世袭,要由派出的京官“权知”,而且每三年就要替换,不可“权知”过久。如此,则地方势力自然消减,可以免除战乱祸源。老赵接纳了这个意见。

这是赵普为大宋帝国贡献的又一个智慧含金量极高的战略性意见。

“权知”,是理解大宋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

简言之,“权”,是临时的意思,“知”,是执掌的意思;“权知”,就是临时执掌。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史,涉及职官升迁内调外放之类,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无论地方抑或朝堂,所有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不是地方自行推举。权知制度,是解决藩镇独立的制度性规划,在中国职官史上是一个创造。虽然自秦汉以来施行郡县制,已经开始由中央任命官员,但在经由百年乱世后,大宋帝国再建此一职官制度(西蜀孟昶比老赵要早若干年施行权知制度,但影响不及大宋),有了很大程度的创造性。权知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文官治理模式,一次性革除了“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武夫治理模式。

郡县治,天下治。老赵以武夫出身却一力推行文官制度,为中原王朝奠定了一种地方管理的千年文明。

建隆元年七月,北征李筠之后,老赵即任命京官宣徽南院使昝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这是大宋第一次由京官出任地方,也是第一次任命文官。以此为标志,文官管理大宋的序幕逐渐拉开。

要知道,五代时,藩镇强悍,朝廷几乎无法左右州郡,每当确实需要“移镇受代”,也即以州郡为单位的防务调动,都要先派出近臣到地方好言相劝,同时还要发兵备之。即使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调动,还是有藩帅们不愿意奉诏。纳入到这种历史惯性中来考察“权知”制度之建构,就知道此中圣贤立意的艰难和创造性。权知,确是中国军政史上的大事。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昝居润,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文官材料。此人善于做文章,又懂财会,为人明白事理而且聪明,有操守,史称“笃于行义”,乐意真诚地做仁义之事。而且乐于推荐人才。虽然历仕四朝,但从未有不良记录。大宋帝国的“权知”制度从他开始,可谓“得人”。

赵匡胤时代初期,天下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现在,用赵普谋,使昝居润一类的京官、文官出任地方,等于向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

以后,由朝廷派出官员到地方执掌州县,成为常例。

乾德五年,过去郭崇的部下辛仲甫,入朝拜为右补阙,出知光州(今属河南)。

补阙,是一个七品上的谏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也兼负着举荐人才的任务。像左右拾遗一样,补阙也分左右,但比拾遗略高一级。辛仲甫由朝官去“知”县城,品秩不变。在光州期间,赶上一次涝灾,有一条大河决堤,水漫州城,辛仲甫就集中了舟船数百艘,展开救援,当时州府的军用物资和百姓储备,都用这些船运载到高地,得到保存。一州人赖此而度过了荒年。

他还发现此地有水无树,人们行走在官道上、田野间,夏天都没有个凉快地方,于是就发动地方种树,很快,一些柳树就成长起来,州人很感谢他的德政,称这些柳树为“补阙柳”。

后来他移镇彭州(今属四川成都),成功地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暴乱。当时有贼寇准备趁节日官民宴集期间作乱,当时已经是春天,辛仲甫看到城濠两岸的冬草甚高,觉得这个地方适合贼人隐蔽,就令人将濠草一烧而光。贼寇见这情况,以为阴谋泄露,就有人来主动自首,辛仲甫顺藤摸瓜,抓了首乱者百人正法。一场可能的暴乱平息了。

四川孟昶的后蜀平定后,需要有人治理西川。那地方需要有武官镇守,但老赵还是想找一个文官,但最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就问赵普有没有这样的人。赵普推荐了辛仲甫。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都虞候,马军、步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大多由藩镇安排自己的衙门将校担任,太祖知道这是个弊端,因为办公室都是他自己的人员,秉公处理军政事务的可能性太小,容易让藩帅在其间“上下其手”,于是,加进了一个官职司寇参军,进入马步军院,这个人选,往往以科举考试中的“九经及第”的进士充任。宋初著名文人柳开,就是第一个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出任司寇参军的文职官员。后来司寇参军又改名为司理参军。大宋流传着很多“马步院”的故实,其实应该叫“司理院”。

几年时间里,老赵完成了国家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转型,成功地实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对此,老赵也很得意,他像个孩子似的对赵普说:“五代藩镇太残虐,老百姓受害不小。朕今天就用儒臣干过去藩镇们干的事!要派下一百多人去治理大藩!就算这一百多文人个个都贪、都脏,也赶不上武夫的十分之一呢!”

老赵对州郡地方,一方面派出知县,“渐削其权”,一方面则根据具体情况,如藩帅病逝、藩帅迁徙、藩帅升迁、藩帅遥领他职,慢慢使原来的武夫藩帅也退出州郡管理,而代之以文官。十几年间,终于造就了大宋帝国了不起的文官制度。在这个文官制度下,道州郡县,三百年间,先后出现了无数圣贤人物,为大宋赢来前所未有的圣贤气象。后来坊间流传、小说讲述、戏剧演出的很多“知县”“县令”“太守”故实,大多出自于大宋,源头在此。

这是圣贤制定制度,制度反过来造就圣贤的良性运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逐步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的方式是,强化县一级的权力,虚化州一级的权力。按照赵普的意见,太祖在颁给中书门下的诏书中有一道命令,大意说:

以后各县都要置县尉一员,其地位在县秘书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以后凡是遇有盗贼斗讼之类地方事件,各州刺史要将这类事件转给县令及县尉处理。州郡不得越俎代庖,不得代替各县处理案件。

为了加强各县武装力量,还允许根据各县规模,各置不同数额的弓手。

此外,还有一项制度规定:各节镇辖下支郡,皆直隶京师,这些支郡“得自奏事,不属诸藩”,可以自行向朝廷奏事,不再属于诸藩。这就等于将各州郡的二级管辖地权力收归朝廷,诸藩,由原来的“省部级”成为与“地市级”并行的行政单位。这样,五代以来的由节度使擅自处理县级事务的藩镇权力得到控制。从此以后,公事又回到县一级管理,而藩镇诸将所能主管的,不过是所在城内公事而已,其权力都达不到乡村——乡村一级皆由“权知”的县令管辖。史称“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

“侵削藩镇”之妙

但老赵“侵削藩镇”之妙,还不止于此。

更出色的是,诸州一级的权力,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制衡。

老赵的方法是,为各州太守或藩帅设副官通判。

通判管理州郡地方事务,“凡诸民之政皆统治之”,而且,可以直接与朝廷对话,不必请示州郡长官。史称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官均礼”。这样的通判,大的州郡甚至可以有两个名额。通判,相当于军队中的监军,是由朝廷直接派出的监察性质的官员。这类官员由于名义上不是二把手,又不是长吏的属官,等于单线与朝廷联系,所以到了后来比当地太守长吏还威风。有一个杭州人,特爱吃螃蟹,在朝廷做官,他想补一个外郡,人问他,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他回答:“别管是哪儿,只要那个地方有螃蟹,无通判,就行!”这话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挖苦通判的口实。乾德四年,甚至还发生了通判与长吏纷争的事。通判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我是监州啊,是朝廷让我到地方来看着你的!于是太守长吏的举动不得自专,多为通判所制衡。藩镇的权力是得到制衡了,但内部斗争,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和无谓的消耗。显然很过分。老赵知道这个弊端后,特意下诏贬损通判一点权力,诏曰:“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联署文移,方许行下。”

意思是说,各州的通判不得仗恃朝廷给的权力而行私怨。以后有事行文,要和长吏一起联署签名,这样的文书才算有效。这样“联署”,等于通判与太守达到了权力平衡,基本解决了地方权力问题。

从此,通判与州官联署,成为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权力制衡做到这个份上,古今罕见。

在财务方向上,遏制藩镇的管理方式是:特设诸路转运使。

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各藩镇屯重兵,地方租税所入,都被留下自用,交给中央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过带有象征性而已。五代藩镇时期,有各种“场务”,这是属于盐铁酒等特殊消费品的专卖管理机构。一般以生产、专卖盐铁的机构为场,税务税收机构为务。这类场务,基本都被地方藩镇垄断。而且没有个准谱,各藩镇一般都会派自己的亲信管理场务,随意规定缴奉数额。这类无法测度的盘剥聚敛,是地方士庶最大痛苦之一。赵匡胤从地方过来,深知此类事弊端所在。他于是与赵普共同设计了“转运使”。

转运使一职唐代就有,但直到宋初,才固定下来为地方财务总管,负责征收财税,管理地方财政。凡一路之财,转运使掌之。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都没有权力干预。史称“于是财利尽归上矣”。不仅如此,宋初的转运使,还负责有“监察”任务,权力甚重。而转运使直接隶属中央,其负责监察的并非一州一郡,而是一路。路,在宋代是一个行政机构,天下只有十几路,最多时达二十六路。宋代施行的是路、府(州、郡)、县三级制。各路转运使的一把手称为“都转运使”,这是临时性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

从大宋整体组织架构观察,施行的是“五权分立”制度:

皇帝掌全国军政决定权;

中书省掌行政权;

枢密院掌军事权;

三司掌财政权;

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权。

皇帝以外,其他四权分别向皇帝负责,而皇帝下达命令,属于行政方向的,则由中书省签署,不同意,可以驳回;属于军事方向的,则由枢密院签署,不同意,也可以驳回;三司也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性意见;而御史台则监察百官,谏院则盯着皇上,百官有错,御史台弹劾不已,皇帝有错,谏院必须谏诤,不诤则属于失职,为天下笑。

官员的任期也渐渐有了规定,几年,就要轮换。军队,枢密院虽然有权谋划战事,但无权调度军队。而文官和将军外派称之为“差遣”,这是实权所在;平时虽有官位,但无职权。这就是“职务”和“职位”的分离。这种结构,各自的权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内部“叛乱”的风景,却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体来看,利大于弊。但积弊所在,也渐渐演成痼疾,这是后话。

《宋史纪事本末》引用了宋人吕中的一段话,来说大宋帝国的偃武修文,说得非常准确,吕中说: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所以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为藩镇专断霸占其地;天下之所以战争不息,是因为藩镇专断统领兵将;士庶之所以苦于赋役劳重,是因为藩镇专断享有税收;士庶之所以苦于刑罚严峻,是因为藩镇专断主导杀戮;朝廷命令之所以没有办法行之于天下,是因为藩镇专断安排世袭。太祖赵匡胤与赵普为了长治久安,经过长久考虑,知道天下的弊端在此,于是以文臣执掌州府,以朝官执掌郡县,又以京官监临地方财政,为之安排转运使、通判,都是为了渐渐地侵削藩镇军政财权。从此,朝廷以一纸命令下到郡县,就像身子使唤胳膊、胳膊使唤手指那么自由,没有什么难处,而天下大势,从此分久而合了。

元佚名《宋史全文》也引吕中的话评价太祖“侵削藩镇”事,说:

以酷吏主财,则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则用法必严,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财、士人典狱也,知所以培国脉而重民命欤!

用酷吏执掌财政,那么榨取士庶一定很严厉;用武夫执政刑罚,那么适用法条一定惨烈;这就是太祖为什么要任命儒臣来主管财政、任命士人来执掌刑狱——太祖真是很懂得“培国脉而重民命”啊!

“培国脉而重民命”,培植国家的命脉而重视庶民的生命,这是圣贤人物永恒的军政目标,也是大宋帝国太祖赵匡胤终生的天下目标。他一生的军政诉求在此、用意在此。

但需要重复的是,老赵对边防将军的“久任”之道。

宋初边防任务极重,老赵一方面将各个藩镇的财政收归朝廷管理,一方面又给予边关将帅较大自主权,表现了政治家出色的灵活性。

首先,他量才起用,边关守将各得其人,令其才有所用。

其次,他对守将在京眷属抚之甚厚,令其个个心存感激,无后顾之忧。边将每次来朝,太祖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颁赏之丰厚异于常人。

再次,凡军中事,政策放宽,许从便宜。

最后,在财务政策上,也尽量向边关倾斜,边镇方面的盐铁酒这类专卖,虽然由转运使管理,但所获之利润,朝廷不回收,一律赠予边将。边关贸易之类,免所过征税,所得利润也赠予边将,鼓励守帅将这笔收入用于边防,令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

这方面,赵匡胤是有自觉意识的。边关税收归边关,朝廷收入就会减少,但他宁肯俭约度日,也不肯废掉这一政策。他曾经对近臣说:

“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边关镇守如能懂我的意思,我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赠他们公钱及所属州郡的税利。以此要他们招募骁勇,以为爪牙。这是需要银子的。钱财丰盈,必能做成这一件大事!如此,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这样一来,边臣大都富于财货,得以重金养募死士,使之为间谍。于是洞悉藩情。每当边敌入寇,必能先知其来,可以预为防备,设伏掩击,往往能够获胜。史称“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如此,大宋得以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尽力于东南。为日后取荆、湖、川、广、吴、楚之地,预先做好了政治军事和财政准备。

肆 荆南·武平·后蜀

大宋国祚初定,有地方政权荆南、武平、后蜀苟延残喘、祸害一方。荆南高保勖恣意荒淫,武平张文表谋逆作乱,后蜀孟昶弃善背德置民于倒悬。为解决这些问题,老赵一度御驾亲征,宋师行处,还各方百姓以安宁。

高保勖的荒淫之举

大宋之南,约略在今湖北、湖南二地有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荆南”,一个是“武平”。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属于“五代十国”中“十国”之一。所辖三州均在今湖北秭归、宜昌一带,国土狭小,实力孱弱。其国,北、南、西、东分别为后周、南楚、前蜀后蜀、南唐诸国环绕。

“武平”,又称“武平军”或“周行逢政权”,历史上不属于“五代十国”,它是“十国”之一“南楚”的后身。“南楚”的创立者是一个叫马殷的藩镇军阀,被后梁封为楚王,都潭州(今长沙)。末年被南唐攻灭。但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南唐军,继续据南楚原地成一独立王国。再后来,刘言被部下杀死,周行逢执政,故又称“周行逢政权”。治所在朗州(今湖南常德),所在地史称“武平军”。“武平军”一般被列入割据政权,不仅不算“正朔”,连“闰出”也不算,就是个临时的节度使独立王国。“武平”所辖地,基本在今湖湘一带。

“荆南”与“武平”,史上合称“荆湖”。

五代十国之外,像武平军这样的割据政权先后有十几个。

赵匡胤立国后,即有混一寰宇之志。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潞州、平扬州之后,扫平“荆湖”的机缘终于来了。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病逝。像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权力再分配一样,高保融临终将荆南政事交给弟弟高保勖,并草成文书向大宋请命,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高保勖为新任荆南节度使。老赵本来已经开始施行文官治理地方的政策,但是此际,出于“羁縻”策略,还是答应了高保融的保奏。史称“以荆南行军司马、宁江节度使高保勖为荆南节度使”。几个月以后,这位节度使又暴病而死,他哥哥、高保融的儿子高继冲执掌荆南政事。

高保勖虽然在位只有二年多,却出奇地荒淫,把荆南搞得乌烟瘴气。

此人估计患有精神分裂症或颞叶癫痫,是一位性倒错患者,史称“性淫恣”。他经常从市上召来娼妓,选健壮士卒,在府署做性交表演,他则与姬妾们在帷帘后面共观笑谑。在宫廷里公开杂交宣淫,史上记录除了南朝就是五代。南朝有宋废帝刘子业,五代有南汉两位土皇上和这位荆南节度使高保勖。食色固然是人之天性,但不加节制即背离天道;君王公侯,有此“淫恣”,尤为大恶之一。因为身居君位,特别容易“引领时代潮流”。高保勖这么折腾,上行下效,举国效法衣冠禽兽,于是成“亡天下”之势。此人又好营造台榭,极尽土木工巧,弄得荆南军民人人都有怨言。高保勖的记室孙光宪劝谏他说:“宋有天下,四方诸侯都已经心服口服;你看人家下来的诏书,都符合仁义之道,这是汤、武一般的君主啊!公应该克勤克俭,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纵佚乐,这可不是福音啊!”高保勖不听。他的短寿死去仿佛遭遇天谴。

张文表之死的启示

再说武平军。

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死,由他的儿子周保权权领“留务”,也就是还没有正式拜这个节度使,“权领”,就是“暂时代领”的意思。这时的周保权只有十一岁。周行逢病重时,曾召集将校,将儿子拜托给诸位。根据乱世经验,这位周行逢已经意识到他死后的格局不妙。

他说:“诸位,我武平军部内那些凶狠的将帅,被我杀得差不多了,但现在还有一个张文表。我要是死了,张文表必定造乱!请诸君善佐吾儿,不要丢失咱们的地盘。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率领全族人,归顺大宋朝廷,不要陷入张文表的虎口。”

据说周行逢崇信佛教,曾经广度僧尼,吃斋礼忏不辍。每见到僧人,无论老少,都俯身下拜,屈身服侍僧人。还对左右说:“我杀人太多啦,不借助佛力,何以解其冤乎!”

周行逢是出生于平常农家的孩子,在南楚时代从军,与张文表等十人结为兄弟。周行逢积累军功成为军校。后周时,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不久,周行逢用种种杀伐手段控制了整个湖南。

周行逢治湖南期间,也颇有政绩。他曾废除马楚政权中很多繁苛的法令,对官吏管理很严,发现违法乱纪,严惩不贷。益阳有一位土皇上名何景山,强占民妇,为人所告。周行逢亲自审问。何景山居然说,之所以占有民妇,是“存恤孤寡”,同情寡妇孤儿,包养他们娘几个。周行逢大怒。说这种败类,只配去辅佐龙王。于是将何景山投入江水。他任用官吏,史称“皆取廉介之士”。女婿向他要官,他说:“你哪里有做官的才能!”于是送他一堆农具,叫他回家去种田。周行逢自己生活也很俭朴。他还禁止淫祀,不准胡乱祭祀不相干乱神,关心民生,安抚境内其他土著,挑选土著中的干练者出任地方官吏。史称周行逢时“奄有湖湘,兵强谷阜”,占有整个湖南湖北,兵马强壮粮草丰裕。

周行逢有点先见之明。他死后,周保权嗣位,果然惹恼了张文表。

张文表对部下说:“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

这位张文表,是被周行逢表奏为衡州刺史的,二人又是当初的拜把子兄弟,但其实是互相都有点心忌。按张文表心事,周行逢死后,应该由他来做武平军节度使,现在要他来听一个十一岁小孩子节制,实在心有未甘。

他在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也就来了。

但机会来了,他的末日也就来了。

这时的武平军境内的永州戍卒需要轮替,周保权就派出了军校赴永州,路过衡阳张文表辖地,张文表驱散这些戍卒,假令全军“缟素”,为周行逢穿丧服,说是到朗州奔丧,但先来奔袭潭州。当时的潭州留守是行军司马廖简,此人也是一个牛人,史称“素轻文表,不为之备”。他瞧不上张文表,所以,平常根本不为防备。这一次张文表来袭,他正在宴饮。外报张文表大兵到了,廖简还是不以为意,对四座说:“这张文表,一个黄口小儿而已。他来了,就捆了他,何足患也?”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张文表也不废话,率众直接进入府中,廖简已经吃醉,众人大多跑散,匆促中,他还要张弓搭箭,但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于是摆出傲慢的姿势,“箕踞”以坐,按着俩膝盖怒叱张文表。张文表更不答话,将廖简一座十余人全部砍杀。

张文表的如意算盘是:据守潭州,与衡州为掎角,接下来攻取朗州,而后据有湖湘全境,自为武平军节度。

周保权在朗州闻讯,心急如焚,急忙遣武平军大将杨师璠率全部守备武装抵御张文表,另外又派人上表大宋求援。

周保权哭着对杨师璠的讨逆军说:“先君可谓知人矣。现在坟土还没有干,张文表就构逆背叛!军府安危,在此一举,诸公勉之!”

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孩子,能说出如此一番话来,也确实感动了讨逆军。杨师璠本来就与周行逢有旧,听到小保权一番话,也不禁落泪。他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你们见过这样的郎君吗?还没有成年,却如此贤明!”史称“众皆感愤”“军士奋然,皆思自效”,众人都受到感动,被激奋起来,都想要忠诚地为周保权效劳。

赵匡胤得到周保权上表,派大军来援之前,先派了使节赵璲招降张文表。

张文表向赵璲申述:“我来朗州奔丧,被廖简鄙视,杀他实在是因私而斗,绝无反叛朝廷的意思。”

赵璲的任务不是奉诏灭谁(灭谁的任务由后面的大军来做),只是奉诏招降张文表,他认为张文表既然归顺,就没有必要再动干戈,于是准备进入潭州。

但杨师璠部已经与张文表开始交战,初时,杨部前锋失利;后来两军对垒,张文表出城挑战,终被击败,杨师璠顺势占据潭州,擒获张文表。

杨师璠部攻入潭州后,正在大肆剽掠,赵璲稍后也进了城。

在城中,赵璲宴请杨部将领。席上,杨部指挥官高超对自己的部众说:“我看天朝来使的意思,是不想杀这个张文表。如果张文表到了朝廷,得到任命,再回来陷害朗州的话,咱这帮人可就谁也甭想活了。”于是暗中将张文表绑赴街市斩首,并与众人将其一百多斤人肉“脔而食之”,一刀一刀割着吃了。到了这边宴饮结束时,赵璲说要召见张文表,高超说:“张文表谋逆,已将他斩首。”

据说这个张文表起事之初,攻打长沙之前,也曾有过犹豫未决的时刻。但他有个亲信小校做梦,说梦见有龙从张文表的衣领里出来。张文表听说后很高兴,说:“这是天命啊!”史上此类梦龙而自诩膺天命的故事似不少见。每当看到这类故事,我都会想起东汉王符的名言: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

此论实是经验之谈,惜当局者往往不悟,于是,总有这类故实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世界之丰富,蠢人有责。

世上已无张文表,且说太祖赵匡胤。

南平已平

此前,老赵曾派使节卢怀忠到过荆南,行前,对他说:“江陵一带的人情人心,山川向背,我都想知道。”

卢怀忠回朝后说:“高继冲的甲兵虽然还算整齐,但全军不过三万人;每年虽然都丰收,但百姓被暴敛而疲困。荆南之地,南近长沙,东拒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整个形势很脆弱,要想占据此地,很容易。”

武平军周保权求援的特使来后,赵匡胤对宰相范质等人说:“荆南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现在,大宋出师武平,可假道荆南,一举而平之。这是万全之策也。”

荆南在武平之北。老赵的意思是:假途灭虢。

但为了稳住周保权,他先派出了赵璲去责备张文表。与此同时,安排了援军南下,武力支持周保权。

乾德元年(963)春正月庚申,太祖乃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马,向荆南高继冲借道,说要讨伐武平张文表。但这时候慕容延钊已经生病,太祖想想,此役须少不得慕容大将军,于是诏令他可以乘“肩舆”(轿子)指挥湖湘战事。

大军未到,杨师璠已破文表于境内。

前锋李处耘闻讯之后,按理说,可以班师回朝了,但他知道此行,灭张文表不过是个由头,太祖本意是要讨平荆湖。于是,并不回师,派遣部下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向高继冲宣读太祖旨意,并申明假道前往湖南武平军的大军行动,请江陵为大军提供“薪水”,还特意声明:大宋讨逆军将从城外经过。

高继冲与僚佐谋划,最后以“民庶恐惧”作为托辞,不许宋军走江陵城外,但愿意供给兵马食用于百里之外。

李处耘不准,又遣使往说必经城外之意。

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孙光宪对高继冲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规模宏远,我们不如早以疆土归宋,一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矣。”

孙光宪是五代时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著作多种,其中传世的就有《北梦琐言》。我观此人奉行之“投降主义”,在历史大局中看,其实是“知天命”之举。南平绝非大宋对手,死磕,就是鱼死网破,必致湖湘生灵涂炭。乱世中,大宋建立,天命已归,此际之无谓抵抗就是玩火。孙光宪之“投降主义”此际实可视为“民生主义”。

但南平大将李景威不同意,他已经看出大宋此举就是假道灭虢,必须提防。他说:“兵法崇尚诡谲,所以城外之约,直接威胁城内,不可信也。应该严兵以待之!”又为高继冲献策说,“景威愿效犬马之力,请假兵三千,于荆门中道险隘处设伏,候宋兵夜行,发伏攻其上将,王师必自退却。尔后回军收张文表以献于朝廷,则公之功业大矣!不如此,恐怕会有摇尾求食之祸!”

高继冲说:“我家连年供奉朝廷,从无叛意。王师此来,必无此事,尔无过虑——况且真打起来,你又哪里是慕容延钊的对手呢!”

景威又道:“旧传咱们江陵诸处有九十九洲,说是若满百洲,则主我南平有王者兴。几年前,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岛,已经满了‘百数’的瑞兆。但昨日闻听此洲漂没不存,这也是一件令人忧虑的怪事……”

李景威讲述这个神奇故事,意思大约是要南平主坚定信心。好像只要信心坚定,则第一百个洲岛就会出现。如此,则南平大业可成。云云。

李景威此言实在让孙光宪小觑。于是孙光宪呵叱他说:“你不过是峡江一民,如何知道成与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已经出来呢!王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的!”

又对高继冲说:“圣宋受命以来,凡是军政处置,与后周比较,规模更加宏远。今伐张文表,如以山压卵尔。湖湘既平,岂有再借道而去的道理!不若我等早一点以疆土归朝廷,去掉各地哨兵,封存府库,以待王师。”

高继冲以为然,但还是心存侥幸,希望不至于“亡国”。

李景威长叹而出,自言道:“吾言不用,大事去矣!这样活着还有什么作为!”自缢而死。李景威也是一个血性汉子。五代乱世,有此类汉子死节,也是晦暗历史时段的一抹悲壮亮色。

于是高继冲派他的叔父高保寅奉牛酒在荆门之外犒军,一面借机观察宋师的强弱。

李处耘按照礼节接待了高保寅。

高继冲听说后,以为南平无虞。

当晚,慕容延钊大军也到,于是召高保寅,在帐中宴饮。而李处耘则趁慕容延钊宴请高保寅的时候,秘密带领轻骑数千从小道奔进,至江陵。

高继冲正在等待高保寅回来,忽然听说王师奄至,赶紧穿戴礼服,出北门惶恐迎接。在江陵北十五里处遇到了李处耘。

李处耘在马上与高继冲作揖,说宋军主帅很快就到,要他在此等待慕容延钊,自己则率亲军径入江陵城。高继冲等慕容延钊大军到,随之一同回到江陵城时,李处耘大军已经在城内分据要冲,严阵以待。高继冲看到城内四处都是威风凛凛的王师,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时到慕容延钊府衙缴纳牌印,尽籍境内三州十七县。慕容延钊将高继冲派人奉表送到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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