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接受了高继冲的归附，策命王仁赡为荆南都巡检使，给高继冲下了一道表彰性质的诏书，任命他继续做荆南节度使。高氏亲属及僚佐各人按照品阶拜官，以孙光宪为黄州刺史。
太祖听到李景威当初为南平的谋划，说道：“这是忠臣！”命王仁赡给他的家里优厚的抚恤。
南平已平。
“啖食胖子”事件
慕容延钊大军过南平后，继续南下。
不久，克潭州。
随后，整军向朗州，这是武平军治所所在。
周保权开始害怕，急忙召观察判官李观象谋划对策。
李观象主张投降。他说：“咱们之所以请援于宋朝，是为了诛张文表。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那意思必将是尽取湖湘之地。平时武平军所依恃，北有荆州，以为唇齿。现在高氏束手听命，武平势不独全，不如归降天朝，还可以不失富贵。”
周保权想想也是，准备听从这个意见，但指挥使张从富等人不同意。他们见张文表作乱已平，而宋师继进不止，知来者不善，害怕为宋军袭击，于是相与据守。将境内桥梁全部拆毁，沉掉江中战船，伐木塞住通往诸要塞大路，以此迟滞宋师。慕容延钊至，一时没有攻克守城。
赵匡胤闻讯，使人告知周保权及诸将校说：
尔本请师救援，故发大军以拯尔难。现在妖氛已经殄灭，王师有大造于汝辈也！何为反拒王师，自取涂炭，重扰生聚！
这道诏谕很有味道，“有大造于汝辈”，意思是，你们如果归顺，不但不会失去富贵，还会给你们加官晋爵。
但周保权为左右所制，已没办法自主。这里也是个“权反在下”的大藩。
于是，王师决计继续拼力进讨。
慕容延钊分兵赴岳州，大破敌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遂取岳州。又与武平守军大战于澧江，击败张从富等人。
李处耘此时做了一个凶妄的邪痞之事：他从俘虏中选择了几十个胖子，“令左右皆啖之”，让左右都来吃这些胖子，又给几个年轻健壮的俘虏脸上刺了字，放他们回去。
“啖食胖子”事件大恶！平荆湖，李处耘行事专断，延钊不快。军中有小校借酒逞凶，李处耘召来呵责。小校不满，到慕容延钊处编派李处耘坏话。又一天，李处耘在城中遥见有军士进入民舍，民舍中人大呼求救，显然，是军士在欺凌庶民。李处耘遣人抓捕军士，一问，原来是延钊部下掌管马厩的小官。李处耘对他处以鞭刑。延钊知道后，干脆将厩官斩首。按军人纪律，此人可斩可不斩。延钊斩之，就是向李处耘做姿态。从此，二人矛盾更深。于是，各自到老赵那里论奏。老赵“偏袒”，不问延钊，独贬李处耘为淄州刺史。李处耘心下不爽，又不敢多言，几年后忧郁而死。他大约不知道，因为“啖食胖子”，所以老赵对他这位陈桥功臣也有了厌恶。
这些被刺字的俘虏回去后，就开始传扬宋师如何“生吃胖子”俘虏之事，听到这个消息，武平人心恐惧，史称“闻者皆恐，遂溃”，听到的人都很恐惧，于是人心溃散。
慕容延钊乘胜鼓勇，长驱而进，攻克朗州，杀掉张从富。
朗州大将汪端，劫持周保权及家属，逃亡到长江南岸，在一处僧庙中惶恐不可终日。李处耘率师渡江，擒获周保权，将其押赴汴梁。
太祖释放周保权，不问他的罪过，并封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汪端此际还在拥众寇掠，慕容延钊用了一段时间，率宋师将其击杀。
初平湖湘时，太祖让薛居正来知朗州。当时正赶上汪端的逃亡之卒数千人啸聚山林大泽之间。慕容延钊大军有位监军使怀疑朗州城里一千多和尚都是贼寇的党羽，讨论对策中，准备将这些和尚全捉了，杀了。薛居正认为未必是事实，于是暂缓其事，并率众与慕容大军一道，剪灭群寇，抓获贼帅汪端后，审问得知：没有城内和尚们什么事。于是全城的和尚被薛居正救下。
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薛居正，就是《旧五代史》的主编，我这部《赵匡胤时间》的重要参考书就是《旧五代史》。后汉乾祐初年，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做事残忍，执法狠戾，没有人敢于触怒他。薛居正正做着刑部侍郎，对他的做法有不满。有一次，史弘肇的部下有人来告，说有百姓犯了盐禁，按法当死。判决就要定案了，薛居正看卷宗，怀疑此事未必属实，就召来当事人亲自审问。一问，知道事情原委了，原来是史弘肇部下的小吏与这个当事人有私人过节，所以借史弘肇的严刑峻法，想置人于死地。薛居正不客气，直接召来这个小吏审问。史弘肇虽然“怒甚”，也没有让薛居正屈服，坚持要执法公正。两堂对证，小吏承认了自己的诬告。薛居正救了一个冤民。
这些事证明了薛居正先生确有“弭冤白谤”的圣贤之心。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大宋剿匪初期，他不畏权贵，坚守法度，我甚为赞赏。此事足可浮一大白。
史称薛居正“气貌瑰伟”，相貌气质，俊朗伟岸，能吃酒，可以饮至数斗而不乱。品性也不错，有孝行，居家时很是俭约，为相十八年，以“宽简”得人称道。但史上对他有微词，说他胆小有畏忌，但我以为此评不确。薛居正是守身正派，不多事，史称“不好苛察”，不习惯苛刻地盯着谁谁谁的毛病，懂进退之礼。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出任宰辅。他应该是乱世结束后，为大宋带来祥和之气的最早的国家高级干部。
慕容延钊，则是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后汉初，他与赵匡胤差不多同时期从军。周恭帝即位后，任殿前副都点检，赵匡胤入都点检，是老赵的副手。赵匡胤称帝后，加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他与老赵是多年旧友，感情深厚。延钊病重时，老赵亲自选了良药封好送他。讨伐荆湖不久，慕容延钊病逝，老赵哭得甚为哀恸。
连负责礼仪的官员都觉得这个老赵太过了，就说：“为近臣发哀，哭声应按礼仪规定，不要过哀。”
老赵说：“我不知道哀恸从哪里来，我就是哀恸啊！”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惺惺相惜，是那种英雄间意气相投的友谊。延钊大老赵十四岁，老赵称延钊为“兄”。史称太祖“常兄事延钊”。直到太祖即位，派遣使慰劳时，还以兄呼之。
我相信老赵和慕容将军的这份情谊很真诚，超越于君臣品阶之上。
慕容将军平定荆湖之后，剩有湖南辰州（今湖南怀化）一地未能攻下。
此地有锦、溪、巫、叙四郡，唐末时，为“蛮酋”割据，各自凭险自固，并不时出兵寇抄四邻郡县。
宋师既平湖南，赵匡胤认为辰州应该另有平定之法。于是秘使人寻找了解南人情性、通晓当地形势、沉勇智谋之土著，准备由其自治管理。
不久，地方推举了一个“辰州猺人”秦再雄，称此人“武健有奇略，蛮党畏服”。赵匡胤召他来京师，亲自与他谈话，觉得此人可任，于是提拔他为刺史，要他自己搭班子，所在租赋由其自行处理。秦再雄十分感恩，誓以死报。到得辰州之日，训练精锐士兵，得三千人。据称这些士兵“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如猿猱”，都能披着盔甲过河，过山峰、越沟堑，轻捷得如同猿猴。他又亲自挑选了心腹亲兵二十人，让他们分头到境内诸蛮之地，传达朝廷怀柔之意。这些地方势力“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全部归附了朝廷。
太祖大喜，召秦再雄到京师，在大殿当面给他奖励。秦再雄感动得伏地流涕，呜咽不止。太祖又改封他为辰州团练使。后来又以他的门客王允成为本州推官。这些，都让秦再雄无限感恩。史称秦再雄一生尽忠尽瘁，辰州以南，并诸州延袤千里，终太祖之世，无蛮陌之患，不增一兵，不费军帑，而边境妥安。“自是荆、湘无复边患”，从此以后，荆襄之地没有边患。这事不得不推功于老赵起用“蛮人”自治“蛮地”的政策英明。
湖南悉平，得十四州，一监郡六十六县。太祖以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大将潘美为潭州防御使。
武平军，平。
孟知祥的彩头
赵匡胤在地图前，按着荆南、武平诸州郡，想起当年王朴《平边策》中“先南后北”的战略意见。王朴认为“先南”之“南”为“南唐”，得南唐“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则可飞书而至。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广西、广东都将成为内臣，巴蜀则可以一纸文书而令其归附朝廷。如果不来，则四面并进，可像卷席一收复两川……但在老赵的直觉中，“先南”之“南”，却是“荆南”“武平”，次第到“巴蜀”“南汉”，最后才是“南唐”。在老赵眼里，南唐，比较起来，块头还是大了点。而今“荆南”“武平”已平，他的眼睛已经瞄向了西部又一块广袤而又富饶的土地——巴蜀。
大唐帝国灭亡之后，中原先后立国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但“五代”到了大宋时代已经终结。
中原之外又有四川的前蜀、后蜀，江南的南唐、南汉、吴越、吴、闽、南平、楚，山西的北汉，共十个国家形态的政权，史称“十国”。现在这“十国”中，吴国已经由南唐取代，不存在了；闽、楚被南唐灭了，不存在了；南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但南唐、南汉、吴越、北汉尚在。
五代十国之外，另有各类割据政权十几个，如赵国、北平、晋国、岐国、定难、卢龙、殷国、武平、清源、朔方、静海、归义、河西等。这类政权，武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其余诸政权，除了清源军还在据守泉州、漳州之地外，其他政权也都在军阀混战中灭亡了，不存在了。
这些大小国家政权之外，又有北部契丹，西北部回鹘、正在崛起的夏，西南部吐蕃、大理，东北部女真等部落政权。
这就是大宋立国之初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
后蜀，即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
公元925年，后唐灭前蜀，以大将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次年，知祥入川。公元932年，知祥杀东川节度使董璋，被后唐封为蜀王。公元934年，孟知祥称帝，年号明德，史称后蜀。同年，知祥死，谥为高祖。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这一年，赵匡胤八岁。他应该在少年时代听到过孟知祥和孟昶父子两人的故事。后蜀次年改元广政，传两代，总三十一年。
关于孟知祥，有两个传说，一个是“好一点的”，一个是“坏一点的”。
先说这个“坏一点的”传说。
说孟知祥入蜀之初，见川中险固，暗有割据之志。到达成都后的某个晚上，走到郊外小憩。看到有推小车的路过，车上的东西都装在袋子里。“袋”与“代”音同，孟知祥忽然有讨彩之念，因此问车夫：“你这车子能装多少袋啊？”
车夫答：“用了吃奶的力气，也不过就两袋。”
史称“知祥恶之”。其后果然两代而国灭。
再说这个“好一点的”传说。
当时川中分东川、西川两部分。董璋在东川，本来是要与孟知祥合兵一处抵御后唐的，但最后被孟知祥吞并。据说，董璋勇悍，自认为天下无敌。孟知祥对他有忌惮，当他来攻打董璋时，董璋认为他这是来送死。
但到了阵前，孟知祥想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让诸将放心，坚定信心。想了想，就说：“我写个字给董璋吧。”拿起笔就写，本来想写个“董”字的，没想到写了个“重”字。他心里不太高兴，别扭了好久。
跟随他的判官知道了，马上带着诸将从马上下来拜贺。孟知祥迷惑，说：“我写了个‘重’，这事可不好推测了。你为何要拜贺啊？”
判官说：“主公写的这个‘重’字，是‘董’字无头啊！‘董’已无头，此必胜之兆也！”
孟知祥一听大喜。三军也欢呼起来，士气大增。于是一战而灭董璋。
神秘家因此认为有些事是不可测知的。
昏妄的末世君主
说来孟知祥当初据蜀而反，与安重诲有关。
当初孟知祥的家眷都在内地，孟知祥要反，心疼这些家眷，如果不接到巴蜀，他一反，估计家眷们就危险了。于是上表给后唐朝廷，请求将家属搬到川中来。安重诲正在主持枢密院事，一开始没有答应。孟知祥对人说：“我知道了。”于是秘密地让人带上黄金百两去贿赂安重诲。安重诲见钱眼开，当时就面奏明宗李嗣源，让孟知祥将家属接走。
等到家属到达川中后，孟知祥对后唐这个朝廷立即有了鄙夷。他笑着对人说：“天下人听到枢密院，嚯，好家伙，以为这是天地间没有的大家伙。嘁！谁能知道它也就消受百金而已啊！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啦！”
于是据守巴蜀险要，称帝，反。
但他称帝当年就病逝了。儿子孟昶即位。
这位孟昶也是一有章有节的人物。他不像后来若干文献中说的那样不堪，他有不少德政，说起来甚至很感人。但在他执政二十年后，却有一项恶政开始让后蜀渐渐走向衰微直至灭亡。
大宋建隆三年，当后蜀广政二十五年，孟昶感到周围“国际环境”的压力，又跟周世宗打了几仗，损兵失地不说，财政也开始紧张。他又想扩充军备，往日朝廷财税有限，于是下令要有关部门考核境内诸州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查账”。果然，“查账”后，说这些州镇有多年拖欠的赋税，需要“别行追督”，也就是除了按正常程序缴纳外，现在还要开始补交，而且一次就要补交五年的赋税。这是明摆着的聚敛之术。朝廷“追督”地方，地方就要“追督”士庶，因此，聚敛的终端就是国民。此类做法与后晋石重贵的“括率”、契丹耶律德光的“打谷草”性质一样，都是掠夺。邦国政府一旦开始掠夺国民，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顿失。后蜀无论有多少德政，从掠夺国民开始，已经置民于倒悬，而推翻这个后蜀朝廷，就有了解民倒悬的汤武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宋颠覆后蜀，实是一场王道革命。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一事：
有间者（老赵派往蜀国的间谍）自蜀还，上问曰：“剑外（剑门关外，指巴蜀）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
“烦暑”，就是“烦蜀”；“无处避”，就是“无处逃避恶政”；“凉风”，就是盼望“救民于火热”的义师。老赵对自己伐蜀的正义，毫不怀疑。
后蜀有一个县官名叫田淳，他是成都人。朝廷“别行追督”令到了他的管辖地方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项“犯天意”而“损君道”的恶政，若不加改变，后蜀必亡。出于那种桑梓之情、忠义之理，他给后蜀朝廷上疏劝谏，大略说了两条“犯天意”、两条“损君道”：
现在正当阴阳变动，天运人事，应有改更。陛下如采厚敛之末议，必乱经国之大伦，此犯天意者一也。
天象已经呈现为灾福变易之兆，顺天者应早有所谋划。如果更倍赋加租，将有不测之祸，此犯天意者二也。
四海财货，尽属至尊，散在民间，积为赀产，或有强逼勒索，谁敢抵拒？陛下何不舍其小畜以成大有乎？此损君道者一也。
夫百姓，六军之主也，百姓足则军莫不足，百姓不足，军孰与足？务夺百姓，专赡六军，此其损君道者二也。
田淳此议实是圣贤思想所在，都是正道正理；但蜀主不能用。
田淳于是大失所望，他知道他正在辅佐的乃是一个昏妄的末世君主，于是对亲近们抖落孟昶的僭妄之处说：
我看这蜀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黄服，改前驱为警跸，改僚佐为卿相，改妻妾为妃后……这都是“僭伪”的称谓啊！他还真不如常称“成都尹”（成都市长），省得以后遭遇灭族之祸！
听田淳这一番话的人，无不为之恐惧。但田淳论议自如，恬不为意。
有人对田淳说：“如君之才干，固然能当大任，但如果稍稍低调一点，也许就能做到庙堂高官了！”
田淳不屑道：“吾安能摧眉折腰附和狗鼠哉！”
史称田淳所谓的“狗鼠”，是实指后蜀当朝权臣枢密使王昭远之辈。
如果推究起让后蜀灭亡的原因，可以说一堆，但若推究最直接的人物，这个王昭远先生，难辞其咎。
少主孟昶励精图治
王昭远，成都人。少年时曾服侍一位禅师。孟知祥在府中请禅师吃饭，少年王昭远执巾履跟从禅师。知祥一见，就喜爱这个佛门童子。加之这个少年又“慧黠”聪明，知祥越发喜欢。当时孟昶也在少年，知祥就令他与儿子陪读，给事左右。两少年也是一见就互相喜欢，甚为亲狎。孟昶称帝后，以昭远为卷帘使。当时的枢密院权重难制，孟昶就以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朝中事无大小，都交由昭远办理，府库金帛也随便昭远取用，概所不问。
孟昶母亲李太后觉得昭远不可用，告诫孟昶，不要委大权于这个庸人。孟昶不听。他与昭远似有男人间令人感动的友善。
王昭远好读兵书，常年手持一柄铁如意，自比诸葛孔明。
孟昶在位三十年间，中原正是多事之秋。后蜀却据险一方，基本平安，除了跟周世宗的一场战争，丢了秦州、凤州之外，似乎始终置身中原争斗之外。大本营几十年没有遭遇战争烽火。于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史称孟昶所使用的尿壶，都用七宝装饰，可称极尽奢华。
据说这个用“七宝”装饰的尿壶，最后进入大宋后宫。老赵初时不知，当得知这个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个尿壶时，下令将其击碎，并且对孟昶说：‘你拿这个东西做溺器，又拿什么东西盛食物呢？奢靡如此，不亡国还等什么！”所谓“七宝”，诸说不同。唐时“七宝”为：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美玉、赤珠、琥珀。这都是用来供奉佛祖的贵重装饰用品。孟昶此举，不仅奢侈，更有轻佻渎神倾向。
孟昶继位时不过十六岁，人称“少主”。但少主却年少老成，有一种刚毅果敢之姿。孟知祥留下的老臣倚老卖老，并不曾高看这位少主。其中几个老臣残害百姓，恶名昭著。孟昶年纪轻轻使起杀伐手段，解决了几个老臣，很快树立起个人威望。以至于有个老臣李肇，平时见孟昶总是拄着拐杖，一次自藩镇来朝，像平时一样，杖而入见，自称有病在身，不能跪拜。等到听说孟昶居然干掉了几个老臣，吓得赶忙丢掉拐杖下拜。
孟昶将先帝故旧收拾殆尽，开始亲问政事。
执政之初，孟昶有鼓励言论自由的肚量。他好打球、好走马，又好房中术，还多次从民间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宋无名氏《五国故事》记载，孟昶曾在民间海选“有殊色”的女子充实后宫。民间害怕，纷纷寻找媒人快速结婚，史称“惊婚”。当时有个枢密副使名韩保贞，见民间“惊婚”怨声载道，于是恳切劝谏。孟昶听后大悟，当天就把良家女子放出宫去，还厚赐韩保贞。有人上书，说台省官应该选择有名望的士林清流充任。孟昶慨叹道：“光说意见，干吗不说具体要什么人来出任台省啊！”左右请以此来质问这个上书的人。孟昶道：“我见唐太宗初即位，臣下上书言事，皆见嘉纳，你们奈何劝我拒谏呀！”
他还特意在朝堂门外置放了铜匦（音轨），史称“以通下情”，也即用这个东西来与朝堂之外的士庶交流。
所谓铜匦，就是铜箱子。当初发明这个东西的是大唐武周时期的鱼保家。鱼保家投武则天所好，制作了一个铜箱子，分为东西南北四格，各格有口，信函投入，即无法拿出。四格分别命名为“延恩”“伸冤”“招谏”“通玄”；是将投信分作四类分别投入，“延恩”就是赞美朝廷，“伸冤”是诉说冤情，“招谏”是议论朝政，“通玄”是报告机密。考武则天当初也有“以通下情”的初衷，但这个东西久之就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检举箱”。孟昶用了这个东西，并没有看到有效的政绩。显然，铜匦作用有限。
但孟昶所作的《令箴》是至今读来震撼人心的好东西。《令箴》共二十四句，宋人笔记《蜀梼杌》《容斋续笔》中都有记录。史称《御制戒石铭》。到了宋太宗时代，将这二十四句删繁就简，缩为四句十六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十六字，今人已经耳熟能详。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这十六字后，被人刻碑，又简称为《戒石铭》，复制到全国各地，千年来，长久地影响了帝国的各级官员。
于此可见孟昶也确有励精图治之念。
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翻刻石经，又刻木版，批量印刷古籍。九部儒学经典也即“九经”就在乱世中得到了流传。今日为人所重之“宋版书”，很大程度上以“蜀本”为佳。主持西蜀“九经”工作的是毋昭裔。
此人少年博学，有见识，后蜀高祖孟知祥，曾在后唐做太原市长也即北京留守（后唐以太原为北京，首都为洛阳），镇守今山西地区，这时毋昭裔效力于孟知祥麾下为秘书长。后唐大军攻灭前蜀，随即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毋昭裔也随之前往，任掌书记之职。李嗣源时，孟知祥阴有割据称帝之志，引起后唐注意。为了防止孟知祥割据，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特派李严为监军，督察孟知祥行动。消息传入蜀中，毋昭裔与诸将吏请不要接纳李严。但孟知祥另有所想，准李严入境后，威风凛凛地将他杀死。不过毋昭裔劝拒李严入蜀，迎合了孟知祥的野心雄心，从此得到重用。称帝后，以毋昭裔为御史中丞。
孟昶时，毋昭裔做到宰辅之职。
王昭远的蜡丸密信
中原后汉建立时，汉将赵思绾、王景崇据守西北反叛，都有礼物送给孟昶求援。孟昶贪利，拟出兵接应。毋昭裔反对，为他陈说利弊，但孟昶不听，结果赵思绾、王景崇都被后汉所灭，蜀军也大败而归。
“九经”，在五代时期，有两处翻刻，一处在中原，由冯道主持，一处在后蜀，有毋昭裔主持。蜀本刻经告竣时间大约在公元953年，与冯道先后差不多。据记录者言，毋昭裔少时家贫，曾向人借《文选》《初学记》等书，那人面有难色。此事给多才敏感的毋昭裔刺激不小。他叹道：
“遗恨我家太穷不能靠我的力量得到这些书。他日我只要稍稍发达，就刻板因帅，争取给天下学子们阅读。”
此即传统所谓“圣贤发心”。
当他做到宰相时，就开始践履早年的誓言。他用自己的私财百万经营学馆，请人将儒学九部经典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奏请将《九经》刻板印刷。书成后，海内得之，无人不珍爱。五代时，南北两部“九经”的出版印刷，是罕见的文明亮色。
除了“九经”之外，他还令门人刻成《文选》《初学记》等，完成了少时的一个夙愿。
毋昭裔开中国私人出版图书之始，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读史至此，值得浮一大白。
后蜀宰相李昊已经看出了天下大势正在走向分久必合。于是对孟昶说：
“臣观宋氏启运，与大汉、西周不异。老天厌乱很久啦！一统海内，恐怕应该就是这个时期！我蜀若与大宋通好，进贡，也是保安三蜀之长策啊！”
孟昶也知道战端一起，恐非大宋对手，于是同意李昊意见，准备发使，通好大宋。这时候，枢密使王昭远出来，坚决不同意李昊意见。
王昭远正在读兵书，知道了很多兵家见解。这个没有经历过战阵的枢密使大员，以为万一蜀宋开战，巴蜀凭借天险地利，足以当百万雄兵。
他说服了孟昶同志。
孟昶将国防任务交给他全权处理。王昭远于是以景处瑭等人率兵屯峡路，又派遣使者往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泸州）、戎（今四川宜宾）等州检阅水手，增置水军。
在他排兵布阵之际，有个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来向他献计：
“王公您一向没有勋业，现在担当枢密使这个要职，必先建大功以塞众人之口。观天下形式，我蜀地当西南，汉主地当东北，如果能约定北汉与我们一起出兵，夹击宋国，则中原表里受敌，我蜀即可出黄花（今陕西凤县）、子午谷（今西安南），一举恢复关右旧地。以此进击中原，则退攻都可获得主动。”
王昭远听罢大喜，一听说“出子午谷”，他就来劲了。这正是当年孔明几次“北伐”的要津，但诸葛胆小，居然不敢出子午谷！我王昭远建不世之功，就要出一次子午谷玩玩。
《乾隆御批纲鉴》说到此节，有眉批道：“以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听魏延之说，出子午谷以侥幸成功，昭远何人，乃欲从廷伟轻举？是徒启宋兵端以速蜀之亡耳！”就是诸葛孔明那样的人用兵，当初都不敢听魏延的意见，出子午谷以图侥幸成功。王昭远算什么人，竟要听什么张廷伟的轻率意见？这是白白地开启大宋兴兵的理由，加速蜀国的灭亡啊！
王昭远决计听张廷伟之计，告知孟昶后，派了三个使臣带着蜡丸密信去联络北汉。
但三使臣有一人名叫赵彦韬，行至汴梁时，带着蜡丸偷偷交给了赵匡胤。
宋师未出，巴蜀已定
老赵正在与诸臣研究川陕地形，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开战的借口。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那个蜡丸，让后来的乾隆帝说着了，果然，老赵大笑：“吾西讨有名矣！”我讨伐西边的后蜀，师出有名啦！
老赵已经奄有荆襄，此地当后蜀之东，水路可抵蜀地。拜柴荣所赐，老赵还同时拥有秦凤，此地当后蜀之北，陆路可抵蜀地。赵彦韬等指陈后蜀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将这些关隘要塞画成地图。老赵命诸州造轻车，供山地输送之用，以备陆路攻蜀。一面又在开封城南朱明门外凿池引蔡水，造起楼船上百艘，训练水军，号“水虎捷”，以备水路溯江入蜀。又设西南面转运使，调度调运攻战物资。
乾德二年，公元962年十一月，宋太祖点将，兵分两路：
第一路，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
第二路，命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后勤部队则由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
并转运使麾下后勤兵马，总合步、骑六万，择日分路进讨。
出兵之前，王全斌等赴阙来辞，赵匡胤在崇德殿开宴，赐给金玉带、衣帛、鞍马、兵器不一。
老赵又拿出西川画图来授给王全斌等，并因此问他们：“这一趟，西川可取否？”
王全斌等人答对道：“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克日可定也！”
有一位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前奏道：“西川若在天上，那可拿不到，只要在地上，臣等到时即平。”
老赵听后很高兴，史称“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特意嘱咐王全斌说：“凡克城寨，只需要登记器甲、刍粮；有钱帛之类，全部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老赵最后叮咛王全斌说：“西川将校北人不少，多是投奔过去的中原人物。可以诏谕他们，令其转祸为福，有能为大军向导、供给粮草、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朕当议给优赏！全斌你行营所至，务必告令军士：不得焚荡庐舍，不得殴掠吏民，不得开发邱坟，不得剪伐桑柘，违者当以军法从事！切记！”
老赵的战略安排是：王全斌、崔彦进率所部主力三万多步骑出凤州（今陕西凤县），拟南下后入蜀，为北路。刘光义、曹彬率所部两万多步骑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拟溯江入蜀，为东路。二路分进合击，拟会于成都。
宋师两路出汴梁南门后分道，一奔北，一奔南。一时间，大梁城外浩浩荡荡，尘埃蔽日。
蜀主听说北师已动，就正式拜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左右卫圣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都监，山南节度使韩保正为招讨使，洋州节度使李进为副招讨使，率兵拒战。并告知皇太子孟玄喆也做好准备，必要时出师抵抗宋师。
行前，蜀主对王昭远说：“今日之师，爱卿所召也。你可要勉力为朕立功啊！”
昭远读兵书正在劲头上，领兵之际认为建功机缘已到，下令全军士兵都打了黑乎乎的花脸，以壮声威。
蜀军始发成都，孟昶命宰相李昊等在城外为之饯行。
王昭远手执铁如意，以为自家有兵法方略，大有睥睨天下之志，一时不免顾盼自雄。酒酣，攘臂，对李昊说：“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小儿，取中原如反掌耳！”
“攘臂”，古汉语说某人激奋冲动，常见“攘臂”一词。“攘臂”者，捋胳膊挽袖子也。
宋师将要“征服”的，就是这样一群活宝。
宋人陶谷《清异录》，说孟蜀遭遇宋师，派兵捍御，大军首领乃是皇太子孟玄喆、平章事王昭远。史称“玄喆乳臭子，昭远仆厕材”——孟玄喆实在是乳臭未干之小儿，王昭远不过是充当下人之才具。太祖听说后蜀以如此干部队伍对付久经训练的大宋雄师，笑叹道：“孟昶都无股肱爪牙，其亡不晩矣！”
孟昶全都算上没有个像样的得力人物。他的灭亡不远了！
此际，老赵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大兵西行之时，同时下令在汴梁右掖门，南临汴水处，为蜀主孟昶修建宅邸，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一应生活用品俱全。以此待孟昶归降。这事有点像当年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战端未开，诸军就已经在开始研究战后安排问题，萨达姆的命运已经事先确定。老赵也事先确定了孟昶的命运。平蜀，在赵匡胤这里没有悬念。他心情出奇平静，甚至安排宋师出征后，偷闲到近郊玩了一次狩猎活动，借以消遣寂寞。
攻占利州大获粮草
乾德二年十二月，北路王全斌等攻拔后蜀多处关隘、要塞，将蜀兵盘踞在陕北的据点兴州（陕西略阳）攻克。击溃蜀兵，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后蜀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陕西勉西）。全斌又攻破川北二十余寨。蜀招讨使韩保正听说兴州已破，就放弃了山南，与蓝思绾合兵一处，退保西县，依山背城，结阵自固。
宋师先锋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张晖，督兵开辟川陕咽喉大散关一路，他亲身劳作，慰劳士卒，史称“且役且战，人忘其劳”，一边与蜀兵打仗，一边建设沿途要塞。到青泥岭，劳累过度，病死。赵匡胤下诏“优恤其家”。平蜀战役中，宋军士气之高，前所未有。较之征潞州、平扬州、扫荡湖湘，士卒似乎更愿意效命疆场。大宋带出了一支具有空前战斗力的部队。
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先锋进攻西县，韩保正望见宋师军旗严整，将士威风，吓得不敢迎战，一味坚守。但不久被史延德击破，韩保正被擒。宋师获军粮三十余万斛。
崔彦进、史延德等率部南下，越过三泉（陕西勉西南），直抵嘉川（今属四川广元），俘虏、杀伤甚众。
蜀军韩保正余部为阻宋军南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属四川广元）。
王昭远、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治所在广元）及利州北部的大、小漫天寨。此地当嘉陵江东岸，乃北边入蜀之咽喉要道，群山险峻，宜守不宜攻。又因烧断栈道，宋军一时被阻。
王全斌乃命崔彦进率一部兵力紧急抢修栈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九国志》《十国纪年》《蜀梼杌》等记载，言“蜀人虽烧栈道，而江水浅涸，岸路平阔，王师皆徒步而进”。但《长编》认为此说与国史记载不同，又认为“事恐不然”，没有采取这个说法。我恰恰以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时当冬令，万木枯槁，江水或有浅涸之处。若河床收缩，自能露出两岸平畴，大军踩着江床鹅卵细石而过，是可能的。
此时，崔彦进已经攻克小漫天寨。王全斌自率主力从嘉川（四川广元东）东南的罗川小道迂回前进，与崔彦进约期会师深渡（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不数日，攻占几处要隘、桥梁，王昭远集合蜀军精锐作困兽斗，但被宋军夺气，三战皆败，最终放弃大漫天寨。宋军又连拔多处要塞，俘义州刺史王审超等多人。
利州，几乎没有惨烈的攻城之战，宋军在城外已经击溃蜀军精锐，十二月三十日，顺利进占利州。获粮草八十万斛。此役之后，宋军粮草已经无须远途转运，兵法谓之“因粮于敌”。朝廷派出的随军转运使给事中沈义伦、西南面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不必担心粮草问题了。
水陆夹击攻克夔州
沈义伦为人“清介醇谨”，清廉耿介而又淳朴谨慎，老赵对他很信任。老赵车驾外出亲征或巡视，几次都令他留守京师。沈氏拜佛教，信因果。曾经盛夏时坐在室内，任凭蚊蚋叮咬，孩子们拿来扇子替他赶蚊子，还要遭到他的叱责。在相位时，正赶上荒年，乡人向他陆续借粮达到千斛（一斛十斗），到了年末，他将乡人借粮的借据全都烧了。建隆三年正月，任户部郎中，从吴越出使回来，看到江淮之地闹粮荒，有人饿死，就向老赵上疏道：“扬州、泗州很多饥民饿死，但郡中有战备粮百余万，可以贷给饥民，等到了秋天收上新粮再补充军粮。”朝廷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如果连岁粮荒，秋后收不上粮来，谁能承担这个责任？”沈义伦回答：“国家正在施行仁政，自应感召天地和气，如此可有望得到丰年。难道还担心水旱吗？”老赵爱听这话，于是下诏：“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
沈义伦有民生倾向，饥年当活人不少！赞一个！
利州一下，后蜀北部大门洞开。
王昭远应该第一次体会到了“仓皇”的感觉，于是持铁如意，伏鞍南奔百余里，退保剑门（四川剑阁）。逃跑时，他倒是没有忘记焚毁浮梁（浮桥）。
宋师东路水军更顺利得一塌糊涂。
时归州路副都部署刘光义，都监、枢密承旨曹彬所率两万步骑已入三峡，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杀其将南光海等，死者五千余人，生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等一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斩获水军六千余众。于是乘胜向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白帝）推进。
夔州为巴东咽喉，其地位相当于川北的利州。夔州一下，后蜀的东大门就打开了。蜀军也知利害所在，于是在夔州城东架设起粗大笨重的铁链，布置起连绵两岸的锁江浮桥，浮桥上又设“敌棚”三重，夹江也即在江水两岸排列炮具。
所谓“敌棚”，也称“敌楼”，本来是用于城墙上的防御建构，现在后蜀在拦江浮桥上搭起“敌棚”，而且高达三重，上有穹庐状顶棚。三重楼屋，既可瞭望，又可发弩。这就有了居高临下的主动防御态势。想象中敌棚内如设伏弩，又可射出硫黄火箭的话，对于水上进攻者，应该是一个极大威胁。盖江水自西向东而流，宋师自东向西溯流而上，速度会受影响。宋师舟舰，对蜀军言，几乎相当于静态的战术打击目标。弓力强劲的伏弩，宋人已经有射程达千米以上的记录。蜀军之强弩，未见记录，折中猜度，五百米射程应该可有。夔州一役，若蜀军取仰角射击，带着硫黄火的箭镞从高空自然落下，则宋军舟船被引燃的可能极大。此时又是冬季，如果遇到不大不小的西风或西北风，宋师休矣！
夔州，成了蜀军最后的安全防线，于是不惜血本，严防死守。
但太祖赵匡胤从投诚过来的蜀人那里早已知道夔州要塞的防卫部署。多年征战经验告诉他，此一防线没有正面攻取的可能性。当初刘光义临行前，老赵曾召他商议东路攻取韬略。在地图前，指着夔州形势对他说：“你溯江至此，切勿以舟师争胜！可先派步骑潜入岸上击之。等到蜀军稍有退却，再以战棹前行，水陆夹攻，可必取也！”
刘光义听从了老赵的意见。
来到夔州境内，距离蜀军拦江设施三十里许，分兵舍舟上岸，沿两岸河床西进，出其不意出现在蜀军之前，于是上岸，借助地形地物，躲过伏弩，一举夺下拦江浮梁。随后引舟而上，于是兵迫夔州白帝庙西。
蜀军开始困守夔州。
蜀宁江节度使太原人高彦俦对副使赵崇济、监军武守谦说：“北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我辈当坚壁待之。”
武守谦不同意高彦俦的意见，他说：“现在敌寇就在我们城下，不去攻击他，又何待也？”
于是，武守谦独领麾下千余人出城击宋军。
宋师刘光义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等引兵与武守谦战于夔州猪头铺。一战，守谦败走。张廷翰乘胜袭取猪头铺，并在追击中，随武守谦败军进入夔州城。
蜀将高彦俦见武守谦败回，于是整众打算出城与宋军决斗。还没有出城，这才发现宋军已经入城了。于是结阵巷战，但力战不胜，史称高彦俦“身被十余创，左右皆散去”。高彦俦匆忙奔回府第。他的判官罗济劝他单骑归蜀，回成都，高彦俦说：“我昔日与周师战，已经失去秦川，今复不能守此，纵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乎？”
罗济又劝他归降宋军。高彦俦道：“我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岂不殃及高氏家族！今日之事，只有死耳！”
他解下随身佩戴的符印交给罗济说：“君自为计！”你自己去想办法逃生吧！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高彦俦之死只有十九个汉字：
乃反拒其户，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楼，纵火自焚。
于是反关大门，整理衣冠，望西北方向再拜，登上府邸阁楼，纵火，自焚而死。
另一种记录见于北宋人撰《九国志》，其说云：“王师坏门而入，彦俦挺剑拒之，杀十余人，乃登楼，纵火自焚而死。”《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取此说，我也不取。盖一死之际，从容为壮。高彦俦攻守无计，但死志不俗。“整衣冠”而死，实有大贤气象，可为后蜀没落王朝平添一点血红亮色。
后数日，刘光义等得高彦俦尸骨于火后灰烬中，“以礼葬之”。
天兵突降攻破剑门
北大门利州、东大门夔州俱破，后蜀大势已去。
后蜀境内各州郡纷纷降宋。
蜀主听说王昭远等已败阵，甚为恐惧，于是拿出更多金帛，招募更多将士增援。
说话已经到了转年正月。孟昶来不及过年，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同平章事张惠安副之，带甲万余人，驰援剑门。剑门乃是成都北部最后屏障，故蜀军必须守住剑门，才可拱卫成都安全。
孟公子所有的旗帜都有细致的文绣，旗杆也都用锦绸包裹，但大军将行之际，忽然有雨，孟公子担心锦绸被雨水泡湿，命令去掉锦绸。忽然雨又停了，又命令全都重新裹上。但慌乱中，旗帜往往弄反。孟玄喆军中还带着爱姬，爱姬们一律乘坐豪华的辇乘，昔日宴乐的乐器也全部带上，更有演戏的优伶数十人跟从，远远看去，这支部队的中军，就像一个庞大的戏班子。史称“蜀人见者皆窃笑”。“窃笑”用语甚妙。蜀中父老如果在意这个蜀国，应该“见者皆忧虑”，但蜀人不忧反笑，于此可以约略看到宋师征蜀时的天心民意。“窃笑”，再进一步，就应该是“带路党”啦！
这时王全斌克利州后，正在向剑门推进。到了城下，发现此地依仗天险，城门城墙峻极高大，若强攻，必有损伤。
于是王全斌召开了一次军情会议。他说：“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当。诸位都说说你们的进取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