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随儿子孟昶同到京师。
老赵多次温颜告知李氏可以乘肩舆也即轿子入宫，并呼她为“国母”。有一次还对李氏说：“国母好好保重，不要总是怀念乡土，哪天您愿意，送您回故土去养老。”李氏问：“陛下要往哪儿安顿我啊？”太祖说：“可以回蜀地啊！”李氏道：“妾家本来在太原。如果能回到太原，是妾之愿也。”
当时老赵已经有了征伐北汉的意思，听到李氏如此说，大喜：“等朕平了刘承钧，即如母所愿！”
还因此给了李氏很多赏赐。
孟昶死后，李氏没有哭。她举酒酹地，尔后道：“你不能跟着社稷灭亡一块去死，贪生到今天！我之所以忍着不死，是因为你还在啊！现在你既然死了，我哪里用得到偷生！”
于是，开始绝食。数日，死。
李氏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将她赐给孟知祥。在太原，李氏生了孟昶。后来知祥镇西川，来不及带着家族前往，故李氏等留在太原。到后唐明宗时，孟知祥动用一百两黄金，贿赂安重诲，才得以派遣衙校将李氏和家人迎到西川。
李氏也是一个有见地的人物。当初孟昶用王昭远、韩保正等分掌机要，总内外兵柄时，李氏就对孟昶说：“吾曾见唐庄宗跨河与后梁军战，又见你爸在并州（太原）与契丹周旋，后来入蜀定两川，当时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所有士卒都很敬畏服气。你现在任命的这些人，如王昭远之辈，出于微贱并无战功，不过跟从你在一起读书，给事左右而已；韩保正等，虽是世禄之子，但素不知兵，一旦有战乱，他们有何智略捍御来敌？”
但这些话孟昶都没有听进去。
李氏又说：“高彦俦是尔父故人，秉心忠实，多所历练。此人可委以重任。”
孟昶也没有听。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昭远、韩保正等，都是纸上谈兵的人物；而高彦俦则是少数死难的后蜀忠臣。
孟知祥太太李氏不简单。
正史中的“花蕊夫人”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想象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谋害”孟昶，是因为看中了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
但我倾向于认为：史上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美人。
花蕊夫人，《旧五代史》不载，《新五代史》不载，《宋史》不载，《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载。也即是说：正史中没有关于花蕊夫人的记录。
最早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异录》：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孟昶夏天的时候，用水调和龙脑香的香末，涂抹在白色的扇子上，用来挥动凉风。一天夜里，与花蕊夫人在园中登楼望月，不注意将扇子掉到园子外面，被外人拾走。以后，外界就有人效法这种做法，名“雪香扇”。
第二个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翻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徐匡璋的女人被孟昶娶走，拜为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思是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的轻盈，应该像花蕊那般轻盈。又升格号为“慧妃”，因为她性情慧黠符合这个号。宋师攻下蜀国，太祖赵匡胤听说她的芳名，命人特别护送到京。途中，花蕊夫人还作词自况道，云云。
以后讲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笔记、小说，就越来越多了。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史上”共有三位花蕊夫人。
第一位：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称“小徐妃”，也号“慧妃”。
第二位：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费姓，或徐姓，也有人称之为“慧妃”。
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将王建妃误为孟昶妃。
譬如，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诸说不一，但一般以为她姓“费”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说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也是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认为是后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这里还是将王建妃与孟昶妃搅合到了一块。
诸如此类，就在这种种传说中，已经发现：很多野史记录，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实附会到了孟昶妃子身上，于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传说。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时代人，但巴蜀与中原暌隔半个多世纪，前蜀、后蜀已经有了“传闻异辞”。陶谷关于花蕊夫人的来源，没有说，无法确定他说的为真，当然，也无法确定他说的为假。陶谷《清异录》更是一部“当代传闻”之记录，而非“实录文本”之摘抄，内中可见有价值的“故实”，也可见想象奇特的“传说”。我倾向于认为：陶谷所说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陶谷在太祖禅代之际，预先写好禅代诏书，本来是想邀功，但没有想到的是老赵反而因此对他非常轻蔑。
陶谷本来姓唐，避讳石敬瑭的名讳，连自家姓名都改了，姓陶。后来在大宋时，看见魏仁浦居于中书为宰辅，就讨好魏仁浦，说自己的家族实在是出于魏氏，于是将魏仁浦当作“舅氏”族人恭维，史称“每见，辄望尘下拜”，每一次见到都要当街下拜。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称，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缙绅莫不畏而忌之”。老赵虽然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是因为他的词章足用，所以还是留他在翰苑。但是陶谷自以为有功，期待能够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后的日子，很多名气远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还是耽在翰苑没有升迁。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党羽，因事向老赵荐引，说他久在祠禁，宣力实多，以此来窥伺上旨。
老赵知后笑道：“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老赵直接否定了没有啥创造性可言的秘书工作。
陶谷听说后，干脆作诗一首，书于公署墙上。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史称老赵知道这事后，更加鄙薄他的为人。
陶谷后来出使吴越国，国王钱俶宴请他，请他吃螃蟹，从大如巴掌的梭子蟹到小如指甲的蟛蜞蟹，摆了一案十多种。陶谷讽刺吴越国的衰落，就说：“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吴越王于是让人再进葫芦羹，对陶谷说：“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陶谷当初“年年依样画葫芦”的故实，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了。这算是吴越王对陶谷的一个“雅戏”。事见《十国春秋》。《国老谈苑》也记此事，文字略异。陶谷被人奚落，对老赵有一肚子气，可以想见。
陶谷的两个儿子考试，一个因为贿赂主考官，被人发现告到老赵那里，气得老赵罚了他俩月俸禄，还将儿子撤官。另一个儿子正儿八经考中了，老赵不信，又发明了“复试”，还好儿子复试也过了，但从此朝廷留下一个“复试”的政策，等于长久地羞辱了陶谷。
陶谷非常自负，曾经对人自吹道：“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耳！”貂蝉冠，是装饰豪华的大礼冠冕，有爵位的官员，如公、侯、伯，及驸马等穿朝服、祭服时佩戴。陶谷想说他也可以佩戴，意思是早晚能够得到大用。此论一出，人多笑之。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录一事，颇刻薄，但可以考见陶谷为人的失败。据邵氏记载，陶谷坟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人见时，墓已洞开，空无一物。问之，寺僧说：“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多次掩埋，多次毁坏，不知道什么原因。著名文豪、画家张舜民看到破败的陶谷墓说：“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陶谷为人轻薄而居心险恶，曾经指着自己的脑袋，认为一定可以戴上宰辅的貂蝉冠，但现在，连骷髅都没有了。可见时论对陶谷有多么轻鄙。
此人无处不有机心。赵匡胤说他长了“一双鬼眼”（见宋张舜民《画墁录》）。大宋初，比他名气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窦仪。但窦仪与陶谷在前朝后周时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间设计陷害排挤窦仪，结果窦仪就一直没有坐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认为：大宋初，窦仪是最有资格来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陶谷的“轻险”“狡狯”在他做官之初就有表现。很早以前，他碌碌无名，投靠后晋宰相李崧，李崧见他文章写得好，就推荐他做了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又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洛阳，再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这种进身之路，皆由李崧之力。但后晋被契丹颠覆，后汉驱逐了契丹，李崧势力下降，他的族子李昉，当时是后汉的秘书郎，来看望他。李崧问他：“近来朝廷对我有何议论？”李昉说：“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陶谷常常在稠人广众中玩命地诋毁叔父。”李崧叹道：“陶谷当初不过一个地方州郡的判官，吾取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提拔他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最后李崧被后汉所杀。陶谷还在做他的大官。李昉因为公事来见陶谷，陶谷竟然问李昉：“你认识侍中李崧先生吗？”李昉郑重回答：“侍中是我的远房叔父。”陶谷大言不惭道：“李氏被杀，有我陶谷的一份力。”李昉听到这里，吓得汗都出来了。
李崧也不是贤才，后晋覆亡，他有责任，但他毕竟是陶谷的恩师。陶谷如此陷害李崧，知道的人没有不厌恶他的。
野史中的“花蕊夫人”
由于“传说”比“故实”更有趣，所以坊间的传播规律就是：“传说”与“故实”比较，“传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载，野史纷纭。
在种种传播中，“传说”被一本正经且反反复复征引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陶氏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而吴曾，已经是南宋人物，距离孟昶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关于花蕊夫人的“传说”已经有了传播中的流变，他的“笔记小说”《能改斋漫录》与陶谷的《清异录》一样，都是传闻记录，不同的是，陶谷的记录来自于当代，吴曾的记录来自于百年传闻之流变，或就来自于《清异录》的改编，都属于“传说”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神话、传说、历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讨论花蕊夫人的“学术文章”，被广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吴曾，而是陶宗仪。陶谷《清异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编的“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流变中的“传说”或《清异录》而摘抄的“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吴氏“笔记”再作之“笔记”。陶氏并没有交代来源，不明就里者，还以为陶氏自我作古，其实，这正是“传说优先”的野史路数。读古人“笔记”越多，就越会发现这个规律：辗转相传的，多是——传说，而非故实。
陶谷不仅为人“轻险”，还特别“狡狯”（狡猾而诡计多端）。宋人王君玉《国老谈苑》载一事，说陶谷到吴越国出差，生病，吴越国王派人问候，他索要了十个金钟，事后写诗道谢。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钟诗”一下子就在吴越国内流传开来。他觉得此事不光彩，回国时，在边境邮亭又写了“驿站诗”让人去传诵。此举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诗“掩前诗之失”。
陶谷讲述的故事蕴藉而香艳，但其事不足信；吴曾讲述的故事悱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仪讲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经的“考证”，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间流传甚广的《国亡诗》（又称《述亡国诗》）。孟昶之后近百年的宋人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诗话》中记录了这个故事：“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于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后山诗话》说，老赵听说这诗之后，很高兴，原因是：平定后蜀的周师只有几万人，而后蜀则有兵十四万。花蕊夫人如此作诗，等于讨好老赵。
《国亡诗》是真不错，但现代人读起来可能感觉韵脚别扭，要知道此诗押的是宋代“平水韵”，属于“上平声”的“四支”部。“知”读如“机”；“儿”读如“泥”。如此，则朗朗上口。
但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这首诗乃是沿袭前人之作。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后唐，承旨作诗云：
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
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吗要为“太祖讳”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
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阙，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阙，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几乎八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
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花蕊夫人之死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孟昶之后七百年的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记载：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后来国亡，进入宋宫。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后，她亲手画了孟昶肖像挂在宫里。有人问她此人是谁，答道：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带着同情花蕊夫人的后学以此证明她对孟昶的忠贞，说她内心如何丰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宫中挂孟昶像，赵匡胤会认不出？民间想象的特点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用学界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自洽”。
《国亡诗》写得是真美，但不足信；“宜子神”故事是真感人，但不足信。
关于花蕊夫人之死，也有一种荒诞的记录。
据孟昶之后百年的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记载：赵匡胤和兄弟赵匡义在后苑宴射，老赵举起“巨觥”让光义喝酒，光义不喝，老赵还是要他喝。光义四顾庭下说：“要金城夫人亲自折一枝花来，我就喝。”于是老赵命金城夫人去折花。赵光义借机“引弓”将金城夫人射杀。尔后，“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据说赵匡胤“饮射如故”。
金城夫人据说就是花蕊夫人。之所以要射杀花蕊夫人，按另一个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而赵光义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所以将其射杀。
这故实有三处破绽：
一、不符合赵匡胤“敬畏生命”的性格逻辑。老赵一生不妄杀一人，怎么会在心爱的美人被人射杀后“饮射如故”？
二、赵光义虽然是老赵亲兄弟，而且二人感情很深，但他怎么就敢“引弓”射杀皇妃？“金城夫人”，那是有“名分”的人物啊！
三、这么大一场变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为，在后来的《太祖实录》中为何不见记载？就说太宗“篡改”《实录》，最不应“篡改”的就是这事啊！
至于各种史料“失记”，就更是解释不清的事了。
我以为此事子虚乌有。
更有一奇书《烬余录》。此书据称在南宋时已有，但七百年间不见著录，最后到大清光绪年间，世人才第一次目睹它的出版。此书记载，说宋太宗盛称花蕊夫人之美。孟昶死，花蕊夫人进入赵匡胤后宫，“有盛宠”。等到太祖病重时，太宗呼之，太祖不应。于是太宗“乘间挑费氏”，乘太祖不注意时，挑逗费氏。传说中的花蕊夫人，或姓徐，或姓费，《烬余录》选择了“费氏”。太宗调戏费氏时，太祖醒觉，然后气得起来抓起玉斧斫地。据说，“皇后、太子至”而太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又说“太宗惶遽归邸。翌夕，太祖崩”。太宗赵光义吓得慌忙赶快回到自己府邸。第二天晚上，太祖病逝。
这个记载不但人物对不上号（太子根本就不在皇宫），事件也不对（皇后来时，太宗从府邸赶来皇宫）。最重要的：没有任何记录说赵匡胤册立了花蕊夫人。如有册立，必有记录——而记录为零。
顺便说几句，在历代王朝中，赵匡胤的后宫可能是人数最少的。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帝治出宫人”条记载，开宝五年五月十六日，因为久雨，太祖对宰相说：“霖雨成灾，是不是政制有缺失导致上天示警呢？哪里有缺失呢？朕恐宫掖中女子有所幽闭。”他认为宫中女子太多，得不到婚嫁，有人因怀春而郁闷。如此，就是政制的缺失。“天人感应”学说，可能有“怪力乱神”的倾向，不一定是孔子儒学的方向展开，但它具有“天道制衡权力”的意味，是历代君王不敢无视的现象，也是历代贤相用来批评、监督、纠正君王的思想工具。老赵对天道有敬畏。于是让人“遍籍后宫”，对后宫做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总数是二百八十余人。然后，老赵下诏：愿意出宫归家者可以说真话。当时统计，有五十多人，愿意出宫。老赵赐给她们白金、帷帐，遣还其家。赵普等人知道后，“咸称万岁”，认为老赵做得对。
信天道、畏天命的老赵，收纳花蕊夫人？我不信。
赵光义射杀花蕊夫人，仿佛警惕“红颜祸水”，大义凛然，但事不足信；赵光义调戏花蕊夫人，很像是一代情种的风流记录，但事也不足信。
一首难得的“艳词”
孟昶有才，曾有一首跟花蕊夫人相关的词，江湖流传甚广，但与上述种种相类，也是问题重重。
据说孟昶怕热，每遇炎暑便要哮喘。于是在宫中摩河池上建水晶宫殿避暑。大殿很少砖石，多用楠木沉香，珊瑚窗，碧玉门，琉璃墙。殿内高挂明月珠，池畔花木葱茏。盛夏夜，水晶宫里设鲛绡帐、青玉枕，又有冰簟、罗衾，诸如此类。孟昶就在这里与花蕊夫人夜夜逍遥。
有一次花蕊夫人要孟昶填词，说是愿意按照曲谱吟咏。孟昶遂作《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一作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词很美，但作者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苏轼。
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引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此事，略如下：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尼，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尼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弄懂这段话，有几个要点。
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见。《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靖康年间人物，他所谓“近世”已经距离孟昶至少一百年过去了。苏轼的活动时期，距离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时间，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诗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体（不是近体，即不是七言律）诗。但这些诗是写给花蕊夫人的，还是写给别人的，很难说。
三、《洞仙歌》乃是苏轼的“櫽括体”。所谓“櫽栝”，乃是流行于宋代以后的一种概括并改写的文学体裁，一般用诗词、散曲，概括、改写前人的诗文。事实上就是原作的艺术翻版、再创作。《洞仙歌》就是对孟昶诗作的“櫽栝”。
四、苏轼之所以“櫽栝”孟诗，其实是借以“自晦”，也即自我隐藏并有所寄托。真相很可能是：苏轼少年时与某美人相爱，当时场景与孟昶诗中描摹很相近，于是“櫽栝”之，诗赠美人。但才子风流，在大宋并不受人多少诟病，苏轼不肯明言，其间难言的隐情也可以约略考见。
五、至于“老尼”，不过是苏轼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读越有味道，纳入中国诗歌史中，也是一首难得的“艳词”，但不足信。老尼传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沧桑感，让人听后对人世浮沉的变异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与花蕊夫人相关的“传说”讲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间波澜，令人惊艳。故事中寄托的那种家国之恨、男女离愁，文笔间那种旖旎缠绵、万千风情，都是文学史中注定传诵久远的经典。那些讲述者，虽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却是文人之能手。“传说”的创作、传闻和流变，自有其别样价值。
一个惊艳的传说
文学，不是历史。
此事之真相，我猜测就是陶谷“记录”之后的“传奇流变”。陶谷第一个讲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启开后来者一拨又一拨的讲述。现在看得到：这类讲述都在无意或有意地“黑”赵匡胤。如果讲述“阴谋论”，我甚至怀疑，很可能是陶谷布下了这个“阴谋”。他有意将王建妃的故事讲述为孟昶妃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夹杂在《清异录》的种种传闻故事中（内中甚至还有表彰老赵的段子），用来启发后人的想象。史称陶谷“狡狯”，他一生怨恨赵匡胤，是很有可能在私家著述中暗藏了这类“狡狯”，编派老赵的。在他的编派之后，于是，有了民俗学性质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后来的故事呢？于是，民俗学的传播逻辑开始呈现，一个口口相传的链条出现了——
孟昶投降；
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到汴梁；
从成都到开封，路上插入了驿站题诗的段子；
到了大殿，插入了《国亡诗》的段子；
花蕊夫人被充入后宫，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
最后要“安排”红颜薄命的故事，插入赵光义与花蕊夫人的风流段子或一箭毙命的段子；
甚至插入烛影斧声的段子；
……
于是，在这类奇异想象中，赵匡胤成了纳娶战败国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我愿意在这里趁机说说我的史学观。
讲述历史，固然不妨引用“传说”（我的《赵匡胤时间》就引用了很多与“传说”相关的“故实”），但除了瞩目于其人类学意义之外，还须别有寄托。赵匡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显带有（有意无意）“阴毒”老赵的企图。我辛辛苦苦又乐此不疲写作《赵匡胤时间》时，很在意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告诫：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的目的，不是重建或还原历史现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给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按照科氏意见，“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需要“现在的”（当下的）历史学家的自我介入。
修昔底德、蒙森、奥佩曼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凯撒，但他们笔下的凯撒不是同一个面目，元脱脱、蔡东藩、李逸侯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赵匡胤，但他们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那种讲述谋杀孟昶是要得到花蕊夫人的赵匡胤，与我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甚至，是不同的人物。当我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时，我发现了赵匡胤的磊落。
科林伍德还引用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以此来告诫历史学家要介入历史“重行思想”，在自我的思想中重新审判过去。这类“批判性思维”的法官只能是讲述者自己。
当然，就像科林伍德说过的那样：
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
我的读者都会看到：我正在“解释证据”，并在“解释证据”之后，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性意见——
花蕊夫人，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陆 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割据在中华国境之南的“南汉”政权，视生民如草芥，残暴酷毒超乎想象。刘岩、刘玢、刘晟、刘鋹无一不是无能奢侈、残暴荒淫的精神病，其行迹荒诞诡异，匪夷所思。南汉甚至一度出现“欲从政，先自宫”满朝皆宦官的病态景观。老赵看不下去了。他决定扫平南汉，救此方哀民于水火。
痴迷卜卦的南汉皇帝
赵匡胤已经准备向南唐用兵了。
但在南唐用兵之前，按照当初与赵普等人设计的意见，应该先平南汉。
刘氏建立的所谓南汉，位于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是史上最为残暴的政权之一。欧阳修《新五代史》说刘氏南汉是“牢牲视人”，拿人当牺牲，当牛肉、猪肉、羊肉般看待。
唐代有个人物叫刘安仁，曾经出任潮州长史。他的儿子叫刘谦，曾为广州牙将，邀击黄巢有功，任封州（今广东新兴县）刺史。当时此人有兵万余人，战舰百余艘，从此刘氏据有两广，成为藩镇大员。此即南汉开国的最初本钱。
刘安仁，史称原籍河南上蔡。《旧五代史》说刘安仁出任潮州长史后，迁居岭南。《新五代史》称刘安仁迁居福建。有史料说他曾到南海做生意，他的孙子刘岩称帝后追尊刘安仁为文帝，庙号太祖。陈寅恪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人，都说过刘安仁很可能是“大食商人”，也即阿拉伯商人，从西亚来到泉州，假称为河南上蔡籍贯。据说唐宋蕃客中刘姓多为伊斯兰教徒。此说颇有争议，有人不认同。聊备一说。
像所有的藩镇故事一样，刘谦死后，由他的儿子刘隐继续拥有两广。刘隐趁中原大乱之际，广招北方而来的三种人物：逃难的士人、名臣后裔、不得北返的两广地方官员。与此同时，还不断派出将士侵掠周边各类割据势力。五代后梁时，刘隐先后被封为彭郡王、南海王、加检校太尉、兼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兼侍中，等等。刘氏开始势力坐大。
刘隐死后，由兄弟刘岩继位。此人，精通占卜之术。南汉“称帝”就始自此人。他定都番禺（今广州），先自号为“大越”，后又表示自己是汉朝刘邦的后裔，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
南汉隔着湖南的马楚、湖北的南平，与中原很少来往，称帝后也不联系。一直到后唐颠覆后梁，刘岩听说后唐的兵士身穿黑色兵服，人称“鸦军”，很能打仗，心下有点不放心，就派使者到中原去探听底细，还给唐庄宗李存勖写了封信，称唐主为“大唐皇帝”，自己没敢称“大汉皇帝”，只称“大汉国主”，并在书信中报告说正在准备大批贡品，秋天时估计可以运抵洛阳。但使者回来后就告诉刘岩：中原大乱，石敬瑭正在拥兵自重，后唐覆亡在即，不可能对我南汉构成威胁，云云。刘岩听后大喜，已经准备送给后唐的贡品也取消了。从此，他瞧不上后唐，跟一些亲信、使节谈到后唐皇帝时，说他们是“洛州刺史”。当北方来人时，他总要向人表白，说他刘氏不是本地人，而是咸阳人。那意思就是：他是大汉刘氏的正宗传人，而不是区区两广“蛮夷”之人。
刘岩常用《周易》卜卦。他曾经改名“刘龚”，但遇到个僧人，说有谶书讲到：叫“龚”的人会葬送南汉。他就查《周易》，找到“飞龙在天”，自己造了个字，龙在上，天在下：“?”，定发音为岩。这是武则天给自己名字造字“曌”，定发音为照之后，又一个给自己名字造字的皇帝。
他曾与接壤的马楚国打仗，开始打了败仗，他就用《周易》卜卦，得“大有”二字，于是改年号为“大有”，随即再派人去增援南汉军，居然大败马楚国。刘岩抚摸着《周易》，对自己精妙的卜卦能力更不怀疑。
但刘岩在位期间，丢了越南。
“血溅寝门”
大有十年，公元937年，是中原后晋天福二年，这一年，契丹改元会同，正式定国号为大辽，公卿职官仿中国，并在中枢参用中原人物，原燕京刺史赵延寿成为大辽枢密使，兼政事令。赵匡胤十岁。而刘岩辖区交州（今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一部）则在三月发生了兵变。
此前，刘岩曾派人攻交州，擒静海（今越南北部）节度使曲承美。但曲氏部将杨廷艺驱逐南汉军，自称静海节度使，已经割据多年。现在，交州牙将皎公羡杀死了杨廷艺，占据交州。次年十月，杨廷艺的故将吴权不服皎公羡，率兵来攻交州，皎公羡见吴权来势颇汹，自知不敌，向南汉求援。刘岩欲乘乱取安南，派出大将梁克贞、万王刘洪操统战舰来援。刘岩率大兵屯海门（今广西省博白县），为援军后应。
南汉崇文使萧益认为正当安南雨季，道路难行，劝谏刘岩缓兵，如果进兵，也尽量多用向导。
刘岩不听。
刘洪操于是率水军从海口进入白藤江。
此时，皎公羡已经战败被杀，吴权知道南汉兵来后，令军士砍伐树木做成巨大的木桩，顶端包上锋利的铁皮，然后趁退潮时，寻险要处埋入白藤江入海口，并在江岸一带设下伏兵。涨潮以后，木桩全部没入水底。吴权乘轻舟率水军来战，佯败而退，刘洪操乘大船轻进，进入吴兵埋伏处，吴权返回，与南汉水师死战。不久，落潮，水底木桩露出，南汉大船纷纷搁浅，或被木桩刺翻，相继沉没，兵士落水，吴军轻舟伏兵四起，无数轻舟游走于溺水的南汉水兵之间，南汉水师大败，刘洪操阵亡。
刘洪操是刘岩的第九个儿子，刘岩闻听儿子战死，恸哭后，率部回国。
两年后，吴权称王，建立吴朝。以后又经历丁朝、前黎朝等，渐成为独立王朝。但这个独立王朝，最初是从南汉分离出去的；而导致这种分离的是南汉刘岩。
刘岩的无能、奢侈不去说了，他的残忍、苛酷，也是史上有名的。
此人或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看到杀人就高兴，宋佚名《五国故事》记载，说他常在殿上观看行刑。有司将罪人带到殿下，设置种种刑具“屠脍”罪人。“屠脍”，就是屠杀加宰割。人，已经不是人，而是牲口。除了水煮活人之外，还有锤子砸、锯子断之类，说那殿里“锤锯互作，血肉交飞，腥秽之气、冤痛之声，充沸庭庑”。刘岩则看着这类场面，口中流涎直到下颔，使劲嗅闻血腥之气，很久之后，才能恢复正常人状态。行刑人要看到他恢复常人样子后，才将屠杀后的罪人带走。有时又将罪人放到太阳下面暴晒，更给这个罪人饮下盐醋，连晒多日不给水喝，直到此人肌体腐烂还能行立，要多日后才能死去。刘岩看着这个就高兴。史称刘岩是“妖蜃毒龙之类，非可待以人伦也”。
刘岩死之前，对自己的儿子们不满意，认为没有一个成器的。他看到以后的南汉在这帮儿子管理下，就像耗子进了牛角，没有前程可言。
刘岩死后，刚刚二十出头的儿子刘玢继位。此人更为荒淫，置东西两教坊，有伶官千余人，昼夜出入宫中。还常常令男女全裸，宫中追逐为戏。夜里还会与妓女“微行”，跑到民居中宣淫，无论何人，稍稍对他有不满，即刻处死。从刘玢开始，史称“岭海多盗贼”，民众不满开始啸聚山林。刘玢凭直觉，知道弟兄众多，人人觊觎皇位，担心被谋杀，就在宴集时，令内官看大门，所有赴宴的官员，一律裸体搜身，不许携带刀剑。
他的兄弟刘晟阴怀异志，干脆将伶官声伎们都打扮得更漂亮，常常举办盛大演出，史称“以成其恶”。他见刘玢很警觉，但是又知道刘玢喜爱观看伶官们“角抵”、“手搏”（摔跤、搏击），就训练一帮懂得技击的死党，排练出精彩节目来“献给”刘玢。有一次夜宴，刘玢大醉，刘晟马上命令伶官死党扶着刘玢回寝宫，借机动手将刘玢杀死，刘玢的左右也同时被杀，史称“血溅寝门”。
刘晟的荒淫无道
刘晟在公元943年至958年间称帝，他在位时，有意为南汉开疆拓土，试图攻取马楚国的南部州郡。
刘晟派出了工部郎中、知制诰钟允章到马楚求婚。这时马楚国主马希广正在权力危机中挣扎，他的兄弟马希萼正在调兵遣将攻打他。马希广对付马希萼应接不暇，没有答应南汉这门婚事。
钟允章回去后，刘晟问他：“马公还有本事经略南土吗？”
钟允章详细向他汇报了马楚的乱象，并说这是一个可以乘乱取之的大好时机。刘晟于是以马楚拒婚为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派遣了巨象指挥使吴恂、随西北面招讨使吴怀恩率军攻楚。
一战，下贺州（今属广西）。
楚王马希广派遣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率五千兵急趋贺州救援。
吴恂赶在楚军来前，在城外墙下凿大阱，阱口做出伪装，阱下设机关，自城墙下穿入城内。待徐知新援军至，南汉兵诱其攻城，楚兵跌落阱内，阱内机关发动，阱下一片鬼哭狼嚎，几乎无人逃生。马楚兵大惊，南汉兵又开城反攻，楚兵死者数以千计。
南汉军乘胜攻陷附近的昭州（今广西平乐县）。
略事休整后，北上征讨，连克宜州（今广西宜山）、柳州（今广西柳州）、严州（今广西来宾）、龚州（今广西平南）、蒙州（今广西蒙山）、富州（今广西昭平）、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今广西桂林）、象州（今广西象州）、连州（今广东连县）等十余州地。
到了这年冬天，南汉又派出了大将内侍潘崇彻攻马楚的郴州（今属湖南）。恰好南唐李璟正派大将边镐援助马楚，潘崇彻与边镐激战中，分出两翼包抄南唐军，边镐大败而逃，遂取郴州。
马楚大将王逵闻听潘崇彻已取郴州，于是率五万溪洞蛮兵攻郴州，潘崇彻随即来迎。遥见王逵兵众远道而来，疲沓的样子几乎不能成阵，笑道：“军懈如此，可一鼓擒也！”军人懈怠成这个样子，可以一鼓作气擒杀他们！
于是挥兵纵击，斩首万余级，伏尸八十里。
南汉此番几乎无敌，大大地震慑了湖南兵和南唐兵。
潘崇彻一战成名，中原将士也都知道南汉有个名将潘崇彻。
刘晟开疆拓土，似对南汉有功，但他的荒暴比乃父乃兄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杀了哥哥，他开始怀疑所有的兄弟，数年间，将自己的亲兄弟们一个个屠戮殆尽。
兄弟刘洪杲，时为副元帅，刘晟不满他的谏言，盛怒中遣使者夜半召他到殿。刘洪杲知道这一死必不可免，就留使者少待，自己进入后堂沐浴。而后到佛堂前祷告说：“洪杲投生时定是有了错念，误生王宫。现在我就要被杀了，求佛祖佑我来世生庶民之家，以免屠害！”
随后，涕泣与家人诀别，赴召。一到大殿，就被杀掉了。
《五国故事》说刘晟“每诛其亲族，其子皆鸩死，女有色，遂置嫔御之列”，这种毒杀乱伦之事，在刘晟这里就是家常便饭。史称刘晟所为“虽蛮夷不足以论理，而人伦之内实所不忍闻焉”，即使在蛮夷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都没有法子说出道理，而在中原文明衣冠之内讲述他的事，实在都不忍听闻。五代十国之中，最为昏暴酷毒、伤天害理的政权就是南汉。
刘晟也如前任一样，设置了种种刑具，以此恐怖手段驾驭群臣。史称“以刑威御下”。在乃父刑具的基础上，又置办了水煮、开膛、刮皮等刑罚，人到刑室恨不速死。他还给这样的刑室起了个名字叫“生地狱”。
有一次，刘晟大醉，让一个名叫尚玉楼的伶官躺下，手抱一个大瓜放在脖子上，说要试试新得的宝剑是否锋利，一剑下去，大瓜两半，人首分离。第二天，又使人召他来演戏，这才知道世上已无尚玉楼。
他在与南唐交战中，俘虏过来的兵士，一律砍掉一个手臂，不为别的，就为了看着败卒疼痛喊叫。
他还是大玩家。跟马楚动兵取胜之后，他更为得志，在境内诸州郡作离宫一千多间。这些离宫的主要功能是游猎时休息所用。酒宴时，要人将猛兽放在笼子里抬到宫中，然后打开笼子，放猛兽出笼。两旁有卫士持戈戟警戒，刘晟持弓矢下阶，迎着猛兽放箭，卫士们同时戈戟齐上，兽毙。他就用这个玩法取乐。
南汉近海，常有远途商旅来广州易货，他的部下往往派出将士到海上去剽掠商人金帛，形同海盗。史称“中外骚然”。
刘晟晚年，知道大帝柴荣在江淮用兵，感到来日无多，更加恣意取乐，他留下了一句名言，与西人那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有异曲同工之恶，刘晟的名言是：“吾身得免，幸矣！何暇虑后世哉！”
只要我这一生能够免予遭遇亡国之祸，就是幸运！哪里有时间考虑后世如何如何啊！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死后被儿子刘鋹谥曰“文武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
满朝皆宦官
刘鋹继位时十七岁，因为刘晟将诸兄弟几乎全部歼尽，所以他才能顺利“践祚”，改元“大宝”。但这位刘鋹很像一个“活宝”。他的所作所为，与南汉前辈比较，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刘晟给刘鋹留下了几个亡国的宦官和宫媪。这些人在刘鋹即位后首先教会了他两件事：
第一，要学先帝，杀自己的兄弟，不然帝位不稳。
第二，群臣皆有家室，都在为自己的子孙着想，不能尽忠，因此群臣要想得到任用，必须先割去睾丸而后起用。
从此以后，他开始杀戮亲兄弟。
从此以后，他开始割大臣的睾丸。
但是奇异的是，更有人愿意自我阉割。
当时群臣有才能及进士及第，甚至僧道之辈有点才干、可与谈话者，都先下蚕室，割了那话儿，然后能够进入宫中。其他人看到阉割后才能做官，以为只要阉割就能做官，于是，朝野上下，一片阉割风景。很多没有办法求取富贵的人，也开始请人“劁”了自己，而后，投奔朝廷或官府。一时间，“劁”，成为南汉的年度汉字，第一时尚，男儿求富贵，劁了进后宫。史称南汉有“宦者近两万人”，国内贵显用事之人，大多都是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