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煜影响下，南唐大臣也多吃素持戒奉佛，做居士。只有中书舍人徐铉跟诸臣不一样，徐铉虽然不信佛，却好谈鬼神之说。
李煜自己的生活，也颇“糜烂”。他一面信奉佛教，吃斋礼忏，一面又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游乐宴饮。
他甚至有微服游逛妓院的违背礼制之举。
有一次他到一家妓院，遇到一个和尚，李煜反成了不速之客。他乘醉在墙壁上写道：“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据说这个花和尚善酒令，讴吟吹弹，也是高手，他见李煜长得“明俊酝藉”，漂亮还有气质，一表人才，也很欣赏，史称二人“契合相爱重”。等到花和尚拥妓转入屏帷，李煜则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这人是干吗的。后来李煜私下跟大臣徐铉和亲信们说这事，才被人记录下来。
僧人嫖娼妓、君主下青楼，这等事在江南竟成为寻常风流谈资，由此也可以概见南唐浮华之风。此事见宋陶谷《清异录》和陆游《避暑漫抄》。
历史上做了君王还要嫖娼的君王大约李煜是第一个，后来又有宋徽宗赵佶、清穆宗载淳，不去说了。
雪夜酣宴娥皇谱曲
大小周后的故实为历代文人所乐于传诵。
大小周后都是司徒周宗的女儿。大周后史称昭惠国后，小名娥皇，十九岁时嫁给了李煜。这个女孩通书史，善歌舞，琴棋书画，都有曼妙天分。李煜继位后，就将娥皇立为皇后，宠嬖专房，史称“大周后”。她在宫中创造了一种高髻发型，头上乌环翘立，鬓边云朵飘颤，又专门穿了细绸云裳，自有一股难以言传的女性之美。一时间，宫中女眷都来效仿。
她与李煜曾经在一个雪夜酣宴，举杯请李煜起舞，李煜说：“你能创造一个新的曲子，我就跳舞。”
大周后就让人拿来笺纸，一边哼唱一边记录曲调，史称“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一会儿工夫，谱成一曲新声，名为《邀醉舞破》，她后来还制作了《恨来迟破》等新声，南唐宫中传唱很久。
大唐时期盛行的《霓裳羽衣》，是一个大曲，但经安史、黄巢、五代乱离之后，曲调几乎失传。大周后得到一个残谱，就用琵琶反复按寻，居然能够恢复这一沉寂多年的曲谱。史称开元天宝遗音，复传于世。但她恢复的这个曲子，在结尾部分做了一点改造，旋律更趋疾速，与传说中的旋律有差异。
当时的内史舍人徐铉，从国工曹生那里知道此事后，问曹生：“按旧法相传，此声终曲时应该趋于缓调，周后所传却是急调，这是怎么回事？”
曹生、徐铉都是精通音律的人物，曹生说：“旧谱终曲确实是缓调，宫中有人做了调换，似乎不是吉兆啊！”
礼乐是国制中的大事，礼、乐各有政制功能，“乐殊贵贱，礼别尊卑”，这是传统的说法之一。但“礼”更多是调整等级秩序间的“当位”，即不能“逾制越权”；“乐”更多是调整等级秩序间的“节制”，即不能“淫佚放纵”。因此，礼乐制度的思想核心其实是“节制”与“当位”。这是一种秩序诉求，任何负责任的文明邦国无人愿意在非秩序状态下推行政治治理。因此，宫中的音乐，如何做到和融，做到以祥和之音影响天下，就成为历朝文职大臣所关心的大事。
大周后恢复制作《霓裳羽衣》，终曲趋疾，在受过“礼乐”文化教育的徐铉和曹生看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李煜因为过于耽嗜音律，以至于坐废政事。时有专门负责监督国事的监察御史张宪，就真诚地向后主李煜劝谏，要求他不要耽于声色，要勤于政事。李煜的做法是：赐帛三十匹，以此来表彰他的“敢言”，但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并不为张宪的劝谏有任何改变。李煜即位，立妃周氏为后。有一个句容（今江苏镇江）的尉官张佖上书，谈治国为理之要，用词甚为激切。后主李煜没有生气，还下手诏慰勉，并提拔他做了朝官监察御使。两说不同，或为张宪，或为张佖，都是关心南唐命运的贤人，一并记在这里。
在诸种乐器中，娥皇尤工琵琶。若干年前，父亲周宗曾带她在李璟面前弹过琵琶，很为李璟所喜欢。于是将南唐第一名琴，宫中至为珍贵的“烧槽琵琶”赠给她。大周后特别珍爱这柄琵琶。她与李煜生有一子，但在四岁的时候，不幸病死。一个月后，大周后哀伤不能自已，也病死。她在卧病不起时，还挣扎着亲自取来“烧槽琵琶”和李煜赠予她的爱情信物“约臂玉环”，与后主诀别。据说她沐浴妆束后，自己将“含玉”放入口中——这个东西本来应该由他人放入死者口中——安祥地逝于瑶光殿，年二十九岁。
大周后病重时，李煜朝夕临视，据说“药非亲尝不进”，甚至在伺候大周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衣不解带”。等到大周后病死，李煜恸哭不已，以至于悲哀过度，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无力，需要扶着拐杖才能站立。他还亲自制作诔词悼念她。又作书信与她诀别，自称“鳏夫煜”，史称“其辞数千言，皆极酸楚”。最后，李煜将娥皇喜爱的“烧槽琵琶”和“约臂玉环”与她一同下葬。
烧槽琵琶，太容易让人和史上的“焦尾琴”产生联想。《后汉书·蔡邕传》，说吴国有人烧桐木做饭，蔡邕恰好走过，听到火烈之声，凭着对良琴材质的敏感，感到这是一段绝佳木料，立即从火中抢救出来，请良工制作了一把古琴。但琴尾还是保留了一段烧焦的痕迹，故时人名曰“焦尾琴”或“焦桐”。东汉时已经有琵琶流行，元曲《琵琶记》也在说蔡邕的故事。“焦尾琴”应是“古琴”而非“琵琶”；但万一南唐宫中的这个“烧槽琵琶”就是东汉遗物“烧焦琵琶”，这之中的故事可就太丰富了。
女英大婚万民空巷
这个时候，小周后女英也进入宫中了。大周后卒于964年农历十一月初，就在这个月，李煜就将小周后纳为继室。宋陆游《南唐书》不确定地记载，说娥皇病重时，小周后在宫中，娥皇偶尔掀开床幔看到她，很吃惊，问她：“汝何日来此？”小周后年纪尚幼，不知应该避嫌疑，回答道：“我来了好几天了！”大周后就明白李煜已经不老实了，史称娥皇“恚怒”，一直到死，都面向床里，不再看外面。所以后主李煜“过哀以掩其迹”，表演了过分的哀恸来掩盖他与小周后偷情的事。此事两说俱在，究如何，需要读者根据自家心性来做判断。我倾向于认为：李煜与小周后偷情事为真；但对大周后之情也不为假。就人性之复杂而言，小周后也确实喜欢这个姐夫，何况这位姐夫还是个君王加才子，长得又“明俊蕴藉”，小周后有理由喜爱他。俩人应该有风流事。久为人所艳羡的《菩萨蛮》就是李煜亲自写下的偷情记录。词曰：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词是“实录”，可见小周后也是可人，对姐夫一往情深，投怀送抱是实。史称小周后“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李煜对她的爱，一点也不逊色于大周后。他举办了一场南唐史无前例的盛大婚礼。为这个婚礼，南唐请出国内最有名的几位大臣来研究礼数。到了婚礼那一天，整个金陵万民空巷，人人都争着来一睹君王皇后风采，有些人登上屋脊去观看，以至于有些人被挤得从房顶掉下来摔死（见宋马令《南唐书》）。
群臣认为国主因偷情而成婚，此事不合适，很多人写了诗讽刺李煜。韩熙载、徐铉都写了诗。李煜看到，并不谴责怪罪。
李煜与小周后的后宫生活奢靡香艳而又雅趣横生。
俩人好写字，所用笔墨不去说了，单说一砚。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后主曾经置办一个“砚山”，不大，直径一尺有余，前面有三十六座山峰，左右有两个缓坡，中间凿为砚海。
这个东西成为后来二百年间的稀罕物。江南国破时，“砚山”流转数十人家，最后被书法家米芾所得，后来又入藏苏轼，不久进入大宋皇宫。蒙元之后，不知所终。此物如果不遭兵火，今日应该还在，那将是一件有故事的文物。
宋佚名《五国故事》说，后主尚奢侈，曾在宫中以销金红罗遮盖墙壁，用什么将这块销金红罗钉在墙上呢？用白银钉，穿过玳瑁，钉在墙上。宫中的窗户眼都用绿钿装饰，周围用红罗包装。又在窗外种梅花，花间设彩画。宫苑有小木亭，很小，只能容两个座位，李煜就与小周后在这个亭子里对酌。而这样的小亭子有多处。到了七夕节日，就用红罗、白罗一百匹装饰为月宫、天河的形状，一个晚上后，这一百匹罗就没用了，随便赏给宫人。
后主还曾作红罗亭，四面栽红梅花，自作艳曲歌咏其事。韩熙载有和词道：“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这是在提醒李煜不要耽于游乐，要想想江淮十四州已经割让给后周，而现在是大宋在占据这块战略要地。但李煜脑筋似乎不在这里。
此人倒是有一个长处值得表彰：他听到臣下批评，一般不打击报复。凭着这种对臣下的礼遇，南唐文武，先后还是有一大批忠臣良将，在维系南唐不倒。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太原，回还时，曾驻跸滑州。李煜遣其弟吉王李从谦来献贡，南唐水部员外郎查元方随行负责掌管李从谦此行的文书奏章。老赵命大臣知制诰卢多逊在馆驿宴请李从谦等人，卢多逊也是人物，宴饮后，他一边与查元方下棋，一边对他说：“你们江南打算怎么做啊？”意思就是问南唐的战守规划。查元方很严肃地整好衣服回答道：
“江南事大朝十余年，极尽君臣之礼，不知其他。”
这话继续了李璟、李煜两朝以来对中原的卑辞恭顺，但又巧妙避开了南唐与大宋的战守，应该说，是非常得体的应对。史称卢多逊愧谢道：“孰谓江南无人！”谁说江南没有贤人！
小周后的生活也讲究。
过去宫中少不了用香，一般都由专工自制。宋洪刍《香谱》记录后蜀孟昶时有“熏御衣”香，要用到丁香、馢香（也称笺香、栈香，一种香木）、沉香、檀香、麝香各一两，甲香三两，捣为末，用白沙蜜轻炼，合和均匀后用。书中也记录了李煜时的“帐中香”制作法：“沈香一两，细锉，加以鹅梨十枚，研取汁于银器内盛却，蒸三次，梨汁干即用之。”陶谷《清异录》说小周后“居柔仪殿，有主香宫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莲，三云凤，折腰狮子，小三神，卍字金，凤口罂，玉太古，容华鼎’……凡数十种。金玉为之”。这类宫中生活细节，可以见出那种对品位追求的考究。
宋王铚《默记》载一事，可以概见李煜后宫的“品位”。说一个伐江南的大将，战后曾获后主李煜的宠姬。说这个宠姬每到夜间看到油灯就要痛苦地闭上眼睛，问她，说是“烟气太重”。大将给她换个蜡灯，她也闭目，说“烟气更大了”。将军问：“你们那时候在宫中，晚上，难道不点灯吗？”宠姬答道：“宫中，我住的那个阁子，每到夜晚就高悬一个大宝珠，光照一室，像白天一样。”史称“观此则李氏豪侈可知也”。
大宋帝国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南部邻邦。
老赵虽然暂时没有动南唐，但也没有闲着。他知道李煜特别信奉佛教，干脆从中原地区选了年少有口才的佛门子弟，南渡去见李煜，大谈佛教性命之说。李煜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对这些佛门弟子更是格外信重，称他们是“一佛出世”。史称“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
柒 收江南
轮到南唐了。尽管后主李煜对赵匡胤极尽讨好，不想武力对抗，但忠诚的南唐守将们心里都清楚，如果不能寻求有效手段捍御家园，这个占据富庶江南、向以繁华著称的诗礼之邦可以在预期的日子里灰飞烟灭。太祖收江南，一个“收”字，王气侧漏！
南唐后主自削国号
李煜虽然对老赵极尽讨好，不想武力对抗，但忠诚的南唐守将却在寻求积极防御战略，他们对李昪以来三代人经营江南三十年的繁华南唐，有道义和心性上的社稷情怀、桑梓之念。他们敏感地看到危机像一个巨大的海上怪兽，正在一点点地趋近，如果不能寻求有效手段捍御家国，衣冠南唐将在可以预期的日子里灰飞烟灭。
南都（今南昌）留守林仁肇给后主李煜发来一封密表，内中说：
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还数千里，师旅疲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在安徽境）北渡淮，径据正阳（属寿春），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以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飨其利；败则族灭臣家，明陛下无二心。
这一段话说了他的战略部署：从寿春过淮河，而后利用江淮旧地士庶怀念故国的人情，恢复当年被周世宗柴荣侵夺的十四州之地。为了打消李煜的惧怕心理，林仁肇还特意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兵起之日，让李煜向大宋通报，说林仁肇“外叛”，而不是李煜“反叛”。如果谋划成功，南唐得利；如果谋划失败，就将罪过推到林仁肇身上，诛灭林氏全家，这样，大宋也不会怪罪李煜。
这个计划处处为南唐江山设想，可谓煞费苦心。史上如此为君主社稷谋划，将家族全部抵押出去的做法，还很罕见。
但唐主害怕密事泄露，大功不成，反而遭致社稷“速败”，没有答应林仁肇的请求。
另有一位名叫卢绛的将军，时任南唐枢密院承旨、沿边巡检，略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边防司令。这是一位习于水战的大将。他看到的问题比林仁肇更有深度。他认为位于东南方向的吴越之国，是南唐未来的巨大隐患。他也给李煜上密表道：
吴越，仇雠也，他日必为北朝向导，掎角攻我。当先灭之！
吴越与南唐是世仇，而南唐与大宋必有一战。战衅一开，吴越必为大宋向导，与大宋成掎角之势攻取南唐。为了未来的国家安全，必须先灭吴越。
后来的战事完全符合卢绛的猜测。
但李煜还是害怕。他说：“吴越是大朝的附庸国，跟吴越开战，大朝岂能坐视？”
卢绛道：“我可以据守宣州、歙州，假装背叛江南，陛下可以声言讨伐，同时向吴越请援。吴越一定会来援。那时，陛下再狙击之，我从吴越背后攻之。如此，其国必亡。吴越亡，我则拥有江南全境，彼时，大朝也无可如何矣。”
卢绛的意见是：先做成不可变更的事实，而后以此壮大实力，自保。这个意见与林仁肇的意见一样，都属于战略性的积极防御。
但南唐后主李煜还是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老赵灭南汉、平荆湖之后，南唐已经失去了西部、南部屏障，老赵在汉阳公开屯兵后，在荆南秘密造船。到开宝四年冬十月，荆南已经造战舰千余艘。有南唐商人亲眼看到，秘密来向唐主汇报，主张派遣特工秘密前往焚烧，史称“国主惧，不敢从”。
从此以后，南唐已经完全居于消极防御，在胆战心惊的守势中，再也没有了战略主动。李煜甚至采取了更为谦卑的低姿态。开宝四年冬，李煜派他的弟弟吉王李从谦到大宋朝贡，告诉老赵：以后不再有“唐国”，将国号“唐”也去掉了，对内对外的印文都是“江南国印”，并要求老赵以后可以直接称“李煜”的名字，不必称“国主”。这年十二月，占城（今属越南）、阇婆（其地不可考，或属今马来半岛）、大食国（今属阿拉伯地区）都派来使者向南唐贡献地方特产，南唐国主也不敢接受，转使大宋。但老赵下诏告诉李煜不必如此。
李从谦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兄弟。封吉王，入宋降封鄂国公。此人善书法，学晋时二王楷书，书风“劲妙”。史称此人“风采峭整，动有规诲”，是一个守规矩、讲礼法的严正君子。喜欢做律诗，据说李煜与侍臣下棋，请当时只有十来岁的李从谦作《观棋》诗，李从谦有诗道：“竹林二君子，尽日竟沉吟。相对虽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知易失，守分固难侵。若算机筹处，沧沧海未深。”
离间计鸩杀林仁肇
老赵平定了荆湖两广之后，决计“经理江南”。正好李煜又派郑王李从善为“江南进奉使”到中朝入贡，老赵就将他留了下来，不再南遣。李煜大为恐惧，当月，又开始自损制度，下令改“中书门下”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修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过去的三品、四品办事机构和人员，各降一品。派去的郑王李从善，也降为“南楚国公”；宫殿上皇宫标识的“鸱吻”也一律去掉。
这一切，都是绝对臣服的表示。
南唐素知赵普是大宋第一谋臣，对他也非常畏惧。所以李煜向大朝示好时，总是不忘了“贿赂”赵普。史称李煜曾“以银五万遗赵普”。赵普得到这笔银子后，马上向太祖汇报，并将银两充公。
老赵说：“这银子不可不受。卿但以书答对，多少贿赂来使一点即可。”
赵普还是不敢接受。太祖说：“大国之礼，不可自为削弱，当使江南无法测度！”这时正好李从善来朝，太祖给他除了正常的赏赐之外，还有秘密的一份恩赏，几大箱子白银，正好五万两。李从善开箱看后，告知李煜，史称南唐“君臣皆震骇”，深服老赵不可测的“伟度”。
但也正是在这时候，李煜开始清醒：要么真的臣服，要么准备打仗。
他的战略是：既表示臣服，也准备打仗。史称“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阴为战守计”。
但老赵更清楚，这些都是李煜争取和平，不予人口实的举动；事实上，李煜并不想纳土称臣。而天下一统已经进入惯性轨道，闸是刹不住了。于是老赵施出了最后的手段：一面封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赐第京师，一面使李从善致书给李煜，劝他“入朝”，也即放弃江南的行政管理权，到大宋来做官。
李煜不从，但表示可以每年增加岁贡。
老赵知道和平解决江南问题已经没有希望，更开始了积极备战。
南唐大将，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当初柴荣征江淮时，林仁肇曾多次主动攻击后周大军，后周大将张永德就对林仁肇深深敬服。此际，中朝欲平江南，林仁肇将是不可小觑的一个存在。
于是，大宋派出了特工，秘密贿赂林仁肇的侍者，偷偷地画了他的肖像，挂在大宋新建府邸的一间密室。而后，又派接待方引导江南使者李从善来看新馆。指着画像故意问他：“您看，您知道这是谁吗？”
李从善答：“此人乃是林仁肇也。”
接待人说：“仁肇就要来归附大宋了，先拿这个肖像来作为信物。”然后，指着空荡荡的府邸说，“准备就将这套府邸赐给林仁肇。”
据说李从善将这个消息经由千辛万苦传到李煜那里。当时林仁肇正在做着洪州节度使（治所在南昌），洪州一位将军名皇甫继勋，与林仁肇不和。就向李煜构陷说：林仁肇打算向大宋求援，想自立为江西王。李煜不知这是一个反间计，鸩杀了林仁肇。没有史料记载谁施用了这个反间计，我猜测应该是赵普。南唐有个略略明白事理的人物叫陈乔，他听到林仁肇的死讯后说：“事势如此，而杀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开宝六年四月，老赵又派遣卢多逊为使节，赴江南庆祝李煜诞辰。
卢多逊到江南后，很得其臣主欢心。回来时，将船停在渡口，使人对国主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舆地图经，我史馆独缺江东诸州地图。愿各州求一本回去，请国主玉成此事。”
国主李煜马上令人缮写各州地图，还命中书舍人徐锴等人通夕校对，务求准确无误。然后将定本送给卢多逊。卢多逊这才离开南唐。从此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已经尽在大宋掌握之中。
史称江南国主“天性友爱”，兄弟李从善在大宋被留，他很悲哀，因为这件事，他的很多岁时节庆宴会都停止了。据说他常常登高北望而泣下沾襟，还亲自写了《却登高文》来纾解内心的忧伤。李从善的王妃也多次到后主这里找他要丈夫，来了就号哭。以至于后主听到她来了，就赶紧藏起来。李从善的妃子忧郁而卒。李煜万般无奈，派遣常州刺史陆昭符入贡，亲自写了手疏求老赵放兄弟李从善归国。
老赵不许，但将李煜亲笔写的手疏给李从善看，算是作为一种慰抚。
李穆下金陵劝说后主
陆昭符在江南时，与大臣张洎有矛盾，老赵已经知道这个关节，就在一次聊天时，从容地对陆昭符说：“你们邦国那个弄权的小儿张洎为何不来入使？你要是回去，可以传朕诏谕，令他来一趟，朕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物。”
陆昭符听说这话，吓得不敢回去，怕得罪张洎惹祸。从此没有回江南。
不久，老赵又封赏了李从善的掌书记江直木为司门员外郎，通判兖州，其他僚佐也都有封赏。
卢多逊要求图画江南诸州地图后，李煜渐渐明白大宋南伐的意图，于是遣使中朝愿意接受大宋封册。这意思就是想要南唐正式成为大宋的附庸。但是老赵想的是天下一统，是要推行汉唐以来的郡县政制，故没有答应李煜所请。同时还派出了阁门使梁迥出使南唐，对李煜说：“大宋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礼，国主何不前来助祭？”
柴燎之礼，就是祭天的仪式大典。
史称李煜“唯唯不答”。
梁迥回朝，老赵最终下了决心：讨伐南唐，统一中国。
当初有个名叫樊若水的人，南唐举进士不第，上书言时事不报，于是心存怨恨，打算投奔中朝。他先在采石矶（今属安徽马鞍山）附近假装钓鱼，以小船载丝绳，先在南岸系到桩子上，然后驶船到北岸，据此而度量长江的宽度。这样做过几十次往返，得到了险要处的水面宽窄数据。然后来到汴梁，自称有奇策可取江南。老赵很高兴，又派学士院来试他的学问，赐及第，授官舒州团练推官，召为赞善大夫，派他到荆湖。荆湖守军按照他的方策，造大舰及黄色、黑色龙船数千艘，准备以此排阵为浮桥。
吴越王钱俶正好派遣元帅府判官黄夷简入贡，赵匡胤对他说：“你回去以后告诉你家元帅，要训练甲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这期间，不要被他人谣言所迷惑。”
老赵还在开封城内最好的地方，熏风门外，建筑最好的府邸，史称“连亘数坊，栋宇宏丽”，这些府邸都是精装修，里面的生活用品一应具备。建成后，他召吴越来使参观，对他们说：“朕数年前就开始仿照南方风格建造这些府邸，今赐名‘礼贤宅’，专门用来安置李煜，还有你家主人。谁先来朝就赐给他。”
这一番话对吴越也是一个震慑。
等到黄夷简辞归时，老赵给了他和钱俶重重的赏赐，并告诉他准备出师的时间，如果李煜不来朝，吴越就要配合中朝一起动手。
当年九月，赵匡胤又命颍州团练使曹翰领兵先赴荆南，复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也准备择日领兵跟进。
大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分派好诸将，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出师之名，就打算再次派人到江南请李煜“入朝”。
卢多逊推荐右拾遗李穆过江。他说李穆操行端正，临事不以死生而变节，这次出使江南有“宣战”的意味，凶多吉少，李穆前行比较合适。
老赵即派李穆前去。
李穆到金陵后，几乎已经说动了李煜，但南唐光政使、门下侍郎陈乔说：“臣与陛下俱受先帝顾命，今往中朝，一定被扣留。那时，如何面对社稷？臣虽死，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了！”
清辉殿学士、右内史舍人张洎也劝国主李煜不要入朝。
当时国政就掌握在陈乔与张洎手中，国主对这二人深信不疑。于是按照二人意见，“称疾固谢辞”，说自己有病坚决地辞谢了赴朝的意见，并且说：“谨事大国者，盖望全济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我将谨慎恭顺地事奉大国，期望能有保全我江南的大恩。现在要我入朝，只有死路一条。
李穆很诚恳地对李煜说道：“入朝与否，国主自处之。然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恐不易当其锋也。宜孰计虑，无自贻后悔。”入朝还是不入朝，请国主自己忖量。但是朝廷兵甲甚为精锐，物力甚为雄厚，恐怕江南不那么容易当得了朝廷的锋芒。应该认真谋划，不要到时候，自己做事自己后悔。
出使回来，李穆将具体过程向太祖做了汇报，太祖认为他所传达的旨意很准确，江南也认为李穆说的是真话，没有欺骗南唐。
潘佑的四副面孔
在此期间，李煜朝中有个大臣潘佑自杀死。
潘佑，官拜内史舍人，他与户部侍郎李平很友善。潘佑好论神仙怪诞事，李平懂点导引养生术。二人共同爱好很接近。李平常谈妖妄之事，人不信，但潘佑信。李平自说他与仙人可以“通接”，曾经仙人告知，说潘佑的父亲现在已经做了“仙官”，很高贵。说李平和潘佑也已经名在“仙官”的记录中。二人都在自己家中置一净室，请人画了神怪，而后在此披发裸体，祭祀神怪，一般人看不到他们祭祀的是什么。
李平还对潘佑说：“六朝以来的大臣坟墓中，很多宝剑及宝镜，如果得到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可以辟鬼、登仙。”
潘佑闻听，急切想求墓中宝剑和宝镜，一时得不到。
正好大臣张洎也喜好方士之说，于是仨人共买鸡笼山前古冢地数十顷，建造别墅。等到休沐假日，就相互骑了马，驾着车，率领仆夫，带着畚锸，前往掘坟。破一个古墓，得到一个古器，就互相传玩，“吟啸自若”，并互相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能挖几座古墓？”
几个大臣的怪诞就是这个样子。潘佑在这里的面目就像一个江湖术士。
但史上同时又有记载，潘佑似乎变了另外一种面目。
他曾对国主李煜说：“富国之本，在厚农桑。”于是请求在南唐恢复西周时的“井田之法”，并抑制土地兼并，有人如果买了贫者之田，一律要他归还贫者。又依周礼开始统计士庶户口，还给牛也造了户口。要民间尽量开辟荒地种植桑树。潘佑推荐李平判司农寺督导这一场“土地改革”。当时有南唐朝廷推行诏令后，急于星火，史称“百姓大扰”。今日来看，潘佑此举，与王莽改制有一拼，都是省略了儒学保守主义之后的激进运动。它给南唐带来的破毁性灾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此事也可以看出，潘佑有变革意识，有复古情怀，甚至，不乏儒学道义担当，与江湖术士不是一个性格。
此事之外，潘佑在史上还有第三副面孔。
国主李煜看到“井田之法”不利于国，也不利于民，于是全面终止。潘佑以为是各位执政在背后下绊子，但又不知道是谁在破坏这件事，于是将文武大臣一个个诋毁个够。他甚至说：朝中文臣与武官“两两为朋”，早晚会谋划窃国之举。国将亡，非由我潘佑为相不可救。当时江南的政事，大多在尚书省，潘佑因此推荐李平可管理尚书省，司天监杨熙澄可出任枢密使，军校侯英可典禁卫。这个意见等于重新安排南唐权力格局，李煜再傻也觉着此事不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潘佑更加恼怒，上疏要求诛杀宰相汤悦等数十人。李煜看他越闹越不像话了，就亲自写了书信教诫他。潘佑干脆罢工，不上朝了。显然，潘佑这个表现既不像江湖术士，又不像儒家人物。
随后，史上记录中的潘佑又有了第四副面孔。
他泡在家中，给李煜上表说：“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帮助大朝收复河东，并因此率百官到汴梁朝觐。这也算是保国的良策了。”
据称，看了这封奏表，李煜才开始嫉恨这个人，不搭理他了。
潘佑看国主不理他，又上表，请提前退休，说要“入山避难”。
国主认为这人疯了，但将他的上表放置一旁，还是不搭理他。
潘佑不服气，又上了第七份奏表，说：“臣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近来连上封章，指陈奸宄，表明其罪，已经有数万言。我自认为说得清楚明白，词尽理当，忠邪洞分。但陛下庇护奸人，受贼臣之佞媚，保贼臣如骨肉。国家这样黑暗，如日将暮。不顾亿兆之患，不忧宗社之覆，以古观之，则陛下之为君，无道深矣。古有桀、纣、孙皓，破国亡家；今陛下效法奸人，败乱国家，是陛下为君，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终不能与奸臣杂处，而事亡国之主，使一旦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为罪，愿赐诛戮，以谢中外！”
这一番话，让任何人听来也不会舒服。国主想来想去，潘佑这么狂悖谤讪，都是因为李平。于是先将李平收入大理狱，然后来收潘佑。潘佑闻讯后马上自杀。李平随后也在狱中自尽。潘佑的家人也被流放。
但这一场大狱过去不久，李煜又很后悔，对左右说：“吾诛杀潘佑，想了十多天不能决定，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第二年，李煜赦免了潘佑的家人，还补发了生活用品。
潘佑的“谶诗”
潘佑之死，可能与张洎有关。史称二人初为忘形之交，后来都做到中书舍人，开始有了对立。潘佑曾给张洎写信，内中有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这本来是《论语》中的话头，但潘佑移用在这里，等于讥诮张洎“不仁”。张洎当时出任清辉殿学士，参与机密，最得李煜恩宠。所以后人疑心张洎鼓动李煜杀了潘佑。
宋佚名《历代名贤确论》引王安石的意见，有一个高见：
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
譬如商纣王至暴之君，在他没有杀忠臣时，武王都不敢用兵；等到听说纣王杀了忠臣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一举而胜。王安石认为南唐之所以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杀忠臣”潘佑。王安石从小就听说过很多关于潘佑的传说，也看过潘佑写给李煜的书信，认为潘佑就是个忠臣。但为何史上关于潘佑的记录如此混乱呢？王安石认为此事与徐铉有关。据说潘佑之事，是由徐铉记录下来的，而徐铉与潘佑都是南唐才子，二人“争名”十余年。当南唐危急时，潘佑能切谏，而徐铉没有一句劝谏；潘佑被杀，徐铉又不力保；最后让君王蒙受“杀忠臣”之恶名，导致亡国之大祸，徐铉难辞其咎。徐铉又担心潘佑独享善名，所以隐匿潘佑之“忠”不论，而污蔑潘佑种种罪名和荒诞。王安石认为污名化潘佑是因为徐铉的嫉妒，而嫉妒是因为他无法胜过潘佑的“忠”和“才”。
王安石的意见可备一说。但宋王铚《默记》中又记录说：宋太宗时派南唐降臣徐铉去探视软禁中的李煜，李煜大哭，又长叹道：“真是后悔当初杀了潘佑、李平两人啊！”由此可见，李煜也是承认潘佑为“忠臣”的。陆游《南唐书》也记载，潘佑自杀后，有人写诗悼念，竟至于“国中人人传诵，为泣下”。陆游还说，潘佑的儿子名潘华，仕宋时官至屯田员外郎，因病提前退休，宋真宗当时很同情潘佑的忠诚，在潘华生病时，没有免去他的官职。
潘佑死后，老赵也得到了消息，于是下诏征南唐时，李煜杀忠臣，也是一条罪过。这是老赵效法武王翦商，吊民伐罪的一个重要“借口”。
王安石所说，靠谱。
要李煜来朝，李煜不来；还杀了忠臣潘佑；天下一统，到了这个关节，这就是“借口”。
史称潘佑有文采但是面貌很丑陋，他的妻子是右仆射严续之女，有绝色美态。一天早晨起来化妆，潘佑藏在梳妆台附近偷偷来看，没想到他的面影落在铜镜里面，被妻子忽然看到。说镜中之人实在太丑，乍现，妻子吓了一大跳，乃至于惊倒在地。潘佑对她如此讨厌自己，很恼怒，于是休了她。
又有传说，潘佑年轻时，有才，还没有入学呢，就能写文章。曾经在墙壁上题诗说：“朝游苍海东，暮归何太速。只因骑折玉龙腰，谪向人间三十六。”据说这就是“谶诗”，到了他三十六岁时，果然遇害。
赵匡胤的“空锦囊”
老赵又下诏，部署诸将，准备择日启程，兵锋直指南唐。
李煜闻讯，惊惧不安。他还在“臣服”与“打仗”间徘徊。他遣江国公李从镒到东京入贡，贡品为：帛二十万疋、白金二十万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入贡“买宴”钱五百万、帛万疋。太祖将这些人全部留下，也不给李煜回信。与此同时，李煜又“筑城聚粮，大为守备”。
十月甲申这一天，太祖到汴河畔的皇家园林迎春苑，登上汴河大堤，在此地发战舰，迤逦东下。已经被任命为升州（今江苏南京）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大将曹彬，率诸将向太祖告辞，太祖对曹彬说：
“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
这话的意思是：平定江南之事，一切由你曹彬说了算，但在征讨过程中，不许向庶民施暴，主要是让江南知道王师的威信，尽量争取让他们来归顺，不必急攻城池，以免双方死伤惨重。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说太祖皇帝天性不好杀，故践祚之后，取江南时，多次告诫曹彬、潘美：“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
江南实在是没有罪过，但因为朕知道中国一统之要，所以才容不得他。爱卿等到了江南，一定要谨慎不要嗜杀！
赵匡胤还专门将一匣剑当众授予曹彬，对他说：“副将以下，有不听你命令的，可奉我此剑斩之！”
史称潘美等人见此“皆失色，不敢仰视”。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记载这个故实更细致。书中说：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曹彬谦逊，自称才力不足，请皇上另选能臣。潘美闻言高声说道“江南可取！”太祖听了不爽。此役，如果派遣王全斌，估计会更快打下江南，但王全斌在蜀地屠杀狠戾，遭贬，是决计不能用的；而潘美虽有明锐之能，但远不及曹彬厚重。破江南，必待曹彬。为了给曹彬树立威信，老赵待潘美大言之后，对曹彬说：“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所谓大将，就是能有辣手斩杀不本分而越位做事的副将，做到这一步，就不难了！这话对着曹彬说，但是说给潘美听的。潘美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
另有一个故实也说此事，但显然是“传闻异辞”。故实大略说：
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等收江南，临行赴小殿赐宴，酒半，老赵拿出一个封缄甚严的“黄帕文字”，对曹彬说：“你实在是个儒将，潘美、曹翰等人都桀骜不驯，朕恐怕到时候你制服不了他们。到时候，有不听你命令的，你就对着朕所在方向，焚香后打开这个黄帕，这里自有处置。”
此事等于老赵给了曹彬一个“特敕”，好比“锦囊”，跟“尚方宝剑”一个功能。史称潘美等人“惶恐汗下”。等到打仗时，沿路有人想剽掠；江南破，有人想捆缚李煜，曹彬都不同意，争论起来，曹彬就要打开老赵所授“锦囊”宣读，吓得诸将只好听令，据说“如此者数四”。
等到功成还朝，曹彬面奏将佐皆一心用命，现在请交还所降“特敕”。老赵有旨，召诸将赴后苑吃酒。又到酒半，老赵命潘美启封，曹翰执读，诸位同席者环立。等到展开一看，原来里面就是一张白纸，啥字也没有。原来老赵并不想要曹彬临阵诛杀大将，吓唬吓唬而已。
于是，老赵与诸将大笑，再命饮，极欢而退。
此事最早记录出自于《建隆遗事》，各种记录有不同。宋李心传《旧闻证误》认为此事“可疑”。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故实”确实可当“故事”看。但透过这个故事也确实可以看到老赵的用心良苦：收江南势在必行；但必须慎勿杀人；曹彬厚重，是足可信任人选；但诸将万一不用命，就会有杀戮；必须预先制止可能的杀戮；但又不能让曹彬阵前真的诛杀大将……于是，有“空锦囊”。
当晚，赵匡胤还将曹彬召入禁中，亲自酌酒给他，谈江南战事。曹彬不胜酒力，喝醉了迷糊，宫中人用冷水给他擦脸，这才醒过来。老赵看他醒了，就抚着他的后背送他回府歇息，一面说：“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一定会取下江南的，一定会取下江南的！江南李煜本来无罪，只是天下一统，咱家不能要南唐存在，所以才不得已而用兵！
这番话，还是叮咛要以“恩德”让李煜归附。
史称江南之役，“以曹彬之厚重、潘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收江南的战役，就在这样的政治文明态势下，开始了。
樊若水的跨江浮梁
曹彬等从荆南发师后，以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今南京）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策应宋师东进。曹彬等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过江，破峡口寨，杀守卒八百人，擒二百七十人。不久，传来诏书，任命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
公元974年，大宋开宝七年闰十月。宋师初战，拔池州（今安徽境内，长江南岸）。王师趋池州时，南唐缘江屯戍部队，还以为是大宋每年例行派遣的巡逻兵，只需要闭城自守，遣使奉牛酒犒师即可。这一次发觉动静不比往常，池州守将吓得弃城而逃。曹彬等人入据池州。
此前，樊若水所献江上浮梁攻策后，有人怀疑，长江水面开阔，常有风涛，史称天堑，从未有过任何桥梁。但老赵相信此事可行。就派工程兵和征调的丁夫，在南平旧地石牌镇（今属湖北钟祥市）先做跨江实验。成功以后，即用竹竿拧制成巨大的绳缆，从荆南常德由大船满载直下采石矶。此前所造的黄龙、黑龙平板浮船也同时到达，按樊若水设计的规格，两岸系上竹制巨缆，浮船则一字排开，三天完工，尺寸准确不差。于是，长江有了史上第一条跨江浮梁。桥成后，即命专人驻兵看守。江北陆路将士由此过江，如履平地。
曹彬与江南兵战于铜陵（今属安徽），击败之，获战船百余艘，擒八百余人。随后，大军至当涂（今属安徽芜湖）。南唐雄远（镇所即当涂）军判官魏羽献城而降。王师拔铜陵、取芜湖、克当涂，大军遂屯采石矶。
当初在石牌镇做浮梁时，消息传到金陵，李煜听说后，问清辉殿学士张洎，此事之战役价值该如何评价。张洎回答：“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长江从无浮梁之说。此事必不成！”
李煜想想也是，笑道：“我看这也是个儿戏!”
听到采石矶建成浮梁，李煜大惊。于是派遣水、步军两万余人与王师抢夺浮梁。被曹彬战败，俘千余人，擒马步军副都部署、兵马都监等多人，又获战马三百余匹。江南本来不产马骡，一看这些马，屁股上都烫着印记，原来都是过去大宋赐给江南的。
十二月，金陵开始戒严。李煜下了一个最大决心：去掉大宋“开宝”纪年，等于与大宋决裂，但又不敢用旧有的南唐年号，故公私文书记录年代时间，但称“甲戌岁”。
当初，曹彬等人还没有出师时，老赵命韶州刺史王明为黄州（在湖北东部，武汉北岸）刺史，并面授方略。王明到黄州后，急令修葺城垒，训练士卒，众人不解其意。等到曹彬出师，老赵即以王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相当于沿江战舰安全保卫局局长。
南唐开始招募民兵，庶民有以钱财及粮草贡献者，给官爵表彰。
但从这一年底到第二年初，南唐败报不断——
大宋汉阳兵马监押宁光祚击败江南鄂州水军三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