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宋皇后出生于贵族之家，父亲是忠武军节度使宋延渥，母亲是后汉太祖刘知远的女儿，宋延渥又是后唐庄宗的外孙，他的生母则是后唐义宁公主。宋皇后等于三代人家都在皇室，《宋史》说到宋氏家族用了“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八个字。宋皇后母仪天下，见多识广，做事非常有分寸。她比老赵小二十五岁，甚至比老赵次子赵德昭还小一岁。老赵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三子都早亡，故眼下只有次子赵德昭和四子赵德芳。宋皇后不去召赵德昭，而去召赵德芳，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有说法认为德昭与宋皇后年岁相仿，皇后有避嫌的想法；而德芳要比宋皇后小七八岁，嫌疑要小得多。但是召德芳，就是要立德芳为君吗？这也是后人无法解释的问题。以宋皇后之明智，她会不懂召晋王进宫吗？
她没有召晋王，但宦官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这句话证明了他很可能也是“金匮之盟”现场的人物之一），干脆背叛了宋皇后懿旨，不去见赵德芳，而直接来到了开封府召晋王。
王继恩夜半进入王府，发现左押衙程德玄先生正在等着王府开门。程德玄是晋王的心腹，善医术。王继恩问他为何在此。程德玄说：“我今晚在信陵坊相国寺睡，夜里听到有人疾呼‘晋王召’。出来看时，却没有人。这样好几次，我担心晋王有疾，所以过来了。”王继恩听说后，很奇异。于是告诉他太祖驾崩之事。二人叩门一起来见晋王赵光义。
赵光义闻言，大惊。史称“犹豫不行”。窃以为“犹豫”这两个字在此时此地格外传神。往日虽有太祖传位于晋王的“意思”，但从未有明文法典白纸黑字，老赵也正当壮年，五十岁的年龄一般也不会有人想到他会“英年早逝”。忽然一个晚间过来，老赵不在了！这个事实着实令人心生疑窦。如果赵光义是谋害哥哥的人物，此际不当“犹豫”。这两个字可以为晋王洗却千年冤枉。我读史至此，越发相信晋王无辜。
据《长编》，晋王听到哥哥猝死的消息，“犹豫”后，对王继恩说：
“吾当与家人议之。”
然后进入后堂，久久没有出来。
王继恩催促他道：“事久，将为他人有矣！”
于是，三人在大雪中步行到皇宫。
到了日常值班之处，王继恩要晋王止步，说：
“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他要进宫禀告宋皇后。
程德玄听到后说：
“现在就应该直接进去，何待之有！”
于是与晋王一起进入太祖寝殿。
宋皇后听说王继恩到了，就问他：“德芳来了吗？”
王继恩说：“晋王到了。”
史称皇后见到晋王，“愕然”，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知道了怎么回事，马上称呼晋王为“官家”——这是对皇上的敬称，并且说：
“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晋王闻言流泪道：“共保富贵，勿忧也！”
这就是今天可以约略复盘的赵匡胤的死亡现场。
“兄终弟及”
种种记录证明：金匮之盟规定的“兄终弟及”之权力继承模式，虽然还有若干谜团无法解释，但在各种复盘中，却是比较值得相信的。应该说，老赵是认同并真诚执行了金匮之盟的。杜夫人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在这个问题上，与阴谋论相关的各种“生动”的故事，也即讲述赵光义谋害赵匡胤的离奇说法，我，不相信。还有讲述赵匡胤提防赵光义的说法（譬如，迁都洛阳，就是太祖要削弱赵匡义的力量，等等），我，也不相信。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烛影斧声”。赵氏兄弟，没有那么阴毒，皇位继承，也没有那么惨烈。老赵从没有给予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更高的权力，却不断给予赵光义仅次于皇位的最高权力——开封尹、晋王、同平章事。如果老赵提防赵光义，只需要给两个儿子更高权力就是了，但他没有。故，“烛影斧声”之类的故事，很可能是小文人的想象。如果确实存在着“烛影斧声”的事实，赵德昭、赵德芳这么刚烈的皇室帝胄，会对“篡逆”的叔叔不做“异动”？元人编纂前朝历史会不将这类故实列入？这都说明“烛影斧声”故事创作的不合理之处。
读史至此，我，还是相信第五种“正史说法”为佳，不做猎奇想。
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史以纪实，不可深文周内，亦无庸过为前人掩护，读正史者宜得其定论矣。”读史书要知道纪实之义，不必从中寻求可以罗织的蛛丝马迹，一定要将人看成必有阴谋，也不必为前人掩蔽什么过错。如此读史，就应该能够得到正确的定论了。我赞同毕沅先生这个意见。
老赵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传位于赵光义，让大宋帝国顺利通过了可能的“瓶颈”时段，跃上了更辉煌的军政平台。
“金匮之盟”“烛影斧声”，被人们讲述了一千年，今天已经没有更多新的故事可以挖掘。至于故事中的衍生故事，如杜太后言太祖传太宗，太宗再传太祖之子，诸如此类说法，略通逻辑，即知道故事的“坊间色彩”，不再赘述。关于历史上连篇累牍的评论意见，也大略不过说“阴谋设计”或“社稷为重”，也几乎没有更多新意可以让人耳目一新。
赵匡胤传位于赵光义，就是一个“兄终弟及”的故实。
关于这个故实，可以听听船山先生的意见。
船山先生的《宋论》，是史学评论中最为精彩的大贤意见，要理解老赵，理解大宋，理解儒学的公道仁德正见，理解《大禹谟》以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教”，船山先生的这一段议论不啻于一把思想的秘钥，值得反复品味。
船山《宋论》曰：
……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于所厚，则慈亦非慈；侈者必夺于人，则俭亦非俭。文帝之忮淮南，景帝之削吴、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叶之荣皆浮荣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赵普密谮之言，且不忍着闻，而亟灭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斫其恻怛之心；而不为之制，廓然委之于天人，以顺母而爱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汉、唐之主所安忍怀惭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无忧。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叶向荣矣。不忍于人之死，则慈；不忍于物之殄，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斯其慈俭以简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虽粗而不精，略而不详，要与操术而诡于道、务名而远于诚者，所繇来远矣。仁民者，亲之推也；爱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广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于心。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弗待后嗣之相踵以为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立国大道，更有人伦根本所在。狠心的人对厚待自己的人寡恩，这样的“慈”也不是真的“慈”；豪奢的人从他人那里掠夺，这样做，“俭”也不是真的“俭”。汉文帝之忌刻淮南王族亲，汉景帝对吴国、楚国的宗室削藩，唐太宗杀死自己的兄弟；这类做法，已经削弱了人伦根本，而一时呈现的枝叶繁荣，都不过是浮华而已。宋太祖受太后之命，知道兄弟赵光义以后很可能不能容自己的两个儿子，而赵普猜测到这一点，就秘密要求改变金匮之盟的意见，但太祖还是不忍心听闻，并且迅速地将这一番行迹消除。这是不以皇位的去留、子孙的祸福，来戕害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并不为此做出什么制度安排，豁达大度地将不可知的未来委托给天命，并因此做到顺从母亲、呵护弟弟，即使陷入“仁者之愚”也不后悔。汉文景、唐太宗那种安于狠戾，宁肯愧疚，而不能停止的隐忍之心，太祖赵匡胤以一人之心全部涵容之，于是进入一种坦荡无忧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不忍之心纷纷离去，根本一固，人伦之枝叶向荣而盛。不忍于人之死亡，则“慈”；不忍于物之奢费，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这就是太祖的“慈”和“俭”出于“简”，都是因为他的心里容不下那些复杂的勾当。虽然太祖做事有“粗而不精、略而不详”的不足，但是那些操弄权术而从事诡道，追求名誉而超过真诚的人，与太祖比起来，那距离就太远了！古来“仁民”的理念和行为，是由“亲亲”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爱自己的父母，而后爱邻居、爱天下人）；“爱物”的理念和行为，也是由“仁民”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君子善于推演内心而扩大德行；善人不用等待推演而“亲亲”“仁民”“爱物”自生于心。一人的恩泽可以施及百年，不用等到后嗣接续就奠定百年道义天下，所以我要说：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圣君。
拾壹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
赵匡胤生前殚精竭虑，为大宋帝国略定了根本性格局。他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与激荡，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他恪守“天下目标”，保持光明心态，以“简、俭、慈”的胸怀与操守推演天下文明，及殁，有《太祖誓碑》传世，为中华政治文明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文明时势”，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春季不得“采捕”
赵匡胤，史称“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史上对他还有一个称号“艺祖”。但为何又称“艺祖”？考据大家顾炎武《日知录》专章说到“艺祖”时，已经认为“不详其义”。但顾炎武也说明：“艺祖”，历代多有此类称谓，不独赵匡胤一人，大略意思应该是“大祖之通称”。我认为“艺”有“开辟”“草创”“树立”“文明”之义，当与“始祖”意思相近。《尚书正义·舜典》谓尧帝祖先为“艺祖”，后人解释“艺祖”之“艺”有“文”的意思。“艺祖”，就是“文祖”，“文祖”就是“最初的祖先”。故称谓赵匡胤为“艺祖”，等于说老赵是大宋始祖、开国之君。
他所开创的大宋帝国，在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激荡之后，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在传统中国的帝王“圣君”谱系中，他受到的赞誉和价值影响力，可能确如船山先生所论，仅次于汉光武帝刘秀。
与光武帝刘秀一样，如前所述，赵匡胤也是一个恪守“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的人物。
老赵的“天下目标”甚至涉及生态思想。
《宋会要辑稿·刑法》有一条“禁采捕”，说太祖建隆二年二月十五日，曾经下诏，要求春季不得“采捕”，诏书说：“鸟兽虫鱼，宜各安于物性；置罘罗网，当不出于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为定式。”
这里说的“国门”就是古人说的“九门”。传统儒学经典中就有关于“时禁”的政策规定。《礼记·月令》就说过季春之月，捕猎的用具之类，“毋出九门”。九门，不仅包括都城的大门，也包括“近郊门”“远郊门”以及各类关隘之门。相当于国家各个重要的通行卡子口。“置罘罗网”，都是捕猎工具。在季春时节，这些东西不能在以上卡子口通过。这就是“时禁”。
为何要有“时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人都看到了“生态保护”的生态伦理意义，但更深一层的意思其实是“民生”方向的。因为有“时禁”，所以可以不必竭泽而渔，这样，黎庶所需就总有“余食”。因此，“时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黎庶俗世利益而设计的“民生”政策。
但还有比这层意思更深邃的思考，那是伦理哲学方向的设计。
在传统儒学理念中，有一种“敬畏生命”的思想，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中关于“生生不息”理念的思想。在这类思想的照临下，儒学认为“仁”，可普及万物。仁是天地之生气。万物各有其存在之理由，且各有不同之“物性”，或者胎生，或者卵生，等等，在这种差异性存在中，天地间“阴阳之气”各得其所。因此儒学主张“各正性命”，“无相夺伦”。
帝制时代，文明时期往往要在春季下诏，颁布“时禁”。赵匡胤显然继承了这一儒学传统。这类“时禁”对于养成祥和天下，是有功能意义的。
赵匡胤时代，民间已经有火葬。但老赵认为火葬不佳。为此也下一份诏书道：“王者设棺帜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古来王道制度设计棺椁和墓葬标识等物品，建立封丘坟垄制度，是为了醇厚人伦统一风化。近代以来，很多火葬，对古礼很多违背。自今以后应该禁止。
老赵不同意火葬。火葬看上去节约土地，其实一样占地，而尸体火化并不比土葬更“低碳”。当然老赵所谓古制，在今天已经有所更化。但老赵当初在葬式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厚人伦而一风化”的，这种圣贤发心，值得今日回味。
老赵的光明心态
大宋对宗亲的抑制，可能是历朝罕见的。太祖太宗之时，宗室近亲受官，亲王之外，一般都到殿直、侍禁、供奉官这类散官为止，出了五服的宗亲，更是有所裁损。这类制度一直延续到大宋末年，所以终大宋一世，没有戚党之患。
皇族中有人犯法，除了少数例外，一般也不姑息。乾德二年，有一宗正少卿赵砺，因为犯了赃罪，就给予了决杖若干、除籍为民两个惩罚。
老赵对自己的光明心态很自信。
他憎恶种种卑鄙行径。
汴梁皇宫最初是后梁太祖根据自己的府第修建的，名为建昌宫。到后晋时改名为太宁宫，周世宗居此做了修缮，但与长安洛阳等地的皇宫比较，还是“未尽如王者之制”。于是老赵要求改建，仿照洛阳宫殿的规模。宫殿严格按照中轴线布局。殿成后，老赵坐在正殿，令人打开面前所有的门，可以一直看到宫外。
然后，他对左右说：“这些门也像我的心，哪怕有一点点邪曲之念，人们都能看到。”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老赵这种心态的光明与他近于多元价值观的现代意识相关。他知道物之不齐乃是常态，不会为了求得表面的“统一”而削斫物之本性。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录一个故实，说大宋建国初，有个管理竹木场务的监官，看到堆积的竹木长短不一，上章要求将场中的竹木一律截削整齐，如此摆放起来岂不更是好看！老赵是又好气又好笑，在他的章奏后批示道：“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你手脚上的指头脚趾难道没有长短吗？何不截了它们让它们一般齐？长的就任它长，短的就任它短！
据记录者朱弁说，老赵这份“御批”，到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他还在亲戚家看到过。
老赵知道身居九五之尊，纵情快意无人可以制衡；但他更知道，在无理性的恣意之后，很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世界很大，不是为我赵匡胤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故老赵有了儒学所倡导的“三省”（多次反省）精神，总是在快意之后，自我反省。
有一天罢朝，老赵坐在便殿，很长时间快乐不起来。左右看到他情绪低落，就来问是何缘故。老赵说：“你们以为做了‘天子’是个容易事啊？刚才就为了图一时快意，指挥一事，但现在想来是个失误。所以乐不起来啊！”
还有一次，他去打猎，忽然从马上坠落，大怒，拔出佩刀来将马刺死。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叹息道：“我耽于逸乐，打猎找快活，干的都是危险的活儿。是我自己跌落马下，马有什么罪？”
从此以后不再打猎。
他甚至还因为喝酒过量可能的失态而自省，他对左右说：“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
这样，他对臣下可能不同于他的价值观，也有了宽容。
“生长”出来的风景
老赵喜欢便宴，常常很随意地宴请宗亲大臣、读书人或外国使节。有一次宴请很多读书人，翰林学士王著乘着酒醉喧哗不已。老赵认为他是柴荣时代的大臣，对他很客气，见他已醉，就让人把他扶出去。但王著不肯走，反而靠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等于把他拽了出去。第二天有人来上奏，说王著逼近宫门大恸，是思念周世宗。
老赵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他。没关系。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没关系。”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录了老赵很多这类故实。书中说，“太祖豁达”，得到天下后，有些在老赵“微时”待老赵不很友善的人物，也在朝中做官，赵普就多次说到这些人，准备暗中加害他们，老赵看出赵普的意思，就说：“不可！若在红尘中，人们就能识别谁是未来的天子、宰相，人人都去找天子找宰相去了！世上哪有这类事！”
赵普因此看出了自己的卑污，从此以后不再说这类事。
老赵的宽容，不仅在“爱育黎首”（爱护百姓）方向，还在“臣服戎羌”（以德服人，招徕远方之人）方向。陕西为古秦州，那里有个夕阳镇，生产大型木材，有森林绵亘，看不到边。但这些木材只对当地的“戎羌”部落有利。大宋建国后，有很多营造（建筑）的工程，需要大量木材。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在当地建筑堡垒要塞，招募兵卒千余人为“采造务”，同时对当地的“戎羌”部落约定：“渭水之北，归戎羌所有；渭水之南，归秦州所有。”这样一来，果然就获得了上好木材数万本，制作了连排木筏从渭水运往京师。后来“戎羌”部落率领帐下部族，从渭水中拦截木筏，杀掉运输的兵卒。高防与“戎羌”大战，史称“剪戮甚众”，还活捉了几十人，捆缚到狱中，上报给朝廷。
但太祖闻讯，并不高兴，反而非常同情秦州的“戎羌”部落。他说：“夺其地之货产，能没有争战吗？这样只会增加边州的困扰！不如罢之。”
于是下诏，慰抚当地的酋长，厚厚赏赐他们，抓起来的“戎羌”，都赐给袍带，遣还原来的部落。此举感动了当地“戎羌”好几个部落，都哭着表示感谢。后来更上表，愿意献出当地盛产美材的林场五十里。
大宋王朝的历代君王都从老赵这里继承了天然的宽容精神，就宽容而言，赵宋王朝超过了历代王朝，有资格获“宽容”主题的“集体荣誉奖”。我说“天然的宽容精神”，是说，“宽容”，在老赵这里不是沽名钓誉“做作”出来的风景，而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风景。
理解老赵的“宽容”，可以看看船山先生的评价。
船山在《宋论》中评价老赵，用了“简、俭、慈”三个字。
简，就是简洁，不生事。俭，就是俭朴，不奢华。慈，就是仁慈，不酷虐。这之中，首要在“简”。按政治哲学考察，这个“简”字实在是攸关保守主义精神的一个绝大命题。
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由于“烦”，军政反而紊乱，刑罚反而复杂。后世儒者经常“挟此以为治术”，认为要有建树，要建不世之功，要推动历史进步……但正是这类堂皇情绪，反而背离了儒学正见。老赵不如此，行政简、军政简，一切从简，有所不足，自我反省。他不去外求，不去要求他人如何如何，订立什么责人之章程，而是自我做起。要天下俭而不奢，自我先做到俭而不奢；要天下做到仁慈隐恻，自我先做到仁慈隐恻；要天下行事由简，自我先做到行事由简。
太祖做事一向就是崇尚简易。五代时公文处理有“文牍主义”特点，很烦琐。按朱熹的话说就是“须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差申部，部申省，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赵匡胤办理公文与此不同。
《朱子语类》记录一段故事。说当时蜀中一州军变，这应该是极重要的大事。有人来报要求差人管摄军马。当时朝廷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差使使臣公干，拟文上报太祖，内一人姓樊，注云：“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公文后面又有附录说明：“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又有附录说明：“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带个普通马去就可以了。然后即刻通知有关部门作速差遣该州知州，后面有铨曹（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相当于今日之组织部门）拟写的任命书。大约只隔一二日，到任的文书就到了。枢密院派来的兵马监押才到，那位知州也到了。赵匡胤行文派遣就是如此简洁利落。
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
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
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偷说：“你快拿着东西跑吧，再不跑会有人来抓你啦！”小偷很惭愧，丢弃了东西不拿，逃了。王昭素还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很多人跟着他学《周易》。
开宝三年三月，老赵听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见他。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了。老赵问他：“你为何不出仕啊？以至于我这么晚才见到你。”王昭素愧谢说不会做官。老赵知道他对《周易》有研究，就让他讲《周易·乾卦》。
讲到《乾卦》中的爻辞，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王昭素敛容道：“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于是引援证据，话语中对老赵多有劝谏性质的“微旨”。
《乾卦》是《周易》第一卦，爻辞中论“潜龙”为“不及”，因此“勿用”，因此要“跃”；论“亢龙”为“过”，因此“有悔”，因此又可以回归“潜龙”状态。过、不及，都不是“中庸”状态，也即不是最佳平衡点。但“飞龙在天”则不同，它在诸卦中居于“九五”之位，是一个最佳平衡点，也即得到“中庸”的状态。王昭素用这个来说老赵的现场。但《周易》之妙不在简单的现场描述，而是对现场之前之后的展开状态的推演。按照《周易》，“飞龙在天”之前，是“潜龙勿用”，之后是“亢龙有悔”。因此，在天的飞龙，是可以随时转化的。这之中，就需要一种文明邦国元首的大智慧：戒惧。
物有不及，韬晦而勿动；物有盛极，日中而西斜。这类比喻都是要元首保持戒惧心态下的中庸之道。具体而言，就是传统礼制讲述的“当位”与“节制”。君王临天下以仁，就是“当位”，不仁，就是“错位”，不仁而残虐，就要“易位”。君王知道有所不为，就是“节制”，无所不为，就是“放纵”，无所不为到无法制衡，就会走向“天禄永终”，那时，就是“汤武革命”之时。《周易》的政治学讲述，大的逻辑就是这样。
老赵听到王昭素的“讽谏”，很高兴，又向他咨询“民事”。史称“昭素所言诚实无隐”，老赵听到了更多民间真相，更高兴，很愉快地表扬了他。最后，又向他询问“治世养身之术”，王昭素在这个时刻表现了儒学大家的姿态，他说出了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
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
史称老赵很喜爱这两句话，“常书屏几间”，经常写在屏风、案几之间，当作了“座右铭”来随时提示自己。
《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保守主义”奥妙
士庶之所以得以休养生息，依赖于“慈也、俭也、简也”。这三者对于治道而言，太珍贵了。但又不能刻意。刻意，不但不美，还往往难于达到初衷愿景，也即很难有真实的预期效果。船山认为汉代文、景二帝就是修炼这三个主题词的圣君，但他们与老赵比，多了一些刻意，所谓刻意，就是：对于“慈”而言，不过是心中存有“刑杀”之心，但姑且忍着；对于“俭”而言，不过是意中存有“厚实”之念，但勤奋用之；对于“简”而言，不过是眼中看着天下之动，而将权谋施之于后而已。这是道家的法术。赵匡胤与此不同。他不懂儒学，但各类“异学”（法家、道家之术）却能不乱其心。他看到天命不恒定，有感于民生的艰难到了极点，非常想推演一个祥和天下。他看到了夷狄盗贼“毒民侮士”的习气，心有不安，所以厚待逊位的柴氏、收服的降王，让天下能暂缓喘息。
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保守主义”多不理解，以为“改天换日”之类才是“英雄手段”。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历史从我开始”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仁义”。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忍”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容”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太祖赵匡胤的“宽容”并非有意“宽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我”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我”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简以行慈，则慈不为沽恩之惠；简以行俭，则俭不为贪吝之媒。”因为老赵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就是有些小毛病，也不损伤他的大德；因为老赵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所以他能够达致圣人之情不必有文牍文本的复杂。五代以来的种种杀伐之气，残虐之道，在简洁、朴素、仁慈的善政中，渐损渐除，终于在近百年的乱世中慢慢推演为一个升平之世。
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话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说，都预表了由“敬畏生命”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胜残去杀”，这话有人认为汉文帝汉景帝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其庶几矣”！
老赵的不正记录（一）
像所有的人一样，赵匡胤的复杂性也不例外。他身为帝王，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考察，他当得起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也有过失，有些过失还很严重。按照“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的意见，今天来审视赵匡胤，他的一些“过失”，甚至就是罪恶。“春秋责备贤者”，对老赵的这类“过失”不可不论。除了书中已经论及的，这里再做一次梳理，看看老赵还有哪些不正的记录。
一、拆散一对好姻缘
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忠正军（治所在安徽寿州）节度使王审琦与老赵是老朋友，做殿前都指挥使时，宫禁中大火，王审琦不待皇帝诏书，直接领兵进入宫中救火。事情过去后，御史台谏官认为这是一个罪过，必须严肃处理。于是老赵将他“罢归寿州本镇”，就是不能再做京官了。
辞别时，老赵对他说：“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法也。汝但回寿州，吾当以女儿嫁汝子。”你没有得到诏令就带兵入宫护卫圣驾，这是忠诚；但是御史那边有弹劾，不可不考虑，因为这是法律问题。你只需要回寿州去做太守，我当以女儿嫁给你的儿子。
然后召来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不料王承衍不是陈世美，坦诚自己已经有了太太乐氏，史称王承衍“辞”，也就是不要这门驸马婚姻（读史至此，也要为王承衍的夫妇情深，浮一大白）。
太祖对他说：“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
然后就派遣给皇帝值班的亲兵四个人带着御马载王承衍回家，不久就让他娶了太祖的女儿秦国大长公主。
而王承衍的原配乐氏，则由帝王出具一笔“厚资”嫁给了别人。
太祖还对王承衍说：“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后，率先响应老赵号召，纳节，交出兵权，完成了老赵对藩镇的改革治理。邵伯温行文至此，感慨道：“呜呼，太祖驾御英雄，听纳言谏，圣矣哉！”
但是拆散人家原来一对夫妻，此事实不光彩。
二、宣判死刑过于重
宫内酒坊失火，酒坊与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办公处相接。大火发起的当晚，一些不法工徒趁机突入三司省署。恰好被老赵登楼望见，即将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纵其下为盗”的罪名弃市。酒工五十人，也在几个城门处斩首。当时的宰臣知道这个量刑过重，极力劝谏，太祖赵匡胤稍稍怒解，赶紧命令人缓刑，但已经有很多人被斩首了，只留下十二个人，侥幸免死。
这个案件，老赵下手狠辣，处罚实在过重。
三、以义为名蔽天良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说陈桥兵变时，老赵大兵要进陈桥门，但陈桥守门者居然“不纳”！老赵只好去扣封丘门。而封丘门的守关者则“望风启钥”，很快交出了城门锁钥。等到“太祖受禅”，做了皇帝，立即斩了封丘门守者，却给陈桥门守者加官一等。史称“以旌其忠于所事”，用来表彰陈桥门吏对他守门事业的忠诚。
这固然是老赵在效法汉高祖的故事，赞美反抗自己的人、褒奖死且不从的人，是对“忠诚”的肯定、对“叛变”的鄙弃。在整个五代时期翻云覆雨卖主求荣苟且偷生无廉耻无气节之浇漓风尚中，这一决定有砥砺气节的功能，但此案例也在另外一个方向斫丧了伦理大义，那就是“天良”。
当年刘邦被项羽部将丁公追击，刘邦见逃不脱，便回头对丁公说：“你我都是好汉，难道俩好汉要相互死磕吗？”丁公想想也是，于是放过刘邦。等到项羽被灭，丁公来谒见刘邦。刘邦令人将丁公拉到军营斩首示众，理由是：“丁公身为项王之臣，却不忠于项王，所以使项王失去天下。”刘邦更对左右说：“杀丁公，让后世为人臣不要效法丁公！”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中评论这个案例说：以“大义”服天下，要出于“诚意”，不能出于“权术”。如果出于“权术”而打着“大义”的旗号，这个“大义”也会遭到戕害。“大义”，是源于内心的东西，不是糊弄天下的名义。刘邦危迫之际，遭遇丁公放还，难道后来丁公是一定有应该被杀的罪名吗？当刘邦决计杀丁公时，难道能忘了丁公放掉自己一条性命不是一件德行吗？刘邦这是要惩罚人臣之背叛其主，却先背叛了丁公之放生大恩。杀了救命恩人，还嚣然曰是天下之公义！这就是“借义以为利”，而人心之恻隐也就丢失了。义，有天下之大义，有吾心之精义。精义，是纯用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益考虑。让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一定要被诛杀的“大义”，但违背了仁慈的精义。这等于矫情，用义来收利。这样的“义”成为戕害“仁”而获利的斧头。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像丁公这样的人，“废而勿用”就可以了；斩之，则导天下人学会“忘恩”了！呜呼！三代以下，以义为名而获利，实在是有悖于“天良”的大奸慝啊！
这一番话移用到太祖杀封丘守，也很适用。
四、逼死张琼实不当
张琼过去曾经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老赵的生命安全。老赵即位后，提拔功臣张琼典禁军。老赵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殿前的禁卫士兵如狼似虎的剽悍之人不止万人，非张琼不能统领管制。
张琼性情暴躁，没有机心，对部下多有欺凌。当时石汉卿等人正得到老赵信任，张琼却常轻浮地侮辱他们几个人，史称“目为巫媪”，也即将他们看作“跳大神的娘们儿”。他们对张琼恨之入骨。于是连真带假将张琼告到老赵那里，说他私蓄亲兵百余人，恣作威福什么的。老赵召讯张琼与石汉卿等对质。张琼不服，老赵怒，令击之。石汉卿即举起殿上的铁挝乱下，几乎将张琼打死。老赵令人将他曳出，下御史调查。张琼知道一死不免，走到明德门，将身上所佩戴的带子解下来着人带给母亲，自杀。
太祖后来听说张琼“家无余财，止有仆三人”，甚为后悔，因此斥责石汉卿说：“你说张琼有亲兵百人，今何在？”石汉卿说：“张琼所养者，一敌百耳。”老赵然后优恤张琼全家，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就提拔了他的哥哥。
此案，老赵失察，错怪张将军。
乾隆《御批纲鉴》评论道：“淝桥之役，琼身冒矢石以蔽宋主，濒于九死而不顾，忠壮炳然，岂有宠秩即膺，忽萌异志之理？乃谗人交构，死非其辜。琼因轻率招尤，宋主亦不免失之凉德。”在淝桥战役中（柴荣时代攻取寿州的战役），张琼冒着飞箭礌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老赵，多次处于死亡边缘而不顾。他的忠诚大义很明显。岂有得到信用之后，反而忽然萌生异志的道理？这事乃是小人恶人构陷，张琼死得无罪。当然，张琼因为轻率而得到人的阴毒，但太祖也不免失之于惭愧。
乾隆此议在理。但老赵知错即改，厚待张琼家人，令人欣慰。奇怪的是老赵居然没有制裁石汉卿。石汉卿后来随老赵征北汉时，战死在太原城上，算是“一死报君恩”。
老赵的不正记录（二）
五、名将有罪不惩罚
收江南之役，南唐后主李煜降后，曹彬令他写招降书，晓谕其他江南诸城的太守，放下武器，归附天朝。各州郡接受李煜诏书，相继归顺，只有江州（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与牙将宋德明杀刺史，据城不降。老赵下诏，令都指挥使曹翰为招安巡检使，率兵讨江州。江州城险固，曹翰久攻未下，从冬天到来年夏天，死伤者甚众。一直到夏四月，胡则在城中因故要杀一个厨子，厨子的妻子鼎力相救，才免予一死。夜半，这个厨子从城中顺着绳子下来，投到曹翰营中，详细报告了城中虚实，曹翰这才破城。城下后，江州兵仍然不屈，有了惨烈的巷斗。当时胡则正在生病，卧床上被擒。曹翰叱责他抗拒王命。胡则道：“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曹翰将其腰斩，同时杀了宋德明。
此役之前，赵匡胤任命右补阙张霁知江州，江州下，与曹翰一道入城。
曹翰兵剽掠民家，民家到张霁这里来诉冤，张霁按律将士卒正法。曹翰不爽，又因为江州民曾抗拒大军数月，现在“曹家兵”又遭遇诛杀，越想越不忿，于是“发怒屠城”。史称“死者数万人”，将死尸投入井中，井都被填满；井里填不下了，就都抛入大江。还上奏栽赃张霁，将其徙知饶州（在今江西）。江州士庶家货赀财巨万，都被曹翰掠走。
当初，赵匡胤听说江州城就要攻破，特意派遣了使者持诏来，要曹翰“禁止杀戮”。但使者到独树浦（今安徽安庆）时，正赶上大风，没有及时渡江。延搁一日后到江州，城已被屠。
曹翰回京师时，还用大船载庐山东林寺五百铁罗汉像，到颍州新造佛舍。颍州，在今安徽阜阳，是曹翰做节度使的地方。当时调发巨舰十余艘，尽载金帛，铁像也在船上。当时有“押纲罗汉”的称谓。
收江南，战役之前，老赵反复叮咛；战役之中，老赵多次下诏，主旨就是“慎勿杀人”。曹彬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曹翰没有。不但背命杀人，还纵兵劫掠，最后还破毁当地佛门文物，用来充实自己治所的寺院。凡此种种，皆属于“五代劣习”。此际距离老赵收藩镇兵权也已过去多年，曹翰仍积习未改，可见五代时期的将帅余风还在影响大宋，而老赵试图节制将帅的工作有多么艰难。
此役，曹翰有罪、曹彬有过，赵匡胤节制不当，事后又没有惩罚曹翰，反以颍州团练使曹翰为桂州观察使，仍判颍州，是为江南之役一大败笔，也是赵匡胤不能根本节制藩帅的政治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