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成为不设防的空城。
李从珂在京师巡防时，遇到几个父老，相对垂泪。父老中有人对李从珂说：“过去前唐时，帝王有难，会到蜀地去，以图进取。陛下何不效法前唐做法，也率军且入西川？”
李从珂说：“过去两川节度使，用的都是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都能躲避贼寇，入蜀。现在不同啦，现在两川，孟氏已经称帝，我到哪里去啊？”
说罢，他应该想起昔日镇守凤翔时的威风，不禁有了穷途末路、物换星移的感慨，心中悲酸，不禁恸哭失声。
孟知祥已经在两年前建国，自称“大蜀”，史称“后蜀”。现在孟知祥已经死去，皇帝是孟昶。
李从珂的最后时刻倒也安静，他回到宫中，开始从容地处理后事。
他先派遣宦者和皇城使，赶到原契丹“人皇王”耶律图欲也即李赞华的府邸，将其杀死。随后又派出京城剩余的最后武装，大约千余骑人，由几名将官率领到洛阳北一个叫白司马坂的地方去等待石敬瑭，与之做最后的搏斗。李从珂此举似不符合逻辑：他已经知道无力回天，但还在做困兽斗；他已经知道将士们不听调遣，还要派出人去扼守洛阳。他在干吗？史未明言。但考虑到他当初曾起兵凤翔，此举很有可能是“迟滞”石敬瑭的战略安排，而后，他可以收拾停当西逃，目的地：凤翔。看出李从珂这个意图的是多年的对手石敬瑭。当他接受苌从简投诚之后，就判断李从珂在步步设营，为西遁做准备。不然的话，他干吗要做以卵击石的蠢事？于是石敬瑭迅即指令跟随他来的契丹骑兵千余人奔赴洛阳西部渑池，截住李从珂逃遁时可能的必经之路。
李从珂最后一天应该得到两个消息：
一、他所派出到白司马坂的将士们已经纷纷向石敬瑭发去了投降书，史称“飞状迎帝”——飞奔着争着抢着早一点将投降书送达石敬瑭。
二、契丹骑兵已经奔向洛阳西二百里左右的渑池。退回凤翔已不可能。
公元936年农历十一月辛巳（二十六日），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等人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京师玄武楼空地，自焚。一蓬大火，消弭了一代人的暴戾与冤仇。
自焚之前，刘皇后指使宦官到宫中积累柴薪，准备连宫殿一起焚毁。雍王李重美劝谏道：“新的天子来到京师，肯定不会露天居住。我们烧了宫殿，他日一定会重新劳动民力修建新的宫殿；这样我们岂不是死后给他人留下遗怨！我娘不要这样做吧！”
刘皇后乃是李重美的生身母亲，史称“后以为然”，皇后认为儿子说得对，她最后听从了儿子的意见。
根据不多的史料记载可以知道，李重美有对生命的敬畏理念。当初末帝亲征赴河阳，李重美监国留守京师。按照以往战争逻辑，大兵破城，是要掳掠烧杀的。洛阳士庶这时没有信心守卫京师，纷纷逃离城市藏匿。城管部门开始禁止，不允许士庶离城。李重美知道后说：“国家多难，我等不能为民做主，现在却要禁止百姓避祸，哪有这个道理！”因此不禁，纵民出城。
这些故实都在证明，李重美和刘皇后，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是贵族风范，值得表彰。
当晚，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唐亡。
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的后晋迁都汴梁，洛阳成为“西京”。
伍 三镇造反
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石敬瑭的命运
按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424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统治。虽然此地各个民族都曾受到汉化，但实在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严格来说，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唐代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乎将及六百年之久。
钱穆还认为，国家内乱，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胡人。他在耶律德光前自称“儿皇帝”，也是自安禄山以来相沿的“北人遗风”。
钱穆认为“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钱穆看到唐人政制，沿袭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这是将五代石敬瑭的乱政算到唐玄宗时代，也有道理，可以备此一说。但直接开启大宋“冗兵”负担、导致靖康之变的地缘政治恶劣生态，则不必推远到唐玄宗时代。石敬瑭就是罪魁。在大宋地缘劣势前，石敬瑭难辞其咎。
此外，也要知道，石敬瑭自称“儿皇帝”虽然属于“北人遗风”，但纳入中原文化圈考察，毕竟是一种自轻自贱的姿态，不然，为何不称契丹为“儿”，自己为“父”呢？考二人的生卒年，石敬瑭出生于89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902年。石敬瑭四十四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石敬瑭比耶律德光还大整整十岁，但他依然自称“儿皇帝”。虽然这类“排辈”在中原文化中也常见，某人辈分高，年纪未必大，是家族中可以观察到的风景；但作为异姓而称谓他人为“父”，自称为“儿”，这在中原文化中就构成了一种贱行或耻辱。石敬瑭之所以自称“儿皇帝”，固然有以此辨别亲疏，而不是辨别长幼的意思，但以相差十岁的年龄依旧称谓对方为“父”，个中摇尾乞怜的低姿态是不难考见的。
但石敬瑭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属下（主要是藩镇）的普遍忠诚。
他治理中原，问题重重，不能得到藩镇的支持，后晋是不够“坚挺”的。
石敬瑭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力讨好藩镇，甚至也可能是真诚地安抚藩镇，但燕云乃至于整个后晋，各藩镇间，有人出于耻服契丹，有人出于藩镇野心，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令。
全国各地，就像有一股“反石”的浪潮。石敬瑭个人气场不够，治国策略不佳，最重要的，他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千年中国史可以依稀看出内在的人心相背：投靠异族，对国人而言，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选择。任何时间，都会有一种可能：以驱逐异族为政治诉求，重新谋取“合理”权力的上位。尽管，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兵部尚书死不降契丹
大同节度使（驻云中，治所即今山西大同）判官吴峦，关闭城垒，拒绝接受契丹诏命。大同属于“幽云十六州”之一，吴峦此举，等于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治安排。
吴峦，史称“少好学”，但他在科举中“举明经不中”，报考“明经科”没有考中，后唐时，出任大同军节度使沙彦珣的从事，累迁判官。石敬瑭颠覆后晋之后，契丹撤军时，路过云州，沙彦珣出城迎谒，被契丹掳走。吴峦因此对城中将士们说：“我等皆属礼仪之邦的文明人，怎能向野蛮的夷狄称臣！”
将士们为他感动，就推举他为大同军主事。
这时石敬瑭虽然已将云州割让给契丹，但吴峦仍率将卒顽强拒守。契丹围攻大同七日，还没有攻克。石敬瑭知道难题来了，但他硬着头皮给耶律德光写信，让契丹撤军，说是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契丹解围后，石敬瑭以升官为交换条件，召吴峦回京。改授他为武宁节度副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再迁右谏议大夫，复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湖北仙桃）。吴峦勉强答应了这个条件，回朝。
但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即位，与契丹绝盟。当时后晋的边境要塞贝州永清军（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战略地位重要，后晋在此地囤积粮草，以防契丹入侵。当时永清军节度使是王令温。王令温虽然也有战功，也有与契丹大战的经历，但石重贵认为吴峦当初拒绝投降契丹，应该比王令温政治上更可靠，就让王令温回朝做官，调吴峦为永清军节度使，应对契丹。
王令温有一个牙将，心怀叵测，曾引诱契丹来袭贝州。此人有骄悍之气，难于管制。当初王令温曾经削夺了他的牙将职位。吴峦来到贝州后，爱兵如子，善待士卒，又不聚敛财富，一时颇得人心。这位牙将看到这局面，就假意钦佩吴峦，表示愿意在吴峦帐下效犬马之劳。吴峦对他也是推诚相见，让他督导将士和招募的义兵守卫贝州南门，吴峦带兵守卫东门。
开运元年（944）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来攻贝州时，带来很多攻城器械，吴峦见状，开东门，放入带着攻城器械的契丹士兵，而后关闭大门，率城中兵民奋力激战，将引燃的柴薪投入夹城之中，将契丹兵和攻城的战具焚烧一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丧心病狂的牙将，却打开了南门，契丹兵一拥而进。吴峦率众抵抗后，见城中已乱，知道大势已去，即乘马返回馆廨，整顿衣冠，投井而死。贝州失陷。
可以将吴峦将军表彰为誓死不降契丹的后晋英雄。
石敬瑭归附契丹后，应州（今山西应县）也属于割让之地。但当地的武官，指挥使郭崇威，不想接受契丹的侮辱，率众离开已经属于契丹的辖地，南归。
郭崇威，后来出任后晋武官。后晋第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君主石重贵时，他曾与刘知远一起戍守太原，这期间，他与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相友善，一直在郭威麾下，有战功，后汉以后，他与郭威一起镇守邺镇（属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后来成为后周的开国元勋之一。他的姓名因为与“郭威”的“威”重名，出于“避讳”制度，郭威称帝后，郭崇威改名郭崇。
石敬瑭时的兵部尚书王权，曾被召要出使契丹，向宗主国表示谢忱。但他拒绝出使。他认为自己累世将相，不能做这种无羞耻之事，他对人说：
“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我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向草原帐篷屈膝下跪！
于是假托年老有病，不赴诏命。石敬瑭大怒，罢免了他的官职。
王权是老臣，他出生于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从曾祖父起，世代都是大唐官僚，石敬瑭的后晋，考虑到他的官宦背景，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但王权毕竟有大唐的士风，在这样一个乱世，屈身去赴穹庐请安，这事，他做不出。这就是儒学讲述的“有所不为”。
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有生死以之的价值观。王权在这个问题上的姿态，凸显了一种大丈夫气概，五代乱世，难得。
石敬瑭无力控制全国局面，他最信任的武官刘知远，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心怀异志，像更多的地方藩镇一样，在观望，在与石敬瑭玩推手。
……
这时节，更有三个重要人物，举兵反晋，在摇摇欲坠的后晋建立之初，像拳击手一样，又给了后晋三记勾拳，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沉重地打击了”刚刚成立的后晋政权。这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范延光、安重荣、安从进。
范延光心生“异志”
范延光正做着天雄（今河北邯郸）节度使。他不听“儿皇帝”节制，以魏州也即天雄军为根据地、大本营，开始“造反”。
天雄，是唐以来的要塞称谓，史称天雄军。此地曾名魏州，又称魏博，后又改名大名。故唐末以来史上所谓“天雄、魏博、魏州、广晋、大名、邯郸”，辖地虽有变化，但大致所指是同一个省级军政辖区。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属于史上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另外两镇是范阳（又称幽州、卢龙，辖境在今河北北部，北京、保定及辽东等地）、成德（幽州以南河北中部，西接山西）。三镇依次为中原北部的三道屏障，范阳是第一道屏障，如今已经属于契丹；天雄为最后一道屏障，天雄破，中原就成为前线了。
此地故实甚多，当初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在这里反叛李存勖，得了天下。现在，范延光就镇守在这里。
说来这位范延光“微时”，也即没有出名之前，本来没有多大野心。但他遭遇了一个江湖术士张生的蛊惑。张生对他一番恭维，改变了他的心态。
张生说：“看您这面相、骨相，将来必定可做将相。”
不久之后，范延光做了官，算是跻身显贵行列，他想起张生的话来，觉得他的相术太准啦！于是就召他在麾下做参谋或顾问，对他极为器重信任。
有一次，范延光梦见有蛇从肚脐眼儿钻进肚子里了，就问张生这梦主何吉凶。张生一如既往地说拜年话：“蛇啊，就是龙，这是龙蛇啊！这是当帝王的兆头啊！”
范延光闻言大喜，从此有了“异志”。
这件事可以与李嗣源时那位周玄豹术士“媲美”。李嗣源也是因为周玄豹相术很准，想召他入朝做官，但是遇到大学士赵凤的劝谏，最后没有让周玄豹入朝，也因此避免了术士祸害下的灾难。但范延光不同，没有人劝谏他。因此，他只能按照有限的个人智慧来处理这件事。
五代十国，乃至于三千年历史故实，我看惯了这类术士的恭维，大致规律就是：术士吹捧主家，主家大喜过望，后来果然部分或全部实现术士的预测，于是术士被召来做官。但这之后，就是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范延光也不例外。
范延光在后唐时与潞王李从珂关系亲密，潞王做了皇上也即史称末帝之后，与石敬瑭对峙，晋阳大战时，范延光曾奉命带两万精甲步骑到辽州（今山西左权），与赵德钧形成掎角之势，对付河东和契丹联军。但李从珂很快覆亡，赵德钧等人又投降了契丹，范延光即匆忙带兵返回天雄大本营，虽然表面上向石敬瑭上表愿意归附，但内心一直不安。
那时有个成德节度使董温琪，投降契丹，被契丹掳往北方草原。董温琪的部下有个叫秘琼的，自说自话做了成德军的“留后”。范延光于是暗中写信给秘琼，要求俩人勾连一气，共同对付石敬瑭。秘琼接信后应该有过恐惧，觉得天雄虽然是天下名镇，但是要推翻有契丹支持的晋帝国，似乎可能性不大。所以没有给他回信，但是也不敢回绝，干脆不回应。这就惹恼了范延光，在后来的日子里对秘琼痛下杀手，暂且按下不表。
范延光有“异志”，他在等机会。
但他勾引秘琼的事，早被石敬瑭侦知，于是有了准备。
要说范延光，当初也是一条汉子。他在跟从李嗣源时，有一次李嗣源被敌兵所围，范延光在凶险的战局中被秘密派出求援，半夜被敌兵俘虏，下狱，史称“搒掠数百，胁以白刃”，玩命拷打，以死威胁，但范延光就是没有供出李嗣源这边的信息。好歹躲过一劫，得到了李嗣源的信任。
后来，范延光又在李嗣源解决汴州朱守殷之战中，立功。这事也让范延光对自己信心倍增。他认为自己料事如神，有纵横沙场的本事，隐隐地觉得自己似有能力逐鹿中原。这种感觉跟肚脐眼儿的“龙蛇”应有关系。
但他在后唐明宗时代，应该还没有萌动造反之心。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这里，稍有脑子的人，也不敢肆意乱动。朱守殷有异动倾向，一战而溃。范延光应该比朱守殷明智。后唐待他也算有恩。他看到朝中有乱象，知道一己之力无能改变朝廷格局，于是多次请求外放。明宗最后答应了他，外放为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
冬天的一个早上，李嗣源为外放的范延光饯行时说：“你现在就要离我远去，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
范延光答道：“朝廷大事，万望陛下同内外辅佐的大臣们商议决定，不要听小人的话语。”
说罢流泪，李嗣源也流下泪来。当时君臣之间确有一种相信相知的感情。范延光所以说这一番话，跟当时朝廷任用孟汉琼一班中使宦官有关。孟汉琼虽然不是史上最坏的宦官，但他确有结党营私、舞弄权柄之举。
范延光一番话，仿佛诸葛孔明《出师表》，有着对后唐王朝的关爱。
不久，范延光又做了天雄节度使。此地遂成为他的大本营。虽然他后来又做过宣武节度使，但天雄军还是他最为倚重的根据地。
他后来又与潞王李从珂很友善，李从珂称帝后，给范延光加官为枢密使，从此，范延光有了参与军机的朝中大权。李从珂还让儿子娶了范延光的女儿，俩人结成了亲家。李从珂讨伐石敬瑭时，任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河东前敌总指挥），范延光则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河北前敌总指挥），同时代理魏博行府事，相当于河北前敌的政务主任，同时他还兼着中书令（国务大臣）。范延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李从珂也确实非常信任他，以至于晋安大败后，一度想到天雄军去投奔范延光。
讨伐石敬瑭的晋安大战时，范延光作为招讨使之一，受诏带领部下将士两万余人屯驻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当时赵德钧已经心生异志，要求范延光的部众与他的卢龙兵合为一处。范延光以他的政治智慧，看出了赵德钧其心叵测，很可能是聚兵一处后，以此壮大自家声势，加重向契丹投降的砝码。于是，他出于警惕，上表称他所带领的天雄将士已经进入贼境，无法再南行数百里与赵德钧会合。于是赵德钧的这个谋略没有成功。但范延光也有自保的一面，在救助晋安大寨时，他并不积极，这也是事实。
人的复杂性在范延光这里也可以看到。他跟契丹打了多年的阵仗，所以李从珂之后，他虽然表面“臣服”石敬瑭，但骨子里还是有中原情结，想想李嗣源时代的“光荣”，他怎么也不愿意为契丹的“儿皇帝”效忠，何况，他那神秘的肚脐眼儿里还钻进过一条“龙蛇”。
范延光特别信任的一个左都押衙（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副主任）名叫孙锐的，特别专横，他看到藩府有些准备呈给朝廷的奏章，觉得有不如意处，竟敢当着范延光的面撕碎扔地上。有一次范延光生病，这位左都押衙就纠集了几位同党聚谋，逼迫范延光造反。这又是五代时屡见不鲜的“权反在下”的“阴谋推戴”。范延光想起从肚脐里钻进来的那条“龙蛇”，觉得也许正是上天给他的难得机缘，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下来。
范延光初期无非是“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士卒聚集起来，修缮甲兵，将全部辖境的刺史级别的官员都集中到魏州大本营，史称“将作乱”。节度使管辖范围大小不一，从几个州到几十个州不等。但节度使的治所，一般也在辖区某州之内。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行政单位，节度使管辖，略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单位。节度使下属各州，一般安排刺史管理。故所谓“召巡内刺史”，略相当于省长召集全省各地级市市长。
这类举动，动静比较大。
所以范延光“将要”作乱，还没有作乱，石敬瑭就有了感觉。
纷繁杂乱的后晋帝国
石敬瑭正在谋划迁都到汴梁。谋臣桑维翰就对石敬瑭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乃是水陆两道的大都会，物资和财用都很富饶。现在范延光谋反迹象已经显露，大梁距离他所在的魏州不过十个驿站那么远，他那边若有变故，朝廷大军很快就可到达，如俗话所说‘迅雷不及掩耳’一般！主上不必担忧！”
石敬瑭于是下诏，托辞说洛阳漕运不足，要东巡汴州。为了暂时稳住范延光，石敬瑭还给他加官晋爵为清郡王。
但范延光并不为此而停止运动。他很清楚“东巡”是怎么回事。当初李嗣源不就是“东巡”，灭了朱守殷吗！那活儿，还是我范延光干的呢！现在你石敬瑭又来“东巡”，谁不知道谁啊？
范延光的“反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来了，不断有人到朝廷检举揭发他的谋反行径。有人报告说范延光甚至渡过黄河，焚烧了黄河南岸的草市。石敬瑭闻讯很吃惊，但他毕竟老谋深算，暗暗布置了各路将士开始为围剿做准备。
双方都没有下战书，但就像安排好了的一样，各自都在按照战争的逻辑运行。石敬瑭布局的时候，范延光也在布局。他派出大将冯晖为前敌总司令，孙锐为兵马都监，率领步军、骑兵两万人，循河西抵达黎阳口（今属河南浚县），并越过了胡梁渡。此地已经进入河南地界，兵锋直指大梁。
石敬瑭以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讨伐魏博前敌总指挥，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带领本部军马驻屯相州（今河南安阳），为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当于魏博前线总预备队司令。
让石敬瑭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临时任命的前敌副总指挥张从宾，却没有听从他的号令，反而被范延光招降，与魏博合兵一处，一道来反石敬瑭。而且他一旦反起来，更加心狠手辣，很快就攻下洛阳。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河阳正做着节度使，一个在洛阳正做着东都留守（因为石敬瑭东巡，洛阳需要有人留守，而当时汴梁还没有正式成为首都，所以，与长安西京对称，洛阳还被称为东都。以后汴梁成为东京之后，洛阳改称西京），都被张从宾杀害。同时，张从宾又安排他人来充当节度使和东都留守，甚至还调动洛阳内库的钱帛用来犒赏将士，当时的留守官不想给他仓库的钥匙，也被杀害。然后张从宾挥兵东进，直奔石敬瑭所在的临时都城汴梁而来。
张从宾将一场战事搅合得惊险迭出。石敬瑭匆匆忙忙地重新调度中原藩镇各路诸侯前来勤王。诏书频频颁下，当时充任奉国都指挥使的侯益，被指派为率领五千禁兵，与朝廷大臣杜重威会合去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兵，也去讨伐张从宾。石敬瑭要灭张从宾，志在必得，一面又要顾及魏博的范延光，以及范延光派出的冯晖和孙锐。
当时的往来军书在汴梁城中出出进进，秘书们有了从未有过的纷繁杂乱，随从石敬瑭在大梁的官员一个个都有了惊恐；后晋帝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纷繁杂乱，险象环生！但这时候，老臣桑维翰不惊，只见他坐镇政事堂，从容草拟文件、批复文件，布置军事，神色自若，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甚至连接待、应对宾客，也不改往日的礼节规范，该戴帽子戴帽子，该换礼服换礼服，一切如常。众人见宰辅如是，略略镇定下来。
他之所以如此镇定，事实上是心中有契丹。他知道，只要契丹在，就没有事。桑维翰是铁了心“爱”着契丹的中原名相。他的智慧和定力，都由契丹而来。他自认为已经把天下大势看清楚了。
石敬瑭的不安
杨光远正在对付范延光派出的两员大将冯晖、孙锐。
在一个叫六明镇（今属河南滑县）的地方，杨光远施用了一个计谋，引诱他俩渡河。这俩将军不知就里，就渡河。杨光远趁他们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冲锋。河水不深，军士们涉水而战，杨光远部士气正旺，一举获胜，将魏博兵一战溺杀三千多人。冯晖等率余众退回魏博。
杜重威与侯益引兵至汜水，一战擒杀张从宾万余人。张从宾逃跑，乘马渡河时，被追兵挤到河里，溺死。抓获张从宾的党羽多人，送到大梁，斩首、灭族。
张从宾乃是历史上的“佞人”，此人有些邪痞之处。石敬瑭践祚之初，到汴梁巡视，留下张从宾负责洛阳京师的治安。在洛阳著名的天津桥上，碰到了当朝御史。张从宾带着巡警一百多人，在桥上不分路，占满了桥面直行。结果御史大夫无处可躲，生生被巡警挤下桥去淹死。等到石敬瑭回来后，他解释说，是御史酒醉失足。他就是这么“凶傲”。但这一次在汜水之上，他也被挤到水下而死。天理昭昭，故实仿佛一个首尾圆满的“现世报”。
战场形势迅速发生变化，范延光大势已去。史称“范延光知事不济”。但此人与无数的庸人一样：总是在倒霉的时候放出昏招。他的昏招就是：我投降，但我投降得有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当初我不想造反，是孙锐怂恿我造反的，现在我杀孙锐、灭他全族，这样可以原谅我了吧？
他将孙锐全家悉数杀灭，孙氏府邸一片血腥。
然后，他通过杨光远给石敬瑭上表，史称“待罪”，等待皇上发落。
杨光远将这个消息报告给朝廷。这时又传来了范延光辖境内多位刺史投诚或准备逃跑的消息。石敬瑭认为魏博已经树倒猢狲散，朝廷胜利在望，不接受范延光的降表，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范延光倚为心腹的大将冯晖假称要与杨光远决战，率军出城，却在阵前投降了杨光远。石敬瑭闻讯大喜，很快任命冯晖为一方节度使。杨光远告诉石敬瑭：魏博城中范延光已经粮食用尽，这位末路藩帅已经无计可施。
但就在时光一天天挨下去的日子里，石敬瑭才发现：这个魏博城，原来并不好攻克！算算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多，魏博还是没有被攻下。范延光凝聚起求生意志，殚精竭虑，还是一员像样的将军。而朝廷此时已经因为兴师过久，天下疲敝。而远在湖湘的安从进也在酝酿反叛。他如果与范延光联手，事情还真是麻烦。后晋帝国建国不久，百废待兴，一个魏博牵扯了这么久，石敬瑭渐渐有了不安。他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范延光的请降。
杀母的逆子
石敬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派出了内廷供职的宦者朱宪，作为皇家特使进入魏博城，告谕范延光，答应调他镇守大藩，并起誓说：“如果你投降后，还杀你，大太阳在上，我石敬瑭不能享有国家！”
随后，又派宣徽南院使再次进城告谕。
此际范延光也知道，不降，都玩了命，魏博肯定没有希望，何况，早已粮草不继，又无外援。于是对部下说：“主上看重信用，说我不死，我就一定不会死！”
说罢，他也做姿态：撤销城中守备，投降。
石敬瑭果然不失信，首先颁发大赦令，然后调任他为天平（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并赐“铁券”。这个“铁券”乃是一种契约，由后晋朝廷与范延光立约，表示此生此世后晋朝廷不杀范延光此人。
范延光的老部下也跟随他一道，获得大赦。
但魏博军中有一个行军司马（略相当于省军区参谋长）名叫李彦珣，此人获得大赦，引起了争议。
李彦珣当初在乡里时，就不愿意赡养父母。在范延光麾下，提为步军都监（相当于步军副司令）。反叛朝廷时，他曾负责城防。杨光远围城，到乡下召来李彦珣的母亲，推到城下，试图以老母要挟李彦珣投降。但这个逆子居然引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这等人物投降石敬瑭后，也被封为一个州的刺史。石敬瑭的朝廷无论怎样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但就人伦大义言，还是有人不愿意看到杀母的逆子升官发财。当时有人提出李彦珣杀母“恶逆不可赦”，石敬瑭想了想，认为自己刚刚做了帝王，不能不守信用，于是说：“算啦，大赦令已经下了，不可以再改啦！”
放过了李彦珣一命。
赦令下，当然要言而有信；但当时赦令所赦乃是“政治罪”而非“人伦罪”。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臣光曰”的意见，李彦珣的“人伦罪”实在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灵”所不能容。如果石敬瑭能宣布赦免他背叛君主的“政治罪”，而惩罚他射杀亲母的“人伦罪”，这是不会有损君王信用的。这样一来，还可以彰显邦国的道之所在。一个容忍杀母的人物做官、升官，可见天下人伦已经恶劣到何种程度。儒学所谓“礼崩乐坏”指的就是这类风景。
“赵匡胤时代”之所以是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其中之一就是拯救人伦天下。老赵于此，付出了常人难及的心血、智慧和勇气。
安重荣百步穿杨
新生的后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解决了范延光的问题，马上又遇到了另一个难缠的人物安重荣。
安重荣，小字铁胡，善骑射。后唐时曾经做过边境地区的指挥官，因为犯罪入狱，他的母亲到洛阳去求告，明宗李嗣源动了恻隐之心，下诏特赦，做了一位巡边将军。
石敬瑭起兵太原后，知道安重荣是个勇悍之人，就派安州防御使（治所在河北定州）张颖来召他，许给他高官厚禄。
这位张颖，说来也是有故实的人物，他就是后来大宋帝国著名的大将军张永德的父亲。但此人性情急躁，待人苛刻，见不得人的小过。属下有小过，就要遭遇惩罚。所以他的左右亲信都有点怨恨他。他还有一个劣迹，也说在这里。
张颖有个部下叫曹澄，曹澄有个女儿很俊，张颖知道后，就逼着这位下属，强娶了人家的女儿。曹澄爱女心切，咽不下这口腌臜之气，就伙同几个“不逞之徒”，夜半带着利刃潜入张颖府邸，直接踅进寝室，将其杀死。而后，曹澄一伙儿越过冀鲁，越过淮河，投奔了南唐，在金陵侨居。后来张永德成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柴荣成为郭威的养子。郭威死后，柴荣成为后周世宗，南征淮南时，因为张永德的缘故，派遣使者到江南，要求遣返曹澄等人。江南中主李璟，害怕后周威严，只好捆了曹澄等交给柴荣。柴荣将这一伙人送给张永德，史称“俾甘心而戮之”，让张永德遂愿得以杀人祭父。这是五代乱世“快意恩仇”的故实，但是故实所透露的丛林式渴血精神，是不难考见的。
且说安重荣，他的母亲和兄长都认为不可以投奔石敬瑭。但安重荣已经答应了张颖，不好拒绝，而张颖现在就在府上等着回话呢。安母、安兄商议后，认为石敬瑭能否坐上天子位置不好说，不能如此冒险。何况，安母当初曾经说服后唐的明宗李嗣源，赦免了安重荣，后唐应该说对安家有恩。现在宁可杀了这个张颖，也不能背叛朝廷。
安重荣最后说：“这样吧，我们来赌一把。看看天意如何。”
于是在百步之外，地上插一根箭，说：“石公敬瑭如果能做天子，我当一箭射中。”说着张弓搭箭，一发而中。
又在百步外立一箭，说：“我安重荣如果能做节度使，就射中。”说着，又是一箭，再中。
“步”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古人所说“一步”约略相当于今人的两步，据度量衡史资料可知，“步”历代长度不一，譬如周以八尺为一步，秦以六尺为一步；但“一尺”是多少，又不一样。综合诸家资料，“一步”应在一米五左右。如此，百步之遥，当在一百五十米外。这个距离能射中那么小的标的，应该说，箭法了得。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两箭射去，让这个普通的巡边将军，命运有了变化。
他的母亲、兄长，也觉得百步射中，似有天助，难道我们安家有人啦？于是同意了他去投靠石敬瑭。
安重荣当即率一千巡边的骑兵投奔了后唐的叛逆者。
石敬瑭任命他为成德军（治所在镇州，今属河北正定）节度使，从此安重荣也跻身于“藩帅”之中。
与石敬瑭对着干
安重荣虽然是个武夫，但对于地方管理的“吏事”却无师自通。史称“其下不能欺”，下级官吏欺骗不了他。
他在成德军任上，有一对夫妇来诉讼自己的儿子不孝。安重荣拔过一把剑来给这位父亲，要他自行结果不孝之子的性命，但这位父亲哭着说：“我不忍心啊！”但这位母亲则从旁边詈骂不止，甚至夺过剑来就要杀子，吓得儿子逃跑。安重荣再问，知道这个老妪乃是继母。而后将她叱责出去，随后，拉弓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一箭将这个女人射杀。
故实仿佛《旧约·列王记》和《元曲·灰阑记》的版本复制，都在讲述坊间“智慧”判断疑案。这类故实当然与今日所理解的司法程序相背，且如果将此作为“案例”援引，当事人稍具头脑即可超逾这一“智慧”，而遭致误判，因此，故实并不具有“司法经典”的意义。但这里依稀可见人类的良知和对公正的诉求，就自然法而言，无论以色列所罗门，还是大宋国包待制、成德军安重荣，都有值得尊敬的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律法不外乎人情。
有意味的是，在“比较法学”中，人们将所罗门王和包拯做文化比较的很多，但是研究中，源于安重荣这个历史故实的，却很罕见。
安重荣由军卒起家，暴至富贵，不免忘乎所以。他一下子娶了俩老婆，弄得石敬瑭没有办法，只好两个老婆都封诰命。
做了节度使，安重荣认为传说中的“金鱼袋”不足贵，自己刻了鱼形的玉制件佩在身上。金鱼袋，是鲤鱼形状的金符，唐五代以来，四品以上官员可以佩金鱼袋；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佩紫金鱼袋。节度使，一般在三品左右，从三品到正二品都有。安重荣认为成德军乃是天下重镇，金鱼袋算什么，要玉鱼袋。古来好玉要比黄金贵重。
他还从此变得异常横暴，以为在这个独立王国中，可以从心所欲。麾下一个指挥使名叫贾章，因为意见不合，安重荣大怒，就将此人杀死。但节度使辖区杀害官员，要上报朝廷的，他就给被害者安了个“谋反”的罪名。贾章家有一个孤女，还很小，安重荣想想，要不就放过这个女孩子吧。不料这女孩子很从容地说：“我家十三口人，都死于兵火之中，后来存在世上的，只有我爸和我。现在我爸死了，我哪里忍心一个人活着！愿意跟老爸一起去死。”安重荣也不客气，好，你要死，就成全你，于是父女俩一起死。镇上人见此情景，对贾氏女孩的刚烈无不钦敬哀恸，但由此也知道：安重荣违背人伦，必败！因此在人心离异之下，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安重荣，是那种欲灭亡、先疯狂的人间模型。
他的疯狂还刚刚开始。
当他后来知道石敬瑭勾结契丹、做了“儿皇帝”，还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就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劲头：他要与石敬瑭对着干了。
安重荣反意已决
他认为石敬瑭投靠契丹是“万世之耻”。于是上表直斥石敬瑭所作所为，表示要与契丹死磕到底。
安重荣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之志，因此常被后人赞誉。但根据留下来的记录可以知道：安重荣，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看到石敬瑭起事成功，自料并不比这位“儿皇帝”逊色，甚至觉得自己的勇悍远远超过他。当初石敬瑭安排他到成德军去代替秘琼做节度使，曾提醒他说：“如果秘琼不接受你，不同意你代替他，你不要力取！万一打起来，以后的祸患会更严重！”
安重荣认为石敬瑭胆怯。他对人说：“秘琼，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将相之重，士马之众乎！”秘琼，不过是个匹夫小子，当今天子还这样怕他！何况我这样有将相军士，有众多兵马，有重要地位的节度使，天子岂不更害怕啦！
他这话可不是随意乱说，乃是早就心存异志。此人出于行伍，性情粗率，仗恃着勇悍而有傲慢暴虐之行。他在五代时期留下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被后来的藩帅和史家们屡屡引用。他常对人说的这句话是：
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
现在的天子啊，谁能做到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当！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也是一个心理期待，是五代藩帅们的真实愿景。
安重荣有了成德军，自以为也是一“兵强马壮”的人物，于是有了反意。配合他这个“反意”的，是“天意”。
史称安重荣出镇，怀有不轨的念头很久了，但是没有暴露出来。但是时间不久，“天意”来了：他的马厩中居然生出了朱鬃白马，还有人报告说，看到黑老鸹生出了五色雏鸟，更有一位县令，向他贡献了一只五色水鸟，安重荣说：“这是凤凰啊！”然后将这只“凤凰”蓄养在府邸的后潭中。种种迹象，让安重荣以为都是“膺天命”的祥瑞，史称这位藩帅“乃欣然谓天命在己”，很高兴地以为天命将应在我安重荣身上。
为了更高难度地测试自己是不是“天命在己”，他决定当众表演一次，听凭“天意”裁断。
他所在的成德军府廨有一个数丈高的幡竿，竿顶有一龙头。安重荣有一次拿了弓箭对左右说：“我如能一箭射中竿上龙头，必有做天子之命！”
说罢，一发射中。
在左右欢呼声中，安重荣反意已决。
从此以后更为自负，已经不把石敬瑭放在眼里。在正式举兵之前，与朝廷的所有往来奏请，说话口气都超越了他的身份。因此很多“奏请”理所当然地被执政多次否定。在疯狂的气氛中，他开始招聚亡命之徒，购买铁甲战马，有了实质性的谋反准备，史称“有飞扬之志”。
石敬瑭有察觉，但是害怕打草惊蛇，更害怕直面这位大藩与之兵戎相见，没有更实际的动作来制止他。
安重荣于是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谋划造反事业。
石敬瑭的定心丸
石敬瑭划走幽云十六州后，这些北部州郡很多都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汉人、契丹之外，还有沙陀、突厥、契苾（音气必）、党项、吐谷浑（音土欲浑）等。契丹对这些族群的盘剥、抢掠、欺凌很严重，导致很多族群不满。契丹还有一个恶政，就是胁迫各族群部落的青壮年们须自备军粮、武器，准备与契丹一起南侵中原。这些族群不愿意做这种事，于是，有些部落就举族南迁。有些族群还向后晋王朝上缴了契丹给他们的委任状。
安重荣知道这个形势，于是不断地招诱北方异族“归化”中原。这样一来，就等于从内部挖空了契丹的南线边防，耶律德光当然不干。他责令石敬瑭要将这些南迁的部落遣还契丹属地，并保证从此保护部民的安定。
石敬瑭左右为难：不敢得罪契丹，但也不敢得罪安重荣。不得已，他派出自己的朝官带兵去驱赶南迁部落返还。但各部落依然被安重荣招诱，所以在契丹、后晋之间形成拉锯风景——部落百姓们来而复去、去而复来。
有时，契丹也会有使者来到成德军，安重荣在接见他们时，就会摆出傲慢的姿势——伸开两腿，像个簸箕样子——坐在地上谩骂羞辱他们一顿。更有契丹使者经过他的辖境，被他得知消息，还会派出刺客杀掉这些契丹使者。
石敬瑭不能保障契丹使者生命安全，等于失去了治理中原的合法性。这是特别让石敬瑭忧虑的地方。契丹来责问，石敬瑭担心契丹率军南下，于是派遣安国（今河北安国）节度使杨彦询出使契丹。契丹责问他，杨彦询倒是有口才，他说：“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将如之何？”这事好比一般人家里有了悖逆不道的逆子，父母管不住他，您说那有啥办法？耶律德光想想也是，这才算消了怒气，没有派兵南下。
安重荣的造反，是以抗击契丹为旗帜的。他也确有试图洗刷国耻的念头，而且越来越强烈。他给石敬瑭上表几千言，认为包括吐谷浑在内的北部各族不堪契丹凌辱，都有归附中原之意。天道人心都在这一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起兵与契丹一决雌雄。
他还将这个意见做成传单，分发给朝中官员和各大藩镇。
石敬瑭更加忧虑，不知应该怎么办。他甚至认为安重荣所言也许不无道理，难道我这个“儿皇帝”还可以翻牌吗？
最后还是桑维翰分析形势，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他给石敬瑭的密疏中分析天下形势说：“大晋外结契丹，安重荣必无所为。现在安重荣不过是恃勇轻敌，而契丹士马精强，上下和睦，经济富庶，国无天灾，这是不可以与之为敌的。现在天下粗安，但留下满目疮痍，国库虚竭，百姓困弊，这形势，就是静守还恐怕难于太平，岂可妄动北伐之念！……”
桑维翰对后晋、契丹、安重荣三方力量的分析，与冯道的“事当务实”有一拼，也应该算作“务实”，但省略了“名义、名节、名教”的描述。这一番话坚定了石敬瑭投靠契丹一百年不变的决心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