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很少夸人的，他这也不是在夸人，因为这是事实。
管仲新政的第一步：重新划定行政区域，建立郡县制雏形。
周朝的行政区划很简单，以国都为中心，国都郊内称乡，郊外叫遂。一般来讲一国有三乡三遂。但在管仲的改革之后，齐国把三乡变成了二十一乡，每个乡之下设“轨”、“里”、“连”等行政机构，三遂则变成了五属，每个属之下设“邑”、“卒”、“乡”、“县”等行政机构，使得行政管理能直达每一人户，从而形成了先进而完整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在周朝其他国家还处于封建领主自辖其地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的时候，齐国已经形成了分级管理的现代化国家雏形，这是管仲超越了时代的伟大创举。
管仲新政的第二步：在行政组织中层层建立军事组织，由国君直接控制军权。
在西周时期，军事组织是寓于宗族组织中的，每逢战争，封建领主以宗族家长的身份召集本族成员组成军队，跟着国君去打仗。也就是说国家军队其实是由贵族私人武装组成，这不仅对君权是一种威胁，而且在管理上也很困难，所以管仲大力改革军制，把贵族私人武装逐渐转化为真正的国家军队，这又是一大创举。
我们看到，管仲极力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事物纳入各级行政机构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极大限制了贵族在自己采邑内的特权，且避免他们另立山头威胁君权，这实际上是由领主统治向封建官僚统治转变的开端，在推进历史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别看管仲出身贫贱，功利现实，似非仁厚君子，可他胸中确有万千沟壑，只欠足够大的舞台而已。小平同志尝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管仲就是只好猫，而且还是猫中极品，堪称猫王。
管仲新政的第三步：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首创“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
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被称为“海王之国”。但是从前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当地贵族豪富手里，他们利用自身特权，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局面必须改观，否则齐国的国力必将持续衰退，甚至走向经济危机。
管仲于是实行了“官山海”的经济政策，即对渔盐、铜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民间生产，但由国家统购统销的经济制度，并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国有资源不流失，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保证渔盐之利国家专擅，“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外，管仲还设立了国家物价部门，通过政府采购和抛售，调剂物资余缺，平准物价，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市场有序发展。中国竟然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物价局了？对，大家没看错，司马迁尝言：“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所谓“轻重九府”，就是调节市场的九个国家经济管理机构。
在我看来，光贵族有钱上层有钱的国家不叫富，百姓有钱政府有钱才叫真正的国富民强。在管仲之前，周代的宗法制使得“国、家不分，公、私不分”的观念甚嚣尘上；在管仲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国家经济观念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的“圣人”一般都崇农抑商，只有管仲是特例，他重农又重商。
管仲新政的第四步：大力发展工商业，对从别国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给予优惠政策。
经过管仲的改革，齐国有了二十一个乡和五个属。郊野的五个属住农人，主要负责农业生产；二十个乡里面，其中十五个乡住士，是齐国的主要兵源；另外六个乡，三个乡住工，三个乡住商，总共六乡一万两千户，他们通通不用服兵役，专门经商从工，大力发展齐国工商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齐国的“分居”制是后世“保甲连坐”制的雏形，百姓被关在国家安排的区域内，不得任意流动户籍，且世世代代不能转换身份。可见管仲改革也有不人道的地方——当然，用现代观念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人，未免过苛。
另外，管仲还给予外国商人“稽而不征”的优惠政策，也就是只盘查不法之商人，而减免甚至不收关税市税。对于生意特别大的商人，甚至给予食宿免费。如此大力招商引资，当然导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临淄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据《管子》书中记载，齐国商业之发达，其贸易不仅限于中国而已，甚至还发展到了海上朝鲜等东亚诸国，史学界有些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或者“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短短数年，管仲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他真是上天赐给齐国的宝物。在先秦各派思想家改革家中，儒家太过保守，法家太过严苛，只有管仲刚刚好。
在《管子》一书中，还记载了管仲是如何打贸易战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贸易战记载，其经济思想之先进，从我们现在来看都很有借鉴意义。
关于这些贸易战，我们等到后面写齐国的称霸时再具体展开来讲。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齐国称霸天下真的是靠军事手段吗？孔子尝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孔子也不认为齐桓公是光靠军事实力来号召天下，那么莫非是靠“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吗？依我看也不尽然，其中经济手段应该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管仲的经济头脑远超他所处的时代，甚至放到现在也不见得比哪个经济学教授差。他之前做生意为什么屡做屡亏，显然是由于身处弱势地位造成。你看，一旦他掌握了国家资源与国家机器，整个天下的财富就开始源源不断涌入齐国。所以鲍叔牙才说他纯属那种“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人。
5 精英团队
照前所述，在齐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中，貌似全都是管仲在大放光芒，齐桓公倒更像是个因人成事的幸运儿，其实不然，齐桓公在其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甚至一点儿不比管仲小。
齐桓公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移风易俗。
我们别看齐桓公自己挺好色，其实他对齐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非常重视的。齐国自古民风开放，男女关系混乱，通奸率离婚率非常高，影响极坏，这不仅对齐国的国际形象非常不利，而且让齐国生育率大大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于是齐桓公接受管仲的建议，发布了一条很特别的法令，规定男子如果休妻三次，则取消他的齐国国籍，驱逐出境；而女子如果改嫁三次，则发往国家粮仓舂米进行劳动改造。
这个法令虽然有些不人道，但效果还不错，至少那些大男人们不会随便休妻了，齐国因此离婚率大大降低，人口迅速增殖，大国气象日渐明晰。
又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微服出巡，发现齐国竟然有很多人年老无妻，生活非常孤苦，便问管仲，管仲说：“国有腐财则人饥，宫有怨女则人老而无妻也。”齐桓公恍然大悟，立刻知错就改，把宫中尚未被宠幸的宫女全部放出去嫁人，另外宣布一条法令：齐国男子必须二十岁之前娶妻，女子必须十五岁之前嫁人。
韩非最后说，齐国的腐女旷男因此立刻减少了很多，想必生育率也因此大大提高了。
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婚姻法，只不过我们现在是规定年龄下限，当时齐国是规定上限。
齐桓公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授权。
在一般的看法，掌控权力对一个领导人而言非常重要，殊不知适度的授权才真正重要。一个只知道控制权力的领导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客而已，他永远做不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当然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授权是适度的授权，而不是不分轻重，统统授权下去，有些权力是不可以随便授的，比如人事任免与生杀大权。
在《管子》一书中，齐桓公有句名言是：“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可见其对管仲之言听计从。
另外，《吕氏春秋》和《韩非子》还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次，某官员向齐桓公请示事情，齐桓公却说：“以告仲父。”意思是你找管仲去，不要来烦我。
于是那官儿只好去找管仲。过了几天，他又有一件事请示齐桓公，齐桓公还是那句话：有事找管仲，别惹我，烦着呢！
如此三次，桓公手下的官员们都受不了了，纷纷议论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意思是说桓公就知道叫我们找管仲，啥事儿不管，你这个国君当得也太容易了吧，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齐桓公听说了这件事儿，大笑：“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
可怜的秦始皇嬴政等累死的皇帝，好好学习一下人家齐桓公吧！
齐桓公对管仲的宠信可以说到了极点了，然而对旧制度、旧习俗的变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受到种种阻碍。韩非还为我们记载了当时新政浪潮下暗流汹涌的情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桓公外出时竟要配备全副武装的战车，以随时防备有人闹事儿，由此可见史上无论何种改革，激进的，温和的，都难免一路荆棘。
齐桓公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招贤。
管仲再能耐，他也是一个人，经济能力超强，但并非万事通，所以齐桓公决定多聘请些贤人帮助他，让各方面的人才为齐国政坛注入新鲜血液，保持齐国领导层的全面性和先进性。
为此，齐桓公想了三个办法，一为“庭燎待士”，二为“三选之法”，三为“游士招贤”。
我们知道，“燎”是古代最尊贵的仪礼，通常只有祭天的时候才燎起火炬，称为“燎祭”。而“庭燎”则是在宗庙内筑台燃炬，以为接待宾客盛礼。齐桓公便是每夜坐在噼里啪啦的火炬怀抱中凝神静气，敬待贤士。从夜未央一直等到夜未艾，从夜未艾一直等到夜乡晨，一直等，一直等，无怨无悔。
又《礼记》曰：“庭燎之百，自齐桓公始也。”庭燎之数要根据爵位的高低来定。天子为一百，公爵为五十，侯伯子男均为三十。桓公为了求贤，竟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僭用天子之礼来待士。这百点燃炬，都是他的一片求贤若渴之心哪！
从此之后，宫廷之内每逢大事点满火炬或蜡烛就成为一种习俗了，不过后世这些帝王不是为了求贤，而是为了摆谱。
“庭燎待士”这个方法看似不错，但毕竟被动，所以齐桓公待了近一年，也没待来半个贤士。失败，前所未有的失败；失望，齐桓公很失望。
据《韩诗外传》记载，终于，在齐国东野有个懂九九乘法表的野人（这里野人不是指没进化好的人，而是住在鄙野从事耕作的人，社会地位比国人低）来应聘了，齐桓公哭笑不得，道：“九九足以见乎？”九九乘法在我们现在小学生都会，春秋时期数学落后，会的人不太多，但也不是啥了不起的本事，最多去做个低级财会官，难怪齐桓公失望。
那野人回答道：“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
对呀，如果寡人对个会背九九乘法表的人都大为重用，那么还怕有更大才能的人不抢着来吗？齐桓公于是大喜，大大地礼遇了那鄙人一番，又是封官，又是封爵，好生一通炒作。结果事情传出，天下为之哗然，不到一个月，四方贤士云集而至。成功，前所未有的成功；开心，齐桓公很开心。
但经过这件事儿，齐桓公也发现“庭燎待士”还是太被动了，他必须走出去，深入基层，主动去求大贤。
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打听到一个叫“稷”的贤人，于是前去拜访，而且一天之内连续拜访了三次，竟都没见着“稷”，齐桓公的随从们都气坏了，说：“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然而桓公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士可以因为轻视爵位俸禄而轻视君主；但君主绝不能因为轻视士而轻视霸王之业，所以他一定要锲而不舍地拜访下去，直到见到贤士为止。
就这样，齐桓公最后总共拜访了五次才终于见到稷。
刘备三顾茅庐算什么，人家齐桓公比他足足多了两次，而且“顾”的是远远不如诸葛亮的稷——也不知是后人高估了刘备，还是低估了齐桓公。
又据《韩诗外传》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到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这个地方打猎，碰到一个八十三岁的老农人，一番交谈，齐桓公发现此老甚是有才，于是主动扶他上车，亲自当司机，将他载回朝中，礼遇有加，并将麦丘交给他治理。
再有一次，齐桓公又出门去求贤，管仲也跟着。我们都知道，齐桓公很好色，所以他即便求贤也带了一大堆美人儿，此外管仲也带了爱妾婧随行，颇有些君唱臣随，夫唱妇随的意思。
不过这个婧姑娘可不是个一般的美人儿，她是一个大美人儿，而且是个聪明绝顶的大美人儿，在某些方面，她甚至比管仲还要博学。如果非要拿大家熟悉的一个女子来跟她类比的话，我推荐金庸笔下的王语嫣。
据说诸葛亮也讨了个很聪明的老婆，只不过好像长得不咋地。看来，美貌与智慧并具的女子，实在是稀世珍宝。
且说管仲为齐桓公开路，在半途遇到一个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流浪汉，正在一边喂牛，一边敲着牛角唱歌。管仲以为此人是个沿街卖唱的街头艺术家，便命人去给他送些吃的，然后继续前进。
那流浪汉吃过酒食之后，说要见管仲，使者不让见，流浪汉便说，那请你给我带句话吧，不多，五个字，浩浩乎白水。
管仲得了这句话后，百思不得其解，便请教于春秋版王语嫣、活字典婧姑娘，靖姑娘一听，立刻心领神会地笑了，说这句话本出自古诗《白水》，原文是：“浩浩白水，鯈鯈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浩浩荡荡的白水呵，悠哉游哉的鱼儿。国君来召见我，我将会从此有安稳的住处了。可是国家还没有安定，哪有我适从的地方？”
人家这不就说得很清楚了吗？他是想做官呢！
婧姑娘话音未落，管仲赶紧命令停车，派人回去把那流浪汉请来，和他细谈之下，发现此人居然是个农业方面的高级人才。管仲于是写了封介绍信，要他去见后面的齐桓公。
这个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宁戚了。宁戚是卫国人，祖上是卫国公族，到了他这一辈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几乎比从前的管仲还落魄，后来他听说齐桓公正在大举招贤，于是替商旅赶车来到齐国，但苦无门路，只得流落街头，继续当他的“牛车司机”。
宁戚虽然得了管仲的推荐信，心里却压根儿不想用。中国的文人自古就是这么一个习气，自觉才高八斗，所以满身傲气；明明不甘寂寞，却又极好摆谱。总之是不能一副急不可耐的猴样子，要君王猜谜般猜出自己的好才行。像管仲、毛遂这样厚着脸皮主动出击，甚至狮子大开口求官求爵的毕竟少。
于是宁戚把推荐信藏了起来，仍然一边喂牛一边儿等，一直等到晚上，终于等到了，但见齐桓公的车队烛火甚盛，从者甚众，浩浩荡荡，气势逼人，然而宁戚竟不避让，就在车队前面继续喂牛，还是老招数，敲着牛角唱歌，后世称之为《饭牛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歌声悲激，其辞多有针砭时弊之意，齐桓公闻之大惊，一把抓住旁边随从的手，激动地说道：“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赶紧命人把宁戚请到车上，立刻吩咐车队回头，不去求贤了，宁戚就是最大的贤！
回到宫中，齐桓公先让宁戚去洗澡换衣冠，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向他请教，第一天谈如何治齐国，第二天谈如何霸天下，到得第三天，齐桓公受不了了，他决定立刻给宁戚封大官儿。可这时群臣却争相表示：“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是啊，国之大政非小事儿，不能轻易下决定，不如先派人去地方上考察一下。
齐桓公断然拒绝道：“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这话说的真有水平。所谓人无完人，谁都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齐桓公自己不也有私生活不检点的问题吗？你看宁戚那副知识分子的臭脾气，平常肯定少不了得罪人，一问肯定毛病不少，一考察肯定考糊。何必这样呢？只要他有突出的优点，那就可以充分利用造福国家造福社会嘛！这，就是齐桓公一贯以来的用人态度：大处着眼，小处眯眼，不问黑白，只找好猫。
于是齐桓公力排众议，当即斋戒五日，同时命令给宁戚修建官邸，任命其为中大夫，参与国政。
读史至此（当然，此事出自《管子》与《吕氏春秋》，乃野史，非正史也），小生叹服矣。见过用人不疑的领导，却没见过如此不疑的，居然连人家的身家背景都不调查就委以重任，现在可是要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查个底儿掉的，何况等级森严的古代。齐桓公这个领导当得真是天下难寻。
齐桓公亲自主动求贤这个办法不错，但毕竟范围太窄，能求来的贤人有限，所以桓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建立起一个干部选拔机制，以大范围大规模选拔人才，这个制度叫做“三选之法”。
所谓三选，也就是三次选拔过程。第一选为乡选，由各乡乡长主持上报；第二选为官选，即将“乡选”出来的人才放到政府里去实习，实习期满，由政府部门长官写出实力鉴定书上报国君；第三选为君选，即由国君亲自面试“官选”出来的人才，如果的确有真才实干，便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就等于是国家重点青年后备干部了，前途无量。
齐国的三选制度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合理最严密的干部选拔制度。首先，它确立了进贤责任制，规定各乡每年进贤，有贤不举荐，就是避贤，就要被治罪。其次，它的选贤范围极大，不仅包括贵族，包括士，甚至包括平民，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周代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意义非常重大。
但即便如此，齐桓公仍然觉得自己招贤力度不够大范围不够广，因为这样充其量只是争取到了齐国的人才。天下那么大，人才还有很多，齐桓公一个都不想放过。于是他一口气派出了八十多个游士，让他们带上大量的车马、衣裘、财货，周游列国，引进天下贤士，为齐国所用。同时这些游士也可以作为亲善大使交好各国，必要时还可以充当间谍用，可谓一举三得。
齐桓公的种种招贤之举，使得齐国顿时人才鼎盛一时无两，管仲于是有了足够的人才资源组建他的“内阁”，齐国称霸的最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诞生了。
他们分别是：
上卿管仲，立为太宰，亦称为相；全面负责国家事务，统领各部门长官直接向国君负责。
下卿鲍叔牙，立为司空，管仲之佐，是为副相。
大夫隰朋，长于外交礼宾，立为大行，掌管齐国外交机构。
大夫宁戚，农业专家，经济专家，立为司田，掌管齐国经济部门。
王子城父，军事专家，长于行军布阵鼓振士气，立为大司马，掌管齐国军事机构。
大夫宾须无，法律专家，长于断狱审判，立为大理，掌管齐国司法机构。
大夫东郭牙，忠心耿耿，敢于直谏君主，不怕得罪齐桓公，更不怕得罪权臣显贵，立为大谏，掌管齐国监督机构。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因陈国（虞舜之后封国，都宛丘，即今河南淮阳）内乱逃到齐国来的陈国公子陈完，齐桓公将他任命为工正，掌管齐国工业生产，陈完正是战国时候代齐的田氏先祖。
以上这些人，也为齐国的霸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行隰朋上任后，向各国派出常驻使臣，如季劳专使鲁国；徐开封专使卫国；曹孙宿专使楚国；审友专使晋国；商荣专使宋国；晏尚专使燕国……以结好诸侯，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从而大大提高了齐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司空鲍叔牙上任后，建立起了一整套官员考核制度，规定乡、县、属等郊内外官员一年一次来国都做述职报告，善者留用或提拔，不善者罢官或问罪。
大谏东郭牙上任后，设立了啧室（国家纳谏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信访办），允许并鼓励民众对国家政事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司田宁戚上任后，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那就是土地改革。齐国从前是井田制，也就是说农奴除了封建领主的私田之外，还必须在国家的公田上劳作，等于是双重剥削，严重打击了农奴的积极性，于是他们消极怠工，造成公田大片荒芜。基于此，齐国开始土地改革，实行均田制，即打破公田、私田的限制，把各种土地按照肥瘠程度进行折算后分给农奴，废除劳役地租，统一收取实物地租，做到包产到户，多劳多得，从而大大调动了农奴的种田积极性。
另据《管子》一书记载，齐国当时的农业税征收制度为“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即使用实物谷粟征税，两年征一次，而且丰收多征，荒年少征，甚至不征，从而大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
我们都知道，土地改革是影响最深彻的改革，于是，中国农奴开始了向农民的过渡，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巨变从此拉开序幕。
工正陈完上任后，开始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加强齐国军备建设。他派出大量采购人员，去各国收购先进的武器，带回来给武器专家研究，然后生产出更加先进的武器来，从此齐国的武器制造大大领先于国际水平。
司马王子城父上任后，则开始把提高齐国技击水平放在治兵的首要地位，大力提倡，不遗余力，并实施了“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而有不以告，谓之弊才，其罪五”等一系列方法，使得齐国全军都成了“武林高手”，搏击之术莫不强于天下。在春秋战国时代，齐军被称为“技击”，成为强大军队的代名词。
6 天下归心
经过齐桓公精英团队的不懈努力，齐国开始越来越强大了，然而正在此时，一个巨大的挫折给了他们一声当头棒喝。
齐桓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4年，齐国为了报复去年鲁国助公子纠夺位的宿怨，就由鲍叔牙带队，率领大军来找鲁庄公麻烦。
齐国实力虽然比鲁国强一些，但毕竟管仲新政刚刚开始实施，底气尚不雄厚，此时对鲁国发动战争，实乃不智之举，看来年轻的齐桓公果然还是需要些挫折来好好磨砺一下，所以鲁庄公特意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位猛将兄，这位猛将兄就是在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发表了“肉食者鄙”这句名言的曹刿。
于是两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交战。齐军先鼓，冲锋，曹刿之鲁军岿然不动；齐军再鼓，冲锋，鲁军仍然不动；齐军三鼓，这时曹刿发飙了，他大喝一声脱掉上衣，露出一身钢筋铁骨，径直下车，推开鼓手，一面用力擂鼓，一面大声喊道：“兄弟们，冲啊……”
结果，齐军大败而逃。
事后鲁庄公询问曹刿取胜之道，曹刿又发表了一通名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两军交战，有的时候就像两个人打架，先动手的不一定赢。何况齐军深入鲁境，士气本来就容易衰竭，曹刿抓住这个弱点后发制人痛殴鲍叔牙，一战名扬天下，从此荣登后世语文课本，成为我等少年共同的青涩回忆，同时也给青年齐桓公好好上了一课：
正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伐兵。有时候，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办法呢？管仲告诉齐桓公：可以用经济手段。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贸易战。
然而打贸易战，首要一个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金，否则必败无疑，不过这在管仲看来根本不是问题，自从齐国政府实行了“官山海”政策后，齐国盛产的鱼、盐、铁，全都成了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据现代考古发现，春秋是青铜向铁器过渡的时代，按照《管子》书中记载，当时天下剑戟等兵器普遍用青铜（美金），针织用具农具工具则多为铁铸（恶金）。铁作为一切工作之工具，是重要的生产物资。齐国经济发达，铁器铸造业极为兴盛，只要把齐国官营的各种铁器的价格增加一丁点儿卖往天下，积累起来就是天文数字。
其次，天下每人每日都要吃盐，盐是重要的生活物资，而当时只有齐国临海专门出产海盐，其他国家都没有。
管仲于是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
当时齐国约有50万户200多万人，全天下大约2000万人口。最保守的估计，至少1000万人口消费齐国的海盐。平均每人每月食盐大概3升，每升只要加价2钱，齐国每月可获财政收入竟多达6000万钱！是当时齐国每月税收收入的两倍！
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等于“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给齐国交税了吗！
更妙的是，由于盐是微量消费品，“全世界”人民并没有感觉到齐国对他们的经济剥削，仍然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地为齐国输送财富。至于在齐国国内，齐桓公因为外贸利润丰厚完全不用担心财政赤字，于是大量减免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故盐铁价格的上升反而让齐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所以说，齐国有的是钱，有钱不一定可使鬼推磨，但措施得当，绝对可以控制别国的经济，进而控制对方的政治，这岂不比辛辛苦苦舍生忘死去打仗轻松得多，有趣得多吗？
齐桓公对管仲的提议很感兴趣，既可称霸天下，又不用战争流血，简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样好的事儿哪里找去！可是亲爱的仲父干爹啊，咱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管仲告诉齐桓公：鲁国纺织业发达，那里很多百姓都以织绨为生。君王您可以带头让齐国贵族们改穿鲁国生产的绨料衣服，还要带动鼓励全国的百姓都去买，让鲁国人大赚一笔！
齐桓公歪着头发傻：仲父你的脑袋没发烧吧，寡人是要制伏鲁国，不是想当活雷锋。
管仲笑道：君王不闻“意欲取之必先予之”乎？我们就是要让鲁国人先占便宜，再来对付他们！咱们不仅要改穿他们的衣服，还要限制国内纺织业，让国内的纺织品完全依赖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国的农民就会放弃农事，进城去当纺织厂的农民工……
齐桓公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叫道：好，就这么办！
管仲与齐桓公双手紧握，齐声发出了阴险的大笑。
很快，齐国成了鲁国绨衣的海洋，世人还以为这是一场时尚风潮，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竟然是管仲的阴谋。
于是，“made in 鲁”的服装在齐国成为紧俏商品，价格大涨。
然而，管仲不但没有提出反倾销政策，限制鲁国丝织品进口，反而派人去跟鲁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匹，给金三千斤。反正越多越好。
鲁国的商人怀疑地问：太宰为何要如此？
管仲道：没办法，谁叫齐国百姓喜欢你们的产品呢？反正我们齐国人有的是钱，花都花不完，并且这样你们的政府财政有盈余，就不必向人民征收农业税了，我们这是双赢啊！
为了迷惑这些商人，管仲还收受了他们的提成，假公济私大赚了一笔。
商人们大喜，便开始大量招工开纺织厂，源源不断地向齐国输送绨匹，以赚取巨额利润。而鲁庄公发现纺织品给鲁国带来的贸易顺差后，也大喜起来。
——纺织业繁荣，政府的税收就多，税收多，寡人就可以大幅减免农业税，让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此国富民强，何乐而不为？
于是鲁庄公发布了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全国百姓加入到纺织业大军中来。
一年后，管仲派人到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经济泡沫弥漫了。农村人口全改行种桑养蚕，城市人口则全改行开纺织厂，资金不够怎么办，找地下钱庄借！以前钱庄借钱，庄主还考虑一下借款人有没还贷能力，有没有房产抵押之类的。现在，只要是说借钱搞纺织业的，统统放贷。纺织业现在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哪有还不起钱的！
这可真是全民大织布匹。鲁国大城小镇，几乎所有车辆马匹都被用来运输出口到齐国的纺织品了，街道上的灰土遮天蔽日，如同刮起了沙尘暴，十步之外都看不见人。
农业型大国鲁国已被管仲成功和平演变为纺织轻工业发达国家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增长超快，快得都有点变态了。
好，时机成熟，鲁国人也该为他们的见钱眼开付出代价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是泡沫，都是管仲的阴谋！
果然，齐使回来报告完情况，齐桓公立刻一声令下，全国百姓穿回帛料服装，同时闭关，停止进口鲁国纺织品，停止向鲁国出口粮食，库存鲁绨则向中原各国低价倾销。
十个月后，管仲再派人去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陷入了粮食极度紧缺的窘境之中，百姓饥贫，民不聊生，鲁绨堆积如山变成废物，纺织厂大批倒闭，鲁庄公什么税都收不上来了，政府财政赤字疯狂暴涨，庄公无奈，只得命令百姓回乡种地，但短时间内粮食根本无法有收成，结果鲁国的粮价竟然暴涨到一千钱，是齐国粮价的一百倍。
经济崩溃的国家，百姓如何生存？两年后，鲁国民众有十分之六逃亡到了齐国。鲁国国将不国矣！
齐桓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83年，鲁庄公被迫归顺齐国，桓公恩赐了他一些粮食，让鲁国勉强渡过难关。
可怕的贸易战争，惨痛的经验教训，千年之后，我们还应该引以为鉴。
第一，国家重要物资与经济命脉一定要掌握在我国自己手中。
第二，绝对不能过分依赖进口。
第三，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国家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不被国外资本家变相掠夺。所谓“得物为胜，得币为亏。”然也！中国地大物博，资源雄厚，自己不善加利用，反而贱价卖给别国，岂不谬哉？
一场贸易战，鲁庄公终于服了齐桓公，为了表示诚意，他决定帮齐桓公说一门亲事。
说到底，齐鲁还是亲戚一场，不用把关系搞得那么僵。再说了，当年鲁国的先祖周公旦与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周武王之子）。成王认为他们劳苦功高，故特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双方几百年的传统友谊，怎么能说忘就忘。
另外一边，齐桓公也很高兴，因为鲁庄公说的这门亲事儿可不得了，对方是周天子庄王的女儿王姬，地位尊贵无比，这对齐而言无疑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政治联姻。所以11年后（公元前672年），齐桓公也准备把自己的侄女哀姜（齐襄公女儿）嫁给鲁庄公，鲁庄公也亲自到齐国来纳币订婚。
所谓纳币，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送彩礼。先秦的婚俗，需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五步礼仪程序，然后才可迎娶过门。当时贵族送彩礼，一般需要五两（即二百尺）丝织成的帛，再加鹿皮两张。像鲁庄公这样的诸侯级大贵族，还要再加上一个大璋（一种贵重的玉器）。别怪周礼严密繁杂，那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准则，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完了两年之后（公元前670年），齐桓公吊足了鲁庄公的胃口，这才正式将哀姜嫁出，鲁庄公又亲自至齐迎娶，极尽礼数以表重视，从此齐鲁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我们回头再来说齐桓公与王姬的这门亲事。它为什么一定要鲁庄公来主持才行呢？原来这是一个政治传统。按照周礼，天子将女儿嫁给诸侯，必使同姓诸侯出面主婚，如果天子亲自主婚，则会混淆了天子与诸侯的尊卑界限。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又是周礼的创始人，鲁周关系远超其他诸侯，所以历代齐侯娶王女，一般都由鲁君来说媒主婚。
于是，在这一年（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来到鲁国，迎娶周王女王姬。
同时，徐、蔡、卫等姬姓中小诸侯也各自送来女儿，作为周王女的陪嫁之滕妾。齐桓公满载而归，身后一片莺莺燕燕，好不得意，好不幸福。《诗经》因而有诗《召南·何彼秾矣》赞曰：
何彼矣？唐棣之华。曷不肃？王姬之车。
何彼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意思是：
怎么那样丽绚烂？如同唐棣花般庄重美丽。怎么这么肃穆呢？王姬出嫁车驾真壮观。
怎么那样丽绚烂？如同桃李花般娇艳欲滴。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永结同心。
什么钓鱼最方便？撮合丝麻成红线。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永结同心。
强国的君主就是好哇，想泡谁就泡谁，想娶谁就娶谁，还有文人帮忙写诗赞颂，瞧瞧，都夸出花儿来了。
史书记载，齐桓公的老婆数和儿子数都是春秋之最，比起专情且无子的齐襄公，齐桓公真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看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红颜祸水，好色亡国”这句话了，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唐太宗不都是出了名的好色吗？这对他们的事业好像也没啥影响。依小生愚见，比起好色来，专情似乎更危险，欧阳修说：“英雄多困于所溺。”爱好广泛不要紧，关键要自我克制，不能沉溺，否则就会成为昏君，比如南唐后主、宋徽宗，还有明天启。
迎娶王女，只是将齐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些，齐桓公真要想将强齐转化为霸齐，还得主持几次国际诸侯大会，解决一些国际纠纷，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得到诸侯们的拥护。
恰在此时，地处中原的宋国（今河南商丘）发生了一场大内乱，给了齐桓公一个大好机会。
说它是大内乱，一点儿不夸张，因为它乱得离谱，乱得人晕头转向。
首先，是宋伐鲁。宋国猛将兄南宫长万被鲁军俘虏，宋国国君宋闵公于是轻视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是个暴脾气，他无法忍受这个耻辱，竟然在被放回宋国后暗杀了宋闵公，改立公子游为国君。
这是以臣弑君，最为大逆不道。
接着，逃到别国的宋国诸公子，又向曹国借兵，发起反攻，打败叛军，攻入宋都，杀死公子游，改立公子御说为国君，是为宋桓公。
这是兄弟相残，同样很不仁道。
南宫长万战败后，自己拉车载着母亲，狂奔两百多里，一天就逃到了陈国。宋桓公向陈国要人，陈国便用美人计将南宫长万诱捕，然后送回宋国。宋桓公于是把南宫长万，连同他的八十老母，全部剁成肉酱，然后遍赐群臣，给大家加餐。
虽是叛臣，但如此残忍，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齐桓公决定趁此机会，召集诸侯开个会，以稳定宋国政局，同时号召大家共同维护周朝和谐社会，不要重蹈宋国覆辙。
这主意看起来似乎不错，然而，齐桓公并不知道，他其实犯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
因为往常像这样的大型诸侯盟会，一般都是由周天子亲自主持的，齐桓公这样属于僭越，非常不合礼法。
当然，自从犬戎乱周、平王东迁，周王室日渐衰微，到了这会儿实力也就差不多一中小诸侯程度，再加上周王室自己也内乱频仍，所以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威信上，周天子都失去了领导天下的资本，但是在形式上在名义上在诸侯的固有观念里，周天子仍然是无可置疑的天下宗主。齐桓公妄想抛开周天子自己玩儿，恐怕没那么容易。
果然，在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春的这次北杏（齐地，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盟会上，齐桓公广发英雄帖，英雄们却很多没有来，像北方老牌诸侯卫、中原新兴诸侯郑，甚至在口头上已经表示过服从自己的鲁，统统都不卖面子不捧场。齐桓公一眼望去，只有本次盟会的主角宋桓公，以及陈、蔡、邾仨小国的国君可怜巴巴地围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气氛尴尬莫名。
人没来齐，但会还是要开。齐桓公只得强压怒火，先行在高坛上执牛耳与众国君歃血为盟。
这里说一下春秋时诸侯盟会的仪式流程吧，挺有意思的。
首先，要在会盟的地方挖一个方形的大坑，然后在坑边把牛、羊、马等牺牲宰了取血，再将牺牲的左耳割下来放在玉盘子里备用，剩下的牛羊尸体就扔在坑里，招待鬼神享用。不能自己烤了吃，实在可惜。
一般来讲，盟会中地位最高的人负责割耳朵，所以一般我们又称盟主为“执牛耳”。盖牛是牺牲中最顶级的，故大型盟会一般用牛，商代时也有用人牲的，但太残忍，周代时很少用了，不过据考古发现，人牲在春秋时期并未完全废止。
此外，取的牲血也要装好，用于在盟会的时候书写盟约，称为“血盟”。盟书写好后，每人再微饮血，将牲血涂抹在嘴唇上，称为“歃血”。歃血完毕，大家都长得跟吸血鬼似的了，盟主就带领大家一起大声宣读盟誓，最后依照惯例说两句“如违此誓天诛地灭”之类的狠话，完了就将盟书的正本（一般为玉、石所制）放在坑里的牺牲上面，再多扔几块玉器进去（古人认为玉代表信用，比如玉玺），填土埋好（见20世纪考古发掘的山西“侯马盟书”），供鬼神时刻监督检查——谁违约就惩罚谁。盟书的副本则由参加盟会的诸侯带回本国，放在宗庙里好好收藏起来，由太史保管。
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负责监督盟约的“各路神仙”包括：司慎、司盟（二天神）；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由此可见周代人的祖灵信仰与天神崇拜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拥有一整套完备的宗教体系。
这种不良风气，等到儒家等人本主义思想盛行天下的时候，就逐渐淡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从重神惧鬼到人文关怀，这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回过头来说齐桓公。齐桓公正强压怒火先行执牛耳的时候，他并没有发现，在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中，竟有一人比他还郁闷。
这个人就是宋桓公。他之所以郁闷，是发现自己好像被齐桓公给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周朝分封诸侯一共有五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宋桓公为先朝贵胄，位列公爵，比齐桓公的侯爵要高一等。按道理，执牛耳的盟主应该是宋桓公才对，却没想齐桓公竟然越俎代庖大摇大摆地做了盟主，这不是给宋桓公好看么？他能开心吗？
何况，鲁、卫、郑等爵位比他低的诸侯都不卖齐桓公的面子，他宋桓公为啥要卖？这不是自贬身份，这不是犯贱吗？
宋桓公越想越觉得自己没面子，于是他没等会开完，竟自个儿偷偷溜回国了。
我们后面讲到宋襄公一章时会说到，身为殷商后裔的宋国人继承了祖先的贵族臭脾气：说得好听点就是荣誉至上胜于生命，说得难听点就是死要面子，宁愿死了都要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