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创造了文字，而由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以文字为犯罪手段的案件，以及文字引起的民间纠纷也就随之出现。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意思如下：
齐地人少翁，懂得通鬼神的方术，以此觐见了陛下。陛下非常宠爱的王夫人故去了，少翁用方术在夜间招来王夫人及灶鬼，天子从帷帐中看见的确是故人的容颜，因此拜少翁为文成将军，恩赏了许多东西，对其极为恭敬有礼。文成说：“陛下如果要和神明往来，那么宫室、被服和神用的不一样，神明是不会到来的。”于是制造绘有云气的车子，各用胜日驾车驱除恶鬼；又兴建了甘泉宫，中间是台室，画着天一、地一、泰一等神明，摆置祭器以召唤天神。过了一年多，少翁的方术却越来越不行了，神仙并不来。少翁于是写帛书喂牛，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头牛腹中有怪异。杀牛看腹中，果然得帛书，书上所说甚为怪诞，天子心生疑虑，又从字体认出执笔书写的人，拷问此人后，发现果然是伪书，于是诛杀文成将军，对这件事秘而不宣。
这是我国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早的笔迹鉴定的例子。
而《三国志·魏书·国渊传》记载：“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收摄案问，具得情理。”
意思如下：
当时有人写匿名信诽谤朝政，太祖痛恨此类举动，想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国渊奏请把原信留下，不要把它的情况宣露出去。那封信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二京赋》的内容，国渊命令功曹：“这个郡本来就大，而且又是都城，但有学问的人却不多。你去挑选几个聪明有知识的年轻人，我要派他们去拜师学习。”功曹挑选了三个人，国渊在遣派前召见了他们，教导说：“你们学的东西还不广泛，《二京赋》是本博识的书，只是世人忽略了它，很少有能讲解它的老师。你们这就去找寻能够读懂它的人，向他请教。”然后又秘密地吩咐他们，此事不要声张。花了十来天的时间，找到了擅读《二京赋》的人，三人就去拜师学习。官吏让他们趁机要那人写了一纸笺书，然后与那封信做比较，发现那人所写的与诽谤信笔迹相同。当即拘捕那人审问，果然得知了此人写诽谤信的真相。
这就是笔迹鉴定在具体案例中的实际运用，这个案例距今已一千八百多年，我国对笔迹的运用，不可谓不早。
到了唐朝，查案时就有征验书迹这种手段了，而那时古人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对笔迹进行验证。
第一种，检验文书纸面特征。常用的方法有透光观察、水浸、肉眼观察等。唐代的张楚金就利用透光观察法和水浸法来检验拼接、剪贴的文书，成功侦破了湖州佐使江琛诬陷刺史裴光案。
第二种，分析文书笔迹，通过书写习惯比对笔迹样本，从而确定字迹出自谁手。前文提到的《三国志·魏书·国渊传》所记载的案例中，官吏使用的便是这种方法。
第三种，分析文书中记载的内容，获取线索。书面语言利用文字符号来表达人的思想，不同的书写者，其遣词造句的习惯也不同。《棠阴比事》中就记载了“程颢诘翁”的案例，程颢就是通过分析“翁”这一用词智破了讹诈案。
第四种，利用文字与印文之间的差异来破案。根据“墨水”“印文”变化规律，再结合印章、掌印、墨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分析。宋时的元绛，就曾根据指纹印迹与墨迹形成的先后顺序破获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