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热的秋老虎天，凶手穿长袖外套来看演出，很奇怪吧？”
张伟提问时开始带着浅浅的笑意，他感觉工作正在回到正轨。两人通常的合作也是这样子，师弟杜然负责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自己则擅长质疑和补充。
杜然伸出手指给他看：“那些环卫工人，不都穿着长袖的工作服吗？”
“那衣服也很薄啊，我感觉血迹会渗出来的。”
“渗出来不要紧，深色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
“哪里有人穿深色的长袖衣服？”张伟眯起眼睛四下顾望。
“你瞎呀？那些搞安保的、来给治安管理大队值班的兄弟，还有我们刘队啊，不都穿着深色的制服？”
张伟看着杜然的脸，他的表情不像是调侃。
“这种话，可别瞎说……”嘴上这样说，他也抱着胳膊思索了起来，“不过这样的话，凶手是不是应该在包厢里面换好了衣服，再出来的？”
“那肯定啊，毕竟出了门，楼梯过道上就是厕所，不在包厢里换，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那进门之前呢？我们刚进现场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个事情被忽略了，”张伟挠了挠小臂，看着杜然的脸，“刚刚你一说换衣服，我灵光一闪，想到了那个包厢。”
“包厢怎么了？”
“你说……”张伟的语气有些迟疑，“那个黎总被害之前，一个人在包厢里面喝茶，这时候突然进来了个人，把他从身后捂住嘴，一刀割喉了，是吧？”
“法医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这回轮到杜然挠脑袋了。
“开门肯定有响动的，一个陌生人进来靠近他，你说他不喊叫也不躲避和挣扎？还背对着人家被杀了，不太可能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杜然惊呼，“林队一开始从手法专业与否上面判断现场，觉得一定是惯犯或者职业杀手干的。但其实还不只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哦，如果他当时是正常清醒的状态，包厢现场都不可能是那么平静的！”
“没错，且不说目前法医没发现致昏迷药物的迹象或创伤，如果被害人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杀手也没必要像法医说的，那么用力地捂住他的嘴。”
“伟哥，你讲的有道理。那个黎总当时在包厢里，凶犯进门，他应该就能发现。既然他发现了凶犯，凶犯就很难从他背后一刀割喉，还没有争斗的痕迹。那个死法，应该是黎总知道凶手进了包厢，但又对他没有提防？你是想说……”杜然挑明了张伟的结论，“他俩应该是熟人？”
舞台两侧的LED大屏幕上，镜头对准了一位在撩垂发的女孩。
她的脸已经被汗水浸湿，显出兴奋的红晕，是那种具备电影镜头感的漂亮。发现自己被摄像师拍到了，她赶忙害羞地抬起胳膊捂住嘴笑起来，更动人了。
“等等，我问一下！”浩南抓住正要转身的灯光师。
他指着一直悬在空中，不时转动的大摇臂摄影机黑影：“这个舞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直播的吧？用那两台摄影机拍的？”
灯光师摸了摸自己被抓皱的西服，说当然是的。
“也是你控制？”
灯光师指着徒弟身边操作另一处工作台上电脑的人，说LED屏幕上的画面是由他来决定的。
“你这些直播的视频，储存了吗？”浩南冲他喊了一句。
“我没有，别找我。”VJ[6]盯着软件界面的脸，冷漠得像和谁吵架赌气一样，眼睛和手都在忙碌着，全神贯注。
“直播只一条信号线给到这边，”好在灯光师有耐心，替他解答了问题，“VJ用的时候切一下。但是指导摄影师拍摄的导播啊这些，又是其他人做。有没有储存，你去问他们啦。有时主办方想以后剪出些演出视频，就会储存。你头先问完激光，又问这些做什么？”
浩南很急，问他导播在哪里。
灯光师说这次主办方请的是湖南电视台的专业团队，应该在后台那边，有一辆白色的导播车。
浩南谢过灯光师转身而去，穿过拥挤的人群，再次回到后台附近，那辆导播车外。
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拉着扶手登进车厢。里面三人一齐转过头来，看着他起伏剧烈的胸腔。
“打扰了，我公安局的！想问一下，你们外面那两个动来动去的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有没有储存？”
“别吓人好吧，都忙着呢！”戴着大耳机、挂着工作证的胖子有些娘娘腔，翻了个白眼，继续转身去工作。
“二号机，绕过去，绕过去！拉近了给鼓手一个特写，然后依次是贝斯、键盘和吉他，最后给主唱！他要唱了！动起来！快！快！快！”另一个胖子拿着对讲机大吼道，“你是猪吗？‘动起来’听不明白？都开始唱了你还在拍你妈的鼓手啊！”
另外一人是个看上去年轻很多的女孩子，她拧开矿泉水递给那个骂人的胖子，看起来像个实习生。
她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还是等他们工作完了再来问吧，这会儿确实挺忙的。
浩南说不行，很急，视频有存储的话，他现在就要看。
“那就没有存！”浩南越急，坐着的胖子就越不耐烦。
“你们他妈的是要逗霸不咯[7]！”
浩南怒从中来，大吼了一声，刚刚还在骂人的胖子突然安静下来，吞了吞口水。
又是这样的结果，难免让人感到沮丧。
浩南最近一直在训练自己克制情绪，用更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干这一行，每到关键时刻，温和的方式都效率低下、于事无补。同事们都喜欢戏谑着称赞他工作起来“霸气”，但他从没和别人提起过，自己更羡慕罗门那种谦和的性格。
“您到底要看什么？”给浩南开机后，实习生小姑娘站得远，有点怕他。
浩南一直按着快进，清了清嗓问实习生小姑娘，昨天下午6点左右开始，有没有拍观众的摄像机拍到过沙滩公园西边一点的监控器。
小姑娘有些羞怯地问他说的西边是哪一边。
“正对舞台观众的左边，一直往南的方向。那边好像有些摆摊的，然后有个茶室。有拍到路边监控器白色柱子的，都可以。”
实习生女孩说她来找找看，然后动动鼠标，关掉浩南打开的名为“2014082317＿03.mp4”的视频文件，打开“2014082318＿02.mp4”，拖动了几下时间轴，问他是不是这个。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汗衫、摇动着伟人头像下写有“摇滚湘军”红色旗帜的文身男，正站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处监控器旁边三米左右的地方，狂喊“牛逼”，为台上的乐队声援打气。舞台摄像机在他身边停留了几秒，因为一直在运动，监控器在画面中有些模糊，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时候监控器四周白色的LED补光灯还亮着，浩南看在眼里。
他问还有别的没有。
实习生女孩又拖了几下时间轴，无非就是一些音乐节观众的表情特写，偶尔扫到了几处有摄像头的，但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实习生女孩小声呢喃了一句，点开文件夹里的“2014082317＿02.mp4”，迅速地拖了几下时间轴。
画面中白色的监控器柱子，还是刚才第一次看见的那根，但柱子底下站着的人，却显得和音乐节格格不入。那是一位穿着职业西装、梳着偏分头的中年男人。他伸直了手臂，露出白色的衬衣衣袖，举着一个灰色的大喇叭，尽可能地用喇叭贴近监控器，像是在为监控器“播放”着什么。而监控器镜头周围的LED补光灯，在忽明忽暗地闪烁了几下之后，竟然熄灭了。
这一幕简直像魔法，浩南不敢相信，露出惊愕的表情。画面里的中年男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拍到了，也一脸惊愕，然后尴尬地笑起来，朝着这边挥了挥手。
“特搞笑，这个人穿着西装，举着个大喇叭给监控器听，不知道他在干吗……摄影师可能觉得他在搞行为艺术吧，就让他‘上墙’了。我还想着提醒高老师之后剪进现场回顾片里呢，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行为艺术，但这喇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破坏监控器？浩南一头雾水。
“你们这些视频我现在要征用了，昨天和今天，所有机位的全部文件都要，等之后办完事情再还给你们。”
他一边吩咐现场电视台导播车里的三人，一边拨通了林立莲的电话。
“林队，是我。破坏监控器的关键线索找到了，看上去不是激光，是一种别的什么工具吧，像是那种小摊小贩用的扩音器。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也许是超声波之类的？对，是个男的，个子不高，穿灰色西装……人是从舞台这边的摄像机里找到的。
“等下市局那边，视频侦查大队会来人吗？我现在要了电视台的视频存档，监控没有了，他们拍了挺多的，虽然集中在舞台这一边，但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其他有价值的影像……这个人的身份识别也得辛苦视侦他们了。
“对，我感觉和咱们的案子关联性很强……”
他用肩膀夹着手机，下意识地继续播放舞台摄像机拍到的画面，突然，一阵电流从键盘和手指间流过，让他全身的汗毛直竖。这男人的长相当然谈不上多面熟，但好像实在又没有那么陌生，仔细看看他灰色西装肩部有些过于紧凑的剪裁，血渍晕染的画面便开始在脑海中慢慢浮现。
“林队！等等，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应该就是死——”浩南吞了吞口水，幸好没有鲁莽，换成名字说出口，“黎万钟啊。”
“欸！我昨天看到过这个人咧，也认得他那个喇叭，”刚才还在大声骂人的胖子冷不丁出现在浩南身后，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昨天下午我在车外抽烟，正好看到他拿着那个喇叭，从后台走出来噻！”
2
黄土路上扬起飞尘，小孩听见车轮和发动机“呜呜”的噪声，眼睛一直盯着那边。
赵定尧的一身橄榄绿公安制服上蒙了灰。他把龙头一摆，停好边三轮[8]，拍拍袖子，又将公安帽上金黄颜色的丝编装饰带掸了几下。乔先贵也正了正帽檐，把黑色大皮包挎上肩，从边三轮的车斗里踏出来。
“让一让，让一让。”两人推开看热闹的群众，走进停弦渡镇覆船村，这户出了事情的土砖屋。
一股类似大蒜混合着樟脑的味道还隐约残存在现场。乔先贵嗅了嗅，小声和赵定尧讲，这应该是发生了某种有机磷农药中毒。
停弦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穿着解放鞋，边走边问县里的同志好，递来凶器给他们看。讲是这户家里的女人先拿洗衣的棒槌敲死了男人，又把农药掺在中药里喝，自杀了。
“谁叫你乱动现场的？谁准你擅自拿动凶器的？”乔先贵看他讲得起劲，气不打一处来，“你们停弦渡派出所懂不懂规矩？这么明显的凶案，你什么职务搞不清楚？自以为是，添麻烦！”
停弦渡派出所所长见自己的人挨了批评，马上过来打圆场，称这个民警刚来不久，业务不熟。
赵定尧让他们介绍一下大致情况。乔先贵打开腰间的黑色大皮包，找出一双白手套戴上，接过派出所民警手上的棒槌，放在堂屋老旧的八仙桌上，又从包里拿出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检查胶卷，拍了几张照，再走回堂屋，掀开盖在两具尸体上的白布，开始拍照。
根据停弦渡派出所所长的讲述，现场男性死者名叫周友吉，1959年出生，现年33岁。女性死者名叫田桂芳，1961年出生，现年31岁。两人是夫妻关系，家里没田，男人年轻的时候拜了个师父学打铜镲和吹唢呐，主要靠红白喜事时帮人搞演奏过日子，挣不了几个钱。家里还有一条小船，男人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去澧水河里搞点鱼卖。
赵定尧问夫妻关系怎么样。所长称关系不好，男人喝酒、赌博又打女人，经常吵。
可是他为什么打女人？所长告知赵定尧，有人传他女人在修梅镇不知哪里有个相好，周友吉肯定也知道了，面子挂不住。到底是不是有相好，也没人真见过，但周友吉下手重很多人都知道，喝醉了喜欢拿起板凳到处砸，女人孩子都砸，经常砸得鼻青脸肿的，邻居们看得怕，村长还来调解过几次，不起作用。
站在旁边的民警撇着嘴咕哝了一句：“怕是让县城来的同志看笑话了。夫妻关系不好，过不下去了寻短见，在农村不少见的，没有你们城里人想的那么复杂。”
“你不守规矩乱动现场，讲你几句让你长点记性，你还有脾气了？”乔先贵放下相机，转过头来瞪了他一眼，“不复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既然这女人先拿棒槌打死了自己丈夫再喝农药，为什么不直接喝？莫非兑在中药里一起喝味道好些？为什么桌上有两只药碗？为什么女人昨天才死，男人却是前天死的？”
“他们不是同一天死的？”刚才咕哝的民警有些吃惊，“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要我教你？看尸体的变化，肌肉软硬、皮肤温度、死人斑、眼球清亮程度，这些都是经验和学问。”乔先贵反问，“你刚才说那种话笑话我，比谁光荣是吧？莫非谁还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他现在在县城公安局上班，但是之前也在乡镇派出所。不是说觉得你年轻或者职务低对你有意见。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学问来处理现场，就应该先规规矩矩做好本职工作，多看、多学、少动、少表现。等你真正能做事了，把事做对做好，谁会讲你？”赵定尧替乔先贵解释后，年轻的民警羞愧起来，不再说话。
赵定尧继续向派出所所长提问：“刚刚说他们有孩子？那孩子呢？”
所长说孩子不见了。村里人最后见到他是大前天傍晚，在澧水河堤上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村里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见了，两人才闹这么大矛盾没收住手。
赵定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他们家还有没有老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所长说这些得问村主任，赵定尧便让他把村主任叫来，所长指着站在土屋后门跟前一个穿中山装、不停咳嗽的小老头。
“孩子叫周启森，78年出生的，今年14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三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
“1980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
“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9]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声周友吉，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昨天大清早，天都没亮，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具体几点问过了吗？”在旁边工作的乔先贵又加进来一句。
“问过了，可是他家没买钟，只能凭印象估个大概，说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澧县不哪里的。这么大早上的，黑灯瞎火，跑来乡下做什么？”
赵定尧问他，老汉有没有说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倒是蛮漂亮呢，挺年轻的，短头发，看上去二十几岁，一点也不像坏人。哦，对了，老汉说她脖子上还戴一串念珠，可能是个信佛的人。后来又有几个村民见过她，大概是早上天亮了没多久，骑着单车往去年修好的张公庙大桥方向走了。”
赵定尧噘起嘴，望着土墙上嵩山少林寺的风景挂历想了几秒。他看着日期说这两天清明，没准就是一个赶早回老家挂青的人，不一定和案子有关系，问派出所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派出所所长说再就没有了，村主任倒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县里来的同志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别见怪！”他还是问了出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处理？”
赵定尧一愣，问他什么意思。
村主任的意思是，这家人一个都没了，亲戚又走得远，要怎么主理后事？
赵定尧搓了搓手，还真是个问题，这么放着确实也不是办法。
他想了想，替村主任出主意，可以村里先出点钱，简单点弄弄，然后通知他们那两个亲戚，谁愿意做主就来做。这家人虽然没几个钱，但不是还有个房子在吗？多少还算是点财产，谁尽好义务，谁就有遗产继承权。
“好！感谢您指点！”村主任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不过，要是那孩子回来了呢？”
“回来了先问亲戚养不养吧，这也是义务的一部分嘛，不愿意再说。县里有民政局，到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找他们。”赵定尧把头转向乔先贵，问：“先贵，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不好讲。”乔先贵扭动脖子，环视着屋内的人、物与某种肉眼不可见的悲凉感，抬头望着结满灰尘的木房梁和黑瓦片回答他，还要再看看。
赵定尧在背后叫了一声“先贵”，乔先贵转过身，看见他那身熨烫得笔挺的橄榄绿公安制服。
他问乔先贵怎么一上午没见到人，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乔先贵把手里的几张相片拿给他看，说昨天那个农药瓶子上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认，大部分叠在一起了。但是刚刚给局里技术最过硬的“老神眼”同志瞧过，他判断药瓶上面的指纹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些指纹是大人的，和死者周友吉吻合；还有两枚比较清晰的，可以判断是小孩子的指纹，大概10到14岁。
“这应该是……”赵定尧想起来那对夫妇失踪小孩的名字，“周启森的吧？那小孩78年生的，不正好14岁？”
“对头，这个案子还是有些疑点。我昨天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煎药壶和两个中药碗中的残留液，都有轻微的樟脑气味和乳油状特征，农药应该是下在煎药壶里再倒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放在哪一个人的药碗里。”
赵定尧“嗯”了一声，好像还没太明白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不管下药的人是谁，本身想毒死的就是夫妇两个。如果真像村民们以为的那样，田桂芳敲死了自己丈夫然后喝药自杀，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现在瓶子上连田桂芳的指纹也没有，我就更加觉得不像是她下的药了。”
“你觉得下药的是谁？”
“单看指纹，不就俩人吗？那小孩儿可能性太低了，我主要还是怀疑周友吉自己。”乔先贵分析，“这样倒是大部分线索都讲得通了。从动机来看，昨天那个村主任说田桂芳在修梅那边有个男人的传言一直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想和田桂芳一起喝药死掉。”
可他怎么又被田桂芳拿棒槌给敲死了？
“可能田桂芳喝着下了农药的中药，发现味道不对劲，和周友吉起了争执？然后失手拿棒槌敲死了他，惊慌失措地锁上门，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第二天还是因为农药中毒，慢慢发作死了。”
乔先贵对这个推论也不太自信，补了一句：“也许啊，我不敢肯定。昨天我看尸体，两个人肯定都喝了药，周友吉比田桂芳早死将近一天，都有点臭了。”
赵定尧疑惑的是，她一个女人，力气也没多大，怎么就拿个木棒槌把个大男人给敲死了？
“先贵，你说这周友吉真的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乔先贵告诉他，力气不大，但人的脑袋比较脆弱，敲没敲到关键位置区别很大。好比周友吉，太阳穴有伤，很容易瞬间晕厥昏迷，丧失反抗能力，多敲几下也能致死。但现在的问题是，那洗衣服的棒槌是木头的，也旧了，表面粗糙采不到指纹。虽说昨天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证，不过他还是认为，周友吉就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赵定尧问没有物证，他是怎么下的判断。
乔先贵告诉他，周友吉总不能是自己敲死了自己。用反证法，就可以排除第三人在场的情况。
“第一，从凶器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谋杀。哪怕稍微准备一下，也会选个利索的凶器，而不是他们屋里洗衣的棒槌，太没杀伤力了。所以很明显，拿棒槌砸是临时起了杀意。
“第二，田桂芳在周友吉死后还活了那么久，如果有第三人，为什么要留她的活口？活这么久也说明，她中的有机磷毒剂量不大，没有严重到马上影响大脑和神经，应该完全是有意识、可以出去求救的，但她又为什么没有？鼓匠和邻居们撞开门的时候，发现屋里就锁着夫妻两人，如果当时有第三人进来杀了周友吉，难道田桂芳还帮他走后锁门？显然不可能。既然这些都讲不通，那敲死周友吉的，就只能是田桂芳了。”
赵定尧挠了挠警帽下的鬓角，夸他想得还挺仔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证法，还是容易忽略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人……”
“我晓得你想说谁。”乔先贵问他说的是不是村里传的田桂芳在修梅镇的那个相好。如果是一个和田桂芳有感情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杀了周友吉，田桂芳还帮他打掩护。
赵定尧点点头，乔先贵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非常小。
赵定尧追问为什么，乔先贵却推了下他的肩膀笑着反问他，是不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问，赵定尧显得不高兴了，仿佛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被人指责“不够工农阶级”“不够光荣”。
乔先贵指着公安局院墙下的那辆边三轮，让他看看上面的黄泥土：“你没在乡下住过就不知道，像昨天覆船村的那片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连条柏油路都没铺。
“那地方人口流动其实不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的陌生人是哪户的亲戚哪家的客，心里都非常清楚。真要是来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外人，那村民都跟防特务似的警惕。田桂芳在修梅镇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相好先不说，就算真有，我觉得他也没来过田桂芳家里。你还记得昨天村主任说的那个老汉早上起来解手遇到的女人吗？好几个村民都说见过她，还能讲出她离开村子的大概时间。田桂芳有相好的传言本来全村都知道，真要有个男人来找她，你觉得会没人注意？”
赵定尧双手叉腰，低头看着自己的黑皮鞋思考了一会儿，承认乔先贵讲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沉默了片刻，明显都心有所想。
赵定尧小声问乔先贵，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按他刚才说的，差不多找上面结案算了。毕竟局里最近还有一个影响极坏的入室抢劫枪击案没有破，犯人存在二次作案的可能，十分危险，任务重、压力大。
乔先贵点点头，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准备再去停弦渡镇上问一些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就结案算了。
“你还想去问什么事情？我骑边三轮带你去。”赵定尧立即表示。
乔先贵摆摆手，说昨天清明节都没闲着，今天局里好不容易给半天假去挂青祭祖，让他别耽搁了。
“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失踪的小孩周启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要搞清楚农药瓶子上他的指纹是怎么来的。我推测啊，很有可能，周友吉当时是指使儿子去买的农药，所以想去问问那边‘生资’[10]的人。”乔先贵指着边三轮旁边自己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说骑过去也快。
“那也有二十里路呢，”赵定尧劝他，“我觉得你想的也八九不离十，没必要，干脆结案算了。”
乔先贵犹豫了一下，告诉赵定尧还是想去一趟，不然心里不踏实。
“你今天就不回老屋去，给祖人们挂个青吗？”赵定尧开玩笑说，“工作再积极，忘了祖人，小心他们发脾气不保佑你哦。”
乔先贵把手上的几张照片放进军绿色的帆布挎包，说自己老屋在澧县火连坡，一百多里路太远了，放半天假也不好回去，不如继续工作。
一路上，清风不停拂过耳朵，乔先贵哼起几首苏联小曲。骑车虽然比不上坐边三轮快，但也悠闲惬意。
穿过停弦渡镇口，他停好单车，整了整着装。
“您好，打扰一下，我临澧县公安局的，找你问点事。”
“问什么事哦？”生资的营业员放下报纸，打了个大哈欠。
“放心，不找你麻烦。我就想问问，你们这里卖不卖乐果农药[11]？如果卖，帮忙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1991年8月5号左右生产的？”
“等着啊。”
营业员起身在后边的货架上找了找，背对着他说：“还真是，这里的乐果农药，正好是去年8月5号生产的一批，益阳农药厂生产。”
和周家土屋里那瓶农药对上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友吉的？覆船村三组的。”乔先贵连忙问。
营业员摇头，说不认识。
“那……”乔先贵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最近有没有一个小孩来买过这种乐果农药？”
“这个我知道啊，有。不过是另一个营业员卖的，她今天挂青去了。”营业员说，“我当时就在旁边吃苞谷，还听到他们两个讨价还价呢。”
“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
“差不多，男孩儿。”
乔先贵表情有些急躁，问说了些什么是否还记得。
“一开始问他要买什么，他说要买敌敌畏。然后就给他说啊，敌敌畏两块两毛五分钱一瓶。他从口袋里面搜出几张钱，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就问他买来做什么的，他讲不出，又问是谁让他来买的，他说是他娘。又问他家买来做什么用途的，他说是种田的，我们就拿了乐果给他，说那估计是杀虫的，这个效果和敌敌畏差不多，便宜点，只要一块九毛五，他就买了。”
“他说是……他娘让他买的？还说他家是种田的？”这明显和那家人的情况不符，他家没有田。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一边讲，一边盯着墙上的蜘蛛看呢。”
乔先贵不敢相信，只好微张着嘴，上唇一角翘起，眉头紧皱，上翻眼珠，望着供销社低矮的天花板。
那些泛黄腻子上结着的蛛网残丝，好像离他特别遥远似的。
天很黑，但星星很亮，像是被谁零零散散抛撒在天上。
周启森走累了，坐在柏油公路旁一棵大杨树下休息。他一边找最亮的那颗星星，一边在想《水浒》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打书[12]匠说过，梁山泊那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是天上的星星下了凡。他就想，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是哪颗星星变的。
在他小时候，父亲周友吉出门去给丧葬的人家做打镲演奏的帮活，时常会把他也一起带上。
参加葬礼除了混一顿酒席好菜外，他最期待的是可以在夜里听打书。打书匠们拿着系了红绸缎的鼓槌，一边敲着一面小鼓，用抑扬顿挫的腔调，讲一整夜故事，陪守灵的人们打发时间，送亡者上路。村里最出名的打书匠拿手的故事有两类——身为小孩子的周启森不喜欢他讲那些秀才和小姐偷情的下流故事，就喜欢听他讲英雄名将与《水浒》好汉。
但因为大人的爱好和小孩子正好相反，打书匠更愿意讨好他们，往往就偷情讲得多，好汉讲得少。
《水浒》的好汉故事中经常死人，周启森如今不怕了，但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对于死人是非常害怕的。
起先是因为邻居大哥哥总给他讲述人死之后的恐怖，说尸体有怨气便会变成僵尸，从棺材里坐起来，变得力大无比，见到活人，就用又尖又长的指甲，戳烂他的喉咙。
后来6岁那年，父母带他参加亲戚的葬礼，他知道屋里有死人，吓得哇哇大哭，怎么也不肯进门。父母硬逼着他进去磕头，拼命反抗也没用，往外跑又被抓住揍了屁股拖回去，来来回回两三次。于是周启森看见那尸体躺在竹床上，脚下燃着一盏煤油灯，穿着黑色的布鞋、布裤和布衣裳，脸上盖着一块花手帕；手和脖子，凡是露出来的皮肤，都是惨白的，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明明心脏“咚咚”跳得好快，全身的热血都冲向脑门，却只感觉到浑身发冷。
两腿一阵温热过后，低头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尿了裤子。
明明是葬礼，灵堂边有人哭得那么伤心，他却听到门外有人在哈哈大笑，说一个小孩怕得尿了，喊别人快来看。父亲觉得他丢人，从那以后要是接到白事的帮活，便会带着他过去练胆。
于是，他开始同父亲一起出发，替父亲拿着铜镲或唢呐，去到那些有亲人过世的家里。奔丧、停灵、守灵、入棺、出殡、下葬，一般待上两三天才能回家。有时父亲接事的人家远，在别的镇上，事主家里下葬或者结钱拖沓了，他们也会像现在这样，在晚上，披星戴月走好几里路回家。
但周启森知道，如今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家了。
回想着那些葬礼，每次到场之后，父亲会去同其他共事的人一起演奏。周启森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主人家也会赏他一杯茶水。他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那些宾客进灵堂来，磕头、痛哭、叫喊、瞻仰，然后去外面的大棚入席吃饭，等着晚上守灵。
在夜深之前，宾客们的酒席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主人家也会招呼葬礼的支客士[13]、邻里帮手、道士和乐师吃饭，周启森便也跟着入席，吃些平常吃不到的好菜。碰上富有一点的人家，还有他最爱的辣椒炒肉丝可以吃，那是自家过年也难得吃上的美味。不过周启森总会注意到，有个同父亲一起做事的鼓匠，每次别人抢着夹肉丝的时候，他都不怎么动筷子。后来，也听到其他人问：“方鼓匠！为什么每次去红喜事的酒席，你那么爱吃肉，白喜事的酒席上却不吃？”
鼓匠朝着灵堂的方向看了两眼，说是因为有次听人讲过一件事，就再也不在白事上吃肉了。
别人问鼓匠是什么事，他就举着筷子告诉大家，1960年，在澧县如东那边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案。一个叫刘家远的农民，穷得揭不开锅，过年的时候杀了自己快要饿死的小孩，煮来吃了顿好肉，还声称“这辈子终于吃了一餐过瘾的肉”。
这件事情让鼓匠听得不舒服，从此以后，他就没了在葬礼上吃肉的胃口，因为离死人太近了。
虽然大人们都啧啧感叹，周启森也觉得害怕，但鼓匠这种通过联想产生的厌食感，却没能传染给他——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辣椒炒肉丝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父亲的练胆确实有效。见惯了几次死人之后，周启森也就不再恐惧了。死人并不会变成僵尸，长出尖长的指甲，戳破活人的喉咙，从来也没有把谁怎么样，哪里有什么可怕的呢？
去得多了，周启森对于葬礼这回事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上升到了对生死的感悟。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葬礼，除了主人家真正亲近的几个人外，那些远亲和邻居也会轮流来哭，但好像并不是真的那么伤心，哭完擦干眼泪就去吃饭了。等到晚上守夜，大家坐在烧着火盆的棚里，还会被打书匠的下流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而死人一动不动地睡在棺材里，任凭他们哭天抢地或者笑得喘不过气来，都不做任何回应。
以前关系还好的时候，父亲常常与周启森谈起自己的工作，说这份工作虽然地位不高，也不太挣钱，却很重要，让他不要小看自己。父亲讲人死后都会变成鬼魂，被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押往地府重新投胎，但刚上路的时候他们总是留恋人间，舍不得走，所以，葬礼上才需要他们这些“渡亡人”来敲锣打鼓吹唢呐，送死者一程。
学校里的语文老师上课讲放牛娃小英雄王二小的时候，也讲到过生死，却和父亲的看法有很大出入。老师说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渐渐地，葬礼去得多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些死人总是无限沉默于灯火通明的灵堂与悲喜交加的夜晚，让他在心底更愿意相信老师的说法。
“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上完初小[14]之后，周启森到镇上的完小读书。父亲去葬礼做事，就很少带上他了。
除非正巧周末，或者遇上学校放假，周启森还是愿意跟着父亲出去。
刚进完小的时候，周启森对自己未来的出路充满了信心，他央求父亲，如果自己成绩好，每次期中、期末考试能一直保持全班前五，就送自己去读初中。尽管父亲有所犹豫，但还是同意了。他也刻苦用功，努力抱紧自己的出路。这是完小的老师第一堂课上就告诉他的时代真理——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如果不想当一辈子农民，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通过读书走出农村。
“你们要读初中、读高中，还要读大学，读书是农村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周启森喜欢读书，语文和数学，他都喜欢。但他也喜欢很多别的事情：帮娘亲上山捡柴火和松针，和邻居伙伴去河边的石头里翻螃蟹抓乌龟，一起去河中捕鱼……但最喜欢的事情，他谁也没有告诉过——还是陪同父亲去各种各样的葬礼。
他喜欢观察人们对于亲友逝世的反应，喜欢混点肉丝吃，更喜欢陪着人们一起守灵，听一整夜的打书。
然而如今，这些记忆已经变得遥远。
周启森没有机会再从跟随父亲见死人的经历中获得这些享受，是从1990年开始的。
1990年新年之后，父亲出门做事，便再也没有带过他。
风把柏油公路边的狗尾草丛吹动，坐在树下感觉到冷，他紧了紧衣服，想到这个家也是从那时开始瓦解的——那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
大年初三，一家人坐慢慢游[15]去叔叔家拜年。虽说父母因为过年没有买新衣服的事情争吵了一路，但周启森仍然很期待。
周启森喜欢去叔叔家拜年。叔叔不仅家里条件好，有鸡有鱼还有肉，而且大方，每次会给他两份压岁钱：一份多一些，是父母知道的，回家了会被要求“交公保管”；另一份少一些，是叔叔悄悄给的，让他自己留着买点东西吃，这也是周启森一年到头，唯一能拿到零花钱的日子。
那天午饭间，一个表亲伯伯喝醉了酒，周启森的娘亲正想好心帮他盛点饭吃，却被他拉住了手。
表亲伯伯问娘亲，最近是不是经常去修梅那边。
周启森呆呆地看着两人，没等娘亲回答，表亲伯伯忽然借着醉意大声告诉亲戚们，听人说娘亲在修梅镇那边和别的男人玩得好，问娘亲是不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