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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运和落网于四天后的午夜，地点是南安市人民医院，确切地说，是在牟家海的病房里。落网时，严运和随身带着一支六四式手枪和一把尖刀。
那天的午夜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两位病房看管民警排了前半夜和后半夜的班。凌晨三点左右，值后夜班的民警去开水房给茶杯加水，屋里只剩牟家海和另外一位民警，两人都睡得很沉。
严运和悄无声息地溜进病房，掏出尖刀就要往床上刺。但刚把刀举起来，他便被身后的人拦腰抱住，房间里的灯瞬间打开。严运和反应过来时，至少有五个黑漆漆的枪口正对着他。
“你他妈的还真来了！”有人骂了严运和一句，他这才发现，从身后抱住他的人是古川。
同时，趴在床上的牟家海也直勾勾地看着严运和，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
原来，四天前得知严运和潜逃后，古川建议提高对牟家海的保护级别。宋局问原因，古川说起了“大马棒”的事情，怀疑“大马棒”之死是遭人灭口。现在牟家海是所有案件的关键人物，同样是唯一知道谢金罪行的人，如果遭遇“大马棒”同样的结局，警方就彻底抓瞎了。
“如果我是谢金，无论如何也会想办法做掉牟家海，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古川说。宋局接受了古川的建议，秘密增派警力埋伏在牟家海的病房中，只等杀手出现。
只是大家都没料到，古川的建议起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前来灭口的人竟然是严运和。
南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中心讯问室里，严运和被牢牢地锁在讯问椅上，随身携带的手枪和尖刀已经被技术部门拿走检验，确认是否涉嫌其他案件。
虽然被现场抓获，但严运和似乎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面对古川的问讯，他竟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怎么着，还想扛一下？”古川笑着问严运和。
严运和不作声。
“说你什么好呢？就这智商当年还制贩毒，你能躲这么多年，也是个奇迹。”古川说。
听到此话的严运和抬头看了古川一眼：“我不知道你在说啥。”
古川笑了笑，把严运和在警方这里的“履历”给他复述了一遍。
“现在你知道我在说啥了吗？”古川问。但严运和依旧不作声。
“你真的不明白谢金让你去干这事的目的是什么？”古川弯腰伏在严运和面前，故作认真地问道。他当然没有证据证明严运和是谢金派来的，但这时他决定赌一把。
严运和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古川一眼。就这一眼，让古川觉得自己的猜测八九不离十。
“医院那么多警察，他让你去杀牟家海，你当警察的枪是摆设？当然，他最希望的结果就是你杀了牟家海，警察再把你打死，这样他就彻底安全了。想明白了吗？”古川接着说。
严运和虽然依旧沉默，但古川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动摇。
“别傻了，牟家海跟了他那么多年，为他做了那么多事，生了锈的铁杆，他也说杀就杀。你信不信前脚你把牟家海做了，即便警察没把你当场打死，后脚谢金便会再找人来杀你。”古川把话点破了。
这段话起了作用。
“我说，是谢金老婆让我干的。”严运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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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马上派人传唤了谢金的妻子，也是自己曾经的“干妈”。但两人在办案中心讯问室见面时，古川脸上没了过往的敬意，这位“干妈”也不见往日的慈爱。
宋庆来知道古川一家和谢金夫妇的关系，建议他不要亲自参与讯问，避免一些尴尬。但古川拒绝了，他说这一天迟早会来，他要谢金亲口告诉自己父亲之死的真相，现在就当是情感准备了。
谢金妻子明显没有丈夫的心理素质，进入办案中心之后，很快交代了自己指使严运和去医院谋杀牟家海的犯罪经过。
谢金一早就交代过妻子，如果有朝一日自己入狱，有两个人必须除掉，一是牟家海，二是严运和，因为这两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一旦落入警方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与古川的推测基本一致，派严运和杀牟家海，目的就是不仅借严运和除掉牟家海，最好再借警方之手打死严运和。哪怕只除掉一人，另外一个也不会知道这是谢金的阴谋，而会继续帮他隐瞒事实。而且一个人“孤证难明”，即便倒戈指控谢金，证据成链也有很大难度。
古川立即向宋庆来副局长汇报，宋庆来指示徐晓华带上谢金妻子的笔录前往南安市人民医院，将笔录内容展示给还在床上趴着的牟家海。
徐晓华照办。
医院里，深夜经历暗杀的牟家海还没从恐惧中缓过劲来。看到追随多年的“老板”竟然早已对自己动了杀心，他随即放弃抵抗，同意配合警方工作。
闻此，古川松了一口气。牟家海开口，案子便完成了一半。
这边，古川对严运和的讯问也拉开帷幕。谢金的被捕、马副所长的检举和谢金妻子的笔录彻底攻破了严运和的心理防线，他将所有事情一股脑说了出来。
“我和谢金是在一九九四年认识的，是通过我表哥……”严运和说，他的姨夫在南安市政府工作，表哥和谢金关系不错，他通过表哥进了谢金的圈子。刚知道谢金是警察时蛮怕他，因为那时自己正跟着师父“老木”搞毒品，而谢金刚好在禁毒支队工作。
但接触次数多了严运和才发现，谢金这个禁毒警察并不靠谱。虽然谢金自己不碰毒品，但身边的圈子里玩毒品的人很多。他明知道这些情况却不管，有时狐朋狗友们因为吸毒被警察抓了，谢金还帮忙去“捞人”。而表哥把严运和带进圈子，其实是为了给圈子里的“道友”们行个方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南安市毒品刚刚兴起，以海洛因为主。当时一般老百姓接触不到这些东西，能玩得起且买得到海洛因的基本都是在当地有些资源和身价的人。而谢金一伙的圈子便符合这些条件。
“都是一帮有钱人家的孩子，或者父母在南安有些背景。”严运和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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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同处一个圈子，严运和很快跟谢金搭上了话。谢金的确不排斥他，而且不时从他那里拿些南安涉毒人员的线索，用来应付上级工作要求。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严运和也逐渐感受到谢金在这个圈子的话语权——大家都喊他“金哥”。一是因为谢金年龄比其他人都大些；二是因为谢金父亲和小叔的职位高，尤其是他小叔谢广志，是公安局的三把手；三是因为谢金本身是警察，可以摆平一些事。
“但这毕竟是违法的事，家里再厉害也不可能一直安然无恙，况且他们的爹妈不可能允许他们碰毒品，所以他们多数时候并不害怕被警察抓，只是害怕被抓住后通知家里。”严运和说。遇到这种时候就得靠谢金了，要么他提前爆个料让大家躲开警察，要么被抓后帮忙打点一下，别通知家里。
就这样，这个以谢金为核心的南安“太子党”圈子一直在地下悄无声息地存在着，不断有人离开，也不断有新人加入。圈子里的人凭借着父辈的权力与金钱为所欲为，南安警察虽然知道这个圈子的存在，也开展过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但终因种种原因，没能从根本上瓦解掉这个群体。
但总有人看不过去，比如李明权。
一九九五年三月，禁毒支队民警李明权在办理一起毒品案件时摸进了这个圈子，也发现了谢金的秘密。
“李明权早就怀疑谢金了，谢金也一直防着他。那次李明权在豪情大酒店抓了我和表哥，当时我身上带着两包白粉，如果那事坐实了，我估计至少是个无期，我表哥也得七八年……”“大眼”说，谢金得知消息后偷偷毁掉了那两包海洛因，这样一来，案子便黄了。之后李明权去举报过，但被谢金小叔摆平，他自己反而因为殴打领导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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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二〇〇一年六月那件事吧。”问完严运和与谢金的关系背景，古川把问话拉到主题上来。
“那事还得从一九九六年说起。”严运和说。
一九九六年严打时，严运和的师父“老木”和两个师兄弟先后被捕，只有他逃脱，不是他运气好或者手段高，而是因为得到了谢金的帮助。
李明权的事情后，谢金也调离公安机关去了汽车运输公司保卫处。虽然人走了，但以前的朋友同事还有来往，其中一些人甚至主动巴结谢金，因为谢广志依旧是南安市公安局的领导，他们指望通过谢金搭上谢广志这条大船。
因此在警方即将对“老木”一伙采取行动时，谢金把消息告诉了严运和并安排他躲了起来，最终没有被警察抓到。
“那时他为什么帮你？”古川问。
严运和说，最初他也搞不懂，但当时情势危急也容不得多想，所以谢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了。他大概在外面躲了一年多，等风声过去了谢金找到他，他才明白谢金为何帮他躲过警方的追捕。
“他想要以前我师父‘老木’那条毒品线……”严运和说。“老木”和师兄弟都被抓了，只有严运和知道这条从边境运输毒品来南安的线路。谢金一直眼红，所以才冒险保下严运和，想跟他一起做这条毒品线路的生意。严运和别无选择，只好同意谢金的建议。
从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一年的四年间，谢金在严运和的帮助下逐渐摸顺了这条从云南边境至南安的毒品运输路线。其间借助在汽车运输公司担任保卫处处长的便利条件，谢金还收买了几个司机，以便从云南运输货物时夹带毒品。
由于是公家车辆，开具运输手续的也多是南安市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因此汽车运输公司的车辆很少被查，谢金贩运毒品的事情也一直隐瞒得很好。
“最初谢金比较谨慎，每次运毒品都只是顺路捎带一点儿，最多几十克，主要转给他圈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人买了也是自己吸，之所以找谢金，只是因为觉得云南那边过来的货好，不怎么掺假而已。但二〇〇〇年之后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谢金开始往圈子外面卖……”严运和接着说。
“老木”团伙被打掉后，南安一部分海洛因供应成了空白，价格也随之上升，谢金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加上当时汽车运输公司已经半死不活，效益很差，缺钱的谢金便开始向自己圈子外的“道友”们贩卖毒品。运毒方法还是老样子，只是数量不再是几十克。
“这样搞了一年多，二〇〇一年五月底，出事了。”
二〇〇一年五月，谢金让严运和帮他在边境那边“找条大路”，他想“多走点儿货”。严运和问走多少，谢金说二十公斤。
这个数字吓了严运和一跳。他虽然跟师父“老木”贩卖毒品，但从入行至今卖出去的数量也到不了二十公斤。他觉得谢金疯了，谢金说反正这东西超过五十克就得“吃花生米”，五百克和五千克冒的风险是一样的。这次是谢金和几个朋友合伙，这一单赚够了钱，他以后再也不碰这东西了。
这个理由说服了严运和，他联系了之前和“老木”有“生意”往来的境外毒枭，对方同意提供这些数量的海洛因。谢金便安排了两个自己的铁杆马仔，都是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他许给每人五千块钱酬劳，借着拉水果的机会跑一趟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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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这事万无一失，谢金做足了准备，但结果还是出事了。二〇〇一年六月十日晚上，谢金找到严运和，说这单买卖被人举报了，南安警方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机把毒品运回南安，警方在交货时抓人。
“谢金是怎么知道警方的动向的？”古川问。严运和说，把消息告诉谢金的是他一个叫刘阔的朋友，此人既是谢金圈子里的好友，又是这单买卖的“股东”之一。那时严运和才知道，这批毒品的买家并非谢金一人，除了那个刘阔外，还有李国华、杜强两人。
“杜强？哪个杜强？”古川问严运和。他回答说是跟谢金一个单位的，也是这几个人里唯一吸毒的。
李国华、杜强和刘阔三人在当时并不出名，出名的是他们的父辈。李国华的父亲是汇华商贸公司老板，杜强的叔叔是南安钢铁厂的厂长，而那个刘阔，其父刘安东时任南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也就是宋庆来现在的位置。
刘安东，古川是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上次是从王芸口中，她告诉古川，刘三青当年的汇报领导也是刘安东副局长。恐怕当年刘三青和李明权都没有料到，刘安东副局长的儿子刘阔竟然同是那起案件的参与者和嫌疑人。
古川没有作声，听严运和继续陈述。
“刘阔他爸在家吃饭时说漏了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安东副局长怎么也想不到这起案子还有他儿子的份儿。他说得轻描淡写，刘阔却听得直冒冷汗，转头便把消息给了谢金……”严运和说，“幸亏有刘阔的消息，不然南安市公安局不但会击碎我们的发财梦，而且等待我们的基本只有死刑。我问谢金怎么办，他让我不要着急，说他自有办法，只让我六月十一日上午去找刘阔和李国华，其他的事情不用管。”
第二天上午，严运和按谢金的指示找到刘阔和李国华，三人开车去了南湾大桥附近。因为谢金告诉他们汽车运输公司的事情他和杜强来搞定，事后警方会派人押送毒品回市局，而从运输公司到南安市公安局必走南湾大桥。如果谢金和杜强能在运输公司把事情搞定，这三人便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如果搞不定，那他们就在大桥上制造车祸，把警车撞下大桥，毁了物证。
“谢金和杜强要在运输公司‘搞定’什么？”古川追问。
严运和摇摇头，说：“这个谢金没说，只让我们等他电话。”
“后来呢？”
“后来……”严运和接着说，“后来事情又一次发生了变故。”
严运和与另外两人一直在南湾大桥上忐忑不安地等着，大概上午十一点多，接到谢金的电话，说事情已经搞定了，让他们赶紧离开。三人随即开车往回走，不久，车上的三人却因为一件事情产生了分歧。
李国华在车上又给谢金打了一个电话，得知警方只派了一名民警开车押送毒品证物返回市局后，他有了新的打算。这次买毒品的本钱绝大部分是李国华从他父亲公司的账上偷的，毒品全部被警方收缴，他补不上账，也不知如何跟父亲交代。因此，当得知警方只有一人一车押送毒品时，他便想把那批毒品抢回来。
“我们几个都有类似的想法，尤其是听谢金说他那边已经‘搞定’之后，大家都没了性命之忧，就开始心疼起那批毒品来了……谢金肯定也是这样想的，虽然他没明说，但如果他不想，为什么告诉李国华警察只派了一个人和一辆车押送毒品呢？”严运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