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小天鹅舞蹈学校的孩子们受袭时场面一片混乱，黑暗中虽然只看到掉下去了王雨馨一个，但其他孩子是怎么从四层到了一层的，谁也说不准，十有八九在台阶上都有连滚带爬的行为，且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踩踏，所以，周芸完全赞同“必须全员留观”的判断。
可问题接踵而来：这么多孩子，在哪儿留观？
“留观二病房不能用，留观一病房和抢救室各空出一个床位……”李德洋停了停接着说，“其他的房间我也看过了，要么没有地儿，要么没有床，总不能让孩子们在急诊大厅搭地铺吧，而且再过一会儿，家长们就要来了，如果看到孩子们还没有床位，恐怕又会大闹起来。”
胡来顺点点头帮腔道：“一共八个孩子，怎么都得一个专用的留观病房才能装得下，而且，这个事儿宜早不宜迟，不然——”
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周芸却明白他的意思，万一投毒者再对哪里的孩子下毒手，导致更多受伤或中毒的孩子被运来，留观病房的床位问题必将成为压倒已经超负荷承重的急诊科的最后一根稻草，必须未雨绸缪。
办法不是没有，但她还没有下定决心——何况，这个决心不是她一个人就能下得了的。
她走到急诊大厅的角落，拿出手机，给高副院长打了个电话，很久很久都无人接听。
她想了想，觉得来不及请示领导了，便走进办公室对丰奇说：“丰警官，你能不能跟我出来一下？”丰奇抬起头，从她的目光中看出了迫切，立刻扶着拐杖站了起来，跟着她往外面走。
雷磊问他们去哪儿，丰奇依然有些下级面对上级问询时的紧张，周芸却神色如常：“商量一些工作上的事儿。”
雷磊点点头：“尽快让丰警官回来，我这边一个人忙不过来。”
周芸和丰奇上了电梯，到达二楼，穿过昏暗而寂静的楼道，他们一直来到PICU门口，拍了拍那两扇紧紧关闭的铁门。
“谁？”
“是我。”丰奇说。
铁门打开了，田颖一看丰奇那张失血后依然苍白的脸孔，心里的惦念一下子湿润了眼眶，当着周芸又不好表达得那么明显，揽着他的胳膊，将他扶进了PICU，并把门关上锁好。
田颖扶着丰奇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蹲下身子，看了看他绑着止血带的腿：“还疼吗？”
“没事儿。”
“孩子们都还好吗？”周芸问。她所指的，当然是藏匿在这里的六个孩子。
“我已经哄她们都睡下了。”田颖低声说，然后望着丰奇的眼睛问：“到底怎么搞的？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都要急死了。”
“丰警官一直在协助我们应对一起案件。”周芸把今晚投毒者对儿童教育机构和活动场所发起的连环袭击大致讲了一遍。
自从跟丰奇一起进驻到这里以后，田颖和周芸见面不多。每次见面，周芸都很客气地表示，有什么需求尽管跟自己讲，她会全力配合他们的工作，而田颖也只是简单地应酬几句。此时此刻，听周芸讲完了楼下和楼外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田颖竟产生了一种如坐船舱、满耳风浪的惊骇感。
“我把你们两个叫到一起，是有件事，必须要跟你们商量。”周芸把小天鹅舞蹈学校受伤的孩子们没有留观床位的事情说了一遍，又提及接下来保不齐还会有新的案件发生，到时候再送过来的孩子们无法安置的问题。
丰奇说：“今晚我在楼下待了一段时间发现：涉及孩子的伤病，再小的事儿，家长也会认为是大事，更何况遭受恐怖暴力的袭击，如果不把留观床位安排出来，家长们闹起来，真敢把天捅个窟窿。从我们的层面，会尽最大努力尽快抓住那个投毒者，最次也要争取遏制他实施更加严重的犯罪，但眼下这个趋势，不做好各项准备也是不成的。周主任，你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不妨说出来。我们全力配合你。”
“丰警官，太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了。”周芸欣慰地说，“你也知道，目前整个医疗综合楼除了一层急诊大厅和二层、三层几间属于急诊科的房间，其余已经人去楼空。各个诊室和病房不是关门上锁，就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医疗器械，唯一的例外，是住院楼六层有间备用病房可以供我调配——”
“你的意思是把小天鹅舞蹈学校的孩子们送到那里去？”丰奇打断她说，“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把你们保护的孩子转移到那里，而把这间PICU辟成留观病房，让小天鹅舞蹈学校的孩子住进这里。”周芸说，“原因很简单，你们保护的孩子，除了性侵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之外，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急病重症，而小天鹅舞蹈学校的孩子还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一旦有什么突发状况，不仅急诊大厅里的医护人员可以马上赶到，而且这间PICU里面的医疗设施十分完备，随时可以展开抢救。另一方面，随着中毒和遇袭的孩子们被不断送来，急诊大厅里越来越乱，现在已过十点，小夜门诊换成大夜门诊，估计很快又会新上一拨患儿和家长，而那群被放水进来的小流氓和黎炎带的医闹，有个别人还滞留不去，他们到底怀有什么目的，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搞清，不客气地说，他们对你们的安保工作也是潜在威胁。而六层的备用病房就不同了，首先，这座大楼的步行梯，三层以上全部上锁，想到更高的楼层，只能坐电梯，但电梯对患者和普通医护人员也只开到三层，再往上必须刷中层以上干部才有的‘通刷卡’，急诊科只有我手里有一张，而且备用病房自带门禁，也只能用我这张卡才能开门，所以你们一旦带着孩子住进去以后，没有任何人能从外面进入备用病房，那里反而是整个医院最清净也最安全的地方。”
丰奇和田颖听了她这番话，面面相觑。
片刻，丰奇撑了一下膝盖说：“周主任，这个，我们得和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嗯，我本来也要跟我的直管领导汇报，只是实在联系不上。”
田颖用PICU里面的座机打了个电话，回来后说：“上级领导让我们听您的，他们会尽快派人过来，安排我们转移到其他地方。”
周芸正要具体布置，田颖拦了一句道：“有个问题。接下来，丰奇是继续到急诊大厅里帮忙办案，还是跟我一起到备用病房执行安保任务？”
周芸想起雷磊刚才那句话：“恐怕，还是得麻烦丰警官跟我一起回急诊大厅。”
“如果是这样，我希望能选派一位医生或护士，跟我一起去备用病房。当初把这些孩子安置在PICU，就是考虑到离急诊大厅方便，万一出事能随时麻烦咱们急诊的医护人员过来急救。现在让我们换到六层的备用病房，安全固然安全，但等于成了远离海岸的孤岛。一旦孩子们发生什么事情叫医生上来，坐个电梯还得麻烦您跟着一路刷卡，太折腾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给我们配备一个医护人员呢。”
田颖这番话，说得毫不客气，但是周芸却佩服她比丰奇想得周到和缜密：“这个没问题。”
“要保证派的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最好是女的。”
“嗯，我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丰奇却有些好奇：“谁啊？”
“大楠。”
说起来，大楠这个人选，还是老张“推荐”给她的。
那是她用手机听完了大楠对陈少玲倾吐的往事之后。挂断电话，老张请她到办公室外面，问大楠到底说了些什么。涉及一个女孩的隐私，周芸不能轻易向他透露，反过来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了解大楠在分诊时“放水”的原因：“那件事儿我都不想追究了，你还了解那么清楚干吗啊？”
老张说：“我只想确认她是不是一个可以让我放心的人。”
“这话说得，她怎么让你不放心了？”
“确切地说，是其他人我都不能放心。”
“嗯？”
“主任您想想，今天晚上，在这座急诊大厅里的所有人——您、丰警官和PICU里那位田警官可以除外——是不是都是‘主动’留在这里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留在这里，都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他们或者因为排班而留下，或者因为就诊而留下，或者因为生病而留下，或者因为闹事而留下，或者因为遇袭而留下，或者因为办案而留下……留下的借口自然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统统可以通过‘动手脚’来实现，而深究每一个人留下的真正原因是做不到的，但正是因为无法深究，所以我必须想到，他们留在这里，可能怀有别的目的。”
周芸听得一悚：“你是担心——”她指了指二楼。
“犹如下棋，不能只顾一步，也不能只顾一路。”老张平静地说，“而大楠算是唯一的例外，我记得她本来就要下班了，是被你突然强行留下的，对吗？”
确实，大楠只是实习生，照规矩，实习生是不值小夜和大夜门诊的，今晚她会留在这里，完全是因为自己担心急诊科主力走后，留下来的人手不足，找巩绒商量一番后才把她临时“扣押”的结果。
“所以，她本来是急诊大厅里我能够信任的人，也正因此，当她在分诊时给小流氓‘放水’后，让我感到不安——如果您学过素描就知道，要想使脏乱的画面重新变得色差鲜明、层次清晰，调整灰色的深浅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黑白必须分明。”老张说，“这也正是我让她加入前往上河区的救援队，并让她留下陪少玲勘查现场的原因，除了看她是否痛快地接受离开医院的任务之外，还想制造一个让她吐实的机会，毕竟她和少玲的关系一直很好，紧张的勘查结束后，随着心情放松下来，人们可能会对亲近的人讲出一些绷紧时不会说出的话。”老张说。
周芸只好一五一十地把陈少玲和大楠的对话讲述给他听，老张听完，点了点头：“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而且我查阅了那个卓童及其家人的案底，各方面的资料都显示，大楠确实只是他玷污过的无数女性之一，在离开他以后，就没有再与他有过什么接触。”
“好吧，就算搞清楚了，大楠是可以让你放心的人，然后呢，又有什么用？”
“也许很快就能用得上了。”老张一笑。
周芸把这个情况对丰奇和田颖一讲，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吃惊。
“这个老张到底是什么来路？”田颖说，“我这一个月天天见他，没看出他有什么显山露水的地方啊！”
“别说你了，连我都越来越琢磨不透他。”丰奇突然想起了什么，把刚才老张一不留神说出了呼延云的话，讲了一遍，“他说完那句话，我突然觉得他有些眼熟，似乎很多年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我一直在回忆此前办案或者参加全国英模表彰会议时见过的那些同行，却怎么都想不起这么个人来。”
田颖苦笑道：“今晚我唯一祈祷的，就是这个人是友非敌，不然咱们的麻烦就大了。”
“老张一定是友！”周芸脱口而出，当她发现丰奇和田颖诧异的目光，有些不好意思，“我是觉得，整个晚上到现在，他已经帮咱们救出了那么多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敌人呢？”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田颖说，“就听周主任的，咱们兵分两路吧，你们专心致志对付那个投毒者，我这就把孩子们叫醒，带着她们上六楼，扛过了今晚再说。”
“我去找大楠，带她来找你，然后送你们上去。”周芸走出了PICU。
丰奇拄着拐杖撑起身子，正要往PICU外面走，突然转过身，慢慢地挪进病房，看了看在病床上睡得正香的女孩子们：苗小芹嘟囔了一句梦话，翻了个身子，又睡着了。
在这里驻守了一个月，虽然过着几近牢狱般的封闭生活，但他们对这些孩子、对彼此，甚至对这间PICU都产生了一份说不出的情愫，现在要离开这里，要相互分别，虽然隔着厚厚的窗帘看不见窗外漫天的飞雪，但他们心中对前路同样是万感苍茫。
“苗苗现在很少做噩梦了，其他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好。也许等她们长大了，会忘记那些痛苦的创伤和难过的日子。”田颖说，“也会忘记这座儿童医院，忘记这间PICU，忘记曾经照顾过她们的叔叔和阿姨……”这句话刚刚说出口，她就不禁哽咽了。
丰奇伸出一只手臂，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田颖把脸埋在他的胸口，泪仍在流。
9
跟田颖和大楠一起，把孩子们连哄带抱地带到六层备用病房，摸着黑（为了安保起见没有开灯）将她们安置好以后，周芸总算喘了口气。这里的结构和设备跟留观一病房高度相似，只是装修得没那么花哨，床位也少一些，但病床是前两年引进的，不仅两侧护板加高加厚，而且可以通过挂在旁边的遥控器，将床头和床尾放平或抬起，相当先进。从安全的角度讲，这里也比二层那间PICU强得多：门有两道，外间门是钢质的，必须刷“通刷卡”才能从外面打开，里面的人想出去，要先按右侧墙上的门禁；里间门是两扇对开的木门，可以从里面上锁，两道门之间有很短一条通道，通道的西边有一间存储了急救药械和冷链药品的综合药房，门关得紧紧的。病房里面，为了防止那些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孩子自伤，很多地方都做了特殊的处理：固定器具的边角都是圆头；墙上贴了一层夹海绵的壁纸；至于朝西的一排窗户，除了把头一扇可以向外推开一半，其他都是锁死且在外面装了一道护栏的，所有的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遮蔽，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医院整体搬迁之后，这里几乎从未打开，所以枕头和被套上落了一层灰尘，把孩子们放上去的时候，有的还被呛得咳嗽起来。苗小芹被吵醒了，揉眼一看是新环境，眼睛立刻睁得老大，显得格外紧张，韩霜降赶紧从自己的床上跳下来，抱住她哄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打起了小呼噜。
周芸以为这样的环境足以令田颖满意了，谁知她还是挑出了毛病：“洗手间在哪儿？”
“出外间门的右手边就是。”
田颖皱起了眉头：“这么说，要是有人出去上厕所，回来没有‘通刷卡’的话，必须得里面的人给她开门。”
“是的……就一个晚上，只能克服一下。”
“能不能把你那张‘通刷卡’留给我呢？这样我们出来进去都比较方便。”
“这不行，‘通刷卡’我必须随身保存，不能外借。”
田颖拿出手机看了看，发现这里的信号比二楼那间PICU还要差，PICU有时还能有一两格信号，这里干脆显示“无服务”。于是她问：“周主任，假如有事，我该怎么跟你们联系呢？”
“备用病房为了防止手机电磁波干扰医疗设备的工作，在建设和装修中也使用了屏蔽材料，所以，你们有事找我，只能用门口那张护士工作台上的值班座机，对了，要是我找你们，也只能打那个座机，好久没来这里，我都忘了座机的电话号码了。”她打开手机电筒，照着座机上写的本机号码，念了几遍，记在心里。为了确保座机是畅通的，她又拿座机拨打了一下急诊大厅分诊台的值班座机，是孙菲儿接听的，周芸没说什么，就挂上了电话。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急诊大厅了。”周芸又叮咛了大楠两句，让她一定要全力配合田颖，照顾好孩子们，便匆匆下楼去了。
路上，她把抽空用手机写好的一份介绍今晚急诊科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简报，用微信分别发给了高副院长和蔡衡。到了急诊大厅，又安排小天鹅舞蹈学校的孩子们上二楼，进PICU里留观，并让蔡文欣进去照看——周芸盘算过：一层有陈少玲和孙菲儿两个护士，加上胡来顺和李德洋已经在各自的诊台就位，“兵力”暂时充足。
谁知还是发生了一件她没想到的事情：找不到媛媛了。
想起老张刚刚那一番急诊大厅内人心叵测的警示，周芸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她匆匆游走着，打开每间房门寻找着女儿，却一无所获。她的视线茫然地扫过急诊大厅，希望能在人群中发现媛媛的身影，却被那些攒动的脑袋和杂乱的脚步撩动得一阵眩晕。
终于，在女更衣室的柜子后面，她找到了媛媛。
媛媛抱着腿，蜷坐在木头长椅上，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
“你这孩子，怎么躲到这儿来了！”周芸又气又急，想狠狠批评她两句，又忍住了，“你怎么哭了？”
“我刚刚听孙菲儿阿姨说：小袁姨、巩阿姨、霍阿姨还有陈叔叔、杨叔叔他们出了车祸……”
周芸坐到媛媛的身边，轻轻搂住她的肩膀，更衣室那并不明亮的灯光，将母女二人的身影拢成模模糊糊的一团，投射在她们脚下。
“妈妈，其实，我没有说真话。”媛媛突然说。
“嗯？”
“你问我歹徒都要冲进来了，我怎么还能沉得住气给同学做心肺复苏，我说那是爸爸教给我的，做急救就要坚持到底，不能放弃，其实那是我想了一路的假话。我知道赫赫老师会跟你说起这件事，你也肯定会问我，才编了这样的话，我就是想向你们证明，爸爸没有走，他依然陪伴着我，保护着我，甚至能够借我的手，救更多的人……”
“嗯。”
“而真正的原因，是我那时太害怕了，站不起来，也跑不动，除了机械地持续做那个按压的动作，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媛媛凄恻地一笑，“爸爸走了以后，我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一直在想尽办法地找他，跳舞、跟你赌气，其实都是在找他，都是要证明他压根儿就没有离开……直到孙菲儿阿姨说起车祸的事情，我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离开就是这么突然，这么简单，这么荒唐……以前你和爸爸下了班，在家里说起病人去世总会说‘人生无常’，我那时不懂，现在懂了。”
周芸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媛媛紧紧抓住她的手：“妈妈，你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让你伤心和难过，我只是想告诉你，当我承认爸爸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我反而发现了那些他真正留给我的东西。刚才我坐在这里，把自己抢救杜噜嘟嘟的全过程回想了好几遍，我发现自己全程做得标准极了，每个步骤、每个细节、每个动作，规范得好像用尺子比着一格一格画出来似的，没有一点儿的遗漏和错误，哪怕是在我最紧张、最害怕的时候。但你肯定不知道，这些其实爸爸只教给过我一遍，我就全都记住了，这说明我是有当医生的天分的，这天分，就是爸爸留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
“嗯！”
“也就是说，比起跳舞的那个舞台，也许抢救台才是更适合我的舞台。”媛媛停了停，把心里面最重要的话说了出来，“所以我下了个决心，不考舞蹈学校了，当然我依然会跟着赫赫老师好好学跳舞，但中学我还是报考咱们市一中，将来像你和爸爸一样，当一名医生。”
周芸脸上绽开了久已未见的笑容。
把媛媛送进PICU，交给蔡文欣以后，周芸的心潮依然久久地不能平静，她回到二层的科主任办公室，望着窗外：雪落如织，已经将楼宇和大地覆上一层薄被似的洁白。坐了一会儿，她想起自己刚刚给高副院长和蔡衡发了简报，他们两个人或者其他医疗口的领导很可能会打电话问询具体情况——这类工作电话，照规矩必须有录音，以便发生问题时追责，所以他们不会打自己的手机，又可能猜她在急诊大厅忙，所以一定是直接拨打开设了录音功能的值班座机找她——便打电话给楼下分诊台的值班座机，叮嘱孙菲儿做好电话记录，又让她去看看老张在忙什么，如果有时间，就让他来自己的办公室一趟。
没过多久，有人轻轻叩了两下打开的房门，一见是老张，周芸连忙喊他进来。
老张以为她找自己了解案件的进展，便站着向她汇报：陈少玲拿回的物证中，没有发现什么可以指明投毒者身份或他下一步行动方向的东西；陈少玲的手机拨打张大山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发微信也没有回复；雷磊和丰奇已经把旧区所有存在风险的儿童教育机构和活动场所全部检索出来，一一电话警示，并派综治办的辅警过去值守……
周芸一边用咖啡机调制一杯咖啡，一边把为了辟出留观室，将原本在PICU的孩子们转移到六层备用病房的事情说了一下，回头一看老张还站在原地，连忙招呼他在沙发上坐下，把那杯热气氤氲的咖啡递给他，然后坐在他的对面：“据你看，那个投毒者今晚还会作案吗？”
老张想了想说：“从他的作案目标来看，基本都是涉及儿童的场所和教育机构，如果他不改变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目前采取的策略，应该能起到一定的防控作用，最低限度也能够在他作案的第一时间得到反馈，及时应对。”
“也就是说，如果他不继续作案，这个案子有可能就这么结束了？”
“所谓结束，一定有一个开头相对应。对于任何一起案件而言，犯罪动机是开头，犯罪目的的达成或失败，算是收尾。现在，我们既没有搞清楚他的动机和目的，也没有将他捉拿归案，等于既没有搞清开头，也没有成功收尾，无论对于犯罪者还是我们，都远远谈不上结束。”
周芸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无论开头是什么，无论会怎样结尾，这个惊心动魄的晚上都令我终生难忘……老张，你来医院两年了，这是第二次来我的办公室吧？”
老张点了点头。
“我没有别的事，请你来，只是想当面说一声‘谢谢’。”周芸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小天鹅舞蹈学校的孩子们不可能及时获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媛媛了。你知道，我们家老宋去世后，我只剩这个女儿相依为命了……”
“媛媛是个好孩子，很懂事，也很有礼貌。”
“她毕竟还小，要经事，才能懂事。”周芸说，“你救了她，就是救了我，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事实上，我甚至连你真正是谁都不清楚。”
老张呷了一口咖啡，没有说话。
“请你不要误解，我没有盘根问底打探你身份的意思，纯粹是出于好奇。以你的身手和才能，应该跟那位雷主任一样，在某个跟警务相关的重要岗位上担任要职，怎么会流落到我们这么个地级市的儿童医院里当保洁工呢？”
老张还是没有说话。
“对不起……”周芸有些不好意思。
“没事的。”老张微笑道。
“不说这个话题了，难得这个乱糟糟的晚上还能偷点儿闲，聊点儿其他的吧。”周芸想了想说，“我真的很佩服你，隔着手机屏幕，就能找到那个歹徒想要隐瞒的物证，凭借鞋底的几粒泥沙，就能准确推断出歹徒的行踪，让我想起了上学时看过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做我们这行的，多少要具备一些推理能力。”
“推理？”
“通过已知的几项条件，去伪存真，寻找、发现和建立它们内在的逻辑关系，并借助科学的思维方法，推断出新的结果——跟医生凭借患者的自述、症状和检查结果来下诊断一样。”
“是吗？不瞒你说，你的很多思路，直到现在我还没彻底捋清楚呢。”
“隔行如隔山。其实，主任您的很多诊断和治疗，我在旁边也看不出个门道。比如，今天下午那个肚子疼的女孩，您是怎么发现她是得了胸椎结核的呢？”
虽然说的是今天下午，但由于接连发生了太多波谲云诡的事情，周芸想了半天才想起那个疼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站不起来的女孩，因为胡来顺开出太多检查单，她的妈妈差点儿把她拉走，多亏自己拦了一把，起先怀疑是山道年驱虫引起的副作用，后来又怀疑是胃及十二指肠疾病和慢性胰腺炎，最后通过加拍侧位胸片才发现是胸椎结核。
“她躺在诊疗床上检查的时候，有两次起身，一次因为脱鞋，一次因为喝水，都显得特别疼痛。一般来说，腹部疼痛虽然会因体位不同而程度不同，但不会骤然加剧或减轻，为什么她两次由平卧位换成坐位，都突然表现出如此剧烈的痛苦？我仔细观察，发现她每次都要用肘部支撑躯干才能转成坐位，这说明她不愿转动躯干，为什么不愿意转动躯干呢？这就提示脊柱或胸椎可能存在病变。”
“原来是这样。”老张点了点头，“还有一个病例，在我看来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就是刚才您给那个满口是血的孩子插管时，是怎么一下子就找到声门的呢？”
“那个啊！”周芸不禁笑了起来，“魔术一旦破解了手法，就真的没什么了，只是因为我看到了气泡。”
“气泡？”
“她嘴里的血洼中，有个地方在不停地往上冒气泡，下面一定就是呼吸道啊，我只要把管子对准那个地方插下去就是了。”
老张恍然大悟，不禁笑了起来：“家长们都称您为神医，却不知道您也是位‘福尔摩斯’。”
“什么神医啊，治病这件事，并不是说医生的医术好，就一定能救得了患者，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命，尤其急诊：一个危重症患者能被救过来，有太多偶然的因素：恰好家长在第一时间处理得当，恰好急救车没遇上堵车，恰好急救医生熟悉这种病的治疗方法……少了一样，人都活不成。套一句俗话——那人若不该死，他怎么都死不了；那人要是被阎王爷盯上，你就是把扁鹊华佗都搬来也没有用。”周芸深深地叹了口气，“大家都觉得，孩子一旦生病，必须得治好，其实潜意识就是认为孩子的生命刚刚开始，‘命’不该绝，不该死这么早，但其实，孩子和成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在命运面前，都是脆弱不堪的。”
“虽然您这样说，但真遇到生命垂危的患儿时，您还是一副不把死神从孩子身边赶走誓不罢休的样子。”
周芸把视线投到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雪下大了，纷纷扬扬，恍惚间竟分不清是从天空落下，还是从大地升起，只在天地间浮沉起一片漫无边际的苍茫。
她怔怔地望了很久，才喃喃道：“也许，是因为朱爷爷的缘故吧……”
“朱爷爷……我听大家闲聊时说起过他，但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是您的救命恩人。”
周芸点了点头：“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到这样飘雪的日子，我就会想起他，想起那位老爷爷，仿佛他就在眼前，又看到他高大而瘦削的背影，他戴着那种用绳子连接、挂在脖子上的棉布手套，用小车拉着我们这群在门诊楼做完检查的孩子，踩着厚厚的雪回住院楼去，雪在他那件灰绿色棉衣的衣领和后背上积了厚厚一层白色，脚底下咯吱咯吱的，一步一步都那么艰难，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停过……”
10
那一年，周芸才五岁，是个梳着两只羊角辫的小姑娘，因为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她脸色苍白、嘴唇发紫，连走路都费劲，在平州和省会城市辗转求医，却不见起色，被爸妈带到北京儿童医院求医。“我爸爸妈妈带我上北京，其实跟现在很多绝症患儿的父母的想法一样，去北京看病，就算治不好，也不留遗憾了。”
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她很快被收治住院，这倒不是因为一向人满为患的医院突然大幅扩充了床位，而是时势混乱导致医院运转失常，就医者大量减少，很多床位空了出来。但与此同时，医护力量严重不足，有那么几天，她待在病房里根本无人问津，只好跟许多住院的小伙伴一起，扒着窗户看楼下那一地用墨汁写满大字的花花绿绿的纸张随风飞扬。严冬将至，她频频发烧，身体日益虚弱，就连呼吸都越来越沉重，望着窗外光秃秃的一排树木，她幼小的心灵竟第一次感受到了行将凋零的悲凉。
终于，有医生来给她看病了：经过检查，再次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由于她有心力衰竭、肺部湿啰音、肝脏肿大和缺氧等症状和体征，病情十分严重，经过内科专家会诊，给她应用了洋地黄制剂、吸氧、利尿剂、抗生素等药物和治疗方法，在她发烧时也不规则地应用过肾上腺皮质激素，但她还是病恹恹的没有好转。
有一天，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位住院大夫。
住院大夫也叫“住院医”，是医生职称中最低的一档，主要工作包括收治病人、记录病程、在主治医师及其他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开医嘱、进行某些临床操作等，一般由医学院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医生担任。
但这位“住院医”却是一位年过七旬、白发苍苍，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老人。他来到病房的那天，跟在他身后的一个胳膊上套着红箍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对他教训了一番才离开，老人就那么静静地听着，等男人走后，老人转过身望着病房里的小朋友们，脸上绽开了无比慈祥的笑容。
“那个笑容我永远不会忘记，后来想起，觉得那个笑容特别开心，而且有点儿童真，仿佛是在说：喂，小朋友们，我总算回到你们中间啦！”
他就是朱爷爷，这个“朱”字是一个住院的小朋友给他画像时，写在画纸旁边，周芸看到后记住的。
病房里的小朋友们都可喜欢朱爷爷了，别看他七十多岁了，可是每天都第一个来到病房，最后一个离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永远是笑眯眯的，从来不会因为小朋友们哭闹而露出一点儿厌烦或冷漠的表情，他会耐心地给小患者们喂药、给他们把屎把尿从来不嫌脏、做叩诊或触摸孩子的身体前都先在温水里或暖气上温手，遇到有人因为难受或想家哭鼻子，他就讲故事、做手工、变小魔术哄他们开心。他还拉得一手特别好的小提琴，有时，吃过晚饭，当一缕暮色挂上窗棂的时候，小病友们就聚在一起，有的倚在病床上，有的搬来白色的木头小板凳坐成一排，听朱爷爷拉小提琴，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还有《劳动最光荣》《小松树》什么的，偶尔他关好病房的门窗，还会拉一些国外的儿歌，都特别好听。为了让不便下楼运动的小患者们加强锻炼，朱爷爷还发明了“拉火车”“拖板凳”“小青蛙过马路”等很多好玩的游戏，病房里经常伴随着模仿火车汽笛的呜呜声，响起一片嫩藕般清脆的笑声，那里面就有一个笑逐颜开的小周芸。
“有时我觉得，其实朱爷爷不是医生，只是跟我们一起住院、一起生活、一起玩耍的‘大朋友’。”
不过，细心的周芸发现，朱爷爷的身体不是很好，每天中午只能吃一些水煮白菜，他有严重的肠胃病，尤其到了寒冷的日子，经常难受得直不起腰来。即便如此，那个胳膊上套红箍的男人还是命令他每天负责带病房里的孩子们去门诊楼做检查，然后再把他们带回病房。
“医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过去是通着的，但那年月怕有人从门诊楼冲击住院楼，威胁住院患儿的安全，就把两个楼之间的通道用一堵砖墙封上了，这样一来，住院患儿需要用到大型医疗器械做检查时，就必须下楼，绕过住院楼南边的小桃园去门诊楼。那段路说起来并不算远，但有的孩子病得很重，走路都困难，再赶上刮风下雪，稍微着凉就会加重病情。朱爷爷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辆小拉车，在车后斗的两边安上两排小木板，再用钢条支起拱形的骨架子，外面包上透明的塑料布，让需要检查的孩子坐在里面，然后拉着到门诊楼做检查。一次又一次，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雪，他犯着肠胃病，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两根车杆，把高大的身躯佝偻得像虾米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风雪里，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也从来没有摔过我们一次……”
对周芸而言，朱爷爷最大的恩情是通过仔细观察她的病情，怀疑她得的并不是风湿性心脏病，而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四十年前，医学界对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远没有现在认识得这样清楚，加上风湿性心脏病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在体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当时采用的针对风湿性心脏病的治疗方法对红斑狼疮也有一定疗效，因此造成了长时间的误诊。多亏朱爷爷经验丰富，发现我只要发烧，双侧面颊就会出现典型的蝶状红斑，因此提示上级医生从这一角度重新诊断，最终确诊我患的确实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通过足量的激素治疗，我的病情迅速有了好转。”
就在出院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朱爷爷一边哄小病友们睡觉，一边跟一位专程前来拜望他的老朋友轻声细语地交谈起来。由于那位朋友穿着那时很少见的西服，所以给躺在附近病床上假寐的周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更令她永志不忘的，是两位老人在那盏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的照耀下，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时隔多年，她已经不可能清晰回忆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但也许是四十年来时常品嚼那一番话中况味的缘故，她依然能记得其中的大部分言辞。
“听说你也挨过打？”穿西服的老人问。
“那倒没有，但‘飞机’是坐过几回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穿西服的老人气愤得咳了好几下，才低声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老朋友们让我问候你，他们说，欢迎你去那边工作。”
“不，我不能离开。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朱爷爷摇摇头说，“如果我要留在美国工作，四十年前我就留下了。”
“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些什么呢？继续当你的住院医吗？”
“当住院医有什么不好的，我都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一群最需要我的小患者整天待在一起了。”
“可是你应该在更优秀的平台上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待在这个曾经把你关在传染病房楼的地窨子里、让你睡在紧挨阴凉潮湿地面的木板上、给一把笤帚让你打扫厕所、恢复自由后又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把你踩在脚下的地方——你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老同学！”
病房里陷入沉寂。
周芸透过床栏，偷偷地望向他们：穿西服的老爷爷流露出无比痛楚的神情，反倒是朱爷爷，一双眼睛里，目光是那样的安详，仿佛刚刚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从肩膀抖落的雪花。
过了很久很久，朱爷爷轻轻地搬动椅子，往穿西服的老人身边挪了挪，低声说道：“老刘，我们快四十年没见了吧，还记得当年我们决心选定儿科作为一生事业的原因吗？‘观一国之强弱，首推少儿，少儿弱则国弱，少儿强则国强’。出洋留学后，你对中国的局势日益绝望，最终留在了美国，而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医者不以国别为念，可我就是放不下祖国，放不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站在‘欧罗巴’号客轮的甲板上，望着你在码头挥手向我告别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一九三三年，我离开美国，东渡大西洋，先后去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丹麦的血清学研究所和英国的伯明翰儿童医院，又在伦敦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儿科会议，然后从马赛坐船回国。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那段日子，每天望着蔚蓝色的波涛，我的心中很不平静。我想，回国以后，我要把最先进的儿科医学技术和器械引进到国内，我要建立一所亚洲乃至世界顶级的儿童医院，我要攻克更多的医学难题，为国争光……
“船在上海靠岸，我一上岸就被上海的同仁找去，他们希望我能够把我在国外所学加以推介，我想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可是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践中教学，于是我到当地一家儿科诊所参加义诊活动。然而整整一周，我应诊的那些孩子大多患的都是些什么病呢？因为高烧后没钱买药或误服土方而造成的脑瘫，因为卫生条件太差而患上的寄生虫病，因为小伤口没有及时消毒而感染导致的截肢，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嘴角糜烂、坏血病，还有缺乏维生素A导致的失明……他们的‘病根’与其说是疾病，还不如说是愚昧和贫穷……在黄浦江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我突然有所醒悟，你知道，入海口处的黄色江水和蔚蓝色海水有时显得泾渭分明，我想，一个医生能够攻克疑难杂症，固然是无上的荣耀，可是既然身在入海口的这一边，心中就还应该有另一种关怀，那就是如何把医疗工作服务于普罗大众，让每个穷人都能看得起病。
“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儿科诊所，从六张病床、十三个员工为起点，一点点地把事业做大。从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我们私下里给全院医生约定：只要看见患儿骨瘦如柴，家长衣衫褴褛，就在处方笺上写一个‘Free’，病家就可以免费取药及接受输液注射、抢救治疗。有些同行嘲笑我们做赔本的生意，可是从学医那天开始，我就坚定不移地认为，行医不是生意，永远不是，谁把治病救人当成一桩生意，那他根本就不配穿上白大褂！
“可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再有理想和抱负，也只能被卢沟桥上的炮火炸成一地瓦砾。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你绝想不到我们那八年经常面对的疾病是什么，是饥饿引起的浮肿！有一次我给一个几天拉不出屎来、憋得痛苦不堪的孩子治病，泻药、灌肠都不起作用，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用手将堵住孩子肛门的硬物抠了出来，竟是一些杂粮壳、花生皮之类凝聚成沙石一般的硬物……抗战胜利了，我以为这个已经被贫穷和战乱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国家总算有盼头了，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多少精力用在儿童保健和疾病防治上，我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天花、白喉、痢疾、斑疹伤寒等夺去生命，那些在欧美已经根本不会要命的疾病，在我的祖国却横行肆虐。有一段时间恰好是传染病流行季，我去向市政府申请低价从上海采购一批国产疫苗，给风险地区的孩子们接种，结果被告知，全市的此类疫苗只允许打美国货，每针五美元，概不讲价。你知道我素来是个多么温和的人，可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发抖，孩子，每一个孩子，那可都是国家的未来啊，可他们呢？他们只想着捞钱，想方设法填满自己的口袋，唯独没有谁在乎这个国家的未来！”
穿西服的老人轻轻地咳了两声，掩饰着喉咙里的水音。
朱爷爷静了一静，继续说：“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以后，市政府的一位领导同志找到我，非常礼貌和客气地跟我商量一件事，就是给全市的孩子注射传染病疫苗，并进一步推广到全国。我很高兴，具体的宣传、组织和实施办法商量妥当以后，我突然想起价格的事，便委婉地提出，能否由政府出资报销疫苗的一半价格，我想新政府面临着百废俱兴的局面，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能报销一半就很不错了，可那个同志对我说；‘市政府已经决定，所有儿童传染病的疫苗一律免费注射’——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吗？！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那天我是怎么走回家去的，一路上我跌跌撞撞的，看见每个蹦蹦跳跳的孩子，我都在想，好了，好了，这个国家终于拿自己的未来当回事儿了，这个国家终于有希望了……
“接下来，市政府一下子拿出六万元加强儿童保健工作，又出资在复兴门外建起了这座建筑面积三万五千平方米、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儿童医院，你知道这座医院有多少张病床？七百五十张，比波士顿儿童医院还多三百五十张！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把计划内传染病疫苗的免费接种推广到全国，我们控制住了曾经在旧中国为患极深的麻疹大流行，我们彻底消灭了天花、回归热，我们把流行性腮病毒肺炎的病死率由20%下降到10%，把儿童中毒性痢疾的死亡率从30%降到5%，把中毒性消化不良的病死率由20%下降到1%！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大幅提升了病毒性脑炎的治愈率，与此同时，我们在儿童白血病防治、遗传免疫研究方面获得了一项项领先国际的辉煌成就，无论是太平洋上的豪情还是黄浦江畔的理想，在新中国，我们一点点地将它们变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