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呢，直到几年前，都还在向青年俱乐部批发歌词本什么的，四处兜售，渐渐地自个儿也唱起歌来。我原在安房[45]乡间一带走动，不过真的要自个儿唱，就需要一些功夫，会想要东改改西改改，让歌变得更容易懂、更容易唱。”
“也就是改作吗？”
“也不到改作，只是把歌词东换一点，西改一点。咱们的曲子‘节’，跟西洋音乐什么的不一样，不是从头到尾每个地方都死板板的，就看唱的人爱怎么唱不是吗？然后唱着唱着，我自个儿也作起歌来了。现在呢，我唱的是自己作的歌。”
“原来如此。”
“这么一来，跟香具师[46]之流的也有了交流，已经算是一种表演活动了。只是，有时我会忽然想。”
“想什么呢？”
“这样就好了吗？”
“此话怎讲……？”
“就是……”添田先生仰望正上方，“有窗子呢。”
“对，有窗子。”
“好高的窗呢。”
“是的。”
你觉得呢？添田先生转向松冈先生问道：
“你说你是学生，不过年岁应该跟我差不多。怎么样？你觉得这明治时代，这样就好了吗？”
“没有好不好可言吧。”
“什么？”
“我觉得问题是要让它变好或变坏。”
“哎？”添田先生皱起眉头，应道，“嗯，也是啦。我最早是看了川上音二郎的壮士戏，发奋图强。我觉得往后就应该要这样。”
您说的这样，是指……？老板问。
“问题就在这儿。当时我是那么想的。我想要改变世界，唯有发起行动。”
“可是，壮士戏好像没有持续多久不是吗？”
“嗯，是啊。说到壮士，原本是《战国策》那些吧？我这人不学无术，所以不太清楚，总之就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我也是。听到壮士节，热血澎湃，但也就这样了。”
“意思是没有思想吗？”松冈先生问。
“思想？不是那么高尚的东西。我跟你这种精英分子不一样，是大矶的农民之子。没学问没财力没地位没名声，啥都没有，一无所有。不过，我有一股像是对社会的愤怒，有想要设法挽救的期盼，有毫无根据的自信，接下来就只剩下活动。底层的自由民权就是这样的。搞不好这愤怒其实就是饥饿罢了。”
“添田先生，您似乎误会了，我并非富家子弟。我家虽然以医道为业，但有八个兄弟，食指浩繁，日子过得相当拮据。当然，比下还是有余，因此……我是不会说自己家境贫穷的。”
“为什么？”
毕竟我从未饿过肚子。松冈先生说：
“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不过，我们不曾全家团聚在一起，过得衣食无虞。我不是被送去别人家，就是寄住在哥哥那里，离开父母，辗转流离，过着漂泊般的日子。话虽如此，我也不是遭到抛弃，现在也仍在兄长的庇护之下，因此我不认为自己算是底层人民。不过，我认为底层生活是不应该存在的，应该要让它从社会上消失才对。”
会消失吗？添田先生说：
“哦，起初我也是想要让它消失。四民平等、废藩置县、地租改正等等，社会目不暇接地变个不停。可是我周围什么都没有改变，日子还过得愈来愈苦。而且变来变去的都是些不晓得打哪来的高官。”
“是啊。”
“上京的时候，我原本想要从军，心想当兵总比务农强。”
“但您没有从戎？”老板问。
“我没有进军校。我叔叔是跑船的，所以我原本想进海军，不过仔细想想，这理由太无聊了。这么无聊的理由，是无法长久做下去的。听到壮士节，我竟觉得荒谬起来了。忍不住想：啊，军队这东西，好像不是为了保护草民的生活，而是保护高官的。‘排斥幸福权利者，来尝尝这自由水，欧佩卡佩、欧佩卡佩、欧佩卡佩波佩波波～’[47]”
欧佩卡佩，什么跟什么嘛——添田先生厉声骂道。
“根本是在胡闹啊。那原本是京阪地方的噺家[48]创出来的东西不是吗？”
这曲子曾经风行一时。老板说。
应该是吧。我对这些东西不熟悉，却也曾经听过。
“就算是这样，当然也没关系，只要能传递出信念就好了吧。不管唱得有多滑稽好笑，如果里头有可以拨乱反正的力量，就什么都好。那不是思想那类高迈的东西，而是接近愤怒。”
我明白。松冈先生说。
“你懂吗？嗯，看来我对你有不少误会。总之，那个时候我很愤怒，真正是壮士，自以为壮士、想要成为壮士。‘作态虚饰固然好，但少那政治思想，不懂那天地真理，自由种子播心田……’可是，缺少思想的不光是政治而已。壮士才没什么思想。”添田先生说。
“这样吗？”
“有的只有不满。”
“这样的不满，有时不是会萌发出思想吗？事实上，现在也有来自这些领域的活动家。”
我没办法啦。添田先生眯起眼睛：
“我不懂什么天地真理。虽然心田是播下了自由的种子，却没法灌溉。或许曾经是萌芽了，根却烂了，整株都枯了。川上音二郎在新派剧努力奋斗，好像也准备要参政呢。我成了演歌师，虽然是在散播类似自由民权的东西……”
添田先生说到这里打住，眼珠子向上看着老板。
“注意到的时候，却成了个艺人。”
“艺人？”
“不就是个艺人吗？歌唱得好不好，跟自由或民权都无关。我不是要传达什么，而是为了如何传达而钻研技巧。然后我发现了：歌唱得烂也无所谓啊。只要有强烈地想要传达的事物，憨直地述说就好了。就算不是曲子，站在路口演说也就够了。何必……要用唱的？”
这是因为集会条例，禁止人民任意演说的关系吧。松冈先生说：
“所谓演歌，其实就是演说歌啊。”
“这我知道啊。可是，听到现在的演歌师的歌，有谁会发奋图强？听到我的歌，有人会这样想吗？想说：好，我也要来改革社会，我也要挺身而出。”
嗯……松冈先生沉吟起来。
“倒不如说，我本身觉得那些东西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不，我跟你不同，不认为这世上没有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世道糟透了，差劲透了，又总觉得不可能变好。我不是放弃了。我绝对不是放弃了，只是……”
“迷失了是吗，对这个时代？”老板说。
“嗯，就是这么回事。”
添田先生转向旁边。
然后一本本望向一字排开的书籍说：
“天候已经转凉了，不过夏天那些吵得人不安宁的蝉，为什么会叫？”
问题很突兀，但松冈先生依旧平静地答道：
“是在告知雌蝉可以交配了吧。”
“就像是在求欢吧。为了通知异性而唧唧鸣叫。蝉应该听得懂蝉的话。那不单纯是在唧唧吵闹而已，应该把要传达的讯息切实地传给其他的蝉了。”
“应该吧。”
“但我的声音就只是吵而已。我在叫声上下了功夫，所以或许叫得好听，其他的蝉却听不懂。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叫？不，这连叫都称不上。这是歌。我虽然唱歌，却像不会叫的蝉。最重要的讯息没法传达给最重要的人。”
但我就是无法停止去唱啊——添田先生接着说。
“不会叫，只会唱歌的蝉，有什么价值？但我无法不唱。我忍不住要作歌。我现在也在构思歌词呢。”
我这样行吗？——添田先生说。
“我实在不懂。虽然如果别人说这样就好了，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但如果说不好，如果不指出哪里不好，我就实在是不懂。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书。”
“这样啊。”老板摩挲下巴，“小店是做生意的，当然也想卖书给您……”
“那就卖给我吧。这一点都不难。可以拿来当成新歌题材的书也行。我可以用那些书来作歌，拿它们作出不错的演歌。”
“松冈先生。”不知为何，这时老板转向松冈先生问，“这段话……身为诗人的松冈先生听了有何想法？”
诗人？添田先生扬声：
“你不是学生吗？”
“松冈先生确实是学生。这位是不久前刚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系的优秀学生，同时亦是创作浪漫主义新体诗的诗人。”
“别说了，老板。就如同我再三声明的，我已经差不多失去作诗的热情了。况且我对于被评为浪漫云云，相当排斥。”
抱歉。老板殷勤地赔罪：
“不，正因为如此，我才想请教您的看法啊，松冈先生。依我看，偶然结识的两位，似乎正陷于相同的苦境。”
“哎？”添田先生发出古怪的声音，“这是什么话啊，头家？听着，我可是演歌师呢，演歌师。作的是在露天扯开嗓门歌唱的演歌，而且是鄙俗胡闹的歌，是欧佩卡佩呢。不，川上音二郎的欧佩卡佩或许还有这位先生所说的思想，但我现在就连那思想都迷失了。”
新体诗也没有思想啊。松冈先生说：
“称它为诗是很好听，但也只不过是把文字放在一起罢了。”
光是把字放在一起，不可能变成诗吧。添田先生说。
这话说的不错。
“当然是会斟词酌句，不过也只是挑选感觉高雅的词汇排列在一起罢了。而且就连这……都只是在模仿西洋。”
“这样吗？嗯，就算是壮士演歌，也会为了排列字句而搜索枯肠。要让它变成歌，就得配合调子什么的，毕竟歌是有节的。如果第一段和第二段不等长，就成不了歌，如果全是拗口的文言，就唱不出来。调子如果不好，人家也记不住。但就算调子好，意思不通，也成不了歌。”
流行歌是有格律的吧？松冈先生说。
“才没那种东西呢。”
“有的。您说的调子，就是一种格律。先有格律，然后挑选词句嵌进去。配合曲调，唱出符合主义主张的内容，然后就会变成一首歌，对吧？虽然我不清楚，但我想歌词多半是七音与五音的组合。”
似乎是呢。老板应声：
“当然，应该也有许多并非如此的歌，但脍炙人口的所谓流行歌，感觉多半是七音和五音组成的曲调，是吗？”
添田先生没有说话。
比方说——老板说着，背诵起疑似歌词的内容，但并不是用唱的。
“‘风雨飘摇遇乱世，忠臣义士出；翻开东西史书瞧，先达如繁星；青年男儿当挺身，责任重如山；积弱不振家国业，全凭一肩扛……’《愉快节》就是以七五音组成的呢。”
这不是《望青年》的歌词吗？添田先生惊讶地说：
“头家，你居然知道。我也很爱唱这首歌呢。我刚加入青年俱乐部时，和新潟来的家伙两个人搭档，站在街头，成天就唱这首歌呢。”
添田先生闭上了眼睛。
应该是想起了什么吧。
松冈先生以细长的眼睛瞥了他一眼，接着说道：
“这是因为在我国的语言里，七音与五音的组合，能创造出悦耳的节奏吧。因为和歌、短歌及俳句，都是这样的组合。不管是狂歌[49]还是川柳[50]，即便目的或志向不同，都不会偏离这样的格律。是有格律的。诗歌本来就有这样的格律。”
“格律啊……”
“也就是规定。在这些规定的范畴内，做出种种表达，才叫诗歌。像汉诗，就有更缜密的规定，像是平仄、韵律等等，非常琐碎严格。而汉诗的评价，就是依据是否符合这些格律来决定。像俳句，虽然也有破格之作，但也是先有定格，才有破格。您们所作的流行歌，每一首都各有‘节’这种单独的规定对吧？”
因此反而是很古典的——松冈先生说。
“新体诗原本是模仿翻译过来的欧洲或俄国的诗。因为是翻译，所以没有格律。只因为词句的排列方式异于过往，没有格律，所以称它为新体诗，但简而言之，就只是没有规定罢了。由于没有规定，什么都有可能。如果少了自律，就只是拙劣的文章罢了。”
添田先生睁大眼睛，你的言辞还真犀利。
“这是事实。”
“不过，听说你也是新体诗作家吧？”
“不是的，那只是自我陶醉罢了。我写的诗，只是拖沓冗长地记下真情、没有表达任何具体事物的、彻底无益又无聊的文章。”
这人也太直接了。添田先生目瞪口呆地说。
“即使撇开自由民权运动的是非善恶不谈，并且即使缺乏您所说的思想信条，演歌还是有主张啊。政治太荒唐了、政治家不可靠、政策不好、政府无法信赖——就是在滑稽可笑地唱出这些主张对吧？”
“主张啊……”添田先生歪起脑袋，“嗯，是有主张没错。青年俱乐部是政治团体，因为它从事政治运动，也参加选举。壮士演歌是为了筹措资金的政见宣传。”
“就是吧。对体制提出了异论的主张。”
“不。”添田先生又交抱起双臂，“没错，是有抗议条约修正问题、高声提出选举干涉或废娼问题的歌。壮士对天下国家高谈阔论，奋起宣扬现在的日本没有政府，只有旧藩派阀。这确实是一种主张吧。”
“那么，自己想出节这样的格律，将主张放入其中，作出朗朗上口容易记住的歌——这是不折不扣的创作活动啊。”
添田先生皱起眉头：
“也不是说有主张就够了吧？像壮士演歌，只是把那些主张唱得滑稽好笑罢了不是吗？我就是强烈地这么感觉。我已经不搞选举活动了，成天关在俱乐部里作歌，专做叫卖宣传。对别人来说，叫卖宣传歌曲是一种手段，但是不知不觉间，作歌却成了我的目的。”
您不乐意如此吗？老板问。
“不是啊，只是……”
“您烦恼这样下去好吗？”
“是啊。就像这位松冈老哥说的，即便只是胡闹的歌，只要有某些主张，或许也具有某些意义。但我并不是在主张，我开始把心血放在让歌变成我的主张这件事上。我就是这么感觉的。这个样子……”
“即便如此，”松冈先生以有些不耐烦的口气打断添田先生，“纵然您本身没有主张，但至少您作的歌里有社会啊。如果没有这个社会，您的歌是不可能成立的。不管您在哪里下功夫，您作的歌就是社会批判、是社会讽刺。但是，我写的诗里没有社会。有的只有我个人的，扭曲、稚拙、狭小的心中愚昧无聊无意义的纠葛。我只是夸张渲染，把它写得好似世界末日一般。虽然我没有听过您作的歌。”
但起码您的歌对世人有所贡献。松冈先生说完，把脸往添田先生的反方向撇去。
“没想到居然会被优秀的帝大学生称赞。”
“添田先生。”松冈先生斜眼睨向添田先生说，“添田先生，我明白您们对体制有所不满。对于不对劲的事，我也觉得不对劲，也不认为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也不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错的。您似乎认为高尚之物、精英分子、富裕阶级这类东西，都属于体制那边，说得好似这些东西是飘浮在半空中，独立于一切之外，但那种想法……只不过是幻想。”
“幻想？”
“你们只是像那样在制造假想敌罢了。这个世界要复杂得多。大众喜欢简单的构图，易懂的说法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因此作为政治运动手法，简化问题是有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并不能非黑即白、两极分明。”
“你是叫我接纳灰色吗？”
“不是的，没有灰色。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也应该要矫正。黑色就是黑色，但黑与白却是复杂纷呈。”
“所以是怎样的呢？”
不可能只是一整块白色，或一整块黑色，没那么简单。松冈先生严厉地说：
“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官僚，都一样是人。而世上是有形形色色的人的。”
“是这样没错……”
“现在的政府，有许多需要改正之处。原因或许在于其根本还是旧藩派阀。但藩阀政治就一定是坏的，这也是一种偏见吧？即便是藩阀在执政，但如果政令清明，应该就不会引起不满。富裕阶级也是，不应该一概而论。确实，这个国家有阶级，表面上虽然已经废除，但并非消失了。虽然已经废除士农工商之分，却反而赤裸裸地呈现出贫富差距。对妇女的歧视亦是根深蒂固。”
松冈先生转向我这里。
“这位小姐也是，她看上去是位富裕士族的千金小姐，但只因为是女性，便遭到不当的对待。本人似乎并不认为那是不当的对待，但就我听来，她的人权遭到了否定。即使制度改变了，文化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这位小姐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难道自由民权运动家会说，这样的人不需要自由吗？”
又没有人那样说。添田先生说：
“嗯，我承认我们对有钱有势的人心存偏见。就像你说的，人有千百种吧。如果我冒犯到两位，我道歉，不过，我想说的是……”
“请等一下。”老板制止两人的对话。
添田先生和松冈先生同时转向这位神秘莫测，却又不会引起戒心的不可思议人物。
“果然还是一样啊。”
“一样？”
“我并不是说新体诗和壮士演歌一样。形式完全不同，创作动机和大众对它们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因此说它们一样，反倒奇怪。不过，如果抛开这些差异的话……怎么样呢？”
“什么东西怎么样，头家？”
“听起来，两位似乎都对自己的作品感到不满。不，添田先生并不是对作品本身有所不满吧。”
“这个嘛。”
要说有是有，要说没有也可以说没有。添田先生回答。
“这样啊。请稍微整理一下看看吧。”
“整理？”
松冈先生是认为老板提出了某些挑战吗？他露出接下战帖的表情，食指抵在嘴唇上，似在寻思。
“您说整理……那是怎么说……意思是削去血肉，拿它们的骨骼，或者说结构这些来比较吗，老板？”
“正是如此。我和松冈先生是不同的两个人，但同样都是男人。若以同样都是人的范畴来看，塔子小姐也和我一样是人。这样说真的很失礼，不过如果以生物的范畴来看，猫和狗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大凡眼睛所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皮相。只凭身上的衣物，看不出人的本性。不论是和服还是西服，在覆体的布料这个意义上，都是一样的。”
“但……”
我还是觉得不一样。松冈先生说。
他整理好思绪了吧。
“不一样吗？”
“添田先生，您似乎对自身的应有状态抱有疑义，但对于壮士演歌这种东西，您抱有疑义吗？”
添田先生撩起头发，“嗯”了一声，接着说“这样啊”。
“嗯，多少怀有疑义。我也会想，就算唱了什么歌，让它广为传播，世间就会改变了吗？”
“但您并不否定它吧？”
“这……嗯，就像你说的，壮士演歌可以让主张简单易懂地传播开来。愈是流行，就愈能传给更多人。”
“对于那主张……您所参与的运动本身，又是如何？”
“这个嘛，运动家之间，主张多少是会有些不同，但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大家都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嘛。”
“我想也是。换言之，追根究底，您对于壮士演歌这样的形式，或是它的目的——政治运动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疑问。您只是对自己与它的关系有所质疑。但我不同。”
“怎样不同？”
“我对新体诗本身感觉不到吸引力了。当然，如果进一步钻研、穷究，它应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形式。但现在这样不行。而我已经失去钻研穷究它的热情了。”
“没干劲了是吗？”
“应该说是迷失了自己写诗的意义吧。”
“失去动机了吗？”
“没错，理由很明确。因为我发现，即便向他人披露自己个人的感情，也毫无意义。我……”
松冈先生说到这里收住口，咬住下唇，沉思片刻，难以启齿地接着说：
“我有个心上人。”
“这样啊。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啊？”
“不……对世人来说或许如此。但……”
单相思吗？还是不伦之恋？添田先生说：
“啊，这可不是在奚落，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道歉，不过我就是靠这种鄙俗的话来作歌维生的……”
“都不是，不过对我来说就像是那样。”
“是身份差距吗？嗯，说到悲恋，就是身份不匹配，那是幕府瓦解前就常有的情形了。就像你说的，表面上是四民平等了，但直到现在，出身还是一堵高墙嘛。华族新华族[51]跟平民穷人结婚这种事……应该是没有吧。”
对方是鱼贩的女儿。松冈先生低声说：
“而我是寄住医师家篱下的食客。松冈家并不是什么世家望族，即便是，那也完全不构成妨碍。不是这些外在压力的问题。”
“那问题在哪里？”
“是心情的问题。”
“你下不了决心？”
松冈先生落寞地笑了：
“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我非常珍惜她，但我想我们应该无法在一起。”
我完全无法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障碍。添田先生或许也有相同的疑问，他略略垮下肩膀，转向松冈先生说：
“哎，你看起来很聪明，是不是就是那聪明碍着了你？听说洋人都说什么爱情是盲目的、爱情就是黑暗，但就你来说，就是你的聪明智识开启了你的盲目，照亮了那团黑暗吧。”
才不是。松冈先生说：
“我的眼睛只是闭得更紧、黑暗变得更深。不，那都是旁枝末节，但怜惜、疼爱之情，又会带来锥心的痛苦。若要坦白相告，现在的我充满了对她的思慕。不管是学问还是立身，甚至连社会国家对我都是次要的。”
这是当然的。添田先生说：
“只要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变得如此。毕竟相思病是没药医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没错，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吧。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
您会想要知道别人的这种心情吗？松冈先生问。
添田先生露出困窘的表情：
“哦，说来下作，这要是认识的人，或许也会有些好奇，但至于非亲非故的陌生人……”
根本无关紧要对吧？松冈先生说：
“确实，您唱的歌或许鄙俗，但那只是刻意让它鄙俗而已。只是把它作得滑稽好笑，以便广为大众接纳，是有意义的。听的人也有听的意义。听到歌曲批评藩阀政治愚昧，会深感同意，听到歌里指着愚者骂笨蛋，就拍手称快，或许还能因此改变社会。不，您们就是在努力改变社会。但我的诗却非如此。听到别人的爱慕之情，您觉得愉快吗？不，您会想要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向不知道是谁的不特定多数人宣传吗？”
“这个嘛……”添田先生歪起头来，“嗯，有时会想向人炫耀吧。虽然也要看程度，不过别人的风流韵事，我实在不怎么感兴趣，所以自己遇上这情况，也会留意别四处夸口。还有，嗯，如果情路不顺遂，或许会想要找人聊聊。”
“会想要广为宣传吗？”
“宣传啊，那样做……”
没有意义对吧？松冈先生说：
“我的诗作，就形同把情书刊登在报纸上。因此您的困惑与我的烦恼，本质完全不同。您从壮士演歌这样的形式找到某些意义，但我对现在的新体诗的形式本身抱持怀疑，而且对作诗的动机也产生了重大的疑问。完全不同。”
老板，我整理好了。松冈先生说。
老板饶富兴味地聆听两人的对话，只说了句：
“还不够。”
“还不够吗？”
“还必须再褪掉一层衣物。”
老板说，走到柜台，拿了一张纸回来。似乎是锦绘那类图画。
“这是三张一套的大张锦绘。上头……画了些什么？”
老板将其中一张交给添田先生，另一张交给松冈先生，最后一张交给我。
接过来一看，上头画着非常可怕的东西。
一个浑圆的、有着巨大眼珠的怪物，拖着像布幕的东西，底下坐着留发髻的时代的人——武士。
接着松冈先生把他手上的画递给我，因此我把我的拿给他。第二张画着两名正在对弈的武士，上面有许多三眼妖怪、辘轳首[52]等奇形怪状的异形之物。
最后拿到的一张，也画了一大群高举旗帜、提着灯笼，蜂拥而至的妖怪，一样画了一名武士。手中拿着酒杯，应该是在喝酒吧。
这不是妖怪画吗？添田先生说：
“是不是展览小屋的广告牌之类的？在正中央下棋的武士上头写着坂田金时[53]和渡边纲[54]，所以我猜画的是赖光[55]和四天王吧。画的是不是他们正准备消灭上头飘浮的那些怪物？头家，这画怎么了？”
“没错，这正是歌川国芳[56]所画、题为《源赖光公馆土蜘蛛作妖怪图》的锦绘。”
“看吧，我猜的没错。说到国芳，对，我看过这些画的后续。这个大眼珠怪物就是土蜘蛛对吧？还有别的画，画的是赖光把它砍倒的一幕。记得最近刚看到过。”
哦？老板眉间一蹙，立刻说：
“确实。国芳常画豪杰歼灭怪物的画。但是赖光斩杀土蜘蛛的画，是在这些锦绘印刷的二十年以前出版的。是文政时期，因此已经过了七十年。而且，蜘蛛的画法相当不同。”
“呃，但我记得画的是这种外形的妖怪啊？”
“我想添田先生看到的不是国芳，或许是芳年[57]。是《新形三十六怪撰》中的《源赖光斩土蜘蛛之图》。那幅画里头的蜘蛛，外形与这个是一样的。”
“或许吧。”
但这又怎么了，头家？添田先生诧异地问。
松冈先生默然不语。
“我觉得根据幻想画出来的消灭怪物的画，与我们在说的事无关啊。”
不。松冈先生开口了：
“这些画是不是在批判天保改革[58]，是一种讽刺画吗？”
“世人是这么说的。”
“在我看来，只是怪物的画啊。”添田先生说。
“这个睡在蜘蛛怪底下的是源赖光，据说这画的其实是当时的将军——德川家庆。前面的武士是卜部季武[59]，影射的是老中[60]水野忠邦。”
“怎么会是这样？上头又没这么写。”
“季武身上的衣物，上头倒过来的泽泻纹，与水野家的家纹一样。还有，赖光床榻前方的台子上，摆了个兔子饰品。”
“哦，画得很小，没注意到。”
“那代表干支。天保十四年[61]是卯年。”
“只是这样而已吗？只凭这些就要叫人这样想，如果不是听人这么解释，根本看不出来吧？”
“但是当时的人看出来了。”
“是吗？”
“是的，轰动一时。不过如果真能如此解释，问题又来了：上面画的怪物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为暴政而苦的民众吗？”松冈先生说。
老板点了点头：
“没错。当时的人看出，那群怪物，正是由于天保改革而水深火热的庶民，然后流行起猜测各个怪物代表什么、哪个怪物又是谁的风潮。”
“只要想一想，就看得出画的是谁吗？”
“不，这幅画画得让人看不出来。万一看出来，就要被打进大牢了。实际上，据说为免得被官府怪罪，把版木给削平了。”
“可是那样的话，还是看不出来吧。”
看得出来的。老板说：
“起码那个时代的人看得出来。那个时代的民众就是如此解读这幅画的。听好了，添田先生，说到天保十四年，只不过是才五十四年前的事呢。虽然是幕府瓦解前的时代，但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有许多还活在世上。”
“是这样没错，可是……”
“这也表示只不过短短五十年，人们就再也不懂了。比方说，对，如果赖光公的脸，画成像伊藤博文[62]公或松方正义总理大臣，会怎么样？”
“哦，那样的话，就容易联想了。”
“那么五十年后呢？”
“啊。可是啊，头家，那些东西是画给当代的人看的，不是为了流传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才画的吧？”
“说的不错。不过，虽然五十年后变得难解其意，但这幅锦绘还是非常美。它作为绘画的价值，并未因此而减损分毫。”
添田先生眯起了眼睛。
“这要是拙劣的图画，应该也不会流传至今。别说流传了，在当时也根本不会掀起流行。据说当时受到这幅画的触发，有许多模仿的讽刺画出现，但那些画似乎被官府取缔，实际上也都未能流传到今日。听好了，这幅锦绘，首先是因为它作为一幅绘画极为出色，因此才能大卖。因为大卖，被许多人看到，所以也才会流行起解读画中深意的风潮。我说的不对吗？”
添田先生蹙起了眉头。
“要将主张和思想化为具体，使其面世，需要相当大的觉悟，以及同等的钻研功夫。听着，这幅锦绘，虽然世人都说是对天保改革的讽刺画，但也许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我孤陋寡闻，不曾听说国芳公开宣称他是基于反对水野实施改革的意志而画下它的。也许国芳是出于这样的心态而画，但也许不是。唯一确定的是，那个时代的民众……”
任意如此解读——老板说。
“添田先生，比起运动本身，您更专注投入作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利用余暇粗率作出来的歌，是不会广受世人喜爱的。要广为传播，需要技巧。下功夫作出民众喜爱、风行一时的流行歌，不是件易事。在我认为……您对此深为理解。然而您却会对这样是否可行而迷惘，是因为就像松冈先生说的，只是您看待作歌这件事的心态问题吧。”
“嗯，是这样的吗？”
“即使不再参与运动，如果您所作的歌能成为有用的政治运动，那么这样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好。此外，若您认为在街头歌唱无法成为政治运动，那么也只能思考其他途径了。不过就像松冈先生说的，您认同壮士演歌是有用的。您对这一点本身并没有疑问。既然如此，我想……您应该是不希望您所作的歌，被民众单纯地当成胡闹的歌吧？”
“啊。”
“让歌广受欢迎的功夫，与加入主义主张的功夫，自然互不相同。加入主义主张的功夫，应该与运动直接相关，但是让歌广受欢迎的功夫，却与运动无关。不过，倘若疏忽了使歌广受欢迎的功夫，歌也无法广为世人传唱。因此您将心血耗费在与运动无关的功夫上，然后对此感到不安。好歌确实会流行，但这是否只是让它作为滑稽可笑的流行歌，广为传唱罢了……？”
是啊。添田先生坦然同意：
“就像你说的，头家。”
“您倾注心血的功夫受到接纳，但世人对它的心态，却与您希望的样态相去甚远。就是这一点令人无法接受……是不是如此？”
完全就是这样。添田先生说。
“相对地，”老板望向松冈先生，“松冈先生，您说您对现在的新体诗感觉不到魅力，而且也失去作诗的动机了。不过……这算是一种变节吗？”
“是想法改变了。”
“那么，契机是什么？”
“没有什么契机啊，老板。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是吗？您写下艰难、痛切的思恋之苦，然而却被世人视为美丽的浪漫主义诗作。您是在吐露真情，读者却解释为浪漫，热爱做梦的少女们为此怦然心动。而您……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根本就不是那样的。松冈先生自暴自弃地说：
“我刚才也说过，就算把情书刊登在报上，也没有意义。”
“那是对您而言没有意义吧。”
“什么？”
松冈先生……看似动摇了。
“歌舞音曲、绘画、戏剧、诗歌、雕刻，这些东西，在舶来的语言叫作art。近年似乎也称为艺术。”
“据说是今年过世的旧幕臣西周[63]所命的名。”
“明六社的西先生对吧？这是在汉学及兰学[64]皆有极深造诣的西先生才能想到的译语。不过艺术这个词，因为有个艺字，容易与歌舞等所谓的艺事混为一谈，虽然就某些意义来说，它们是一样的……但还是有些不同吧。”
“是吗？我倒是看不出其中的不同。”
“是啊，若要说的话……是观者的存在吧。”
“但艺事也有鉴赏者啊。”
“我国的艺道，即使没有鉴赏者，亦能成立。艺作为艺而独立存在，人们唯有朝其巅峰精进砥砺。艺道是否大成，并非取决于观众，而是师傅、宗师。艺道若成，鉴赏者便会对其付出赞赏，若不成，即不受到认同，仅此而已。人们所鉴赏的，是具一定水平的艺事，它必须总是恒常不变的。这是无法与文化风土切割开来的。换言之，我国的艺道是否定普遍的，但艺术不同。”
“不一样吗？”
“在艺术层面，创作者与鉴赏者是同等的，松冈先生。唯有鉴赏者心中有某些感动被触发，才能称为艺术。艺术绝对不是自我表现。不是那种独善之物。art是萌发于观者、听者内在的事物。艺术的价值，是由第三者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创作者来评断的。”
“不，可是老板……”
松冈先生果然似乎动摇了。
“愈具有普遍性，艺术上的价值就愈高。比起让十个人感动，能让一百个人感动，比起维持十年的感动，能维持百年的感动，就会被视为更杰出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即便是百年前的雕刻作品，出色的作品依旧出色。即便放在今日观赏，得到的感动仍然不变。”
松冈先生蹙起那条浓眉，“嗯嗯”低吟。
“您听着，松冈先生，假设有一尊千年前雕刻的佛像，而且极为精美。然后有外国人看到它，深受感动，认为它实在太棒了。就在这一瞬间，这尊佛像被视为艺术得到了肯定。但是千年前雕刻这尊佛像的佛师，应该完全不期待得到这样的肯定。佛师只是想要雕刻出佛的形貌。他在雕刻的时候，一定是希望信徒在佛像身上看到佛、让佛显现于现世。”
“那么，那样的肯定只是多余的吧？如果是外国人，甚至无法对他弘扬佛法。异教徒的话，应该连那是普贤菩萨还是大日如来都分不清楚。那是无意义的评价。”
“对佛师而言，是没有意义。但有人看到它，得到感动，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即便得到这样的肯定，也不会扭曲佛师原本的意图。如果因此而扭曲了，表示做得不够好，那也只好视为无可奈何，重新做过。纵然如此，这尊佛像作为艺术的价值，还是不容否认的，不是吗？”
松冈先生没有答话。
是一样的。老板平静地说：
“这幅锦绘画下了时代。当代的大众将它视为反抗体制的讽刺画，广为接受。但如今时代不同了。它作为讽刺画的功能已经失效了。因为天保改革已是往事云烟。但这幅锦绘在艺术上的价值却未减少。这是因为它是普遍的。”
“普遍的……？”
“我认为即使是否定普遍的本邦的艺道，只要登峰造极，也能获得普遍性。倘若异国人士观赏了我国的歌舞音曲，虽不解其意，仍得到了某些感动，那么这份感动，便无关文化风土。由于那是鉴赏者所决定的价值，即使称其为艺术亦无妨吧。它的价值已经是普遍的了。”
就跟野菊一样。我开口。
松冈先生看了我一眼。
“松冈先生说，野菊是普遍的。”
松冈先生转向我，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又把脸转向老板：
“是啊，嫁菜花并未主张什么，只是兀自绽放。但是要觉得嫁菜花漂亮，是观者的自由。无论怎么觉得美，嫁菜花亦不会困扰。嫁菜花开花，是为了将种子传播到下一代，它的目的与我们觉得美，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两位是一样的，正是这个意思。传递者的想法，与接收者的想法之间，有重大的乖离。而两位将这个差距视为扭曲，并试图去消弭。添田先生似乎认为扭曲的原因在于自己与作歌的关系，而松冈先生认为扭曲是莫可奈何之事，选择了放弃写诗。我这样说虽然极为僭越，但……”
这也都算是一种观点。老板说。
松冈先生没有回应。
“不过，若容我一片婆心地补充几句，不论松冈先生怎么想，松冈先生发表的作品也被视为浪漫主义的新体诗，感动了许多人，这是事实。这件事本身是不容否认的。松冈先生要对此感到厌恶，不再作诗，那是您的自由，但纵使这么做，您发表的诗得到了艺术价值，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毕竟这个时代的许多读者都如此肯定。”
这是无法抹灭的——老板说。
“还有，添田先生所作的歌，被视为滑稽可笑的胡闹歌流传大街小巷，我也认为这是件好事。毕竟如果不广为流传，就达不到目的。这种情况，不论人们要如何去看待它，都不是创作者所能置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