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时也想告知您，令郎丧生时的勇敢行为，希望如此一来，您和您家族在得知令郎是在发挥绅士和士兵的双重精神下存活和死去后，能得到稍许慰藉。他在丧生的那晚，正指挥一群士兵展开寻找敌军位置的特殊侦察任务。
陪同令郎侦察敌情的士兵告诉我，十月十二日清晨三到四点间，他们在完成任务返回时，遇上了猛烈的炮击。在这场攻击中，他们悲恸于戴维·哈特福德上尉突然丧生。令郎中弹后旋即身亡，而我们的唯一安慰是他没有承受任何痛苦。
令郎在曙光乍现时便埋葬在帕斯尚尔村庄的北部。阿什伯利勋爵，这地名在我们英国陆军的辉煌历史中将永远不会被淡忘。或许能让您聊感欣慰的是，由于令郎在最后任务中的优异领导，我军得以完成一项关键目标。
如果我能薄效犬马之劳，不要犹豫，请尽管开口。
谨献上我诚挚之情。
劳合·奥登·托马斯中校 谨上
母亲的照片
这是个美好的三月早晨。窗户下方的粉红色紫罗兰盛开，房间内弥漫着馥郁的花香。如果我在窗台上倾身，往下凝视花圃的话，我就可以看见沐浴在阳光下灿烂生辉的花瓣。再过去是桃花，然后是茉莉花。每年的光景都一样，未来也会是如此。它永久存在，永远新鲜，永远充满希望，永远精巧别致。
我一直在想母亲的事。瓦奥莱特夫人剪贴簿中的那张照片。你知道，我终于看了照片，那个夏日的喷泉旁，汉娜对我提起它后不久，我便看到了。
那是一九一六年的九月。弗雷德里克先生继承了他父亲的庄园，瓦奥莱特夫人（南希说，以无懈可击的礼数）搬出里弗顿庄园，搬到伦敦的连栋楼房去住，哈特福德姊妹则陪同前往，帮助她安顿下来，她们不知将在那儿待多久。
那时我们只有几个仆人——南希在村庄中比以往更为忙碌，尽管我很期待阿尔弗雷德的假期，最终他还是无法回来。我们当时都感到困惑不解：他确实是在英国，他的信件告诉我们，他没有受伤，但他却得在医院里度过假期；甚至连汉密尔顿先生都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他坐在餐具室里，手上拿着阿尔弗雷德的信，苦苦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出现在我们眼前，在眼镜下揉着眼睛，宣布他的猜测。唯一的解释是，阿尔弗雷德有秘密军事任务在身，而他不能明讲这一点。这听起来像是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没有受伤的男人为何需要住院？
我们于是接受这个说法，大家没有再特意提到这件事。在一九一六年初秋，树叶纷纷掉落，外面的土地开始变得坚硬，准备迎接寒冷的严冬，某日我独自在里弗顿庄园的起居室里。
我清理好壁炉，将炉火重新点燃，清扫灰尘。用抹布擦拭书桌桌面和边缘、抽屉把手，将黄铜擦得闪闪发亮。这是每两天早上都要进行一次的例行工作，就像白天会尾随黑夜而来一般确定，所以我说不出那天有什么不同。那天早晨，当我的手指碰到左边抽屉时，不知为何迟缓、停顿下来，拒绝重新展开清扫工作。它们仿佛看透我心思边缘跳动的隐秘目的。
我呆坐了一会儿，茫然若失，动弹不得。我清楚地听到四周的声响。外面的秋风狂吼，树叶拍击在窗玻璃上啪嗒作响；壁炉架上的船钟发出持续不断的嘀嗒声，数着分秒的流逝。我的呼吸因期待而变得急促。
我颤抖着手指去拉抽屉。缓慢、小心，同时观察四周动静。抽屉拉开到一半，倾斜出轨道时，里面的东西滚到前面来。
我停下来。聆听。满意地发现我仍是独自一人。于是我往内偷看。
瓦奥莱特夫人的剪贴簿就在钢笔套组和一副手套下面。
我不能再迟疑了，我已经打开饱藏秘密的抽屉，我的耳朵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我将剪贴簿拿出来，放到地板上。
我翻着书页——照片、邀请函、菜单、日记——快速搜寻日期：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我看到了，一八九九年的家族团体照，乍看之下很熟悉，但人数有所不同。前排仍坐着哈特福德家族，后面站了两长排表情严肃的仆人。阿什伯利勋爵和夫人、穿着制服的少校、弗雷德里克先生——他们全都比较年轻，尚未受到悲剧袭击——还有叶米玛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我猜她是佩内洛普，弗雷德里克先生逝世的妻子，两个人都大着肚子。我恍然大悟，一个正怀着汉娜，另一个正怀着命运多舛的男孩，未来，他会因血液无法凝固而死去。一个金发的小孩单独站在前排尾端、保姆布朗（那时就很老迈）的旁边，是戴维，生气勃勃且神采奕奕，丝毫不知道未来有什么。
我的目光从他脸上转开，搜寻着后排的仆人。汉密尔顿先生、汤森太太、达德利……
我屏住呼吸，盯着一个年轻女仆的眼神。我绝对没有认错。不是因为她像母亲，实际上，她一点也不像；而是因为她像我。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更为幽暗，但相似之处非常诡异。同样细长的脖子，尖尖的下巴，眉毛挑起，似乎特意在摆表情。
最让我惊讶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俩之间的相像之处：母亲在微笑。哦，如果你不是很了解她，你将无法察觉那是个微笑。那不是个快乐或表示社交礼貌的微笑。笑容很浅，不过是肌肉的抽动，不了解她的人会以为那只是光线造成的阴影。但我看得出来。母亲正对着自己微笑。像拥有某种秘密的人偷偷微笑着……
我为打断故事对你道歉，马可斯，但我有个不速之客。我坐在这儿，欣赏紫罗兰，告诉你我母亲的故事时，一个敲门声传来。我原本以为是西尔维娅，她又跑来告诉我她男朋友的事或抱怨某位院内老人，但不是她。来的是那位电影制片乌苏拉。我应该提过她吧？
“希望没有打搅到你。”她说。
“没有。”我将录音机放到一边。
“我不会待很久。我就在附近，如果回伦敦前不顺道来看你一下，好像说不过去。”
“你去了里弗顿庄园。”
她点点头：“我们在拍摄一个花园的场景。光线很完美。”
我好奇地问起她有关场景的事，想知道故事的哪个部分在今天被重新演出。
“那是一个追求的场景，”她说，“一个浪漫的场景，我最喜欢的场景之一。”她脸红了，摇着头，刘海像窗帘般摇摆。“那很蠢。台词是我写的，它们原本只是白纸上的黑字，我背得熟透，我绞尽脑汁想出那些台词，重写了好几次。但今天我听到演员说出台词时，还是非常感动。”
“你很浪漫。”我说。
“我想是吧。”她歪着头，“荒谬，不是吗？我根本不认识真正的罗比·亨特，我从他的诗和其他人写的观察中创造出他来。但我发现……”她打住话，抬起眉毛，表情一派谦逊。“我恐怕爱上了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
“你的罗比是什么样子？”
“很热情。创造力丰富，对生命充满热情。”她用手托着腮帮子，思考着。“但我想我最欣赏的是他的希望，那般短暂脆弱的希望。人们说，他是理想幻灭的诗人，但我不这么确定。我在他的诗中总能读到正面意涵，他在经历的恐怖中找到无限可能性。”她摇摇头，同情使她眯起双眼。“那一定非常困难。一个天性敏感的年轻男人卷入如此毁灭性的冲突中。我很惊讶他们能够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再度爱人。”
“我曾经被那样的年轻男人爱过，”我说，“他去打仗，我们持续通信。通过那些信件，我了解到我对他的感情。还有他对我的感情。”
“他回来时改变了吗？”
“哦，是的，”我柔和地说，“回来的人都改变了。”
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你什么时候失去他的？你丈夫？”
我好一会儿才了解她话中的含意。“哦，不，”我说，“他不是我丈夫。阿尔弗雷德和我从来没有结婚。”
“哦，我很抱歉，我以为……”她对着我梳妆台上的结婚照片点点头。
我摇摇头：“那不是阿尔弗雷德。那是约翰，露丝的父亲。我和他结婚。天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结婚。”
她抬起眉毛，满脸疑问。
“约翰很会跳华尔兹，是个很棒的爱人，但不是个好丈夫。我敢说我也不是个好妻子。你瞧，我从来没想到要结婚，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乌苏拉站起身，拿起照片，大拇指漫不经心地沿着顶端抚摸。“他很英俊。”
“是的，”我说，“就是这点吸引我。”
“他也是个考古学家吗？”
“老天，不是。约翰是个公务员。”
“哦，”她放下照片，转身向我，“我以为你们是通过工作认识的，或是在大学。”
我摇摇头。约翰和我在一九三八年认识时，我那时压根儿没想到我将来会去念大学，成为一位考古学家。我那时在餐厅工作，斯特兰德大街上的莱恩角屋。晚餐时间，我得为无数的顾客端上无数的炸鱼。哈佛斯太太是餐厅老板，喜欢雇用曾经为上流社会的家庭服务过的人。她喜欢告诉别人，服侍过上流社会家庭的女孩才知道该怎么擦亮餐具。
“约翰和我是偶然认识的，”我说，“在舞厅。”
那时我勉强同意和一位女同事碰面。另一位女服务生。帕蒂·艾弗里奇，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这说来很奇怪，因为她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她是我的同事，我在工作时尽量避开她，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她是那种不让别的女人落单的人。她很爱管闲事，一定得知道每个人的心事，随时准备插手干预。帕蒂一定是觉得我不够开朗、随和，社交圈太小，没有在每个礼拜一早上加入其他女孩的谈话，咯咯笑着聊周末的事，于是她开始邀请我去跳舞，不肯放弃，直到我答应于某个礼拜五晚上在马歇尔俱乐部和她碰面。
我叹口气：“要跟我碰面的女孩没有来。”
“但约翰去了？”乌苏拉问道。
“是的，”我想起舞厅内烟雾弥漫，我不自在地坐在角落的凳子上，不断心焦地环顾人群，寻找帕蒂。哦，我后来见到她时，她满是借口，一直道歉，但那时已经晚了。木已成舟。“我碰见了约翰。”
“你爱上他吗？”
“我怀孕了。”
乌苏拉的嘴巴张成一个O形，恍然大悟。
“我们认识四个月后，我就发现我怀孕了。我们在一个月后结婚。那是那时的解决方式。”我改变坐姿，好让腰部靠在枕头上，“幸运的是，战争介入，我们不用玩爱情游戏。”
“他去打仗了？”
“我们都上了战场。约翰接受征召，我去法国的野战医院服务。”
她看起来很困惑：“露丝呢？”
“她撤退到乡下，跟一位年老的英国国教牧师和他妻子住在一起。在那儿度过战争时期。”
“那几年全在那儿？”乌苏拉震惊万分，“你怎么能忍受？”
“哦，我放假时会去看她，我常常收到信。信中写着村庄里的八卦消息和讲道坛上的空话，还有当地孩童的悲惨遭遇。”
她摇摇头，眉毛沮丧地皱在一起：“我无法想象……离开自己的小孩四年。”
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或如何解释。一个人该如何坦承母爱并非与生俱来的天性？从一开始，露丝对我来说就像是个陌生人？我从来不曾感受到书籍上所描写的，神话中所制造的，那种亲子之间无可牵绊的亲密。
我想，我的感情早已消耗殆尽，消耗在汉娜，以及里弗顿庄园的其他人身上。哦，我和陌生人相处得很好，我能照顾他们，让他们安心下来，甚至让他们安详地死去。但我发现自己无法再和别人产生亲密的感情，我偏好陌生人。我对当母亲所必备的感情需求毫无心理准备，在那点上，我可以说是无可救药。
乌苏拉替我回答了那个问题。“我猜想，在战争时，”她悲哀地说，“必须作出牺牲。”她握住我的手。
我微笑，试图不要觉得自己很虚伪。忖度如果她知道其实我不后悔将露丝送走，而是开心地逃避这个重担时，她会怎么想。在随波逐流，尝试过一个个琐碎的工作和十年空洞的关系后，我发觉自己无法将里弗顿庄园的往事抛诸脑后，反而在战争中找到了生存目的。
“因此你在战后决心成为考古学家？”
“是的，”我回答，声音粗哑，“在战后。”
“为何选择考古学？”
那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此复杂，因此，我只能简单地说：“我突然得到顿悟。”
她很开心：“真的？在战时？”
“如此大量的死亡，如此大量的毁灭。世事变得更为清楚。”
“是的，”她说，“我可以想象。”
“我发现自己纳闷世事的短暂无常。有一天，我想到，人们会忘记这些事情曾经发生过。这场战争，这些死亡，这场毁灭。哦，人们暂时不会忘怀，但最后它终将在记忆中褪色。它会躲藏在过去的层层记忆中。在下一代的想象中，它的野蛮和恐怖都会被别的事物取代。”
乌苏拉摇摇头：“难以想象。”
“但确实会发生。布匿克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阿提密喜安战争【8】。它们最后都成为历史书籍中的章节而已。”我打住话。热切的对话使我疲惫，喘不过气。我不习惯在短时间内说这么多话。我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尖锐：“我变得沉迷于发现过去，面对过去。”
乌苏拉微笑着，她的深色眼眸闪闪发光：“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制作历史电影。你揭开过去的面纱，而我则试图重新创造它。”
“是的。”我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
乌苏拉摇摇头：“我很欣赏你，格蕾丝。你在人生中经历了那么多事。”
“时间带来的幻觉，”我耸耸肩，“只要一个人活得够久，他做的事看起来就会比较多。”
她大笑：“你很谦虚。你的人生并不轻松。想想，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是个母亲，试图完成大学教育。你的丈夫支持你吗？”
“我那时是自己一个人。”
她睁大眼睛：“那你是如何办到的？”
“我半工半读过很长一段时间。露丝白天去上学，我有个好邻居，芬巴太太在我工作的晚上会照顾她。”我犹豫了一下，“我很幸运，有办法付学费。”
“是奖学金吗？”
“可以这么说。我突然得到一笔钱。”
“你的丈夫，”乌苏拉的眉毛因同情而纠结在一起，“他在战争中丧生吗？”
“没有，”我说，“他没丧命。但我们的婚姻因此毁了。”
她的眼神再度飘移到我的婚礼照片上。
“他回伦敦时，我们就离婚了。那时，时代已有所改变。每个人都看过和经历过那么多事，为了一个你不在乎的配偶勉强维持婚姻似乎毫无意义。他移民到美国，娶了他在法国认识的美国大兵的妹妹。可怜的家伙，过没多久，他便死于车祸。”
她摇摇头：“很遗憾……”
“不必如此，不必为了我如此。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知道，我几乎不记得他。只留下断断续续的片段记忆，比较像场梦。想念他的是露丝，她一直没有原谅我。”
“她希望你们维持婚姻。”
我点点头。老天知道，我没有给她一个父亲是我们长久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乌苏拉叹口气：“我在想，费恩以后会不会有相同的感觉。”
“你和他的父亲……”
她摇摇头。“我们不会有结果的。”她的语气很坚决，我知道我最好不要追问。“费恩和我这样子比较好。”
“他今天在哪儿？”我说，“我是指费恩。”
“我母亲又在照顾他。她刚告诉我，他们在公园里买冰激凌吃。”她转动手腕上的表，看看时间。“老天！我都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我该走了，得让她轻松一下。”
“我确定她不需要轻松一下。祖父母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很特别，简单多了。”
我忖度，祖孙之间一直是这样吗？我想可能是如此。一个人对自己的小孩可能会过度溺爱或随意忽视，但孙子就不同了。母子关系的罪恶感和责任这些重担消失无踪。爱的方式变得自由。
你出生时，马可斯，我高兴得不得了。那些感情带来奇妙的惊喜。我在数十年前习惯于拒人于千里之外，但随着你的降临，我的心突然苏醒。我珍惜你，认可你，用一种几乎心痛的力量来爱你。
你慢慢长大，变成我的小朋友。你在我的房子里跟着我走来走去，在我的书房中宣称拥有一席之地，在我从旅行中收集的地图和图画上进行探险。你有那么多问题，而我从来不厌烦于回答。你现在成长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优秀男人，而我自负地认为，我自己在那点上也曾经有过某些贡献……
“它们一定在这里。”乌苏拉说，在袋子里搜寻汽车钥匙，准备离开。
我突然有股希望她留下来的冲动。“我有个孙子，你知道，马可斯，他是推理小说家。”
“我知道，”她露出微笑，停止翻寻，“我读过他的小说。”
“真的？”我像往常般开心。
“是的，”她说，“写得非常好。”
“你能保守一个秘密吗？”我说。
她热切地点点头，身子前倾。
“我从来没读过他的小说，”我耳语，“我是说，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
她大笑：“我保证绝对不会说出去。”
“我非常以他为傲，我试过，真的试过。我每次拿到新书时，都下定决心要读完它，但不管我觉得内容有多精彩，我都只能读到一半。我喜欢优秀的推理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之类的，但恐怕我很胆小，现在小说里的血腥描述，我看不下去。”
“但你在野战医院待过！”
“是的，也许那就是原因。战争是一回事，谋杀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他的下一本书……”
“也许吧，”我说，“但我不知道它何时会出版。”
“他没有在写吗？”
“他最近才失去爱人。”
“我知道他妻子的事，”乌苏拉说，“我很遗憾。动脉瘤，是吗？”
“是的，非常突然。”
乌苏拉点点头：“我父亲也因此而过世。我那时才十四岁，正在参加学校的露营，所以不在。”她吐口大气，“我回到学校时，他们才告诉我。我在离开家前还和他吵了一架，为了某些荒谬的事。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为了什么事。我将车门用力关上，没有回头看他。”
“你很年轻，年轻人都是那样子的。”
“我仍然每天会想到他。”她紧紧闭上眼睛，然后张开，将记忆摇走，“马可斯最近如何？他好吗？”
“他几乎承受不住，”我说，“他自责不已。”
她点点头，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似乎了解罪恶感和它的特殊感受。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说。
乌苏拉看着我：“你的意思是？”
“他失踪了，露丝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这一年来几乎音讯全无。”
她显然很迷惑。“但是……他没事吧？你有他的消息吗？”她的眼睛试图读懂我的眼神，“有没有电话？信件？”
“明信片，”我说，“他寄过几张明信片，但没写上地址。我想他不希望别人找到他。”
“哦，格蕾丝，”她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我替你感到难过。”
“我也是。”我说。然后，我告诉了她录音带的事。还有我多想要找到你。那是我满脑子唯一想做的事。
“这样做很棒，”她强调，“但你要把它们寄到哪里去？”
“我有个加州的地址，他很久以前的朋友。我将录音带寄到那儿去，至于他有没有收到……”
“我想他一定会收到。”她说。
它们只是善意的安慰，只是一些字眼，但我需要听到更多。“你这么觉得吗？”
“是的，”她坚定地说，年轻使她肯定，“我确定。而且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他只是需要空间和时间来了解那不是他的错。他没办法改变发生过的事。”她站起身，身子倾向我的床。捡起我的录音机，温柔地将它放在我的大腿上。“继续跟他说话，格蕾丝，”她说，然后她弯向我，吻我脸颊，“他会回家的。你不用担心。”
糟糕，我都忘了我的目的，尽告诉你一些你早就知道的事。讲得太忘我了：天知道，我没有时间这样分心。战争正在吞噬法兰德斯，少校和阿什伯利勋爵尸骨未寒，两年的屠杀仍旧尚未来临。如此大量的毁灭。从地球最偏远地区前来的年轻男子在血腥的死亡华尔兹中跳舞。先是少校，然后，一九一七年十月，是戴维……不。我没有胆量或心情重新经历那些创伤，光是说出它们，就已经足以令人心痛。反之，我们将回到里弗顿庄园。一九一九年一月，战争结束，汉娜和埃米琳在瓦奥莱特夫人位于伦敦的连栋楼房住了两年后，终于抵达里弗顿庄园与父亲同住。但她们改变了：自从我们上次说过话后，她们长大了不少。汉娜十八岁，即将举行她的初出社交界宴会；埃米琳十四岁，急于拥抱的成人世界。以往的游戏无影无踪。自从戴维死后，“游戏”便遭到尘封。第三条规则：只能有三个人玩。不多不少。
汉娜回到里弗顿庄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回藏在阁楼的中国盒子。我看见她的仪式，但她不知道我在偷看。当她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布袋里，拿到湖边时，我偷偷跟在她身后。
我躲在伊卡洛斯喷泉和湖之间的小径上，看着她拿着袋子，越过湖堤，走到老船屋。她静立了一会儿，然后观望四周，我急忙俯身躲在树丛后，因此她没有看见我。
她直走到断崖边缘，背对着山脊，脚丫站成一直线，前脚的鞋跟顶着后脚的脚尖。她往湖边走去，数了三步后，停下来。
她重复这个动作三次，然后跪在地上，打开袋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小铲子。
汉娜用力挖掘。刚开始时很困难，因为湖堤边铺了碎石子，但没多久后，她就挖到下面的泥土，一次可以铲出更多。她不断地挖，直到她身边的泥土堆到一英尺高。
她从袋子里拿出中国盒子，将它放在幽深的洞中。覆盖泥土时，她迟疑了一下，再次拿出盒子，打开它，从里面取出一本迷你书。她打开挂在脖子上的坠饰项链，把书收进里面，然后将盒子放回洞里，重新开始埋葬。
我在那时离开她，将她单独留在湖堤上；我要是再逗留久一点儿，汉密尔顿先生会开始找我，而他的心情可不太好。在楼下，里弗顿庄园厨房忙碌异常。我们正在准备自从开战以来的第一次盛大晚宴。汉密尔顿先生谆谆告诫，今晚的宾客对哈特福德家族的未来非常重要。
他们的确是。但我们从来没料到，他们竟然会那么重要。
银行家们
“银行家。”汤森太太嗤之以鼻地说，轮流看着南希、汉密尔顿先生和我。她上半身靠在松木桌上，用力用大理石面棍将一团冒着水珠的面团压扁。她停下动作，抹抹额头，眉毛上沾上一道面粉。“而且还是美国人。”她没有针对特定对象地说。
“别这样，汤森太太，”汉密尔顿先生说，一面仔细检查银制盐罐和胡椒罐是否有污迹，“勒克斯特太太的确来自纽约史蒂文森这个望族，但你会发现，勒克斯特先生和你我一样是个英国人。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他出身于北方。”汉密尔顿先生从他的半框眼镜后凝视。“你知道，他是个白手起家的人。”
汤森太太发出轻蔑的哼声：“白手起家？他不是娶了她家的财产？”
“勒克斯特先生也许的确娶了有钱人家的女儿，”汉密尔顿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但他凭一己之力努力增加财富。银行业是个复杂的生意：你得知道该把钱借给谁，又不该借给谁。我不是在争论说他们不喜欢赚钱，但做生意就是这么回事。”
汤森太太又哼了一声。
“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肯借老爷钱，”南希说，“如果你要问我意见的话，我觉得一点儿钱能让庄园有些好的改变。”
汉密尔顿先生挺直腰杆儿，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尽管说话的人不是我。战争期间，南希在外面工作的时间愈变愈久，她因此而有所改变。她工作起来仍旧很有效率，但当我们围坐在仆人餐桌旁讨论世事时，她总是自在地提出反对意见，质疑我们做事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我尚未被外界力量所腐化，因此，汉密尔顿先生就像一个牧羊人宁愿放弃一只迷途的羔羊，也不愿冒险在疏忽下失去整群羊一样决心好好盯紧我。“你让我惊讶，南希，”他看了我一眼，“你知道，我们不该讨论老爷的私事。”
“抱歉，汉密尔顿先生，”南希说，但语气里毫无悔意，“但自从弗雷德里克先生来到里弗顿庄园后，他停用闲置房间的速度远比我想象得还要快。更别提西翼那些被卖掉的家具：桃花心木书桌、阿什伯利夫人的四柱床。”她的眼神从抹布转到我地方，“达德利说大部分的马也被卖掉了。”
“爵爷阁下只是节俭。”汉密尔顿先生说，转身面对南希，据理力争，“西翼的房间会被关闭是因为你有铁路工作，阿尔弗雷德又上了战场，对年轻的格蕾丝来说，要她打扫这么多房间，工作分量太重了。至于马厩，爵爷既然有一堆漂亮的汽车，他哪还需要那么多马？”
他让这个问题回荡在冬季冷冽的空气中，拿下眼镜，对镜片哈口气，以戏剧性的胜利姿态将它们擦干净。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他夸张地表演完，将眼镜放回鼻梁上，继续说，“马厩将改建成新车库。它将是全郡最大的车库。”
南希困惑不解：“但是，”她压低嗓门，“我在村庄里听到谣言……”
“都是些胡说八道。”汉密尔顿先生说。
“什么样的谣言？”汤森太太问，胸部随着面棍起伏不已，“有关老爷的生意吗？”
楼梯间的阴影快速闪动，一个纤细的中年女人走入光线内。
“史塔林小姐……”汉密尔顿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我看不见你。请进，格蕾丝会为你泡杯茶。”他转向我，抿紧嘴唇，“去吧，格蕾丝，”他指指火炉，“替史塔林小姐泡杯茶。”
史塔林小姐在离开楼梯井时清了清喉咙。她蹑手蹑脚地朝最近的椅子走去，满是雀斑的手臂下夹着一个皮制小包。
露西·史塔林是弗雷德里克先生的秘书，原本受雇于伊普斯威奇的工厂。战争结束后，哈特福德家族搬回里弗顿庄园定居，她每个礼拜从村庄来这里两次，在弗雷德里克先生的书房里工作。
她的未婚夫在比利时伊普尔战役中丧生，她穿的丧服和平常的衣服都很简单朴素，而她的忧伤太过平凡，激不起我们的同情。知晓这类事物的南希说，失去未婚夫是个很大的不幸，因为好运不会降临两次，而以她的长相和年纪，她几乎注定会成为一个老处女。再者，南希忠告，我们得特别注意楼上会不会丢失东西，因为史塔林小姐不会做长久，未来手头可能相当拮据。
对史塔林小姐起疑心的人不只是南希。现在看起来可能无法置信，但这位安静、谦虚，而且其实相当诚实的女人抵达此地时，造成楼下不小的骚动。
她的身份引发大家的不安。汤森太太说，一个中产阶级的年轻女士在宅邸里自由地晃来晃去，坐在老爷的书房里，以超越她身份地位的气势，凭仗老爷的特许四处闲逛，就是不对劲。虽然我觉得拥有一头平凡的鼠褐色头发、穿着自己缝制的衣服、总是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的史塔林小姐被控摆架子不太公平，但我能了解汤森太太的困惑。楼上楼下之间的界线曾经划分得很清楚，但史塔林小姐抵达后，打乱了以往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确定性。
因为她不属于他们，但她不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
那个下午，她出现在楼下，汉密尔顿先生的双颊染上淡色红晕，他紧张地抽动着指尖，不断地拉着衣领。这个身份地位的错乱特别困扰汉密尔顿先生，他将这位不知自己引发骚动的可怜女人视为敌手。因为，作为管家，他是个资深仆人，负责监督宅邸的管理事宜，而身为私人秘书的她则知晓家族生意潜藏的秘密。
汉密尔顿先生从口袋里拿出金制怀表，特意做作地和挂钟对对时间。那个怀表是前任阿什伯利勋爵送的礼物，汉密尔顿先生非常引以为傲。它总能为他带来镇定，使他在压力大或心神不宁的状态下保持权威。他苍白稳定的大拇指抚过怀表表面。“阿尔弗雷德在哪儿？”他最后说。
“他在摆设桌子，汉密尔顿先生。”我说，为紧张的静默终于被戳破松一口气。
“还在忙那个？”汉密尔顿先生“砰”地关上怀表，他的不安找到新的焦点。“我叫他送白兰地上去已经十五分钟了，那个男孩。老实讲，我很想知道军队都教会了他什么。自从回来以后，他就变得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畏缩了一下，仿佛这个批评是针对我的。
史塔林小姐清清喉咙，小心翼翼地说：“我想，他们称它作‘弹震症’。”整个房间沉默下来，她胆怯地环顾我们，“至少，我读到的数据是这么说的。很多男人有这种后遗症。对阿尔弗雷德太严厉没有帮助。”
我在厨房里，手一滑，黑色茶叶掉到松木桌上。
汤森太太放下面棍，将沾满面粉的衣袖卷到手肘，脸涨得通红。“你给我听好，”她以一种不适合她、通常是警察或母亲才会展现的权威感大剌剌地说，“我不容许有人在我的厨房里说这种话。阿尔弗雷德没有任何毛病，就算有，只要他吃了我做的几顿饭后就会恢复原状。”
“他当然不会有事，汤森太太，”我说，瞄着史塔林小姐，“只要阿尔弗雷德吃了你做的几片饼干后，就会完好如初。”
“以前有德国潜艇攻击，现在则是物资缺乏，我的晚餐不再那么丰富了。”汤森太太瞪着史塔林小姐，声音颤抖地说，“但我的确知道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喜欢吃什么。”
“当然，”史塔林小姐说，脸色苍白，雀斑像背叛她似的变得更为明显，“我没有那个意思……”她的嘴巴继续鼓动，想寻找适合的字眼。最后，她的嘴唇形成软弱无力的微笑，“你当然最了解阿尔弗雷德。”
战争结束，弗雷德里克先生和女孩们回来了，汉娜和埃米琳在东翼住了下来。南希说，现在她们在这里定居了，而不是宾客，她们用选择新房间来宣示这点非常恰当。埃米琳的房间俯览前面草地上的丘比特与赛姬喷泉，汉娜则偏爱后面的小房间，眺望玫瑰花园和远处的湖。两个卧室之间以一个小起居室相连，这个起居室总是被称作“紫房”，然而我不懂个中原因，因为它的墙壁是淡蓝色的，窗帘则是蓝色和粉红色的花朵图案。
紫房内丝毫看不出来最近已经重新使用的痕迹，它保持以往住客的原始装饰。它的装饰相当舒适，粉红色躺椅放在一扇窗户下，胡桃木书桌则放在另一扇窗户下。一把扶手椅庄严地端坐在通往走廊的门边。桃花心木小桌上闪闪发光的新鲜事物，则是留声机。它的新奇似乎为端庄的老旧家具带来活力。
我沿着阴暗的走廊前进，一个熟悉的歌声传来，充满渴望的曲调从紧闭的门下渗出，与拥抱住踢脚板那份冷冽、陈腐的空气融合为一：如果你是这世上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男孩……
那是埃米琳现在最喜欢的歌，自从她们从伦敦回来以后便不断播放。我们在仆人大厅内唱着这首歌，甚至连汉密尔顿先生在餐具室里时都对着自己吹这首歌的曲调。
我敲门，进入房间，穿过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毯，连忙整理掩埋在扶手椅上面那堆积如山的丝质和丝绸衣物。我很高兴我有事可忙。虽然自从女孩们离开后，我一直渴望她们重返，但在这两年间，我跟她们之间曾经有过的熟悉感早已消失殆尽。一个安静的革命已然悄悄产生，年轻女人取代了昔日穿着无袖连衣裙、绑着辫子的女孩。我再度在她们面前感到惶恐、战战兢兢。
还有某种事物，某种模糊但令人感到不安的事物。他们现在只剩两个人了，但以前他们是三个人。戴维的死亡瓦解了那个三角形，一个关闭的空间现在敞开，有个空缺。你无法仰赖两个点；它们无法成为固定的点，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它们往相反方向漂流。如果联系它们的是一条细绳，它最后会被扯裂，两个点远远分开；如果是松紧带，它们会继续分开，离得愈来愈远，直到拉扯的力量达到极限，然后被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拉回，用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冲撞在一起。
汉娜躺在躺椅上，手里拿着书，全神贯注，眉间轻微皱起。她的另一只手掩住耳朵，徒劳无功地试图挡掉唱片热情的高歌。
那是乔伊斯的新书《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从书脊可以看到书名，尽管我不用看也知道。因为自从书寄来后，她就一直手不释卷。
埃米琳站在房间中央，照着从卧室拿过来的全身镜。她将一件礼服按在胸腹上，我从来没看过那件礼服：粉红色的塔夫塔绸缎，裙边滚上皱褶。我猜，大概是祖母送的礼物，她可能是以坚决的信念购买的，认为现在虽然适合的结婚对象数目少得可怜，但还是得打扮得光鲜亮丽以应付不时之需。
冬季最后的眼光从法式窗照进来，快活地在室内盘旋，将埃米琳的长鬈发照成耀眼的金色，最后筋疲力尽地降落在她的脚丫旁边，形成一连串暗淡的正方形。埃米琳忽略这类微妙的光线变化，身子前后摇摆，粉红色塔夫塔绸缎沙沙作响，跟着唱片哼着歌曲，美妙的嗓音熏染着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当最后的音符与夕阳余晖一同消逝时，唱片继续在唱针下旋转，跳动。埃米琳将礼服丢到空荡的扶手椅上，转着身子跳过地板。她拉回唱针，重新将它放在唱片的边缘。
汉娜从书中抬起头。长发与任何可辨的童年痕迹在伦敦消失，现在，及肩的柔软金色波浪轻轻拂过她的肩胛骨。“别再放了，埃米琳，”她皱着眉头，“放些别的歌。任何歌都可以。”
“但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就这个礼拜。”汉娜说。
埃米琳戏剧化地噘着嘴：“你想，可怜的史蒂芬如果知道你不肯听他的唱片的话，会有什么感觉？这是个礼物。你至少可以好好听听它。”
“我们已经听够了，”汉娜说，这时，她注意到我，“对吗，格蕾丝？”
我屈膝行礼，脸涨得通红，不确定该如何回答。我点燃煤气灯，这样我就不用开口说话。
“如果我有像史蒂芬·哈卡索这样的追求者，”埃米琳如坠梦境般说，“我每天都会听他的唱片上百次。”
“史蒂芬·哈卡索不是个追求者，”汉娜说，这个点子似乎使她倒尽胃口，“我们认识他一辈子了，他是个好友，克莱姆夫人的教子。”
“不管他是不是她的教子，我不认为他趁放假时，每天拜访肯辛顿街，是出自一种不怀好意的窃望，只是想听听克莱姆夫人最近又生了什么病。你认为呢？”
汉娜稍稍发怒：“我怎么知道？他们的关系很亲密。”
“哦，汉娜，”埃米琳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还是这么死板。连芬妮都看得出来。”她拉过唱针，将它放在唱片上，唱片再度开始旋转。音乐发出感伤的曲调时，她转身说，“史蒂芬希望得到你的承诺。”
汉娜折下书页的角落，然后翻开折角，手指抚摸着折痕。
“你知道，”埃米琳热切地说，“婚姻的承诺。”
我屏住呼吸，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人向汉娜求婚。
“我不是白痴，”汉娜说，眼睛仍看着她手指下的三角形折角，“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那你为何不……”
“我不作出我无法信守的承诺。”汉娜迅速回嘴。
“你太顽固了。对他开的玩笑发出大笑，让他在你耳边低语些愚蠢和甜美的话有何坏处？你老是说要对战争有所贡献。如果你没这么顽固的话，你能让他带着甜蜜的回忆回到前线。”
汉娜将一片布制书签夹进书内，将书放在躺椅上：“那等他回来时，我该怎么办？难道要我告诉他，我没那个意思？”
埃米琳的信念稍微动摇，随即又坚定起来。“但那就是重点，”她说，“史蒂芬·哈卡索没有回来。”
“他也有可能不会战死。”
埃米琳耸耸肩：“当然，任何事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他没有战死的话，我想，他会忙着庆幸自己运气很好，无暇顾及到你。”
她们之间陷入沉默，倔强地互不相让。房间本身似乎各有偏袒：墙壁和窗帘退缩到汉娜的角落，而留声机则奉承地大声支持埃米琳。
埃米琳将长长的辫子拉到一边肩膀上，手指抚弄马尾，将它解开。她从镜子底下的地板上捡起梳子，平稳而缓慢地梳着头发。鬃毛发出响亮的咝咝声。汉娜看了她好一会儿，脸上笼罩着一个我无法判读的表情，是生气或是不可置信，然后再回头读乔伊斯。
我从椅子上捡起那件粉红色塔夫塔绸缎礼服：“你今晚要穿这件礼服吗，小姐？”我轻声说。
埃米琳跳起身：“哦！你不该那样偷偷过来。你把我吓得半死。”
“抱歉，小姐。”我感觉到我的双颊热烫刺痛。我瞥一眼汉娜，她好像没有听到，“你要穿这件礼服吗，小姐？”
“是的，就是那件。”埃米琳轻轻咬着下唇，“至少我想是如此。”她思考着，伸出手轻弹裙边的皱褶，“汉娜，你觉得哪件好看？蓝色或粉红色？”
“蓝色。”
“真的？”埃米琳惊讶地转向汉娜，“我觉得粉红色的比较好看。”
“那就粉红色。”
“你根本没在看。”
汉娜不情不愿地抬起头：“随便哪件。要不都不要穿。”她发出一声受挫的叹息，“两件都好看。”
埃米琳暴躁地叹口气：“你把蓝色礼服拿来，我要再看看。”
我屈膝行礼，在角落消失，进入卧室。我抵达衣柜时，听到埃米琳说：“这很重要，汉娜。今晚是我的第一场晚宴，我希望看起来很成熟。你也应该如此。勒克斯特家族是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