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微笑得非常不自然，在长裤上抹抹手，站起来。
“不是吗？”埃米琳抬高声调说，“就像我们讨论过的。告诉她。”
汉娜将衣服丢到埃米琳的大腿上：“是的，先生，你应该好好告诉她。”
一盏台灯的灯光闪了一下，然后光线消失。菲利普耸耸肩：“我，啊……我……”
“你给我住手，汉娜，”埃米琳声音颤抖着说，“你会毁了一切。”
“我要带我妹妹回家，”汉娜说，“如果你要制造难题的话，我丈夫会让你无法再拍任何电影；他在政治界和政府中都有朋友。我确定，他们会非常有兴趣知道你到底在拍哪种电影。”
在那之后，菲利普非常合作；他从浴室拿来埃米琳的私人物品，将它们放在她的行李内，一脸漠不关心。他将行李放进车内，埃米琳一直哭，跟他说她很爱他，哀求他告诉汉娜，他们会结婚。他非常安静。最后，他看着汉娜，埃米琳的话使他惊惶失措，他也恐惧汉娜丈夫的势力，他说：“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疯了。她告诉我，她已经二十一岁。”
回家的路上，埃米琳不断哭泣，那些是愤怒的热泪。我怀疑，当汉娜在告诫她责任和名誉的重要性，以及逃家不是解决之道时，她没有听进任何一句话。
“他爱我，”埃米琳在汉娜训完她后只说了这句话，“你为何要毁了一切？”
“毁了一切？”汉娜说，“我救了你。你运气很好，我们在你真正陷入大麻烦前，就找到你。他已经结婚了。他欺骗你，这样你才肯为他拍那些下流的电影。”
埃米琳死盯着汉娜，下唇颤抖：“你就是不能忍受我得到快乐，我陷入热恋，美妙的事情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他很爱我。”
汉娜没有回答。我们抵达十七号，司机上前来停车。
汉娜和埃米琳消失在屋内时，我赶忙走下仆人专用的楼梯。我没有戴手表，但我确定一定已经五点了。轻歌剧在五点半开演。我推开门，但等待我的人是提碧特太太，而非阿尔弗雷德。
“阿尔弗雷德呢？”我气喘吁吁说。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她说，黑痣下绽放一抹狡猾的微笑，“可惜他马上就得离开。”
我的心沉了下来，我看看挂钟：“他离开多久了？”
“哦，有一阵子了，”她说，转身面向厨房，“呆呆坐在那里，看着时间嘀嗒流走。我决定结束他的悲惨。”
“结束他的悲惨？”
“我告诉他，他在浪费时间。你又出门替夫人秘密办事，谁都不知道你何时会回来。”
我又开始狂奔。我快跑穿过摄政街，朝皮卡迪利大街方向前进。如果跑得快一点，我也许可以追上他。我走时，诅咒那个多管闲事的女巫婆，提碧特太太。她有什么权利告诉阿尔弗雷德我不会回来？而且还跟他透露，我在替汉娜跑腿，更糟的是，今天我又放假！她好像知道怎么在伤口上撒盐。
摄政街，再是皮卡迪利大街，噪音和人潮变得汹涌。沙奇和劳伦斯钟表指着五点半，那是结束营业的时间，而圆环交通阻塞：到处是行人和车流。绅士和生意人，女士和快递男孩互相推挤，寻找安全的通路。我从公交车和一辆进退不得的出租车中间挤过，差点被载着粗麻布袋的马车压扁。
我快速走下干草市场街，跳过一根拐杖，戴着单片眼镜的主人对我怒目而视。我靠近建筑物，沿着人迹较为罕至的人行道前进，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抵达女王剧院。我靠在贴着节目单的石墙下，仔细看着那些大笑、皱眉、说话，或点头的人一一经过，等着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孔。一个瘦巴巴的男人和一个更为纤细的女人冲上剧院阶梯。他拿出两张票，旋即进入院内。远处的钟声报时——是大本钟吗？——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阿尔弗雷德仍会来吗？他是否已改变心意？或我来得太迟了，他已经在剧院里坐好了？
我大本钟敲响六点整后，我又等了十五分钟。自从那对打扮入时的男女进入后，就再没有人进出剧院。我呆坐在阶梯上。呼吸变得平稳，只好认命。我今晚是见不到阿尔弗雷德了。
当一个清道夫对我露出淫荡的笑容时，我知道我该离开了。我拉拉肩膀上的围巾，拉直帽子，开始走回十七号。我会写信给阿尔弗雷德，解释发生的事。有关汉娜和提碧特太太，我甚至可能告诉他，有关埃米琳、菲利普，以及差点闹出丑闻的全部真相。阿尔弗雷德深知剥削和封建社会的内幕，所以他一定会了解的，不是吗？
汉娜告诉泰迪埃米琳的事，他暴跳如雷。他说，发生在这个时间点真是太糟了；他和他父亲正要合并布里格斯银行。他们将成为伦敦最大的银行之一，或说是全世界。如果这件丑事泄露出半点风声，就会毁了他，毁了他们全体。
汉娜点点头，再次道歉，但提醒泰迪说，埃米琳年轻、天真，又容易受骗。她总会长大懂事的。
泰迪嘀咕抱怨，他这些时日以来常嘀咕抱怨。他用手梳过最近逐渐转灰的深色头发。他说，埃米琳没有适当的家教，这就是问题所在，在偏僻乡村长大的女孩注定会变得很野。
汉娜提醒他，埃米琳和她在同一个地方长大，泰迪只是抬起一边眉毛。
他变得怒气冲冲，没有时间再讨论这件事，他得去俱乐部。他叫汉娜写下那位制片家的地址，又告诉她，以后不要对他隐瞒任何秘密。夫妇之间不该有秘密。
隔天早上，我整理汉娜的梳妆台时，发现有张字条上写了我的名字。她留了那张字条给我，一定是在我为她梳妆打扮后放在那儿的。我打开字条，手指微微发抖。为什么？让我颤抖的不是害怕、恐惧或一般的情绪，而是期待、意外和兴奋。
打开时，我发现它写的不是英文。纸张上是一连串小心翼翼写成的曲线、直线和圆点。我瞪着它看，恍然了悟，那是速记。数年前，我在整理汉娜在里弗顿庄园的房间时，曾经看过这样的书。她用我们的秘密语言留了张字条给我，但那却是我看不懂的语言。
一整天，我打扫和缝补时，都带着那张字条。虽然我完成了工作，但我其实一直心不在焉。我的心思放在字条上，纳闷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我该如何解开这个谜。我想寻找能帮助我解开密码的书。汉娜从里弗顿庄园带来过吗？但我找不到这种书。
几天后，我在收拾茶具时，汉娜倾身靠近我说：“你收到我的字条了吗？”
我告诉她我收到了，但当她说“那是我们的秘密”并微笑时，我感到我的胃部紧绷。她有好一阵子没露出笑容了。
那时，我知道那张字条一定很重要，那是个秘密，她只能信任我。我必须向她坦承我看不懂，或找个方式解读它。
几天后，我突然想到解决之道。我从床下拉出《福尔摩斯归来记》，在做好记号的地方打开。在两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中间，有我的秘密禁地。从阿尔弗雷德寄来的信中，我拿出一小张保存了一年的纸条。好在我仍然保留着它；不是因为那是她的地址，而是因为那是阿尔弗雷德的笔迹。我以前常常将它拿出来：凝视着它，闻它的味道，回想他给我这张纸条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但最近几个月来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开始固定给我写我充满爱意的信。我取出纸条：露西·史塔林的地址。
我从来没去找过她，因为从来不需要。我的工作让我忙碌无比，而在剩余的有限闲暇内，我读书，或写信给阿尔弗雷德。更何况，我不是很想和她联络。当阿尔弗雷德在浓雾弥漫的那个傍晚随口直呼她的名字时，嫉妒的小小火焰燃起，虽然荒谬，却发展成熊熊大火。
抵达公寓时，我仍在犹豫。我这么做是正确的吗？她还住在这里吗？我是否该穿更好的衣服前来？我按铃，一名老妇人应门。我松了一口气，但又大失所望。
“抱歉，”我说，“我找别人。”
“谁？”老妇人问。
“一位老朋友。”
“名字呢？”
“史塔林小姐，”我回答，觉得这不关她的事，“露西·史塔林。”
我点头告别，正要转身离去时，她以狡猾的口吻说：“二楼。左边第二个门。”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走廊前进，它很幽暗，唯一的窗户在楼梯井上方，沾满马路上飞来的灰尘，灰茫茫的。左边第二个门。我敲了门。听到门后沙沙作响，于是我知道她在家。我深吸一口气。
门打开。的确是她，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她盯着我好一会儿：“请问你是谁？”她眨眨眼，“我认识你吗？”
女房东还在看着我。她爬上几道楼梯好盯着我。我迅速瞥她一眼，眼神转回史塔林小姐身上。
“我叫格蕾丝，格蕾丝·里维斯。我在里弗顿庄园认识你的。”
她的脸因恍然大悟而散发光芒：“格蕾丝。原来如此。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那个让她与里弗顿庄园仆人格格不入的腔调。微笑着，站到一旁，示意我进门。
我先前没有仔细考虑过这点。拜访她的点子来得非常突然。
史塔林小姐站在一间小客厅里，等着我坐下来，这样她才能坐下来。
她说要泡一杯茶给我，拒绝的话，似乎很不礼貌。她走进一间小厨房后，我趁机环顾四周。房间比走廊亮多了，我注意到窗户，像她的公寓一样，都一尘不染。看得出来，她尽力让她的小天地显得舒适。
她端着托盘回来。茶壶、糖碗和两个杯子。
“真的很惊喜。”她说。她的眼神中满是疑问，但她基于礼貌，没有问我。
“我来请你帮个忙。”我说。
她点点头：“什么事？”
“你会速记吗？”
“当然会，”她稍稍皱着眉头，“皮特曼和格雷格速记法。”
这是我打消主意和离开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告诉她，我弄错了，放下茶杯，朝门走去。快速走下楼梯，走回街道，永远不要回来。但我那时还不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我只觉得我必须弄懂字条。“你可以读一张字条吗？”我听见自己说，“请告诉我上面写了什么？”
“没问题。”
我将字条递给她。我屏住呼吸，希望这个决定是对的。
她的浅色眼睛一行一行地读着，时间似乎过得相当缓慢，我坐立不安。最后，她清清喉咙：“上面写着，谢谢你在不幸的电影事件上伸出援手。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泰迪不是很开心……我想你可以想象。我没有告诉他所有的事。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们去过那个可怕的地方。他不喜欢秘密。我知道我能仰赖和信任你，格蕾丝。你对我而言，不只是个女仆，比较像是个姊妹。”她抬头看我，“你懂这在说什么吗？”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比较像是个姊妹。一个姊妹。我突然分身存在于两个时空：一个我坐在露西·史塔林的俭朴客厅中；另一个我则在遥远往昔的里弗顿庄园育婴房里，渴望地从书柜后头凝视着两个有相同发色和蝴蝶结的女孩。相同的秘密。
史塔林小姐将字条还给我，对内容没有多问。我突然发觉它也许会使她起疑心，因为里面提到不幸的事件和保守秘密。
“那是游戏的一部分，”我连忙说，慢慢陷入自己伪造的情节里，“我们有时玩的游戏。”
“真好。”史塔林小姐漠不关心地微笑着。她是个秘书，早已习惯在得知别人的秘密后，立刻抛诸脑后。
我们边喝茶，边聊着伦敦和里弗顿庄园的过去时日。我很惊讶地听到史塔林小姐说，她每次下楼时都很紧张。她认为汉密尔顿先生比弗雷德里克先生还严厉。我告诉她，我们也因为她紧张时，我和她不禁相视大笑。
“我让你们紧张？”她用手帕擦拭眼角，“那太奇怪了。”
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时，她请我再来拜访，我答应她我会的。我忖度自己为何不早点来找她：她人很好，我们在伦敦都没有朋友。她领我到门口，我们告别。
我转身要离开时，看见她的桌子上有样东西。我靠过去，仔细看。
那是一份剧院的节目表。
我刚开始没想得太多，但那个名字很熟悉。
“《埃达公主》？”我问。
“是的。”她的眼神望向桌子，“我上礼拜去看的。”
“哦？”
“非常好看，”她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该去看看。”
“是的，我曾有这个打算。”
“现在想想，”她说，“你今天来找我真是巧合。”
“巧合？”我的皮肤开始发冷。
“你绝对猜不到我和谁一起去看戏。”
哦，恐怕我猜得到。
“阿尔弗雷德·斯蒂波。你记得阿尔弗雷德吗？里弗顿庄园的男仆？”
“是的。”我听到自己说。
“非常出乎意料。他多了一张票，有人在最后取消和他去看戏。他说，他原本决定自己去看，后来想到我在伦敦。我们在一年前碰到过，他还记得我的地址。所以我们一起去看了，不然一张票就要浪费了。你知道现在的票有多贵。”
她满是雀斑的苍白脸颊上布满红晕，即使她比我至少大上十岁，她看起来还是更为娇嫩和年轻，这是我的想象吗？
我茫然地点点头，跟她告别，她在我身后关上门。远处一辆车子的喇叭声大作。
阿尔弗雷德，我的阿尔弗雷德，他带另一个女人去看戏。跟她一起大笑，吃晚饭，陪她回家。
在我慌乱地找他，搜寻街道上的人影时，他在这里，邀请史塔林小姐陪他去看戏，给她原本要给我的票。
我停下脚步，靠在墙壁上。闭上眼睛，握紧拳头。我的脑海中摆脱不掉这个景象：他俩挽着手臂相互微笑，快活地说着那晚的事。就像我梦想和阿尔弗雷德做的一般。这让人无法承受。
附近有个声音。我张开眼睛，女房东站在楼梯底端，粗糙的手放在扶栏上，戴着眼镜的眼睛直盯着我。她残忍的脸上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满足表情。她的表情说，他当然是带她去，当他有露西·史塔林这类女人陪伴时，他为何要找你？你这个好高骛远、自视过高的女人。你该听你妈的话，不要忘了你的身份。我想在她那张残酷的脸上狠狠甩一巴掌。
我匆匆走完剩下的阶梯，冲过老妇人身边，进入街道。
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和露西·史塔林小姐见面。
汉娜和泰迪在争论战争。这阵子，似乎每个伦敦人都在争论战争。虽然忧伤尚未消失，也永远不会消失，但战后已经过了足够的时间，距离让人们拥有更为犀利的批判眼光。
汉娜正在用红色皱纹纸和黑色铁丝做罂粟花，我在帮她，但我的心思并没放在上面。我仍然为阿尔弗雷德和露西·史塔林在一起的景象所苦。我困惑不解，感到愤怒，但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受到伤害，因为他可以这么简单地转移感情目标。我又写了一封信给他，但我还没收到回音。值此之际，我有一股奇怪的空虚感，晚上，我在阴暗的房间内，不断哭泣。白天的日子比较好过，我将这类感情放在一旁，戴上我的仆人面具，尽力做好贴身女仆的工作。我必须如此，没有了阿尔弗雷德以后，汉娜成为了我的唯一。
罂粟花是汉娜新的关注焦点。她说，它是代表法兰德斯田野。一位加拿大医生在战争中死去，他的诗里提到罂粟花。这是我们今年用来纪念战争死者的方式。
泰迪认为此举非常不必要。他相信，因战争而死去的人，他们的牺牲很值得。但现在该是大家放下忧伤，展开新生活的时候了。
“那不是牺牲，”汉娜做完另一朵罂粟花，“那是种浪费。他们的生命遭到虚掷。有些人战死，有些人生还：他们是活着的死人，坐在街角喝酒，戴着乞丐的帽子。”
“牺牲，浪费，都一样，”泰迪说，“你这些都是空谈。”
汉娜则说他愚蠢、迟钝。她没有抬头，说他如果肯别上罂粟花的话，别人会对他产生更好的印象，这甚至可以帮助抑止楼下的麻烦。
最近楼下有些棘手。劳合·乔治颁授爵位给西米恩，表扬他在战时的服务，从此之后，问题便开始了。有些仆人在战时参战，有些人失去了父亲和兄弟，因此，他们认为西米恩的战时纪录没什么了不起。西米恩和泰迪这类人并没有失去太多所爱之人，而且他们从其他人的死亡中发了大财。
泰迪没有回答汉娜。他只是低语抱怨着，有些人就是不知感激，在这种时候，他们仍能有工作就应该满足了，但他还是拿起一朵罂粟花，转着它的黑铁丝花梗。他安静了一会儿，假装专心地读着报纸。汉娜和我则继续旋转红色皱纹纸，将花瓣绑在花梗上。
泰迪折起报纸，丢到旁边的桌子上。他站起身，拉直外套。他说，他要上俱乐部。他走到汉娜身边，轻轻将罂粟花插在她头发里。他说，她可以代替他戴，花朵比较适合她。泰迪弯腰吻她的脸颊，然后大步走过房间。走到门口时，他仿佛想起某件事，迟疑了一下，转身。
“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战争安息，”他说，“那就是以新生命来取代失去的生命。”
这回轮到汉娜默不吭声。她全身一僵，但粗心又没等待反应的泰迪想必看不出来。她没有看我。她的手伸到发际，将泰迪插的罂粟花扯下来。
汉娜仍旧没有怀孕。那是他们持续争论的话题，而埃斯特拉愈来愈严厉的鼓励则使情况更为糟糕。汉娜没和我讨论过这个话题，因此我不知道她对此的想法。刚开始时，我纳闷，她是否偷偷用某种药物阻止自己受孕。但我没看见这类证据。也许她就是那种无法怀孕的女人之一。幸运的那群人，就像我母亲以前常说的。
一九二一年秋天，有人试图雇请我。埃斯特拉的一位朋友，彭伯顿-布朗夫人在我们于乡村度假的周末，领我到房间角落，提供我一个职位。她以欣赏我的针织花边作为起头，告诉我，现在很难请到称职的贴身女仆，她非常希望我能为她工作。
我受宠若惊：这是第一次有人请求我的服务。彭伯顿-布朗一家住在格伦菲尔德宅邸，英国最古老和最显赫的世家之一。汉密尔顿先生常常告诉我们格伦菲尔德的故事，他说，每个英国管家都喜欢拿自己服侍的家庭和那里作比较。
我谢谢她的好意，但告诉她，我不可能离开现在的职位。我跟她说，我清楚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属于哪里。跟谁和对谁负责。
几个礼拜后，我们回到十七号，汉娜发现了彭伯顿-布朗夫人的事。某早，她将我叫到起居室，我一进门，就看得出来她很不高兴，尽管我还不知道原因。她在来回踱步。
“你能想象吗，格蕾丝？在吃午餐的当口，有七个女人试图让我看起来像个傻瓜，她们故意提到，别人想请我的贴身女仆。你知道我这样子发现这件事有什么感觉吗？”
我倒抽口气，像做坏事被意外抓到的小孩般。
“我坐在那群女人中间，她们开始讨论这件事，纵声大笑，还惊讶地看着我，发现我竟然不知道。这种事情竟然就发生在我眼前。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我很抱歉，夫人……”
“你应该感到抱歉。我需要信任你，格蕾丝。我以为在这么多年之后，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我能信任你……”
我还未收到阿尔弗雷德的回信。疲惫和担忧不禁使我的声音尖锐起来：“我拒绝了彭伯顿-布朗夫人，夫人。我压根没想到要接受，所以我没说。”
汉娜停下来，看着我，吐了口大气。她坐在沙发边，摇摇头。她虚弱地微笑：“哦，格蕾丝，我很抱歉，我太失态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举止这么莽撞。”她的脸似乎比平常还要苍白。
她用一只手扶住额头，半天没有吭声。当她抬头时，她直视着我，以低沉颤抖的声音说：“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格蕾丝。”
她看起来如此脆弱，我马上后悔刚才对她厉声说话：“什么事，夫人？”
“每件事。”她意气消沉地说，“这个。这个房间。这栋房子。伦敦。我的人生。”她看着我，“我感觉什么事都不对劲。有时，我试图在心中回顾，看我是在哪个时候作了第一个错误的选择。”她的眼神飘向窗户，“我感觉，好像汉娜·哈特福德，真正的那一个汉娜，逃开去过她真实的人生，而我则被留下来填补她的空缺。”过了一会儿，她转身向我，“你记得今年初我去见算命师的事吗，格蕾丝？”
“是的，夫人。”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战栗。
“她后来没替我算命。”
我只短暂地松一口气，因为她又继续说下去。
“她没办法，她不肯。她原本要替我算命：要我坐下来，抽一张牌。当我递给她时，她将牌放回去，再洗了一次牌，要我再抽。我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我抽到同一张牌，而我知道是哪张——死神。”汉娜站起来，走过房间。“一开始，她不想告诉我。她试图看我的手相，看了之后，也是一语不发。她说，她不知道它的含意，我的手相很模糊，她看到的情景也很模糊，但她确定一点。”汉娜转身面对我，“她说死亡在我附近徘徊，我得小心。她不知道是过去还是未来的死亡，但我周遭一片黑暗。”
我鼓起所有的信念，告诉她，她不该为此担忧，那只是算命师想骗更多钱的伎俩，要她往后再回去算命。何况，谁都猜得到，这些日子在伦敦，每个人都曾失去所爱的人，尤其是那些会想到来找招魂术士算命的人。但汉娜不耐烦地摇着头。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自己想通了。我读了一些书，那是指隐喻上的死亡。有时牌指的是种隐喻。它指的是我，长久以来，我一直感觉到我的内心死了。仿佛我已经死了，而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别人奇怪和可怕的梦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向她保证，她没死，所有的事都是真实的。
她悲伤地微笑：“啊，这样更糟。如果这是真实的人生，那我就一无所有。”
我突然知道该说什么了。不只是个女仆，比较像是个姊妹：“你还有我，夫人。”
她与我四目相接，然后握住我的手，几乎是粗鲁地抓住它：“别离开我，格蕾丝，请不要离开我。”
“我不会的，夫人，”我为她的真挚所感动，“我永远不会。”
“你保证？”
“我保证。”
而我信守我的承诺，矢志不渝。
复？活
黑暗，沉寂，朦胧的身影。这里不是伦敦，这里不是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汉娜消失了，至少在目前。
“欢迎回家。”一个声音从黑暗中冒出来，有人倾身向我。
我眨眨眼，然后再次慢慢地眨眼。
我认得这个声音。是西尔维娅，我突然觉得老迈，疲惫。
“你睡了好久，你吓死我们了。你感觉怎样？”
地点不对。遭到遗弃。时空错置。
“你想喝杯水吗？”
我一定点了头，因为一根吸管被塞进我嘴里。我吸了一口，熟悉的温水。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悲伤。不，并非不可思议。我很悲伤，因为局势扭转，而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事。
今天又是礼拜六，春季展览会后过了一周了。我是说，自从我的插曲发生后——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我在我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窗帘大开，阳光在遥远的石楠荒原上闪烁不已。现在是早晨，鸟儿高鸣。我在等一位访客。西尔维娅为我打理一切。我像洋娃娃般被一堆枕头撑在床上坐好。她将床单折得很整齐，前面反折一段下来，塞在我手的下面。她决心要让我看起来很体面。上帝保佑她，她甚至帮我梳头。
传来一声敲门声。
乌苏拉从门口探出头来，看到我醒着，绽放一抹微笑。她今天将头发整个往后梳，露出脸蛋。
她走到床旁边，低着头看我。那双大大的深色眼眸，属于油画的眼眸。
“你好吗？”她问。大家都这么问。
“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
她迅速摇摇头；别客气，她的态度如此说：“我应该早点来的。我直到昨天打电话时才知道这件事。”
“好在你不知道。我累坏了，事后我女儿就跑来了，她吓坏了。”
“我知道，我刚在大厅碰见她。”她心照不宣地微笑，“她叫我不要太刺激你。”
“但愿不会！”
她坐在我枕头附近的椅子上，将肩包放在旁边的地板上。
“电影，”我说，“电影的进度如何？”
“几乎快完成了，我们已经完成最后剪接，后制录音和电影配乐也快好了。”
“电影配乐，”我说。他们当然得有电影配乐，悲剧都该有音乐陪衬，“什么样的音乐？”
“我们用了几首二十年代的歌，”她说，“主要是舞曲，还有一些钢琴演奏。悲伤、美丽和浪漫的钢琴曲。多莉·艾莫丝风格。”
我看起来一定是一脸茫然，因为她继续说下去，提到我熟悉的音乐家。
“用了些德彪西，还有普罗科菲耶夫。”
“肖邦呢？”
她抬高眉毛：“肖邦？没有。我们该用肖邦吗？”她的脸垮了下来，“你不会现在才告诉我，姊妹中有一个是肖邦迷吧？”
“不，”我说，“她们的哥哥戴维喜欢弹肖邦。”
“哦，感谢老天。他不是个主要角色。他死得太早，无法影响后来的事。”
这个观点似是而非，但我没有和她争辩。
“整体看起来怎样？”我说，“它是部好电影吗？”
她咬着嘴唇，吐口大气：“我想是如此，我希望如此。我恐怕已经失去整体观感。”
“拍得如你想象吗？”
她思索这点：“是，也不是。解释起来太困难。”她再度吁口气，“在我开始拍摄前，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它拥有无限的潜力。但现在拍成电影了，感觉反而受到许多限制。”
“我猜大部分的电影都是这样的。”
她点点头：“我觉得责任重大，我是指对他们的故事。我希望它完美无缺。”
“没有事能完美无缺。”
“的确。”她微笑，“有时候，我担心不该由我来诉说他们的故事。万一我搞错了呢？我到底知道什么？”
“利顿·斯特雷奇说，无知是成为历史学家的第一个条件。”
她皱起眉头。
“无知才能澄清一切，”我说，“它会平静、完美地做出取舍。”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加入太多事实反而讲不出好故事？”
“类似如此。”
“但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事吧？尤其是在传记电影里。”
“什么是事实？”我问，如果我有力气的话，我会耸耸肩膀。
“真正发生过的事。”她看着我，仿佛觉得我疯了，“你知道这点，你花了好几年在挖掘过去，寻找事实。”
“的确是如此。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找到了它。”我滑下枕头。乌苏拉注意到这点，轻轻拉起我上臂，将我身体抬高。在她对这些词义做更多的辩论前，我继续说，“我年轻时，”我说，“想当侦探。”
“真的？一个警探吗？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主意？”
“警察让我紧张。”
她咧嘴而笑：“那的确是个问题。”
“因此，我变成一位考古学家。你仔细思考的话，他们其实相当类似。”
“除了受害者死得比较久以外。”
“是的，”我说，“最先给我这个点子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说，她的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对波洛侦探说：‘你会成为很棒的考古学家，波洛先生。你有重新创造过去的天赋。’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读到这一段。我那时已经不再读推理小说，但一位护士有这本小说，而旧嗜好是很难改掉的。”
乌苏拉微笑起来，突然说：“哦！这倒提醒了我。我带了东西来。”她的手伸进肩包，拿出一个长方形小盒子。
那看起来像是一本书，但它嘎嘎作响。“这是录音带，”她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她有点困窘地耸耸肩，“但我不知道你已经不读推理小说了。”
“别在意。那只是暂时的，我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摆脱我年轻时候的自己。战争一结束，我马上重拾起推理小说。”
她指着我床边小桌上的录音机：“我走前，把带子放进去好吗？”
“好的，”我说，“麻烦你。”
她撕开塑料包装，拿出第一个带子，打开我的录音机：“里面已经有一卷带子了。”她将带子拿给我看，那是我正在录给马可斯的带子，“这是要录给你孙子的带子吗？”
我点点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将它放在桌上就好。我稍后会用到它。”我一定会的。我感觉到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决心要在死神来临前录完。
“你有他的消息吗？”她问。
“还没有。”
“你会有的，”她坚定地说，“我确定。”
我没那么有把握，但我仍然点点头，她的信念很坚定。
乌苏拉将克里斯蒂的带子放好，把录音机放回桌上：“好了。”她将肩包放在肩膀上。她要走了。
她转身时，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好平滑的手。“我想请你帮个忙，”我说，“趁露丝回来前……”
“当然，没问题。”她听出我声音中的急迫，一脸好奇，“什么事？”
“里弗顿庄园。我想看看里弗顿庄园。我希望你带我去。”
她抿紧嘴唇，皱起眉头。我让她进退两难。
“拜托你。”
“我不确定，格蕾丝。露丝会怎么说？”
“她会拒绝，所以我才请你帮忙。”
她望向墙壁。我让她心神不宁：“也许我可以拿一些电影片段来给你看？我会将它录成录像带……”
“不，”我坚定地说，“我要回去。”她仍然不敢看我，“马上，我得马上回去。”
她的眼神与我的交汇，在她点头前，我就知道她会答应了。
我点点头，谢谢她，然后我指着乌苏拉的录音带：“你知道，我见过她一次。阿加莎·克里斯蒂。”
那是一九二二年年底，泰迪和汉娜在十七号举办晚宴。泰迪和他父亲与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有些生意往来，有关阿奇博尔德想要投资的一件发明。
他们在那个年代的早期常常举办宴会，但我因为数个理由特别记得那场晚宴。一个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出席。她当时虽然只出版了一本书，《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但在我的想象中，波洛已经取代了福尔摩斯。
埃米琳也在那儿。她来伦敦已经一个月了。她已满十八岁，在十七日举办了她的初出社交界宴会。不像汉娜，没有人急着要帮她找丈夫。自从那场里弗顿庄园舞会以来，只过了四年，但时代改变了。女孩子们也改变了。她们追求自我解放，抛开束腰，结果只是陷入“节食计划”的暴虐统治。她们一个劲儿地追求纤细的长腿，丰满的胸部，以及柔顺的发丝。她们不再掩着手悄悄低语，或躲在害羞的眼神后面。她们和男孩子一起开玩笑、喝酒、抽烟、咒骂。腰围变粗，流行布料变薄，道德更为低落。
也许这些就是那个晚宴谈话内容如此特殊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席上有克里斯蒂太太在场。更别提，大家激烈地讨论着最近报纸上耸动的新闻，这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两个都会被吊死，”泰迪开心地说，“伊迪斯·汤普森和弗雷迪·拜瓦特。就像那个谋杀了他妻子的家伙一样。今年年初在韦尔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是军人，不是吗，上校？”
“赫伯特·劳赛少校。”克里斯蒂上校说。
埃米琳夸张地全身发抖：“难以想象有人会谋杀自己的妻子，某个你应该深爱的人。”
“大部分的谋杀案都发生在情侣或夫妇之间。”克里斯蒂太太简短有力地说。
“整体说来，人们变得更倾向于暴力，”泰迪边说边点燃一根雪茄，“只要看报纸就知道了。尽管政府禁止手枪买卖。”
“这里是英国，勒克斯特先生，”克里斯蒂上校说，“捕猎狐狸的故乡。想要拿到枪并不难。”
“我有个朋友身上随时带着手枪。”埃米琳毫不在意地说。
“你没有，”汉娜摇摇头，看着克里斯蒂太太，“恐怕，我妹妹看了太多美国电影。”
“是真的，”埃米琳坚持，“我常在一起的这个家伙——在这里不要提他的名字——他说，那像买包香烟一样容易。他随时可以帮我买。”
“我敢打赌是哈里·宾利。”泰迪说。
“哈里？”埃米琳黑睫毛环绕的眼睛大睁，不断眨巴着，“哈里连只小苍蝇都不忍心伤害！他的哥哥汤姆还比较有可能。”
“你认识太多不该认识的人，”泰迪说，“难道需要我提醒你手枪不合法，而且很危险吗？”
埃米琳耸耸肩：“我从小就会射击。我们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会用枪。如果我们不会用枪，祖母会和我们断绝关系。你问汉娜就知道了，她有年试图找借口不去打猎，她告诉祖母，她认为杀害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是错误的行径。祖母训了你一顿，不是吗，汉娜？”
汉娜抬高眉毛，啜饮一小口红酒，埃米琳继续说，“她说，‘荒谬之至！你是个哈特福德家族的人，天生就会射击’。”
“也许吧，”泰迪说，“但这个屋子里不准有枪。若我的选民发现我拥有非法枪支，我可以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埃米琳翻了个白眼。汉娜说：“你是指你未来的选民。”
“别紧张，泰迪，”埃米琳说，“你不必担心枪支的事。你这么担心，心脏病会发作的。我没有说过我要买手枪。我只是在说，现在的女孩得非常小心，到处都有丈夫谋杀妻子，妻子谋杀丈夫的新闻。你同意吗，克里斯蒂太太？”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直饶有兴趣地看着大家交谈。“我恐怕不太在乎枪支，”她说，“我比较喜欢毒药。”
“那一定让你很不安，阿奇，”泰迪说，显示罕见的幽默感，“拥有一位喜欢用毒药的妻子？”
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微微一笑：“不过是一个令我妻子开心的小嗜好。”
夫妇俩越过桌子对看一眼。
“不比你那下流的小嗜好令你开心的程度，”克里斯蒂太太说，“而且没那么离不开。”
那天深夜，在克里斯蒂夫妇离开后，我从床下拿出《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那是阿尔弗雷德送的礼物，我专注地重新阅读他的留言，以至没听到电话声响起。伯伊先生接听了电话，将它转接到楼上给汉娜。我想都没有多想。直到伯伊先生来敲我的门，告诉我，夫人要见我时，我才开始担心。
汉娜仍然穿着那件灰色丝质礼服，整个人像液体般。她的金发成大波浪挂在她脸旁，头戴一条钻石头饰。她原本背对着我，我一进门时，她立即转身。
“夫人？”
“请坐下。”她领着我坐到沙发上，看着我，蓝色眼眸里满是关切。
“夫人？”
“刚刚你阿姨打电话过来。”
我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遗憾，格蕾丝。”她温柔地摇着头，“你的母亲摔了一跤，医生束手无策。”
汉娜替我安排回番红花公园的车。隔天下午，车子从车库开来，我坐进后座。她非常体贴，我没预期到会有这样的待遇，我原本都准备好要搭火车了。汉娜说，别荒谬了，她很遗憾泰迪即将举办一个顾客晚宴，要不然她会亲自陪我回去。
当司机从一条街道转进另一条街道时，我默默凝视着窗外，伦敦变得较为寒酸，杂乱无章且破旧不堪，最后消失在我们身后。乡野的风光迅速掠过，愈往东走，天气变得愈为寒冷。雨雪啪啪拍打在车窗上，景色一片模糊；冬天让活力蓬勃的世界衰颓不振。牧草地沾满了雪，与淡紫色的天空接壤，景色逐渐转成埃塞克斯的古老原始森林，眼前是一片灰棕色和青绿色。
我们离开主干道，循着往番红花公园的路径前进，穿越冷冽和遗世独立的沼泽。银色芦苇在冰冻的河水中颤抖，三花水杨梅攀爬住赤裸的大树，形成蕾丝般的图案。我数着我们的转弯处，为了某些我不清楚的理由，屏住呼吸，在我们经过里弗顿庄园的路口后，松了一口大气。司机继续开进村庄里，在市场街的灰石别墅前停车。它仍如往常般，静坐在两个相似的姊妹之间。司机为我开门，将我的行李放在潮湿的人行道上。
“一切妥当了。”他说。
我向他道谢，他点点头。
“我五天后会来接你，”他说，“夫人这么交代的。”
我看着汽车消失在道路尽头，转进番红花路，我突然想把他叫回来，哀求他不要放我单独在这儿，但太迟了。我站在阴暗的薄暮中，抬头看着我在人生的头十四年所住过的房子，母亲生活和死去的房子。但我毫无感觉。
自从汉娜告诉我这个噩耗后，我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在回到番红花公园的一路上，我试图回想过去。我母亲，我的过去，我自己。童年记忆都消失到哪儿去了？
街灯亮了起来，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模糊的黄色灯晕，雨雪再度飘下。我的双颊已经冻僵，我看到台灯的灯光，在想象中感觉到它的温热。
我拿起行李，找出钥匙，正要爬上阶梯时，门“砰”地打开。我的蒂阿姨，母亲的妹妹，站在门口。她手里提着一盏灯，脸笼罩在阴影中，看起来老迈而扭曲。“你来了，”她说，“进来。”
她先带我到客厅。她说，她睡我的床，所以我得睡沙发。我将行李放在墙边，不知为何，她气鼓鼓的。
“我晚餐煮了汤。也许不像你在伦敦的豪宅那里吃得那么豪华，但对我这种人来说已经是够丰富的了。”
“汤就够了。”我说。
我们静静地坐在母亲的桌子旁吃饭。阿姨坐在主位，后面有温暖的炉火，我则坐在母亲靠窗的座位。雨雪现在已经变成大雪，啪嗒啪嗒打在玻璃窗上。室内唯一的声音是我们汤匙的刮取声，还有炉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