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子的最终意见陈述书中多见谢罪之辞
对两名被告的审问结束后，审判终于迎来了最后时刻。平成十七年（二〇〇五）三月二日的公开审判中，检察官进行了总结陈词。在朗读了大约四个半小时的陈词书后，检察官认定，松永太和绪方纯子两人对七名受害者怀有杀人意图，并有计划地合伙杀害了他们。对于难以推断死因的清志和主也被杀一案，检察官的结论是，他二人死于监禁虐待所引发的多种器官衰竭。检察官认为：“在世所罕见的连环杀人案中，两名被告需要负担的刑事责任是极其重大的，在我国的犯罪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两名被告为了让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受害者彻底闭嘴，竟然把这七个人全部杀害。对于其所作所为与畜生无异的两位被告，判处极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检方请求判处两人死刑。
松永和纯子在量刑上并未被区别对待，我对此怀有极大的异议。
检察官最看重的证据就是纯子的全部供词。检察官对纯子的供词予以高度评价，例如，“具体、详细、逼真，符合大部分的客观证据”“她一个接一个地亲手杀害了无可取代的家人，正因为经历了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使她记忆的正确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她已经做好了自己被判死刑的准备，并且以一种真挚的态度接受审判”“她甚至毫不保留地供述了对松永有利的情况，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她作出意图推卸责任的虚假供词”。
尽管这样，对于纯子否认自己对清志和誉怀有杀人意图的供述，检察官在陈词中还是作出了如下认定：“纯子怀有杀人意图，这是明确的。”就这一点而言，其中存在巨大的矛盾。
旁听者普遍预测，对松永太的死刑判决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绪方纯子可能会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原因首先是纯子被松永以虐待手段支配了长达二十年之久，她无法拒绝杀人的指示。但是，检察官主张松永和纯子之间没有支配关系，因此两人负有同等的刑事责任。
检察官说：“一方面，松永敢于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满足他强烈的金钱欲望，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地小心，以至于表现出一种病态，不惜一切代价销毁证据，甚至不留下一根头发。然而，纯子的性格中存在瞬间冲动的倾向，会非常快地做出决定，行为鲁莽，或者说自以为是。也就是说，松永想出了各种大胆而巧妙的犯罪，但他过于小心谨慎，非常讨厌弄脏自己的手，绪方就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她轻易就会放弃思考，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甚至忠实地执行松永给出的犯罪指示。坦率地讲，两名被告就像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毫无是非观念的犯罪发起者，另一个是忠实遵循指示的犯罪执行者。”
另外，检察官还提到纯子在杀害母亲静美和外甥优贵的时候，是不愿意听从松永的指示的，因此认为纯子未必会绝对服从松永的指示。他认定：如果纯子挺身而出，试着去阻止的话，那么至少小彩和优贵这两个幼小的生命是可以被拯救的，其他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纯子有很多机会去阻止案件的发生。
检察官进一步认为，松永支配纯子时，与其说是借助通电的手段强迫她服从，倒不如说是想尽各种手段来说服她。他的结论是，“两人之间虽然自始至终是上下级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具有压制绪方个人意志的主导性作用，因此不能允许绪方的刑事责任低于松永”。
但是，检察官一方面认为，誉一家之所以绝对服从松永的原因在于，因电击虐待和生活限制所形成的心理性支配；另一方面，却不承认这种心理性支配同样作用于长期遭受严酷虐待的纯子。这难道不能说是逻辑上的漏洞吗？
预测纯子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第二个理由是，纯子的供词对查明案件的全部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主犯林郁夫，便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检察官请求判处无期徒刑。但是，本案中的纯子虽然作出了详细供述，却仍然遭到了检察官的严厉指控。
检察官说：“在查明本案的过程中，我们不否认绪方的供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和松永自始至终坚持荒谬至极的狡辩相比，她的供词只不过是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即使把绪方的供词作为一种有利的情形考虑在内，也不足以抵消被告销毁证据的行为以及被捕后长期保持沉默和拒不认罪的事实。更何况对于这样的理解，认为这种供词可以减轻对杀人案的量刑，无疑是在践踏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感情。显然，绪方的供词不能成为其逃避死刑的理由。”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审判中，绪方纯子的律师做了结案陈词，再次否认了纯子对清志和誉的杀人意图，认为被告应该以伤害或伤害致人死亡罪而被起诉。此外，针对检察官声称的松永和纯子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的说法，则予以了正面反驳：“由于松永的长期虐待，绪方在精神上受到了支配，无法拒绝杀人指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律师团首次公布了一份心理鉴定意见书，意见书中分析了纯子无法回避杀人的心理学背景。与用于确定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鉴定不同，心理鉴定是在被告具有责任能力的前提下，作为量刑的判断材料而被使用的。
鉴定者是专门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筑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精神病学家中谷阳二。在拘留所与纯子会面并进行访谈和心理测试后，中谷分析说，纯子的行为倾向和价值观在遇到松永之后发生了变化，具有被家暴女性的典型特征。特点包括自我评价低、自己承担施虐者的行为责任、否认愤怒和恐惧的同时又感到内疚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适用于纯子的情况。中谷以纯子的门司站逃跑一事为例，他认为这个例子具有象征性意义。纯子在门司站逃跑之际，还在考虑施虐者的情绪：“怎样才能在不给松永添麻烦的情况下死去”。
此外，关于松永，中谷教授指出他“拥有运用各种巧妙技巧来操纵、支配他人的非凡才能”。他说松永的足智多谋和对电击的运用，可以说相辅相成，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中谷教授说：“多年以来如例行公事一般的反复电击，带来的效果非常强大。‘在被诘问之后，否认会被通电，肯定也会被通电，沉默还是会被通电’的模式逐渐导致被施虐者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避免眼前的电击’上。（中略）无论做什么，脑海里首先浮现的都是‘通电惩罚’，因此，相对的，理性的行为选择和动机意识则被遮蔽。产生的后果就是，绪方最先考虑的是如何敏锐地把握松永的意图，准确地遵循松永的指示。（中略）松永的指示并不是直接和明确的，他总是采取一种委婉的建议和暗示的形式，但绪方会立刻将其作为执行的标志，不给自己留下任何思考批判的余地。尤其重要的是，松永似乎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绪方的这个弱点。”
中谷教授的结论是，由于长期遭到虐待，纯子对松永产生了强烈的顺从心理，这导致她参与了一系列的犯罪。他说：“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很难将这种行为看作基于正常决策所做出的行为。”
根据这一鉴定结果，似乎可以将责任能力作为审判的争议点，因为纯子在犯罪时是刑法意义上的“精神衰弱者（精神失常导致判断善恶能力减弱的人）”。但是，纯子的律师团列举了如下事例：纯子为避免静美被杀而向松永提议住院、为推迟理惠子的被杀时间而和主也商量，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绪方具备相应认知能力，清楚不能杀人，清楚这一行为的违法性。”
在此基础上，纯子的律师团提到刑法中的“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认定犯罪者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不能或不会以正常的理性方式行事，就可以将之视为酌情减刑的理由。
纯子的律师团是这样申诉的：
“应该说，期待绪方在犯罪时采取理性行动以避免杀害他人是极其困难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确证：主也是一名前警察，很年轻，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但他杀死了静美和理惠子。而且，完全没有犯罪倾向的理惠子也直接参与了对静美的杀害。
“从绪方在审判中的供述可以看出，绪方是发自心底地向受害者道歉的。绪方相信，在审判中诚实地叙述真相，使真相得以揭示，相应的审判得以进行，就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最大的反省。而她一直也是这样做的。
“留下一条性命，在监狱里长期服刑也是一种很好的赎罪。我请求允许给绪方一个机会，让她在长期服刑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断，走上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纯子一方进行结案陈词两周后的五月十一日和十八日，松永太的律师团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结案陈词，全面反驳了检察官的总结发言。
对松永提供的供词，检察官予以了谴责：“这是企图通过追究绪方和受害者的刑事责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以为死人不会说话”“这些都是不自然、不合理的说法，再加上他没有正当理由地反复更改证词，其辩解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与之相对，检察官维护了纯子：“有许多物证和第三方的供词是相吻合的”“关于绪方一家和两名被告之间关系的部分陈述，也有很多较为合理的部分”。
当然，松永太的律师团对事件的描述几乎完全基于松永的声明。例如：“清志是在浴室里跌倒，并撞到头部而意外死亡的”“主也是自己不注意身体而病死的”“对松永来说，绪方家是他今后继续逃跑的资金来源，是松永赖以维持生计的必要人物。他们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因此没有任何事情足以成为松永的杀人动机。另一方面，绪方明显具有较松永更大的对绪方一家的控制权，是绪方不顾松永的意志，根据自己的判断实施了对全家的杀害。松永没有杀人，也没有下令杀人”。
唯独对誉的死亡，律师团表示：“松永为纯子提供了通电许可，制造了杀人的契机。在这一点上，他是有责任的。”尽管松永承认了自己与伤害致人死亡罪有关，但对所有七项杀害指控均不认罪。
五月十八日公开审判结束前，两名被告都作了最后陈述。
审判长宣布：“请绪方被告作最后陈述。”然后，身着粉色短袖衬衫和黑色连衣裙的纯子向法官深鞠一躬，笔直地站在证人席上，手中拿着由自己亲笔所写的文稿，用平静的声音朗读道：
“在和松永一起生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远离社会。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被逮捕、被拘押，我也没有特别不自然的感觉。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松永的精神控制中挣脱出来。一开始，我一直顽固地缩在自己的壳里。但是，随着日复一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从打招呼开始，再到反复交谈，我感到自己的内心逐渐平静了下来。受此影响，我才能够改变，才能摆脱松永的魔咒。（逐一读出调查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名字）如果没有和那些人相遇，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对此，我深表谢意。
“二十年间丢失了的自我，在这三年里，又找了回来。我真的心怀感激。
“我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也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想，甚至不能说了解他们所受的切实的痛苦与折磨。尽管如此，我觉得我有责任尽可能地去讲述每一位已故受害者的情况，并想在法庭上代表他们发言。即使我做不到为他们沉冤昭雪，也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哪怕一点点的安慰。这也是我向死者赎罪的一种方式。
“如今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非正常的。现在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当时的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情，但毫无疑问这是我自己犯下的罪行。
“我有两个孩子。从今以后，他们的一生都要请广大的民众来抚养。我希望他们生活的社会更加美好。现在，我的这份期望，面向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每当我听到有孩子被卷入的案件，都会备受煎熬，如坐针毡。我希望孩子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社会，至少对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美好的。我时常想起优贵和小彩。一想起他们，自己的深重罪孽和忏悔之情便会促使我发自内心地如此祈祷。
“人生无法重来，但我一直在思考，是否能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弥补些什么。当然，这也不过是我的自我满足罢了。但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将努力去思考，这样的自己，在今后可以做点什么。
“回想起来，我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伤害了很多人。World时代的事，也是我无法抹去的罪过。我真的很抱歉自己做过的事。另外，我要向服部恭子小姐、宫田贵子小姐，致以诚挚的歉意。我还要向你们的家人表达深深的歉意，我让你们承受了无法估量的、终生难忘的伤害。我要向那些逝去的人们表示歉意。我不认为可以用自己的一条生命去弥补自己的罪过，但还是请你们原谅我。
“最后，我要向广大的民众表示诚挚的歉意，制造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件，给大家带来了诸多的困扰。”
纯子的陈述大约有十分钟。她颤抖着读完了那几张便笺上的内容。旁听席上鸦雀无声，有些人甚至热泪盈眶。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松永，请你发表最后陈述。”
身穿深蓝色运动服的松永从被告席上一跃而起，快步走向证人席，冷不防地大声朗读起打印出来的文件。
他首先发泄了对审判推进方式的不满，列出了调查员的名字，并谴责了审讯方式，进而对检察机关的总结陈词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
“检察官对我的总结陈词，仅仅是把纯子的供词作为叙事材料，长篇累牍地记录下来而已。法庭上之所以出现所谓的‘纯子神话’，是因为她已经做好了被判死刑的准备，所以你们就认为纯子的话是可信的。
“一位著名的作家甚至说‘纯子应该避免被判死刑’。那些凭借印象和直觉就无条件接受纯子供词的人，就像以前‘地心说’的信徒一样，认为‘纯子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不容批评的’。
“我一直期待着检察官是站在中立和公正的立场上进行审判，期待他们尽可能地披露收集到的证据，对纯子和被监禁女性的供述进行客观的分析。但事实证明，检察官和那些相信‘地心说’的人没什么不同。
“我认为这场审判，已经存在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犯罪的叙述是从这个印象中得出来的。在公众的头脑中，是不是已经根据先前的印象作出了判决呢。我希望法庭能够清楚地证明，这场审判是基于证据而作出的判决。
“今后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将继续申诉。我们将整理相关文件，为二审做准备。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事实的认定应以证据为准绳’。在判决书中，请你们论证什么是可以被证据证实的，什么是不能被证据证实的，并请诚实回答松永律师团的结案陈词。”
他的《意见陈述摘要》有十八页之多。松永在大声朗读的时候，耳垂和脖子都是通红的，一只手撑在证人席上，摇晃着身体，声音嘶哑……他的陈述长达四十分钟，远远超出了十分钟的规定时间。
松永虽然使用了很多法律术语，但他的讲话内容一如既往地空洞无物。旁听席中发出了好几声叹息，气氛无比的沉闷，仿佛被包裹在深深的虚无感之中。松永越是重复他那些空洞的诡辩，我就越是感到痛心，越是无法忍受，为什么仅仅因为这个男人的花言巧语，就有那么多的人成为牺牲品呢！
“本庭现在结束审理。”
审判长的声音在法庭中回荡。
后记
被告人松永太和绪方纯子被判处死刑。平成十七年（二〇〇五）九月二十八日，距离一审已经过去了三年零四个月。
审判长在认定六项杀害罪和一项伤害致人死亡罪（誉一案）的罪名成立后，宣布：“松永是犯罪的主犯，应受到最大的谴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真诚的悔意或歉意。他的犯罪倾向根深蒂固，而且没有改正的可能”。
听到这些的松永，在闭庭后依然面带微笑地坐在被告席上，一动不动。之后他面向辩护律师，挥舞着拳头喊道：“律师，要看二审的哟！一起干吧！”兴致似乎十分高昂。就在当天，他就向福冈高级法院提出了二审请求。
松永的死刑判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是，如果松永就这样经过高等法院的二审和最高法院的终审，最终维持死刑判决，而他本人却毫无改变的话，我将感到极大的遗憾。
说实话，我现在有一些惆怅，也许因为我还是不了解松永吧。纯子和恭子的证词让我对松永的残忍和狡猾有了很好的了解，关键是对于他的内心世界，我却一无所知。这种虚无感和无力感，与日俱增。我还是希望松永能够坦诚地说出他的内心世界。希望他能自我分析，导致这一史无前例的案件的“内心的幽暗”。
在法庭询问松永的过程中，我苦恼于“听那样一个乱七八糟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但只听纯子的供词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坚持了下来，继续奔赴小仓。此外，松永一直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他所提供的口供记录数量异常庞大。我虽然费了千辛万苦，在本书中作了整理和归纳，但那也仅仅是介绍他编造故事的出色能力。一念及此，倍感虚无。
如果无法从供词中看出松永的本性，那么是否可能通过他在法庭上的表情和态度来作出一些判断呢？想到这里，我便凝神地仔细观察，但依旧是如坠五里雾中。他会变幻莫测地突然改变自己的表情和态度。一会儿带着讨人喜欢的柔和表情彬彬有礼地回答问题，转眼间又会变得厚颜无耻地指责检察官和纯子的辩护律师道：“你在教训我吗？”“太无礼了！”等等。一会儿又变得很谦虚地说：“审判长大人，请您理解。”并发出阵阵的哀求。简直就是一条变色龙。但是，这些都算不上松永的本性。他的前妻告诉我：“松永令人感到害怕的时候，他的眼神就会变得和蛇一样。”她所说的那种冷酷的片鳞半爪，并非惺惺作态，而是松永本性的一部分，我真的想看一看。
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我认为松永可能会在拘留所里克制过度的自我表演，露出真实面目，所以我采访了同一时期内与松永同在小仓北拘留所的一名中年男子。
他说：“在锻炼时间，我们会五人一组去操场，楼梯的正前面是松永的牢房。每当我们经过那里，松永都会微笑着跪坐在那儿，和我们每个人打招呼，大声说‘早上好’。回牢房的路上，他也会向我们致意道‘辛苦啦’。我也是有三次前科的人了，见过很多世面，但还是头次遇见这样的事情。他平时是垂头丧气的，但当人们经过时，他就会藏起自己的表情。起初我很感动，但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松永时，真的吓了一跳，心想：‘就是那个做出那种坏事的家伙！’当我对工作人员说‘松永非常的友好’时，他们会生气地说：‘那个混蛋，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我曾半开玩笑地和松永打招呼：‘松永先生，加油哦！’他会一脸的开心，低下头表达谢意：‘好的，非常感谢！’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在被转移到小仓拘留分所后，他这种彬彬有礼的举止似乎还依然保持着。
我突然产生一种冲动，越发认真地认为松永一定是个毫无人性的怪物。如果我能真的那样想的话，我可能会轻松一些。但是，眼前的被告人松永太，毕竟是一个人。只要他还是个人，在被判处死刑之前，戏剧性的变化就有可能会降临到他身上。我现在不放弃，将来也不会放弃让他“在法庭上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微小希望。
还有对绪方纯子的死刑判决。法官拒不同意减轻纯子的罪责：“看不出绪方是在被松永控制并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参与犯罪的。绪方完全认同松永的意图，是在松永的指示下，以积极主动的意志参与犯罪的。”
在被下达死刑判决后，纯子向法官深深鞠了一躬。休庭后，她向三位检察官逐次致意，但脸色苍白。据律师介绍，针对她被松永控制一事，纯子在对法官的判决感到失望的同时，也丧失了自信，“因为被认定为主观故意的犯罪，她觉得自己果真是个残忍的人”。但是，她的律师极力劝说纯子提起上诉，一直以来，纯子对上诉犹豫不决，在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纯子同意以律师的名义提起上诉。
我个人对这个判决感到非常失望。这份判决，对松永和纯子的控制关系毫无洞察。例如，法官指出“绪方有许多避免各种犯罪的途径”。可是，这种看法未免太过于无视受害者的心理。纯子被地狱般的通电彻底灌输了恐惧心理，她的判断力和批判力显著下降，不得不在心理上服从松永。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纯子，也适用于绪方一家的所有人。正因如此，就连以前当过警察的主也都既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而是听从了松永的杀人指示。由此可见，松永的控制术是多么地“完美”。更不用说被暴力虐待二十年之久的纯子了。在一般人看来，她一个人想要作出反抗，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样认定纯子配合松永、积极主动地参与杀人，是否过于简单了呢？对于纯子以及自相残杀的绪方一家的心理活动，判决完全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判决就像是给臭了的东西盖上了盖子一样。
其实，在判决的前一天，我得到了和纯子见面的机会。
自从开始旁听庭审，我就越来越想知道纯子的心情，于是提交了和她见面的申请。但是，因为她是重犯，按规定是禁止见面的，而且禁止通信。我仅仅是不断给她递送书籍，并在递送物品申请表的关系一栏中写了“支持者”三个字。她的辩护律师联系到我，向我传达了纯子的口信：“非常感谢您送来东西，但是看到您写的是‘支持者’，这让我非常困惑。我并不是那种会得到支持的人。”我把自己写的关于DV的书交给辩护律师，并说明了我的想法，让她明白我不是一时兴起才写的“支持者”。判决之前，亲属和支持者得以获准和她见面，我得到了二十分钟的会见时间。
会见条件是“禁止谈论案件相关内容”，但我们还是隔着透明亚克力板交谈了很多话题。
纯子以平静的表情走进会见室，说道：“非常感谢您送来这么多书，真的很感谢。让您破费，实在是抱歉。”然后深深地鞠躬。
在我递送的书籍之中，她说她特别喜欢读《仍然笑对人生》这本书。该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裔精神病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纳粹分子送进集中营，战后不久，他写下了记录其集中营经历的《夜与雾》(1)，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长时期地广泛阅读。《仍然笑对人生》是弗兰克尔在维也纳公民大学的演讲录，简要阐述了他如何克服极端痛苦和绝望，找到生活意义的思想历程。
纯子说：“那本书是我的心灵支柱。当供述变得痛苦的时候，我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阅读。”听到纯子的话，我知道了她的处境和我想象的一样。
纯子自始至终保持着笑容侃侃而谈，完全看不出作为刑事被告人，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后被判处死刑的那种悲怆感。
她说：“您是说现在的心情吗？就是异常的冷静和平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被判什么刑，审判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太严肃，距离宣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却一点都不紧张……”
说着，纯子用手帕捂住嘴角笑了。我对她出乎意料的笑容感到惊讶。当我告诉她这与她在法庭上给人的严肃印象完全不同时，她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人。
她说：“案子发生的那几年，我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但现在我渐渐地能做到了。被捕后，在与律师和警察们的交谈中，我慢慢有了变化。松永一直威胁我说‘除了我，谁也不要相信’，这句话被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所以一开始我对支持我的人充满了怀疑。但现在，我终于可以信任别人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想见您。”
当我问她在拘留所里的生活时，她说简直和天堂一样。
“可以吃饭，可以洗澡，想去厕所就可以去厕所。甚至还有读书的时间。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奢望，就是希望可以见到更多的人。现在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和别人进行交流，即使是在监狱里。”
我把我对松永的看法，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她。听完后，纯子多少带点伤感地说：“虽然有愤怒，但没有产生憎恨的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一种心态……”当我问她是否还有对松永的爱时，她说：
“不，完全没有。只不过，看到他的样子时，我会觉得他很可怜。松永是个猜疑心很重的人。连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想杀了我全家。所以，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我还是希望他能诚实地说出来，并且能够找回那颗信任别人的心。”
据悉，这次审判当初是决定将两名被告分开，并分别进行质询的，但由于纯子迫切希望“把松永这个人观察到最后”，所以才撤销了分开质询的决定。当检察官问纯子对松永在一审中的供述和态度有何看法时，她抛出了一句话：“我认为他还是那么不像话。”然而，我不禁认为，她说那句刺耳的话，是希望松永能在二审中清醒过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会见中，纯子的这种心情得到了印证。
最后，我对纯子说出了我无论如何都想告诉她的话。
我说：“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认为你应该继续深入思考案件发生时的非正常心理，尽可能地把它形成文字，传达给受害者遗属。我想受害者遗属也会对你怀有这样的期待。”
那一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作为证人出庭的主也母亲的一番话。这位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和两个孙儿的老妇人，佝偻着身子坐在证人席上，声音颤抖地说道：
“作为一个体会过分娩剧痛的人，我想问问（有同样经历的绪方）你，当小彩说‘我什么都不说，请把我送回我父亲的老家’时，你作为一个母亲，有着和小彩一样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体会到孩子的心情呢？”
也许是出于对受害者家属的考虑吧，当天坐在被告席上的纯子，身着类似丧服的黑色上衣和黑色半裙。主也母亲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用手帕捂着眼睛，双肩颤抖着嚎啕大哭。
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她的样子，心想：纯子应该用一生去回答死者家属这个无法回答的疑问。无论她怎么说，都不会改变她的罪恶之深，想必死者家属也不会原谅她。尽管如此，作为赎罪，我觉得她应该尽可能地用语言来作出回答。
纯子从透明隔板的另一侧，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以我的能力而言，很难表达出来。但是，通过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让我意识到了很多在案发当时我并不明白的事情。在我有限的时间里，我会尽量用语言表达出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确信纯子重拾了人性。对于采访这一前所未有的残酷案件的我来说，这是一种“救赎”。
最后，我要向负责本书的新潮社非虚构编辑部的笠井麻衣、对企划和结构提出建议的同社新书编辑部的后藤裕二、协助采访的当地记者以及所有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平成十七年（二〇〇五）九月二十八日
丰田正义
(1) 中译本多译作《活出生命的意义》。
二审的法庭判决和绪方纯子的来信——代文库版后记
敬启
又到了菊花飘香的时节。小仓一别之后，已有两年……您还好吗？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照。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给您写信，但还是下定决心拿起了笔。无论如何，我必须向您表达我的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实在难以用一个谢字来表达。我知道这可能会给您带来困扰，但仅此一次，请您原谅我的任性。
首先，我想为我向××先生索要您联系方式的这种自私行为道歉。我没有考虑到给丰田先生带来的不便。请您原谅。
平成十九年（二〇〇七）十月底，在本书单行本出版的两年后，我收到了北九州连环监禁杀人案被告绪方纯子的来信。
一个月前，也就是平成十九年（二〇〇七）九月二十六日，福冈高等法院对松永太和绪方纯子作出了二审判决。判决后，绪方纯子被允许从拘留所寄信。于是，她给我寄来了一封感谢信。
在讲述纯子的来信之前，我想先就二审内容做一个说明。
一审判决之后，两名被告的律师团集体辞职。可能是律师团对每周一次的长时间审议和案件内容的复杂性感到疲倦了。政府指定了新的辩护律师，组成了两名被告的律师团。
在上诉主旨书中，松永方和一审时一样，认为“被告松永是无罪的，因为他既没有下达指示杀人，也没有实施杀人”。但是，纯子方与一审有了巨大的变化。纯子方也主张无罪，理由是“被告绪方由于受到被告松永的暴力虐待而丧失了判断力，并被当作实施犯罪的工具”。
显然，纯子的律师团想要将是否具备责任能力作为争议点。正如刑法典第三十九条规定的那样——“精神失常者的行为不受惩罚”。如果要对已经供认犯罪的被告作出无罪宣告，则必须经由法官认定为“精神失常”，也就是刑法中规定的“无责任能力”。纯子的律师团采取了非常强势的方针，试图证明纯子在犯罪时的精神状态是“精神失常”的。
我旁听了一审的大部分审判。依我看来，纯子方的无罪主张似乎有些草率，但我也觉得“作为法庭上的战术或许是上策”。这种主张必然会促使法庭“查明暴力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一审中几乎被忽视的案件的这一核心部分，这次终于会得到审议。
结果就是，即使精神失常不被认可，但如果能认定纯子判断力显著下降的话，就可能成为减刑的理由，从而避免死刑。我猜想，这可能就是纯子律师团的真正目的。
据当地报纸报道，纯子本人仍然做好了接受极刑的准备，但她一心想要弄明白，“包括自己在内的绪方家的人为什么会服从松永并实施残忍的犯罪，我希望能彻底查明其中原因，也希望能明确认定暴力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构性控制”，因此同意了辩护律师的上诉。对于准备接受极刑的纯子来说，她或许认为自己的最后使命是在二审法庭上作证，澄清案件的核心部分。
平成十九年（二〇〇七）一月，二审终于开始了。但是，我没能旁听二审的全部九次庭审，因为那年我罹患了突发性耳聋，健康状况不允许我从东京乘飞机去福冈，而且我还在为一家杂志写一本连载的名人传记。我别无选择，只能试图从报纸上收集关于审议内容的消息。但是，即使九州版的报纸上，也没有刊登任何关于二审的文章。我听说，记者席上空空荡荡。
不管多么有名的案子，二审的报道通常都要比一审的报道少得多。而且，我从新闻记者那里听说，北九州连环监禁杀人事件之所以很难得到报道，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内容太过残酷，以至于表达起来极其困难。例如，一位费尽心血进行报道并在报纸上连载这一案件的记者说，他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投诉：“不要让我们一大早就读到让人心情变差的新闻！”第二个原因，是死者家属不采取行动。在诸如奥姆真理教事件、池田儿童杀人伤人事件、光市母子杀人事件等在全国广为人知的著名事件中，受害者家属会出现在媒体上，控诉对加害者的憎恶和判决的不正当性，而成为新闻。相反，北九州连环监禁杀人事件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家人之间互相残杀，受害者家属较少，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人也都保持着沉默，因此无法成为报道的对象。
我也是新闻界的人，非常能理解这种状况，但我希望当地媒体能够意识到，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在关心着二审的动向。
例如，在互联网论坛网站“第二频道”上，专门讨论这一案件的帖子纷纷涌现。人们根据从本书和报纸文章中获得的消息，非常积极地写下自己的意见，并展开了严肃的讨论。在个人博客上表达的意见也非常多。阅读这些帖子，则会发现很多人对“绪方纯子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持对立意见的人数，各占一半。由此可见，它已经成为了二审的实质性争议点，而且充分说明存在全国性的新闻价值。
在二审判决的第二年，我作了迟到的采访——去了福冈，采访二审审判的情况。从持续旁听二审审判的甲木京子和石本宗子那里，详细了解到了纯子方的询问情况，重新了解到了和一审存在明显差异的地方。
甲木和石本是福冈县女性团体“NO！SH”的成员。“NO！SH”是一个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的团体，在一审中就开始支持纯子。他们一边和律师团合作，一边寻找负责纯子心理鉴定的精神科医生，并向法院提交请求对纯子减刑的请愿书，以及其他相关活动。
据二人所说，“DV”这个词在一审中甚至没有被纯子的律师团使用，但在二审一开始就被频繁地使用。纯子的律师为了揭示DV的真实情况，让纯子从交往之后松永的暴力行为开始，展开详细的讲述。纯子在幼儿园工作时曾试图自杀，她的律师特别强调了那段时间发生的暴力行为。
甲木女士指出：“结果甚至连性暴力的实际情况也被揭示出来了。在一审中，绪方并没有提到她所遭受的暴力。在二审中，作为首席辩护律师的女律师成功引导了绪方，证明了松永除了对纯子施加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之外，也实施了极其严重的性暴力。”
据说，这名女性首席辩护律师将松永拍摄的纯子被凌辱的照片拿到了法庭上，让纯子一边看着，一边详细说明。换作是男性律师的话，纯子一定会犹豫不决。这些照片是在现场查证中被没收的，但在一审中，辩护律师和检察官都没有提及。
顺便说一下，除了性暴力之外，还有很多最新披露的DV的实情。比如纯子的声音相当沙哑，我之前以为是天生的。但在二审中，纯子首次表明：“松永多次空手道手刀击打我的喉咙，导致我的声带溃烂。”
纯子坚称：“我和松永的关系被叫做‘事实婚姻关系’，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从一开始我和他之间就只是上下级关系。”
此外，二审的事态发展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法官们仔细听取了纯子的心理鉴定结果。在一审中，这些结果从未得到过重视。在一审过程中对纯子进行心理鉴定的筑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精神科医生中谷阳二，得以在二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关于中谷阳二的鉴定书已在第八章 提到）。
对于纯子的律师团来说，询问鉴定医生一定是二审中的最关键时刻。因为鉴定医生的证词可以作为判断纯子有无责任能力的有力证据。
中谷先生的证词究竟是什么内容呢？甲木女士根据旁听笔记作出如下说明：
“根据中谷先生的证词，由于长期遭到虐待，被告绪方出现了‘人格上的变化’和‘解离症’。中谷指出，解离症表现为情绪麻木，‘没有现实感’‘没有记忆’，一旦变成那种状态，就会采纳施虐者的价值观。”
在描述了纯子的症状之后，中谷阐述了自己对纯子关于责任能力的意见。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法官询问纯子的责任能力时，中谷用“不适用于此案”的措辞否定了她的责任能力。对于一审中将纯子的责任能力等同于松永的判决，中谷批判说：“本案的本质并非如此。”
鉴定医生的这些证词，应该对法官“心证”(1)产生很大影响。法官随后还允许受害者援助专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听取了关于受害者心理状况的解释。
那时站在证人席上的是石本宗子。她作为民间支援小组、公共机构的咨询人士，长期参与受害者援助工作。她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如下证词：
“我是从DV究竟是什么这一初步的事实谈起的。我特别想说的是，‘恰恰是无力逃脱，才是家庭暴力的最大特征’。和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受害者一样，被彻底孤立的绪方未能摆脱松永的掌控，这绝不是什么特殊的案例。”
当法官询问她“是否也有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的案例”时，石本进一步说明了受害者杀害加害者的案例，以及根据加害者的指示而虐待或杀害第三方的案例。
在法官进一步强化其心证的过程中，石本的这些证词应该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据我推测，法官在批准了纯子律师团关于石本出庭作证申请的那一刻，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对纯子减刑。否则，传唤受害者支援专家出庭的这种“特例”是很难得到批准的。
世上有许多DV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案子。但是，据我所知，从没有见过或听过让此类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例如，曾有受害者在逃到庇护所之后，又返回丈夫身边，却又立刻杀了丈夫。当时负责管理庇护所的DV受害者援助专家作为证人出席了审判。但是，案件当时的DV受害者援助专家并非作为被告人的相关方站在证人席上的。因此，从对DV的初步说明开始，到呼吁对被告人酌情处理，这样的审判难道不是前所未有的吗？我们只能认为二审的法官意在揭示DV带来的深刻影响，并尽可能想在判决中反映出来。
在采访这次审判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印象：法庭下达同意纯子减刑的判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法院裁定，“（这一系列案件是）在松永的主谋下，通过诱导性言辞将受害者拉拢到一起，让他们互相监视告密，互相对立，从而再三实施的”。与一审判决一样，法庭认定松永是案件的主谋。而且，关于纯子所起的作用，和一审判决一样，认定为松永的共同正犯：“察觉到松永的意图后采取行动，并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主动参与了犯罪活动，在犯罪中起到重要作用。”至于最大的争议点——纯子的责任能力，因为纯子向松永提议要把小彩和优贵托付给亲戚，由此认定纯子“对是非的判断能力并没有问题”，否定了纯子律师团所提出的“精神失常”的说法。
但另一方面，关于纯子在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二审判决中指出“受到了松永通电等家庭暴力的强烈影响”“被迫参与了违背本意的杀人行为和尸体肢解作业，多年来作为被告松永的手下，被迫从事肮脏的行为”“出于强烈的恐惧，顺从了松永的指示”，等等，并认定了纯子判断能力下降，“不能否定正常判断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的可能性”，且进一步指出“可以看出，她在被捕后，能在自己的记忆范围内，毫无隐瞒地坦白事实，帮助查明案情，并在真诚的反思中恢复了人性”“其情况与被告松永迥然不同”。事实上，对纯子的减刑给出了多种原因。
最后，法庭得出结论：“我们不得不犹豫是否对绪方被告判处极刑。我们认为，判处她终身监禁，让她在赎罪中度过余生是适合的。”
关于二审的审判长，许多人发表感想说他“颇具同情心”。但我认为，这个判决更多的是基于“理”，而非基于“情”。
关于本是善良公民的绪方一家在松永的指示下自相残杀一事，就连一审检察官也在总结发言中认定，其中有虐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松永控制关系的存在。但对于遭受长期虐待达二十年之久的纯子却不予认定，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并且在一审判决中，并没有提及一家人自相残杀的原因，而仅仅通过直白易懂的事实关系构建起一套简单的逻辑，就此而判处了纯子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