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是主也的这种责任感，又被松永利用了。和誉一样，主也接受了更换浴室瓷砖的任务，用来消除杀害清志的证据。根据纯子的解释，“松永一直说必须更换瓷砖。之所以让主也去做这件事，我想应该是为了让主也感到内疚。”事实上，这项工作确实变成了松永掌控主也的诅咒。此后，松永不管说什么，都会在前面加上一句“明明是个前警察……”这样的开场白，并且乐此不疲地反复提起主也销毁杀人证据的事。通过这种方式，松永向他灌输了共犯意识。
绪方一家的这种诡异的小仓之行还在继续。然而，松永以浪费钱为由，禁止他们走高速公路。但那样的话，单程就要花费大约三个小时。由于疲劳驾驶，静美和理惠子出了车祸。静美开着车，一头冲进农田，头部受到撞击，患上了头部震颤症。然而，她并没入院治疗，而是仍然继续每天驱车前往小仓。
一到公寓，绪方家四个人的驾照和车钥匙就被没收了。他们仅被允许随身携带最低数额的钱，而且每次要支付汽油费或停车费时，都必须逐一向松永报告才能拿到钱，并且要打一张欠条。即使是回到久留米，也必须频繁地用手机与松永联系，报告自己的位置，以及在做什么。当然，这些电话费也算作是从松永那儿借来的。
那么，在当时，当地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誉一家的呢？其实，但凡是关系亲近的人，都能觉察到这四个人的异常变化。誉曾经工作过的农协的前理事长说：
“誉先生家的人经常不在家，也联系不上，于是我觉得很奇怪。誉先生本来是个很健谈的人，但在那段时间，即使我主动搭话，他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去市政府做报告或者开会的时候，誉先生虽然一直都是穿着整洁的西装，但有些时候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带，甚至穿着橡胶拖鞋就来了。为此，我也提醒过他。我很担心，也好几次跟他说：‘如果有麻烦的话，可以来找我聊聊。’但是，他本来就是个不愿向人示弱的人，除了说句‘没问题，没问题’之外，什么话也不说。
“有一次，他和静美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回家。我们真的很担心。当他们回来后，我们急急忙忙地赶到他家。他们却若无其事地说什么‘一直都在旅行，环游九州。因为鹿儿岛实在太好了，就比原计划多玩了一段时间’。赶巧，那个时候工作上的事务很多很忙，我真是有些生气了，就说：‘你这也太不像话了！这么重要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去旅行，这算怎么回事！’不过，生气归生气，我却也没有抱怨。还有，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誉突然问我，如果田没有了，是不是就必须辞掉理事的职务。我回答说：‘连农民都不是了，那当然要辞职。’现在想来，誉先生一定是很担心自己用作贷款抵押的田地会被收走。但在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也因此而后悔不迭。”
前文提过的那位和誉关系较近的市议员说：
“誉从农协借了三千万日元之后，他的弟弟曾来告诉我说：‘我哥哥不太对劲。好像是被一个叫松永的，也就是纯子的男人给骗了，钱也被人给骗走了。我苦口婆心地劝过他，但他不听我的。你是唯一能说服我哥的人，所以请你见见他。’之前，我倒是也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说，他们一家一个礼拜都没回家。也有人说，他们沉迷于传销，而誉就是传销的头头，等等。但是，我一逼问他，他就会笑呵呵地说：‘别担心。松永不是你说的那种坏人。虽然他现在的处境还比较艰难，但将来一定会成功的。他很努力，我也一直在指导他。我借的钱，一定会还上的。’于是，我进一步地说，如果松永是好人，那就让我见见他。誉听我这么一说，就不说话了。静美则不停地给我倒茶，在旁边转悠来转悠去的。这样的谈话差不多有三回吧，但我最终还是没能让誉敞开心扉，也没能说服他。事到如今，我也真是后悔万分。我估计，誉为了编出这些借口，也一定是耗尽心思了的。”
平成九年（一九九七）九月下旬左右，誉的两个弟弟得知家里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抵押给农协，换取三千万日元贷款。于是，他们就去医院找誉。当时，誉因为患了十二指肠溃疡，正在住院治疗。他们把誉和静美带了出来，召开了一场亲属会议。
会议上，大家围着他们夫妻俩，猛烈地追问：“为什么要融资？”“那些钱都去哪儿了？”“是不是给了松永？”“主也一家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两个只是支支吾吾地，语焉不详。
松永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决定亲自去找绪方家族的亲戚们谈谈。会议地点定在静美的娘家，誉和静美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他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和啤酒，恳求在场的亲戚们“不管怎样，也千万不要得罪松永”。之后，松永带着主也和理惠子出场了，趾高气扬地向大家出示了几张纸。那些纸上，罗列着花在纯子身上的各项费用，金额总计三千万日元。松永一边展示，一边声称：“我之所以接受那三千万元，是为了填补花在纯子身上的费用。”
接着，他还用一种黑社会式的气势大声嚷道：“绪方家的继承人，是纯子的长子，也就是我的长子。”“绪方家的财产应该是由我的长子来继承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偿还三千万日元的义务。”然后，松永又向誉一家人征询意见。他们一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正如松永所说。”并试图说服亲戚们。但是，亲戚们根本不可能接受这套说法。
于是在第二天，松永让誉写了一份委托书。委托书中写道：“亲属会议当天，静美被监禁在某处（实为誉的弟弟家），本人委托松永提起刑事指控。”然后，松永又让他们朗读其中内容，并作了录音留证（这份文件和录音带，都已被法庭采纳为证据）。当然，松永实际上并没有提起刑事诉讼。那只不过是用来恐吓亲属们的伎俩罢了。
然而，亲戚们也不屈不挠地坚决应战。例如，松永命令静美去委托住宅销售公司，出售其祖父名义下的田地，亲戚们就为那块田地作临时登记，阻止交易谈判。松永又派誉去恳求他们撤销临时登记，但亲戚们则坚决予以回绝。
不仅如此，亲戚们还去见了负责松永和纯子通缉案的警察，提供线索说，“誉一家和那两个人一起行动，似乎潜伏在某个地方，但有时会回到他们在久留米的家”，建议警方对绪方家进行监视。正巧静美从小仓返回，警察便追问她，但她一直回避警察的询问，坚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之后，她就用手机向松永报告说：“警察正在监视我们在久留米的家。”
应该就是在那一个节点上，松永下了决心。他决定不让他们六个人——誉、静美、理惠子、主也、小彩和优贵返回久留米，而是把他们留在M公寓，囚禁起来。小彩和优贵已经完全成了人质，主也和理惠子也在九月中旬左右就不再去上班，而且都在十月三十一日辞了职。据说，他们连声招呼都没打，只是把辞职信扔进公司的邮箱。接下来，誉在参加十一月下旬的选举议事会时，对同事留下一句“我去抽根烟”，之后就不辞而别了，再也没有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静美原本为了治疗蛀牙，在牙科诊所做好了蛀牙模型，但也取消了原定在几天之后的就诊预约，和誉一起开始在小仓生活了。
十二月下旬，松永把由誉、静美、理惠子、主也联名签署的信寄到各个亲戚家。信中写道：“你们记着，我们不能再住在久留米，都是你们的错。如果你们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就请把临时登记撤销。”这一切，都是他精心安排的表演。
在当地，传言骤起——“誉一家失踪了”。
而且，同一时期，绪方家族本家的储蓄账户里的钱几乎已被陆续全部取走。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静美在多家高利贷公司都借了最高限额的贷款（三百万日元）。这样一来，因为誉和静美是夫妻关系，所以誉就无法再向高利贷公司借款了。主也和理惠子也因为没有了工作而不能借贷。因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绪方一家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可供敲诈勒索的利用价值。根据检方的调查，截至此前，松永向誉勒索的钱财总额至少达到了六千三百万日元。
毫无疑问，誉一家在M公寓的生活也和服部清志、宫田贵子的情况一样，都置于残酷的境况之中。让我们根据纯子的证词，了解一下他们一家在行为、着装、睡眠、饮食、排泄等方面所受到的严格限制。
首先，玄关的防盗链被锁上了挂锁，自由外出是被禁止的。任何人外出，都只能在松永有指示的时候，而且也仅限于去停车场挪车，或是被派去处理亲属那边的事情。时不时地，松永也会派人返回久留米的家中，有时是在半夜取回邮筒里的邮件，有时是检查房子的情况。
其次，外出的时候，每隔十五分钟就必须用手机和松永取得联系。纯子说：“即使松永不在身边，也是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中。松永的脑子里，大概掌握着大体的地理位置。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那就会成为被通电的理由。”
此外，即使在室内，也不允许随意走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被要求站在靠近玄关的厨房里，所有人都要背对着过道。有的时候，他们则不得不站在一个装了水的狭窄浴槽里，彼此身体紧挨着。谈话是被禁止的，必须保持静默无声。如果松永下了指示，说“讨论一下怎么弄钱”，这时，大家则必须站着讨论。
睡觉是大家都挤在厨房里一起睡。基本上不给被子，严寒的冬天里也不能使用取暖器。白天往往能睡上三四个小时，但也会根据松永当天的心情而有所调整。
绪方家的每个人都只被给了一套运动衫。他们从久留米家中拿来的衣服，都在松永的指示下被扔掉了。他们被要求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只允许偶尔地把衣服洗一下。
他们的饮食，一开始是从便利店买的便当或者外卖拉面，但不久就变成了碗装方便面、微波米饭、吐司面包或日式点心面包。一日一餐，用餐时间限制为七八分钟。如果没在限定时间内吃完，就会受到电击惩罚。吃的时候，一般是在厨房地上铺上报纸或广告纸，以深蹲的姿势吃饭。
只有在大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使用厕所。而且，每天只允许使用一次，并且不允许使用坐便圈。总有人担任监视的任务，盯着上厕所的人是否把屁股放在了坐便圈上，是否正确地擦了屁股，等等。小便必须在浴室或厨房，尿在空的饮料瓶里。
当检察官问起“绪方家的人处于何种处境”时，纯子非常干脆地答道：“他们是松永的奴隶。”
根据纯子的证词，早在监禁生活开始前的八月份，通电就已经开始了。
最先成为靶子的是静美。纯子在出发去汤布院之前，曾经叫静美到M公寓见面。静美因此而被追究“共同责任”。松永一边给静美通电，一边责问：“你们为什么合伙骗我？”
之后，目标转移到誉的身上。誉曾经参加绪方家族的亲属会议，因而被松永一边电击一边问：“都有谁说了什么样的话？”此外，当理惠子和主也发生了争吵，松永就分别作为他俩的代理人，给对方通电。除了四岁的优贵勉强得以幸免之外，就连九岁的小彩也和大人一样，成了电击的对象。
不久，松永开始对他们进行持续好几天的长时间电击。电击的部位有手、脚、面部、乳头，甚至还有男女的私处。通电之前，还是和服部清志那时一样，松永每一次都一定会给出理由，不管多么小的事情都会被当作通电的借口。
作为其中的一个荒唐的理由，纯子回忆起这样一个情节。
她说：“理惠子有一个习惯，当她回答‘是’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说成‘啊？是’。松永视自己心情而定，如果他不满意那种回答，就会给理惠子通电。还有小彩，只是因为吃了一小口放在厨房里还没吃完的点心，松永就命令道：‘赶快坦白！’然后就给小彩通电。”
在以松永为顶点的纵向序列中，接受通电的总是最后一位。由于序列不断变化，绪方家的每个人都不敢有一时一刻的松懈。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就是竞争对手。
如果有人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降到最下层，其他人就会松下一口气，并继续保持着绝对服从的态度。被列为最下层的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背叛家人，试图赢得松永的青睐，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就这样，一家人之间充满着敌意，自然也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松永。
松永早已对这种心理洞若观火。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分化这个家庭。纯子讲述了一个较具代表性的情节。
她说：“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十月左右，发生了一起窃听事件。那个时候，理惠子的位次比主也低。于是，松永一边抬高主也，一边欺负理惠子。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松永就去煽动理惠子，说：‘你一定很不甘心吧。一定想要整一整主也吧。’就这样，松永把理惠子变成了自己的间谍，又给了她一个窃听器。理惠子把窃听器安装在房间里，然后向大家提议要进行讨论。松永则在另一个房间里，窃听并记录讨论情况。松永的目的，是想让我爸妈或主也亲口说出‘我们杀了纯子吧’。因为只要有我在，他们就不得不把大笔的钱支付给松永。但是，直到最后，谁都没有说出要杀我。理惠子因为接受了松永的指示，于是就怂恿大家说松永的坏话。不过，绪方一家谁都没上当，谁也没说松永半句坏话。松永的计划失败了，他摊牌说理惠子是自己的棋子。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心里想：‘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因为，就连理惠子都要陷害这个家。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互相猜疑，各自藏在厚厚的外壳下。”
绪方一家人被囚禁在公寓的一个狭小房间里，受到各种各样的严苛限制，还要接受残酷无情的电击。在这种异常的监禁状态之下，他们一家人的心理状态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开始受到电击等暴力的时候，毫无疑问都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然而不久后，他们就应该像当时的服部清志那样，产生正如上一章中所提到的那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从而完全放弃反抗和逃跑，陷入心力交瘁、无能为力的状态之中。
在持续的通电处罚中，他们一个一个地都变成了前文中宫田贵子所说的那种“傀儡”。根据纯子的证词，大家的一切思考都是以松永为中心的。她说：“一连几天的通电，会让人产生一种失去自我的感觉。大家不再去思考好和坏的问题，只是在不惹恼松永的基础上，一味地执行他的指示罢了。”可见，不仅是纯子一个人，而是绪方一家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心理定势——失去自我判断、把松永的指示绝对化、把松永的利益视为最优先项。
接下来，他们似乎进入了一个颠倒错乱的心理阶段，即形成了对施虐者松永的依赖心理。例如，根据纯子的证词，誉在献出大部分财产后，对松永说：“事到如今，我也只能依靠松永先生才能活下去了。”相反，我们察觉不出有任何一个人有发自内心憎恨松永的任何言行。誉自己说出的要跟随松永的这句话，应该是他的真心话。他与弟弟们的斗争，或许更多地是出于对松永的忠诚，而不是出于违抗指示就会遭到报复的恐惧心理。
绪方一家的心理状态，也可以从集中营的囚犯身上作出类似的推断。他们和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也受到了“集团性的各种虐待和生活限制”。根据犹太裔精神病学家、《集中营中的人类行为》（清水几太郎译，岩波书店）的作者科恩博士的研究，纳粹集中营里囚犯的心理状态，会从恐惧转向冷漠，直至最后演变成对随时可能夺走自己生命的纳粹队员的过度依赖。
而且，囚犯之间并不会互相帮助，而是互相争斗的关系。他们会折磨更弱小的人，也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亲人，甚至还出现了“卡波（特权囚犯）”那样的角色——他们成了纳粹的爪牙，负责监视、殴打和杀害其他囚犯。
在M公寓的监禁生活中，绪方一家轮流成为松永的特权囚犯。至亲骨肉之间不断地相互背叛，不断地彼此虐待，最终酿成了自相残杀的惨烈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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