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大会（出书版）》作者：[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作品简介
如果可以选择，是直面悲惨的现实，还是用致幻剂营造虚假幻象？
波兰科幻大师莱姆代表作之一，以科学幽默和辛辣讽刺勾画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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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幻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以科学幽默和辛辣讽刺勾画人类未来：如果可以选择，是直面悲惨的现实，还是用致幻剂营造虚假幻象？
莱姆是波兰科幻作家、哲学家，被译成52种语言，全球畅销4000余万册，以一己之力将波兰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早在70年前就预言了互联网、搜索引擎、虚拟现实和3D打印的出现，直言人类将遭遇人工智能和信息爆炸的挑战。
莱姆100周年诞辰纪念版，波兰驻华大使亲自撰写序言。
【内容简介】
伊扬•蒂赫去参加第八届未来学大会，讨论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不料却误服致幻药物，穿越到一个未来幻象中。那里的人们消灭了贫穷与疾病，平安喜乐地生活着，可蒂赫却始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媒体推荐】
莱姆有非常了不起的想象力，是真正独一无二的。莱姆的作品对人和宇宙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描述，与美国的科幻小说相比，在文学上也更为精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境，也给人带来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刘慈欣
莱姆总是能从核心处嘲弄我们的生活，他能把科技论文、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都烹调在一起，并用幽默而力透纸背的荒诞语言和荒诞情节，返照我们的世界。
——吴岩
他是当今活跃的作家中最智慧、最博学、最幽默的一位。
——安东尼•伯吉斯
无论是语言的驾驭、想象力还是塑造悲剧角色的手法，都非常优秀，无人能出其右。
——库尔特•冯内古特
相比之下，我们疲惫的宇宙显得苍白无力。
——《华盛顿邮报》
与阿瑟•克拉克、艾萨克•阿西莫夫和菲利普•迪克比肩的科幻小说巨人。
——《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史坦尼斯劳·莱姆（Stanisław Lem）（1921年9月21日－2006年3月27日），波兰科幻小说作家。
他的作品常探讨哲学主题：科技的影响、智慧的本质、与外星人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人类能力限制。其作品的英译本大多由Michael Kandel翻译。
他生于利沃夫，父亲是喉科学家、前奥匈帝**队医生。他是犹太人，在罗马天主教的环境下长大，但莱姆自认无神论者。。他在利沃夫大学接受医学训练。二战时，莱姆假冒汽车技工，暗地里参加反抗德国人的组织。战后，波兰东部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统治。他一家跟许多波兰人一样，搬到克拉科夫。莱姆在亚捷隆大学继续学业，可是最后因为拒绝按李森科主义回答问题，考试不及格。这使得他不能成为军医。他选择当研究助理，闲时写小说。
1946年，他开始写诗。在此之前，他写过几本一角小说。在那一年，他写了第一本科幻小说《火星来的人》（Człowiek z Marsa）。
当时，波兰政府规定出版作品必先经审查机构批准。1948年他写成半自传式小说Szpital Przemienienia，直至1955年，莱姆加入了一段符合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情节，方获通过出版。1951年，审查机构将《太空人》（Astronauci）定性为少年科幻小说，莱姆被逼加入大量关于“****的美好前景”的内容。不过这种种未令莱姆放弃成为全职作家。
1956年发生了波兰十月，波兰开始去斯大林化，人们有更大的言论自由。莱姆开始当全职作者，接着12年内，他写了17本书。其中一些书籍的译本出现在东方集团国家内的书店。
1957年他发表首部非小说作品《对话》（Dialogi）。1964年他出版了Summa Technologiae，内容包括当时只在“纸上谈兵”层面的技术如虚拟真实、纳米科技等，如何影响人类的思想。之后他继续发表小说和此类哲学文章，到了1980年代他开始集中后者。
1974年，幽默短篇小说集The Cyberiad出现英译本。与外星人接触这个主题出现在《索拉里斯星》（Solaris, 1961年）、Głos pana（1983年）、《惨败》（Fiasko, 1987年）三部主说内。《索拉力星》曾多度搬上大银幕。
1982年，波兰颁布戒严令，莱姆先后搬到西柏林、维也纳。1988年回到家乡。2006年逝世。
致华语读者
2021年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年”
暨莱姆诞辰100周年
为什么会有莱姆这样的人呢？他是20世纪波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最杰出的科幻小说家。他的文学才华和智慧，以及他戏剧般的人生，共同铸就了这位奇才。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残酷地摧折了他的青春。有着犹太家庭背景的他，被迫隐姓埋名，改变身份，做起了焊工。1945年后，当发现家里已无以为继的时候，他正式踏上了写作的道路。在战后的1946年至1949年间，莱姆发表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 作品。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曾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医学。尽管没有完成学业，但在与教授和同学的对话中，莱姆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在他今后的作品当中：人与机器的边界在哪里？人可以“从原子中”构建出来吗？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标准究竟在哪里？
莱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各种预测和直觉判断已成为当代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他的作品最发人深省的并非物质与技术层面的想象，而是道德层面上的深刻思考：人的创造力能够达到何种地步？机器权限的边界在哪里？在一个机器和人类共同存在的世界里，道德的标杆将会是怎样？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今文明技术发展的同时要去寻找的答案。
莱姆怀着好奇和从容之心看待未来。作为一名卓越的未来学家，他能够猜想到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人类的是什么。这也是他的作品值得一再回味的原因。许多作品尽管写作于几十年前，但在今时今日依然能凸显出它们的时代前瞻性。
赛熙军
（Wojciech Zajączkowski）
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
2021年3月9日于北京
未来学大会
第八届世界未来学大会在哥斯达黎加举行。说实话，要不是塔兰托加教授明确指示我必须参加这个会议，我根本不会去纽纳斯[1]那种地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年头，太空航行只不过是逃避地球上各种问题的手段。换句话说，你飞往群星的时候，暗地里会希望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地球上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我确实无法否认，不止一次，尤其是从漫长的旅程返回时，我焦虑地往舷窗外张望，只是想看看我们的星球有没有变成一个烤焦的土豆。所以我没有跟塔兰托加争辩这一点。我只是提到，其实我算不上未来学的专家。他回答说，其实没什么人知道水泵怎么操作，但我们一听到有人吼“把住水泵”，就绝不会袖手旁观。
未来学协会的理事们早已选定哥斯达黎加作为他们每年大会的举办地，而今年的大会专门讨论人口爆炸问题，以及怎样有效控制人口爆炸。哥斯达黎加目前号称人口增长率全球最高；也许光是面对这个现实，就能迫使我们激活思维，得出些高妙的结论。当然，有些愤青注意到，只有纽纳斯这家新建的希尔顿酒店有足够空房来接待所有这些未来学家，以及数量两倍于此的记者们。鉴于这家酒店在我们会议期间被彻底摧毁，我说一声此处服务绝对一流，应该没人会觉得我是个托儿。作为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我的评价还是很有分量的。因为说真的，要不是责任感驱使，我才不会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到外太空去受那种煎熬。
哥斯达黎加的这家希尔顿酒店扶摇直上106层楼，下方是四层楼高的平坦底座。底座附楼的平顶上，有网球场、游泳池、日光浴室、赛车道、旋转木马（兼作轮盘赌的大转盘之用）。还有画廊射击场，你在那里端起枪，想打谁就可以打谁——的肖像，只要提前24小时预约就行。还有个露天剧场，装备了催泪喷雾龙头，以防音乐会的现场观众失控。我分到的房间在100层，往下只能看到带蓝色调的褐色雾霾，盘旋在整座城市的上空。房间里有些设施让我困惑，比如说那个碧玉翡翠铺成的浴室，角落里居然斜靠着一根十英尺长的撬棍；还有衣柜里那件卡其布迷彩斗篷，以及床底下那袋压缩饼干。在浴盆那一头，浴巾边上挂着好大一盘标准登山索。我走到门前，给那个超级耶鲁锁加上三重锁的时候才注意到，门上还有张卡片，说的是：“本房间保证无炸弹。酒店经理留。”
众所周知，当今有两种学者，一种静如处子，另一种动若脱兔。前者遵循老传统，只会伏案研究；后者到处溜达，参加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国际会议或论坛。后面这种学者很容易就可以辨认：西装翻领上总是别着一张名片，列出他的名字、职称和所属大学；口袋里总是塞着往返航程表；皮带扣和手提箱搭扣总是塑料制品，绝不会是金属，以免在安检时触发警报。这些动若脱兔的学者们为了跟上本领域的最新进展，总是在公交车、候机室、飞机上和旅店酒吧里苦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熟悉地球上最近的习俗，在曼谷、雅典和目的地哥斯达黎加机场先后触发了警报，因为我口腔里有六处合金填料。我曾计划在纽纳斯把合金填料换成陶瓷，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让这计划泡了汤。至于那些登山索、撬棍、压缩饼干、迷彩斗篷之类的东西，有位美国未来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耐心地跟我解释说，如今的酒店在安保方面所用的心思，是史无前例的。上面说的每一样东西，只要放在房间里，就能显著增加房客的生存机会。我当时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多么愚蠢。
大会的正式议程，要第一天的下午才开始。当天上午我们都收到了完整的会议日程表。日程表印刷精美，装订优雅，满是各色各样的图表。特别让我好奇的是其中一本天蓝色的压纹票券，每一页上面都敲了个“性交一次有效”的印章。
当今的科学会议，显然同样受到人口爆炸的困扰。既然未来学家数量的增长与全人类人口的量级成正比，未来学大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挤和混乱。口头宣读论文已经没戏了，大家得事先通读论文。当然，当天上午本来就没时间读什么东西，因为酒店招待我们免费酒精饮料。这个小典礼总体还算顺利，除了有人向美国代表团扔了几个烂番茄。我一边啜着马提尼，一边听合众社[2]知名记者吉姆·斯坦特说道，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的一名领事和一名三等专员今天凌晨被绑架了。绑架者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来交换那两位外交官。为了表明他们是认真的，那些极端分子已经给大使馆和各政府部门送去了人质的一些牙齿，还威胁要升级解剖部位。然而，这些不和谐音并没有破坏上午这场聚会和谐友好的气氛。美国大使本人就在场，还发表了一段关于我们需要国际合作的简短演讲。演讲很短，而且有六名壮实的便衣特工护在他周围，始终拿枪指着我们。这让我很不安，尤其是我身边那位皮肤黝黑的印度代表为了擦鼻子，伸手去后裤袋里掏手绢的时候。事后未来学协会的官方发言人向我保证，当时的措施是必要且人道的。现在的保镖装备的都是大口径、低穿透力的武器，也就是民航飞机上的安保人员配备的那种，以免伤及无辜。早些年曾有许多次，打倒刺客的子弹随后又打穿了五六个人，而那些人与刺客无关，只是凑巧位于刺客身后。只不过，突然看到身边的人被重火力撂倒在地，实在是不怎么愉快，何况这事完全出于误会。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双方交换外交照会，并且在官面上表达了歉意。
不过，与其琢磨人道主义弹道学的棘手问题，还不如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整天都没机会熟悉会议材料。当时匆匆换过溅了血的衬衣后，我前往酒店的餐厅吃早餐。我通常不会特地出门吃早餐，但我的习惯是早上要吃一个半熟鸡蛋，而按这酒店建造的格局，要把半熟鸡蛋送到这里来，那鸡蛋已经凉得令人作呕了。毫无疑问，这要归罪于大都市酒店不断扩张的规模。要是厨房距离你的房间一英里半，那蛋黄无论如何也没法保温。就我所知，希尔顿的专家们确实曾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弄个超音速移动的机器侍者，但这种密闭空间里的超音速声爆，显然会震破所有人的耳膜。当然，也可以让自动厨师把生鸡蛋送过来，然后让自动侍者在你房间里把鸡蛋煮到半熟，但那最终会导致旅客自带鸡笼出入这个酒店。所以，我还是出门前往餐厅了。
这种酒店95%的住客都是来开会的。如果是自己来玩的游客——翻领上不会别着名片，手里也不会拎着塞满会议日程和备忘录的手提箱——那和沙漠里的珍珠一样稀罕。除了我们这个会以外，同时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会议还有学生抗议活动资深组织者全会、自由文学出版大会，以及火柴盒收集者大会。按规矩，同一个组织的会员一般会分到同一层房间，但酒店方面看来是为了向我致敬，给了我一个100层的房间。这一层楼自带棕榈树林，林间有个女子乐队一边演奏巴赫，一边表演精妙绝伦的脱衣舞。本来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些福利，但不幸的是，没有别的空房间了，我也只能客随主便，他们安排哪儿就住哪儿了。我在那一层的餐厅刚落座，就有一个肩膀宽厚的家伙从肩上取下一把厚重的双管猎枪，把枪管顶到我鼻子下，嘎嘎笑着问我，这把“教皇杀手”怎么样。这家伙一脸乌黑发亮的络腮大胡子，从胡子上简直可以读出他最近一周的菜单。我没明白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也知道最好不要多嘴。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安静。果然，随后他就向我坦白，他那把强力双管枪安装了激光寻的瞄准镜、三连发扳机和自动填弹器，是为刺杀教皇而定制的。他一边嘴上滔滔不绝，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照片，照片上他正在向一个戴小白帽的人像认真瞄准。他说他已经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准备好了前往罗马的朝圣之旅，去圣彼得大教堂枪杀圣父[3]。我一个字也不信，可是，他一边唠叨，一边一样一样地给我看他的机票、酒店订单、游客专用弥撒经书、美国天主教会朝圣团行程表，还有一袋弹夹，每颗子弹头上都刻着十字。为了省钱，他只买了单程机票，因为他完全能预料到愤怒的信徒们会当场把他撕得粉碎，而这种预期似乎更让他兴高采烈。我当即假设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个职业的极端主义分子（这些日子并不缺这种人），但我还是错了。虽然他不得不反复爬下高凳，因为那把枪一次又一次滑到地上，但他还是滔滔不绝，向我坦白他其实是个忠实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悉心策划的这次行动——他称之为P计划——是个绝佳的牺牲，因为他想激发世界的良知，还有什么比这种极端行为更能激发良知呢？他的行为，正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受命对以撒[4]所做的事，只是反过来，不是要杀子，而是要杀“父”，而且是个圣父。与此同时，他跟我解释说，他将达成一名基督徒所能达成的终极殉道，因为他的身体将遭受惨烈的酷刑，他的灵魂将永久堕入地狱——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打开世人的双眼。“真的，”我心想，“让我们大开眼界的狂热分子，实在是太多了。”我没有被他的雄辩说服，道了个歉离开了，去拯救教皇——其实是去找人披露这个阴谋。但我在77层的餐厅撞见了斯坦特，没等我说完，他就告诉我哈德良十一世[5]上次接见美国旅游团，收到的礼物中就有两个定时炸弹，还有一桶液体——不是圣酒[6]，而是硝化甘油。直到听到最近本地游击队邮寄了一只不知是谁的脚到美国大使馆，我才有点理解斯坦特的无动于衷。我们聊到一半，他被人叫去听电话，好像是有人在罗曼纳大街点火自焚了，不知是在抗议什么。77层的餐厅和我们楼的气氛完全不一样：许多赤足姑娘身着及腰渔网装，有的腰间佩剑，有些姑娘的长辫按最新时尚，系在项圈上，有的项圈还带刺。我不太确定她们是女火柴盒收藏家，还是自由出版协会的秘书——看到她们分发的一些彩色传单，我感觉更有可能是后者。我又往下走了九层，来到我们未来学家所在的楼层，在餐厅跟法新社的阿尔方索·莫万喝了两杯酒。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拯救教皇，但莫万对我的故事泰然处之。他提到上个月刚刚有个澳大利亚朝圣者在梵蒂冈开枪，虽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因。莫万正在等待采访某个叫作曼纽尔·皮尔胡罗的人。这位皮尔胡罗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法国保安局、国际刑警，还有一堆其他警察机构通缉。看来他有一门新生意，向公众提供一种新服务，作为一名专业咨询师，专门指导怎样用爆炸来实现革命（他通常化名为更为人所知的“轰隆博士”）。皮尔胡罗为自己的工作绝无政治偏向而自豪。这时有位漂亮的红发女孩来到我们桌前，她的衣服看起来像一袭睡袍，只是布满了弹孔。她是游击队派来的，任务是把一名记者带回他们总部。莫万起身跟她走的时候，递给我一张皮尔胡罗的传单。我看了传单才了解到，以前的那些笨蛋实在太业余了，既分不清甘油炸药和麦林炸药，也分不清雷酸汞和最简单的比福德引线；想要革命的话，到了另寻高明的时候了。这份广告说，在当今专业分工高度精细化的时代，谁也不该自行其是，而是应该委托那些最具资质的专业人士，充分信任他们的特长和诚信。传单背面列出许多服务，标价用的都是世界上最发达开化的那些国家的货币。
这时未来学家们纷纷来到餐厅集合，但其中一位，麦什肯纳瑟斯教授，冲进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他房间里有个定时炸弹。酒保显然早已习惯类似情形，下意识喊了一声：“卧倒！”立即扑倒在柜台下面。不过酒店侦探很快发现这只是某个同事跟教授开玩笑，把一个普通的定时闹钟放进了他的饼干盒。也许是个英国人，因为只有他们喜欢开这种幼稚的玩笑。这事很快就被大家抛到脑后，因为斯坦特和另一名合众社记者J. G. 豪勒带着美国政府发给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文件进来了。这份文件是关于被绑架的外交官的，文字就像其他这类官方公报，完全没提牙齿或脚是谁的。吉姆告诉我，当地政府可能要诉诸严厉措施了。目前的掌权者阿波伦·迪亚兹将军倾向于鹰派立场，主张以牙还牙。已经向国会提交了反击提案（国会永远都在召开紧急会议）：绑架者要求释放的那些政治犯，每人拔双倍的牙齿，寄到邮局去留局待取，因为不知道游击队总部的地址。《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舒尔茨伯格[7]的社论，呼吁常识回归，呼吁全人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斯坦特私下又悄悄告诉我，政府已经征用了一列满载秘密军用物资的火车——都是美国政府财产——那火车前往秘鲁，正好路过哥斯达黎加领土。不知为啥，游击队还没想到要绑架未来学家，虽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个更好的主意，因为现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学家比外交官多得多。
100多层的高楼本身就像个巨大的生物，简直是个与世隔绝的温柔乡。楼外面的新闻层层过滤之后才得以进来，就像是地球另一边的新闻。到目前为止，这些未来学家还没有慌乱，希尔顿的订票柜台还没有围满房客要订机票飞回美国或其他什么地方。大会的开幕式和招待会定于两点开始，我赶回房间，换好睡衣，搭电梯下楼来到46层的紫厅。门厅里有两名让我惊艳的女孩，穿着上空的宽袍，胸脯上的刺青是勿忘我和雪花。她们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亮闪闪的文件夹。我没打开文件夹，直接走进大厅，一看桌面，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不是因为那些豪华的蘸料，而是因为那一盘盘的开胃菜、堆成山的肥鹅肝、那些现场制作甜点的模具，甚至那些色拉碗，所有东西都安排成了确凿无疑的生殖器形状。一瞬间我以为是幻觉，但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喇叭正在放一首歌，似乎是在某些圈子里很流行的歌，歌词开头是：“想要创造艺术，就请暴露私处！”
第一批赴宴者缓缓拥了进来，虽然都很年轻，但个个一脸浓厚蓬松的络腮胡子，有的穿睡衣，有的什么也没穿。六名侍者抬进来一个大蛋糕，我看了眼那个下流至极的甜点，终于再无疑问：我走错地方，溜达到自由文学招待会里来了。我借口找不着秘书，匆匆告退，搭电梯又下了一层楼，来到真正的紫厅（刚才去的是浅紫厅）。这里已经人满为患。看到这个寒酸的招待会，我只好尽力掩饰失望。这是个冷自助餐，而且没地方坐，所有椅子都被移除了。想吃上东西，就得表现出最灵活的身手，尤其是那几道硬菜，周围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未来学会哥斯达黎加分会的奎利翁先生在一边，带着迷死人的微笑解释说，考虑到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人类即将面临的世界性饥荒，奢侈浪费并不合时宜。但有些怀疑论者认为，学会的拨款肯定被削减了，这才能解释这种近乎悲壮的节俭。那些记者早已习惯这些场合，对食物毫不在意，忙着在人群中寻找各路外来的预言大师做现场采访。美国大使没有来，只有大使馆三秘来了，身边带着一名魁梧的保镖。他是唯一穿了燕尾服的人，也许是因为睡衣下难以掩藏防弹背心。我听说本地人进入酒店大堂会被搜身，据传已经搜出了一大堆武器。会议本身要五点才开始，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休息，于是我又回到了100层自己的房间。刚吃的卷心菜色拉太咸，我渴得厉害，但因为一帮活力四射的学生抗议者和女伴们已经占领了我那层楼的餐厅——而且那个大胡子教皇党人（还是反教皇党人）的一席话早已让我兴味索然——我干脆从浴室水龙头接了一杯水解渴了事。然后一转眼，所有灯都熄了；而电话呢，不管我拨什么号码，总是接到一个自动应答机，说着长发公主[8]的故事。我试图搭电梯下楼，但电梯也坏了。那帮学生在齐声合唱什么，一边随着音乐节奏开枪伴奏——我只希望是往另一个方向开枪。即使是最好的酒店，这类事也难以避免，当然，还是一样可恶；但最令我困惑的，是我自己的反应。自从跟那位教皇杀手交谈后，我的心情就很郁闷，但现在似乎每一分钟都越来越开心。在房间里摸索的时候，我碰翻了什么家具，然后肆无忌惮地吃吃笑起来。就连我膝盖撞上行李箱的时候，我对全人类的善意也没有稍减。我在床头柜上找着了先前剩下来的早午餐，又取出一个大会文件夹，卷起来，插进剩下的黄油里，然后用火柴点燃：这样就做出了火炬——这玩意噼啪作响，还冒烟，但至少能照明。毕竟我有两个多钟头时间要打发，而且走楼梯下去需要至少一个钟头，因为电梯动弹不得。我在一把扶手椅里舒舒服服坐好，饶有兴味地开始体察自己内心的起伏动荡。我很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这么美好的状态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涌现出无穷无尽的解释。说真的，这个房间像地狱般阴森黑暗，充满土造火炬散发的恶臭和飞灰，彻底与世隔绝，电话那头还总是讲童话故事——却是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而且，我有个抑制不住的冲动，想要拍拍谁的脑袋，或者至少要紧紧握住一只手，含情脉脉地久久凝视一双眼睛。
就算不共戴天的仇人站在面前，我也能跟他们拥抱亲吻。黄油慢慢融化，在嗞嗞声中飞溅。一想到黄油会噼啪作响，让火焰摇曳生姿，我就觉得逗，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大笑。每当火炬烧完，我又点燃另一张纸的时候，手指都会被烧痛，即便如此，也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在忽明忽暗的光亮中，我哼起了一些老歌剧的咏叹调，一点也不在意让我作呕的浓烟和脸颊上滚滚而下的热泪。我刚站起来就绊了一跤，一头撞在地上的大旅行箱上，头上肿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但这只让我更加开怀。我咯咯地笑，火辣的浓烟让我呛咳，但一点也没有降低我的兴致。我爬到床上，发现床还没铺好，虽说现在已经到下午了。这么粗疏大意的女服务员——我想到她们，就像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冲到嘴边的全是甜言蜜语，以及绵绵不绝的牙牙儿语。我突然想到，就算在这里窒息闷死，那也是世界上最有趣、最惬意的死法了。这个想法跟我的为人截然相反，让我冷静下来。我心里升起一种古怪的疏离感。跟先前一样，我的灵魂充满慵懒的光明，充满包容万物的温柔，充满对世间所有事物的热爱，而我的手渴望爱抚摩挲什么人——不管是什么人——但周围没有别人，我只能爱怜地轻抚自己的脸庞，捏弄自己的下巴。我的右手伸到了左边，跟左手热烈相握。就连双脚，也颤颤巍巍地想要加入。然而，透过这一切，在我意识深处极远的地方，有个警报信号在闪烁，有个微弱声音在大喊：“不对劲！”这声音说：“当心点，伊扬，注意脚下，提高警惕！这么美好的气氛，绝对不可以信任。来，一二三，跳出来！别像个纨绔子弟似的，像摊烂泥般坐着！别哭了，什么烟呛，什么头上的包，什么心中的万般爱意，都不是哭的理由！这是个陷阱，一定有什么阴谋！”我仍然动弹不得。但我的嗓子已经干渴到了极点，耳膜中血液轰响（但那无疑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快乐）。因为实在渴极了，我还是站起身来，想再接一杯水。我想了想晚宴上那道咸过头的卷心菜色拉，想了想糟糕透顶的自助餐，为了实验一下，我还想了下那几位死敌：J .W.、H. C. M. 和M. W.，却发现我只想拍拍他们的背，给每人一个友好的拥抱，和每人聊几句亲密友善的话，对他们一点恨意也没有。这就真的太离谱了。我一只手放在铬制水龙头上，另一只手还拿着空杯子，我僵住了。我慢慢地打开龙头，接满一杯水，举起杯子，然后一脸扭曲的怪笑——我从浴室镜中看见了自己的挣扎——我把水倒进了洗脸池。
水龙头里出来的水。当然是这样。我体内的变化，就是从喝了水那一刻开始的。水中显然有什么东西。毒药吗？但我从没听说过哪种毒药能——等一下！毕竟我是所有重要科学刊物的长期订阅户。上一期《今日科学》里就有一篇文章，讲新的精神类药物。那类新药叫作和善剂（就是那个N，N——二甲基蛋白朊隐胺[9]），能够诱发漫无边际的快乐和幸福感。是的，是的！我几乎可以在眼前看到那篇文章了。快乐醇、欣悦水、迷幻膏、欢庆素、共情散、愉悦粉、宁静糖，还有一大堆其他衍生品。要是把一个氨基换成羟基，那你就得到了愤怒醇、生气水、焦虑膏、施暴素、狂躁散、暴跳粉、自爆糖，还有其他许多刺激妄想的药物，都属于一类所谓的暴戾剂（因为它们会激发出最凶恶的行为，攻击任何会动或不会动的目标，而其中最烈的两种药物是食人大麻醇和疯人互仿酸）。
我的思路被电话铃声打断，然后灯又亮了起来。电话那头，某个前台助理经理为事故所造成的不便道了歉，并保证故障已经找到并得以修复。我打开门，让空气流通了一下——走廊里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我站在那里，仍然头昏脑涨，心里仍然满溢祝福与爱抚的渴望。我锁上门，坐在房间中央，挣扎着想要控制自己。我这时的状态极难描述。我的思路并不像这里写的这样轻而易举、条理分明。每一条分析神经似乎都淹没在浓稠的糖浆里，让自我陶醉的浓粥重重包裹、层层覆盖，傻乎乎地滴着乐观的蜜汁。我的灵魂似乎沉浸到无比甜美的软泥中，像要在玫瑰花蕊和巧克力糖霜中溺亡。我强迫自己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物：拿双筒教皇杀手的大胡子疯子，放荡淫乱的自由文学出版商兼皮条客，他们那些奢华堕落的开胃菜，当然，还有J. W.、W. C.、J. C. M. 及其他上百个坏蛋，以及草丛里的蛇，却惊恐地意识到，我爱他们所有人，原谅他们的一切。而且（更糟糕的是）各种借口不断闯进我脑中，为他们所有的坏事恶行辩解。对于人类同胞的爱意几乎要在我胸中爆炸，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要伸出援手，去做好事。把精神类药物抛到脑后，我想起那些孤儿寡母，贪婪地想象着，照料他们直到永远，将是多么快乐！呀，过去一直忽略了他们，多可耻啊！还有那些穷鬼、饿汉、病人、乞丐，老天！我跪在行李箱边上，狂乱地从箱子里扯出各种物件，想找点价值的东西，送给需要的人。然而，潜意识深处那个微弱的声音再次呼喊起来：“注意！危险！这是个诱饵，是个圈套！打起精神！咬它！招架！砍它！救命！”我仿佛被撕成了两半。我突然有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必须连苍蝇也要放过。可惜了，我想，希尔顿连只耗子都没有，也没有蜘蛛。我会怎样宠溺这些小东西啊！苍蝇、跳蚤、老鼠、蚊子、臭虫——上帝把你们造得多可爱，我爱死你们了！与此同时，我祝福着桌子、台灯、我自己的腿。但残留的理智还没有彻底离去，我用左手猛击那只到处爱抚的右手，一直打到我疼痛抽搐。终于有点振奋人心的进展了！到底还是有希望的！幸运的是，想做善事的心态，自然就带着几分自责自虐的意味。首先，我往自己嘴上打了几拳，耳鼓鸣响，眼冒金星。好的，好极了！脸上麻木以后，我开始踢自己的小腿。好在我穿的重靴有个坚硬的后跟。治病要紧，我狠狠踢了几下，终于感觉好多了——或者说，糟多了。我试探地想象了一下，要是这样踢某个C. A. 会怎样。好像也不在可接受范围之外了。我的小腿火辣辣地疼，但显然，必须感谢这种自我伤害，我现在能够想象对M. W. 老家伙施加同样的伤害了。我不顾疼痛，继续踢啊踢。尖锐物品可以派上用场，所以我找来一把吃饭的叉子，又从一件还没开封的衬衣上取下一些别针。有进展，也有挫折。几分钟后，我又一次回到某个崇高事业的祭台上献祭我自己，浑身洋溢着荣耀、尊贵、高尚的牺牲精神，虽说我明知道有人往水里加了什么料。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提箱里有安眠药——我总是带着安眠药到处跑，不过从没吃过，因为吃了药我总是会烦躁郁闷。但现在我吃了一片，和着污黑的黄油一起大嚼（自然不能用水送服了），又硬吞了两个咖啡因片——来对抗安眠药。然后我坐下等待，充满恐惧，又充满无尽的爱意，等待我肌体内的这场化学战。我被爱彻底征服了，心里的善意被抬上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然而，丑恶一方的药物发起抵抗，开始击退美好一方的药物。我仍然准备把生命奉献给各种善举，但不再是毫不犹豫了。如果我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恶棍，即使只是一小会儿，那也会感觉更安全些。
过了大约一刻钟，终于差不多结束了。我冲了个澡，不时用毛巾狠狠地揉搓自己——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打了自己几个耳光，然后在小腿和手指上贴了几个创可贴，检查了身体上瘀青的地方（先前的自我拷打，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穿上一件新衬衣，一件正装，照着镜子调了下领带，把领带结扶正。离开之前，我又往自己肋骨用力打了一拳——最后一次测试——然后走出门去，正当其时，因为快要五点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酒店里似乎一切如常。我那层楼的餐厅空空荡荡；那个教皇杀手还在，斜靠在一张桌子上。我还注意到柜台下伸出两双脚，其中一双是赤脚，但这也并不表明有什么反常之处。有几名学生斗士在一边打牌，还有一个在轻拨吉他，唱着一首流行歌曲。楼下的大堂，被未来学家们挤得满满当当，他们正要前往大会的第一场会议（当然，不用离开希尔顿，因为再往下几层楼有个大厅已经安排好了）。我思索了一下，就不再惊讶了，因为我意识到在这种酒店里没人会从水龙头接水喝；要是渴了，他们可以喝可乐或怡泉汽水，必要时还有果汁、茶或啤酒，甚至还有苏打水。所有饮料都是瓶装的。即使有人不小心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也不会在这里，只会锁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在宇宙之爱中挣扎打滚。结论是，我最好不要跟任何人提这事——在这里我毕竟是新人，大概没人会相信我。他们只会把这事当成我自己的幻觉。现在这世道，怀疑某人吸毒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我这种守口如瓶的鸵鸟态度，事后遭到不少批评，说要是我把这事公开，后面的灾难就可以避免。这完全没道理：我最多只能警告酒店里的住客，而希尔顿里头不管发生什么，对哥斯达黎加的政治进程也完全没有影响。
在前往会议大厅的路上，我出于习惯在一个报摊停下，买了几份本地报纸。我当然并不是去哪儿都会买报纸，但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算不懂西班牙语，也能猜出个大概。
讲台上竖着一个花里胡哨的大纸板，上面列出了今天的日程表。第一项议程是世界城市危机，第二项——生态危机，第三项——空气污染危机，第四项——能源危机，第五项——粮食危机。然后休会。科技、军事和政治危机要明天才讨论，再然后会议主席将接受与会者的动议来决定还要讨论什么。
每个发言者只有四分钟时间宣读论文，因为会议安排的发言者太多了——198位发言者，来自64个不同的国家。为了加速会议进程，所有论文都事先分发，听众们事先应该都研读过了，而主讲人只会说一些数字，每个数字对应论文中的一个段落。为了更好地接收和消化这种高密度信息，我们都打开了手持录音机和口袋电脑（后面做总结讨论时我们会把口袋电脑连上网）。美国代表团的斯坦·黑泽尔顿一上来就让整个大厅陷入一片忙乱，因为他铿锵有力地反复说道：4，6，11，因此22；5，9，所以22；3，7，2，11，由此可知22，也只有22！有人跳起来说，没错，可是5，还有6，18和4怎么说。黑泽尔顿斩钉截铁地反驳道：无论如何，总之22。我翻到论文中相应部分，发现原来22是指世界末日。下一个发言的是来自日本的早川。他发布了他们国家新近开发的面向未来的新房子——800层楼，自带产房、育婴室、学校、商店、博物馆、动物园、剧院、溜冰场和火葬场。蓝图里标出停放逝者骨灰的地下储藏室、40个频道的电视、醉酒室、醒酒间、专供群体性交的特制体育馆（表现了设计师们的开明意识），还有一些地下室，专供那些不容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群体。有个新颖的点子是，让每个家庭每天换一个住处，每天就像象棋子（比如卒或象）那样移动，搬到下一个房间，这样应该能减少厌倦情绪。不管怎样，这个房子有17立方千米空间，地基打在大洋底部，屋顶一直延伸到平流层，还自带婚介电脑——根据施虐、受虐的倾向和程度来做媒，因为倾向相反的人结合成的伴侣，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最稳定的（每一方都在婚姻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还有一个24小时值班的防自杀中心。第二名日本代表午川[10]给我们演示了比例10 000比1的房子模型。房子自带供氧设备，但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储备，因为整栋房子将遵循循环复用的原则：所有排放出来的废物，不管是粪尿还是其他臭烘烘的生活垃圾，都将回收加工成可以重用的东西。日本第三位代表晚川宣读了一份清单，都是用人体排泄物制作成的佳肴，包括人工香蕉、姜饼、虾、龙虾，还有一种人工葡萄酒，尽管来自污秽的源头，但味道可以匹敌法国最好的勃艮第葡萄酒。大厅里有这种酒的样品，分装在优雅的小瓶子里，还有许多锡箔纸包装的小香肠，只是好像没人渴到想喝酒的地步，而香肠都被悄悄塞到了椅子底下。发现别人都这么干，我也就随大流了。最初他们曾计划安装强大的推进器让这座房子移动起来，这样就可以集体外出观光游览。但这个计划被否决了，因为首先，这座房子有9亿间居室需要移动；其次，所有旅行都将毫无意义，因为即使这座楼有1 000个出口，即使居民们用上了所有出口，他们也没法全部走出去：最后一个人走出门的时候，整整下一代居民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日本代表团显然很为这个方案得意。然后来自美国的诺曼·约哈斯走上讲台，概述了七条阻止人口爆炸的措施：大众宣传与大规模逮捕、强制禁欲、全面去色情化、手淫、同性恋，以及对累犯的惩罚——阉割。每一对夫妇都必须与别人竞争生孩子的权利，必须通过三大类测试：交配测试、学识测试和无奇异思想测试。所有非法子女都将被没收；如果是有预谋的非法生育，罪犯将面临终身监禁。订在这份报告后面的是那种可以撕下来的天蓝色票券——性交配额证，也就是我们早些时候跟大会官方材料一起收到的那种。然后黑泽尔顿和约哈斯一起倡议创立一系列新职业：婚姻检察官、离婚顾问、变态人员猎头以及绝育咨询师。随后一份刑法草案的复印件被传到与会者手中，其中规定致孕受孕是重罪，相当于反人类的叛逆罪。这时有人从外面走廊扔进来一个燃烧瓶，落在大厅里。警察小队（就在大堂候命，显然是有备而来）立即采取了必要措施，还有一个维修小组（同样准备充分）迅速用一张巨大的尼龙帆布盖住了破损的家具和尸体，帆布上装饰着欢快的图案。在大会的不同报告之间，我试图解读那几份本地报纸。虽说对西班牙语几乎一窍不通，我还是了解到政府已经调动装甲部队到了首都，把所有执法部门的警戒级别提到了最高，而且宣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显然大厅里除了我以外，没人了解酒店外的事态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了。到了七点，大会休会，让大家吃晚餐——这次是我们自己出钱。回到会场的路上我买了一份官方报纸《民族报》的特刊，还有几份反抗势力的小报。艰难地浏览了一会儿，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些爱意泛滥的文章，主题是说温柔的爱乃是宇宙和平的最强保障。然而，并列在旁边的文章却充满严厉的恐吓，发出的威胁要么是最血腥的镇压，要么是同样血腥的暴动。这种不调和的版面，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有些记者今天喝了那种水，有的记者没喝。当然，右翼报纸的员工喝的水会少些，因为保守派编辑的薪酬待遇要比激进派的同行更好一些，所以工作时也喝得起更专门的饮料。另一方面，激进派呢，为了表现出更高的行事准则，常以艰苦朴素闻名，但一般也不会用水来解渴，尤其是考虑到从莫门[11]树汁酿造出来的夸祖皮欧[12]在哥斯达黎加便宜至极。
我们在舒适的扶手椅中坐好，来自瑞士的德林根鲍姆教授刚开始宣读他那份报告的头几个数字，突然传来一阵低沉回荡的轰隆声，整栋楼晃了晃，窗户哗哗作响。我们当中的乐观者觉得只是地震，没把这当回事，但我倾向于认为，从今早开始就在酒店外面举牌示威的那些抗议者们改变战术，开始用火攻了。但随后紧接着的爆炸和剧烈震荡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可以听到那种熟悉的机枪嗒嗒声从街上传来。对，现在毫无疑问了：哥斯达黎加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在场的记者们是第一批跑掉的：他们一听到枪响就跳起来冲出门去，迫不及待地要去报道新闻。但德林根鲍姆教授还在继续报告，他的演讲内容相当悲观，坚持认为我们文明的下一个阶段是食人主义。他引用了几位知名美国理论家的计算，如果地球上的形势按现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400年内全人类将变成一个活的大肉球，肉球半径将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扩张。但这时又是一连串爆炸，打断了报告。未来学家们糊涂起来，开始陆续离开会议厅，来到大堂，跟自由文学大会的人们混到了一起。从后者这时的衣着来判断，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之前，他们正在从事的活动完全没有顾忌人口过剩的危险。诺夫出版社的几位编辑身后站着几名赤裸的秘书——可能也算不上全裸：她们的四肢上绘着各色各样欧普[13]风格的图案。他们还带着便携式水烟管和水烟袋，袋中是一种流行的混合毒品，包括致幻剂、大麻、育亨宾[14]和鸦片。有人告诉我，这些自由主义者刚刚烧掉了一幅美国邮政部长的画像（好像是因为他下令销毁了一批倡议大规模乱伦的小册子）。现在虽说聚集在大堂里，但他们的行为实在太不检点了，尤其是在这么严峻的局势里。除了少数几个精疲力竭或是吸毒吸多了不省人事的，他们都在继续干那些荒淫无耻的勾当。我听到前台那儿传来尖叫，有人正在那儿强奸接线员们；还有一个身着豹纹服的大腹便便的先生，闯过衣帽间，挥舞着大麻火炬，追赶着几位服务员。后来好几名搬运工合力才把他制服。随后夹层楼上有人往我们头上扔了一大把照片，色彩鲜艳的照片生动展示出一个男人怎样和另一个男人满足欲望，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当第一批坦克出现在街上——从我们的窗户看得一清二楚——惊慌失措的火柴盒收藏家们和学生抗议者们从电梯里哗啦一下冲了出来，不管不顾地踩踏着前面提到的肥鹅肝小山和色拉模子（出版商们带出来的），分散冲向四面八方。那个大胡子教皇反对者一面像公牛般怒吼着，一面挥舞着他那把教皇杀手，打翻了所有挡在他前进路上的牛鬼蛇神。他迅速穿过人群，冲到酒店前面，躲在大楼的拐角处，然后——我亲眼所见——向身边跑过的每一个人影开火。显然，这位意识形态驱动的虔诚疯子，并不关心打死的是谁，只要开枪就开心。大堂中本已到处鬼哭狼号，当巨大的观景窗突然破碎时，更是沸反盈天、彻底混乱了。我的眼神四处搜寻那几位记者朋友，终于看到他们冲到街上，就紧跟着他们冲了上去。希尔顿里的气氛太压抑了。酒店入口车道边上的一道混凝土矮墙后面，猫着两位摄像师，疯狂地拍摄一切，但这时似乎没什么意义，因为众所周知，这种场合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焚烧外国牌照的汽车。火焰与浓烟从酒店停车场腾空而起。莫万站在我身边，眼看他的道奇车在烈焰中噼啪作响，搓着手嘿嘿笑起来——他是从赫兹公司租的车。不过大部分美国记者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我注意到有一群人在那儿奋力试图灭火，主要是些衣衫褴褛的老人，从附近一个喷泉里舀出一桶又一桶水，提过来泼到火上。这事我觉得挺诡异。在远处，萨尔瓦西翁大街和复活大街交界口的另一头，警察们的头盔闪闪发亮；可是酒店前面的这个广场，在大片草地和繁茂的棕榈树包围中，却仍然空无一人。而那帮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老人们，沙哑着嗓子彼此呼唤，迅速组织成了一支消防队。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很让我震惊，但随后我想起来当天早些时候我身上发生的事，立即跟身边的莫万分享了我的怀疑。在机枪嗒嗒声和炮弹轰隆声中说话真的很困难。那个法国佬有好一会儿一脸茫然，完全不理解我在说什么。然后他的眼睛突然亮了。“啊哈！”他的咆哮一下盖过了周围的喧嚣。“水！自来水！苍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秘密化学统治！”话音刚落，他着了魔似的突然冲回酒店。看来是去找电话的。当然，要是电话还能通，那还是很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