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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当前章节:15068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19:41

瑞士未来学家托特尔莱因纳[15]教授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仍然站在酒店车道里。这时警察已经开始履行他们几个小时前就该履行的义务:他们戴着黑色头盔、盾牌和防毒面罩,配备了枪支和棍棒,在希尔顿建筑群周围布起一道警戒线,拦住了正从酒店和城市剧院区之间的公园里拥来的暴民。特警部队以高超的技巧架设起榴弹发射器,向人群开火。爆炸声极其微弱,不过立即腾起一股浓厚的白烟。起初我以为是催泪弹,但那些人并没有四散奔逃,也没有咳嗽流泪,反而在缭绕的白烟附近挤成一团,先前的呼喊声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歌声——他们竟然唱起了赞美诗。扛着摄影机和录音机在警戒线和酒店大门之间窜来窜去的记者们看到这一幕,全都目瞪口呆,只有我心里明镜似的:警察动用了某种新式气溶胶化学安定剂。但随后,从另一条……什么大街来着,我已经记不清了……又一群人冒了出来,而且他们不知为啥没受那些药物的影响,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后来我听说这群人往这个方向拥来,是来帮助警察,不是来攻击他们的。但在这样彻底的混乱中,谁能弄清这点微妙的差别呢?又有几发化学榴弹飞向人群,然后是高压水枪特有的轰鸣声和嘶嘶声,最后机枪声也响起,空气中满是子弹尖啸。他们这是玩真的了,于是我蹲在车道的矮墙后面,就把它当成战壕的胸墙了,然后发现自己正夹在斯坦特和《华盛顿邮报》的海恩斯之间。我言简意赅地跟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立即大为光火,因为我把这么爆炸性的头条新闻先泄露给法新社了。然后他们全速匍匐回了酒店,但又迅速回到这里,眉头紧锁,因为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不过斯坦特跟负责酒店防务的警长软磨硬泡,打听到携带爱邻炸弹(爱邻:爱你的邻居)的飞机已经起飞。然后我们收到命令撤离这个区域。所有警察都戴上了带有特殊过滤器的防毒面罩。我们也收到了面罩。

巧合的是,托特尔莱因纳教授正好是精神类药物学领域的专家,他提醒我任何情形下都不要使用这种面罩,因为当气溶胶的浓度足够高的时候,面罩将会失效,造成所谓的过滤器过载的现象,这样你一瞬间吸入的药量将比无面罩呼吸空气的时候多得多。他预料到我的问题,抢先说道,唯一保险的保护措施,是另找一个供氧设备。我们跑到酒店前台,设法抓住了一个还在坚守岗位的接待员,然后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储藏间,里头全是消防设备,包括氧气面罩,德尔格[16]制造,自带全封闭循环。全副武装后,教授和我回到街上,正赶上一阵恐怖刺耳的尖啸,宣告第一批飞机到来。众所周知,空袭开始后几分钟,希尔顿就被误炸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没错,爱邻炸弹只击中了大楼底层建筑的远端,那里只有自由文学出版协会设立的一些展台,所以没有酒店住客受伤。但另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警察首当其冲遭到了正面打击。一阵阵的爱意很快横扫整个警队上下,不论警衔高低。就在我眼前,警察们从脸上扯下面罩,痛哭流涕,悔恨交加,跪到地上乞求示威者们原谅,把警棍塞到示威者手里,热切要求示威者痛打他们。另一颗爱邻炸弹落下以后,药物浓度升得更高了,那些法律爪牙们到处拥抱亲吻他们够得着的每一个人,互相撞得东倒西歪。这场悲剧之后几周,我们才多少能拼凑出事件的全貌。那天上午当局决定把迅速发展的革命掐死在萌芽状态,于是在全市供水塔里放了700千克溴和善剂,也就是等量混合了欢庆素、安定醇和超级喜悦剂。当然,他们事先切断了警营和军营的供水。只不过没有合格的专家来指导,这计划注定失败,比如没有考虑到过滤器过载现象,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自来水饮用量的巨大差别。

警察的皈依过程极其暴力。托特尔莱因纳向我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人平时越不遵循向善的本性,这种药对他的效用就越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下一波空袭误炸市政大楼以后,有那么多的高层警官和军官自杀了,因为突然觉醒的良心承受不了他们过去亲手实施的那些恶行。再加上迪亚兹将军本人——在举枪打穿自己的脑袋之前——下令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当晚逐渐发展的战斗为什么最后如此惨烈。机场远离市区,没有受到波及,飞行员们一丝不苟地遵守着最初的命令。警方和军方观察员在密闭地堡里目睹这一切,最后只好诉诸极端措施,把整个纽纳斯投入精神错乱的深渊。当然,我们在希尔顿对此一无所知。晚上11点,第一支装甲部队抵达现场,隆隆开进公园和棕榈树环绕的广场。他们专程来扼杀警察之间仍在浮滥的兄弟之爱。他们做到了,只是手段相当血腥。可怜的莫万,离一颗安定榴弹爆炸处只有一英尺远,左手有几根手指给炸断了,左耳也没了,但他向我保证,他本来也不怎么喜欢那只手,至于耳朵,就更不值一提了;实际上如果我需要,他可以把另一只耳朵也给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折刀,立马就要兑现承诺。我小心地从他手里夺下小刀,然后将他带到临时急救站。他在急救站受到了自由出版社秘书们的悉心照料。秘书们已被化学转化,现在一个个哭得跟婴儿似的。她们这时穿上了得体的衣服,甚至戴上了面纱,以免引诱任何人犯罪。其中几位最可怜的美人儿被药物影响最强烈,甚至剃光了自己的脑袋。从急救站回来的路上,我很不幸撞上了一群出版商。虽说我一开始没认出他们:他们穿着用绳子扎起来的旧麻袋,同时用绳子不断抽打自己;他们跪伏在我脚下,吵吵嚷嚷地哭求我慈悲为怀,好好鞭打他们,因为全社会的堕落都怪他们。仔细端详这群苦行僧,发现他们都是《花花公子》的职员,还包括主编,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主编被良知折磨得厉害,怎么也不肯放我走。他们扯着我的袖子不放,因为他们意识到我有氧气面罩保护,是唯一愿意伤他们一根毫毛的人。最后我实在拗不过,违背自己的内心,遂了他们所愿。很快我的胳膊开始酸痛,呼吸变得艰难起来——我担心这瓶氧气用完后我可能找不到另一瓶了——这时出版商们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队,一个个颤巍巍地、不耐烦地排队等候。最后,为了摆脱他们,我叫他们捡起先前侧楼爆炸气浪掀进大堂的那些巨大的彩色招贴画——整个大堂看起来就像是加倍的索多玛与蛾摩拉[17]。他们按我的指令在酒店前面堆了一大堆招贴画,放火烧了起来。很不幸的是,有支炮兵部队驻扎在附近的公园里,看到这团篝火还以为是什么信号,就向我们开炮了。我尽快跑掉,在地下室里又撞见了哈维·希姆斯沃斯。这位作家当年突发奇想,把许多童话故事改写成了利润丰厚的硬核色情小说(他就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变态》的作者),然后因为改写世界文学经典(比如《李尔王》)又大发了一笔。他用一种很简单的写作技巧,揭示出传统故事背后的“秘密性生活”。比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究竟干了什么?还有杰克和吉尔[18]究竟干了什么?阿拉丁对那盏神灯究竟干了什么?等等。我求他放过我,解释说我的胳膊已经太累了。要是那样——他哭喊道——我至少可以踢他几脚。我能怎么办?连这都拒绝那也太无情了。后来,实在精疲力竭以后,我脚步蹒跚地来到灭火器所在的那个储藏间,幸运地找到了几个没用过的氧气罐。托特尔莱因纳教授也在那儿,坐在一盘消防水带上面,正在研读未来学论文。他很高兴能在大会百忙之中找到这么点闲暇。与此同时,爱邻炸弹仍在雨点般不断落下。教授告诉我,被爱击中的情形若是严重——尤其是如果突然感到无所不爱,渴望爱抚一切——那可以敷上淤泥,同时灌下大量蓖麻油,间或按压胃部。

在新闻中心,斯坦特、伍力(《先驱报》)、夏基和昆彻(《巴黎竞赛报》临时摄影记者)正戴着面罩打牌。电话线断了,他们反正也没事干。这时一位美国大记者乔·米辛哲闯进来,喊道警察正在领取愤怒醇药片,以对抗和善剂的作用。我们立即明白那意味着什么,起身跑向地下室,但随后发现那不过是另一个谣言。然后我们走到酒店外面到处看了看;我沮丧地发现酒店最顶上的二三十层楼都没了。我的房间,连同里头的所有东西,都消失在堆积成山的废墟中。火光映照了四分之三的天空。一名戴着头盔的粗壮警察正在追逐一个年轻人,边追边喊:“停下,看在上帝分上,快停下,我爱你!”但那位年轻人完全不敢听从他的劝诫。事态似乎平静了一些,记者们尽忠职守,小心翼翼地前往公园展开调查,我也跟着去了。那儿正在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既有黑弥撒又有白弥撒,还有秘密警察们大张旗鼓地参与。附近有一大群人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撕扯自己的头发;他们头顶上高高竖起的牌子上大书:“唾弃我们吧,我们是告密者!”这帮忏悔中的犹大,看人数,当局肯定花了不少钱养活他们——这钱本来是可以用来改善哥斯达黎加经济状况的。回到希尔顿,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风景。有一群警犬,像圣伯纳犬[19]那样友好,把酒吧里最昂贵的酒一瓶一瓶滚出来,随意分发给现场每一个人,不分老幼贵贱。在酒吧里警察和抗议者们紧紧拥抱,轮流唱着爱国歌曲和造反歌曲。我又去地下室探了下头,但实在受不了里头皈依者们的狂欢气氛,于是又回到消防器材室去找托特尔莱因纳教授,惊讶地发现他找齐了三个牌友,正在打桥牌。一个叫奎兹特克的研究生压倒了他的王牌。教授勃然大怒,拂袖离桌。这时夏基的脑袋伸进门来,宣称他刚刚在收音机上听到阿奎罗将军的讲话:为了彻底粉碎暴乱,他们将往这个城市投放传统炸弹。经过简短的紧急磋商,我们决定撤往希尔顿的最底层,也就是地下排污管道。酒店厨房早被彻底摧毁,已经没有东西可吃了。饥饿的示威者、火柴盒收集者和出版商们在酒店一角废弃的“色情博览会”里翻出巧克力糖果、肉冻和其他零星食物来果腹。我看到他们的脸色开始发生变化,大概是那些食品中的春药与他们体内原有的和善剂产生了反应。想到这种化学战争升级将造成什么后果,我不寒而栗。我看到未来学家与擦鞋匠成双成对,我看到秘密特工与酒店清洁工紧紧拥抱,还有毛色锃亮的硕大老鼠和猫亲密无间,而警犬们到处去舔它们够得着的所有人或物。我们的征程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需要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我在队伍中殿后,背上的半瓶氧气让我格外挣扎。不断有人轻拍或亲吻我的胳膊和腿,不断有人爱抚宠溺,不断有人紧紧拥抱让我几乎窒息,但我咬紧牙关闷头往前挤,直到听到斯坦特的欢呼:他找到下水道的入口了!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我们搬开沉重的井盖,一个一个往下钻进水泥竖井中。托特尔莱因纳教授的脚在一个梯级上滑开,我一把抓住了他,然后问他有没有预料到这场大会开成了这样。他没有回答,却试图亲吻我的手,这立即勾起了我的疑心。原来他的面罩被碰松了,导致他吸进了空气中的一些药物。我们毫不迟疑,立即开始拷打他的身体,强迫他呼吸纯氧,大声朗读早川的论文——那是豪勒的点子。教授终于恢复了神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他迸出来几句恶毒的咒骂。然后我们得以继续行程。突然,在手电的微弱亮光中,我们看到了下方的污水,简直像黑乎乎的一面墙,上面覆盖着大块大块的油污。这可是最让人宽慰的景象,现在我们与被爱邻狂轰滥炸的城市表面,隔了30英尺的土地了。当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是首先想到这个避难所的人,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惊讶。在那个水泥平台上,希尔顿管理层的全班人马都在。他们从酒店游泳池搬来了可充气躺椅,还搬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充足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旁威士忌,还有丰盛的野餐。因为他们也戴着氧气面罩,就不用指望他们主动跟我们分享这些储备了。但我们凶神恶煞,终于说服了他们(他们终究不如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很勉强地跟我们达成了全面和平协议,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享用凉龙虾。大会日程里并没有这餐饭,也没有人预料到这餐饭,但我们就这么结束了未来学大会的第一天。

***

经过暴风骤雨般的一天,我们精疲力竭,都想休息了。但休息的环境可不太宽松,考虑到我们只能睡在那个狭窄的水泥平台上,那上面还有无可置疑的污水痕迹。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分配那些躺椅。酒店董事们深谋远虑,带了六张躺椅下来,只够睡十二个人,因为管理团队的六个人,各自要与自己的私人秘书共享一床(他们说完全是出于朋友的情谊)。但我们在斯坦特领导下爬进污水管道的这批人,足有二十个。其中包括未来学大会的德林根鲍姆、黑泽尔顿、托特尔莱因纳等几位教授,几名记者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评论员,还有路上征召来的两个人:一个穿皮夹克和马靴的肌肉男(没人知道他是谁),还有一个叫约瑟芬·柯林斯的女孩,是《花花公子》主编身边的周五女郎。我听说斯坦特乘人之危,利用她化学转化后的新人格,抢到她回忆录的专属权。六张躺椅,三十多个申请者,局面一触即发。我们在这些临时床铺的两边隔空对峙,互相怒目而视。当然,有氧气面罩隔着,也许眼神效果要打些折扣。有人建议,数到三一起取下氧气面罩,这样大家都会被利他主义征服,也就不用再竞争了。然而似乎没人想要采纳这个建议。争吵了半天,最终达成妥协:抽签轮班睡,每班三小时。我们中有些人还带着那种天蓝色的性交券,这时正好用来当签纸。结果我抽到了第一班,托特尔莱因纳教授也抽到第一班,跟我睡一张床,不对,一张躺椅。只是以我的口味,他也太瘦骨嶙峋了点。下一班的两个人粗暴地叫醒我们,然后立即舒舒服服地挤进我们的椅子。我们俩蹲在污水边缘,紧张地检查氧气筒的气压。剩下的氧气撑不了几小时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被和善剂征服了。悲惨的前景啊!我们闷闷不乐。同伴们知道我曾尝过那种极乐滋味,都焦急地探询那是个什么感觉。我向他们保证其实没那么糟,但说话时我自己也底气不足。一阵阵睡意袭来,为了避免掉进污水中,我们用身上能找到的各种东西把自己绑在刚才下来的坚梯上。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突然,我被一声强大无比的爆炸惊醒。我在黑暗中扫视一圈——为了省电,只有一支手电还开着,其他都关掉了。许多毛色光亮的巨大老鼠在污水边缘一路小跑而过。奇怪的是它们排成一列纵队,而且只靠后腿直立行走。我掐了自己一下,看来不是在做梦。我推醒托特尔莱因纳教授,让他看看这个现象。他也莫名其妙。现在老鼠们一对一对地走过,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人类。至少它们没有试图舔舐我们,教授认为这是个好苗头,因为这表明空气极可能是干净的。我们小心地摘下面罩。我右边两名记者还在呼呼大睡,老鼠们继续在我们面前用两条腿闲庭信步,可是我和教授各打了一个喷嚏,鼻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挠痒——我起初以为是污水的臭味,但随后发现了脚下的那些根须。我弯腰仔细打量自己的双脚。我没看错,膝盖以下正在伸出根须,膝盖以上正在变绿。现在我的胳膊上开始发芽,花苞迅即打开,就在我眼前绽放。叶子还是苍白了点,不过地下植物一般都这样。我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开始结果。我想问问托特尔莱因纳怎么看,但不得不提高音量,因为他那边也都是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些睡着的人现在看起来像是修剪整齐的树篱,点缀着一丛丛淡紫或鲜红的花朵。老鼠们一边啃着叶子,一边用爪子理顺胡须,越长越大。再长大一点,我想,可能就可以骑了。我就像一棵树一样渴望阳光。远处仿佛有断断续续的雷声传来,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下,然后是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像是走廊中的回声,然后我开始变红,变黄,最后我的叶子随风而去。什么——我吃了一惊——这就到秋天了?

既然如此,不如离去。我拔起自己的根,侧耳倾听。果然,号角声声。一匹巨鼠鞍鞯鲜亮——作为啮齿类,真是卓尔不群呢——回过头来,明眸善睐,像极了教授忧伤的眼神。我犹豫迟疑:若是看起来像老鼠的教授,骑到他背上大为不敬;若是看起来像教授的老鼠,那便无须顾虑。但号角再次响起,我跃上了鞍——然后掉到了污水里。臭水终于让我恢复神志。恶心而又愤怒得发颤,我爬回到平台上。老鼠们老大不情愿地给我让出一条路。它们仍然双腿直立行走。可不是吗——我突然明悟——致幻剂!如果我能以为自己是树,老鼠为什么不能以为自己是人?我匆匆摸索了一会儿,找到氧气面罩,戴回头上,呼吸了几口,却仍不无顾虑:我怎么能确定这是真的面罩,而不是我自己的幻觉?

突然四周一片大亮。我抬起头,发现上面的井盖打开了,一位美军中士向我伸出了手。

“来吧!”他喊道,“快上来!”

“什么,直升机已经来了?”我跳起身来。

“快点!”他喊道,“不要浪费时间!”

其他人这时也都起身了。我顺着梯子往上爬。

“差不多也该到时候了!”斯坦特在下面喘息道。

外面天空被火光照得一片光亮。我环顾一周——没有直升机,只有几名戴着头盔的士兵,一身伞兵服饰。他们把一种挽具分发给我们。

“这是什么?”我糊涂了。

“快点,快!”中士仍在大喊。

士兵们帮我套上那副挽具。“这是幻觉!”我想。

“绝对不是,”中士回答,“这是飞行套具,我们的单兵火箭飞行器。燃料罐在背包里。来,抓住这个。”他把一个什么手柄塞到我手里,身后另一名士兵同时帮我系紧了肩带和腰带。“好了!”

中士拍拍我的背,按下按钮。身边响起长长的一道尖锐鸣响,背包的喷嘴涌出白烟,笼罩了我的双腿。突然我像羽毛一样飘向空中。

“可我不会驾驶这东西!”我大叫,向着闪闪发红的夜空扶摇直上。

“你现学吧!”中士在下方喊道,“看北极星算你——的——方——位——角!”

我往下看去。我正在飞跃一堆巨大的废墟。不久之前这堆废墟还是希尔顿。废墟附近有一小群人,稍远处突然爆出一圈红色火光,映衬出一个小小的圆形黑影——是教授开着一把雨伞发射升空了。我检查了一下身上的套索和系扣,都还牢靠。背后的动力包咕咕作响,然后咣咣作响,然后嘶嘶作响,往下喷射的灼热气流开始炙烧我的小腿,于是我尽量抬起双膝,但这让我失去了平衡,有整整一分钟我在空中高速旋转,简直像个横过来的陀螺。随后我无意中抓住了手柄,看来是改变了喷射方向,然后发现我平躺在空中巡游,还挺舒服,甚至挺愉快——虽说要是能知道正在往哪个方向飞,那才真正叫享受。我移动操纵杆,同时努力看清下方的全景。一幢幢高楼的废墟,在冲天火光的映衬中如同一丛又一丛黑暗的獠牙。有些细长的光丝——有蓝的、红的、绿的——从地上蹿起到我这个高度,然后尖啸而过。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成了射击目标。我手忙脚乱一推操纵杆。动力包咳嗽了一下,像个破锅炉似的嘎吱作响,一边烫着我的腿,一边把我翻着跟头扔上漆黑的夜空。狂风在耳边呼啸,我感觉到钱包、小折刀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一件一件从口袋里滑出来。我翻身企图追上那些东西,可它们都已不见踪影。在寂静的群星之间,我丁零当啷、噼噼啪啪、嘶嘶作响,孤独地飘行。我到处搜寻北极星来定位,等到我终于找到它的时候,动力包喘出了最后一口气,然后我就像块石头似的笔直掉落,越来越快。出于不可思议的运气,就在快着地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蜿蜒苍白的公路、重重树影,还有一个个屋顶——喷嘴意外打了个嗝,正好让我减速许多,轻轻落在草地上。旁边的沟里还躺着一个人,他呻吟了一声。这要是教授,我心想,那就太神奇了!还真是他。我扶他起来。他全身上下摸索半天,抱怨说眼镜不见了。除此以外他看起来没事。他让我帮他脱下背包,然后他蹲在那儿,从背包的边袋里掏出了什么——几根钢管和一个轮子。

“现在,轮到你的包……”

他从我包里也掏出了一只轮子,然后倒腾了半晌,最后大叫一声:

“快上来!出发!”

“这是什么?我们去哪里?”我惊呆了。

“双人脚踏车。去华盛顿。”教授言简意赅,脚已经踩上踏板。

“这是幻觉!”这想法闪过我脑际。

“胡扯!”教授怒了,“这是伞兵的标准配置。”

“好吧,可是你为什么完全像个专家?”我一边问,一边爬上了后座。教授一蹬地,脚踏车驶上征途,穿过草地驶向柏油马路。

“我为美国空军工作!”他说着,一边猛踩脚踏。

在我记忆所及,我们和华盛顿之间还隔着秘鲁与墨西哥,更不用说巴拿马。

“骑车永远到不了华盛顿!”我逆风大吼。

“只是去会合点!”教授吼回来。

他真的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的未来学家吗?唉,这次我又惹上什么麻烦了?肯定是个大麻烦,毫无疑问……而且,我去华盛顿干什么呢?我突然刹车。

“你在干吗?”教授咆哮着,身体俯在车前把上,“继续向前!”

“不。我要下车!”我说,不容置疑。

车速开始放慢,最终停住。教授用一只脚撑着地面,抬起手向周围黑洞洞的环境比了一圈,好像在嘲讽。

“随你便。狩猎愉快!”

随后他就自己走了。

“谢谢所有的一切!”我朝他背影喊了一声,目送一闪一闪的红色尾灯消失在夜色中。我完全迷失了方向,坐在一块里程碑上整理思绪。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戳我的小腿肚。我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摸到几根树枝,就顺手掰断了。还真有点疼。“这要是我的树枝,”我想,“那肯定还是幻觉!”我弯下腰正要检查,突然一道强光打在我脸上。两道银白色的光柱转过弯来,一辆庞大的车子停到我面前,车门猛地打开。车里头有一排排蓝色、绿色、金色光点闪烁,那是仪表盘;一双尼龙袜包裹的修长美腿,一只鳄鱼皮凉拖踩在油门上;一张黝黑的脸蛋转到我这个方向,脸上有两片深红的唇;手指上几颗钻石熠熠生辉,手掌正握着方向盘。

“要搭车吗?”

我上了车。我已经震惊得忘记自己那些树枝了,但还是暗暗伸手顺着我的腿往下摸索,只摸到了一些小嫩芽。

“怎么,已经开始了?”她的声音低沉而性感。

“什么意思?”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她耸了下肩。动力强劲的车子猛地向前蹿出。车灯照亮的马路迎面扑来。她按下一个键,有首活泼的曲子从仪表盘下流淌而出。可还是不对劲,我想。没有一点道理。没错,那些东西不是树枝,只是嫩芽。但即便如此!

我上下打量她。她确实很美,美得诱惑、邪恶而又轻蔑。但她穿的不是裙子,而是一簇簇羽毛。鸵鸟毛?这是幻觉吗?……女人的时尚从来不可捉摸,我自然想不明白。这条路空无一人,我们一路狂飙,直到速度表指针打到了最右。突然,后面有只手抓住了我的头发。我一下跳起来。但我后脖上感觉到长长的指甲在轻挠,不像是要杀人,倒像是爱抚。

“谁?”我想挣脱那只手,但怎么也挣不脱,“放开我,求求你!”

前方有灯亮起,一座大房子影影绰绰,我们的轮胎压上了砾石。然后车子一个急转弯,靠近路缘停下了。

那只手还抓着我的头发。是另一个女人的手。她苍白消瘦,一身黑衣,戴着墨镜。车门猛地打开。

“我们在哪儿?”我问。

她们一声不吭,突然扑上来,驾驶座上那位推着我,另一位——已经来到路边上——拉着我,把我强拖下车。房子里在开派对。我听到了音乐,听到醉醺醺的吼叫。车道旁边还有个喷泉,喷出的水一会儿是黄色一会儿是紫色,映出屋内的灯光。两个伙伴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

“可我实在没有时间。”我咕哝道。

她们听都不听。穿黑衣的那位俯过身来,热气喷在我耳朵上,轻声说:

“呼!”

“请再说一遍?”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门口。她们大笑起来,看来是在笑我。她们全身上下都是那么恶心。除此以外,她们似乎在变小。往下跪吗?不是,她们的腿上全是羽毛。“啊哈!”我松了口气,“到头来还是幻觉。”

“真的是幻觉吗?”戴墨镜那位嗤之以鼻。她挥起缀满珍珠的手袋,砸中我的脑袋。我呻吟了一声。

“我来给你幻觉,狗屎!”另一位尖叫道,狠狠打在同一个地方。我摔倒在地,双臂抱头。我睁开眼,托特尔莱因纳教授正俯身看着我,雨伞还在他手里。我还躺在污水管平台上。老鼠仍然成双成对地走动,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哪里,你是哪里受了伤?”教授探询,“是这里吗?”

“不是,是这边……”我把头上那块包指给他看。

他举起伞尖,往那伤处一戳。

“救命!”我惨叫一声,“求求你,别戳了!为什么……”

“我是在救你!”未来学家严峻地说,“很不幸,我手里没有别的药。”

“至少别戳那地方,看在上帝分上!”

“戳那地方更有效。”

他又戳了一下,然后转头叫什么人。我闭上眼睛——脑袋阵阵抽痛。然后我觉得自己被人拖起来。教授和那个穿皮夹克的男子抬着我的双臂双腿,要把我搬去什么地方。

“这回是去哪儿?”我哭喊起来。

颤抖的屋顶有碎石不断落在我脸上。我感到两名搬运工正行走在一条晃晃悠悠的木板上,突然浑身一震,他们可别滑倒了。“你们带我去哪里?”我虚弱地问,但没人回答我。空气中充满不间断的雷鸣。随后越来越亮,我们来到了外面,周围都是熊熊大火。一帮穿军装的人抓住污水管道中出来的每一个人,粗暴地推搡着他们一个一个走过一道门。我一瞥间看到巨大的白色字样:美国陆军直升机1-109-894——随后我就躺在一个担架上了。教授从直升机窗口探进头来。

“抱歉,蒂赫老伙计!”他吼道,“都是不得已!”

教授身后有人从他手里抢下雨伞,往他脑袋上砸了两下,把他也塞进直升机里来了。这位未来学家跌倒在地,呻吟起来。这时旋翼飞转,马达轰鸣,这架庞大的机器拔地而起,气势磅礴。教授在我担架边坐下,战战兢兢地抚摩脑袋后部。我坦白,虽然我完全理解他先前的行为是出于好意,但这时看到他后脑勺肿起的包,我还是觉得大快人心。

“我们去哪儿?”

“去开未来学大会。”教授回答,仍然龇牙咧嘴。

“可是……大会——不是完了吗?”

“华盛顿出手了。”他简短解释,“我们继续开会。”

“在哪儿?”

“伯克利。”

“你是说,那所大学?”

“对。你身上有没有碰巧带着小折刀?”

“没有。”

直升机突然一晃,冒出一团火球。一声爆炸撕裂机舱,把我们甩进了黑暗中。之后是巨大的痛楚。我似乎听到了警笛声,有人用剪刀剪开我的衣服,然后我就昏过去了。再次醒来时,我看到的是苍白乏味的救护车顶。我浑身发抖,因为高烧,也因为路面崎岖不平。我旁边躺着另一个人,层层包裹像个木乃伊,身边系着一把雨伞,看来是托特尔莱因纳教授。我这才反应过来,我还活着。所以,奇迹发生了,我们摔得那么惨还没摔死。突然,救护车打滑急转弯,轮胎发出刺耳尖叫——然后翻倒过来,冒出一团火球,一声爆炸撕裂车框。“怎么,又来一次?”这是我最后一个念头,然后便陷入无尽的黑暗。再次睁眼时,我看到上方笼罩着玻璃穹顶。有几个人一身白大褂,头戴面罩,双手高举如同牧师祈福,正在低声商议什么。

“对,这就是蒂赫,”有人说,“我们可以放在这里,就是罐子里。不,不,只放大脑。剩下的都没用。现在请开始麻醉。”

一圈铬环拉上一道棉布,把一切隔绝在外。我想叫出声,想呼救,但吸入了刺激性气体,随即飘入无知无觉中。再次醒来时,我睁不开眼,移不动胳膊和腿,就像全身瘫痪了。我不顾疼痛,加倍努力挣扎了一下。

“慢点!别勉强!”一个轻柔动听的声音说。

“什么?我在哪儿?我怎么了?”我脱口而出。嘴唇感觉很奇怪,整张脸都感觉奇怪。

“你在医院里。一切都好。什么也不用担心。稍等一会儿我们就给你东西吃……”

“可是我怎么能吃,如果我没有……”我正要说下去,却听到剪刀的咔嚓声。大片大片纱布从我脸上脱落,眼前越来越亮。两个彪形大汉温柔而又坚决地搀着我的双臂,扶我站起身来。我被他们的块头镇住了。他们把我扶进一把轮椅。我面前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香喷喷的浓汤。我不自觉地伸手去拿勺,却注意到拿起勺的手肤色黝黑,而且好小。我端详着那只手,看到它的动作随我所愿,只好断定那是我的手。可是这只手改变好大。我抬起头东张西望想找人问原因,眼光落在对面墙的一面镜子上。镜子里的轮椅上坐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黑人,缠满绷带,身着睡衣,一脸沮丧。我摸了下鼻子。镜中人也做了同一动作。我摸索着整张脸,然后是脖子,刚摸到胸脯,我惊恐地大叫一声,高亢尖厉。

“上帝!”

护士骂了谁一顿,说镜子本该蒙上的,然后转头对我说:

“你是伊扬·蒂赫?”

“对。是的,是我!可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女士……那个女黑人……”

“这是个移植体。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必须救你的命,而救你的命意味着……嗯,救你的大脑!”护士说得很快,但很清晰,她的双手一直紧握我的双手。我闭上眼睛,然后突然睁开。我感觉好虚弱。医生突然闯进来,怒发冲冠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他咆哮道,“病人可能会休克!”

“已经休克过了!”护士回答,“是西蒙斯的错,医生。我告诉过他要把镜子蒙上!”

“休克?那你还在等什么?快带他去手术室!”医生命令道。

“不要!我受够了!”我号叫起来。

但没人听我这么个女人的哭求哀告。一张白床单落在我脸上。我想要把它撕开,可是做不到。我听到,也感觉到医院专用推车的橡胶轮子在铺瓦地面上滚动。然后突然一声可怕的爆响,窗玻璃哗啦碎裂,火光冒起,浓烟滚动。整个走廊晃了一下。

“是个示威行动!那些抗议者!”有人叫道。四散逃离的人们踩过碎玻璃的声音。无助地困在床单下,我感觉到肋上一阵剧痛,随即失去知觉。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埋在果酱里。小红莓果酱,酸得要命。我脸朝下趴着,有个什么大大的东西柔软地压在我身上。是个床垫。我踢开床垫,感觉到膝盖和手掌被碎砖顶得刺痛。我撑起身子,吐出嘴里的小红莓籽和沙子。房间看上去像被炸弹给炸了。窗框向外突起,边上还挂着几片残存的玻璃指向地面。那张病床已经翻倒,烧成了黑炭。旁边地上有一张打印的卡片,很大,涂满果酱。我捡起卡片:

亲爱的病人(姓,名)!您现在住在国立实验医院里。为了挽救您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采取极端、特别极端(圈选一项)的措施。我们最优秀的医生,借助最新的医学科学进展,为您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圈选一项)个手术。纯粹为了您的利益,依据联邦法律(国法1-98910-001/89/1),他们不得不把您的一些器官更换成别人的器官。您现在所读的通知,是我们精心准备的,帮助您调整身心,迎接这种全新的,或许是出乎您意料的生命。请允许我们提醒一下,这是我们挽救回来的生命。虽然我们不得不取下您的胳膊,腿,脊柱,头骨,肺,胃,肾,肝,其他(圈选一项或多项),请放心,这些器官完全按照您的宗教传统处理安置了。它们经过正规的仪式,已被土葬,涂上防腐剂,制成木乃伊,海葬,火化并风葬,收于骨灰盒,扔进垃圾堆(圈选一项)。由于这些新器官,您的新生活可能会遇到一些不适或意外状况,但我们承诺,经过一段时间,您会像我们所有其他病人一样,习惯新器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把您的器官换成了我们所能用的最最好,最好,完好无损,还不错,唯一能用(圈选一项)的器官,在一年,六个月,三个月,三星期,六天(圈选一项)内包包换。当然您必须理解……

文字到此中断。这时我才看到我的名字用大字写在卡片顶上:伊扬·蒂赫,手术第6、7、8号,套餐。我手中的纸颤抖起来。上帝,我还剩下啥了?我甚至不敢看自己的手指。手背上有浓厚的红毛。我头晕目眩,浑身发抖,扶着墙站起身来。乳房没了——嗯,至少这一点还不错。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外面有只鸟还在啾啾叫。叫得真是时候!套餐。套餐是什么意思?我到底是谁呢?伊扬·蒂赫。我很肯定。所以……我先摸了下自己的腿。对,还有两条腿,但好像有点古怪——膝内翻[20]。肚子——太大了,肚脐眼简直像一口井,层层叠叠的肥肉——呕!我这是怎么了?先是直升机。被击落了,好像。然后是救护车。被手榴弹还是地雷炸翻了。然后我变成了那个娇小的女黑人。然后是示威——走廊——另一个手榴弹?她怎么样了,那个可怜的小家伙?然后是现在,又来一次……这一次又一次毁灭重生,到底意味着什么?

“喂!”我叫道,“有人吗?”

我把自己吓了一跳。我的声音低沉浑厚,简直像歌剧里的男低音。该照镜子了,可我不敢。我害怕。我抬手摸了下脸。老天!浓密卷曲的毛发……我一低头,看到一丛大胡子,乱蓬蓬、脏兮兮,遮蔽了半个胸膛,像火一般红。什么乱七八糟的。嗯,至少我还可以剃掉胡子……我走上阳台。那只傻鸟还在乱叫。白杨树、梧桐树、灌木丛——这是什么?公园?在国立医院里头?有人坐在长凳上,裤管卷起,在那晒日光浴。

“你好!”我叫道。

他转过身来。那张脸,熟悉得奇怪。我揉了揉眼睛。确实没错,那是我的脸,那是我!我连跨三大步,下到地面跑过去,气喘吁吁地瞪着我自己。真的是我,毫无疑问。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他不安地问,是我的声音。

“怎么……你从哪……”我结巴起来,“你是谁?谁给你的权利……”

“啊,原来是你!”

他站起身来。

“我是托特尔莱因纳教授。”

“可是……可是为什么,看在上帝分上……你为什么……”

“跟我没一点关系,”他说,皱起我的眉头,“你要知道,他们闯进来了,那些易皮士,还是基皮士[21]。那些抗议者。扔了一个手榴弹……你的状况已经救不回来了,我也一样。我就躺在隔壁房间。”

“救不回来个头!”我怒吼,“我可长着眼睛,你以为我看不见?真的,教授,你怎么能这样?”

“但我当时昏迷不醒,我向你保证!费舍尔医生,那位主治医生,后来解释了一切:他们首先用的是手边最好的器官,但轮到我的时候只剩破皮烂肉了,所以……”

“你怎么敢!不但强夺了我的身体,还侮辱它!”

“我只是复述费舍尔医生的话!他们觉得这个——”他指了下自己的胸膛,“一点也不合格,但没有别的身体可用了,只好就这么把我复活。同时你已经被移植——”

“我?”

“我是说你的大脑。”

“那这是谁?我是说,死前是谁?”我指指自己。

“是一个示威者,很可能是他们的领袖之一。就我所知,他搞不定导火索,把一个弹片炸到他自己脑袋里了。然后,嗯……”教授耸耸我的肩。

我战栗起来,在这新的身体里感觉真是古里古怪,不知怎么才能合拍。不过主要是憎恶的感觉。方方正正的厚指甲,表明这人的智力上不了什么台面。

“那现在怎么办?”我嘟囔道,双膝突然虚弱起来,在教授旁边坐下。“你有镜子吗?”

教授从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我迫不及待地抢过镜子:肿胀瘀青的眼睛,软塌塌的鼻子,糟糕透顶的牙齿,还有双下巴。下半张脸完全埋在红色须发中。我把镜子还给教授,看到他又把膝盖和小腿亮出来晒太阳。我的第一反应是要警告他说我的皮肤极敏感,但话到口边又停下。要是他晒伤了,嗯,那是他的事,跟我再没关系了!

“那我现在去哪儿?”我自言自语。

教授坐直了,端详着我的——我的?——脸;我看到他的——他的?——眼里有一丝怜悯。

“我建议你哪儿也别去!他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被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通缉。通缉令里说格杀勿论,不用抓活的。”

这下我终于得出结论。老天,我想,这还是幻觉!

“不是!”教授强烈抗议,“这是现实,老弟,如假包换的现实!”

“那医院里怎么没人?”

“你不知道?哦,当然,你当时没有知觉……他们罢工了。”

“医生罢工了?”

“所有人,全体员工,都罢工了。你看,游击队抓了费舍尔。他们要拿他来交换你。”

“我?”

“没错。你要明白,他们压根不知道你不再是你,而是伊扬·蒂赫……”

我头疼欲裂。

“那我就自杀。”我的男低音沙哑起来。

“最好不要。他们只会再移植你一遍。”

我竭尽所能搜索枯肠,想找出个法子证明这到底是不是幻觉。

“那要是……”我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

“要是什么?”

“要是我能骑着你出门?嗯?那会怎样?”

“骑我?你脑子进水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摆好架势,一蹲一跃,跳上他的背,然后掉进污水里。黑暗腐臭的污水令我作呕,但多么让人欣慰。我爬出污水。这时老鼠少多了,可能大部队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只剩下四只老鼠。它们聚在熟睡的教授脚下,用他的牌在打桥牌。桥牌?虽然空气中致幻剂浓度这么高,但老鼠有可能打桥牌吗?我担心地从最胖的那只老鼠身后看了一眼。它手里的牌横七竖八,甚至没有把同一花色放在一起。看来情况还好……我松了口气。

但以防万一,我坚决不再离开污水半步了:我受够了这一次又一次的营救,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想再来一次了。下次我得首先要求对方给个证明。要不然,唉,天知道我又会看到什么。我摸了下脸,没有胡子,也没有面罩。面罩哪儿去了?

“至于我,”教授说,仍然双眼紧闭,“我是个诚实端庄的女孩,先生,我希望您能考虑到这一点。”

他歪了下头,似乎在仔细倾听什么人的回答,然后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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