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GHT RIDE
他是个干瘦的白人男孩，一双眼睛带着吸毒后的迷离，双手无处安放，但他有那副表情。他跌跌撞撞地绕过桌子的样子，孤身一人。他把坐凳猛地抽出来，然后坐在上面一动不动的样子。你能看出来，他不是在寻找音乐。音乐已经找上了他。而他还可以等。
马克思说：“已经high了？”
我摇了摇头。这是刚打完针的模样，得再等等，意识才会模糊起来，才会慢慢high起来。“笨蛋家伙，也许吧。”我虽这么说着，可心里并不这么想。
“给他点儿刺激，迪克[31]。”马克思轻声说，“让他high起来。”
我用不着这么做。那孩子的双手爬上了琴键，直接就落在了准确的调子上。双手开始缓慢而悠然地滑动起来，从容不迫。没有前奏。没有和弦。仅仅就是，在这忽然之间，音乐就出来了。就这样持续了好一阵子，我的老天爷，怎么可能没人注意到呢？
在这个买卖毒品的屋子里，伴随着那些重复的呢喃和跟唱，我能听真切的实在是不多，但听到的仅有的那点儿也是足够了。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千真万确，没有任何出乎意料的地方。“迪肯执事”说得一点儿都没错。蓝调。开端：乐段被依次排开，然后轻轻带过，每一个音节都有无数即兴的演绎；紧接着，所有这些乐段最终汇聚一处，形成完整的旋律，浑然一体。这本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才能做到的，但这男孩学得很快，有这个能力，而且他并不为后天学成感到羞愧。
马克思一言不发。他眼睛一直闭着，耳朵却一直竖着，我知道他被牢牢吸引住了。我只希望这不再是以往那些噪声。这一年里，我们已经换了六个乐手了。
不过确实没有这样的。
那孩子火速演奏了一些老掉牙的曲子，如《圣詹姆斯医院蓝调》和《比尔·贝利》，但是他对它们所做的“大刀阔斧”的改编堪称恶毒。圣詹姆斯仿佛变成了一个爬满了蜘蛛、毒蛇和尖叫泼妇的地方，而贝利则变成了一个在自己的女人最需要他的时候却将她抛弃的无耻浑蛋。他演奏的《星尘》，就像一个童子军正在帮一个瘸子过马路。你想了解有关《甜蜜的乔治亚·布朗》的事吗？只不过又是一个因为太累了而没法接客的下流妓女而已，仅此而已。
当然，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在客人们听起来，那些粗糙响亮的变调、滑音和小调音符就只是错误而已；或者，也许那些耳朵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些。
“他叫什么名字？”马克思说。
“大卫·格林。”
“等完事之后，让他过来一下。”
我从人群中切出一条路过去，拍了拍那个孩子的肩膀，做了个自我介绍。他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点儿生气。并不多。
“马克思·戴利就在这儿。”我说，“他想跟你说几句话。”
八个音符过后，你就连碰也不想再碰《劳拉》了。“好吧。”那孩子说。
我走了回去。他暂时放下“凶残的利器”，按原样演奏了《谁》，或者说差不多按原样。反正，跟我昨晚听到的差不多，当时天气太热，我睡不着，就出去走了走。关于盒式钢琴，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有数百万个家伙能搞定它，他们可以快速演奏，弹准所有的音符，天马行空地转调。但是你会发现，在那数百万人里，也许只有一个人能突围而出。而且很可能，他并不能演奏得很快，而且也不愿意从C调里挪出来。严格地说，大卫·格林也不能算是技艺超群的演奏家。他并没演奏所有的音符。只弹出了“该弹”的那些。
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坐下。
马克思抓过他的手。“格林先生，”他说，“好一双‘乱七八糟’的手。”
那孩子点了点头；这可能是在说“谢谢”。
“你演奏得并不多，但大部分还不错。迪肯喜欢。我也喜欢。”
他摘下墨镜，异常缓慢地把墨镜折了起来，“格林先生，我很少夸人。”他说，“打嘴炮，确实可以消磨时光，可是我到这儿来还有别的原因。”
一个穿着绿色纱笼式女裙的小妞儿从烟雾中现身。带了点儿这个，带了点儿那个。“先生们？”
“布什米尔和苏打水。”马克思说，“如果没苏打水，那就布什米尔，什么也不加。格林先生呢？”
“一样吧，就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说。
是时候了。我站起身，喝光了杯中剩下的马提尼。马克思总是喜欢独自谈生意。“我得去打个电话，老板。”我说，“外面跟你会合。”
“也好。”
我告诉那个孩子，也许我们还会再见，他说，当然，也许吧，然后我就退下了。
外面又热又潮，新奥尔良就是这样。我沿着波旁街[32]的一侧溜达，又沿着另一侧走回来，寻思着姑娘。去了家小酒馆，可酒掺了水，舞娘也不懂行。一个矮小的南部姑娘，紧张得发抖，脸颊通红。她那样子就像个转笔刀。我放弃了这个地方。
爵士也许是在新奥尔良诞生的，但显然，它已经离家太久了。
马克思正在“懂你俱乐部”门口等我。他既没有微笑，也没有皱眉。我们走了几个街区。然后，他用那种耳语一样轻的声音说：“迪克，我想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开始表演了。我想我们也许找到了一个乐手。”
我感到很骄傲，没错；这就是我的感觉。“哟吼。”
“但是，一定得妥善处理。这孩子有麻烦。很大的麻烦。”
他咧嘴一笑。是那种刽子手在被捕的杀人犯面前才会闪现的笑，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这里头还掺和了犯罪的事儿。我满心想的都是，“天使乐队”有了十根新手指。
我们在住处分开了，但是火车要等第二天晚上8点才开，所以我自己去参加了一个派对。那并不管用。我整晚都梦见那个小女孩，我不断地开车撞她，倒车，再撞她，看着她流血。
有趣的是，其中一次，车里的人不是我，是马克思，而那个小女孩变成了大卫·格林……
那孩子在孟菲斯跟我们会合了。没有行李箱，穿着同样的衣服，挂着同样的眼神。我们当时正在孔雀厅做连续五晚的夜间演出，表演相当顺利，但是没有什么值得拍照上墙纪念的事儿发生。
大卫听了一轮，拍了拍马克思的贝斯。“我来了。”他说，“要让我加入吗？”
马克思没答应。“先听。这一段过后，我们再谈。”
孩子耸了耸肩。要么他就是压根不在乎，要么他就是走神了。
“你好，琼斯先生。”他说。
“你好，格林先生。”我说。聪明的家伙。他瘫在一张椅子上，把脑袋支在自己的胳膊上，就这样待着。
大家都兴致索然，所以我们演奏了几首普通的舞曲，假装表演了一场即兴演奏，差不多就这样蒙混到两点。然后，我们收拾打包，向酒店出发。
“这是天使乐队。”马克思说。他之前没有说，而是等到我们都集中了注意，全部在场，才依次介绍。“迪肯·琼斯，你已经认识了。他是一名小号手，还能吹短号，有时候，当我们在加州表演的时候，还吹长笛。我是贝斯手。这你也知道了。那边那个高个子、丑家伙，是博德·帕克，吉他手。罗洛·弗戈和帕内利·莫斯，萨克斯和长号。休吉·威尔森，单簧管。西格·舒尔曼，我们的鼓手，就是我右边这位安静的若有所思的家伙。所有人凑在一起，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当他们想要成为最好的时候。先生们，我们的新钢琴师大卫·格林。”
那个孩子看起来被吓到了。他伸出一只手，无力地挥了一圈，仿佛但愿自己身在皮奥里亚。当马克思向他抛出那个惯常的问题时，他几乎跳了起来。可谁不会跳呢？
“我们是一支爵士乐队，格林。你知道爵士是什么吗？”
大卫向我这里瞥了一眼，用手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你告诉我吧。”
“我告诉不了你。没有人能告诉你。那是个蠢问题。”马克思很开心。如果那个孩子尝试给出一个答案，那就糟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它的事实。它是一套词汇。一种说话的方式。你可以拥有一套小的词汇体系，也可以拥有一套大的词汇体系。我们的词汇体系庞大，因为我们的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如果你想跟‘天使’合得来，就必须记住这一点。”
西格开始在一张桌子的桌面上敲打某种节奏，颇有些不耐烦。“还有一件事。你必须忘掉分类。有些乐队在斯托里维尔街，有些在灯塔酒吧；有理性音乐，有直觉音乐——总是要么这一种，要么那一种。好吧，我们不那么干。爵士就是爵士。有时候，我们会花一整周的时间在传统音乐上打磨，翻过身，继续奇科·汉密尔顿未竟的道路。不管是哪样，只要我们觉得它最好就够了。这全都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懂了吗？”
大卫说他懂了。每当马克思像这样陷入狂热之中开始说教的时候，你都不会有争辩的打算。因为他是认真的，而且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这已经是我们大多数人第二十次听到这套说辞了，可它还是有道理的。实际说来，几乎每个人都用一步一步的方式去思考爵士：从这一步到那一步。其实并没有什么步骤可言。谁更“高级”呢——斯特拉文斯基还是莫扎特？
大卫不知道，说出正确的话，对于马克思有多么重要，可他还是应付得不错。过了几分钟，他就打消了自己的困惑。“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件事。”他说，“听起来相当有道理。”
“听进去，格林。用心想一想。你一直在做的音乐高高向上，但是那只是一条路。我相信你可以走通所有的路。我相信，因为我对你有信心。”
他的手使劲儿抓住了大卫的肩膀，几乎跟过去几年里他对我们每个人做过的动作一样，而我能看出来，这给那孩子带来的冲击也跟我们一样重。
“我会努力的，戴利先生。”他说。
“叫我马克思就行。没那么冗长，而且更像朋友。”
然后就都结束了。马克思合上《圣经》，打开一瓶卡托威士忌，那是他一般不愿意跟人分享的酒；然后他把那孩子带到一个角落里，就他们两人。
我本应感觉很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确实感觉不错，但是有某种东西搅坏了情绪。我走到窗边，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人行道刚刚被水管冲洗过，铺上了一种好闻的干净味道，仅次于夏雨过后。
“小孩挺不错的。”我看过去，说话的是帕内利·莫斯。他还是颤抖个不停，但是不像有时候那么糟糕。很难理解，怎么有人能像帕内利一样酗酒的同时还能吹号。很难理解，他怎么还能活着。
他感觉受伤了。可我没有心情搭理他。“没错。”
“好一个好孩子。”他把冰水抬到额头附近的地方——这是他的戒断疗法，时断时续，“马克思抱上了一条新大腿。”
我没理会。也许这种感觉会自行消散。
可是它没有。“他厉害吗？”帕内利说。
“厉害。”
“可怜的格林先生。迪克，你听着——他会一直这么厉害，但是他不会一直这么好。嘿，小心那柄锄头，小心，马克思！”
“帕内利。”我说，用了尽可能冷淡的语调，“你是一个很棒的号手，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咧嘴一笑。我突然想把他丢到窗外。或者我自己跳到窗外。我说不出是为什么。
他把酒杯滚过额头。“在这一天把面包，”他边说边唱，“给我们的戴利——”
“闭嘴。”我说得很小声，所以没有别人听见。莫斯已经喝多了——他肯定喝多了。“帕内利，听着，你想讨好马克思。没问题，我没意见。坚持别放弃，随便捣鼓。但是让这些事离我远一点儿——我不想听。”
“怎么了，迪克——害怕吗？”
“不。听着，在我看来，马克思把你捡回家的时候，就连你自己的亲妈都不愿意要你，哪怕戴着橡胶手套都不愿意碰你。你那时狗屁不是，帕内利。什么都不是。现在你每天都有饭吃。你面对他的时候应该双膝下跪才是！”
“父啊。”帕内利说，脸上浮现出一种真正惊讶的表情，“我就是这样的。我是！”
“他一直都像个护士一样照顾你。”我说，心里纳闷自己为什么这么刻薄，为什么我想把这个家伙伤得这么深，“没有第二个人愿意惹这个麻烦。”
“你说的确实是事实，迪克。”
“换作别人，他们早就让你烂在贝尔维尤医院了。”
“说的是事实。”
我想要狠揍他一顿，但是我不能。我知道他恨马克思·戴利。
可穷尽脑汁，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就像你憎恨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
“你喜欢那孩子吗，迪克？我是说格林？”
“没错。”我说。这是真的。我感觉——也许就是这一点——对他负有责任。
“那就让他退出。基督在上，告诉他退出。”
“去死吧！”我转身大步冲到另一个房间，就像逃出一个装满蛇的房间一样。大卫·格林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坐着。只不过他变得不同了。脸上那些坚硬的、苦味的线条不见了。现在他看上去只是——悲伤。
“你感觉怎么样？”
那孩子抬起头。“不容易。”他说，“我一直在跟戴利先生聊天。他是个——厉害的家伙。”
我拉过来一把椅子。我的后背在流汗。冷汗。“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说不准。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像他一样的人。他的那个样子，嗯，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出问题，还能从你的身上找出问题的所在——”
“你有什么麻烦吗，孩子？”汗越来越冷。
他露出了微笑。他真是太年轻了，也许只有二十五岁。英俊，跟克鲁帕差不多的类型。那不是毒品。不是酒精。“告诉‘迪肯执事’。”
“没什么麻烦。”他说，“就是一个死去的妻子。”
我坐在那里，感到害怕、恶心，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多久了？”
“一年。”他说，仿佛自己始终不能相信，“也是个有趣的事。
我过去从来都不能谈起这件事。但是戴利先生似乎能理解。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和萨尔是如何相遇的，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一起去开发区生活，还有——”他飞快地把脸转向了墙壁那边。
“把它说出来，孩子，你才能摆脱它。”我说。
“戴利先生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没错。”我知道。戴利先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六年前，在那场事故之后。
“你觉得我能融入吗，迪克？”那孩子问。
我看着他，想起了帕内利说过的话；我又想起了马克思，他的声音，低沉，永远那么低沉；我实在受不了了。
“小菜一碟。”我说。然后冲回了二楼我的房间。
我不是个容易烦恼的人，从来都不是，但是我感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出现在我的体内，而它不愿意离开。人们对此有一种叫法：不祥的预感。
……让他退出，迪克。基督在上，告诉他退出……
第二天夜里，那孩子穿着罗洛富余出来的一套西装，准时出现了。他看起来很时尚，但是也很迷离，而且你能看出来，他没怎么睡觉。
马克思简短地把他介绍给观众，然后他就坐在了钢琴边。
气氛相当紧张。一。二。
我们来了一首《夜骑》，这是我们的代表作。那孩子使出了浑身解数。相当不错的伴奏，但是没有什么惊艳之处。这是件好事。
然后，我们休息片刻，马克思朝他点了点头，他弹起了一首忧伤的小舞曲《佳达》。想让这首曲子真正忧伤起来是很难的。可他做到了。
观众很喜欢。
他演奏了小调《端庄淑女》，然后又在《A线列车》上淋漓挥洒了才华；孔雀厅渐渐拥挤起来。我的意思是，我们过去也总是能让人们听进去，激发那些摇头跺脚的常规反应，可是这次才终于得到了真情实感的反馈。
大卫·格林不是不错。而是太棒了。他把《柔情女郎》弹出了布鲁贝克再世的感觉——遵循着马克思的编排，让我们能勉强跟上，但是又多加了五分钟——那是真正的即兴反应，千真万确。然后，当一切冷静下来，清醒之后，他立刻掉头，于是杰利·罗尔复活了，死而复生，用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演奏起《狐狼蓝调》。
而当他独奏起一支带着鲜明的个人标识的曲子时，全场的观众都把助听器调到了“高声”的挡位。至高无上的悲伤；蓝调忧郁；你懂——我懂——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和他的妻子，在一个炎热的早晨，阳光尖叫着闯入，他们半梦半醒，空气是明亮的，万物是新鲜的。红色的冰。温暖的蓝调。
马克思紧闭着双眼聆听。他在表达的是：小子们，什么都不要碰；一动也不要动。你该打断它了。别打扰那孩子。
忽然，大卫停了下来。十个节拍的停顿。我们以为已经结束了，但是没有。他现在回忆起了一些别的东西，而我知道，刚刚的第一轮表演只是一个开始。
他奏起一段旋律，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感觉，只有音节：《假如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姑娘》——然后他把拳头重重地砸在琴键上，开始即兴发挥。真是太邪门了。精彩绝伦。猫咪们全都把它们的毛球吞到了肚子里。
但是我接收到了他的信息。它像私密的针头一样刺入了我：
盒子里有个姑娘，
迪肯·琼斯，迪肯·琼斯，
盒子里的那个姑娘
仅剩白骨……
你在说的是哪个姑娘呢？我心想。但是没有时间去想明白，因为他已经收尾了。孔雀厅爆炸了，而大卫·格林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双手。
“一。二。”马克思轻声说。
我们同时奏响了《圣路易蓝调》，我们每一个人都加入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儿东西。我吹响了我的号音，休息时间到了。
马克思戴上了他的花墨镜，走到那个孩子身边。我勉强能听见他说的话。“干净利落，格林先生。”可是那孩子仍然沉浸在它里面。他似乎没在听。马克思小声说了一些事，走下了舞台。他看起来有10英尺高。
“我们成了，迪克。”他说。他的额头背后发着光。“现在胜利属于我们了。”
我敲出了小号里的唾沫，努力咧嘴一笑。那是个假笑。
马克思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迪克，”他说，“你刚才吹了一段干净的独奏，但是我很担心。你心里一直在想着那起意外，是不是？”
“没有。”
“我不会怎么怪你。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完整了，你没问题，我们就要火了。所以忘掉那件见鬼的事——或者演出结束之后找我把这件事聊透。我有空。”他微笑着说，“你知道的，是不是，迪克？”
我心里一直在向上帝祈祷他不会说这句话。可现在这句话已经被说出口了。“当然了，马克思。”我对他说，“多谢了。”
“小意思。”他说，然后朝博德·帕克那里走去。帕克是个瘾君子，而马克思一直给他供货。这在以往看起来总是好的，因为如若不然，他为了得到那东西，就要出去偷，或者杀人。
可现在我不太确定了。帕内利斜过身来，从他的气阀里吹出一个尖酸的音符。“是个好孩子，”他说，“我想马克思会想留住他的。”
再正确不过了。有了那十根火热的手指，我们可以在一条伟大的黄金大道上大展宏图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伍迪·赫尔曼在芝加哥的一间单身公寓里做了几周的死人，然后搬到两个街区之外，就像一个重磅炸弹一样火了？但就是发生了。
我们很快就走出了中西部，拿到了洛杉矶黑格俱乐部的邀约，把穆里根以来的一切音乐都打败了。四重奏和三重奏是当时的热点，这让我们成为一个过气的大型乐队，但是没有人介意。不到一个月，传言播散开来，人们开始从旧金山赶过来，就为了听上一场我们的演出。
我跟马克思或者大卫都没有太多的交流。他们俩现在是形影不离的好哥们儿了。马克思几乎从来不让大卫离开自己的视野——并不是说他就忽视了我们。每隔两个下午，他都会现身露面，跟以往一样，准备好。他有空了。“得照顾好我的小子们……”可大卫才是表演中的那颗明星，而他并不怎么周旋应酬。话又说回来，只要能看到他，就已经足够了。他的钢琴演奏渐入佳境，但是他本人却越来越糟了。每天晚上，他都讲述关于他和萨尔的故事，他们曾经多么快乐，他有多么爱她，她是如何得到想要的一切，如何去世的。他们可能拥有过的每一种心绪，他都通过钢琴释放出来。最后总是以《悲泣之城》收尾。起初，他会发疯，那个把她的最后一口呼吸从她的身体里抽出并把她埋在地下的婊子养的东西，让他火冒三丈。可现在，他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悲伤、孤独、低落。
而天使乐队的面前则是一马平川。从前，我们只是一帮有才的音乐家；我们能给你迪克西兰爵士乐，也能给你现代爵士表演；火爆的，或者冷酷的；没有什么能让你称为风格的东西。有了大卫的手指之后，我们就有风格了。我们跟过去一样有才，可以演奏所有不同种类的爵士乐，可是我们变成了蓝调爵士人。我们把大多数的表演都献给了坐在吧台末端的女士们，她们孤身一人，要么脸上化了太厚的浓妆，要么身材太过肥胖。我们也把表演献给了那些不愿跳舞的小伙子，他们以为自己憎恨女人，可其实他们都为女人而疯狂，只不过对于自己凑上前去之后可能发生的事心怀恐惧。我们还为戴着厚厚眼镜片的小姑娘演奏，还有那些小屁股的粗野少女，还有飞吻跟所有人告别的醉醺醺的废物。
蓝调爵士人。
一则付费广告商说了这一点：“马克思·戴利的乐队演奏出每一个受伤后心灵难以愈合之人的心声。”
蓝调爵士人。
黑格本想让我们再多待六个月，也许待到永远，但是我们不得不把福音播散出去。马克思的福音。鸟园爵士俱乐部有什么问题吗？
完全没有。马克思多年以来都在觊觎着那颗金苹果，可那个时候，我们算老几？
我们登台的那天，他迈着教堂风格的步伐蹑手蹑脚地走动。用一种甚至比平时更低的声音跟大卫说了些话。
“孩子，这番安排都是为了鸟园俱乐部。”
众所周知。
“那个黑哥们儿有大麻烦了，对，没错。”他说，“大天才。”
我们偷偷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我们转身回来，把那座教堂底朝天连根拆掉了。大卫的表演前所未见，但是你够不到他——他藏得比蛇还低调。又一次，在一场表演结束后，我问他想不想出去跟“迪肯执事”喝一杯啤酒，他同意了，觉得没什么，但是马克思随之出现了，而我没有挑战的心思。
于是事情就这样继续。《重拍》为我们贴上了“当今活跃的最个人化的乐队”的标签，我们还出了一摞专辑——《蓝色星期一》《低吟》《深滩》——肉汁和香槟成了我们惯用的早餐。
然后，我记不得是哪一个晚上了，马克思来到了我的住处，脸上的表情并不欢喜。自从罗洛因为骚扰罪被捕以来，我还没有单独见到过他。他表现得格外随意。
“迪克，你见到大卫了吗？”
有什么东西跳入了我的喉咙。“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了。”
他耸了耸肩。
“你担心吗？”我问。
“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他在脸上涂了一层粉，第二天晚上，这层粉就散落了。我刚吹完我的那段小号——星期六下午——帕内利就拍了拍我说：“看外面。”我看到了观众。“再往外面看一次。”他说。
我看到了一个小妞。她正在凝视着大卫。
“马克思会爱上这个的。”帕内利说，“他要把这一切给活活吞下去，哦，没错。”
当表演结束后，那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下台，朝着那个娃娃露出了一整排牙齿。她也回敬了一排牙齿。他们走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下了。
“哟嚯，格林先生给自己搞到手一个好东西，可是让我发现了。你不想贴心地给马老大提个醒吗？”
马克思正在看着他们，好吧。你说不准他在想什么，因为他的脸上没有透露出任何信息。他一边慢慢地转了转贝斯上的旋钮，一边看着。仅此而已。
过了一会儿，大卫和那个女孩起身朝舞台走来。
“马克思，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施密特小姐。洛林。”
休吉·威尔森的眼珠子掉了出来，博德·帕克说了声“耶”，甚至罗洛也抬起了头——而罗洛并不走女孩这条路。但因为这个小妞太抢眼了：小女孩的样子，粉色裙子，苹果一样的脸颊，那样子像是在说，我整个人就摆在这儿了，不用再感到烦恼，听我的话就对了。
“她每天晚上都来听我们表演。”大卫说。
“我知道。”马克思说，“我见过你，施密特小姐。”
她的微笑带来了一抹纯净的阳光。“你有一支优秀的乐队，戴利先生。”
“没错。”
“我尤其喜欢今晚的《深滩》。它真是——”
“太棒了，施密特小姐。这是大卫的原创之一。我猜你早知道了。”
她转向了那孩子。“不，我不知道。大卫——格林先生没有告诉过我。”
我们的小键盘手咧嘴一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真心笑着。简直都认不出他了。
而那就是她所带来的结果——简单、直白。大卫跟这个女孩走上了楼，她也正乐在其中，现在谁也无法拆散这对儿了。
她每天下午都准时出现，总是孤身一个人。听完所有的曲目之后，她就和那孩子跑出去。好几个早上他看起来都精疲力竭，这变化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毫无疑问——大卫·格林开始拾回某些他遗失的珍宝了。
而马克思对此从未说过一个字。假装不管这件事如何发展，他都毫不在意；对他们两个人都好得要命。但是帕内利却不愿意放下他戴在脸上的那副表情。
“放长线，钓大鱼。”他会说，“马克思是个聪明的家伙，迪克。换作任何一个另外的人，他都会把这件事放到台面上来说‘我们要去欧洲巡回演出’之类的话。可我们的老板不会这么做。聪明货……”
大卫和他的娃娃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浓，很快，如果你用心去听，估计都能听见教堂的钟声了。当然，你还能听见些别的东西。
乐队——不再是顶尖的表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不出差异所在，但是它就在那里，好吧。我们还是在演奏音乐。跟很多在演奏音乐的其他人一样。但是我们失去了某种东西。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表现出不快——而他可是一个双腿站立的音叉——所以我想着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又是因为那些梦。它们一直都在侵扰我，不管我把它们讲了多少遍……
但是，这并不是我的问题。我们开始变得难听了，而且一直毫无起色，一夜复一夜，而我恐怕知道为什么了。最终还是知道了。
在大卫宣布他和洛林订婚的三天之后，大坝裂开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上了舞台，马克思为《虎纹布》喊了“一、二”，我们开始演奏。突然之间，一切又再次恢复了美妙。那种声音出现了，只不过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饱满。大卫的钢琴加足了马力，又开始吐出悲伤，把原来的水准重新带回我们所有人的身边。我们又变得像以前一样厉害了。
帕内利拍了拍我，我身子一凉。我看了看大卫——他已经“不在了”，灵魂出窍——我又看向了观众席，那个小妞也不在了。我的意思是，她的人不在了。而马克思正在挑拨琴弦，眼睛眯着，欢乐得如一只九月的猪。
我们弹奏了《深滩》，而我觉得——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刻，一切都清晰了。在过了整整六年以后。
我还是演奏完了。然后，我向大卫走去，可是马克思拦住了我。
“最好别打扰那孩子。”他轻声说，“他这次不太好过。”
“你是什么意思？”
“那个小妞不是好姑娘，迪克。”
“我不相信。”
“她不是好姑娘。我一直都知道，但是我不想说。但是——听着，我一直都在。她本来就会抛弃那孩子。”
“你做了什么？”我问。
“我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他的声音滴落着同情。“小妞们都是一样的，迪克。这是人生艰难的一课。”他耸了耸肩膀，“所以别打扰那孩子。他会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给你听——用他的双手。你只是被你的那些梦扰乱了而已。要不，你今晚过来——”
“你做了什么，马克思？”
“我睡了她，迪克。而且轻而易举。”
我甩开自己的肩膀，向楼梯上冲去，但是钢琴间是空的。大卫不见了。
“那个娃娃在哪儿混呢？”我说。
马克思摊开了手。“别追究了，好吗？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孩子对我很感恩！”
“在裘园路45号。”一个声音说，“5号公寓。”说话的是帕内利。
“你也想尝尝吗，迪克？”马克思问。他大笑起来：那是我听过的最猥琐的声音。
“咕。”帕内利说，“大师的冷箭啊。”
我盯着那个让我敬爱了六年的男人。他说：“她没否认。”而我心想，这就是正中大卫眉心的那只斧子。他现在再也起不来了。永远。
我抓住马克思的胳膊。他微笑起来。“我知道你有多喜欢那个孩子。”他说，“相信我，我也是。但是他早发现总比太迟了好，不是吗？你难道不明白——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了他好。”
有些观众在逐渐靠过来偷听。我并不在意。“戴利，”我说，“听好了。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如果这想法被证明是真的，如果这想法没错，我就会回到这里杀死你。明白吗？”
他块头不小，但我也不差。我把他重重地推开，沿着撞开的路，跑到外面，拦了一辆出租车。
我坐在后座，向上帝祈祷她现在在家，我真希望现在手里有个小号能让我吹一段——或者随便别的乐器也行！
我没等电梯，一步三个台阶地跑上了楼梯。
我敲了敲5号公寓的门。没人回答。我感到皮肤一阵发凉，又重重地敲了敲。
那个小妞打开了门。她的眼睛红红的。“你好，迪肯。”
我把门踢上，站在那里，努力找到想说的话。似乎一切都很急迫。现在一切都明了了。“我想知道真相。”我说，“我说的是真相。
如果你说谎，我会知道的。”我深吸了一口气。“你有没有跟马克思·戴利睡觉？”
她点头认可。我抓住她，抡了一圈。“真相，该死的！”我的声音惊到了自己，那是一个男人在说话。我的手指深深地陷入了她的皮肤。“想想大卫。把他放进你的脑子里。然后告诉我，你和马克思一起睡了，告诉我你脱光了衣服，让马克思·戴利睡了你！告诉我！”
她试图挣脱；然后开始哭泣。“我没有。”她说。我放开了她。
“我没有……”
“你爱那个孩子？”
“是的。”
“想嫁给他？”
“是的。但是你不懂。戴利先生——”
“我很快就懂了。现在没有时间。”
我任由热泪涌出。
“来吧。”
她犹豫了一下，可她也知道，没有什么蒙混过关的余地。于是，她披上一件外套，我们就回到了出租车上。
在开往鸟园俱乐部的一路上，我们两个谁也没说一个字。
现在已经到了打烊时分，店里空荡荡的，灯光昏暗。某些慢性子的蓝调乐手正在台子上练手。
我第一个见到的家伙是帕内利。他正吹着他的长号。剩下的小子们——就少两个人——都在上面，拥挤着。
帕内利停下，走过来。他现在正抖个不停。
“大卫呢？”我问。
他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洛林。
“他在哪儿？”
“你太晚了。”帕内利说，“看起来，马老大多推了一小把。就一小把。”
洛林开始颤抖，我能感受到她的胳膊。同时，仿佛有人在我的肠子里切了一刀。蓝调乐手们还在练习。《深滩》，那孩子的曲子。
帕内利摇了摇头。“你刚走，我就跟着他出去了。”他说，“但是我也太晚了。”
“大卫在哪儿？”洛林说。她看上去马上就要发出尖叫了。
“在他的房间里。或者，也许他们已经把他抬出来了——”帕内利用他那双眼睛瞪着我，“他没有枪，所以用了一把剃刀。干净利落，漂亮的手法。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得比他更好……”
洛林一个字也没说。她反应了一阵，然后慢慢地转过身，走了出去。她的鞋跟像匕首一样击打在舞池地板上。
“你现在弄明白了？”帕内利说。
我点了点头。有那么一秒钟，我的心里一片空白，但是现在被仇恨占满了。“他在哪儿？”
“在他的房间里，我猜。”
“你想一起来吗？”
“我最好这么做。”他说。他吹响了一个尖酸的音符，然后这段练习便停了下来。博德·帕克走下来，休吉、罗洛和西格也下来了。
“他们知道了？”我问。
“嗯哼。但是，迪克，有时候，仅仅知道是不够的。我们一直在等你。”
“那我们走吧。”
我们走上楼梯。马克思的门开着。他正坐在一把椅子里，衣领敞开，手里拿着一个瓶子。
“你也来一口[33]，迪克？”
我的手里紧紧抓住了他的衬衫。“大卫死了。”我说。
他说：“他们告诉我了。”他举起瓶子，我扇了他的左脸一巴掌，向上帝祈祷他还手。可是他没有。
“是你干的。”我说。
“是的。”
我想用我的双手捏住他的脖子，直到把他的眼珠子挤出来，顺着他的脸滚落，我想把痛苦还给他。但是忽然之间，我下不了手了。“为什么？”我说。
马克思把瓶子斜过来，让液体顺着他的喉咙流下。然后非常缓慢地，用那种柔软的声音，他说：“我想要制作音乐。我想要制作出有史以来最好的音乐。”
“这就是为什么你对大卫说关于那个女孩的谎话？”
“这就是原因。”马克思说。
帕内利夺走了瓶子，喝光了。他正在颤抖，很害怕。“你看，迪克，你以为你在一支乐队里。”他说，“但是你没有。你是在一个四处旅行的停尸间。”
“再给我讲讲，帕内利。告诉我，以美妙的上帝的名义，这跟大卫和洛林有什么关系。”
“这太有关系了。戴利到了那个小妞的家里，给她上演了一通他的高压说服术。劝服她配合这个谎言，远离格林。”
我想要抓住一道光线，可它不肯来。我的脑子在阵阵敲响。“为什么？”
“很简单。她正在拿走那孩子的天分，丢到垃圾堆里。他一直在对她说话，而不是对钢琴。而她也不想把伟大的天才从世界的手里夺走，不是吗？”
帕内利吸了吸瓶子里残存的几滴酒，然后把它丢到了一个角落里。
“事情是这样的，迪克——我们的老板有一套关于爵士乐的小小的独特理论。他相信你必须被击垮，才能演奏。你这个人越糟糕，你保持那个状态越持久，音乐就越好。对不对，马克思？”
马克思把他的脸藏在了双手里。他没有回答。
“看看你的身边。你——十年前——十年，对吗，迪克？——你有一天晚上喝多了，撞上一辆车，撞了一个小女孩。把她害死了。罗洛，在那里——他很不合群，而他不喜欢这样。休吉，你的麻烦是什么？”
休吉默不作声。
“哦，没错。癌症。休吉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死去。但是帕克和西格，可怜的宝宝们：瘾君子。主流。而我呢——一个酒鬼。马克思把我从贝尔维尤捡出来。我还用继续说吗？”
“继续。”我说。我想把一切理清楚。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马克思没办法找到一个真正被击垮的钢琴手。他们假装楚楚可怜，但是见鬼，其实他们只是肚子疼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发现了大卫·格林。或者说你发现了，迪克。所以我们完整了，终于。八个悲惨的浑蛋。明白？”帕内利拍了拍马克思的头，打了一个饱嗝，“但是别为了你没有意识到这些而感到困扰。老戴利聪明极了。你本来可能几年前就已经摆脱你的心魔了，只是他一直都把刀子插在里面。时不时地，他把刀子扭一下——就好像给我们上了发条，好让我们大声地呼喊出来，喊给人们听。”
休吉·威尔森说：“扯淡。都是扯淡。我一样能开心地演奏——”
马克思把两只手放下来，搭在椅子上，而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起来强壮而有力。“不。”他说。他颤抖着，满脸通红。“回头看一看，迪肯·琼斯。那些伟大的钢琴家都是什么人？我指的是伟大的钢琴家。我告诉你。杰利·罗尔——人们说他是在妓院长大的。林格尔——一个隐修士。塔特姆——盲人。哪些人能把小号吹到你的皮下骨里，让你不能自拔？也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名叫比德贝克的酒鬼和一个名叫约翰逊的孤独的老人。还有巴迪·博尔登——他在一场游行中疯掉了。往回看，我告诉你，看看那些伟大的人。拿他们来说服我。我会让你看到，都是些有生以来最孤独、最悲惨、被击垮和半死不活的浑蛋。但是他们被人记住了，迪肯·琼斯。他们被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