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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很小却设施俱全的木屋，像生活在北极圈的人们搭建在广袤冰原上的小房子那样，有个已经被人事先点上熊熊火焰的壁炉。地上铺着风格迥异的数块地毯，上头胡乱躺着几个花花绿绿的针织垫子。靠近壁炉的角落里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床，由于被人细心打理过，看上去与搭在上面的毯子一样，暗淡却整洁。木质的小方桌和两把简易的椅子则放在小屋的另一侧。墙壁上挂满了风景照、涂鸦画和其他稀奇古怪的物事：一个年代久远的毛绒兔子，一只真正的麋鹿头，几张残破的黑胶唱片，一把明显已经没法再弹的老吉他。若是放在往日，亚瑟带着激励英国人开疆拓土的那种求知欲，一定会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把这屋里的东西仔细看个明白，再提几个无伤大雅的问题，譬如：“难道东德居民也喜欢美帝国主义那喧嚣淫靡的爵士乐？不然的话，为什么这里竟会有艾拉女士1960年在柏林录制的现场专辑呢？”
然而今天注定是个不适合歌唱的日子。英国人漠然地扫了一眼小屋内部的繁复陈设，找到了椅子的所在，便愣愣地往上面一坐，甚至没有听到科里布里斯在对自己讲话。突然间他又回到了那些刚到瑞士的愣头青日子，在无休无止的聚会上，凭着自己学院派的德语储备，还是很难听懂别人的谈话。
“对不起……”家教良好的英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几分钟内再一次致歉，“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在你之前过来，带了点食物和酒。你要是不介意，可以随便用一些。”基尔伯特没打算打探亚瑟的私事，只是单纯觉得他这么恍恍惚惚的样子实在有些可怜，便把原本打算与今晚要过来的安东尼奥分享的晚餐，从放在地上的旅行包中拿出来，一样一样摆到小方桌上。亚瑟迟钝地转过头来，看着对方把不宽的桌面摆得满满当当而井井有条。白香肠、腌牛肉、培根、酸菜和埃曼塔尔干酪分别放在五个四方形的小饭盒里，科里布里斯细心地把饭盒一一打开，并在边上放了两套刀叉；然后是一罐尚未开封的黄芥末酱、一小盒黄油、一整个包在油纸里的黑面包、几只熟透了的橘子和香蕉——最后，就好像特地要给亚瑟制造点戏剧化气氛似的，德国人从旅行包中掏出一瓶产自战后的美国波本威士忌和两只小玻璃杯，并把它们一股脑堆上桌。纵使依旧沉浸在自我意识的悲惨世界中不可自拔，在这顿算得上丰盛的晚餐面前，亚瑟为了缓解一下压抑的氛围，还是忍不住开了句玩笑：“所以你把这叫做‘带了点食物和酒’？！1951年的威士忌？那时候你多大？”
基尔伯特见他终于主动开口说话了，便微笑着把酒瓶打开，斟出两小杯泛着饱满动人光泽的浅褐色液体，把其中一杯递给亚瑟：“不然你以为我们都吃些什么？未发酵的面粉和阴沟里的耗子吗？”
亚瑟接过杯子道了谢，苍凉的脸上露出了两人当天见面后的第一个笑容：“这我可不知道，得由你来告诉我。来到柏林之前，我听说你们不乘公交车，而是开着坦克；渴的时候没有酒喝，就喝兑了水的医用酒精……”
基尔伯特大笑起来，笑声爽朗而直率，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仿佛自己上一次这样笑，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真有你的。我听说的，则是在你们的国家，遍地都是毒品和妓女，年轻人觉得理想破灭，前途无望，个个都哭着回来求助于马克思呢！”
这本是句玩笑话，却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把亚瑟小心翼翼埋在记忆深谷里一段不可告人的往事给勾了出来。那段亚瑟以为早已忘掉的岁月清晰地在他眼前回放，还泛着记忆所特有的、暖洋洋的光辉：那些不知所云的聚会，那些激越昂扬的口号，那些不知道喝光了多少次的酒瓶，在那间隐蔽在林登霍夫山脚的小别墅中，有那些年轻的面孔，每一个都洋溢着热烈的憧憬，期待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他们当中有一个，那独一无二的一个，正亲切地望向自己，那眼神仿佛在说，我们两人就像这样，肩并着肩向前走，就能到达光明美好的未来。
亚瑟捏着酒杯半晌没动，再次抬起头的时候，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他呆呆地望着面前的德国人，告解似的朝对方呢喃：“科里……我今早得知，一个曾经与我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
刻意压抑了整整一天的泪水终于落下，却只有一滴——像他此刻正在缅怀的那个瑞士人一般吝啬——“啪”地一声掉在木头桌面上。那张传真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致查尔斯·哈格里乌斯。供参考。瓦修·茨温利上个月在苏黎世监狱去世。”没有死因说明。
哈格里乌斯当上主任之前曾在瑞士情报站工作，当年茨温利的案子就是由他负责。当地情报站出于职责，传后续案情给他以供备案——原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信息，却阴差阳错落到了亚瑟手上。瓦修，亚瑟在心底呐喊，你和我同龄，今年还没满三十岁啊！就像上天偏要惩罚亚瑟，才硬是让他得知这一噩耗，硬是要从他敏感的心底扯出这个人，几乎鞭尸一般，在上头留下不可磨灭的重重伤痕。
基尔伯特望着第一次对自己流露出脆弱一面的英国人，把椅子朝人家挪了挪，挨着他坐下，明白他大概真是太伤心，才会当着几乎是个陌生人的自己崩溃。他对亚瑟了解不深，也不晓得眼下该如何安慰他，只知道人家的好朋友死了，他正难过得要命。基尔伯特盯着那滴砸在桌上的泪珠，内心深处出乎意料地感到同样难受。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把一只手搭上亚瑟肩头，朝因为这一过于亲密的举动而微微有些吃惊的英国人友好地点点头，并冲着对方举起了酒杯，用一种温柔得令人安心的腔调说道：“敬不在场的朋友们。”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写于诗人自杀前。
** 代表非礼勿视、勿听、勿言。
瑞士
由瓦修·茨温利作为主轴的瑞士时光，是亚瑟最隐秘记忆的一部分。没有人知道这位来自英格兰的年轻人，在瑞士生活的两年里都经历了些什么。就连对茨温利一事最知情的哈格里乌斯，也从未窥见整个故事的全貌。瑞士人的死是一个契机，让亚瑟能够把当时匆匆掘地掩埋并刻意遗忘的经历挖出来，隔着数年的安全距离遥遥审视，从而彻底看透这段瑞士生涯是如何塑造了自己此后的人生：瑞士就像弗罗斯特所说的那个林中岔路口，当时刚满二十岁的亚瑟自然不会知道，他最后踏上的将是一条怎样的路。
一切还要从优雅迷人的苏黎世大学说起，这所坐落在利玛特河东岸的古老学府，用它严肃深沉的爱拥抱了负气出走、背井离乡的年轻柯克兰。瑞士人民一丝不苟、讲求实干的品德正中英国人的心意，而他那颗热爱德语文字的心也在这片和平的土地上得以安放。作为一名积极上进的外国学子，亚瑟频繁出入图书馆、河畔咖啡厅和大学社团，格外主动地让自己浸淫在与古板又虚伪的牛津精英俱乐部完全不同的校园氛围当中。就这样，在恩里克咖啡馆楼上举办的某次德国古典哲学辩论会上，兴致勃勃的英国旁听者被某位主动接近自己，并就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的漏洞大肆批判的瑞士学生，以及对方那滔滔不绝的德语论述搞得似懂非懂，随之神魂颠倒。和很多与他同一代生于战后的英国人一样，作为成长过程中完全缺乏特定信仰，长大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追求的现实主义无神论者，亚瑟清晰地感知到语言的力量对自己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他当时觉得自己恐怕会被华丽高远的雄辩永远吸引，然后心甘情愿地追随讲演者的道路。瓦修·茨温利就是这样的讲演者，恩里克咖啡馆那次荡涤心灵的德国古典哲学洗礼过后，亚瑟欣然接受了瑞士人的邀请，不计后果加入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青年俱乐部。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英国人与瓦修·茨温利一起，频繁并肩出入各种各样的集会和辩论，手挽手行走在凌晨空无一人的苏黎士街道，专心聆听瑞士人激进的政治见解：本雅明过于软弱，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小资产阶级贪于物欲的无病呻吟；弗洛姆则过于谨慎，看透了人性的弱点却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我们青年同志的任务——茨温利激动地握着亚瑟的手，双眼闪烁着狂热的光芒，表情却十分严肃地教育后者——就是要肩负起这个时代赋予“新左派”的重任，迎难而上，冲破西方世界威权主义对自由的压制、对人民的剥削，从人性最深处出发进行改造，创造一个没有冲突的新社会，既而达到全人类的永恒解放。
亚瑟记得那些彻夜长谈，那些河边漫步，那些咖啡馆中、地下室里的慷慨演说，那时的他必须竖起耳朵，负责支付饭钱，努力跟上瓦修的脚步与思维路径，才不至于被那些劈头盖脸砸过来的专有名词搞得晕头转向。应该承认，亚瑟从未觉得自己生活在威权主义的悲惨压制下，也没觉得瓦修口中的“腐朽无望的西方世界”奋力抵抗苏联人的渗透有什么不对。事实上，要说对自由的压制与对人民的剥削，亚瑟认为那个瓦修不加辨别便加以崇拜的红色欧洲，比起宁静美好的瑞士来说恐怕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谨慎的英国人当然没有在好友面前公然表露这种“幼稚又无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他只是单纯被瓦修发言时令人着迷的抑扬顿挫，和他那癫狂入神的信仰力量所震撼，才如此希望靠近对方：因为亚瑟自己从来没有体会过把全人类的幸福扛上肩头的那种责任和随之而来的振奋，狄俄尼索斯式的理想主义从来没有降临在英国人审慎节制的头脑中，正因为如此，这些他不曾了解也不曾拥有的精神才显得格外吸引。亚瑟后来想到，恐怕德语和德国对自己那种贯穿一生的吸引，也是正是来源于此。
有一次，瓦修在凌晨一点兴奋地冲进亚瑟的公寓，大声宣布他们下周将一起前往东柏林，因为伟大的法兰克福派学者马尔库塞教授受到东德政府的邀请，要在洪堡大学举行一次面向公众的讲座。虚心好学的亚瑟当然不会错过这样大长见识的机会，于是自告奋勇地为两人此行的车票和旅馆买了单，带着无知小资产阶级的好奇，第一次来到充满谜团的东柏林，连边境审查过程中那些板着脸的东德士兵都无法抑制英国人蠢蠢欲动的喜悦之情。这是我的入境证明，长官。是的，我是英国公民。（请让到一边去，别挡我的道。）谢谢您，长官。再见，祝您一天心情好。骄傲的英国人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踏上菩提树下大道，转头就能望见唤起“美丽联盟”记忆的勃兰登堡大门；再一举征服举世闻名的腓特烈大街，冒着被一枪打死的危险朝镇守查理检查站的士兵行礼；在洪堡大学经过社会主义式改造的宽大礼堂里，由于对亚瑟来说，马尔库塞的人格魅力明显不如瓦修·茨温利，于是他在整个讲座过程中一直昏昏欲睡，却每次都被身旁的瑞士人坚决地掐醒，然后用严厉的眼神和坚决的语调，向冥顽不灵的英国人灌输“异化”、“辩证法”、“上层建筑”这些抽象的词汇，拉着英国人的袖子，迎着散会人流拼命挤到讲台前，用激动得变调的嗓音向马尔库塞教授作自我介绍，再将亚瑟推到大师面前，说来自万恶资本主义国度的两名马克思的门徒渴望与您握手。
很久以后亚瑟才开始怀疑，也许从那次轻浮又梦幻的东柏林之行开始，自己就被“公司”的人盯上了。因为当他与马尔库塞教授一道站在讲坛中央，晕头胀脑地接收全世界团结起来的共产主义者敬仰的目光时，分明觉得那些目光中至少有一个，绝对带着只有英国人才有的疏离和冷漠注视着自己。就像每个英国人都可以在人群中轻而易举地认出另一个英国人那样——格格不入、尴尬无聊、端庄礼貌、不屑一顾——亚瑟后来认为，他的同胞在那一刻一定也认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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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亚瑟的阴谋理论站得住脚，他的同胞也一定等候了很久才开始行动，至少他们给这位英国学生留下了足够多的时间，多到让他还有机会感受1968年五月情迷的花都巴黎。同样是那个瓦修·茨温利，为了对发动风暴的法国青年表示来自友邦的支持，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不由分说地拉起亚瑟，载着另外两位马克思主义青年俱乐部的资深成员，冲破陷于危机的法国政府设下的重重关卡，顺利突进燃烧着青春与热血的巴黎。然而这个模样的巴黎并没有给傲慢的亚瑟留下太多好感，因为出身高贵的英国人觉得她陈旧而肮脏，充斥着自己所讨厌的一切法国特色；当他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想沿着塞纳河最优美的一段安静漫步时，总要被戴着贝雷帽、嚼着大蒜、吵闹得一塌糊涂的法国学生打断，他们粗鲁地推开毫无防备的英国绅士，冲进咖啡厅，抓起椅子砸坏玻璃窗，严重干扰了亚瑟在“双猴”喝茶读书的闲情逸致。因此，当瓦修与他的法国同志肩并肩走上街头，贴标语，喊口号，设街垒，朝防暴警察乱扔燃烧弹并勇猛冲锋的时候，心情抑郁的英国人正百无聊赖地躺在拉丁区昼夜喧闹不止的小酒店里，被窗外的噪声吵得无法入睡——瓦修执意要把此行的住宿放在“最接近起义人民”的地方，尽管亚瑟曾经没什么底气的提出抗议，说既然一切账单都得由自己来结，善解人意的同志们是否可以选个相对安全又宁静的街区——在失眠造成的极度抑郁中，亚瑟悲惨地将自己比作伟大的维克多·雨果笔下那个格朗泰尔，明明是个没出息的花花公子，却偏偏爱上了不知细腻的人类情感为何物，甘愿嫁给革命的斗士安灼拉。直到后来瓦修和他的战友们被法国警察捉住，搞了个轻描淡写的审讯便扫地出门，亚瑟才像个丧家犬一般，跟随他们一起灰溜溜逃回瑞士，心情至此低落至谷底。就在那时，他那些英国同胞的幽灵，时任瑞士情报站副主任的哈格里乌斯便找上了他。
当时的亚瑟正苦恼于自己对瓦修纯洁的爱得不到应有的回应，而意气风发的查尔斯·哈格里乌斯刚从中东战场转至东欧，一头秀发也尚且完好地覆盖着他那颗聪明绝顶的脑袋，因此无需大费周章，便成功地引起了亚瑟这个柏拉图两千年以后的忠实门徒的注意。哈格里乌斯利用自己英国外交官的身份，邀请这位郁郁寡欢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学子参加高档的“外邦英国人聚会”，充满慈父关怀地对柯克兰家的小儿子在瑞士的生活嘘寒问暖。正值而立之年的哈格里乌斯毕竟比瓦修那样的热血青年成熟得多，问题重重的柯克兰想聊什么，他都有充足的知识与经验储备来从容应对，而查尔斯身上那种平淡又精致的英国风度，对于背井离乡的亚瑟来说则是一种久违的乡愁。因此，当哈格里乌斯建议亚瑟重新回到他缺席了很久的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并把俱乐部的活动内容报告给自己时，重新找回生活热情的亚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这位对孤身处在人生低谷并开始怀疑生活与爱情的自己慷慨伸出援手的英国同胞。
尽管哈格里乌斯对柯克兰那英雄辈出的家庭背景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还是用最严格的方式锻炼并考验了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人。他安排亚瑟与一些虚构的线人接头，在各种场合测试他的应激反应能力，教他破解用诸多形式编写的密码，带他到郊外猎场练习打靶，直到这个英国人中的俊杰稳当当地端着猎枪，用超过哈格里乌斯的速度，频频射杀从头顶掠过的候鸟。与此同时，始终热衷于意识形态的瓦修对亚瑟渐渐的疏远毫无察觉，在他们定期的集会上，瑞士人依旧会诚挚地拉起英国好友的手，用亲密的耳语告诉对方，一场像五月巴黎那样的革命也应当在苏黎士麻木不仁的市中心爆炸性地展开。亚瑟内心打着寒战，回想起巴黎燃烧熊熊烈火的动荡街头，对同样的事将要发生在美丽宁静的苏黎士感到十分抗拒。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那颗对瓦修满怀爱意的心，始终没有真正理解对方追求的一切，以及那种追求意味着什么，因此当他把临时参会名单和革命计划交到哈格里乌斯手上的时候，内心并没有因为预计到整件事的后果而颤抖。
存在于亚瑟记忆深处的那个夜晚平静如水，与每一个普通苏黎士的晚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瓦修按响了亚瑟公寓的门铃，两个苏黎士大学的有为青年，像他们两年来一直做的那样，手挽着手沿利玛特河而下，在徐徐清风中来到林登霍夫山间的秘密集会别墅。在那个静谧得听不到一丝响动的夜晚，亚瑟闻不到哪怕一丝革命的气息——尽管餐桌上堆砌的不是香肠和面包，而是大学生们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搜集而来的枪支炸药；尽管他那些热情高涨的同学，每个人脸上都闪烁着血红的光辉，为即将到来的变革与未来呐喊、拥抱、碰杯、流泪——而亚瑟，作为所有人当中心情最为复杂的那个，他始终死死抓着瓦修因为激情翻涌而变得滚烫的左手，直到保安警察冲进来的那一刻，两位好友紧握的双手也没有松开。
哈格里乌斯从保安警察的禁闭室里把亚瑟·柯克兰提出来的时候，后者形容枯槁，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冷漠地张着一双绿眼睛，没有多余的问题，没有戏剧性的泪水和歇斯底里。因为对本案作出关键贡献而春风得意的情报站官员便知道，他花了很大精力去等待和培养的年轻间谍已经成熟了。对哈格里乌斯来说，这简直是件一箭双雕的绝妙好事，是他自己这辈子出过的任务中完成得最棒的一回。他为自己招募的新下属安排好回国工作的一切事宜，就连苏黎世大学的学位证书也帮他提前取得。为了安抚那孩子还剩下不少的良心，哈格里乌斯带着上司和过来人的权威不容置疑地告诉亚瑟，多亏了瑞士的宽松政策，这帮密谋造反的大学生最多不过在青年教育中心呆上个一年半载；出于好心，他还秘密拦截了亚瑟执意寄给瑞士人以关怀其近况的每一封信，在那些字字泣血的长信中，他涉世不深的部下十分孩子气地向“此生最好的朋友”瓦修·茨温利承认了背叛。哈格里乌斯甚至被亚瑟这些文采斐然的忏悔搞得有些感动，于是愈发喜爱起这个情感丰富的年轻人来，也就没忍心向他解释情报站早已掌握的事实，那就是这个姓茨温利的瑞士学生最初接近亚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被苏联人化归并肩负煽动使命的间谍了。而可怜的柯克兰大概是因为内心良善又少不经事，才会如此天真地相信，所有的背叛都可以因了爱的名义而被原谅。
圣诞
亲爱的母亲：
见信好。谢谢关心，我在这里一切好，你的来信都能收到，请不要再麻烦哈格里乌斯或大使馆其他人员给我捎信。很抱歉今年圣诞我还是无法回家，有太多工作事宜需要处理。哈格里乌斯会给你带去我的问候和礼物。
你真诚的
亚瑟
亚瑟斜眼瞅着写给玛丽的信，抓起来读了又读，始终觉得过于简单了，却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写。有工作需要处理倒是不假，因为大部分使馆和情报站人员，包括哈格里乌斯都已休假回家，总得有干部留守柏林，看护英国在东欧的前哨。当然，自己主动申请要求加班一项，似乎也没有必要向玛丽汇报。亚瑟倒是觉得，玛丽和斯科特对于自己不回伦敦的家与他们同住，应该感到松一口气才是。不然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终日相对无言，也是件相当叫人尴尬的事。至于自己一切都好，倒还基本属实，可他也没打算向玛丽交代近来交个了对面阵营的朋友。
自从上次参观了科里布里斯的林中小屋，还丢人地失态了一回之后，整个十二月，亚瑟就没再收到对方的信号。毕竟年末时节是大多数人与家人团聚的日子，“蜂鸟”在工作方面有所放松，也值得理解。更何况恐怕没几个人会像家门不幸的柯克兰先生那样，有家不能回——公平点说，是不愿回——守着没什么圣诞氛围的东德情报站，还能乐得悠闲自在。
平安夜那天下午，亚瑟没订晚餐，也没回自己离大使馆不远的公寓，而是端坐在办公室里，一面听着东德人民广播电台古典乐频道的节目，一面在德语文学浩瀚无垠的怀抱当中徜徉，面前雷打不动地放着一杯热茶，独自享受一年之中情报站少有的平静和安宁。因此当办公桌上的电话突如其来地铃声大作时，亚瑟吓得险些打翻茶水，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内心砰砰直跳，生怕听到诸如“苏联红军再次入侵波兰”之类的重磅消息。
“英国政府代表处，亚瑟·柯克兰，请讲。”他匆匆撇了一眼来电，谢天谢地，不是加密电话。
“晚上好，亚瑟。”
这是那个人清晰而平稳的高地德语——他就这么无所顾忌地打到这里来了。亚瑟感动地听着对方的声音，几乎以为身处梦境，竟一时语塞，内心磅薄起伏，正哭喊着感谢上帝。
“……”
“亚瑟？”
“是我，科里。”
“没想到你还在办公室……”
“是的，我在。”
“真好。”
“……”
电话那头间或有喇叭声传来，听上去德国人正在街头使用公用电话。亚瑟觉得对方似乎正在犹豫，便连忙握紧了话筒，仿佛怕人家会突然挂断一样。
“……我刚才在想，今晚是平安夜，如果你还在城里，又没有和什么人约好的话……”
“没有……没有约会。”
亚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然后紧紧捏着，生怕自己会没出息地大叫出声。
“……我打算过一会儿到‘费尔南德斯家’喝一杯。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愿意。亚瑟的心脏“扑通”一下落回肚子里，然后轻快地跳起舞来，就像有蜂蜜柠檬茶流过全身，酸酸甜甜，浓郁热烈。
“为什么不呢？”心花怒放的英国绅士沉着的回答道。
他们约好在当初小八带亚瑟乘车到达的小广场见面，因为英国人羞涩地承认自己找不到去“费尔南德斯家”的路。挂掉电话之后，亚瑟火速离开办公室，打车来到共和宫，想抓紧时间给科里布里斯买件像样的礼物，却因为自己挑剔的口味而对民主德国的物质文化水平大失所望。他诅咒着社会主义的不可信赖，突然天才地想起玛丽寄来的圣诞礼物。那是条昂贵的苏格兰大方格羊绒围巾，被他拆开包装后便随意扔进办公桌的底层抽屉里。他果断打车回到大使馆，风驰电掣闯进办公室，翻出围巾仔细端详，一面暗自对玛丽的品味感到得意，一面庆幸自己没有把华丽的包装盒扔掉。心满意足地带着礼盒冲回家中，梳洗，着装，第三次坐上出租车， 中途还因司机的拖拖拉拉而大发脾气，守时的英国人终于赶在比约定时间早两分钟的时候，来到上次那个荒凉的小广场。
时间观念更胜一筹的德国人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一瞧见亚瑟朝自己走来，便冲他招了招手。纵使沉浸在一阵狂喜中无法自拔，亚瑟还是忍不住纳闷，这个神秘的科里布里斯，在平安夜的晚上，除了打电话给百无聊赖的自己和去吉普赛人肮脏的猪圈喝酒，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吗？
他来到德国人面前，停住了脚步。天已经完全黑了，昏黄的路灯把冷清的广场照得愈发惨淡，亚瑟却看得见对方眼角的细纹，看得见他和自己一样毛喇喇毫不服帖的短发，他的模样像被打印机刻在心头，而那颗心躁动得像头奔跑的小鹿。为了盖过始终亢奋的情绪在脑海中产生的“嗡嗡”声，英国人一面夸张地大声说着“圣诞快乐”，一面将礼品盒塞到对方手中。
“哟呵！圣诞快乐，亚瑟。”
德国人有些吃惊地接过礼物，然后不好意思地抓抓脑袋，小声补充道：“真对不住，我没想起来准备礼物这回事。”
你的电话就是最好的礼物，亚瑟的内心在咆哮。他大胆地盯着对方那双独一无二的眸子，似乎以为这样一来，那个人就能看到这行字印在自己眼底。
然而对方只是低下头，看着盒子愣了一下。亚瑟却没留意他瞬间的犹豫，只顾提心吊胆地盯着德国人苍白的指尖，眼巴巴瞧着他将盒子打开，取出那条玛丽寄给宝贝儿子的围巾。
“这真是……太体贴了，亚瑟……非常非常感谢！”
他抬起头笑了，双眼微微眯起，浓密的浅色睫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是亚瑟第一次见他露出这样的笑容，躁动的内心也因此平静下来，变得无比柔软——两个月以来头一次，自己的线人笑得像个孩子，不带任何礼节或讽刺，就只是因了单纯的喜悦。
英国人大概是被这样的笑容迷住了神智，才不确定在那令人感动的一刻，他是否真的看见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德国人眼中有水光闪动。他也没来得及细想，因为对方已经将他的礼物直接围起来——这样一来，他可是更加英俊了，亚瑟在心底愉悦地叹息着——然后科里布里斯热情地拍拍他的肩，沿着石阶而下，带领英国人向迷宫深处的“费尔南德斯家”一路小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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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没有料到的是，“费尔南德斯家”此夜竟然高朋满座。小木门一打开，一大堆陌生的脸便拥到自己跟前，开怀的、烂醉的、美的、丑的、黝黑的、苍白的、年老的、年少的、大笑的、沧桑的，他们全都扯着嗓门，盖过了原本就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朝新来客狂热地大叫“圣诞快乐！”亚瑟环顾整个底楼，发现这帮人大都是和他一样的异乡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他们养的小杂种，其中有那么一两个，他大概还在申克尔的大桥底下见过。客栈主人一脸带笑，奋力穿过层层叠叠快把小楼挤爆的人群，朝刚进门的两人扑来，一手一个将他们搂进怀中，全然不顾震惊的英国人没什么诚意的低声抗议。
“晚上好！晚上好！圣诞快乐！”他重重地亲了一下科里布里斯的脸颊，大声说道：“你能过来真是太好啦！”
“圣诞快乐。我带了个朋友，”德国人微笑起来，不动声色地把大受冒犯的英国人从吉普赛人热情的臂弯中拯救出来，“亚瑟，你和费尔南德斯已经见过面了。”
姓费尔南德斯的吉普赛人绿油油的双眼弯得像月牙：“Tus amigos son mis amigos！”他本打算也在亚瑟脸上来一下，但还是细心地留意到后者颇为不自在的表情，便决心稍微照顾一下对方的感受：“欢迎光临寒舍，英国人。Mi casa es tu casa，今晚一定要玩得尽兴！”*
亚瑟事后回想起来，觉得那个平安夜的自己大概是尽兴的，尽管后来仅存的零碎记忆片段完全没法还原出整个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像是被在场的人那种末世狂欢般的氛围所感染，英国绅士应对陌生人时那种孤高的不自然，在进屋不久之后就奇迹般地全部消失。仿佛费尔南德斯的小酒馆变成了一个漂浮在空中的海市蜃楼，仿佛那间屋里的所有人，不再身处时刻要为生计劳碌奔波，为自由呐喊不平的悲惨德国，而是跟随着神圣的伯利恒之星，渐渐上升，来到永远不存在哀愁、贫困和饥饿的上帝之城，仿佛他们从来没有被这个世界所遗弃，仿佛一旦酒过三巡，就会和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成为朋友，在兴高采烈的胡言乱语中，语言不通的人都能相互理解，高唱圣颂，载歌载舞，放声大笑，痛哭流涕。
亚瑟不记得自己喝下了多少升廉价的德国黑啤，却记得费尔南德斯始终坚持要教他跳探戈，却糊里糊涂地撞上了底楼的木质顶梁柱；记得科里布里斯向所有人介绍，说亚瑟是个在东欧各国跑生意的英国商人；记得上次见过的那个可恶吉普赛孩子，偏要坐到“英国商人”旁边的长凳上，挨着他蹭来蹭去，把一只小黑手放在亚瑟手背上，一脸认真地问道：“你真的和所有英国人一样，是个同性恋吗？”**……不知道是谁在身后大笑，是谁不停地拍打着桌面，是谁一次又一次打翻了酒瓶，是谁用跑调的嗓门肆意歌唱；又是谁把下酒菜吃得一点不剩，还得意地舔起光盘子来；是谁开始一个词一个词地蹦英文，用的是地地道道的牛津腔，而在场的所有人似乎都听懂了；是谁站在桌上掏出皮夹子，像个慷慨的中国皇帝，居高临下，得意洋洋，把零钱一张一张分给脸上带着渴望的无数个小孩……不知道为什么，亚瑟眼前一直一直出现科里布里斯闪着光的银发，动人的双眸，放肆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费尔南德斯要跳舞，自己最后却和科里布里斯搂在一起，在众人不怀好意的起哄声中，旋转、旋转、旋转；在一阵头晕目眩袭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亚瑟只记得自己疯狂地亲吻着那对梦寐以求的嘴唇，吻了很久很久。
距离零点的钟声敲响已经过去了两个钟头，挤满“费尔南德斯家”的狂欢人群逐渐散去，或者回到楼上的客房中。基尔伯特翘着腿叼着烟，坐在角落里的小圆桌旁，与脸红得跟番茄似的安东尼奥正在厮杀，玩的是一种简单的纸牌游戏。亚瑟毛茸茸的脑袋就搭在基尔伯特右肩上，仿佛已经睡死过去，胸膛微微起伏，脸上带着平日里罕见的、甚至是冒着傻气的笑容。
“……真是个有意思的人。”安东尼奥打了个酒嗝，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
“谁？”
“你的英国人，”吉普赛人朝亚瑟努努嘴，顽皮地笑了：“基尔，你的英国人是个好人。”
“是啊。”
“他好像对你挺在意的，诶？”
“不错。送我圣诞礼物，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基尔伯特摸起一张牌，虚张声势地眨眨眼，“说到这……你能帮我打听打听‘哈罗德’是什么吗？”
安东尼奥抓起一张牌，皱了皱眉，把牌在两手间换来换去，又打了个嗝。
“俺不用问，俺知道！是个英国的百货公司，有钱的太太们都爱去那里购物。”他蓦地抬起头，微笑着和即将离去的最后一组人挥挥手，然后凑近基尔伯特的脸，故作严肃地说：“你有什么想要的？俺兴许可以托人……”
安东尼奥空着的那只手在空气中夸张地比划着，做了一个划船的姿势。
“哦，不用。”基尔伯特轻描淡写地结束了话题，“啪”地甩出一张王牌，轻蔑地笑起来，“你！还不快缴械投降！”
吉普赛人哇哇大叫起来，把手里的一叠牌扔到桌上，嘟哝说不玩了。亚瑟被这突如其来的噪音惊醒，迷迷糊糊地仰起头，仿佛忘了自己身处何方。他身旁的德国人站起来，有些好笑地看着他：“是时候上床休息了，你说呢，亚瑟？”
刚睡醒的亚瑟觉得自己根本不困，他语无伦次地抗议了两句，苦恼地发现没人听得懂自己的话。吉普赛人起身溜到吧台背后，回来的时候扔给基尔伯特一把钥匙：“你那间房太小，好在俺还剩一个双床房。带英国人休息去吧。”他朝两人摆摆手，打了个哈欠，再度消失在吧台背后。
基尔伯特架着亚瑟的一条胳膊，将英国人连拖带抱地弄上楼，来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把人扔进靠墙的那张单人床。他没有开灯，而是轻手轻脚地来到靠窗的床边坐下，迅速脱掉了上衣，借着窗口的天光，却发现对面床上的英国人睁着一双圆圆的绿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嘿，亚瑟。”
“嘿，科里。”
“……你不舒服吗？想喝点什么？”
“想你。”英国人茫然地眨眨眼，就像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去给你泡杯热茶吧，这对你有好处。”基尔伯特慌忙起身，没穿上衣便下了楼，在安东尼奥的吧台里鼓捣一阵，默然看着水壶在炉灶上冒起热气。他心想，等这水烧好，茶泡好，我再上楼，英国人恐怕也睡过去了。
他抱着胳膊靠着吧台，抬眼就看见那条亚瑟送他的围巾，眼下正和两人的外套一起挂在进门处的衣帽架上。他想起那个装着围巾的盒子，上头写着“哈罗德”几个字——他在很久以前也曾见过这么一个盒子，那上面的金字就像个甜蜜的诅咒，让年少的基尔伯特爱不释手。而今他再次看到它，隔着仿佛够用一辈子的怨恨和苦难，心中却一下子释然了。仿佛在知道金字代表什么之后，它们带来的神秘诅咒就已破除，而基尔伯特再也回不到彼时了。那天他在美国大使的车内留下文件，从没想过上帝竟会怜惜他，给他送来亚瑟这样的礼物，让他回忆起如何蛮横地大笑，如何肆无忌惮地喝醉……然而我又能回报他些什么？基尔伯特有些绝望地想到，两个做着见不得光行当的人，走起夜路来都会感到害怕；相互把对方的性命握在手上，就算明知彼此心仪，又有资格憧憬些什么？基尔伯特猛地抓起胸前挂着的十字架，突如其来的悲愤让他感到一阵心悸。假如上帝真的爱我，又为何在我心中种下这种毫无前途的希望？
当年的基尔伯特像个身无分文的疲惫旅者，捧着一颗心到处乱走，但是无人愿意收留；此刻的基尔伯特早已把这颗千疮百孔的心仔细藏好，却又有人愿意高价来取。亚瑟·柯克兰，你方才借着酒劲吻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养尊处优的英国人大概不会计算代价，而基尔伯特决心帮他一把。亚瑟是上天一不留神赐给基尔伯特的天使，基尔伯特怎么可以这样自私，只是因为喜爱他，就要将他拖到自己身处的地狱里来呢？
尽管基尔伯特在楼下借口泡茶磨磨蹭蹭，亚瑟却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睡死过去。德国人装模作样地捧着一杯茶，轻轻推开房门，却失望地看见英国人衣冠齐整，保持着他离开房间时的姿势靠在床头，此刻正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进门，眼神看上去清明的很。
“我给你泡了茶，亚瑟。”基尔伯特借助刚刚下定的决心给自己打了打气，用尽量冷淡的口气说道：“酒醒了的话，就自己把它喝了，然后睡觉。”他迈开步子走向两张小床中间的矮柜，把茶杯放在上面，再转身坐回自己的床上，心中迫切希望亚瑟能安静地把茶水喝掉，然后乖乖躺回床上睡觉。他有种预感，仿佛此夜如若不以这种平静的方式翻过的话，二人此后的人生将会因此大不一样。
然而亚瑟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他不开口，基尔伯特也拿不准该如何表明自己的心迹。二人相对无言，坐在圣诞清晨的静谧中，像是要完成某种心照不宣的仪式。虽然双方近在咫尺，彼此却开始了疯狂的想念。基尔伯特有些不确定起来，是不是从自己一时冲动打电话给亚瑟的那一刻起，他们两人就跌入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境？是不是这个绝无仅有的平安夜里发生的一切，在晨曦降临的时候都将化为乌有？他突然有些紧张起来，患得患失，计较着时间。天知道他有多想让此刻的时光一直停留，有多舍不得亲自打碎这一金子般的美梦。
亚瑟像是听到了他的心声一般，温柔地闯进来了。基尔伯特听到他轻声对自己说：“你看，下雪了。”
基尔伯特闻言转身，看着窗外不知何时下起的鹅毛大雪，每一片雪花都像是不小心跌落人世的生灵，被大风裹挟着四下翻飞，不知此生将要何去何从。基尔伯特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此刻却突然觉得鼻子一酸。雪花们难道不知道，它们最终的命运，就是无可挽回地扑向冰冷的大地，注定要消融在这美好又残酷的世上吗？
“真美。”
不知究竟是谁，或是他们两人，最终发出了这样一声沉重的赞叹。基尔伯特感到英国人从身后的床上站起身，来到自己床边坐下。他转过头，对上一双幽深宛若湖水的翠绿色眼睛，里面倒影的全是此刻的自己，孤独、冷漠、绝望，却无比幸福。他的心一下子沉到湖底，再次不安地跳动起来。他顿时又变回十几岁时那个蛮横又清白的基尔伯特了。如果这场美梦注定要完结，那就让它完结得晚一些吧！他再次转头看了一眼窗外飘舞的白雪，便这么孤注一掷地想。他缓慢而坚定地伸出手，像抚摸世间珍宝那样，轻轻触碰亚瑟的眼皮、眉头、鼻尖、耳垂、滚烫的唇……直到这两片刻薄却迷人的嘴唇终于含住他的，直到他们的怀抱终于向对方坦然展开，直到他们的赤诚的身体终于融为一体，直到他们终于掏出两颗彼此相似的心，体验着与快感并存的、撕心裂肺的痛苦，相拥着怅然泪下，再破涕为笑，狂热地对天发誓矢志不渝的时候，基尔伯特仍然大睁着双眼，试图用尽一切力气，把落进这梦幻长夜的每一片雪花都纳入眼底。
而亚瑟——他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又看到了什么呢？宙斯保佑，出身高贵而饱读诗书的柯克兰家的小公子，那一刻正忙着向阿芙罗狄忒的丈夫、伟大而慷慨的赫淮斯托斯大声哭喊：求你用那来自奥林波斯山的神力，把我和与我结合的德国人扔进炉子熔为一体，让我们在属于火神与匠神的烈焰中锻成同一个人；今后只要在世一天，就都像一个人那样生活，就算是死，也将一起死去，在冥府的暗无天日里，永远都是同一个人***……因为没有了他，我的灵魂根本一文不值；因为我们本就来自同一个躯壳，彼此分开哪怕一秒钟，致命的空虚都会让我们不知所措；因为我们拖着残缺不全的身体在世上行走，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奔向对方，然后疯狂地搂在一起，直到同时走向灭亡的那一天。
* 两句西班牙语分别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家就是你家”，这是西语人民的交往口头禅。
** 原话出自约翰·勒卡雷《完美的间谍》。
*** 典故出自柏拉图《会饮篇》。
新年
娜塔莎清晰地记得自己失去童贞的那个除夕，当时她彻底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伊万的妻子。她躺在离伊万家不远的某个小旅馆阁楼脏兮兮的床上，对自己要做的事感到十分确定。那个她连名字都没记住的小混混生涩地闯进来时，她因为疼痛而双眼大睁，透过阁楼的斜顶天窗望着漆黑而包容一切的夜空，内心剧烈起伏地听着人们在走道上相互问候“新年好！”，耳边却突然响起伊万常常对自己说的话：“战斗吧，姑娘！”
可是这具人人觊觎的身躯，如果不能永远为哥哥而战，不能一辈子供给哥哥享用的话，还有什么值得珍惜之处？如果不能为他洗衣做饭，为他生儿育女，然后在礼拜日的早上带着他们的孩子，手挽手一起到公园去散步的话，为什么还要留在他的家中，忍受瞥见他的每一眼都带着钻心的痛，忍受他与那个德国人谈天说地的每分每秒，忍受他连她在除夕之夜消失不见都无法察觉，却提前一个月就为那红眼睛的蠢货准备好隆重的礼物？
娜塔莎在自己十六岁那一年的除夕过后便发誓不再前往布拉金斯基的别墅，却不知道就在同一年，她的“眼中钉”基尔伯特·贝什米特也将离开柏林去参军。后来她长大了一些，情感也变得成熟起来，才明白过来自己当时的想法错得离谱。因为就算娜塔莎没法成为伊万的女人，她的身体对他来说总还是大有用处的。比如那个想要通过政治斗争除掉伊万的前安全局局长，还不是在丽人面前丢盔卸甲，连最后被组织因为猥亵罪绳之以法的时候，都没有后悔曾经临幸过小娜塔如同爱神一般纯洁而迷人的胴体吗。就连小娜塔这个人，不都被伊万当成礼物送给那个天杀的德国小子了吗。
当娜塔莎怀着每次为伊万做事时都抱定的壮烈牺牲的决心，咬牙切齿地下嫁给姓贝什米特的混蛋，并时刻准备着要战斗时，却没料到这个人连哭闹乃至诅咒的机会都没有留给自己。二人结婚一年有余，行事古怪的丈夫从来没有对年轻妻子引以为傲的容貌和身体表示任何兴趣，他甚至很少回到伊万送给二人的新房来——这间位于潘科夫小区南部的漂亮公寓只是伊万的第二选择，他当然最期望两位新人住到他的大房子里去，反正那地方空得要命，别说只有娜塔莎和基尔伯特，就算再多加十人也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固执的德国杂种坚决不肯，娜塔莎自然也找不到理由，在事隔十年之后重新搬回布拉金斯基的住处。除此之外，基尔伯特对娜塔莎虽然绝对不亲切，但总算称得上客气，这几乎让后者的一腔怨气找不到宣泄的出口。
天知道这家伙都在什么人那里睡觉。这个除夕夜，大家好不容易聚到一起晚餐，娜塔莉便盯着餐桌对面陌生丈夫的扑克脸，默默地怀想当年幼稚的自己。由于基尔伯特拒绝到将军的别墅去过年，而伊万对这样的小事又很容易妥协，便十分随和地与托里斯一起下榻贝什米特夫妇的家，像去年一样，带着礼物和美酒，前来享用无所不能的小娜塔花了一天时间准备的除夕大餐。将军精神抖擞，心情舒畅，他刚从法国出差回来，送给娜塔莎一条黑色连衣裙，据说是今年巴黎最流行的款式；送给基尔伯特一件手肘部分缝有衬垫的浅灰色法式外套；连托里斯都有幸收到了一个漂亮的金属烟盒作为新年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