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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社会保险局副局长科托夫。 “乌格拉诺夫于鄂木斯克被捕后已押解莫斯科，我们正对其审讯。 “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我 们正拟逮捕。” （25） 替代雅哥达就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于 1936年 10月7 日呈送对托 姆斯基的前秘书 M ·斯坦金的审问记录时，向斯大林报告说，斯坦金供认自 己属于并积极参加了右派的恐怖组织 斯坦金供称，斯拉温斯基的恐怖战斗 队的成员中除了他以外还有卡申和沃伊诺夫（二人均为托姆斯基的前秘书）， 该战斗队拟于 1936年 11月6 日在大剧院举行庆祝会的那一天对斯大林同志 实施恐怖行动。斯坦金还供认，他从托姆斯基的话中得知有一个右派的反革 命组织中心，其成员有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 瑟尔佐夫 内务部还从其他犯人口中得到关于右倾反对派领导人的供词，并且同样 地呈送斯大林审阅。从 1936年9 月到1937年2 月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类 似上述前右派分子的审讯记录就有 60份呈送斯大林。 1932年因制订和散发 “柳金纲领”而被判处重刑的柳金，被重新加工以 制造诬蔑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时，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和 “揭发”。1936 年 11月，他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一个声明。从他的声明中可 以看出内务部为获取假口供而采取的非法手段。声明说： “现在，当我差不 多已经服了我的 10年监禁中的5 年刑期之后，我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我 下述问题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第一，当时我在非法 ‘文件’中所写的个别词 句和用语现在被侦查的负责人说成是实行恐怖手段的号召；第二，似乎根据 这些文件在某地成立了右派的恐怖团体并且已被发现 “ 根据以上所述，我坚信自己在现在被指控的事情上是无罪的，并且 我认为这一指控是绝对非法、专断和不公平的，它完全是由对我的仇恨和这 一次要对我进行血腥的制裁的新欲望所决定的 “除了以上所述，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的是，对我所使用的侦讯方法 本身也同样是完全非法的和不能容许的。我每次受审时都受到威胁，他们对 我就像对牲畜一样地喊叫，对我进行污辱，最后他们甚至不让我书面说明我 拒绝招供的理由 ” （26） 1936年 11月23 日，前列宁图书馆馆长B ·涅夫斯基受审时作出口供说， 右派的非法中心站在恐怖主义的立场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右派 反革命组织的领导成员。但是，1937 年 2—3 月中央全会前一个月，他推翻 了这一口供。在这一年的5 月25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他 声明说，他是在内务部干部的压力下签署上述口供记录的。内务部干部对他 说，为了党的利益和制裁布哈林和李可夫，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口供。 1937年 5 月 26 日，叶若夫将阿·别洛博罗多夫关于一些持有托洛茨基 观点的人的供词副本寄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不满，在 报告的附信上写道： “叶若夫，可以认为，监狱对于别洛博罗多夫来说，是 发言和声明的场所，不过是有关各类人等的，却不是有关他本人的。难道现 在不是这样的时候，即对这位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待自己的肮脏勾当？ 现在他呆在哪里，是监狱还是饭店？约·斯。” （27） B ·阿斯特罗夫是布哈林的主要“揭发者”之一，他后来被查明是内务部 的秘密工作人员，被派来担任揭发右派首领和制造右派案件的角色。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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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 日，他在政治局与布哈林对质时，态度狂妄而嚣张。为了达到揭发布 哈林的目的，他非常热心地进行自我揭露。他声明他1933年被捕时向党隐瞒 了大量情况，现己向党交待了所谓的右派代表会议包括在会上讨论了恐怖活 动的情况，由于他的功劳，斯大林于1937年 7 月9 日指示将他释放并撤销他 的刑事案件。叶若夫在案件卷宗上批示：释放。留莫斯科。分配其一套住房 和一项历史学工作。1943 年 12 月，阿斯特罗夫在致贝利亚的信中，请求后 者考虑他在揭露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中的特殊功绩，使他恢复党籍。1957 年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他的党籍问题时，他说， “右派分子”根本没 有策划什么政变，而只有零星的反斯大林的言论。后来在60 年代他又说，1937 年他关于布哈林的供词是臆造的和在内务部指使下作的。 1961 年阿斯特罗夫详细地叙述了他作出假供的经过。他说，他 1933 年 被捕后，国家安全总局的人就竭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右倾错误加工成反 苏罪行。虽然他表示已与右倾思想彻底决裂，但国家安全总局的人说，右倾 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并以党的名义要他承认罪行。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 要求他这样做。国家安全总局和监察委员会的说法解除了他的思想武装。于 是，他就在 “右派组织”具有反革命性质的供词上签了字。为此他被判处3 年监禁。而1936年他被重新侦查时，政治局势尖锐化了，他的问题也升级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侦讯机关把右派的恐怖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行动基 点。关于这一点，人民委员叶若夫本人 （他还是党中央书记，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他还是当时中央监委主席）曾亲口向我本人肯定地说过。这一肯定 的说法打消了我对抗侦查的思想动机。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成员千方百计地 防止钻进党内的恐怖分子对其生命的谋害，这一点开始被我认为是必须绝对 服从的东西，于是我作出了关于右派组织具有恐怖性质的供词，我自己也包 括在这些右派分子中间 “既然说出了‘一’，我也就必须说‘二’。他们让我与布哈林对质： 我肯定了右派的恐怖主义，布哈林否认。 “后来，我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神奇的转折：我被通知说，按照斯大林本 人的指示，我将被释放，这事很快就到来了 ” （28） 根据内务部内部监狱事故的记载，当时从劳改营提出来审讯的 “右派分 子”，常以绝食和自杀抗议当局的暴虐。比如，斯列普科夫和柳金曾多次绝 食，其中前者多次自杀未遂，后者也曾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A ·沙什金在 致斯大林的信中说，侦查员以所谓党的利益需要的名义强迫作出关于恐怖活 动的假供。 为了完成中央 1936年9 月29 日的指示，一些地方的内务部在执行中央 指示时惧怕犯下右倾错误，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方 面走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比如，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胜利 地完成粉碎右派托洛茨基和其他反苏组织的任务，在内务部安全局各处之间 开展了 “社会主义的”竞赛，并对在逮捕和破获敌人阴谋方面达到较高数字 的处室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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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在内务部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新的罪行材料后， 他们的问题被提到了 1936年 12月4—7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是中央决策 人通过党的组织程序打击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第一次行动。布哈林和李可夫在 会上作了坚决的抗争。 当时，第一次公开审判造成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斯大林9 月电报中 关于清洗工作落后了4 年的论断仍在人们脑际萦绕，中央和各地内务部门广 泛的侦查工作也是大家所了解的。因此，中央全会上的气氛相当紧张。斯大 林及中央最高领导中掌握实权的人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把清洗推向深入的意 图。在中央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在会上发言的每一个人都要求把布哈林和李 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清除出党。对于前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和李可夫来 说，开除就意味着清洗的接踵而至。最恶毒的攻击出自叶若夫之口，他在会 上作了题为 《关于托洛茨基和右派的反苏组织》的报告。他引用了得自犯人 A ·索斯诺夫斯基、库利科夫、雅科夫列夫、科托夫等人之口的伪供，力图证 明 “右派分子还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一个‘地下组织’，其领导就是布哈 林和李可夫”。 （29）叶若夫还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 维也夫分子相勾结而且了解后者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叶若夫瞒天过海、颠倒 是非的诬蔑极大地刺伤了布哈林的尊严，他忍无可忍地大喊着要叶若夫 “住 嘴”。与会者都扭过头去看他，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斯大林貌似公允地 说，不要急于作结论，应当继续调查，布哈林走到斯大林跟前对他说： “应 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吗？”斯大林回答说， 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过去的功劳。说完，他立即向另一边走去，不愿继续同 布哈林说话了。 （30） 轮到布哈林发言了。他批驳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说： “在所有的于 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我唯一的一次对质是与索 科利尼科夫的对质 须知我是当时就请求记录在案的，即他与我没有进行 过任何有关政治事务的谈话，他是根据托姆斯基的话说的，就是那个当时已 不在人间的托姆斯基 “同志们，现在谈一谈索斯诺夫斯基。我曾经书面提出几次：为什么你 们不安排我与我的指责者对质呢？我与索斯诺夫斯基连一次有关一般政治问 题的谈话也没有进行过，也没有谈过什么柳金纲领。我本人没有看过柳金纲 领。因为唯一的一次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将它出示给我看的。我没有见 到过这个纲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纲领 “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否认过，我在 1928—1929年进行过反对党的反对派 斗争。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使你们相信这样一点，即在此之后我绝对没 有过任何这样的一般方针，任何纲领，任何 ‘中心’，绝对没有，连一个思 想细胞也没有 “据说有一个什么右派的中心。我发誓，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过乌格 拉诺夫，现在也不知道乌格拉诺夫是否还在，他在哪里，我也根本想象不出 乌格拉诺夫现在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我向你们保证，不论你们怎么认为，不论你们作出什么决议，你们相 信还是不相信，我永远，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将永远拥护我们的党， 我们的领导，斯大林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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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在会上说： “我要肯定地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加米涅夫在法庭上供认说，他直到1936年的每一年都与我见过面。我 曾经请求叶若夫，让他询问一下，我与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以便 我能够用个什么方式拆穿这一谎言。后来有人对我说，加米涅夫没有被问及 此事，而现在则不能询问他了，他被枪毙了 “在最近两年中，我与托姆斯基的见面非常稀少。我与布哈林会面的情 况，我不知道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似乎是在 1934年 最后几年我 们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 ” （32） 1936年 12 月 7 日，即中央全会的最后一天，布哈林向斯大林递交了一 份声明：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并请求将他的 声明下发会议全体参加者，归入会议的记录。在声明中，布哈林气愤地指出 他所受到的指控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根据会上的报告和辩论作出的政治评 价，那么侦查机关就不能客观地调查案件，被告也就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条 件。布哈林这样描述全会上的情况： “材料（未经对质检验的）谁都有，但 是被告没有，被告突然吃惊地面对对他一下子并且是第一次提出的极其荒谬 的指控。由于某种预先形成的思想 （问题提出的事实本身，没有经过检验的 材料，报告人的倾向，报刊，指示性的口号如莫洛托夫的 ‘关于帮凶和应声 虫’），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我确信’，‘毫无疑问’等等。人们当面对 一个被告说：可我们不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审查。可是另一方面呢， 被告和原告的话却被信以为真 在近几天的总的气氛中，谁也不打算出来为被 告说话。 “可是以后呢？在以后各阶段，在必然会作出的党的决议等之后，这样 的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 （33） 在中央全会各次会议之间，安排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库利科夫、索斯诺 夫斯基和皮达可夫的对质。在对质中，布哈林和李可夫对他们的不实之词进 行了坚决的驳斥。 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全会上的抗争等情况，中央全会最后没有作出开 除和逮捕他们的决定而采纳了斯大林的提议： “兹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问 题还没有解决。继续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留待下次全会予以解决。”（34） 12 月中央全会之后，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仍像会前一 样，几乎每天都收到正式送来的秘密文件，上面载有被捕的 “破坏分子”和 “恐怖分子”的证词，还有审讯犯人的记录复制稿，其中有的证词和审讯记 录就牵涉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继续送交他们这种材料的作法，表面上是尊重 他们尚保留的中央候补委员的权利，实际上是要对他们施加精神压力。 法律部门根本没有对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进行什么审查。内务部 继续收集有关他们的所谓罪行材料。1936 年底和 1937 年初，内务部逮捕了 K ·拉狄克、B ·阿斯特罗夫、c ·拉金、B ·涅斯捷罗夫等人。拉狄克交待说， 前右倾反对派的首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与托—季反对派有联系， 他们还进行了恐怖活动，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杀害。1937年 1 月 12 日，布哈 林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对拉狄克的诽谤和杜撰严加驳斥。第二天， 布哈林与拉狄克在政治局进行对质时，再次严斥拉狄克。阿斯特罗夫对布哈 林等人进行了诬陷，甚至在与布哈林对质时也咬定说，右派中心决定采取恐 怖手段，布哈林似乎指示要杀死斯大林。他还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坚持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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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倾反对派的立场，他们二人和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是所谓的柳金纲领 的主要作者。当然，他的诬陷之词遭到了布哈林的痛斥。 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布哈林与其他人的对质。斯大林指责布哈林在布列斯 特和约期间与社会革命党人相勾结并对党隐瞒了这一事实。布哈林回答说： “在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撒谎，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有一天左派 社会革命党人来对我说： ‘让我们成立一个内阁吧。我们把列宁逮捕然后组 成内阁。’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伊里奇 （列宁——注）。伊里奇对我说： ‘您向我保证，关于此事您不要对任何人说。’后来，当我与您一起反对托 洛茨基时，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派别斗争会达到什么地步。 当时这件事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 （35）1918年，在中央讨论布列斯特和 约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试图拉拢布哈林排斥列 宁。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布哈林并没有同意他们的作法，而且事 后布哈林将这一情况坦诚地告诉了列宁。列宁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可是，18 年后，布哈林对领袖的诚实态度却被斯大林说成是罪行。 上述对质进行时和进行以后，又逮捕了大量前右派分子，并获得了不少 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材料。它们陆续送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住所。仅 1937年2 月16 日一天，布哈林就收到20份这样的材料。 《真理报》等报刊 甚至把类似的供词作为证据对前右倾反对派首领进行诬蔑和攻击，居然把布 哈林称作盖世太保的特务。 当时，布哈林名义上还是 《消息报》的主编。但12月全会之后，他几乎 整天都闷在家里，不再能继续过问这份报纸了。人们以为他被捕了。正好这 时有一位重要的外宾，著名作家利翁·福伊希特汪格尔来苏联访问。他要求 会见布哈林。为了表明苏联司法的 “客观公正”，安排了布哈林在《消息报》 主编办公室接见福伊希特汪格尔的事宜。布哈林为了维护党的形象，驱车前 往会见地点，并最后一次坐到了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后来，福伊希特汪格 尔因故未来。 在 1937年 1月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期间，布哈林受到了十分具体的指 控。当时已很明显，布哈林即将受审。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拉狄 克是一个虽然被冤枉但却缺乏气节的人。他在被捕前的几个月曾到布哈林的 家请求后者为他说情。可是被捕之后，受到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开始招供， 甚至采取了与侦查员们合作的态度，一块制造关于 “平行中心”的材料，这 个中心与已经暴露和尚未暴露的反革命组织的联系。他对布哈林进行了恶意 的诬陷。当然，他的诬陷是在内务部的有意引导和强迫下作出的，而且没有 他的诬陷，内务部也会制造出别的诬陷者和诬陷材料来。但是不管怎么说， 拉狄克的表演是相当充分的。1937年 1 月 29 日他在审判会上说：“我承认 我又犯了错误。我在坦白交代了我的一切过错，并揭露了这一组织之后还曾 顽固地拒绝提供揭露布哈林的证据。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和我一样没有希 望，因为我们的犯罪即使在法律上还不能确立的话，那么实质上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曾是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那种知识分子的友谊比其他任何东西都 要牢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处在一种震惊状态，而我毫不怀疑他也会对 苏维埃政权提供真凭实据。因此我不愿使他丧失主动，把他交给内务部。正 像对我们其他人员一样，我也希望他有机会自己投降。因此，直到最后时刻， 当法庭就在我的面前时，我才认识到我不能一面在法庭受审，一面还在隐瞒 另一恐怖组织的存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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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月中央全会前后，布哈林就处在这样一种担惊受怕、无能为力的状 态之中。他受到人们的辱骂、受到报纸的谴责。诚实善良的人们不敢接近他。 他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家里、办公室和被叫去对质的地方。他眼见列宁的战友 和学生，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一个个被逮捕，被杀掉，当然明白这样的命运 迟早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也像在他之前被捕和被杀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样，因 为失去了最起码的党内民主的权利和作为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政治权利，无法 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像以往那样，谴责和改变违背列宁主义的倒行逆施的 反党反人民的政策。在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丧失了民主权利，变成了听命于 一个人的顺民的情况下，像布哈林这样的完全称得上苏联人民的智慧和天 才、俄罗斯民族的骄傲的人，也只能平静地等待自己厄运的降临。他实际上 被监禁在自己的住室里，明显地变得又老又瘦。布哈林生于 1888年，当时间 进入 1937年时，他还不满49 岁。但是，他的棕黄色的胡须也变白了。 1937年 1月中旬，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正式解职。1月17 日， 《消息报》 上已不再刊登 “主编布哈林”的字样。人们以为这一次他真的被捕了。实际 上，他还没有被捕。他仍住在克里姆林官他住的那套房间里，只是闭门不出 而已。他和李可夫已被称为 “人民的敌人”。但上边仍不急于立即逮捕他。 已经被捕的原反对派分子以及原右倾反对派分子的交待材料，经过内务部的 加工，不断送到他和李可夫的家里，使他们在难耐的惊吓和等待中经受精神 折磨。据说这也是一种整治人的办法。当时，李可夫就因忍受不了这种折磨 而企图自杀。家里人劝住了他，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只有极少 数人公开表示出对他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关心。著名的诗人鲍里 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时给布哈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 “什么力量也不会 使我相信您有背叛行动。” （37）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还在。他在碰到散步 的布哈林夫人时，眼里充满悲伤地鼓励她说： “要坚强些。”（38）作为党 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仍得到一份配给。他还在给斯大林写信，信的开头和 以往一样，称呼斯大林为 “亲爱的科巴”。可是，“亲爱的科巴”并不理会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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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奥尔忠尼启则之死 1937年2 月18 日，在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在联共 （布）2— 3 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 忠尼启则突然去世。在基格夫、古比雪夫死后，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 （布） 最高领导层中坚持反恐怖政策的地位最高的人。他的死客观上为 2—3 月中央 全会和大清洗的发展消除了一大障碍。 根据苏联关于大清洗的材料，奥尔忠尼启则是为了表示对大清洗政策的 抗议而自杀的。人们通常把他的直接死因归于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帕普里亚 被处决对他的刺激。但是，透过这样的直接原因，可以看到一个根本的原因， 即斯大林坚持的恐怖政策与奥尔忠尼启则代表的反恐怖政策的对抗。在这种 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奥尔忠尼启则失败了。最后，他用自杀这一壮举表示了 对恐怖政策和斯大林的抗议。 奥尔忠尼启则是闻名苏联国内外的忠诚的革命家。他用热血和功劳谱写 的历史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从当时领导和组织大审判的人的政治立场出发， 他的历史也是无可挑剔的。人们都把他称为列宁的学生和斯大林的战友。不 仅如此，他还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朋友。他与斯大林个人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 到他死前不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 “格·奥尔忠尼启则在我们 祖巴洛沃住的时间很长。他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的妻子和我妈妈也是好朋 友。” “谢尔戈是个喜欢说笑，嗓门高，十分热情的，真正的格鲁吉亚人。 他一进门，他的那大嗓门儿和爽朗笑声都会使墙壁晃动。” （39）然而不同 的政治观念和立场却使这一对好朋友最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之间的 分歧的公开表露可以追溯到 1932年。 奥尔忠尼启则是一个坚持原则的真正的人。1932年，在政治局讨论柳金 案件的问题上，他不同意斯大林将柳金处死的意见，明确地表现了与斯大林 不同的政治态度。此后，有人称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是政治局 中的温和派三人团。对此，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 奥尔忠尼启则较长时期担任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但是，斯大林通过 20 年代的党内斗争和 20 年代末开始的加速工业化的冲击，摧垮了在企业联 合体基础上建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使这些国民 经济的民主管理机构的权力大大缩小。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一任主 席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党的十七大以前成为一个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 失去了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权。奥尔忠尼启则 “剩下的仅仅是巨大的个人 威信这一极不可靠的铠甲，这一点很快就表露出来”。 （40）而且我们看到， 他和基洛夫都没有能够恰当地和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 1934年 1月党的十七大即斯大林称之为“胜利者的大会”召开时，党 内有许多领导干部找他和基洛夫反映意见，要求执行列宁临终前的遗嘱，将 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有人提议基洛夫当总书记。这些党内的老同 志把改变党内不正常的状况和错误路线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也证明 了他们与斯大林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但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当时却 囿于无原则地维护党的团结的迂腐观念，不同意那样做。他们当时不了解， 历史要求于他们的有比维护党的团结更重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理应 受到后代人的责备。 到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前，在推行和反对恐怖镇压政策问题上，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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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激化。 奥尔忠尼启则为皮达可夫说情，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和朋友， 不仅是因为皮达可夫在领导重工业方面的卓著成绩和为奥尔忠尼启则所倚 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认为皮达可夫是敌人，是他反对滥杀无辜的恐 怖政策。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到狱中探望皮达可夫时对后者所说的话。卡 冈诺维奇对自己在交通部的同事的相反态度也是一个旁证。奥尔忠尼启则认 为，皮达可夫的事情似乎被他安排好了。可是，突然证明一切都是虚假的， 他被无情地愚弄了。一个好同志被无端地镇压，对他的感情自然是一个很大 的刺激。他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仅是这样的感情上的刺激还不至于 把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引向绝望。事实上，在皮达可夫被处决后，他仍旧 进行了奋争。这说明不是皮达可夫的死使他绝望，而是使他愤怒和震惊。他 看到不讲信义任意杀人的作法会成为一个多么可怕的先例，于是，他决定尽 全力进行最后的斗争，以反对恐怖政策。 帕普里亚不仅是他的兄长，而且是他的革命的引路人。帕普里亚被捕和 经过折磨后，后来被贝利亚下令枪决了。他的要好的朋友和同乡，在格鲁吉 亚政府工作的米尔扎别基扬，与帕普里亚一道被枪决了。继他的哥哥被处决 后，他的外甥马克耶夫联合企业的经理格里戈里·格瓦哈里亚也消失了。重 工业部门的重要领导人鲁希莫维奇、古列维奇、托钦斯基等许多人被捕或消 失了。还有许多大工厂、大企业的领导人也消失不见。亲人、朋友和同事的 被镇压，无疑对他是沉重的精神打击。这也是大清洗的组织者对奥尔忠尼启 则的一种精神折磨手段，他们企图采取这种办法把他压垮，使他最后屈服， 变成莫洛托夫一样的人。但是，奥尔忠尼启则不是莫洛托夫一类的人。逮捕 他的兄长和外甥也没有使他绝望或屈服。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要起来制止 恐怖政策的继续执行，拯救那些尚未遭受迫害的优秀干部。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本质矛盾。有一次，当奥 尔忠尼启则得知重工业部下属一个大联合企业的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后，按捺 不住自己的愤怒，拨通了叶若夫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骂叶若夫是一个卑鄙龌 龊的马屁精，要求他立即将案件的材料送来。接着，他又拨通了斯大林的电 话。说着说着，他就气得浑身发抖，满脸胀红。他对着电话喊起来：“科巴， 为什么你不给我打招呼就让内务部逮捕我的人？”斯大林简短的回答还没有 完，奥尔忠尼启则就打断了他： “我要求这种恣意妄为停下来！我现在还是 政治局委员嘛！我要把一切翻个底朝天。科巴，即使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 一次行动也要干！” （41） 当时的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奥西波夫—施密特在奥尔忠尼启则去世后回 忆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关心着工业的技术改造问题： “我认为，谢尔戈同志在2 月17 日午夜时分，即他最后一次离开重工业 人民委员部大楼时对我们说， ‘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使人们掌握新的 最高技术成果 掌握技术的新干部，这是我们主要的和最好的资本。爱护、培 养和发展他们，这就是中心的任务。’” （42） 曾经查阅奥尔忠尼启则档案材料的历史学博士鲍利索夫教授说，奥尔忠 尼启则直到生命结束的前一天仍在为国家大事操劳， “在他的办公室的最后 一页日历上写着下一天要做的事：会议、电话、各种会见。在他生命的最后 一天见过他的人同样证实说，他当时情绪积极，还约会了明天要见的人”。 （43）他的妻子说：“谢尔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认真地准备着在联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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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全会本来要在2 月19 日召开。”（44）这充分说明，皮 达可夫和帕普里亚之死并没有压倒他。 恐怖政策与反恐怖政策矛盾的激化，使奥尔忠尼启则本人成为迫害的对 象，在向他施加压力的同时，在贝利亚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外高加索，内务 部门受命加紧工作，强迫被捕的人作出诬陷奥尔忠尼启则的假供。1955年 11 月，苏联最高法院对前内务部一些要人进行审判时，公诉书中就提到他们收 集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黑材料的罪行。另外公诉书还提到他们把对奥尔忠尼 启则的亲属和朋友进行迫害作为向他施加压力的手段。贝利亚是斯大林的亲 信，外高加索当时是他的王国，他权力很大，炙手可热。同时他年轻气盛， 野心勃勃，时时都企望得到主子更多的青睐，一步跨过高加索山，进入克里 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因此，他如果没有摸透主子的心思，如果没有主子的 授意和批准，他当时是不敢擅自整斯大林的战友和同事的黑材料的，况且他 要整的人是可以直呼斯大林过去的化名 “科巴”的人。因为，如果他把宝压 错，会一下子从权力的高峰摔下来，粉身碎骨的。 所以，人们通常关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是由皮达 可夫案件引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斯大林想整掉皮达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反 对，两个人之间因此闹得很不愉快。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奥尔忠尼 启则直到审判结束前，一直相信他能保住皮达可夫的命，当时在皮达可夫的 问题上他还没有和斯大林闹僵。可是那时候，他的哥哥已被贝利亚秘密处决， 侄子被捕了，他在重工业部门的许多同事也被捕了，贝利亚也在整他的材料。 因此，他和斯大林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就在发展。那只消灭皮达可夫的黑手 同时也伸到了他的身边，随时准备扼住他的喉咙，在审判会上，组织审判的 人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穆拉洛夫在秘密审判中背诵被准备好的供词时， 承认谋杀莫洛托夫的计划，但明确否认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谋杀意图。还有一 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天，内务部趁奥尔忠尼启则不在家的时候搜查了 他的家。内务部的人何以竟敢搜查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的家呢？这一 行动的本身就说明了全部问题。晚上，奥尔忠尼启则下班回来，被眼前发生 的事情气得头昏脑胀。夜里，他不断地给斯大林要电话，在黎明前终于要通 了，但却得到了一个傲慢无理的回答： “它就是这么个机构，连我这里都可 以搜查的。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 （45） 2 月17 日，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他显然 作了最后的努力，以图改变斯大林的作法。他想说服斯大林，说服由于后者 一贯的病态的多疑，黑暗势力现在已经得手，正在毁灭党的优秀人才。当时， 公开审判和秘密审判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前反对派成员以及同意过反对派观点 的人，清查还没有波及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干部和群众。奥尔忠尼启则还没 有对制止错误路线的发展失去最后的希望。他敢于当着斯大林的面谴责最黑 暗的势力，也说明他还希望能最终使斯大林相信自己犯了错误。他既然无法 阻止最黑暗的势力叶若夫以及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等的胡作非为，便希望依 靠自己在中央和斯大林面前的威信，直接向最高领导施加影响，一举制止和 改变整个事态。当然，他了解斯大林，也许他是中央当时最了解斯大林的人。 他懂得他与斯大林的谈话也许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的立场是同样地顽固。奥尔忠 尼启则未能说服斯大林，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便决定采取最后的手段表示 对恐怖政策的抗议，使党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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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谈过话以后，奥尔忠尼启则回到部里，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钟。 回到家里，他又通过电话与斯大林谈了话。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使他彻底绝望。 2 月18 日整个早晨和白天，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关在自己屋里写东西，拒绝会 客。直到下午5 点过后，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着急了，要去看 看丈夫。这时听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卧室里传来枪声。她跑进屋里，丈夫穿着 内衣躺在床上，手枪掉在地板上，他已经死了，全身是血。 米高扬在斯大林死后告诉赫鲁晓夫，奥尔忠尼启则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 曾同他谈过一次话。 “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他们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 步。谢尔戈告诉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说，他不能再活下去了。他说不能 容忍斯大林对党的所作所为，而他却不再有力量同这种作法斗争了。第二天， 星期日，他就用枪自杀了。” （46） 从奥尔忠尼启则一生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他敢于当面抗争斯大林的表现， 以及他最后的勇敢的举动来看，他的自杀绝不是懦弱者的绝望，而是一个正 直的革命家在 “不能容忍”邪恶而又无力改变它时，所作出的英雄的抗议。 他要用自己的血使党震醒。 季娜伊达当即扑向电话，叫了医生，接着叫了姐姐薇拉，给斯大林打了 电话。医生已完全无能为力。姐姐很快就来了。又过了半小时，斯大林由莫 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陪同，也来了。薇拉站在写字台 旁，整理着一张张纸。纸上写得满满的，左边的空格参差不齐，死者通常就 是这样起草自己报告的纲要。 斯大林走到薇拉跟前，说了声 “给我！”便把纸张从薇拉手中夺了过去。 季娜伊达说： “你看，斯大林同志，不论为我还是为党，您都没有把谢 尔戈保护好。” “你给我住嘴，傻瓜！”斯大林回答说。 斯大林来到客厅，对大家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多么可恶的病！人刚 要躺下休息一下，它就发作了，心脏就坏了 ” （47） 当时，季娜伊达对斯大林说： “这件事应在报纸上发表。” 斯大林回答说： “在报纸上说他是因心脏破裂致死的。” 季娜伊达反驳说： “谁都不会相信。谢尔戈喜欢真话，报纸上应该讲真 实情况。” “为什么不相信？谁都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大家都会相信的。”斯 大林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一番对话。 （48） 1937年 2 月 19 日正式公布了由当局授意的医生鉴定：“奥尔忠尼启则 同志患有动脉硬化及心脏和心血管的严重硬变，同时还患有右肾的慢性损 伤，他的左肾因患结核而于 1929年割除。 “近两年来，奥尔忠尼启则时有狭心症发作（心绞痛）和心病性气喘发 作。最近一次非常严重的发作是在 1936年 11月初。 “2 月 18 日早晨及以后，奥尔忠尼启则没有说明自己有任何身体不适， 可是下午5 时30 分，当他日间休息时突然感到不适，几分钟后因心脏麻痹而 逝世。 苏联卫生人民委员格·卡明斯基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局长伊·霍多罗夫斯基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顾问、医学博士A ·莱温 克里姆林宫门诊部值班医生c ·梅尔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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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鉴定上签名的前3 个人后来都被处决了。卡明斯基当时根本不愿 意签自己的名字。梅尔茨下落不明。 三天以后，赫鲁晓夫在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致悼词时说： “这是他们以 自己的背叛、自己的变节、间谍和破坏行动给你高尚的心带来的打击。皮达 可夫是一个间谍、破坏分子、劳动人民的敌人和卑鄙的托洛茨基分子。他被 当场抓获，被抓住和处决了，就像一个畜牲一样被工人阶级撕碎了。然而， 只是他的反革命活动加速了我们的亲爱的谢尔戈的死亡。” （50）这种说法 当然只是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决定，并非赫鲁晓夫的由衷之言。把这 一说法与追悼基洛夫的说法相比，除了没有关于奥尔忠尼启则是被谋杀的内 容外，其他内容几乎一样。他们逼死了他，把罪过栽到反对派身上，同时给 他带上一顶桂冠。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报告说：“贝利亚还残暴地处理了奥 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一家。为什么呢？因为奥尔忠尼启则曾试图阻止贝利亚实 现其无耻的计划。贝利亚清除了自己道路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奥尔忠尼 启则始终是贝利亚的反对者，这一点他曾告诉过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审查这 一事件和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允许除掉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从而把奥尔 忠尼启则逼上了不得不开枪自杀的境地。 （大厅里愤怒难平）”（51）这是 苏联官方在斯大林死后首次纠正 1937年的官方说法。这种说法离事实近了一 步，肯定了是自杀而不是因病去世，但却把死因归之于贝利亚。这种说法显 然是回避了主要矛盾，并且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顺序颠倒了。若没有与 斯大林的矛盾的存在，奥尔忠尼启则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贝利亚排除的。 1961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中谈到奥尔忠尼启则之死时， 又接近了事实一步。他没有提贝利亚的作用，而认为主要原因是奥尔忠尼启 则与斯大林的矛盾。他说： “奥尔忠尼启则看到他己不能再与斯大林一起工 作，尽管以前他是斯大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奥尔忠尼 启则已经不能继续正常地工作，为了不与斯大林发生冲突，为了不为斯大林 滥用权力的状况分担责任，他决定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52）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更具体的更接 近事实的情况还有待于披露。之所以说上述说法 “比较”接近事实，是因为 这个说法还有些不大合乎当时的情况。赫鲁晓夫把奥尔忠尼启则描绘成一个 消极的人，一个不愿分担责任者。这不符合奥尔忠尼启则容易激动和刚直不 阿的性格和品质，也不符合他已经进行奋争和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的事实。 当时已经宣布要召开中央全会。3 个乌克兰的政治局委员正待起程前往莫斯 科，他们都属于抵制恐怖政策的人。奥尔忠尼启则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的态度， 不可能不了解他本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许多人寄厚望于他的情况。在这时 候，他不可能自动放弃联合志同道合者在中央全会上作一共同斗争的机会。 如果他在会上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将比乌克兰的波斯蒂舍夫起到大得多的作 用。然而，他却在正当需要他的时候死了。那么，如果他不是被谋杀和被威 逼自杀的话 （提出这样两种设想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53）那就决不是 一种绝望的消极的自杀。奥尔忠尼启则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历、威信和在党 内的地位。他的自杀应该看成是对恐怖政策的抗议，是希望以自己的死使党 和人民震醒。注释：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 页。②Г·什梅寥夫： 《转折之前》，载《真理报》，1989年2 月3 日。③《转折之前》。④Г·博 尔久科夫、В·科兹洛夫： 《尼古拉·布哈林——政治传记纪事》，载（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