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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历史》杂志 1990年第 1期，第30 页。 ⑧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6页。 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81 页。 ⑩ （11） （12） 《联共（布）中央的秘密信：〈有关基洛夫同志被惨杀 的诸事件的教训〉》，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95—96、96、 99 页。 （13） （14）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2 页。 （15）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85 页。 （16） 《关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2 页。 （1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361 页。 （18）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65 页。 （19）尼古拉·茹谢宁：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载（苏）《星期》 周刊，1988年第8 期。 （20）转引自阿兰·维尔亚姆斯： 《贝利亚日记之谜》，上海文艺出版 社 1988年版。 （21）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 （22） （23） 《贝利亚暴政》，载（苏）《军事历史》杂志1990年第 1 期，第 70、74 页。 （24）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20）》，第95 页。 （25） 《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载（苏）《历史问题》 杂志 1990年第6期，第84 页。 （26） 《斯大林文选》上卷，北京1963年版第 11页。 （27） （波）撒迪厄斯·威特林：《政治杀手贝利亚》，中国华侨出版 公司 1989年版，第 182页。 （28）H ·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迷 信的百科全书》，载 （苏）《苏共党史问题》，1988年第 11期。 （29）叶努基泽： 《关于外高加索党组织史问题》，载1935 年 1 月 16 日 《真理报》，转引自《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第111页。 （30）见 （苏）《消息报》1987年 11月14 日。 （31）罗·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1989年版，第 171页。 （32）贝利亚： 《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莫斯科1939 年版，转引自 《政治杀手贝利亚》，第166—167、228 页。 （33）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 载 （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 12期，第54 页。 （34）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所谓的“克里姆林宫 案件”》，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 7期，第92 页。 （35） 《关于所谓的 “克里姆林宫案件”》，第90—91 页。 （36）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苏联1932—1933年大饥荒饿死二三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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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B ·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1932—1933 年饥荒的讨论和苏联 30—40 年代的人口灾难》，载 （苏）《历史问题》1988年第3 期，第 120页。 （3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 卷，第71 页。 （38）B ·库里岑：《1937年，迷信的根源和实践》，载 《死后平反者》 第一卷，莫斯科法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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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内务部的刑堂 我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 怖勾当，没有任何关系。 ——捷尔—瓦加尼扬 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此否认，我否认。 ——斯米尔诺夫 在排除恐怖政策的障碍，宣传和贯彻恐怖政策，鼓吹个人迷信以及强化 苏联法律的镇压机制的基础上，肃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工作逐 渐向纵深发展。仅仅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为基洛夫的被害担负道义上 的责任，是不能将他们彻底消灭的。1936年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过去 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制作后来所称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案。 从 “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过程看，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观意志和 暴力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制作过程充分暴露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 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的践踏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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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破口 选择突破口进行突破，是侦破阴谋集团通常使用的方法之一。但是，正 确的方法只能以事实上存在阴谋集团为前提。如果阴谋集团的存在仅仅是一 个假定，没有被事实所证明，那就只能证明突破口是假的，在突破口的基础 上建立的整个案件也是假的。而如果选择一个或几个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突破 口，让他提供办案者所需要的口供，在他的口供的基础上制造一个假案，制 造一个阴谋集团，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有意地制造假案。所谓 “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就是这么一桩有计划地制造出的假案。 “托—季联合中心”的侦破工作是1935年 12月开始的。1936年 1月5 日，在高尔基市，内务部门在缺乏任何犯罪证据的条件下，逮捕了前托派分 子、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师奥利别尔格。这是内务部选择的一个重要突破 口。 瓦连京·帕夫洛维奇·奥利别尔格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因参加 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 7 月移居苏联，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任教。按 当时的内务部干部奥尔洛夫在他后来所写的 《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所提 供的材料，奥利别尔格的身份是苏联内务部特意安排到高尔基师范学院充当 内务部奸细的。奥尔洛夫在书中说，奥利别尔格作为内务部外事局的特工人 员，曾在柏林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收集情报。1930年，受苏联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德国情报站的派遣，企图混入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因无法获得 托洛茨基的信任而未果。后又被派到布拉格，监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基地的 德国左翼政党的活动。1935年，奥利别尔格被召回国，调到莫尔恰诺夫领导 下的秘密政工局工作。当时一些大学托洛茨基思想情绪泛滥，如高级党校的 学生学过马列原著后，认为被斯大林斥为异端邪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 马列主义。高尔基市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学生甚至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 著作的秘密小组，传阅诸如 “列宁遗嘱”等党内查禁的文件。内务部决定派 遣奥利别尔格到高尔基师范学院监视学生的活动。为此，他需要在该学院谋 取一个教授政治理论的教师职位。当时，在苏联教育部门，对担任政治理论 教员的政审、教学水平和经验的要求很严格。奥利别尔格不是联共 （布）党 员，甚至不是苏联公民，而是当时还未合并到苏联的立陶宛人，没受过高等 教育。尽管中央有关部门补发了任命他为革命运动史教师的书面指示，但一 到高尔基市，与负责教师工作的州党委委员、宣传鼓动处处长叶林的初步接 触便使他露了馅。叶林向高尔基内务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坚决反对这么 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来充当教师，而且指出他的证件是伪造的。莫尔恰诺夫得 知这一消息后，急忙打电话向中央解释。叶若夫召见了叶林，命令他别再找 奥利别尔格的麻烦。由于叶若夫的干预，奥利别尔格到任，而叶林后来则因 这件事被害。按照奥尔洛夫的说法，奥利别尔格是受命充当奸细，与内务部 一起，制造出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案。 1988年6 月，苏联最高法院在审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 中心”一案后，宣布撤销这一案件，案件中的所有被告因缺乏犯罪事实被宣 布平反昭雪。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 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撰写的 《关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反苏联合中心”》一文中说： “本案提出的关于‘联合中心’组织了对 基洛夫的杀害并且准备由该中心成员对斯大林等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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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 尔格、M ·卢里耶和H ·卢里耶提出的指控，即他们似乎是由托洛茨基派到国 内并在苏联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的指控，同样是没有根据的。”①除了为奥 利别尔格等平反的决定外，文中还列举了证明奥利别尔格并非奸细的材料。 我们相信苏联政府的材料和结论是建筑在对案件的全面法律调查基础之 上的。这一结论否定了奥尔洛夫关于奥利别尔格等是内务部的奸细一说。奥 尔洛大当时虽然是内务部的干部，但他开始时担任内务部下辖的边防军的军 官，后来到内务部担任经济局的负责人，没有直接负责奥利别尔格案件的工 作。不过，他可能知道奥利别尔格与内务部的复杂的关系，以及奥利别尔格 受审后的表现，尤其是他被捕后不久，就按照内务部的意图，驯服地交待或 者说编造了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及其罪恶活动。于是，奥尔洛夫得出了奥利别 尔格是奸细的结论。当然，从他驯服地交待和编造材料的态度看，他确有奸 细之嫌。 内务部选中高尔基市师范学院和奥利别尔格作为突破口是有道理的。前 面已经说过，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学生和教师中确实存在着对当局和斯大林 不满的思潮。他们在不公开的场合议论过中央的某些政策，特别是恐怖政策， 发泄过一些不满，但没有采取过任何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实际行动，更不存在 什么秘密的阴谋。 奥利别尔格曾参加过托派并且是来自德国。他正好可以担当侨居北欧的 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角色。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内务部对奥利别尔格进行了 严刑逼供和欺骗。一个月之后，他就招了供。他交待说，他是由托洛茨基通 过其子谢多夫派到苏联完成特殊使命，即进行反革命串连的。在侦查员的压 力下，他交待出许多由他串连和发展的同伙。这些人大多是他在师范学院的 同事和学生。高尔基师范学院的许多教授和教师被捕。内务部有关领导对奥 利别尔格说，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被选定来继续完 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帮助党和内务部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应该在即将举 行的审判中把托洛茨基作为反对苏联的阴谋组织者予以揭露。有关领导向他 保证，不管判决的结果如何，他都会被释放并被派到远东地区担任一个负责 的职务。于是，奥利别尔格在屈服和投降的路上越滑越远。他采取了需要什 么便交待什么的态度，并和侦查员们一起研究和确定交待的细节。按照奥利 别尔格的供认，他以托洛茨基联络员的身份来到了高尔基师范学院，征募了 学生和教员，并与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制定了谋杀斯大林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大致内容是：派一个由坚定的托派分子组成的学生代表团到莫斯 科参加 “五一”游行，趁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的机会杀死斯大林。 为了使高尔基师范学院大学生案不致露出破绽，内务部秘密处决了知情 人叶林，因此后来审判时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可他本人未能出庭作证。内务 部还强令奥利别尔格供认他在学院作教师的弟弟和一些朋友也是恐怖分子。 无耻而怕死的奥利别尔格有求必应。在被他诬陷的人中，有师范学院院长费 多托夫。费多托夫虽然交待了一些问题，因显然达不到当众坦白的要求，后 来没有出庭，化学教师涅利多夫是阴谋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被内务部 定为炸弹的制造者，但他在酷刑下没有屈服。与奥利别尔格案被揭发的同时，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地也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逮捕，给他 们加上了反革命的和恐怖活动的罪名。当时，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共 100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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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各地的所谓托洛茨基阴谋恐怖集团相继破获，奥利别尔格等交代 出 “重要材料”的基础上，内务部确定存在着一个全国规模的托洛茨基和季 诺维也夫的反革命阴谋集团。1936年2 月9 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普罗科 菲耶夫向各地内务部门发出一个指示。指示称，内务部掌握的材料表明，托 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活动在不断增强，这些组织中有地 下的恐怖团体。一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设想，即在苏 联建立统一的反革命政党和统一的政权组织中心。指示中明确指出，内务部 的任务就是彻底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所有地下组织，不仅要揪出其骨 干分子，而且要侦破地下的反革命团体，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 全部组织联系，侦破恐怖主义的团体。 到 1936年2 月底，奥利别尔格编造的故事，经过不断地修改和润色，已 经加工到一个像样的程度。其它地方的侦破工作也有进展。内务部领导决定 把它们作为反对派整个阴谋的基础端出来，然后发动内务部门的力量全面深 入地开展侦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工作。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 长莫尔恰诺夫奉命召集了内务部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有内务部40 来名领导干 部参加。莫尔恰诺夫声称已揭发出一个大阴谋，大家都将暂时离开现任职务， 投入这项重要的工作。他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关这一阴谋的证据绝 对可靠，现在大家的任务是查清细节，而不必考虑被捕的人有罪无罪的问题。 可是，他们多年监视反对派，何曾发现过这样重大阴谋案的任何踪迹？如果 这样的阴谋确实存在，他们岂不是严重失职？调集这么多的负责干部去侦查 这一案件本身就说明，有关领导也知道这样大的阴谋并不存在，但因为需要 这样做，因此必须使大多数干部脱离同样被认为是真实的案件，集中力量“侦 破”这一至关重要的案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36年2 月，已经确定了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 存在，并把侦破这一集团作为内务部的主要任务。往下可以看到，在确定突 破口和如何粉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问题上，两个主要的策 划者和组织者雅哥达和叶若夫存在着策略上的重大分歧。雅哥达主张把托洛 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分开，各算各的帐，叶若夫主张把他们作为一个反革命集 团。两个人的分歧与他们争权夺利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斯大林支持了叶若夫。 普罗科菲耶夫指示发出和内务部2 月会议以后，对托派分子的镇压加强 了。1936年 2 月 23 日，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的一个前托 洛茨基团体已被逮捕，其中有书籍出版总局的政治编辑А·舍梅列夫、共产 主义科学院的文学编辑、无党派人士И·特鲁索夫等人。在搜查特鲁索夫的 住宅时发现了托洛茨基 1927年的个人档案。斯大林就档案一事指示如下： “莫洛托夫、叶若夫：建议将托洛茨基的全部档案及其它材料交给叶若 夫同志进行审查并向政治局作出报告，对被捕者的审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与 叶若夫同志一起进行。”②1936年 2 月 27 日，斯大林的这一提议通过向政 治局委员征询意见的方式形成政治局的决议。这一决议显然加强了叶若夫的 地位。 3 月，雅哥达向斯大林报告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组织和侦破恐怖团体的 工作进展情况。他建议将所有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交法庭审判， 并根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令统统枪决。斯大林接到此报告后，于3 月 31 日指示雅哥达和维辛斯基提出关于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问题的具体方案，并 将政治局的决定通知了他们。决定如下： “所有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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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证明参与了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一律交付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 据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予以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在侦 查结束时提出根据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交付法庭的人员名单。”③根据中 央指示，内务部立即向各地内务部门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命令指出： “我部 机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查清并完全彻底地粉碎一切托洛茨基势力，他们 的组织中心和联络，揭露并镇压一切托洛茨基两面派 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 对所有要清理的托洛茨基案件进行侦查，把揭露和粉碎整个托洛茨基地下组 织，把侦破和消灭托洛茨基中心，把查清和打破他们与埋藏很深的托洛茨基 领导的联络网，作为主要任务。”④内务部下达的指示把侦破和消灭托洛茨 基中心作为主要任务，而没有强调同时要消灭季诺维也夫中心。而叶若夫则 力图证明他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共同进行恐怖活动的提法。 正好这时内务部收到一份密报说，1932年加米涅夫、捷尔瓦加尼扬和洛米纳 泽通过谈判后建立了一个 “联合中心”，其成员包括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 维也夫反对派两方面的人，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穆拉 奇科夫斯基、洛米纳泽和Л·沙什金。这个密报纯粹属于捏造，但它却被叶 若夫作为侦查和立案的依据。 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与负责内务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 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雅哥达企图独揽内务部的大 权，把内务部视为独家天下，想以此为基地创造自己辉煌业绩，到斯大林面 前邀功请赏。斯大林更加信任的叶若夫对此不以为然，直接插手内务部的工 作。他不但对内务部的工作发指示、定调子，甚至直接参加对囚犯的审讯。 叶若夫提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派合流的论断，雅哥达则主张分别对 待。他们的分歧也反映在对犯人的审讯中、对突破口的选择等问题上。他们 的关系是勾心斗角的伙伴关系。 在叶若夫的指导下，内务部加紧了对季诺维也夫分子赖因霍尔德的审 讯，并把他作为侦破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的另一个突破口。 伊萨克·伊萨耶维奇·赖因霍尔德，191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立陶 宛和白俄罗斯财政人民委员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局长。1927年因派别活 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后来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捕前 任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 赖因霍尔德身材魁梧，脸膛生动而具有诱惑力，平时衣着考究，给人的 印象是像革命前的贵族而不像共产党员。他工作能力很强，因与财政人民委 员索科里尼柯夫有亲戚关系，在经济界青云直上。在索科里尼柯夫的别墅里， 赖因霍尔德结识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其中也包括加米涅夫。 将赖因霍尔德作为突破口的原因有二：他与加米涅夫和索科里尼柯夫的 私交可利用来作为证人加害他们；他曾短时间站在反对派一边，可以利用这 点对其进行讹诈。 赖因霍尔德被捕后，内务部对他采用了从说服、诱骗到酷刑、讹诈等各 种办法。起先，莫尔恰诺夫等向他说，内务部掌握了加米涅夫拉他加入了恐 怖组织的材料，他必须揭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才 能保全性命。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于是他被交给内务部行动局第二把手切 尔托克的审讯小组。此人是个无赖和迫害狂。他和他的人马苦战赖因霍尔德 近三个星期。审讯常常昼夜连轴转，不准他休息、吃饭，并且当着他的面签 发逮捕他全家的拘票，对他讹诈。然而，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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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了下来。接着，内务部制造了一份假判决书，上写赖因霍尔德因参与托— 季阴谋活动被判处枪决，其家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亚。莫尔恰诺夫这时以老熟 人的面目出现，要他向中央书记叶若夫写一份请求宽恕的报告。第二天，莫 尔恰诺夫对他说，叶若夫同意撤销判决，但有一个条件，即赖因霍尔德必须 揭露托—季匪帮的罪行。赖因霍尔德在死亡和活命之间选择时，提出了一个 屈服的条件，即必须由党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是没有任 何罪过的，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签字。雅哥达为他这种 顽固态度所激怒，禁止莫尔恰诺夫与这种小人物做交易。可是时间紧迫，而 内务部这时的主要成果是奥利别尔格的供词，内容并不包含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的罪行。于是，叶若夫亲自出马，召见赖因霍尔德，以中央的名义向 他宣布，只要他帮助内务部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能证明自己无罪 和对党的忠诚。不知赖因霍尔德这样的人是愚忠作怪呢，还是他希望以这种 形式为自己的屈服开脱罪责，抑或是相信叶若夫等高级领导人的人品和良 心，这次谈话之后，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内务部要他供 什么他就供什么，甚至帮助侦讯人员修订自己的假供诉，从而成为内务部诬 陷、迫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得力助手。他对内务部的 效忠和卖命的程度甚至出乎侦讯人员的期望之外。后来，在法庭上，他似乎 忘记了自己的阴谋分子的身份，其说话的口气像是公诉人在谴责十恶不赦的 罪犯。 由于赖因霍尔德作为政府的高级干部，具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反对派领袖进行联络、策划阴谋的条件，具有奥利别尔格这个常住国外的外 国人所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因此他作为证人的出现起到了奥利别尔格根本 不可能起到的作用。他成了叶若夫和内务部轰击托—季集团的重磅炸弹。他 交代和揭发的重要材料有： 他本人作为托—季集团的成员，曾准备杀害斯大林，并在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的亲自领导下，创造性地展开了犯罪活动；杀害基洛夫 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手策划的，谋杀对象不仅有斯大林，还包括莫洛 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领导人。在叶若夫的授意下，他还交待出 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和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原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原 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托姆斯基以及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 加尼扬等。 赖因霍尔德的供词经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罗诺夫和阿格拉诺夫的仔细审 查后，由雅哥达送交斯大林，作了一些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修正，就是 把莫洛托夫的名字从要被谋杀的名单中勾掉了。这份经过修正的供词成为秘 密和公开审讯托—季集团的基础材料之一。 内务部选择的第三个突破口是季诺维也夫的前秘书处主任、作家和剧作 家里哈德·皮克尔。叶若夫和雅奇达觉得，如使他屈服可使诬陷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的供词具有说服力皮克尔心地善良，待人和气，多愁善感。他1917 年入党。国内战争时任 16军政治处主任，后到白俄罗斯党政机关工作。曾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主任。因参加季诺维也夫反对 派于 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自从被作为反对派受到打击后， 便脱离政治，专事文艺创作。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写过抒情诗和散文。 常与剧团女演员和内务部干部玩牌厮混，捕前是莫斯科室内剧团的经理兼党 委书记。皮克尔的被捕使他在内务部的众多朋友为难和难堪，但上命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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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威逼和劝说，皮克尔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屈服了。最后，他请求 见见雅哥达，以证实关于保释他并委以外任的诺言。雅哥达当面慷慨地答应 兑现诺言。于是，皮克尔在米罗诺夫为他拟定的一份供词上签了字，答应在 未来的公开审判的闹剧中担任一定角色。但他不像奥利别尔格和赖因霍尔德 陷得那么深。他的供词主要是诬陷自己和季诺维也夫，而拒绝任意招供加害 其他被告。他作出供词后情绪消沉、冷淡，时而流露出他本性中的伤感，对 前来狱中看望和招待他的内务部老友说： “哎，伙计们，真可怕呀，看你们 把我扯进了一个多么肮脏的勾当里！”⑤ 1936 年 5 月，叶若夫等认为需要 再找两三个像奥利别尔格那样可靠的人，这些人应该供认他们是由托洛茨基 本人派遣并且是接受托洛茨基本人的当面指示后回国进行恐怖活动的。于 是，莫尔恰诺夫便选择了两个人选，他们是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 弗里茨·达维德，原名伊利亚—达维德·伊兹赖列维奇·克鲁格良斯基， 德共党员。1926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德国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返 回苏联。1936年6 月被捕前在共产国际工作，同时担任 《真理报》的顾问。 科农·鲍里索维奇·别尔曼—尤林，1921—1923年为立陶宛共产党党员。 1923—1933年为德共党员。1933 年 3 月经德共中央同意来到苏联。1936 年 被捕前担任 《为工业化而奋斗报》外事处编辑和顾问。 1936年6 月，他们二人被捕后，经过内务部莫尔恰诺夫等人的“加工”， 当然不外乎施加压力和欺骗，做出了下列供词：1932 年 11 月底，他们分别 在哥本哈根拜访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进行恐怖活动以反对斯大林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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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季联合中心”的确定 按照斯大林关于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雅哥达和维辛斯基于 1936 年6 月19 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这个名单共82 人， 被指控为参加了恐怖活动，雅哥达和维辛斯基建议将他们作为恐怖组织的参 加者，按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在致斯大林的信中， 他们还提到了是否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按同样法令交付法庭审讯的问 题。他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是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但在 1935年初 “莫斯科中心”的审判中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审判后仍继续策划谋害党和 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雅哥达和维辛斯基提出的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 公开审判的意见。他通过叶若夫向内务部传达了他的指示：要举行一次对托 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统一的审判。 斯大林的指示决定了即将举行的公开审判的方向和内容。内务部改变了 过去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分别进行侦查和秘密审讯的作法，全 力投入了制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工作。可以说，“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就是这时候正式确定的。关于这一工作 的领导和进行情况，可以从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在1937 年 3 月 19— 21 日举行的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骨干会议上的讲话看出。按他的说法，当时 雅哥达和莫尔恰诺夫企图阻挠对托—季集团的侦破，他们竭力把托洛茨基集 团与季诺维也夫集团割裂开来。还在1936年4 月，莫尔恰诺夫就竭力证明舍 梅列夫、萨福诺娃、奥利别尔格这些与斯米尔诺夫有牵连的人，他们的恐怖 团体已经被侦破，可以到此为止，这就是托洛茨基中心，而所有其余的人都 与此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已经被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内务局侦破的恐怖组织案 件即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案的侦查，莫尔恰诺夫则极力予以诋毁和阻挠。在 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进行了干预，以把对托洛茨基集团的侦破工作推向深 入。当时，叶若夫在他的别墅里秘密召见了阿格拉诺夫，向他传达了斯大林 对托洛茨基中心案侦破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指示，责成阿格拉诺夫采取措施， 揭破还未揭破的托洛茨基匪帮及托洛茨基本人的作用。叶若夫甚至说，如果 阿格拉诺夫不把这件事抓起来，他将亲自召开内务部工作会议，进行干预。 阿格拉诺夫说： “正是遵照斯大林和叶若大的这些指示，采取了措施， 才揭露出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中心。然而，根据新的材料开展的侦破工 作远非是顺利的。首先，莫尔恰诺夫暗中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尽力缩小这一 案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保存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负责莫斯科州的那个局里，材料与德赖采尔、皮克尔和埃 （埃斯特曼）有 关。这样，才使侦查工作能够转向新的轨道。”⑥阿格拉诺夫被叶若夫召见 以后，亲自参加了 “联合中心”的立案和侦查工作。1936年 7 月 23 日，阿 格拉诺夫与内务部的负责干部А·拉济维格夫斯基、Г·雅库博维奇、Л·西 马诺夫斯基一起，亲自对在押犯前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前季诺维也夫分 子皮克尔进行了复审，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下述供词，即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 维也夫分子的 “联合中心”是基于恐怖活动的一致而成立的。 叶菲姆·亚历山德罗维奇·德赖采尔原是托洛茨基的卫队长，1919年入 党。在国内战争中先后任团、旅和师的政委。因其战功得到两枚红旗勋章。 1927年他带头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游行，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捕前 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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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赖采尔和皮克尔是在内务部的压力下作出伪供的。这一点可以用阿格 拉诺夫的话和内务部莫斯科局副局长拉济维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明。1936年 12 月 20 日，拉济维洛夫斯基给叶若夫的报告中说，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是 1936 年提到莫斯科进行审问的，而季诺维也夫分子皮克尔的被捕要晚一些。 很明显，还没有被捕的皮克尔不可能作出什么 “联合中心”存在的供词。他 和德赖采尔被审问和重新审问，是因为需要让他们作出某种需要的供词。拉 济维洛夫斯基的报告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三个星期以来，通过对德赖 采尔和皮克尔极其艰巨的工作，终于使他们开始交待。”⑦当德赖采尔和皮 克尔的交待材料交给雅哥达时，他在有关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中 心”的交待旁边写上了 “不确”二字，而在德赖采尔关于他得到了托洛茨基 下达的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指示的交待旁，写下了 “谎言”、“捏造”的 字样。叶若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也谈到了雅哥达的看法，说他认 为德赖采尔、弗里茨—达维德、M ·卢里耶等所有的人的交待都是胡说八道， 他在审问记录上直接写上了 “胡说八道”、“无稽之谈”、“不可能”的字 样。 尽管德赖采尔和皮克尔的供词根本站不住脚，但它们却被案件的制造者 们作为立案的基础。 “联合中心”一案的审理工作走上了新轨道。1936年2 月底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内务部工作会议后，内务部主要是侦破所谓的托洛 茨基中心，现在侦破工作的任务则是侦查 “托—季联合中心”。不久，所有 的被告都被迫作出了相应的交待。 以上就是所谓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形成的经过。叶若 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像阿格拉诺夫的讲话一样，也证明了 这个过程。 “叶若夫：当对这一案件的侦查刚刚开始时 斯大林：什么案件？ 叶若夫回答说，是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案件。叶若夫 在讲话中叙述了该案侦查的过程。按他的说法，一开始内务部有人企图把托 洛茨基中心案大事化小。斯大林觉察出这一点，下达了继续办案的指示，并 责成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他在讲话中点了莫尔恰诺夫的名。他说： “莫尔恰诺夫一直试图缩小这一案件：他竭力把舍梅列夫和奥利别尔格说成 是单独行动的特使，开庭审理或者审判一下，就可以结束，如此而已。有一 点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即所有的供词，即由德赖采尔、皮克尔、埃斯特曼这 些主要罪犯所作的关于莫斯科地区的供词，这些供词根本不被理会。他们就 这样闲聊：德赖采尔是什么人哪，他和托洛茨基是什么关系呀，和谢多夫， 和柏林是什么关系呀，都是些胡说八道，无稽之谈等等玩意。总之，他们的 话题就贯穿着这种情绪，谁也不想把德赖采尔也好，埃斯特曼也好，皮克尔 也好，与整个这一案件联系起来。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⑧叶若夫对莫尔 恰诺夫等人的办案态度进行了谴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掌握所谓“联合中心” 存在的材料。在上面提到的 1937年3 月国家安全局骨干会议上，叶若夫自己 就说，在逮捕有关人犯的时候并不掌握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材料，侦查工作 只好依靠向人犯施加压力并从他们身上挤出的材料。按叶若夫的说法，就是 把人犯砸破。 从以上所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托洛茨基恐怖阴谋集团，季诺维也 夫恐怖阴谋集团，还是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其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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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确定都是主观的、唯心的和专断的，是凭借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制造的。 但是，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这样的极少数人的意志是无法违抗的，是内务 部和检察院这样的法律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所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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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刑讯和屈辱 内务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要把根本不存在的 “托—季联合中心”这样 的阴谋恐怖集团挖出来，就只能凭借专政机关的强大威力，采用各种非法强 制手段，强迫人犯承认罪犯身份，编造罪行，作出伪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 人犯在受审时所写的申诉书中看出。 奥利别尔格遭受两次审讯后，于 1936年 1月27 日写了一份申诉书，这 份申诉书说明了他被迫作出伪供的情况。申诉书中说：“1月25 日您对我进 行了最近的一次审问后，我心里充满了可怕和痛苦的死亡的恐惧。今天，我 已经比较安宁些了。我觉得我能够诬蔑自己，无所不能，只要能结束痛苦就 行。然而我还是没有力量往我自己身上抹黑，张口说出明显的谎言，即我是 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等等。我来苏联是出自自己的本意。现在， 当我已在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荒唐犯罪的举动。我对此感到痛 苦和后悔。我不仅是自己倒霉，而且祸及了我的妻子和兄弟。现在我明白了， 我这一步是多么不对，我说的是我根据不可靠的信息来到苏联，隐瞒了我过 去曾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经历。”⑨第二天，奥利别尔格又交了一份申诉书， 恳请内务部领导召见他。他想当面举出一些人证来，说明他没犯过指控他的 罪行，说明他无罪。 奥利别尔格的申诉根本未被审理，后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提。他后来开始 承认自己有罪，承认了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捷尔—瓦加尼扬的申诉说明了他被非法审讯的情况。 瓦加尔沙克·阿鲁秋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被定为“托—季联合中心” 中托洛茨基派的三名代表之一。捷尔—瓦加尼扬是一个有教养的亚美尼亚 人，为人正直谦虚，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士兵和工人中进 行革命鼓动工作。他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强烈信念，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 加上他那黝黑英俊的脸膛洋溢着的友善和真挚，他那深沉的嗓音所蕴含的坚 韧和信心，使他成功地发动了莫斯科中心彼得洛夫兵营两个团的起义，向盘 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士官生部队发起了进攻。革命胜利后，捷尔—瓦加尼扬被 任命为莫斯科党委会军事部主任。1918—1920年，他曾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内战时，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他 不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不像有些带着私念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那样，革命时 瞻前顾后，革命胜利后则居功自傲，追逐名利地位和权势。他结束了自己的 戎马生涯后，便潜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担任 《在马克思主义旗 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左倾反对派 失败后，他被开除出党。以后，一直被作为异端分子，过着时而被任用时而 被放逐的动荡不定的生活。因涉足所谓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3 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4 年恢复党籍，但 1935 年又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哈萨 克斯坦。 捷尔—瓦加尼扬被捕后，由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审理他的案子。 别尔曼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的良心，但他受党的纪律的束缚，必须违心地执 行上面的命令。他为捷尔—瓦加尼扬坦荡的革命胸怀和一身正气所感染，与 他建立了友谊，没有对他施以酷刑，一直以党的利益和党的需要为由，劝他 做出假供。但捷尔—瓦加尼扬拒绝做假供。他说： “我倒是从心里愿意满足 中央的希望，但要在假供上签字，我却不愿意。请相信，死，我是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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