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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春林 当前章节:16141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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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虐待犯人为乐。由于革命良心的泯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昔 日的革命领袖不过是可以由他任意施暴的对象而已。切尔尼克接手审讯加米 涅夫后,气氛骤变。他的审讯室里经常传出辱骂和拷问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吵 闹声。他不但对加米涅夫这样令人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施以刑讯,而且肆意 污辱加米涅夫的人格。他把加米涅夫骂成胆小鬼和工贼,只会在咖啡馆里聊 天的吃党饭的无赖。他甚至随意说出要把加米涅夫枪毙掉的话。切尔尼克这 样的人身上有个人迷信时代培植起来的狂妄野心家的影子。 叶若夫和雅哥达还使用人质这一手段对付加米涅夫。叶若夫恶毒地利用 加米涅夫思念儿女之情,他让审讯员向加米涅夫宣读了赖因霍尔德的最新供 词。供词中说,他和加米涅夫的儿子在莫查依公路上的奥金佐夫附近,跟踪 过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这种以子女的生命对被告进行讹诈的卑鄙手 段,使加米涅夫惊愕和气愤到了极点,他大骂叶若夫是革命的掘墓人。当叶 若夫离开后,加米涅夫不由地对米罗诺夫说,苏联发生了地地道道的热月政 变,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由于不善于接受法国热月政变的教训,而使热月政变 在苏联重演。雅哥达在对待被告的手段上一点不亚于他的同伙和上司。他当 着加米涅夫的面签发了对加米涅夫的儿子的逮捕证,再次向加米涅夫施以精 神打击。 在给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和打击,使他们对 本人的前途绝望,对过去受他们领导的同志尤其对他们的子女的生命极度担 心,从而发生思想动摇的时候,审讯的策划和组织者对他们使用了极其阴险 的手段:空头许诺。 据奥尔洛夫在 《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透露的情况,雅哥达觉得叶若 夫经常有意避开他直接过问案情的举动,表明他对自己的敌意和对自己地位 的威胁。雅哥达决心亲自治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证即将举行的公开 大审判顺利开场。他命令下属严密注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动摇的迹象。 这样的机会终于被他等到和抓住了。 1936年 7 月的一天,季诺维也夫与叶若夫、莫尔恰诺夫进行了一次通宵 达旦的激烈谈话后回到了囚室。他突然向莫尔恰诺夫提出了与加米涅夫会面 的请求。雅哥达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将季诺维也夫带到他的办公室, 几乎是谄媚地向季诺维也夫晓以利害后,让他在一间安放了录音机的囚室里 与加米涅夫进行会谈。季诺维也夫认为必须出庭,但须有一个条件:斯大林 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加米涅夫虽有些犹豫和不满, 但最后同意了他的看法。两个人商量了谈判的条件: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 治局委员证实自己的诺言。 斯大林听到雅哥达报告的消息欣喜若狂。第二天,雅哥达、莫尔恰诺夫 和米罗诺夫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使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疑惑不解的是,不是政治局全体成员,而只有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三个人在场。斯大林的解释是:这是政治局的专案委员 会,有权听取他们的全部意见。 季诺维也夫说,他和加米涅夫近几年来接受了不少许诺,可那些许诺统 统都没实现过。接着他问,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能再相信新的许诺呢。 基洛夫死后,他们被迫承认对那一凶杀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雅哥达 当时转达了斯大林亲口许下的诺言,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作出牺牲。然而, 目前又正在准备最卑鄙的公开审判来迫害他们,这个公开审判不仅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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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而且还会沾污全党。 季诺维也夫声泪俱下地恳求斯大林取消公开审判,因为把列宁的政治局 委员和私人朋友诬陷为匪徒,只会使党蒙受奇耻大辱。 “假如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 ”季诺维也夫喊了几声,嚎啕大哭起 来。 斯大林平静地指出,由于过去他们不听警告,结果落得现在这个哭鼻子 的下场。现在只有服从党的意志,不然会落个惨得不能再惨的下场。针对加 米涅夫指出的关于不枪毙他们的保证,斯大林反问道,难道他们想要一份正 式的担保协议而不相信政治局的担保吗。伏罗希洛夫甚至失去了斯大林所保 持的表面平静,事后他说: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太猖狂了,好像他们 有权强迫政治局接受他们的条件似的。这实在令人气愤!如果他们还有一点 脑筋,他们就该跪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如果他们不想要自 己的脑袋,那就让他们去死!让他们见鬼去!” 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表现进行了分析,鄙夷地称他们为小 市民: “他们庸人自扰,以为我们组织审判是专门为了枪毙他们,这太愚蠢 了!仿佛我们非得经过审判才能把他们统统枪毙似的。如果我们认为非枪毙 他们不可,审判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们忘记了三件东西: “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 “第二,既然他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他们,那么,在他们肯 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他们呢? “第三,这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 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③斯大林的最后一 席话讲得很有感情,听起来非常真诚和具有说服力。或许是这些话再一次感 动了他们,或许是他们再次相信了斯大林的保证,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和 季诺维也夫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 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俩就 将出庭。斯大林做了肯定的回答。 这次谈话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的待遇大大改善。他们被转 到宽敞凉爽的囚室,洗了澡,换了衣服,还给派来了医生治病,吃上了营养 灶,还可看书,看守的态度也变好了。牢房几乎变成了疗养所。当时,甚至 连雅哥达及其助手们都觉得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都不会被枪毙,未来的公 开审判是一场彻底粉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政治斗争。 斯大林本人及通过其亲信向被告下达某种指示、意见和许诺,并非一次 两次,仅与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有关的被告就不止一两人。看来,撇开许诺 时具体说的话不说,不杀的许诺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政治上的许诺在瓦解被 告的意志方面起到了酷刑和人质等严酷的非法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而后来 的事实证明,没有一次许诺最后被兑现。 另外,我们看到,任何被告在得到斯大林的许诺时,都不是面对整个政 治局。这说明中央政治局并非铁板一块。在执行许诺上,有的人仍然是可以 信赖的。甚至到 1938年秘密审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鲁祖塔克时也没有理 会鲁祖塔克提出的面对整个政治局的要求, “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来,因为斯大林不想和他讲话”。④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 于斯大林许诺也是疑问多于信任。这一点可以从 1936年 7 月12 日季诺维也 夫给斯大林的信看出。季诺维也夫还是那样诚恳和坦率,然而他已经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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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事了。 “我的状况非常糟糕。我担心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我有一个热切的请求:把我在乌拉尔斯克市写的书予以出版。书还没 有写完 (未来得及写完),不过主要内容还是写出来了,我是用心中的血写 的。 “还有,我要斗胆请求一件有关我的家庭,特别是儿子的事。您在我儿 子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认得他。他是一个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的天 赋。请您帮助他们。 “现在完全忠实于您的Γ·季诺维也夫。”⑤7 月中旬,加米涅夫和季 诺维也夫开始供认所谓罪行。他们的屈服为公开审判的顺利举行提供了最后 的保证,也在瓦解一些被告的最后抵抗方面起到了刑讯所起不到的作用。捷 尔—瓦加尼扬得知两位大名鼎鼎的反对派领袖已经答应出庭,认为像自己这 样的人再为党的名誉去斗争已变得没有意义,于是绝望地在供词上签了字。 但他即使屈服以后也没有丧失革命家的尊严和气度。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维 辛斯基来到了内务部,办理案子和被告的交接手续。被告被一个一个地带去, 由维辛斯基当着内务部头头的面,走形式地讯问被告是否承认供词属实,本 人是否已签过字。轮到捷尔—瓦加尼扬时,他鄙夷地盯了维辛斯基一眼说: “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逮捕过您,因 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捷尔—瓦 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宽宏大量地补 充道: “嗨,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您了。”⑥内务部的头头看不 起维辛斯基这个在自己面前溜须拍马的人,捷尔—瓦加尼扬此举使他们感到 十分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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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月 26 日的秘密信 1936年 7 月底,公开审判的技术准备就绪。所谓技术准备,就是 “托— 季联合中心”的人选和罪行的拼凑和编织。像一台戏剧一样,只等拉开帷幕 上演了。这时,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封秘密信。 题目是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发至各州党 委、边区党委、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市党委和区党委。从该信所选择的 时机、信的内容和影响看,它是利用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信任中央、推行错 误的恐怖政策的一次重大行动,是莫斯科公开审判前的一次全国规模的组织 和思想动员。仅就这封信与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关系看,它使少数人的 意志变成了全党和全民的意志,使制作 “托—季联合中心”的政治骗局变成 欺骗社会的行动。当然,这封信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越了莫斯科公开审判。 秘密信开宗明义,把一个弥天大谎强加给全党: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6年得到的新材料,可以认为已经查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是反 对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鼓动者,而且是直接发出杀害基洛夫以 及预谋杀害我党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指示的人。 “同样被认为现已查明的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活动时,是 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在一起的。” 在信的前言之后,有 “事实”和“结论”两大部分。所谓“事实”完全 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口供,即 1936年春夏依靠刑讯、人质和政治欺骗而得到的 口供。 “1.基洛夫被害之后,1936年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在莫斯科、列 宁格勒、高尔基、明斯克、基辅、巴库等城市,揭露出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恐怖团体。 “在侦讯期间,这些恐怖团体的绝大多数参加者都承认,他们把针对党 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的准备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2.上述被揭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团体及其在苏联的恐 怖活动,由一个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集团领导实施。” 按秘密信的说法,托—季集团是由双方领袖经过谈判于 1932 年底组成 的,其领导成员也是由双方人员组成的,季诺维也夫一方有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巴卡耶夫、叶甫多基莫夫和库克林,托洛茨基一方有斯米尔诺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该集团把 “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 动作为篡夺政权的唯一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手段。”从 1932年底开始,托—季 集团主要是策划针对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他们的 罪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比如,季诺维也夫在 1936 年 7 月23—25 日被审讯时承认: “我确实是1932年组织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成员。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把杀害联共(布)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和 基洛夫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通过中心的成员斯米尔诺夫和穆拉奇科夫斯 基,中心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斯米尔诺夫从他那里得到准备杀害斯大林的 直接指示。” (季诺维也夫,1936年 7 月23—25 日审问记录)加米涅夫1936 年 7 月23 日供认说: “ 我们 1932 年作出的决议说,我们能够指望取得政权的唯一手 段,是组织实施针对联共 (布)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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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夫,1936年 7 月 23—24 日审问记录)关于托洛茨基对建立托—季联合集 团的态度,穆拉奇科夫斯基交待说: “1932年中期,斯米尔诺夫向我们的3 人领导小组提出了一个问题,即 必须将我们的组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团体和沙什金—洛米纳泽团体联 合起来。当时决定就此事询问托格茨基并听取他的新指示。托洛茨基回答说 同意建立联盟,条件是联盟各团体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必须采用暴力手段搬 开联共 (布)领导人,其中首先是斯大林。”(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 7 月19—20 日审问记录)“3.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由托洛茨基—季 诺维也夫集团的联合中心决定而杀害的。全部谋杀的实际组织事宜交给了联 合中心的成员巴卡耶夫。为协助巴卡耶夫,中心派出了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有 名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卡列夫,此人与季诺维也夫的个人关系是密切的。” 在列宁格勒组织的恐怖团体中有鲁缅采夫-科托雷诺夫—尼古拉耶夫小 组,他们直接杀害了基洛夫。 季诺维也夫供认: “我同样也承认,我曾以联合中心的名义吩咐组织成员巴卡耶夫和卡列 夫组织恐怖行动,在莫斯科对斯大林,在列宁格勒对基洛夫下手。 “这项指示是1932年秋我在伊利因斯基的时候下达的。”(季诺维也夫, 1936年 7 月23—25 日审问记录)加米涅夫谈到上述指示时交待说: “我同意了这项决定,因为我完全赞同它。”(加米涅夫,1936年 7 月 23—24 日审问记录)卡列夫交待说,他是1932 年 8 月中旬在季诺维也夫的 伊利因斯基别墅开会时接受这项任务的: “季诺维也夫同时建议我从我领导的组织(设于列宁格勒的科学院)中 挑选亲近的人,他们能够对基洛夫采取恐怖行动。 “ 我和巴卡耶夫谈话时得知,为了组织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他打算 利用列宁格勒已有的并和他 (巴卡耶夫)有联系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小组:鲁 缅采夫小组和科托雷诺夫小组。” (H ·A ·卡列夫,1936年6 月5 日审问记 录)巴卡耶夫也承认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1934年6 月,加米涅夫专程 到列宁格勒检查了阴谋的准备情况。季诺维也夫的前私人秘书 H ·莫托林交 待说,1934年秋他曾到莫斯科向季诺维也夫汇报谋害基洛夫的准备情况。他 说: “季诺维也夫向我指出,恐怖行动的准备应全力加强,到冬天来临时基 洛夫应被消灭。” (H ·莫托林,1936年6 月30 日审问记录)“4.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 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 自己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杀害斯大林的决定是与杀害基洛夫的决定同 时作出的。为此目的建立了莫斯科中心,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分子巴卡耶夫、 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和托洛茨基分子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赖采尔。行动的直 接领导人是巴卡耶夫。他供认说: “我承认,季诺维也夫亲自指示我在莫斯科组织杀害斯大林同志。”(巴 卡耶夫,1936年 7 月 17—19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的前秘书处主任皮克 尔供认: “巴卡耶夫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领导了恐怖行动的准备,而且亲临观察地 点,对有关人进行了检查和鼓励 1934年夏,我因某事去找赖因霍尔德。赖 因霍尔德对我说,观察斯大林的结果良好。巴卡耶夫与一帮恐怖分子坐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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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出去了,要在今天杀死斯大林。赖因霍尔德说话时坐立不安,因为他 们很久还没回来。这天晚上我又见到赖因霍尔德时他对我说,斯大林的警卫 妨碍了恐怖行动的实施。他说,警卫把组织的成员吓跑了。” (皮克尔,1936 年 7 月 22 日审问记录)托洛茨基的前警卫员德赖采尔供认,1934 年他得到 了托洛茨基的书面命令: “这项命令我是通过我的常住华沙的姐姐斯塔洛维茨卡娅得到的,1934 年 10月底她来到了莫斯科。 “托洛茨基的来信简短,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请您转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除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第二,把在军队组织支部的工作展开。 第三,一旦爆发战争,利用一切挫折和慌乱夺取领导地位。” (德赖采 尔,1936年 7 月23 日审问记录)穆拉奇科夫斯基供认: “埃斯特曼交给我一封德赖采尔捎来的信。我当着埃斯特曼拆开了,看 到了托洛茨基写给德赖采尔的信。托洛茨基在此信中指示杀害斯大林和伏罗 希洛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 7 月4 日审问记录)1934年 12月,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后, “托洛茨基担起了在苏联的恐怖活动的 全部领导责任”。他先后把一个个特务派进国内,有贝尔曼—尤林、奥利别 尔格、弗里茨—达维德、戈罗维契、古列维奇、贝霍夫斯基等。奥利别尔格 供认: “我与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与他保持经常的联络,同列夫·谢多夫同 样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亲自交给我不少组织方面的指示 ” (奥利别尔格, 1936年 2 月 13 日审问记录)贝尔曼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弗里茨—达维德 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杀害斯大林。贝尔曼—尤林供认: “托洛茨基与我谈话时公开宣称,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不能撇开极 端手段,斯大林应予以肉体消灭。他在谈到斯大林时的凶狠和仇恨是难以置 信的。这时他像发了狂。谈话时,托洛茨基从椅子上起来,在屋里神经质地 走来走去。” (贝尔曼—尤林,1936年 7 月 21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说过: “光砍倒大树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棵大树旁的所有小树都砍 光。”他们想借杀害领导人造成的惊慌夺取政权。 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由德赖采尔负责。他吸收了前托洛茨基分子、 红军军官·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穆拉奇科夫期基供认: “1934年中期,德赖采尔向我报告说,他准备同时杀害伏罗希洛夫,施 密特·德米特里应为此作好准备。预定由他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做述职报告时, 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将要参加的例行演习的时候,将他杀死。” (穆拉奇科夫 斯基,1936年 7 月 19—20 日审问记录)另一个刺杀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由莫·卢里耶领导,小组成员纳坦·卢里耶供认: “我应当承认,由我率领的恐怖战斗小组,从1932年秋到 1933年底积 极进行了对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准备。我们计划在伏龙芝 大街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楼地区跟踪和杀害伏罗希洛夫,为此目的我们在这— 区域观察了一年。” (纳·卢里耶,1936年 7 月21 日审问记录)H ·埃斯特 曼负责组织对卡冈诺维奇的恐怖行动。他准备组织人马,趁卡冈诺维奇视察 卡冈诺维奇制革厂时下手。他向莫斯科恐怖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德赖采尔报告 了预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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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刺杀由纳坦·卢里耶负责。他准备在奥尔忠尼启则视 察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时下手。对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的谋杀 由托—季中心领导下的地方恐怖小组负责。 在中央 7 月的秘密信中,还列举了阴谋恐怖分子依靠外国特务机构进行 恐怖活动的供词。莫·卢里那与德国的盖世太保有联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 也夫知道莫·卢里耶和奥利别尔格等与盖世太保的关系并支持他们利用这种 关系。此外,阴谋恐怖分子在准备行动时,任意盗窃国家资财。 信的 “结论”部分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匪帮,面对苏联党和政府 的成就,提不出任何可以说得上是政治纲领的东西来,只好露出了与人民为 敌的面目,并把恐怖手段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是阴谋集团, 无法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 “两面派”成为他们与党和人民的关 系的特色,加米涅夫在被秘密审讯时对如何在两面派的掩盖下通过恐怖手段 取得政权,作了明确的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对于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的首领们上台执政的问题,我们预先设计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也是我们觉得最现实的方案是: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后, 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会产生混乱,他们将会和我们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集团的首领们,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谈判。 “我们的根据是,在这样的谈判中,我和季诺维也夫将会在党和国家中 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在斯大林领导期间,我们通过自己的两面派政策毕竟达 到了使党原谅了我们的错误,使我们回到了党内,而我,季诺维也夫和托洛 茨基,我们参加恐怖活动的事情,对党和国家来说将成为秘密。 “第二种夺取政权的方案,也是我们觉得不太可靠的方案是:实施对斯 大林的恐怖行动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中会出现犹豫动摇和组织涣散的状 况。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领导人将能利用这种混乱状况,迫使剩 下的党的领导人让我们参政或者强迫他们把位置让给我们。 “托洛茨基的出现和积极参加夺权斗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我们认为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组织新政府同样将有右派分 子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参加。”⑦ (加米涅夫,1936年 7 月23—24 日审问记录)这样,中央的信通过伪造罪行,并将它强加于社会,把反对派 成员打成了敌人。他们成了秘密信的结尾部分所说的 “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 的敌人”, “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成为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和革命者的主 要斗争对象,即 “人民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说过,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 敌人。 “人民的敌人”的用语,表面上看来是因袭了这位法国大革命领导人 的话,实际上二者所指根本不同。罗伯斯庇尔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把不正 当地聚敛财产的人和专制官僚看作敌人。斯大林则把不同意和可能不同意他 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关于 “人民的敌人”的含义,当时贝利亚常在会议 上谈到,并说他是传达斯大林的观点。他说: “人民的敌人不仅是进行破坏 的人,而且还有怀疑党的正确路线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 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 ”⑧在秘密信的制作中,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作 用。斯大林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该信需要他的同意和签发,而且表现在该信直 接贯彻和体现了斯大林的意志。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称作 “斯大林致 各地党组织的秘密信”,也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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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7 月底,叶若夫将这封信的草稿呈交斯大林后,斯大林亲手作了 许多修正和补充。草稿的题目是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 革命团体的恐怖活动》,斯大林把它改为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 命集团的恐怖活动》。 “团体”变成了组织严密的“集团”,罪行的程度因 此也提高了。在草稿的第二页上有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团体的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斯大林 把它改为: “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 查清,同样,托洛茨基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同志案件中的作用也还没有彻底查 清。”斯大林这里的具体修改寓意是深刻的。它预示着后来所谓的托洛茨基 “后备中心”的揭发。在草稿第二页上斯大林加上了一句话:“同样认定,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行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 在一起的。”⑨在草稿的第四页上的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 任务”,被斯大林改成: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 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 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⑩从而强 调了这个联合中心的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央的信把反对派成员的供词和相互揭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确实描绘 出一个完整的阴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行动。尽管可以 作为确实的行动的只有杀害基洛夫一件事,尽管中央的信中没有举出一件犯 罪的物证,但是,对于不了解秘密审讯过程,不了解 “托—季联合中心”的 制作过程,不注意物证在审案中的地位,对党中央怀有朴素的信任的广大党 员和群众来说,这样的信确实具有极大的蒙蔽和欺骗作用。这种作用因各级 组织的宣传和贯彻而成倍地膨胀。而这正好是下达信件的人所要达到的目 的。 另外,中央的信还通过被告的口供,似乎是顺便实则是寓意险恶地点到 了右倾反对派领袖、军队中的阴谋集团和尚未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预示了 将来的更大规模的镇压,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表现在 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以及支持甚至同 情反对派的人列为打击或怀疑对象,而且表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中央的指 示办事,保持所谓高度的警惕性,去怀疑和揭发周围的人,而不敢坚持真理、 正义和事实,甚至不敢保持沉默,至少也须人云亦云。于是,各地又掀起了 一股告密的邪风。1914年入党的女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克谢尼娅·帕夫洛 夫娜·丘季诺娃,1936年3 月当选为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书记。区委 委员中有许多有名的党的干部,比如M ·乌里扬诺娃、B ·明仁斯卡娅、Л·热 姆丘任娜等。丘季诺娃后来回忆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时说: “每天 上午,各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赫鲁晓夫。他告诉我们, 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其中,重点常常是提高警惕性,加强反对人 民的敌人的斗争。有时候,卡冈诺维奇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11)科泽 尔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向州党委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了许多本地的居民, 还把他在以前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每谈到一个人,他都写 上,此人可能至今未被揭发出来。告密的人中不仅有盲目信任中央指示的, 胆小怕事人云亦云的,也有挟嫌报复和希图立功而向上爬的。由于这样的告 密风,苏维埃敌人的数量急剧增多。许多诚实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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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心中并不相信,但是他总习惯于这样想:或许别的 地方暗藏的敌人确实比较多。这种政治、组织和思想状况,为以后群众性的 大清洗和大恐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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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诉书 1936年 8 月 1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反苏联合中心”进行开庭审判的命令。宣布这一命令意味着侦讯结束。但是, 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让侦讯材料与被告见面,尽管侦讯从 1936 年 1 月 5 日开始到1936年8 月10 日止已进行了7个多月。中央通过对“托—季中心” 开庭审判的命令,恢复了公开审判的作法,并且重新允许辩护人出庭,被告 被判决之后三天之内可以上诉。这一决定部分地改变了 1934年 12月1 日基 洛夫被害的当天中央作出的决定。它的目的是使被告心存上诉和宽恕的希 望,从而有助于 “老实”交待,与侦查员和法庭合作,同时它有助于平息那 些对秘密审判不满的情绪,因为秘密审判的作法缺乏起码的法制原则;它还 有助于免除人们对公开审判的戒心。人们出于对列宁党的信任,往往从好的 方面去理解上述决定,而没有看到这一决定的虚伪性质。甚至在侦查员中也 有这种诚心诚意相信上述决定的人。捷尔—瓦加尼扬的侦查员鲍里斯·别尔 曼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法庭不会作出死刑 判决。因此,他真诚地劝说捷尔—瓦加尼扬投降。 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预先并没有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甚至没有经 过政治局的讨论。因此,这一决定除了对于极少数人以外,对全党包括普通 党员直到中央委员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都是一个突然行动,一个被迫予以接受 的既成事实。起诉书的性质也是这样。既然法律机构,包括法院、内务部、 检察院和新成立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都不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的真正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政治局中的极少数人操纵下进行 的,那么,起诉书便只能是贯彻这极少数人的意志,而不可能反映人民的意 志,贯彻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此,起诉书只会是罗列内务部通过刑讯等手 段得到的假供,把这样的假供作为罪证,给被告加上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由于内务部通过长期的秘密审讯已经取得相当数量的供词,由于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遵循法律服从政治的原则,这样的起诉书是不难出笼的。 起诉书是 1936年8 月15 日公布的。从内容上看,起诉书基本上全部照 抄中央 7 月29 日的秘密信。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B ·乌尔里赫提前拟就 的判决书也是以中央的秘密信为依据的。中央秘密信中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关于杀害基洛夫、关于组织恐怖集团及针对党和政 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关于“托—季联合中心”成立于1932年并且一直活动 到 1936年等结论,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至起诉书和判决书之中。 起诉书是由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的第一稿是在中央秘密信发出后立 即拟定的。1936年8 月7 日,当“托—季联合中心”的侦讯工作还未结束时, 维辛斯基就奉斯大林之命,将起诉书的第一稿呈送斯大林,其中提到被告共 12人。斯大林在审阅时,将季诺维也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巴卡耶夫谈及自 己在党内的革命经历的内容勾掉了。此外,斯大林还作了多处修改。比如, 原稿中的 “ 1934年 12月1 日,按照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在联合中心的 直接领导下,基洛夫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一句,被斯大林改为 “按照季诺维 也夫和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 ”。(12)在草稿的第16页上,斯大林把“卢 里耶”这一姓氏写了两次。 维辛斯基立即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拟出了起诉书的第二稿。此稿中已不是 12名被告,莫·卢里耶和纳·卢里耶的名字出现了。在第一稿提到莫·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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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时,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奉命从德国潜入苏联实施恐怖行动,但他 没有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被告,而纳·卢里耶根本没有提。这两个卢里耶 是 1932年经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到苏联的,在侦讯中根本没有发现 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的证据和材料。可是,在起诉书的第二稿,他们 2 人成了 一些进行恐怖活动的小组的领导人。 起诉书的第二稿于 8 月10 日呈送斯大林后,又作了修改。维辛斯基又根 据修改拟出了第三稿。被告的阵营中又加进了叶甫多基莫夫和捷尔—瓦加尼 扬,他们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领导成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甫多基莫 夫于 1936年8 月10 日才开始交待与“联合中心”有关的罪行。而捷尔—瓦 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 月14 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书出笼的经过可以看出,维辛斯基并不只是轻信内务部制造的案 情材料,并不只是坚持错误的审判学,而是一个知情人,一个制造30 年代冤 假错案的参加者和帮凶。 公开审判的决定和起诉书公布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形式上 看,这些事关重大的文件的拟定都是由有关法律机构进行的。但每一个关心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政出谁手。为了使普通人们和领导干部包括高 级领导干部对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无法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制,宣布恢复公 开审判的决定所选择的时机是斯大林等高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度假,不在莫斯 科的时候。国家和政府首脑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也在外地度假。这样做的目的 还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等举动完全是法 律部门的事情,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表面 上可以起到缓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1936年 8 月 15 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被起诉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穆拉奇科夫 斯基、德赖采尔等原反对派成员。起诉书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他们暗杀 基洛夫和策划针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根据后来季诺维 也夫在公开审判中的交待,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 表大会期间进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似乎认为,这一行动应导致全世界 的共产党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联共 (布)中央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 会惊慌失措,会不可避免地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谈判,请他 们出来领导党。 起诉书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列举 “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的罪名,证明种种罪名的各个被告的供词。除了这种相 互证明参加犯罪集团和犯罪的供词外,没有任何如决议、信件、名单、指示、 笔记、日记、传单、现场考查、武器、器材等实物证据。被告的罪名和供词 排在一起,读起来很像逻辑学中的 “同义反复”。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 示的话,可以这样表示:某某被告犯了恐怖活动罪,因为他承认自己犯了恐 怖活动罪,同案其他被告也说他犯了恐怖活动罪。 起诉书在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反对联共 (布)领导的 策略上向恐怖手段转变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 一封公开信,此信1932年3 月1 日刊登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公报上。他们在 这封信中说,必须实现列宁的遗嘱:把斯大林搬开。很显然,这样的话是不 能作为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指示和国内托洛茨基分子犯罪的证据的。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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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无法禁止跑到国外的流亡者胡说乱写,怎么能为他们的言论负责甚 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况且,托洛茨基在后来于 1932年 10月15 日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还对他的提法作了解释。他说, “‘将斯大林搬开’的口号并不 意味着将他肉体消灭 ” (13)起诉书中以及后来在审判中,除了上述托洛 茨基的话有据可查之外,关于托洛茨基所下达的实施恐怖行动的命令,就只 有被告的供词了。而被告的供词是内务部刑具的产物,是相互矛盾、站不住 脚和经不起查证的。 起诉书中还说, “托—季联合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对苏联党政领导人 实施恐怖行动。内务部在侦讯中得到大量的供述,说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 高尔基等市以及在红军中建立了许许多多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杀害斯大林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奉 “联合中心”之命在各地策划恐怖行动。1936年各 地共有 160名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捕和被枪决。现在,苏联法律机构已经查明, 他们被审讯时受到了非人的刑讯和拷打,其中许多人即使受到非人的折磨时 也没有屈服。而且现已查明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遇害的被告都已被平反昭 雪。 1932—1935年先后侨居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卢 里耶和纳·卢里耶,也被起诉书宣布为被告。他们与 “托—季联合中心”所 谓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也被搞成了“联合中心”的同案犯。 他们都被指控为受托洛茨基派遣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但除了他们的破绽 百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按照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的交待,他们在 1933年3 月去苏联 前曾在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后者向他们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示。但 是,经过查证,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的来客登记簿上根本没有这2 人的名 字。 莫·卢里耶交待说,他 1933年3 月离开柏林前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杀害 斯大林的指示。到莫斯科后,他亲自向纳·卢里耶传达了这一指示。纳·卢 里耶交待说,他计划杀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翻看一下审 问记录可以看到,莫 ·卢里耶在被秘密审讯时,曾经长时间地拒绝认罪。纳 ·卢 里耶 1936 年 6 月交待说,他 1927—1929年是德共党员,从 1932 年 4 月至 1933年 7 月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但不赞成恐怖主义的思想。在 1936年 7 月 10 日审讯时,他的调子变了。他交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对斯 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采取恐怖行动,后来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当医生时,又准备 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采取恐怖行动,行动的时机是他们来车里雅宾 斯克拖拉机厂视察的时候。纳·卢里耶还交待说,他曾经5 次携带手枪离开 车里雅宾斯克去莫斯科,希望侥幸碰见哪个党的领导人。最后一次他的手枪 连同皮箱被人偷走。他还交待说,1936年他奉莫·卢里耶之命,试图在列宁 格勒 “五一”游行时杀害日丹诺夫。此举所以未成,是因为他所在游行队伍 离检阅台太远。按照他的交待,他搞了4 年预谋杀害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可 是内务部门居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阴谋的蛛丝马迹。起诉书甚至 没有列出逮捕他的凭据。很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他有谋杀中央领导人的嫌疑 或行动而逮捕他的,而是逮捕他之后从他口中搞出犯罪的口供,并把口供作 为证据的。 1936年 8 月 15 日,与起诉书公布的同一天,在 《消息报》第二版右上 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 《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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