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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空看《太平乐府》、《南唐二主词》、北大的《国学季刊》和新出的《创造周刊》第4期。旧历年尾得了一场寒热病，“昏沉沉”，“只是痴痴地睡”。到青年会看电影《好女儿》，到新爱伦影戏院看《春香闹学》，和银行同事到春华舞台看旧戏。海盐的女友、教员福倩来信，附来小影，回信说，“我虽在商界，而好友都在界外，众醉我不醉”云云。又说，“你说青春像火车，一叫就开的，我们奏出的调是不和谐，我们要于不和谐里寻出错综的美来”。

三月。到法国影戏院看电影《红粉骷髅》。和同事去宋园看梅，放纸鸢。

这月中旬出了一件事，报上说杭一师学生全体晚膳中毒，死了十多人，“我们底雪峰也危险万分”，得知消息，应麟德即向行长告假，急赴杭州。姨妈、姑妈、母亲都怕他到杭州会染上病，阻止他去，他的母亲甚至还赶到火车站想把他拉回去。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一路希望和凄惶递相起落，窗外景物都有愁容”。六小时后车到杭州，直到一师，寻到调养室，看到冯还活在床上，边上有汪静之送的花，有潘漠华调护用的灯煤壶。是夜，应、汪、潘，三人一榻，挤睡于冯边上。次日，又是游湖，到孤山看梅，入西泠印社，上浙图，夜车返回上海。

去通信图书馆抄书目。看田汉译的《萨乐美》。和同事到静安寺一带踏青。到南门沪军营空场参加十万人对日外交游行大会。

四月。到龙华看桃花，“桃花满树像在笑”。游草佳村、宋园。游吴淞，看月亮。和南京来的朋友到菜馨楼吃素食，谈胡适之。

五月。有女友强迫被嫁，“夜不能睡，又不敢高声哭”。正是适合恋爱的气候，狂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看《创造周刊》，有成仿吾大骂时下新诗，感觉“很中意”。月半旬和银行同事游北郊，看怒放的蔷薇，回来路上，在点心店看见一人很像胡适之。有女友来信，“亲昵而端庄”。抄叶绍钧的小说。看胡适之《五十年来的文学》。梦到郭沫若，去信。给郁达夫去信，说读《茑萝行》的感受，“他们样底勇往的真诚，最令我们爱”。

六月。去西门公共体育场看球赛。打网球。汪静之的爱“一天高一天”。冯雪峰的小弟死了，曾祖母有病。继续读《沉沦》，还有《镜花缘》。

七月。看绍兴戏，吃杨梅，买旧书。去荷里恩派亚戏院，看电影《空中黑女星》。去法国戏院看《非洲历险记》。和银行同事共往经理新寓，聚餐，听戏文，散步，吃冰食。那些日子应麟德一直像陀螺一样转呀转，如22日，日记提要为“晓游江边，下午越剧，晚夜野游”。郁达夫在上海，连续三次去访。“他很有趣，谈笑很乐”。潘漠华为考北大转途上海，冯雪峰也来了，两人同住沪江第一台旅社29号。带他们去拜访郁达夫，叫了银行同事陪他们游吴淞。吹笛，下棋，醉酒，谈诗（“在茅亭里大谈诗，大谈。”）。

八月。去美专看天马会第六届画展。大风的夜里到黄埔江边看红波汹涌。到提篮桥精武体育会学拳。

九月。赴银行同事荣庆元喜宴。到北四川路、横浜路、克明路看房子。给美国的康白情写信谈政治（“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革命家”）。和银行同行游吴淞口炮台，一路高歌、吹箫。而此时，曾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的冯雪峰正身处另一场学潮的风暴中心。

十月。月初，“头热身冷”，吃牛乳、牛肉、羊肉粥、面包都觉无味。看《小说月报》太哥尔号。读《两当轩诗集》和《浮生六记》。十四日，“（姨妈）细细告诉我，西乡芳稼渡一个姑娘儿桃仙的性情和一切。总之是和幼年时一模一样。伊说样样都舒齐，只要我答应，就可去说定。”——谈婚论娶了，三个月后，他将要与这个叫郑桃仙的乡下姑娘结婚。

十一月。同事谢旦如丧妻，前往吊唁。给桃仙姑娘写信。读《克鲁泡特金之思想》。看安·波特的小说《灰色马》，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

十二月。想印诗集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教堂里听唱诗和祷告，暗自发笑。18日，全家搬至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九十号新寓，九月里谈妥的价，每月租金20元，“爹爹妈妈都很欢喜，我自然也欢喜。”……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上溯一年

历史大都是无意间写成的。由此上溯一年，1922年3月31日，“油菜花黄时”，银行职员应麟德乘坐沪杭线上的一列慢班车来到杭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西湖游玩，并顺便访问在杭州的几个青年诗人。前来接站的是他的诗友，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汪静之。在这之前，他们虽已通过十余封信，却从未见面。为了不致认错人，临行前，应麟德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张照片。果然，当一手提挈箧、一手拿礼帽的应麟德一出杭州站，两个年轻人就在拥挤的人流中相互辨认出了对方。

是夜，汪静之陪同应麟德下榻在湖滨的清华旅馆，两人并肩而睡。应麟德打趣说这是他“尝新的第一夜”。白天，他们已去逛过孤山和西泠印社，约定第二天的节目是游湖。应麟德提出，最好是约几个要好的，诗又写得好的一起同游。汪介绍了他的同班同学潘漠华和低一级的冯雪峰，——为什么只叫两个，他有自己的解释，游湖的小划子只有四个座，人多了坐不下，坐少了又不稳。值得记一笔的是，这一年应麟德二十三岁，潘漠华二十一岁，汪静之二十一岁，冯雪峰二十岁，都正是爱做梦的年龄。

接下来的一周里，四少年优游山林，结社湖畔。以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的习气，他们共同的话题理所当然是围绕着爱情和女人的。因为此时的他们都为情所扰。汪静之“一漂流到西湖”，就由曹佩声接二连三地介绍女友，一下子爱上了好几个；冯雪峰家里前些年已为他领养了个童养媳，却偏偏在“进师范的第二年”，“偶然恋爱上和她（童养媳）同村的一个表姐”；潘漠华正刻骨铭心地恋着他的堂姐，在道德与情欲的挣扎中经历着苦不堪言的内心煎熬；应麟德呢，正在与众多的女友在信上互通款曲倾诉衷肠。

年少气盛的他们当然也不会只是满足于谈谈诗歌与女人，外部世界正像一列火车轰隆隆地行驶，这一切怎不让他们意气飞扬。日后，应麟德在给冯雪峰的信中如是说：“我们应携手而同行；文学事迟，时不我俟，试看国门外蹲满饿虎，门里又豺狼当道，我们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提把雪亮的刀，。非要同时更尽一份力以杀贼不可。”冯雪峰的回信中的“我们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兼革命家”也可说是这些少年诗人们的自我期许。

离杭返沪前一日，应麟德把四人的爱情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湖畔》，以纪念这一周里在湖畔结下的友谊。诗集卷前还加上了冯雪峰建议的两行诗：“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原拟这本小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虽大，对待年轻人不免势利，交涉不成，最后，这本无意间闯进文学史的薄薄的诗集由应麟德出钱，自费印行出版，共计花费银洋195元，印数1000册。据说这本又小又轻的诗集在沪杭等地一上市还卖得不错。

且来听听这些为尝试中的新诗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被许为“天籁”的稚嫩的声音——

这是情窦初开的冯雪峰的朦胧幽微的心情：

清明日，

我沉沉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门上的柳枝下，

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清明日》

来自浙江中部一个叫武义的偏僻小城的潘漠华，是个身世凄凉的愁容童子，“饱尝人情世态的辛苦人”，则是在诗中一味地悲苦了：

我想戴着假面具，

匆匆地跑到母亲面前；

我不妨流我底泪在里面，

伊可以看见而暂时的大笑了。

——《归家》

四个湖畔少年中，应麟德年岁最大，也最有资格去吟唱含苞欲放的“纯洁的蔷薇”：

我爱这纤纤的花苞儿

蕴藉着无量的美，

——无量地烂漫的将来。

你尽管慢慢地开，

我底纯洁的蔷薇呵！

——《含苞》

而来自著名的徽商发源地之一的安徽绩溪、自小家境优裕的汪静之，几乎对每一个姑娘都在吐露着他廉价的“相思”：

不息地燃烧着的相思呵！

——《小诗五》

四位横空出世的少年诗人一下子得到了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以及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文坛名家的赞誉。原来要出名也这般的容易。次年冬季，他们的第二个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出版，卷前照例有两行诗：

树林里有晓阳

村野里有姑娘

周树人先生看了他们的诗作，说这些年轻人的谈情说爱里有“血的蒸汽”，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说他愿意“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去处”。同时代作家废名后来在其论著《谈新诗》中，更是称赞“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湖畔》里的诗当得起纯洁的尝试了”。自称从不看新诗的毛润之先生也看了，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的他，看了后还托人转信，请湖畔四少年里的冯雪峰到革命的广州去——革命家兼诗人毛泽东何以能从冯雪峰缠绵悱恻的爱情诗里看出他胸中革命的火苗实在是个谜。很久以后，毛还对乔木同志说，《湖畔》是很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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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传

应麟德有钱。应麟德又有古时孟尝君之风，拿自己的钱不当钱。做一个穷学生而有应麟德这样的好朋友是多么惬意啊。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不时拿友情作透支卡向他要几个花差花差，意味着你食堂里的咸菜窝窝头吃得胃痛了可以偶尔下馆子犒劳一下自己，意味着你有了底气可以向恋爱中的小女生献点小小的殷勤。反正应麟德很大方，他把钱借给你了就不会问你作什么用，更不会今日一封快信明日一封电报追着你要。

很长一段时间，钱，成了应麟德生活的中心。白天在银行里，应付的是流水一样进出的钱，下了班，还是一个钱，借钱给朋友，再向别人借钱，他向上线借来的钱又分散成好多股流到了下线。应麟德的钱囊鼓起来，又瘪下去，成了一个中转站，成了朋友们的共有的小金库。

这年初（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1923年），杭州的汪静之恋爱了，写来一封信，肉麻如一幅春宫图。“伊那甘馥馥的嘴儿真有味，我吻不释口。藕嫩嫩的臂儿煞软和，我摸不释手。最不可形容的是似水柔情，我醉！我醉！……阿修，你当贺我俩！我见伊那娇憨，婉淑，贞静，柔和的神情，我怎不拜在伊的裙下！”两天后，应麟德得去年津贴105元，即寄5元于汪。

三月，日记有一条，“代（康）白情寄北京康选宜50元，邮汇四川张瑞仙嫂嫂100元”。同月，闻听一师学生集体中毒，情急之下，又寄5元与汪静之和冯雪峰。

六月间，潘漠华来信告急，说要投考北大去了，无奈还有10元的债没还掉，应麟德即刻去信，并汇去15元，让潘把其中5元交与汪。如此折腾，再加一个文艺青年的日常开销，听戏、看电影、下馆子什么的，七月的某一日，应麟德终于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只剩下“一角几板”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八月，有个叫“贻”的朋友说要去湖南桃源了，向他开口借10元盘缠。此时的应，已瘦得布贴袋，只好向同事借了10元，又怕见了面朋友再次大开口，只好托辞太疲，请人转送。还有一个叫“青”的（好像是个一直在通信的女友），说要入校读书了，少10元学资。应接着信，又寄去10元。这10元钱，还是从另一个叫白梅的朋友那里借的。

九月，冯雪峰和汪静之联合来急信哭穷，说情况万分困难，让应麟德把他们的诗稿卖个好价钱，寄去个五六十元。应回信说，我将于后日再储款20元左右寄上，不足部分，当缓缓设法。他甚至还想把一架风琴卖了，以多凑一点钱。接着冯雪峰又来信要旅费。应麟德寄去6元，又给汪静之2元。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在找房子，约了一个叫陈文廷的朋友去北四川路，靠铁路边的两幢房子还中意，可每月要20元。幸亏这月略有进账，亚东送来了120元的版税。不然，这个月有钱人应麟德真的要喝西风去了。

十月。又寄汪静之10元。向一个叫令涛的上海美专学生借款80元……

倘若“身体坚硬，皮色焦黑”的“纯粹山里人”冯雪峰向应麟德借钱还说得过去的话，出身于茶商之家、家境又可说小康的汪静之也老向他借钱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当时一师的学生伙食费校方承担一半，一般学生全年所费约60—70元；汪家虽非富甲一方，但每年提供给汪的约在200—300元之间，高出一般学生数倍，汪又何以总是向银行职员应麟德哭穷呢？唯一可信的解释是汪的女朋友多（汪自称，“每个星期都是和女朋友主要是和绿漪在西湖上游览终日”），而他的恋爱成本又较一般的穷学生高数倍。

汪静之优渥的生活和浪漫的天性，使他与三个朋友间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当应、冯、潘三人在通信中探讨革命、理想、人生这些宏大命题时，汪只是一心一意地写诗，在西湖边做隐士，并同时和几个女人恋爱着，以致被应麟德讥为他的爱是“一天高一天”。泡在西湖山水和女人们的温情里，使得汪无心旁骛，几年后，当他的朋友们从青春期的闷骚走上铁与血的政治道路时，他还是自得其乐地过着他安稳又不乏色彩的诗人兼隐士的生活：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的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蕙的风》

并经由《蕙的风》和《寂寞的国》，在“道德家”们的攻伐中成为五四初期屈指可数的几位著名诗人之一。也是这种性情使然，使他在半个多世纪后奇迹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比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都活得更长久。

十一月。应麟德的父亲从邻人处借得500元，让他去兑。应麟德马上忙开了，“代洪章寄四川康玉贞女士款百元，邮汇汇水二十元”。接着又在亚东和华丰印局之间奔走，想要出版和朋友们的诗歌合集《春的歌》。

亚东的门槛还是很高，印小本的也不肯。华丰印局开出的价码是，用新闻纸，照一年前出的《湖畔》的格式，加倍厚，印一千本，外加封面，计价82元。应麟德很高兴，马上给冯雪峰去信说：“……费共约百元，归我去借，你们不必管，我可以再节省些，徐徐去还；但要你们也苦些时，因稿费没有也。”欣欣然借钱去了。一个叫浩的朋友寄来了汇票111元。福源钱庄的老同事伯研又送来了100元。看来印费是有着落了。竹英女士(汪静之的“主要”女朋友绿漪)寄来了《春的歌集》的封面画，画的是“花冢”，下一新坟，上一些深蓝色的流云——“虽不大好，终是自家人画的”。和华丰那边谈妥了价钱，是用瑞典纸印一千本，每二百页95元，封面两包五六元。十四天可出书。先付定洋40元。书终于出来了，版权页上写的是，“一九二三年八月编成，十二月印，一九二三年末日出版”。

至此，统共这些钱的去向是：汇给冯雪峰25元，其中20元给汪静之，5元给冯作出书后买醉用。购买日金80元，寄给日本一个叫万的朋友，汇给一个叫水的朋友20元，托易耜云转交瑞仙夫人100元汇票，最后20元留下，以备印费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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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九的死

1933年5月，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寓所神秘失踪。几天后的《申报》，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以《昆山路发现惨死之男尸》为题报道了一则跳楼暴尸事件。报道说，5月14日，星期天下午，三时五十分左右，北四川路昆山路第8号后门口忽发现一无名男尸，身穿灰羽纱长衫，头戴呢帽，足穿直贡呢鞋，年约20岁左右，形似广东人，经由虹口捕房巡逻巡捕查见，当即上前查看，“见头部鲜血直流，并已气绝，乃报车送同仁医院，经该医生检查之下，发现该尸头骨已断，大肠流血，形似高处失足坠地，伤重致命……”

北四川路昆山花园7号，是丁玲在上海的寓所。这则本埠新闻中死在第8号后门口的男尸，则成了疑案中的疑案，他是谁？是谁杀了他？人们认定，丁玲是遭当局秘密逮捕了。一个叫沈从文的青年作家通过社会闻达胡适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询问消息，可是他断然否认。

应修人牺牲后从身上发现的亲笔传单稿这段时间后，上海的《大美晚报》突然发表一篇署名蔡飞的文章，指出死者的名字叫丁九。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局秘密警察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潘梓年，以及丁九因拒捕，从屋顶阳台上失足坠楼而死的经过。文章说，秘密警察到昆山花园7号时，潘梓年恰巧在丁玲家里，两人被当场带走，特务们密谋一番，又留下两个。丁九推门进来，发觉情势有变，立即退出门外。丁玲的屋子在二楼，丁九发现楼口已有特务把守，便向三楼屋顶退走。特务纵身追上，丁九与他们在屋顶阳台上徒手搏斗。丁九想尽早脱身，边战边退，不想一脚踏空，从阳台边缘失足跌下。

两个特务趁乱跑了。看白相的人们在尸体周围黑鸦鸦站成一圈。在那具渐渐冷去的身体上，有人发现了一张为烟草工人罢工起草的宣言……

死者丁九，即前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湖畔诗人、1923年的文艺青年、朋友们最大的债主应麟德，亦名应修人，死时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应麟德横卧街头的尸体，因朋友们不忍告诉他年迈的父母，又无人能往认领，后来被埋在普善山庄——那是一个专埋无主尸体、类似于今天的福利公墓的地方。

半个多月后，当年的湖畔四诗人之一、应修人的密友冯雪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接替了他的朋友的工作。

附记1：废名的话

据我的意见，最初的新诗集，在《尝试集》之后，康白情的《草儿》同湖畔诗社的一册《湖畔》最有历史意义。首先我们要敬重他们做诗的“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中国的新文学，在自己知道要解放之后，其命脉便在作者依附着修辞立其诚的“诚”字，新文学便自然而然地发展开了。湖畔诗社四个年轻人在当时也真是难得……在大家要求不要束缚的时候，这几个少年人便应声而自由的歌唱起来了。他们的新诗可以说是最不成熟，可是当时谁也没有他们的新鲜，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湖畔》里的诗当得起纯洁的尝试了。

——冯文炳（废名）《谈新诗》

附记2：一个冷酷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秘密地回到上海，并悄然地丢下家人，到莫斯科去了。三年之后，他从苏联回来，已完全埋身于地下工作，连自己家的门口，也没有踏进一步。我曾陪同他的母亲，在一个小菜馆，同他见面，不管痛苦、留恋、眼泪和怨诉，他又飘然地离开了。每次见到他和家人的分离，都使我感到他的冷酷。因为经常与他的家人往来，我亲眼看见他老母亲日夜流泪、梦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亲为生活劳苦地挣扎，他的妻子惨白而寂寞的脸色，我都觉得他太冷酷了……

——楼适夷《话雨录》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七十余种作品集，至19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出版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著作。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苦闷的北京城

1922年夏天，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沈从文坐火车从湖南来到北京。当他在前门车站下车时，出发时筹措到的37元路费——27元是退伍安置费，10元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已经只剩下7元6角了。这个神情恍惚的年轻人面对着浩荡的人流和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陌生的都市，觉得自己简直卑微得就像是风中的一粒灰尘，风稍大一点，就会消失得不知所终。像所有那个时代来到北京的文艺青年一样，他的行囊是简单的，不简单的是里面放着《圣经》和《史记》两本书，沈从文故乡凤凰古城这预示着他以后的写作将在这两本经典的引导下前行。这个高高瘦瘦的长身白脸的少年出了站，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填写自己的身份：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最初几个年头来到北京的目标是含糊不清的，照他后来的说法，他是相信了当时报纸上的说法，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只要成了一个学者，就能加入到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去。打算虽好，却是需要钱才能实现的。接下来他会发现，尽管他做梦都想着成为一个大学生，但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愿意录取一个连新式标点都用不正确的乡下人。

1924年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困顿无路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去一封诉苦信，请求援助。时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就去沈住的旅馆看望了他。当郁达夫看到这个穷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轻人在一间冰冷的小屋子里用冻僵的手写着文稿时，他的心里肯定涌起了一阵怜悯。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并带他下馆子吃饭。那时的沈从文，已经饿得走路都要脚步打飘了。刺骨的寒风和胃囊的收缩使他说话都打着哆嗦，费上好大劲才能把一句话说连贯。饭毕，跑堂结算餐费为1元7角，郁达夫拿出5元结账，把找回的3元3角全都给了沈从文。多年之后，沈说起此事还为郁达夫的慷慨而感激不已。

沈从文刚到北京的时候，在一家湘西人开办的会馆里住了六个月，因业主和他沾点远亲，就没有收房租。但离开那家会馆后，直至他离京南下，他一直都住在大学周围一些潮湿阴暗的公寓小客房里。这些公寓包括清华、银闸、汉园等。有一段时间他住的是煤堆仓库，只好在墙上开洞当窗户。每个地方他都住不久，常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有时交房租的日子到了，他不得不大半夜在落满了雪的河边徘徊。如此困顿的生活，也不能消磨去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文人天性，沈从文把他所有住过的房子都取了个雅号，叫做“窄而霉小斋”。

有亲戚出于好心劝他回去，去湖南乡下做个老总②什么的，也比混在北京出息多了。沈从文告诉他们，正是因为在乡下看多了杀人待不下去才到北京找“理想”的。话虽这么说，走在北京的街头还是会有一种迷离恍惚之感攫住他。就好像在北京的是另一个他，还有一个他，在老家的什么地方做着一个小绅士，娶着一个有产者的女儿，说不定还学会了吸鸦片烟，做了两任县知事，有了四个以上的孩子。如果他不出来，他的人生几乎就是这样一副规定了的模式。

假若北京除了贫穷再也不能带给他别的什么，这个年轻人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古老的城市给沈从文的第一印象是那是一个“博物馆”。他在一篇叫《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文章里如是回忆1920年代的北京带给他的新奇感受：

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开始住在会馆里。我从会馆出门向西15分钟就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厂。那里除了有两条十字形的街，然后还有十几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许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然后再往东20分钟来到前门大街，那里是一个北京繁华的街市，还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规模。在那里看见许多大铺子，各具特色，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这使我这个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无一处不深感兴趣。然后跑到骡马大街就看到某某镖局的大招牌，还有骆驼在其中走来走去，我就想这镖局背后有没有当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没有燕子李三在那儿，因此这些印象让我觉得它像明清两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馆……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在北京到底熬了多久，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这并不是一个秘密，有关细节都能在他早期带有浓重的自叙色彩的小说中找到。开头，为了考大学他大概奔忙过一阵，后来便做各种各样的杂活。他在京华印刷厂做过工。曾到一家图书馆谋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1925年，一个县政府招考录事，他也想去参加考试。因为这个职位已录用了别人才作罢。走投无路的沈从文还考虑过去当一名警察。还差点进了一所摄影学校。在最困难的时日里他甚至想再去当兵，甚至还去排练过站队。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纹、领伙食津贴时他才大梦初醒一般溜掉。他也想过回湘西，但那一年北伐军北上推进截断了他去沅江的归路，只好继续留在北京，其实，即便路途畅通他也回不去，因为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费。

无奈之下，沈从文不得不通过写作来谋求经济上的独立。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是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的郁达夫说过的话，但卖文为生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他这个年轻的写手而言。《晨报》副刊刚开始登载他的小品时并不付稿酬，只是象征性是给几张买书的书券。1925年后，才给他每月4到12元的稿酬。多年以后，沈这样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尽管他很早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但开始时每月的稿费收入很少有超过40元的。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三人行（1）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在他的阔亲戚熊希龄开办的香山慈幼院里做一个图书馆员，每月支薪20元。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这是他来到北京两年半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不太愉快，但总算有个正经的活儿做了。

有一天他在山上听到了鸡的叫声。这叫声让他惊奇，也让他兴奋。鸡在那里活泼地跳舞，让他想起了家乡湘西的鸡，但他觉得北京的鸡还不如湘西的鸡来得活泼。空居无事，山上小麻雀的声音、青绿色的天空、谷中的溪流、晚风、牵牛花附着的露珠、萤火、群星、白云、红玫瑰，都使他“想起了梦里的美人”。他还经历过北京郊外强劲的风沙，去看灰尘仆仆的土路上从容不迫地走着的骆驼，这个北方城市乡土的一面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尽管少不了人事上的纠葛磨擦，他似乎安于这样一种生活了。朋友陈翔鹤去香山看他，发现他居然像一个中古时代的文人高士一样，坐在一棵大松树下，抱着一面琵琶，弹奏着不成曲调的《梵王宫》。

此时，在京漂流的文艺青年、《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新婚妻子丁玲也正在山中度蜜月。夫妻两人住在碧云寺附近的一处屋前屋后全是枣树的房子里，每月租金9元。日常营生中的买小菜、买油买盐，两人都自己上街来做。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撮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这是还不脱新妇腼腆模样的丁玲的职责，当然她做得很是笨手笨脚。胡也频自然也不闲着，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地跑到街口去。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目光观察到，他们不写文章，也不出去找什么事做，好像全身心地投到了婚后新鲜的生活中去，让他羡慕的是也不大见他们为经济的事犯过愁，因为所有的开销都有湖南丁玲娘家的接济。

沈从文和胡也频的相识，缘于年前他以一个女性化的笔名“休芸芸”向胡主编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投稿。文章登出来不久，胡也频和一个叫项拙的朋友一道前往北京西城一个叫庆华公寓的房子里拜访了沈从文。沈这才知道，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热情的年轻人来自福建，原先在山东烟台的海军预备学校念书，学校解散后，就和几个同样爱做梦的朋友一起流落到了北京。他们那个家庭作坊式的编辑部，就设在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4号他们的住处，离沈的住处也不太远。可以想象这次会面给孤独中的沈从文带来的惊喜，“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以后的方向”。多年以后（那时胡也频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如是说。沈从文以一种自嘲的语气，把这次会面称作“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与一个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的会晤”。他不能记住更多的细节，只记得“说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他湘西老家的土话，不叫喝水，叫吃水。

自此以后，沈从文一直这样称呼他的朋友胡也频：海军学生。

大概是这次会面之后的一个星期，一个积雪未融的上午，海军学生带着他的女友来到了沈从文的住所。若干年后，沈从文还能回忆起这个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来到他房里的样子，是一个爱笑的胖胖的女孩，圆圆的黑脸，长眉，穿着一件灰布衣服，下面是短短的青色绸裙，站在房门外边，也不说什么话，只是望着沈笑，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跨进门来。沈从文问她姓什么。那女子说，我姓丁好了。那语气就像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开头说叫我以实玛利吧，一开口就是小说家腔调。沈从文暗暗好笑，嘴里却不说出来，那么一个胖胖的模样，却姓丁！大概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个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后，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蒋。

沈从文猜测，海军学生是出于一种炫耀的心理才带他的女友来这里的，但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是听到有人夸沈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沈从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是真诚的还是讥诮的，但被人在暗底下夸总是开心的。

胡也频也带沈从文去过他女友的住处，那是丁玲在通丰公寓租住的一个小房间。沈从文观察到，她租住的这个房子同自己的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的硬板床，一样是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地面，墙上糊着破烂的旧报纸，窗纸上涂鸦着许多人头和古怪的符号，丝毫没有一个女孩的住所应有的洁净和脂粉气。

当交谈中得知这个女人也来自湘江下游，和自己谊属同乡，沈从文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柔软的、自己也陌生的东西，他怜惜，且不无惊奇：这样一个女子，住在这样一处简陋的屋子里，居然不生病，不头痛，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小条桌旁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沈的这一直觉是对的，要不了几年，这个生活在穷困线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走红，成为最入时的女作家，并在丈夫死后投身政治成为一个“红色圣女”。

但现在还是1925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后的变化此时还未露丝毫端倪。他们是贫穷的，也是快乐的。贫穷没有减少快乐，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欣喜。他们常常在幽静的山谷寺院中一同散步，为了观赏落日，常常忘了吃饭，还在中秋夜去香山静宜园的小池里划船。这些快乐的日子随着丁、胡夫妇的回城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社里谋到了一个发行员的职位，既然有了个糊口的饭碗，他便离开了让他总觉得憋闷的香山熊氏别业又回到了北京城，重新住进了北河沿的汉园公寓。

理所当然的，沈从文又过起了穷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样一点的衣服，过冬了连炉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丁玲夫妇在贫穷上倒是和他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来了客人只好烧些旧书旧报取暖。沈从文时常饿肚子，时常感冒。寒冷干燥的空气让他鼻孔时常淌血。写作时只好一只手握笔，一只手撕块破布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穷得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拿不出，就这样还得挣钱接济母亲和妹妹。这期间他写了一些自伤穷困的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常常患着呼吸系统疾病——就像他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说——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就像西方19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结核病一样。困扰这些人物的除了贫穷和肺病，还有这些时代和青春期的疾病：性的饥渴、失眠、精神疲惫和偏执狂。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三人行（2）

这些小说中的说话者总是一个怒气冲冲、又过着狼狈不堪日子的年轻人。他们没有金钱去实现人生的梦想，懦弱的个性又让他们无力献身于革新和时代的洪流，只得在自轻自贱中躲在小公寓里“纵情痛哭”（《老实人》），直至进入梦乡。其大致情状就像他那个时期的一篇短小说中的一个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的年轻人，“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这样发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绝食以后》）。这些小说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狈不堪的生活，正是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画像。

此后的几年，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三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他们都是想上大学而名落孙山，可谓同病相怜。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进中国文坛。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三人都跑到北大去当了一段时间的旁听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时达到三比一。在沈从文的介绍下，有段时间三人还合住一套公寓。从银闸、孟家大院、汉园，再到景山东街的一套住宅，他们总是一同搬家。三人把微薄的一点收入——沈从文的稿费、丁玲母亲的接济——凑集起来，在花钱上不分彼此，努力让每一个小钱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他们还一起去日文班听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日本留学。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争取能有每月20—30元的稿酬收入，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于是他们自我安慰，如果鲁迅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和大学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可笑的是他们还常常设想这笔钱已经到手，做着白日梦计划着怎么样去花费这笔尚在空中飘荡的钱。

当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看着许多人的名字凭着各种关系和机缘在刊物上露面，他们也计划过办一种类似于《语丝》那样的杂志，把他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如果每期印1000份，就可以有12—13元的收入。

这个时期，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气质”让沈从文感到了吃惊。按理说，沈从文来自地处中国南方山地丘陵带的凤凰小城，他的身上不无热情率真与好幻想的气质，可是这个与他年龄相差并不太远的海军学生的性格可说与他全然不同。如果说沈从文的热情如长河沉潜，绵厚，悠长，那么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则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地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记胡也频》)。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显然也长于笔墨而不善持家理财，日子过得拮据难免口角上争短长，据说沈从文总是在这个时候充当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处，使得外界一度风言蜚语，把三人的关系丑化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闻。从沈从文含糊其辞的叙述来看，这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当时曾引起过他某种单相思式的情愫。

沈从文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让人侧目而视的。他到《晨报》馆去领每个月的稿酬时，都要向门房塞上两到三角钱才走得进去。被各种关系网排除在外的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给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自荐，他把这叫做“撞大运的信”。多次碰壁后，他和胡也频也想弄个杂志，省得忍着屈辱去拜山头。

但还是少不了朋友帮忙，如果说是郁达夫第一个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那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则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发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从文平生第一次过起了靠写稿来维持的生活，还带沈从文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沈从文在闻一多的屋子里，听到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这些抒情诗人的朗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起，沈从文开始了自传的写作。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写自传，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灵气溢动，沈从文无疑属于前者。自从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一个逐臣在一条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绝，这条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动在中国的诗史上。当沈从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进1920年代干燥的北平时，他一提起笔，那条河便从记忆的渊海中跃了出来，码头、木筏、灰色的小渔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笔下复活了。

在这个别致的自传里，他写逃学去看满山鸣叫的蟋蟀，写唢呐声中穿着红绿衣裳伤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写河边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嘴笑的苗家小妇人和大太阳底下安置船上龙骨的船工。他写看星、看月、看流水的边城生活。他用笔堆垒着文字的“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表现着一种优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样式。他编织着故事，故事也改造着他，使他成为一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他还是爱说自己是个乡下人，谦逊地把这些成绩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说他写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点灵性，那也都是来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润。

沈从文因那条故土的河流而爱上了世间一切的水——檐流、溪漳、万顷的大海。他告诉我们，他学会了用小小的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他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十五岁那年的7月，一只大船载着他驶离山壑中那座美丽的小城，进了军营，他揉着因长途跋涉起泡的双脚，第一次觉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