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阿拉伯军团士兵占领胡瓦广场并炸毁了其宏伟壮丽的犹太教堂。两天后，格拉布看到，“两个因上了年纪而驼背的年老拉比，举着白旗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出来”。离战场只有几百英尺远，拉宾从锡安山上看到同样“令人震惊的场景”：“我惊恐不已。”两百一十三名守军中三十九人战死，一百三十四人受伤。“所以大卫城落入敌人之手，”贝京写道，“哀痛降临到我们身上。”格拉布得意洋洋：“我深爱耶路撒冷。《圣经》就在我们眼前。”然而，他允许他的士兵洗劫犹太区：二十七个犹太会堂中的二十二个遭到毁坏。自1187年穆斯林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第一次失去接近西墙的权利。
格拉布以拉特伦要塞阻断了通往西耶路撒冷的道路。本-古里安不断下令攻占拉特伦，甚至不惜以牺牲以色列同胞的生命为代价，但是屡攻屡败。躲进地下室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开始挨饿了，直到以色列开辟新的供给渠道，即所谓的拉特伦南部的“缅甸之路”。
6月11日，联合国调停者福尔克·贝尔纳多（Folke Bernadotte）伯爵——他是瑞典国王的孙子，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与希姆莱谈判，拯救了许多犹太人——成功地让双方停了火，并提出新的分治方案，就是将耶路撒冷全部交给阿卜杜拉国王。以色列拒绝了贝尔纳多的方案。与此同时，本-古里安打赢了一场近乎兵变的战争：梅纳赫姆·贝京已经同意将他的伊尔贡整合并入这个国家，正当伊尔贡准备卸载自己船上的武器时，以色列军队炸沉了这艘船。贝京并未掀起内战，而是退出地下组织活动，进入了政坛。
贝尔纳多的调停期结束后，战争重新开始。第二天，一架“喷火”的战斗机轰炸了西耶路撒冷。兴奋的军团士兵穿过锡安门进攻新城，而后向圣母院推进：“他们转头便可以看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格拉布写道，“他们战斗在真主的路上。”此时，以色列人试图再次占领老城。
“我们能守住耶路撒冷吗？”阿卜杜拉问格拉布。
“他们不可能攻下它，陛下！”
“如果你认为犹太人将占领耶路撒冷，就请告诉我。”国王说，“我将去往那里，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上。”以色列的反攻没有成功，不过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正在增强：这个新的国家共有八万八千兵力奔赴战场，抗击六万八千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停火前的十天内，以色列人占领了吕大和拉姆拉。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贝尔纳多先前的提议非常愤怒，因此这个瑞典人此时提议耶路撒冷应该国际化。9月17日，这位瑞典伯爵飞到圣城。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后来的以色列总理）领导下的莱希极端分子决定消除这个人和他的方案。当贝尔纳多从政府大厦总部驱车穿过卡塔蒙去里哈维亚会见以色列行政长官多夫·约瑟夫时，他的吉普被示意停在一个检查点前。此时三个人从另一辆吉普上下来，举着斯特恩式机枪对准他的车一阵扫射：前两次扫射打穿了轮胎，他们加速离开之前的第三次扫射击中了贝尔纳多胸部。伯爵死在哈达萨医院。本-古里安镇压并解除了莱希的武装，但凶手一直未被抓获。
阿卜杜拉稳稳地占据着老城。在西岸，国王控制了南部，伊拉克人控制了北部。耶路撒冷南部的埃及先头部队可以看到老城，他们连续猛攻南部郊区。9月中旬，阿盟承认了一个以加沙人为基础，由穆夫提和耶路撒冷几大家族为主导的巴勒斯坦“政府”。[1]但当战斗重新开始时，以色列人打败并包围了埃及人，占领了内盖夫沙漠。埃及人受到了羞辱，他们将穆夫提送回开罗，穆夫提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声名狼藉。1948年11月底，耶路撒冷当时的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同意和约旦人停火。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和五个阿拉伯国家都签订了停战协定。1949年2月，以色列议会在耶路撒冷乔治五世大街的犹太代办处大楼举行会议，正式选举魏茨曼为没有实权的总统。七十五岁的魏茨曼发现自己被总理本-古里安忽视了，对自己无决策权的角色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我必须成为一个瑞士式的总统？”魏茨曼问道，“为什么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他打趣地自称“雷霍沃特的囚犯”——他在雷霍沃特建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尽管他的官邸在耶路撒冷，但他说“我仍然对这座城市存有偏见，甚至我现在还觉得不自在”。1952年，魏茨曼去世。
1949年4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各方在前英国总督府签订停战协议，分割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拥有西区和斯科普斯山的一片孤岛，而阿卜杜拉占有老城、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协议允许犹太人接近西墙、橄榄山墓地和汲沦谷的陵墓，但这从未得到兑现。接下来的十九年内犹太人被禁止在西墙祈祷，[2]他们祖辈墓地上的墓碑也遭到破坏。
以色列人和阿卜杜拉都担心失去他们的半个耶路撒冷。联合国执着于争论这座城市的国际化问题，所以任何一方独占耶路撒冷都是非法的，而且仅两个国家承认阿卜杜拉对老城的主权。魏茨曼的办公室主任乔治·魏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不久前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他发起了一场使全世界确信以色列应该拥有西耶路撒冷的运动。12月11日，耶路撒冷被宣布为以色列首都。
阿拉伯的最终胜利者是“急性子”阿卜杜拉。他在阿拉伯起义之后的三十二年终于赢得了耶路撒冷：“没人，”他说，“能从我手中夺走耶路撒冷，除非我被杀死。”
* * *
注释
[1] 两个侯赛尼的堂兄弟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内阁秘书，穆夫提则出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
[2] 在耶路撒冷宗教竞争和出于需要创造神圣性的经典例子中，失去西墙的犹太朝圣者们来到锡安山的大卫墓旁祈祷，并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国家首个大屠杀纪念馆。
52 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耶路撒冷之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设防带、雷区、射击点和观察哨遍布整个城市，”阿莫司·奥兹写道，“一道有形的幕布降临，把我们与谢赫贾拉和阿拉伯社区分隔开来。”大街上经常有狙击手开火：1954年，九人遭狙击丧生，还有五十四人受伤。甚至在双方开展合作时，人们也感到极度痛苦：1950年，联合国调解以色列控制的斯科普斯山上“圣经公园”中的一只老虎、一只狮子和两只熊的饲养问题，官方解释称：“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案：a. 用以色列的经费购买阿拉伯驴子来饲养以色列的狮子；b. 以色列的驴子经过约旦控制区拿来喂狮子。”最终，这些动物在联合国护卫人员的陪同下穿过约旦领土进入了西耶路撒冷。
铁丝网另一边，努赛贝家族为这场大灾难痛惜不已：“我近乎精神崩溃。”哈齐姆·努赛贝承认。他的侄子萨里怀念起“那些英国人和阿拉伯贵族、随心所欲的新贵、中产阶级的商人、勾引士兵们的暗娼、多元文化融合、主教、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黑胡子的拉比挤在相同的街道上”的场景。
11月，阿卜杜拉诡异地由科普特主教加冕为“耶路撒冷王”——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控制这座城市的首个国王。12月1日，他在耶利哥自称“巴勒斯坦之王”，并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约旦联合王国”。侯赛尼家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谴责阿卜杜拉的妥协，并因在巴勒斯坦人的大灾难中他是唯一的胜利者而耿耿于怀。
国王求助于耶路撒冷各大家族，此时他们正经历一场奇异的复兴。他任命拉吉卜·纳沙希比担任约旦首相。纳沙希比拒绝了该任命，但同意担任某部部长。国王还任命他为西岸总督和两个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守护人，赠送他一辆斯图贝克汽车，并授予他“拉吉卜帕夏”的头衔（20世纪50年代，约旦人还授予他奥斯曼头衔）。他的花花公子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成了宫廷大臣。[1]阿卜杜拉顺从民意，将遭人痛恨的阿明·侯赛尼正式解职，并任命胡萨姆·加拉拉领袖担任穆夫提——早在1921年，此人就曾在选举中赢得了这个头衔。
阿卜杜拉收到暗杀警告，但是他总是回答：“我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伤害我；而一旦那天到来，没有人可以保护我。”尽管危险重重，此时六十九岁的阿卜杜拉仍很自豪他拥有了耶路撒冷。“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道，“我祖父常常告诉我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随着时间流逝，侯赛因注意到国王“越来越热爱耶路撒冷”。阿卜杜拉对他的大儿子塔拉勒很失望，但他非常喜欢塔拉勒的儿子并决意把他培养成国王。学校放假期间，祖孙俩每天都共进早餐。“我成了他最中意的那个孩子。”侯赛因写道。
1951年7月20日周五，阿卜杜拉和侯赛因——一个十六岁的哈罗公学学生，被命令穿上佩有勋章的军装——驱车前往耶路撒冷。出发前，国王告诉侯赛因：“我的孩子，有一天你将不得不担负责任。”他还补充道：“当我不得不撒手时，我愿意被无名小卒射中头部。那可是最简单的方式啦。”他们在纳布卢斯停下，去会见穆夫提的堂兄弟穆萨·侯赛尼博士，此人曾在纳粹的柏林为穆夫提服务。穆萨·侯赛尼向国王鞠躬并表达了他的忠诚。
就在中午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孙子、格拉布帕夏、宫廷大臣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及虚情假意的穆萨·侯赛尼为周五的祈祷到达耶路撒冷。人群沉闷不悦并充满疑虑；他神经紧张的阿拉伯军团保镖如此众多，以至于侯赛因开玩笑说：“这是什么？一支送葬队伍吗？”阿卜杜拉拜访了他父亲的陵墓，然后走向阿克萨清真寺。他命令警卫退后，但穆萨·侯赛尼离他很近。当阿卜杜拉进入门廊时，清真寺的领袖亲吻了他的手。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从门后出现。这个年轻人举起手枪，紧按枪筒，顶着国王的耳朵，开枪杀死了他。子弹从眼睛里射出，阿卜杜拉倒下了，他的白色头巾随之滑落。每个人都趴在地上，“弯着身子像受了惊吓的驼背老妇人”，侯赛因观察到，“那个时候我也失去理智，猛地冲向刺客”。刺客转向侯赛因，“我看到他的白牙和迷茫的双眼。他拿着枪，而我眼睁睁看着他用枪指向我，然后我看到一股烟，听到‘嘣’的一声，接着感到子弹射到我的胸口——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他的子弹射中了勋章。”多亏行前祖父命令他佩戴上的勋章，侯赛因挽回了一命。
警卫们乱枪射杀了刺客。纳沙希比抱住死去的国王，鲜血从国王鼻子里流出，他不断亲吻国王的手。军团士兵开始横冲直撞地穿街越巷，而格拉布努力去约束他们。侯赛因跪在国王旁边，解下他的长袍；接着，他随同尸体乘直升飞机降落到奥地利人招待所。在匆忙飞回安曼之前，侯赛因表现得沉着冷静。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穆夫提和埃及国王法鲁克据说是暗杀的幕后策划者。穆萨·侯赛尼遭到逮捕和折磨之后，与另外三人一起被执行死刑。暗杀只是因阿拉伯人战败而起的一系列杀戮和政变中的一部分。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法鲁克一世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
阿卜杜拉的儿子塔拉勒继承了约旦王位，他患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甚至差点杀死自己的妻子。1952年8月12日，年轻的侯赛因正在日内瓦一家饭店度假时，服务生用银盘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寄给“侯赛因国王陛下”的。他的父亲已经退位。侯赛因才仅仅十七岁，喜欢驾驶跑车、摩托车、飞机和直升机，还喜欢漂亮女人（他一生结过五次婚）。虽然他的祖父从未放弃大哈希姆王国的梦想，甘冒一切风险去赢得耶路撒冷，但侯赛因逐渐意识到，作为约旦国王，能幸存下来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一个在桑德赫斯特受训的军官，温文尔雅的侯赛因国王是亲西方的，他的政权先后由英美资助，尽管如此，他仍必须在阿拉伯世界中谨慎地维持权力的平衡。有时他不得不忍受敌对的激进独裁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令人窒息的拥抱。像他的祖父一样，他可以与以色列人共事；很久以后，他甚至特别喜欢拉宾。
1951年，八十多岁的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向一位官员咕哝道：“你们应该让犹太人拥有耶路撒冷——正是他们使之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分裂成东西两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路障、围墙和铁丝网”，上面的“告示用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写着‘停！’‘危险！’‘前方边境！’”。夜晚，爆炸声伴随着机枪声，唯一的入口是曼德尔鲍姆门，它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一样有名。然而，它既不是一扇门也不是曼德尔鲍姆家的房子。很久以前离开耶路撒冷的希姆哈和埃丝特·曼德尔鲍姆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袜子生产商，他们坚固的家园成了哈加纳的一个据点，1948年这个据点被阿拉伯军团炸毁，之后废墟上建起了曼德尔鲍姆检查站。
在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工事两侧，是住得很近的两家：犹太少年阿莫司·奥兹家和巴勒斯坦儿童萨里·努赛贝（安瓦尔的儿子）家。后来，既是优秀作家又是狂热主义反对者的奥兹和努赛贝成了朋友。“伊斯兰，”努赛贝写道，“对像我们这样的家族而言，与犹太教对于几百英尺之外无人区另一边的阿莫司·奥兹来说没什么区别。”男孩们看到大量新涌入的移民再一次改变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已经报复了自己国家的犹太社区：此时有六十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正是那些以“哈勒丁派”（意为“令人敬畏的人”）出名的极端正统派幸存者改变了耶路撒冷的面貌，带来了17世纪的中欧服饰和文化以及一种伴有神秘和欢乐祈祷的信仰。“天刚一黑，”萨里·努赛贝回忆道，“我就窥探不到无人区另一边的街道，”而在米歇雷姆那儿“我看到许多穿黑袍的人，有时那些大胡子的人回头看我。”他们是谁？他想知道。
哈勒丁派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派则是诸如米歇雷姆的塔尔多特·哈伦（Taldot Harem）那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恢复圣殿。这些内省的、死板和固守仪式的派别又分为哈西德派和立陶宛派，都说意第绪语。来源于七个主要拉比家族的哈西德派又分化成许多派别，这些拉比能行奇道，又称为“admor”（这是“我们的先生、老师和拉比”的首字母缩写）。不同派别之间的服饰和神秘差异导致了以色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复杂性。[2]
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首都，[3]这是一个世俗与宗教的混合体。“以色列是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乔治·魏登菲尔德回忆道，“上流社会在特拉维夫，但耶路撒冷以老城的拉比、晚餐后讨论艺术和政治的里哈维亚德国知识分子以及高级公务员和将军们（比如摩西·达扬）这些以色列精英为中心。”哈勒丁派则过着他们自己的独特生活，许多像魏登菲尔德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外出到耶路撒冷最小的餐馆芬克家就餐，食用不依照犹太教规烹煮的炖牛肉和香肠。在这个独特的混杂着修复的古迹和现代废墟的万花筒城市里，阿莫司·奥兹感到不安。“可有一个人曾在耶路撒冷感到宾至如归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即使他居住在这儿长达一个世纪。”他在小说《我的米海尔》中问道，“如果你转一下头，你可以在所有这些建筑中看到一块岩石场、橄榄树、一片荒地、成群的牲畜围着新建的总理办公楼在吃草。”奥兹离开耶路撒冷，但萨里·努赛贝留下了。
1961年5月23日，本-古里安召见他的年轻助手伊扎克·雅克夫（Yitzhak Yaacovy）来到他的办公室。总理抬头看着雅克夫：“你知道谁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吗？”
雅克夫回答：“不知道。”
本-古里安告诉雅克夫：“他就是组织大屠杀，杀死你的家人并把你送往奥斯维辛的那个人。”他知道，雅克夫是匈牙利正统派的后代，曾于1944年被党卫队一级队长艾希曼送入死亡集中营。在那儿他被挑选出来，像苦役一样活着；而其他一些人则马上被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亲手用毒气毒死。他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他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后来他移民到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负伤并定居耶路撒冷，之后来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本-古里安继续说道：“今天你将陪同我坐车前往国会，并作为我的座上宾听我宣布我们已将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已从阿根廷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将其秘密绑架，5月，耶路撒冷市区一家法院开始对艾希曼进行审判。他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
在边境另一边，侯赛因国王称这座城市为他的“第二个首都”，但他的政权太不稳定，所以他不敢冒险将首都从安曼迁到这里。这座圣城实际上已被降为一个“中心带有铁丝网的地方城市”。尽管如此，哈希姆人的耶路撒冷重新焕发了某些古老的魅力。国王的兄弟穆罕默德王子治理着西岸，他刚刚迎娶了漂亮的十六岁巴勒斯坦人菲娅·拉希德。菲娅王妃记得：“我们一年有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度过，住在达贾尼家怡人的小别墅里，但我的丈夫得花大部分时间和基督徒谈判，试图实现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之间的和平。”
国王侯赛因任命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圣地的总督和监管者。努赛贝家族比以往许多世纪更加声名显赫：安瓦尔有时还担任约旦国防部长，他的兄弟哈齐姆担任外交部长。所有大家族都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和橄榄园，但许多人继续居住在他们位于谢赫贾拉的别墅里。安瓦尔·努赛贝此时住在美侨区对面一栋“带有波斯地毯、镀金的学位证书、餐后饮用的水晶玻璃杯和数打网球奖杯”的老式别墅里。努赛贝不得不抱持着“一种宽容的普世教会合一的心态”，每周五都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并在每次复活节上带领全家参加“身着长袍的高级教士手持金十字架绕圣墓三次”的活动。他的儿子萨里回忆说：“我的兄弟和我最喜欢这个（复活节庆祝仪式），因为基督徒的女孩是城里最漂亮的。”但圣殿山一片寂静。“几乎没有穆斯林访客去往圣地。”耶路撒冷著名学者奥列格·格拉巴注意到，这些年他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萨里·努赛贝调查研究了老城，他发现老城“充斥着戴着金怀表自以为是的店主、兜售货物的老妇人、四处游荡的托钵僧”和回响着“人们抽水烟泡泡声”的咖啡馆。美国副领事尤金·伯德观察到，约旦人的耶路撒冷真是个袖珍世界：“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大城市。只有一百五十人符合在这个城市居住的限制条件，得以居住在此。”一些大家族支持发展旅游业：侯赛尼家族经营了一家“东方之家”旅馆。白发苍苍的柏莎·斯帕福德将她的美侨区改建成了一家奢侈的旅店，这个戴胸针的贵妇人自身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她认识从杰马勒帕夏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每一个人；她甚至两次上了英国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人生》。凯蒂·安东尼乌斯返回老城并建立了一所孤儿院，而在她家里，她开了一所以当地八卦专栏命名的“高档的餐厅兼沙龙”。她是“艾略特《鸡尾酒会》里的人物”，美国副领事写道，“是个长舌妇而且虚假做作”。总是“身着最时尚的服装，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黑发剪得相当短”，带有“鲜明的白色条纹”，副领事的儿子、作家凯·伯德认为她“是个女强人但又有些轻佻”。但她没有丢掉政治上的怒气，评论道：“犹太国建立之前，我认识许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现在任何试图和犹太人交易的阿拉伯朋友都会被我抽耳光。我们输了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超级大国总是支持自己的宗派，所以毫不令人吃惊，冷战是在长袍之下和耶路撒冷祭坛之后秘密发动的，“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柏林的后巷”。又一座被分裂的城市。美国副领事伯德建议中情局资助八万美元去修复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的金圆顶。如果中情局不支付，克格勃也许就会支付。俄国东正教已分裂为中情局支持的以纽约为总部的教会和克格勃支持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苏联教会。约旦人是坚定的美国盟友，将他们的俄国教堂送给了反共产主义者教会，与此同时，以色列人感念于斯大林是第一个承认他们的新国家的元首，于是将他们的俄国财产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由“牧师”（事实上是一个曾担任过北朝鲜顾问的克格勃上校）领导的布道团。
在依然由“侯赛尼家族、纳沙希比家族、伊斯兰学者和基督教主教”主导的闭塞落后的城市，“如果你忽视无人区和难民营，”萨里·努赛贝写道，“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未曾发生过。”然而没有什么是不变的——甚至这个混杂的耶路撒冷此时也正受到威胁。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崛起改变了一切，这使得侯赛因国王陷入危险，并危及了他所占领的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但是拉吉卜·纳沙希比身患癌症，国王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看望了他。“在这座大楼里，”阿卜杜拉说，“1921年春，我和温斯顿·丘吉尔首次会面。”1951年4月，纳沙希比去世，被安葬在他的别墅附近的一座小坟墓中——别墅后来被拆毁，建了大使饭店。
[2] 最大的教廷格尔以波兰的一个村庄命名，由阿尔特家族统治，戴着什特莱牟毛皮帽；贝尔泽教廷成员来自乌克兰，穿着长袍，戴着毛皮帽；布雷斯拉维教廷成员，以神秘和爱表现的舞蹈和歌唱进行礼拜，还以“哈西德嬉皮士”之名闻名。
[3] 1957年，亚德瓦谢姆——“一个地方和一名字”，以纪念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在赫茨尔山上建立起来。1965年，以色列博物馆开放，紧接着新的国会大楼落成，两者都是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资助。
53 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纳赛尔出身低微，是阿拉伯政治家中典型的十全十美的人物——1948年，这位在以色列人包围中受伤的年轻军官，决心重振阿拉伯人的尊严。数世纪来，他成了最受欢迎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他同时也是依靠秘密警察维持统治的一个独裁者。纳赛尔被整个阿拉伯世界称为EI RAIS（意为“领袖”），他宣扬社会主义式的泛阿拉伯主义，激励他的人民公开反抗西方的统治并藐视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唤起不断高涨的希望：他们可以一雪战败之耻辱。
纳赛尔支持巴勒斯坦人突袭以色列，以色列人则以逐日增多的暴力予以回击。纳赛尔领导之下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使得以色列焦虑不安。1956年，纳赛尔通过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来挑战英法帝国的余威。决心颠覆其政权的英法两国同本-古里安结成了秘密联盟。按照总参谋长达扬的计划，以色列成功地袭击了西奈半岛，这为英法入侵埃及提供了借口——表面上为两国调停的英法可以趁机入侵埃及。可是，英法两国实力匮乏，不足以进行这样的帝国主义冒险：美国迫使他们撤退了。不久以后，侯赛因国王解除了格拉布的军队指挥官职务。1956年是英国在中东统治的黄昏期，却是美国霸权地位崛起的黎明。
纳赛尔把两个哈希姆王国作为目标，在那里，他的泛阿拉伯激进主义越来越受到平民百姓和军官团的欢迎。1958年，侯赛因的堂兄兼校友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谋杀。这个家族一直是阿拉伯人、汉志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国王——而侯赛因此时是最后一个哈希姆皇室。纳赛尔正式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包围以色列并控制着约旦，但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度分合，直到现在仍很脆弱。
“成长于耶路撒冷就好似生活在一个遍布汽车和现代军队的童话故事中，但是其魔力依存，而且因各种危险增添了许多神秘。”萨里·努赛贝写道。渐渐地，“耶路撒冷恢复了许多1948年前的生活”，再次成为“世界的朝觐之都”。1964年，国王侯赛因再次给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铅质圆顶镀金，圆顶裸露出它的深灰底色已达数世纪之久，这次镀金是为迎接教皇保罗六世的朝拜所做的准备。穆罕默德亲王和菲娅王妃会见了教皇，陪同他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教皇受到了地方长官安瓦尔·努赛贝的欢迎。但教皇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穿过曼德尔鲍姆门的边境线。当教皇请求到希腊的各各他教堂进行祈祷时，东正教长老命令他写书面请求，然后又拒绝了他的申请。萨里·努赛贝写道，“教皇的来访引发了观光热潮”：侯赛尼族人和努赛贝族人纷纷推倒他们优美的别墅群，改建为可憎的旅馆。
然而侯赛因国王此时正为生存而斗争，他必须在激进的纳赛尔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以及他自己的王朝野心和认为遭受到他背叛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仇恨之间寻求出路。当纳赛尔密谋要推翻这个国王时，耶路撒冷和西岸不断出现骚乱，抗议这个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1959年，曾是1948年战争老兵的亚西尔·阿拉法特[1]组建了一个名叫“法塔赫”（Fatah，意为“征服”）的军事解放组织。1964年，纳赛尔在开罗召开了一次首脑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对以战争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并组建了由艾哈迈德·舒凯里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年5月，国王侯赛因在耶路撒冷不情愿地召开了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次年1月，阿拉法特的法塔赫从约旦进入以色列，执行小规模突袭行动。这是一场灾难，唯一伤亡的是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被约旦人射杀身亡。但法塔赫的功绩抓住了阿拉伯人的想象力，标志着阿拉法特运动开始将巴勒斯坦事业置于全球舞台的中心。阿拉法特这群腰挎手枪、身着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激进分子的崛起使得傲慢自大的几大家族黯然失色，他们的名声因穆夫提的统治和1948年战争而大不如前。安瓦尔·努赛贝的儿子萨里加入了法塔赫，这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巴勒斯坦人正在对侯赛因失去耐心。当地方长官努赛贝拒绝执行皇家命令时，国王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一名约旦人来代替他。1965年9月，跟他的祖父一样，侯赛因秘密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时任外长果尔达·梅厄建议，有一天“我们可以放下武器，并在耶路撒冷树立一座象征我们之间和平的纪念碑”。
1963年，本-古里安卸任总理。他的继任者是六十八岁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出生于基辅附近，这个戴眼镜的勤劳工作者的主要功绩是建成了以色列水利设施——但他不是本-古里安。1967年初，叙利亚人进攻以色列北部，这引发了一场空战，在空战中，叙利亚空军被摧毁于大马士革上空。叙利亚因此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发起更多的袭击。[2]
苏联警告纳赛尔——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以色列计划袭击叙利亚。至今我们也不明白莫斯科为何要发送这个假情报，我们也不清楚当时纳赛尔明明有数周时间去核实或反证这个情报，但他为什么选择了毫不怀疑地相信它。虽然埃及倾其全力，纳赛尔自身拥有领导魅力，泛阿拉伯主义也广受欢迎，但纳赛尔遭到了以色列报复性袭击的羞辱，叙利亚的外交冒险政策也将他置于险境。他调集部队进入半岛，以表明他绝对不能容忍对叙利亚发动袭击。
5月15日，独立日游行前，焦急的艾希科尔和他的总参谋长拉宾将军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会面：他们对纳赛尔的威胁该如何回应？第二天，埃及要求联合国将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纳赛尔可能是希望借助使危机升级的方式来避免战争。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行动要么是过于拙劣，要么是过于鲁莽。当这个阿拉伯领袖和大街上的人群欢呼灭绝犹太国的时刻即将到来时，艾希科尔紧张得发抖。由于以色列已经丧失对纳赛尔的主动权，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有关生存的恐惧横扫整个以色列。全靠咖啡提神、一天连续抽七十根香烟的拉宾将军，意识到以色列生存的重担已经落在他的肩上，他终于开始崩溃了。
拉宾：战前的崩溃
纳赛尔开始预测战争发生的几率。他召集内阁会议，并详细咨询了他的副总统和军方最高领导人陆军元帅阿卜杜拉-哈基姆·阿米尔——这是一个轻信者、吸毒者和追求享受的人，但仍然是总统的老朋友。
纳赛尔说：“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西奈半岛，战争爆发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我们封锁蒂朗海峡，则百分之百将要开战。武装部队准备好了吗，阿卜杜拉-哈基姆？”
阿米尔：“以我的脑袋保证，领袖！一切都处在巅峰状态。”
5月23日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通往以色列重要港口埃拉特的海上航道。叙利亚进行了战争动员。侯赛因国王检阅了他的军队。拉宾和将军们建议艾希科尔要么对埃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要么做好亡国准备。但艾希科尔在所有政治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前一直拒绝这一行动：他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执行着艰苦的外交，以阻止战争——或者一旦战争爆发时，能够赢得支持。尽管如此，拉宾仍然饱受罪恶感的折磨，他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不足以拯救以色列：“我有这种感觉，无论对错，我必须独自完成一切。我已经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差不多九天我几乎滴水未进，也无法入睡，一直不断地抽烟，已经筋疲力尽。”
总理优柔寡断，总参谋长必须服用镇静剂，将军们处在叛乱的边缘，整个国家处于恐慌之中，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以色列的创伤。在华盛顿，L．B．约翰逊总统拒绝支持以色列的任何攻击行动；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强烈建议纳赛尔撤出战争。在开罗，陆军元帅阿米尔吹嘘：“这次我们将是发动战争之人。”他正准备进攻内盖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纳赛尔命令阿米尔停止进攻。
在安曼，侯赛因国王感到除了加入纳赛尔集团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埃及进攻，他将不得不支持他的阿拉伯兄弟；而如果埃及失败，他将被视为叛徒。5月30日，侯赛因穿上陆军元帅军装，别着一把点357口径的麦林手枪，驾驶着他自己的飞机飞往开罗，与纳赛尔会面。“你的此次访问对外完全保密，”身材高大的纳赛尔对矮小的国王说，“所以如果我们逮捕你，后果会如何？”“这种可能从未在我脑海中闪过。”侯赛因回答。他同意将他的五万六千名精兵置于埃及将军里亚德的领导之下。“所有阿拉伯军队已层层包围了以色列。”国王宣布。以色列三面受敌。5月28日，艾希科尔进行了一场仅仅加剧了以色列人焦虑的冗长广播演说。在耶路撒冷，人们纷纷挖掘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以色列人担心遭遇灭顶之灾，那将会是另一场大屠杀。埃班已经用尽所有外交手段，将军、政治家和公众已对艾希科尔失去信心。他被迫启用了以色列最受尊敬的战士。
达扬接过指挥权
6月1日，摩西·达扬宣誓就任国防部长，梅纳赫姆·贝京也加入新的国民政府担任政务委员。达扬总是戴着他标志性的黑眼罩，他是本-古里安的追随者，一点儿也看不上艾希科尔。艾希科尔私下里以一个狡猾的独眼阿拉伯强盗的名字给达扬起了个绰号——阿布·吉尔迪（Abu Jildi）。
达扬是温盖特的学生，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总参谋长，此时还是一位议员。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是考古学家又是工艺品掠夺者，既是暴力复仇的行使者又是包容的信仰者，既是阿拉伯人的征服者又是阿拉伯文化的爱好者。他“极其聪明”，他的朋友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回忆：“他头脑聪明，从未说过一句蠢话。”他的同僚阿里尔·沙龙将军认为达扬“每天带有一百种想法醒来。其中的九十五个是危险的，有超过三个是糟糕的，但不管怎样，剩下的两个是绝妙的。”他“看不起大部分人”，沙龙回忆，“并毫不掩饰这种轻蔑。”他的批评者称他为“一个党棍和冒险家”，而且达扬曾经向佩雷斯承认：“记住一点：我是靠不住的。”
达扬释放出劲头十足的新犹太人的魅力。“不是因为他守规矩，”佩雷斯说，“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和魅力摒弃规矩。”他的同学把他描述成“一个骗子、吹牛者、阴谋家以及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尽管这样，他还是令人深深敬佩的对象”。他是个没有朋友的孤独者，一个神秘莫测的表演家和沉溺于女性的好色之徒。本-古里安辩解称达扬是“《圣经》里的人物”，就像大卫王——或者纳尔逊上将，“你不得不习惯他”。本-古里安对达扬伤心欲绝的妻子露丝说：“伟人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常常在两架平行的飞机上进行，两者永无交集。”
虽然埃班回报说美国不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但为了阻止战争也不能坐以待毙，此时达扬表现出他对战略形势的冷静判断能力。他强调以色列必须立刻攻击埃及，同时避免和约旦发生任何冲突。他的耶路撒冷指挥官尤泽·纳尔基斯反对说：“假使约旦进攻斯科普斯山将会怎样？”“既然那样，”达扬干脆地回答，“咬紧牙关并守住防线！”
纳赛尔相信他已经赢得了一场不流血的胜利，但埃及仍然计划继续进攻西奈半岛。由一个伊拉克旅支持的约旦人，拟定了包围犹太耶路撒冷西区的塔里克行动方案。阿拉伯世界此时在战场上集结了五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九百架飞机，他们从未如此团结。“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纳赛尔说。“我们的目标，”伊拉克总统阿里夫解释道，“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投入二十七万五千人，一千一百辆坦克和两百架飞机。
6月5日早上7时10分，以色列飞行员突袭并彻底摧毁了埃及空军。8时15分，达扬命令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西奈半岛。在耶路撒冷，纳尔基斯将军紧张地等待着，担心约旦人将占领防守薄弱的斯科普斯山，并包围西耶路撒冷的十九万七千名犹太人，但他又希望约旦人能对埃及人的战争作出一点哪怕象征性的贡献。上午8时刚过，空袭警报响起。《死海古卷》得到安全保存。预备役人员被召集起来。以色列通过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驻耶路撒冷办事处和英国外交部三次警告侯赛因国王：“如果约旦保持平静，以色列不会，重复一遍，不会，进攻约旦。但如果约旦发起进攻，以色列将全力回击。”
“陛下，以色列人已对埃及发起攻击。”上午8时50分，侯赛因国王的副官通知他。侯赛因打电话给总司令部，获悉阿米尔元帅已经粉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正在成功地进行反攻。上午9时，侯赛因进入总司令部，他发现他的埃及将军里亚德已经下令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并攻占南耶路撒冷的总督府。纳赛尔致电确认了埃及的胜利，并表示以色列空军已遭摧毁。
9时30分，忧郁的国王告诉他的人民：“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
1967年6月5日—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上午11时15分，约旦炮兵部队向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密集发射了六千枚炮弹，击中了国会大楼、总理官邸以及哈达萨医院和锡安山上的长眠教堂。遵从达扬的命令，以色列人仅用小型武器给予了回击。11时30分，达扬命令对约旦空军展开进攻。侯赛因和他的大儿子，未来的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从皇宫屋顶上一直观察着，目睹他的战机遭到摧毁。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提出停火协议，但约旦人不感兴趣。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宣礼吏的召唤在高音喇叭里回响着：“拿起你们的武器，夺回你们被犹太人偷走的家园。”12时45分，约旦人占领了政府大厦：这里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但它也主宰着耶路撒冷。达扬立刻下令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犹太人夺回了这栋建筑。在城北，以色列用迫击炮和大炮向约旦人开火了。
达扬虽敬畏耶路撒冷，但他明白耶路撒冷政治上的复杂性可能威胁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内阁正为是否进攻老城或只是迫使约旦人停火而争论不休，达扬却对占领行动表示了反对：他为要承担起管理圣殿山的责任感到不安。但他的反对被否决了。不过直到西奈半岛被占领后，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那晚就如地狱一般，”侯赛因写道，“整晚的夜空都如白昼般清晰可见。天空和大地因火箭和以色列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而闪闪发光。”6月6日凌晨2时10分，以色列伞兵部队集结了三个小队，受到纳尔基斯将军的鼓舞前去“为1948年赎罪”——当年将军自己曾为这座城市而战。第一小队穿过无人区到达曼德尔鲍姆门，夺取弹药库山——艾伦比曾在那里贮藏军火。激战中，七十一名约旦人和三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伞兵部队迅速穿过谢赫贾拉，经过美侨区推进到洛克菲勒博物馆，7时27分，该博物馆陷落。
国王仍控制着斯科普斯山和橄榄山之间居高临下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停火来拯救老城，但为时已晚。纳赛尔致电侯赛因说，他们应该宣称，打败阿拉伯人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而非仅仅是以色列人。
侯赛因驾驶一辆吉普车迅速行进到约旦河谷，在那里他遇到了从北方撤回的军队。在老城内，约旦人——从1948年以来，他们的司令部一直设在亚美尼亚修道院里——在每个城门口都布置了五十个人进行守卫。以色列人计划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走错了方向，一路进入汲沦谷，还遭到来自狮子门守卫军的猛烈进攻。在客西马尼花园附近，以色列部队有五人战死，还损失了四辆坦克。以色列人躲到了圣母墓园低洼的院子里。老城还没有被包围。
达扬和纳尔基斯在斯科普斯山上一起俯瞰老城。达扬说：“多么神圣的景象啊！”但他禁止任何进攻行动。6月7日黎明，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强行命令双方停火。梅纳赫姆·贝京要求艾希科尔鼓励对老城发动一场紧急突袭。留给达扬的时间所剩无几。他在作战室命令拉宾拿下“这场战争中最难以实现但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起初，以色列人向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屋脊投掷汽油弹，约旦人望风而逃。接着，以色列伞兵占领了橄榄山，并向山下的客西马尼花园发起进攻。“我们占领了俯瞰老城的制高点，”伞兵指挥官莫塔·古尔上校告诉他的手下，“一会儿我们将进入老城，这座我们数代人梦想和奋斗的耶路撒冷古城——我们将是第一批进入的人。犹太民族正等待着我们的胜利。自豪吧！愿上帝保佑！”
上午9时45分，以色列坦克朝狮子门开火，击毁了作为防御工事的公共汽车，并炸出多处缺口。顶住约旦人的扫射，以色列人攻下了这座城门。伞兵部队突入苦路，接着古尔上校带领一组人继续向圣殿山前进。“经过两天战斗之后，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枪声，你坐上一辆半履带车，接着你突然进入这片之前所有人都曾在照片中见过的宽广开阔之地，”情报官阿里克·阿赫蒙（Arik Akhmon）写道，“虽然我不是虔诚的信徒，但我认为没有人不被情感所淹没。这里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在和约旦军队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古尔通过广播宣布：“圣殿山已经处于我们的掌握之中！”
与此同时，锡安山上耶路撒冷旅的一个连突破锡安门进入亚美尼亚区，然后爬下陡峭的山坡进入犹太区。此时，同样来自耶路撒冷旅的另一群士兵突破了粪厂门。所有人都在向西墙进发。仍处于圣殿山上的古尔和他的伞兵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西墙，这时一位阿拉伯老人告诉他们可以取道马格里布门，于是三个连队同时聚集到了圣地。士兵们祈祷、哭泣、欢呼、雀跃，有人还唱起这座城市新的赞美诗《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时以色列军队的首席随军拉比，大胡子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手持羊角号和《摩西五经》大步走向西墙，开始朗诵卡迪什（Kaddish）的哀悼祈祷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