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时30分，达扬在拉宾和纳尔基斯的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经过“燃烧的坦克”，穿过“完全废弃的小巷，可怕的寂静被狙击手的枪声打破。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拉宾说“当我们向西墙走近时，我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兴奋”。他们穿过圣殿山时，达扬看到一面以色列国旗插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他“命令马上将国旗降下来”。看到“由于作战而累得瘫作一团的士兵眼里满含泪水”，拉宾不禁“为之动容”，不过“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刻——救赎的时刻、希望的时刻还未来临”。
戈伦拉比想通过炸毁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来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但纳尔基斯将军回答说：“停止这种想法吧！”
“你将被载入史册。”戈伦拉比说。
“我已经将我的名字记录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了。”纳尔基斯回答。
“这是我一生中的巅峰时刻，”拉宾回忆道，“数年来我一直悄悄地怀揣着这个梦想：我可能在收复犹太民族的西墙中发挥作用。如今梦想已实现，我突然感到困惑：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竟可享有此项特权？”拉宾被授予为这场战争命名的荣誉——他总是谦虚高贵、粗暴却言简意赅，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名称：六日战争。纳赛尔为这场战争另起了一个名字——纳克萨（al-Naksa），即“挫败”。
达扬在一片纸上写了个便条：“愿和平降临整个以色列”。他将这个便条放在希律们的方石缝中。他宣布：“我们已经统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的首都，永远不会让她再遭分割。”接下来，这个一直是最尊敬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也是阿拉伯人最为尊敬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口中的阿布·穆萨（意为“摩西之子”）继续说道：“对于我们的阿拉伯邻居，以色列将伸出和平之手；对于信仰各种宗教的所有民族，我们将保证礼拜完全自由。我们来到此处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的圣地，而是为了和他人和谐相处。”离开时，他摘了“一些长在西墙和马格里布门之间的粉紫色仙客来”送给他坚忍的妻子。
达扬认真思考着耶路撒冷的未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十天后，他返回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他穿着袜子和圣地的领袖及伊斯兰学者坐在一起，他解释道：耶路撒冷现在属于以色列，但伊斯兰组织的基金会将管理圣殿山。尽管如此，时隔两千年，犹太人终于又可以访问圣殿山了。但达扬规定犹太人不得在那里祈祷。这一颇具政治远见的决定一直被遵守至今。
纳赛尔暂时辞去了总统一职，但从未放弃权力。他原谅了他的朋友、陆军元帅阿米尔，但后者计划发动一场政变，被捕后神秘地死在狱中。纳赛尔坚持“圣城永远不应被放弃”，但他从未从战败中东山再起。三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侯赛因国王后来承认，6月5日到10日“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失去了半壁江山，以及耶路撒冷这个战利品。私下里，他曾为耶路撒冷哭泣：“我无法接受耶路撒冷是在我的手中被夺走的。”
* * *
注释
[1] 阿拉法特声称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但他实际上出生在埃及。
[2] 当紧张加剧时，一位老人最后一次访问了这座城市，而且全世界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前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来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接着又返回他的黎巴嫩流亡地。1974年，他在那里去世。
后记
每个人都有两座城市，一座是自己的城市，另一座则是耶路撒冷。
特迪·科勒克，访谈
经过一场历史大灾难，罗马皇帝摧毁了耶路撒冷——我出生在流散地，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之子。
S．Y．阿格农，1966年诺贝尔奖获奖致辞我从小被培养热爱的这座城市是尘世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先知和富有远见之人，以及具有人文情怀之人彼此相遇——即使只在想象中。
萨里·努赛贝，《一个国家的往事》
哦，耶路撒冷，散发着先知的芬芳，
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捷径……
美丽的孩子，指头焦黑，目光低垂……
哦，耶路撒冷，悲伤之城，泪水充盈你的眼眶……
谁会洗刷你沾满血迹的城墙？
哦，耶路撒冷，我的挚爱，
明天，柠檬树将绽放花朵，橄榄树将尽情欢乐，你的双眼将雀跃，鸽子也将飞回你的神圣高塔。
尼扎尔·加巴尼，《耶路撒冷》
三千年前，犹太民族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今天，犹太民族还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定居点，它是我们的首都。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0年演讲词
再一次置身国际风暴的中心。不管雅典还是罗马，都无法引起如此强烈的感情。当一个犹太人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我们不说那是初来乍到，我们说那是游子还乡。
埃利·威塞尔致巴拉克·奥巴马的公开信，2010年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流亡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布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期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一分为二：拉比们控制着从祈祷区到马格里布北部的区域，而考古学家则可以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所有党派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向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访问了大屠杀博物馆，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那个波兰犹太小镇的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他加速了沙龙所谓的“围绕阿拉伯社区外围”“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
1982年4月，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现在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阴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暗杀，这是对他飞往耶路撒冷寻求和平的惩罚，也预示着伊斯兰世界一股新势力的崛起。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的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取得以色列人信赖的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了胎死腹中的马德里和谈，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场和谈，正是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和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移交给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那个1948年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3]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中东的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获得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开通了一条从西墙出发，经圣殿山通向穆斯林区的隧道。[4]当一些以色列激进分子试图向上挖掘圣殿山时，瓦克夫的伊斯兰当局迅速用水泥封住了洞口。谣传隧道挖掘旨在暗地破坏伊斯兰圣地，这一谣言引发了骚乱，动乱中七十五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这证明在耶路撒冷考古学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吉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他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麦尔旺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加诸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的挖掘行动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5]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阿克萨因提法达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沙龙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包围和羞辱阿拉法特来镇压因提法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以色列人不允许他葬在圣殿山上。他的继任者阿巴斯在200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哈马斯。短暂的冲突之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同时阿巴斯的法塔赫继续统治着西岸。沙龙修建了一道横穿耶路撒冷的隔离墙，一个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然而它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自杀性爆炸。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耶路撒冷至今还活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焦虑状态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冒险进入彼此的街区；而世俗犹太人则要避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会因他们不守安息日或穿戴不敬而向他们扔石头；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试图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检验警方的决心，并挑起穆斯林的担忧；而基督徒的各个教派一直吵个不停。耶路撒冷人神色紧张，他们的声音充满愤怒，而且每一个人，甚至那些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神圣计划的三大宗教信徒，都不确定明天将要发生什么。
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更希望寻求宽容、分享与慷慨的万能灵药，以解开偏见、排外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挡地犹太化。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而与这个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一个耶路撒冷周围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圣化了犹太区内经过修缮的胡瓦犹太会堂，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损毁，但是以色列人这一行为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他们的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以色列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国家道路；二是自由的、西化的特拉维夫[该城市昵称“泡泡（the Bubble）”］模式。而前者潜藏着危险：耶路撒冷城内的民族主义项目和西岸狂热的定居点建设可能会有损以色列自己的利益，以致更多地伤害以色列自身，而不会给犹太的耶路撒冷带来任何好处。[6]不管舆论有何变化，以色列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权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即使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一些定居点的设立损害了以色列作为耶路撒冷所有宗教信仰监护人的声誉。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鉴于以色列的民主体制，这种描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缺乏基督徒所享有的欧洲列强保护的犹太人常常遭遇不公，尽管这种不公从未像欧洲基督教对待犹太人那样严重，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关于自由礼拜的描述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进行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邂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邂逅”，《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了”。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温柔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
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美国充满活力的民主是高度自由和世俗的，然而同时，美国也是最后一个、可能最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国——而且它的福音派继续在耶路撒冷期待着世界末日，美国政府则把平静的耶路撒冷看作中东和平的钥匙以及他们与阿拉伯盟友关系的战略核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强化了穆斯林对这个城市的敬畏。1979年，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上，阿亚图拉·霍梅尼上任，这座城市被更多地呈现为伊斯兰圣地和巴勒斯坦的首都。在德黑兰在核武器的支持下谋取地区霸权，以及它与美国的冷战过程中，耶路撒冷是一件工具，用以团结伊朗什叶派和怀疑伊斯兰共和国野心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对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真主党和加沙的逊尼派哈马斯而言，这座城市成为了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和伊朗领导力量团结在一起的象征。“耶路撒冷的殖民政权，”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应该从历史的页面中消失。”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是一个千禧年信徒，他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即将临近的回归将解放耶路撒冷，实现《古兰经》所称道的“审判日”。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耶路撒冷是一个火绒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里所有道路、所有冲突都通向耶路撒冷。”这就是美国总统需要促使双方在一起的原因，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民主下的鸽派势力正不断衰微，它建立的脆弱政府受过于强大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又缺乏一个对应的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即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对话者。如果法塔赫的西岸越来越繁荣，最有活力的巴勒斯坦组织将是统治加沙并继续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基要主义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将自杀式爆炸作为武器并且定期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这些行为导致了以色列的入侵。欧洲人和美国人把它看作一个恐怖组织，而到目前为止，双方仍未明确释放出支持基于1967年疆界划定建设一个定居点的破冰信号。
1993年之后的和谈史以及外交辞令与失信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背离，暗示双方都不愿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永久共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宗教、国家和情感上的和解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整个20世纪，针对耶路撒冷的四十多个计划都失败了，今天，仅针对圣殿山的共享方案至少还有十三个。
2010年，奥巴马总统迫使联合巴拉克重新掌权的内塔尼亚胡暂时中止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以美以关系可能陷入冰点相逼，奥巴马总算促使双方再次展开对话，尽管进展缓慢且昙花一现。
以色列经常在外交上表现强硬，且甘冒危及自身安全和信誉的危险来兴建定居点，但是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协商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好像都是基本原则问题。在拉宾、巴拉克和奥尔默特当政时期，以色列提出共享包括老城在内的耶路撒冷。截至2010年，在长达二十年的和平对话中，尽管有多次令人不快的谈判，但巴勒斯坦人从未正式同意共享这座城市。
耶路撒冷可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但无论双方何时签订和平协议——假如可能的话——未来都会有两个国家，这是以色列生存所必需的，对巴勒斯坦来说也是公平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的区位以及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十二个左右的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赔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7]国际化圣殿山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堂？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的话，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敬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仍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现居内盖夫沙漠的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时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