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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也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中国一部分，也可以说它不是中国一部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就看西藏自己怎么说了。遗憾的是，它什么都没说。等到共产党的军队兵临城下它再急忙呼吁，已经没人理它了。

佛教对西藏的正负作用

达赖喇嘛制，是解读西藏主权归属另一组重要密码。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西方国家，对于政教合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是反文明的旧习。一些支持藏独的学者，以梵帝冈模拟西藏，这个面积只有0.4　平方公里﹑四周为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包围的城中之城，竟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它的国家元首也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忘了，梵帝冈恰恰是政教分离的产物。它的臣民，出城即丧失公民资格。也就是说，它对于个人只有影响力，而不具有实际的管辖权。它的国家地位，其实是为了尊崇教皇人为规定出来的。西藏刚开始寻求西方支持的时候，人们对于一个出家人同时又是僧俗两界的最高领袖，不易产生同情。直至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以后，几年辛苦经营，才逐渐赢得西方人士的好感。但那已经太晚了。

关于佛教对西藏产生的正负两面的作用，大致归纳起来，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地广人稀的藏民有一种心理凝聚力，西藏地处高原，自然环境艰苦，佛教可以使他们超脱现世苦难，安守本分，积德扬善，获得强大的精神皈依感。负面作用是，庞大的佛寺体系对于供养它们的藏民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出家人不能婚嫁，不从事除佛事外的生产劳动，使西藏人口的增长﹑经济﹑科技教育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一个历史上曾十分强悍的民族越来越衰弱，渐渐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西藏从佛教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精神上的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质上的利益。它跟清朝的关系，是拿精神换取物质，也就是前面说的“庙和村”的关系。当中国政府不再需要这种精神作用，它对西藏的供养就成了完全的“施舍”，它对达赖喇嘛体系的支持，就要以剥夺其部分主权作为代价。

文化上看达赖转世利弊互见

达赖喇嘛依“转世”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定例，如果从一位同时也是世俗的领袖来考量，它的利弊互见十分明显。挑选一位天资聪颖的“灵童”，从年幼时即着意培养其学识﹑品性，使其能够在成年以后担当领袖的大任，以保证不出“昏君”。达赖喇嘛的身份一经确认，则终身不变，不会出现挑战者。领袖地位的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达赖的领袖地位比皇帝﹑国王还要稳固，帝王还可以废弒，而达赖是废不掉的。十三世达赖两次被清廷革去名号，都遭到西藏僧俗各界一致反对，只得予以恢复﹙第二次由中华民国政府恢复﹚。无论他做过什么事，哪怕是逃离西藏，也仍是达赖，为西藏人民所拥戴，为他的对手﹙如中共﹚所不得不承认。

但转世方式的弊也很大。每次转世，都会因达赖喇嘛的缺位和年幼，出现20　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摄政期。这样，西藏政治制度实际上并非单一的达赖喇嘛制，而是“达赖喇嘛─摄政制”，政权由成年后的达赖喇嘛与摄政轮流执掌。如果达赖长寿，可望在位时有所作为﹔反之短寿乃至早夭，西藏政局就难免动荡不稳，甚至出现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宫廷政变的权力斗争。不幸的是，达赖喇嘛没有几位寿命长的。

具体到每一世达赖喇嘛，其寿命分别为﹕

一世，84　岁﹔二世，67　岁﹔

三世，46　岁﹔四世，28　岁﹔

五世，66　岁﹔六世，24　岁﹔

七世，50　岁﹔八世，47　岁﹔

九世，11　岁﹔十世，22　岁﹔

十一世，18　岁﹔十二世，20　岁﹔

十三世，58　岁。

其中，一世﹑二世达赖喇嘛是三世追封的，严格地说，不能算真正的“达赖喇嘛”。就像被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并没有真正做过皇帝一样。从三世到十三世共11　任达赖喇嘛，活过40　岁的只有五位，活过50　岁的只有三位。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是唯一活过60　岁的，他的影响和建树也最大。在他的任内，密招蒙古固始汗入藏，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确立黄教正统地位，他自己也确定为西藏政教领袖。他还干过几件大事﹕兴建布达拉宫﹔派使臣经蒙古绕过大明帝国，向关外新起的清朝“输诚”﹔清朝入关后，又亲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赢得西藏特殊地位。五世达赖1682　年去世，到1951　年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在长达269　年的时间里，由达赖喇嘛执政实际只有70　年﹔其余199　年，政权掌握在摄政手里。

两个世纪达赖亲政仅70年

五世达赖喇嘛晚年，已不大过问政事，专心著作经典，有30　余卷传世。政事一切交由第巴桑结嘉措处理。他去世后，桑结欲专国事，竟秘不发丧达十五年之久。直至康熙帝亲征准噶尔部，从被俘的藏人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已久不在人世，致书第巴桑结嘉措责问，桑结才挑选﹑迎立14　岁的仓央嘉措至拉萨坐床，是为六世达赖喇嘛。九年后，桑结嘉措被蒙古军队俘虏﹑处死，拉藏汗另委隆素为第巴，派人向康熙帝报告桑结嘉措谋反﹑仓央嘉措耽于酒色不是真达赖灵童，六世达赖遂被解送北京，行至青海去世。七世达赖不是依照挑选“转世灵童”的程序产生的，他八岁出家，九岁被蒙古僧众迎为活佛供养，12　岁被康熙帝指定﹑册封为七世达赖，13　岁由平逆将军延信护送入藏。他活了50　岁，但44　岁才开始亲政，掌权仅六年。八世达赖，23　岁时由干隆帝降旨，命其亲政，至47　岁去世，执政24　年。其间，是清朝统治西藏的全盛时期，名为达赖喇嘛执政，实际上完全听命于驻藏大臣。九世达赖﹑十世达赖，都未及亲政即夭亡。十一世达赖﹑十二世达赖，分别亲政未满一年和刚刚一年，就都死得不明不白。直至十三世达赖，20　岁亲政，58　岁圆寂，才算是像模象样地做了38　年的政教领袖。虽然他那38　年，实在也是太多灾多难。

由此可见，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达赖喇嘛实际上只是一个名号尊崇﹑高高在上的傀儡，被摄政挟其作为号令全藏的护身符。摄政不具有达赖喇嘛的无上权威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围绕着这个位置就会有激烈﹑残酷的争夺。为了使自己“合法”和地位稳固，选择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这个靠山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要赢得朝廷的信任与支持，就要尽量表示自己的忠顺，表示对驻藏大臣的谦恭﹑服从。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没有什么主权好讲了。事实是，五世达赖以后，只有十三世达赖掌权的那38　年，才有机会跟朝廷分庭抗礼。

十三世达赖谋求独立

十三世达赖喇嘛个性很强，久有脱离中国而自立的念头，只是清王朝对他仍有相当的慑服力，一直不敢公然相抗。清王朝倒台，趁着全国各省“独立”之风，西藏也宣布“独立”。达赖喇嘛并于民国二年派人与同时独立的外蒙签订了《蒙藏条约》﹕“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而后，又派人赴印度出席西姆拉会议，英国﹑中国﹑西藏三方代表在条约草案上签字，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事后，中国政府不予承认，总统袁世凯电令中国代表不得在正约上签字，惟英藏两方得以签字。西藏事实上独立，只是法理上仍为中国的附属国。接着，达赖喇嘛在英国人的支持协助下扩建藏军，建立军官学校，印行藏币﹑邮票，还向英国派遣﹙四名﹚留学生，考察英殖民地印度，推行新政，如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还试种茶叶，为有朝一日彻底脱离中国积极准备。但他毕竟还不到火候，不敢与中国彻底翻脸。他是想藉助英国力量和中国抗衡，伺机赢得西藏的完整主权。192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达赖喇嘛互派官员，取得联系。达赖承认，英国对于他确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他只是虚与周旋而已。还答应，当竭力选派青年数人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希望政府支持西藏一些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

不难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中国政府，基本上也是“虚与周旋而已”。脱离不脱离中国，什么时候脱离，内心十分矛盾，而采取“骑墙政策”。早在他刚结束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拉萨的1912　年，与部属讨论西藏前途，就感觉左右都为难。结论是，与任一强国为友，而依附之，不轻舍此就彼。这时，如果他下决心断绝跟中国的关系，中国﹑西藏的历史与版图或将改写。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直到1933　年去世，全藏政教大权重又落到摄政手中。

国民党员摄政修行酿祸

这位摄政就是热振呼图克图，他是一位亲中国的高级喇嘛，国民党员，1943　年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西藏不但没有进一步脱离中国，反而跟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起来。噶厦政府向中国承认“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1934　年起，民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处。办事处比起清朝驻藏大臣权力小多了，而且英国同样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两个办事处之间互相监视﹑较劲。1941　年，热振提出退休三年，潜心修行，把权力交给他的师傅﹑地位不高又年过七旬的大札佛，为三年后重掌政权留下后路。不料三年后大札佛不肯交出权力，从而引发“热振事变”。热振惨败，于1947　年5　月被勒毙在狱中。如果热振不退休或复辟成功，西藏的主权问题也许至今不会再有什么争议。传热振在审讯大会上，回答“何以西藏要亲中国”的质询，他说﹕“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1904　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款，概由中国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了西藏的身。”平心而论，热振的说词还是有些良心的。而热振既死，是西藏脱离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年，噶厦派商务代表团持自己印制的西藏护照，赴英﹑美﹑法﹑瑞士﹑意﹑印度等国考察，在美国受到副总统接见。1949　年7　月8　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派驻西藏的办事处遭到驱逐。但是，西藏的国家地位终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

中国以班禅制衡达赖

相对于达赖，“在野”的班禅是彻底的亲中国派，也是历代中国政府用以对付﹑制衡达赖所预备的一张王牌。班禅也有自己的封地﹙后藏﹚及政府班子，只是远不及达赖权势遍及全藏，因此在政治上较倾向于中央政府。

谁都知道，班禅在西藏的地位仅次于达赖，有“达赖是太阳，班禅是月亮”之誉。他们是互为师徒﹑亲如父子的关系﹕四世班禅是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达赖是五世班禅之师，五世班禅是六世﹑七世达赖之师，七世达赖是六世班禅之师，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之师，八世达赖是七世班禅之师，七世班禅是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是十三世达赖之师，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之师。问题就出在对二十世纪西藏命运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对师徒，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上：他们失和了。

达赖的精神领袖地位本来就略高，又是掌权者，更是该任班禅之师，于是拉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恰逢西藏的多事之秋，达赖早怀脱离中国之意，清廷知悉，竟生以班禅取代达赖统治西藏之念。两次革去达赖名号，都要班禅赴拉萨就任。第一次班禅不敢从命，他当时只有21　岁，借故推掉了。第二次倒是到了拉萨，犒赏入藏的川军，主持藏务，但仍不敢接受藏王的职务，没多久就返回自己的札什伦布寺。达赖回藏复位后，赏罚恩叛，恶班禅乘己之危僭位，罚银四万两。噶厦亦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一领导，也就是“月亮服从太阳”。1923　年11　月，手下几位重要大臣被拉萨召去扣押入狱﹑深感恐惧的班禅终于出逃，达赖电令藏军千余人追截未成。1929　年，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1931　年，班禅亲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并提案要求恢复其对后藏行政权，随后班禅正式受国民政府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12　万元。这样，达赖的独立意图，受到极大的牵制。没有同时受到册封的达赖及噶厦极为不满，令西藏住南京办事处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点要求﹕一，收回班禅封号﹔二，没收班禅的军火﹔三，取消班禅的俸银﹔四，裁撤班禅驻各地的办公处。同时发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大会反对班禅的宣言。宣言不便明言班禅投靠中国政府之罪，只说他如何不如达赖地位崇高，如何残暴，如何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如何从未与闻政教两方面事权，等等，誓言“非达目的不止也”。其中的矛盾是﹕既然从未与闻政教事权，他又怎么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呢﹖班禅方面亦针锋相对，公开列举达赖“十大罪状”﹕无非是驱逐汉人，勾结英俄，阻隔中藏交通，背叛中国之类。班禅还宣称，自清干隆时设驻藏大臣，“上自达赖班禅之掣瓶转世，下至噶布伦等之选拔任免，均须经由驻藏大臣奏准政府，然后实行。从此以后，西藏即为中国版图之一部，而外人谓西藏非中国所有者，均系强词夺理，造谣离间。”

由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班禅出面，宣告“西藏为中国版图之一部”，给十三世达赖走向正式独立又添一道鸿沟。素怀贰心的达赖，竟然忘了摆脱中国的宏伟大志，和得宠于一时的班禅争风吃醋。说到底，还是怕名不正言不顺。而这“名”，就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给你，你是达赖喇嘛﹔不给你，你什么都不是。

1932　年12　月，班禅在南京就职“西陲宣化使”，准备返藏建立亲中国的政权，但一直受拉萨方面阻隔而未成。1937　年11　月，十三世达赖去世四年后，离藏15　年的九世班禅亦在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去世。两位西藏最高精神领袖在数年内相继圆寂，独统之争也就暂时画上一个句号。此时中国进入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其后又是规模不亚于抗日的国共内战，西藏问题“暂时”搁置。而转世的达赖﹑班禅两位灵童，也将分别被寻找﹑确认﹑迎立，各自成长。到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带着前世的恩怨“再次”相遇，已是1952　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几近一年了。

十世班禅始终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但是他也始终不改对十四世达赖的尊崇。达赖以流亡的方式为西藏的主权奔走，班禅则以“上书”的方式为西藏的人权呼喊。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付出了沉重代价。只有在这时候，两位喇嘛才完全捐弃“前嫌”，各自赢得了对方的崇高评价。班禅称达赖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达赖称班禅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民族硬要到了这个地步，才会出现真正的领袖和伟大的英雄，真让人扼腕叹息。

评国共大较量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的规模，能够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相比。无论是双方投入的兵员数量、武器装备的级别、战场分布的广阔，还是战争结果的出人意料，以及它对中华民族发生的深刻影响，就连在它之前持续了八年之久、堪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不能不相形逊色。

一对难兄难弟

对于这场战争，我一直有著浓厚的兴趣：怎么打成这样？为什么领导抗战胜利而声望达到顶峰的蒋介石，会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溃不成军，将江山拱手输给他一贯惧怕而又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的共产党？许多年过去了，学者们作过探究，国共双方也各自进行过检讨和总结。我们不妨抛开历史的恩恩怨怨，那些胜利者令人讨厌的炫耀于世，那些失败者引人发笑的诿过于人，以“白发渔樵”的心态地坐下来，替国民党归纳一下。原因大致有：

一、政治独裁腐败失掉民心；二、日本入侵给共产党以发展壮大之机；三、苏联提供便利使共军在东北站住脚；四、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及谍报活动；六、战后经济破溃；七、军事战略的重大失误；八、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九、共产党解放区实行土改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这些都是原因，都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都没有错。不过以此来盖说当年的这场战争，仍太嫌单薄。就我而言，如果仅仅咀嚼导致战争胜负的几条原因，也是维持不了那么久的兴趣的。我以为，在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得失背后，一定还藏有某种文化的咒语。它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还主导著它的运势，在所谓“战略决战”的数十年前即埋下日后方能揭晓的“天机”。如果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么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它仍在暗中持续不断地发生著作用。

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是一对主宰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难兄难弟。国民党是兄，共产党是弟，即使彼此结下血海深仇，弟被兄杀得扪伤四散，兄被弟打得抱头鼠窜，它们之间的血缘与排行关系是不容置疑和不能乱的。国民党参与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参与改组了国民党，两党被北洋政府统称为“乱党”。“乱”就是革命，两党都以革命为宗旨。如果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师法苏俄，走列宁式道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建党，党高于国，党指挥枪，实际上是以最高军权赢得党内的最高地位，全党服从领袖，重视和控制宣传舆论，以民主为口号行独裁之实，指对方为“革命的最大敌人”，把一切异己者都指责为对方分子。

如今，这两兄弟都垂垂老矣。国民党号称百年老店，共产党也快满八秩高龄。国民党历经兴中会(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火奴鲁鲁)、同盟会(一九○五年八月，东京)、国民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北京)、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东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月孙中山宣告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可说是从一开始便历尽沧桑。共产党的创建则较简单，由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如果从正式以现名建党那天算起，两兄弟相差实不足两年。

“党”字蕴含的不祥之兆

民国初始，朝野各地组党凡一千馀个。有的叫“党”，有的叫“会”，有的叫“社”，有的因利益相同，有的因政见相近，有的因脾气相投，有的因地位相当，有的代表某个地方，有的代表某种职业，有的为暂时的联盟，有的纯属乌合之众。作为一种在社会上具有活动和影响力的团体，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党”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是对西方政党体制的简单模仿。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选用了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固有词汇中，“党”本是略带贬义的：党争、党祸、党羽、党议、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都不是什么好事。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党”，如东汉桓帝时的党锢、北宋时的庆历党论、明末时的东林党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都是灾难。传统士大夫因有“君子不党”之说。可惜的是，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却把西方的“Party”当成了“党”。简直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不祥之兆。

译名还只是表面，重要的应在其实。国民党从兴中会、同盟会发展而来，虽经俄共顾问帮助改组，其帮会色彩依然很浓。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即仿照了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建制。入会要宣誓：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现在来看这一誓词，并未超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政治报负。孙中山自幼景仰太平天国，自许“洪秀全第二”。兴中会一经成立，数月内会员发展到百馀人，全为广东籍。其中，侨居海外的洪门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义会、致公堂占很大的比重。一八九九年一一月，兴中会乾脆邀集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歃血为盟，集合成一个帮会组织“兴汉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策划和发动起义。

其后，兴中会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组织的华兴会，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组织的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至民国初年，同盟会又联合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组成国民党。孙中山毕竟从小留洋，接受完备的西方式教育，其见识、思想和志向远高于各帮会首领。这是他能够提出三民主义，领导革命党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及同盟会终能区别于其他帮会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未能脱离帮会体系，在由同盟会向国民党转化的过程中，最后起指导作用的又是俄国顾问。俄式共产党组织，与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形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的秘密帮会有哪些特点？一、组织的非公开性，即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组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存在的；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会仪式，相互联络的隐语暗号；三、进行非法活动；四、对官府朝廷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南会与北教

中国自清代以降，秘密帮会的数量及势力激增，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大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会党，如天地会、哥老会；一类为教门，如白莲教，及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分系。会党与教门之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相反，还可能互相渗透融合，乃至演化。清帮由罗教演化而来，有些省份的三点会演化为斋教、洪莲教。更有一些秘密组织亦会亦教，或非会非教。一般情况是，会党盛行于南方，教门则盛行于北方。故有“北教南会”之说。

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十分符合秘密会党的基本特徵。共产党则起源于北方。中共“一大”虽然在上海召开，建党后在南方的活动也远较北方为盛，但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却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传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及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九二一年四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派遣的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五月抵上海，先后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建党。维经斯基的使命，明显地带有“传教”性质。不久，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第二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在上海秘密组党。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在荷属东印度组织和建立了印尼共产党。他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当他谈到在莫斯科与列宁的会见时—

“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著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著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七十多年前，那个“红色的起点”，看到就是这样一副场景：一位来自共产国际教廷的高级传教士，向新教友们传达教皇的期望。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上海。几乎是同时，北京也有一伙人秘密聚会，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者是胡鄂公和邝保汉，主要成员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今日》，故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曾派彭泽湘等人赴莫斯科，要求得到承认并加入共产国际，却遭到拒绝。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经过教廷委派的代表指导，擅立教门，不是“正统”的共产党。不久，宣布解散。

很明显，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同是秘密帮会，而前者是会党，后者是教门。教门以信仰(迷信)为凝聚力，这是它不同于会党的最关键所在。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从一开始便接受共产国际(教廷)的领导和经济支持，这又使得它有别于一般的民间教门，组织上更为严密。

现存最早(红军时代)的中共入党誓词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与兴中会的入会誓词相比，共产党的誓词更强调纪律性和秘密性，而且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誓词对党员不仅仅是严格的约束，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即无条件的奉献。国共两党的成立，尤其两党经过艰难和复杂的发展道路，先后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当然不是简单的民间帮会形式可以概括的。

“联共”与“容共”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孙中山与苏俄共党及政府取得联系，多次会见维经斯基、马林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Ｃ．Ａ．达林；又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密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著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总数为一九八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大会选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占了三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中共党员占七人。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中共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意思。起初，遭到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的许多党员的激烈反对，终于抗不过“上级机关”的命令，只好服从。于今中共评判这一段历史，仍认为陈独秀犯了左倾错误；不得已加入国民党以后，他多次表现的妥协又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真是左右为难。其实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并没有错；既入国民党，尽量与之妥协也没有错。如果不能做到尽量妥协，当初一定要加入干什么？陈独秀左也错右也错，无非是共产国际总是有理。

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造成党内有党的中外奇观。中共方面称孙中山采行“联俄联共”政策，国民党方面则称之为“联俄容共”。想当初，是“联”也用过“容”也用过的，而一字之差，精微大义。“联”是联手，两党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容”是包容，我中有你，你中却没有我。事实上，“容”比“联”要确切。国民党几经沧桑，人多势众，政治上也有相当稳固的地位，所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早已不是第一次，不过是第一次堂而皇之公开亮相罢了。与中共“一大”的鬼祟、偷摸和寒酸，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家大店大，又有过“兼并”其他会党的成功经验，因而把“容共”也只当做小小的一次兼并。殊不知这一次却非同小可。

共产党寄身在国民党之中，并没有被吃掉，而是趁势发展壮大，短短几年，至数万人之众。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的矛盾斗争，及日后共产党差点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几遭灭顶之灾，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导演的这场“入党”戏开锣的。不能说共产国际早料到有这样的结果，它连自己的结果都未能预料。作为统一指挥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教廷，实际上是苏俄手中的傀儡，它给中国的国共两党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好主意，都是些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的馊点子。这一点，斯大林后来也不得不当著毛泽东的面承认了。

如果国共合作的方式，真是“联”而不是“容”，彼此为友党而非党中之党，发生日后那样激烈的摩擦和残酷的斗争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俄国共产党的前身是俄国社会工党，该党在正式成立之初就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共产国际是否教条地照搬俄共的经验，有意要在中国国民党内人为地造成一个“布尔什维克”，恐怕是永远找不到答案了。事实上，国民党内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只能是“孟什维克”。一旦其继续存在使“纯粹的”国民党人感到如芒在背，它也就难逃血光之灾了。这也是跟俄共学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企图组成一个合法的反对党，结果惨遭镇压，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被迫逃亡国外。一九二七年，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继而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完全破裂。

“宁可错杀一千”开恶例

蒋介石此举，开了一个恶例。无论事后他勉强举出多少理由，如共产党阴谋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都没有任何法律及道义上的根据。即使真要打倒某个党、打倒某个主义，无非党派信仰之争，如果据此可以作为杀头的理由，这个党和主义也就合该打倒了。至于恐怖，共产党的确制造了一些，如湖南的农会运动，但比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大屠杀，简直如同儿戏。总不能“因为你搞了点恐怖，所以我要对你百倍千倍的恐怖”吧？有人说，以共产党后来的坏，可见当初把它赶尽杀绝是对的。这种“先见之明”更是荒谬。以“未来之坏”预先定罪，请问是哪家的法律？

国共既已合作，就是革命的盟友，至于政见、信仰、策略诸方面的分歧，能容则容，不能容则可以讲清楚，有话好好说。诚如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两党关系剑拔弩张、猜忌日深时发表的《汪陈联合声明》所言：“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硬是说不清，问题无法解决，非要分开不可，无妨好合好散，好歹盟友一场，何必同室操戈。而且“容共”方式，共产党是客，国民党是主，如今“革命尚未成功”，哪有翻脸不认人，转过背捉了请来的客人操刀就杀的道理？这种仗势欺人、一阔脸就变的作派，比割据各地的军阀更加等而下之，活脱脱一副黑社会流氓的嘴脸。

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除了直接动用军队，上海帮会的三大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出力甚伟，尤其是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人纠察队。这一段史实大量见诸各类文献，本文不再赘述。蒋介石早年曾拜黄金荣为先生，还投了门生帖子。一九二七年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再到上海，黄金荣退还了帖子，以示不敢收这样显赫的徒弟。二十年后，即一九四七年，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上门为黄金荣拜寿，仍跪行磕头大礼。当然不能说，此时的蒋介石仍是青洪帮中人，仍受帮会规矩的制约，但他将帮会的那一套习气带进了中国的政治，而且终其一生未曾改变。

海外一些学者，曾讽刺共产党赢了国民党不过是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即共产党崇尚武力，以枪杆子征服天下，缺乏民意和道义的基础。其实这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或者说，向国民党学来的。国民党的政权在先，难道它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反倒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吗？它先是试图搞过一阵子“民主”的，随著刺杀宋教仁的一声枪响，认定这条道走不通，一咬牙拿起了枪杆子。建立黄埔军校，打军阀，打党内的反对派，打共产党，还迫不得已打了日本人。国民党从掌握政权到退出大陆，就没过过一天不拿枪打仗的日子。共产党以前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跟著国民党干，在国军中任几个职务而已，忽然有一天被赶了出去，挨了打，还不痛定思痛，拼死也要拉起一支自己的军队来？既然拉起了自己的军队，它又打赢了，活该你国民党拱手交出政权，尽管心里酸溜溜地不好受，也就怨不得人家“玩真家伙”了。这套玩法是你先弄出来的。

无论国民党怎样夸大共产党的力量，它最终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它强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经远不是某个普通的教门或者会党所能企及。我们应该另外找寻原因。

阿Ｑ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报》副刊开始连载鲁迅的小说《阿Ｑ正传》。这篇小说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必多说，我们只来看看，阿Ｑ心目中的革命，与中共在农村发动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著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如果这只是小说，无妨笑笑便罢。然而几年以后，鲁迅笔下的革命果然出现。一九二七年，以轰轰烈烈的北伐为背景，湖南广大乡村闹起农会运动—

“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时间，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终于写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农民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痞子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即连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态度，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慧眼独具，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契机，一边大呼“好得很”，一边提出了后来为共产党奉为圭臬的暴民理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一场革命，由谁来充当主力？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当然是工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没有一支堪称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要完成经典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提出以农民为主力，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其实应该是唤起农民千百万。中国的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人数太少，与一呼百应的农民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迫切性和坚定性，也不及农民，甚至不及知识份子。中共高层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领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层，向、卢二人还担任过名义上的最高职：总书记，但这三个人最后都被捕叛变。

中国的农民人口基数庞大，其勤劳、节俭、忍耐、平和，为世所公认。但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品性，即阿Ｑ式的流氓无赖性。一旦激发，即可产生巨大的造反动力。农民中有非常优秀的个体，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群体的农民，以阿Ｑ为形象代表的农民。我真不想在这里列举那些人性的弱点：狡诈、愚昧、麻木、自私、吝啬、狭隘、贪婪、萎琐……不想把这些都堆到农民身上，当做他们的特性。事实上，阿Ｑ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唤起农民千百万

阿Ｑ群体的存在，使得中国式的革命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自己也出身农民，深知中国的农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朝代更替那样频繁，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的农民起来造反。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这一点不假；但还有一点也不假，逼急了什么也敢干。“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伙儿啸聚成群，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逼上梁山”当土匪当强盗，被民间称为义士、好汉。周恩来及一伙职业军人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了，而毛泽东发动的纯粹农民式的秋收暴动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尽可能地调动起群众(在战争年代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氓性，以此来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泽东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诀。不单是对付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付党内的对手，他也运用了此一秘诀，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少奇。此是后话。

当然，这些农民造反者，迟早要成为职业军人，成为数十万红军、百馀万八路军、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成为像模像样的将领，正如历史上数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将相那样。不能说他们都是流氓，不能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是流氓军队。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纪律严密，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相比都堪称“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唱到毛泽东的晚年。当然还要看是对谁。对一般穷苦百姓是“不拿一针一线”，对“土豪劣绅”就不能不犯了。红军时期，“打土豪”是赢取农民的政治口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更是军费的直接来源。打一个“土豪”，就可以搞到几百、几千和上万的银元。这种以贫富划分阶级、敌我，以军力掠夺私人财产的行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土豪”层出不穷的今天显然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是大张旗鼓的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进长沙，“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黄克诚后为十大将之一，庐山会议时与彭德怀一道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这样一个在党内“一贯右倾”的高级将领，晚年追忆其一生的革命经历，仍不认为当年的“筹款方式”有什么错，只是对筹到款后没有及时撤退被敌人反攻受到损失表示遗憾。

打土豪，不全是为了抢钱，还有“分田地”。北伐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红军才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才认为这是“咱们的队伍”，才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带路、放哨、通风报信、冒死送盐、掩护伤病员。地主土豪毕竟是少数，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人，赢得了多数穷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极为合算的，何况自己还有抢钱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道义：土匪打土豪

从道义上讲，“劫富济贫”不仅合乎中国民间英雄好汉的作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一致。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战线，八路军不再打土豪。到了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确定下来。凡占领一个地方，马上发动群众，进行阿Ｑ式的土改运动，“分田分地真忙”。当我们回首去看国共对决的那场战争，解放区的农民心甘情愿地冒著硝烟炮火，推车挑担支援前方的共军与国军作战，那样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那种架式，国民党的江山岂能不丢？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水浒》：“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这里有两个错误。一，劫生辰纲的是晁盖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后并没有归农民，是被好汉们私分了。毛泽东其实是以《水浒》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作注解，合不合原著倒无所谓。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伙梁山盗贼，并不是只知道劫别人的财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遗留下来的田产全部分给了当地农民。一九四七年，身为地位书记的赵紫阳，也不能免其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还在自己家乡推行严厉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