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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队回村镇压农民运动时，农民可以向其开火。这个冲突的性质就是阶级战争。”

四十年后，已经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袖赵紫阳站在广场上，声泪俱下地向绝食学生那番表白，早已没有了早年“消灭”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这种“消灭”并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将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继母、兄弟都接到城里逃避了土改斗争的邓小平，却在这时候作出了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决定。历史的诡谲就在这里。

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还不止于此。不要说个人财产，就连骨肉至亲都可以舍弃。战争年代，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当地的农民，这在高层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铸的妻子曾志，同前夫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下来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个儿子由党出面卖了一百块大洋以筹措急需的组织经费。江西苏区时，国民党曾派人游说、策反共产党将领，其中就有红军军长黄公略的一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父，黄公略当即报告毛泽东、朱德，把他们都杀了。共产党由如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任何政治对手都不能不败下阵来。

井冈山是红军的发源地，毛泽东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装盘踞。这支队伍与毛领上山的“秋收暴动”的农民合并，成为“中央红军”最早的基本成员。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产党所杀。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十六岁就当上哥老会的十排老，十九岁以两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装。中共建政后，这段故事被说是成“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就是当土匪。他先是领著三十来个人抢了镇团防局的四十条枪，聚众失败；又领著二十个人去攻打盐税局，杀人抢枪；第三次，砍了赴任路过的慈利县县长的两个护兵，接著又缴了二十来个溃散的川兵的枪，这才拉起一支队伍。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后，当上军长，八一南昌暴动任总指挥。暴动失败被打散，贺龙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还是以龙头大老的身份拉拢和收编多部土匪，成立红二方面军。解放初期，共产党在湘西大规模剿匪，剿的就是像当初贺龙这样的土匪。许多本内容纪实的剿匪记，描写土匪起家的故事，与贺龙的行径毫无二致。文革后有些湘西学者提出，那些不应该算“土匪”，应该算“农民武装”，就像《杜鹃山》中未抢到中共党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刚的队伍。问题是雷刚本身也是土匪，不论是抢到柯湘之前还是抢到柯湘之后，也不论是井冈山式的还是梁山泊式的。贺龙打团防局，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打反动武装”的意思，那么打盐税局算什么呢？和抢银行、打税务局、邮局有什么区别？文革中贺龙被指为大土匪、大军阀，倒是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只是无人敢顺著这条线索，触及到共产党的实质。

“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

从文革中揭露出的大量材料来看，共产党的领袖与高级将领们，大多是流氓、土匪气十足。毛泽东本人是极善于运用流氓语言的高手，他出其不意的鲜活“名言”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一种“话语系统”，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著当今的中国。跟在他后面，刘少奇、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邓小平……大伙儿都无不以善用流氓语言讲话为荣。如刘少奇批彭德怀：“毛主席是你反得的吗？毛主席要能反，我早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彭德怀来反。”而彭德怀向毛泽东鸣不平：“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不行？”林彪说政治：“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江青则到处自称“老娘”。刘伯承对抱怨兵力不足的部下施激将法：“你用手摸摸裤裆里的卵子，看还是不是个男人！”曾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是个“击鼓冲锋，鸣金玩妓”的上将，他讲自己的体会：“封建社会是长袍马褂，关紧门户再干事；资本主义是脱光衣服，自由乱爱；我们只能讲为革命献身，多作贡献。说到底都是要Ｘ女人。”同为上将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涉嫌“武汉兵变”被解职，而他利用权势玩弄女护士、医生、文工团员如不花钱妓女的行径，也因一篇《千刀万剐陈再道》的大字报而闻名全国。身为中将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发言批判陈再道，骂了一连串“罪魁祸首”、“刽子手”、“帮凶打手”、“败类”之后，突然蹦出来一句“是你个娘卖Ｘ的！”光骂还不过瘾，更冲上去左右开弓煽了他两记耳光。还有一位上将王震，位居国家副主席，仍是满口污言秽语，一身流气，指著总书记胡耀邦的鼻子摔杯破口大骂，动辄扬言要杀他几百、几万人。

我不想在这里花费篇幅去描写中共上层的“生活腐化”、玩女人，那些到处流传、活灵活现的色情故事。毕竟那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只要国家治理得还好，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为政者尽了他们的才力，个人作风、道德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说的“流氓”，不是这种浅层次意义上的流氓，而是政治形态中的流氓文化。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整个会场一片叫骂、怒吼，哪里是中央大员在天下第一名山的胜景中讨论国是，倒像是一帮阿Ｑ在批斗地主老财。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拍桌打椅，不容彭德怀有半点辩解的机会；不料几年以后，他自己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也不容他稍有辩解，手持薄薄一本“国家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了。

人说彭德怀一身硬骨，敢说敢顶，甚至“敢骂皇帝”，但他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彭德怀是元帅，而许世友是上将，低了两级军衔，怎么会怕他呢？原来许深获毛泽东宠爱，称作“厚重少文”，是“我的周勃”。许世友“少文”是真，“厚重”却谈不上。他仗著自己对毛的忠心耿耿，恃宠而骄，以骄献媚，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拼酒，见人就要拼几大瓶，不跟他喝就撒泼骂人。儒雅如周恩来治他，也只能拿出好几瓶茅台来跟他拼酒量，把他醉翻在餐桌底下他才服输。庐山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说一声：“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你(彭德怀)跑”，他当即跳起来要带兵打彭德怀。许世友是典型的农民流氓，在少林寺学的一身好武功，参加革命前就有几条人命。十六岁那年放牛吃了人家的庄稼，人家骂了他，几拳就把人家打死。第二次是在赌场上，又挥棍打死一个赌徒。第三次是在兵营，一个老兵责他内务整理得不好，他又一脚把老兵踢死。当上连长，他专门靠吃“空饷”聚敛钱财，为了钱随便就可以杀几个不愿当兵的人，“简直与土匪的『绑肉票』毫无二致。”(徐开福《许世友的晚年岁月》)直到离开国民革命军投身共产党，临走还把和他素有积怨的连事务长给杀了。许世友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死后政治局开会，听取医疗组长李志绥报告抢救经过，只有许世友一个人闹场，嚷著“主席死得有鬼”，硬说是被人毒杀，还是江青出来解释。

农村土匪战胜了城市流氓

许世友这样的人，都是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将领。可以想见，他们在战场上会是怎样的亡命之徒。流氓的粗鄙流俗、违反常伦、不按牌理出牌、破坏力与造反精神、打破传统社会的秩序等级和地位、一哄而起……种种特性，经过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某种崇高理想的口号相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相较于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显然要松散多了。入党、脱党、退党、开除、恢复党籍，都远不及共产党那样严肃、讲究。抗战期间，还玩出过指令学生“集体入党”的闹剧，引起共产党抗议。为了强化党的战斗力，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尤其是军统，其作用为监党、督军、控制舆论、消灭异己、充当领袖的耳目。特务系统相当于党的“宪兵”，除了最高领袖蒋介石，谁都要怕它三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副总统李宗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右任等人，都受到过特务的暗杀威胁或监控，更不要说其他将领及一般党员了。最著名的大特务戴笠死后，国民党内外对于特务政治的厌恶情绪高涨，一片呼声要求削减其势力。但特务机构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活动能量及作用并未稍减。

特务政治是恐怖专制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制度最为完整，也最为后人诟病，认其是最专制独裁的一个朝代。特务组织之严密、行藏之诡秘、纪律之严格、手段之残忍，与流氓帮会极为相似。戴笠领导的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联手行动。汪精卫接受日本“和议”成立南京政府后，手下的特务机构也极为发达，与重庆方面既抗衡又勾结，气焰不输正牌的军统。汪氏的特务也有青帮的直接参与。与其说汪是效法蒋介石，毋宁说国民党与青帮一类流氓组织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台湾，国民党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彻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个无业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创建的军统中，以同乡、故旧、亲友为亲信，充当要职委以重任，是其发展组织的一大方式。毛人凤、沈醉这些著名特务，都是走这条路子上来的。另一个方式是招降纳叛，尤以共产党的叛徒为主。这是因为共产党视叛党变节分子为第一大敌，绝不宽宥，一经叛变，再无走回头路的可能；而他们对共产党的组织运作较为熟悉，有利于打开缺口，进行策反和破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顾顺章、张国焘都先后成为军统成员。

共产党因组织形式极为严密，使得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进行破坏能量大减。但要说共产党不怕特务破坏那是不可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打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运动，及至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的“镇压反革命”、人人过关“坦白历史”，甚至文革中的“抓叛徒、特务”，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吓伤了的举动。这些举动，与其说是打击了对手，倒不如说主要是自残。以冷酷、恐怖的自残方式以防止对手的侵袭，也是帮会组织经常采用手段。

代价沉重的中国民众

国共之争如果只限定在两党之间，倒也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殃及池鱼。人民得被迫作出选择：你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就算你走出来了，也是最危险的一条路，国民党认为你是共产党(右派)，共产党认为你是国民党(左派)。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要求支持共产党的市民戴上红领巾为标志。共产党专门杀不戴红领巾的，国民党则专门杀戴红领巾的。广州市民无所适从，只能痛苦悲号。实际上，这种“无所适从、痛苦悲号”，贯穿了中国人数十年的政治生活。即使你什么党派都不是，即使你只是小民百姓，仍难逃扣上一顶“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帽子横遭迫害。

共产党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两大曾相互携手合作的流氓势力的决斗中，农村土匪终于战胜了城市流氓，掌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政权。中国是一个流氓性十足的社会，这是国共两党得以先后主宰国家命运数十年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与阿Ｑ的理想模式不谋而合。我不赞成所谓“武力征服”的说法，武力征服了谁？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由衷地欢迎“解放”，这样才有一七○万国民党军队阵前倒戈，才有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

中国人民注定要为这种选择付出代价。共产党把农村式的流氓形态国家化、政府化和大众化，而后有土改、公私合营、合作化、大跃进、大食堂、大锅饭，有一哄而起的造反，有雨后春笋般的红卫兵组织，及雨后春笋般的做生意的公司，有为著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武斗，还有蛮横不讲理的“民主运动”。

南人北人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是对外说的。咱们关起门来，其实老打内仗，俗称“窝里斗”。这毛病是从老祖宗那里一直传下来的。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本是两兄弟，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一直杀到山崩地裂。

炎帝后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好像逃到了南方。那地方植物丰茂，才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他的子孙和部下，也就繁衍成“南蛮”，成了今天的南方人。而黄帝一伙儿占据了中原，以正统自居，发展成今天的北方人。

南人和北人，都是中国人，都是汉族（咱们主要讨论汉族），骨子里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语言就不一样。所谓“南腔北调”，其差异大概跟德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别差不多。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将汉族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民族。事实上，就有人这么分过，元朝时人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他们的“汉人”，是中国北方的汉族，或汉化的外族；“南人”则是前朝南宋的遗民，虽说也是汉族，却又低了一等，属于人下人。

南人为什么这么吃亏？因为打不赢北人。历史上无数次南征北伐，南征胜于北伐要多得多。并非南方经济落后，并非文化差一大截。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的确北方比南方发达，重工业、商业都在北方，南方只种种棉花花生。中国是农业社会，地理、气候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南方因而往往较之北方发达和富庶。如战国时代的楚国，经济实力一度远远领先其他诸强，而有问鼎中原之说。不料反遭强秦欺凌、吞没。三国时孙吴也富甲一方，占尽地利，终不敌晋军长驱直入。南北朝时，南朝比北朝繁荣，结果统一于北周。宋代，南边的宋国经济超过北边的辽，辽超过更北的金，金超过最北的蒙古。结果是金灭辽，继而灭北宋；蒙古灭金，进而灭南宋。整个一个不讲道理。

明末时满人崛起于东北，与南边的大明帝国对峙。南边经济文化之发达，岂是天寒地茫的关外游牧、渔猎经营方式可比。武器也先进，当时有一种领先世界的“红夷大炮”，相当于海湾战争时的爱国者导弹，一炮轰过去，就把那边的开国元首努尔哈赤打死了。但大明帝国最终为满清所征服。国共内战，国民党盘踞着富足的南方，共产党则割据着北方的乡村，南边有飞机、坦克、军舰，却也都挡不住南下的共军。国民党的失着，就在于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在南方，而让他们七冲八闯突了围，长途跋涉到了陕北，渐渐发展成北方的强敌，无可收拾。

也不是从没有反过来过。曹孙刘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蒋介石领导的第二次北伐，都是南方打败北方的著名战例。但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少，而且差不多都只胜于某一次战役，或一场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相对于历史上北人创造的那么多的辉煌战绩，南人值得骄傲的胜利实在太少了。

是不是南方比北方缺乏人材？显然不是。翻翻历史，看看四周，南方的人材也真是太多了，什么才都不缺。俗话说：惟楚有才。而江浙一带，也是状元、才子的著名出产地。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几乎尽出于南方。是不是南人比北人懦弱，经不起打？好像也不是。事实上，南人是很经打的。从最早的炎黄大战起，就从不曾老实认过输。炎帝一脉，都是宁死不屈的勇士。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落首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战斗，总之都是好样儿的。屈原投江，是不愿做亡国奴。每逢外族入侵，总是北方轻轻易易丢失大片土地，再轮到南方来艰苦抵抗，因而南方著名的抗战英雄特别多，岳飞呀，文天祥呀，史可法呀，等等。不象北边，一下一个汉奸石敬瑭，一下一个汉奸张邦昌，一下一个汉奸吴三桂。南边好容易出了个汉奸秦桧，也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据说是北边专门派到南边来搞破坏的。当然后来还出了一个汪精卫，南得不能再南，这个不假。但他只是求和，既没割让领土，又没改易国号，更没有引狼入室。似乎这汉奸也当得比北方人稍有些骨气。

北人打赢南人的重要原因，我想是马。古时候打仗，马是不可或缺的战斗员。所谓“兵强马壮”，“粮草先行”，“天下兵马大元帅”，“马上得天下”，都是这个道理。民谣还说：“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一匹名马，竟可与一代名将相提并论。南方不产马。电影《决裂》里老师上课讲“马尾巴的功能”，遭到南方学生的抗议：我们连马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你老讲它的尾巴作什么？不仅马，连驴都少见。好事者带了一头驴入黔，还引起当地老虎一阵骚动，以为来了怪物。诸葛亮南征孟获，人家找不到马，只好把水牛、大象也赶到战场上去充数，岂能不败？北方产马，也惯于马上作业，所以打来打去，以蒙古骑兵最为厉害，铁蹄蹂躏欧亚大陆。以前没有坦克，骑兵队的作用就象坦克群集团冲锋，步兵怎么挡得住？象俄罗斯这样强悍的民族，拿破仑、希特勒都打不过它，唯独被蒙古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何况咱们还有的是汉奸。

南人因为缺马，就要从北方引进。如果南边和北边是一个国家的时候还好说，南粮北运，北马南调，只是国内资源调济，或者干脆就叫国内贸易。如果不幸分成南北两家，就不好办了，等于是核武器出口，不光国际贸易，还牵涉国家利益与安全。我把好马都给了你，你不

是好来打我吗？所以，不给。你要你到那堆老弱病残中挑去。当然老马也并非一点用也没有，你被人家打败了它可以带你走出荒漠，这叫老马识途。老马为什么识途？它是人家那儿养大的，门路熟。

不论什么原因，北人的赢多输少，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昂视阔步的气势。他们认为这就是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应该自称“汉子”。你经常听人说：“北方汉子”，没听说过“南方汉子”。经常听说关东汉子、山东汉子、西北汉子、河北汉子、天津汉子，没听说过广东汉子、湖南汉子、福建汉子、江苏汉子、上海汉子。上海那地方娇滴滴的，还出什么汉子呢。鲁迅一头扎在上海住那许多年，结果也才住出来“四条汉子”。北人叫汉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北人身材比南人高大。北人为什么高大？据说是吃面吃出来的。南人吃米。这是又一条应该和北人划分为两个民族的重要依据。西方人吃面，因而高大；同属一个种族的印度人吃米，相对就矮一些。南人与日本、东南亚一带吃米的民族相近，而北人则与西方欧美人相近。北人跑到国外，天天吃面包不会觉得有什么腻歪。南人就不行，非弄点米吃吃不可。以前北方供应大米有限，去那边工作的南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吃不惯。南人认为面只能拿来做点心，永远吃不饱。北人则认为吃大米既奢侈，也不顶饿，有“三十里糕，四十里面”之说。北方的糕是米糕，吃了跑三十里就没劲了；吃面才跑得远，要跑四十里才蔫。

主食的不同，造成了整个饮食结构以及吃法的巨大差异。总的来说，北方饮食粗糙，而南方做工精细。你要听到一个北人会做菜，那才奇怪，就跟听到一个南人吃得随随便便一样。南人一吃得随随便便，多半是不想活了。北人相反，只有不想活了，才去好好地吃一餐。八大菜系，南边占了绝大部份，流派纷呈，只给北边剩下京菜、鲁菜两个系，严格说来，还是为了保留北人的粗犷风格才给划出来的，根本不能与川菜、湘菜、粤菜、淮扬菜相匹敌。南人到北方开餐馆，是丰富和弘扬民族的食文化；北人到南方开餐馆，不过是让鲜活玩艺儿吃腻了的乡亲们别忘了家常口味，有点象开忆苦餐。

北人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南人要把肉切得细细的，煨得烂烂的，炒得嫩嫩的，把酒烫得温温的。南人喜欢吃青叶子菜，几天不吃就拉不出屎；北人无所谓光吃肉也能拉屎。北人喜欢吃饺子，这是他们对中国饮食的最大贡献。南人喜欢吃馄饨。饺子用醋蘸蘸就行了，一口一个。馄饨要汤碗、调料齐全，一口只咬半个。南人喜欢吃葱，北人喜欢吃蒜；南人吃泡菜，北人吃咸菜；南人吃辣椒是为了祛湿，北人吃辣椒是为了驱寒。南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人是干辣、酸辣。北人把吃读成“痴”，痴痴地只管吃。南人把吃叫“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夹”，叫“塞”。南人喝茶也叫吃茶。南人吃各种各样的茶，北人只喝花茶就够了，觉得花茶既香且浓，殊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是南人专门放进去骗北人

的。北人不懂欣赏真正的茶中精品，比方龙井、碧螺春，以为太淡，要细抿慢嚼才似乎有那么点味，不适合牛饮。

北人吃得简单，与地域物产有直接关系。北方崇尚简朴，南方追求华美，很大程度上也是地域特点造成的。北方冷而干燥，把毛毯、彩染布挂在墙上，显得温馨暖和。南方则挂不出这种效果，看了会浑身燥热，还老去闻是不是有一股可疑的霉味。北人喜欢毛皮，耐寒。南人不喜欢，灰扑扑的见了就打喷嚏，容易生虫。南人喜欢竹制品，又凉快又经得起沤。北人洗澡叫搓泥，要积出泥一样的肥垢来了才去搓一次。南人洗澡叫冲凉，一冒汗就去冲。南人睡床，北人睡炕。北人来客都往炕上请，客人留宿与主人一大家子济济一炕。南方不兴这样睡觉，睡不踏实。最后南床统一了北炕，至少城市是如此。现在北人来客，也不是动不动就请人家上床。

北方唱戏热闹喧天，有些剧种干脆是“吼”出来的，如秦腔。南方唱戏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剧讲究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历史剧。南剧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剧艺术的代表是京剧，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剧艺术的代表是越剧，特点是女人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唱出一股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居然咿咿呀呀嗲嗲的仿佛是小鸟依人。所谓北人比南人更具男子气，除了吃出来，还有很大一部份程度是唱出来的。北人唱歌是燕赵悲歌，苍凉、悲壮、激越、凝重、悠远，南人唱歌是轻快、玲珑、婉转、亲切、凄恻。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份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调或北调。

乐器也分南北。北人吹唢呐，唢呐是在天上跑的，吹的时候头往上扬，扭脖耸肩，直抒胸臆，造成把曲调送上去的动势。所以唢呐声可以跨过黄河，飞越崇山，黄土地黑土地的，有辐射力穿透力。南人吹箫，箫是游走的，吹的时候要静如处子，低头眯眼，缓吐长音，隐隐约约，如泣如诉，似有似无，余音绕梁而三日不绝，有一种底韵。南人不适合吹唢呐，住得密，一吹难免噪邻聒舍，反显得轻薄、浮躁。北人也不适合吹箫，北人吹箫干脆没声，别人以为你跟他一样是沉默的大多数。北人拉板胡，一来可以就地取材，二来也跟唢呐一样，音色明亮。南人拉二胡，二胡在制材上取南北之所长：南方的蛇皮、竹子，北方的马尾、松香。因而表现力比板胡要丰富，也流行得多，既可以拉《良霄》、《病中吟》、《二泉映月》、《江河水》、《空山鸟语》这样典型的江南名曲，也可以拉一拉《赛马》。

外国人只知中国功夫，多半弄不清这功夫还分北派与南派。南派重拳，北派重腿。这也是地域不同造成的。北方广袤，腿脚施展得开，可以飞腾起来打人，这样比较畅快抒情。南方环境狭窄，小路小径小树林小走道小巷子小里弄的，只好将侧重点放在拳头上，以便近身搏击。南拳北腿谁厉害？这个难说，历史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关键在于你练到什么程度。不过我想，能集南北二派之长的拳家比只通一种门派的武士胜算要大得多。李小龙就是一例，他是美国长大的南人，善用南拳，但腿技亦极佳，拳脚交加，融会贯通，都服了他。泰拳的厉害我们也听到过，其特点也是拳腿并用。泰国那地方大概更挤，到处是庙宇，挨不得碰不得，就把南拳折缩成肘，把北腿折缩成膝。短兵器虽不如长兵器那么张扬、潇洒，却更加凶险、阴狠。南拳可以把你打倒，北腿可以把你踢翻；而要是你突然捂着肚子半天直不起腰来，那肯定是中了人家肘、膝的暗算。

在都没学过武艺的情况下，北人打架应该比南人略占上风，因为个头大。俗话说：“身大力不亏。”不过打架并不完全凭借力量，机灵和勇敢往往更为重要，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力量的弱势，赢得主动。一般而言，南人比北人灵活些，这是环境逼出来的，不灵活就要挨打。相对于南人，北人有点象傻大个。当然，在更高大的人，比方人高马大的老外面前，北人又灵活起来了，没功夫的也多少能比划几招南拳北腿。电影里尽是这种小打大的故事，小个子灵活了一阵，就把大个子打倒了。人类的搭配很奇妙，不然经过若干年下来，世界上就都是恐龙了。

我不想说南人比北人聪明，那听起来有点象种族歧视。北人也有聪明之极与雄才大略之辈。南人只不过人材出得远较北人为多而已。如前所述，上个世纪以来，除了政治家、军事家，还有那么多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学者、大科学家、大实业家、大革命家，出自南人。以作家为例，二十世纪重量级的北人就出了老舍一个，其余都是南人。要不要一一数出来？我看没这个必要，那会弄出一本厚厚的大辞典来。要数就数北人，北人真正是“屈指可数”。

南人别看个子小，却比北人要激烈。北人做惯了亡国奴，对不起，这词儿有点刺耳，然而历史就是这么记载的。汉以后，五胡乱华，主要乱的是北边。唐末五代，安史之乱、藩镇之乱也主要是北边，又有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大开北大门，致使后来外族频频入侵中原，分别建立辽、金各国。北边居民和塞外、关外、（长）城外诸多民族长期相互征伐、臣服，融合血缘与文化，形成新的生存形态，这也是事实。但也就渐渐地看淡了所谓民族气节、爱国情操，反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到头来还是一家。“万里长城今犹在，让他三尺又何妨”，何苦那样寸土不让、寸利必争呢。外族？咱俩谁跟谁呀。说不定俺自己就是一个外族，俺曾祖父是鲜卑人，外婆的姐姐嫁了个吐蕃人，外公是契丹人，姑奶奶被女真人给掳走了，又好像不是给掳的是她自

愿的，后来在那里生了一堆孩子，再往上查查，俺祖先还是个匈奴人呢……

南人就不同，最低程度也要“避秦”，找个桃花园躲起来，远离现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多时候是节节抵抗，打不赢也打，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拱手相让！南宋一朝百五十年，都是在复国主义的仇恨与亡国危机的忧思中度过的。打，还是和？这是区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要是换了北边，早把这国恨家仇抛之九霄云外，与人家一道建立大什么共荣圈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谁还记得你是哪家的王师？行行好拜托了，让俺过几天安生日子，少来惹事，歇着吧您哪，跟真的似的。

南人的反抗，使习惯了北人屈服的入侵者恼羞成怒，遂有血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南京大屠杀。南人流血，北人流浪。“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南人即使屈服也是暂时的，这“暂时”或者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最后总要由南人起来革命，“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南人往往各自为阵，不象北边喜欢搞大一统。这样容易被人各个击破。光是从语言的角度就能看出其差异。北人仅一种方言，即北方方言；南人有几种方言？八大方言都有。就算是同一种方言，如吴越方言，上海话与苏州话就大不一样，杭州话与南京话也相去甚远，宁波话与无锡话更是鸡同鸭讲。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地方，隔几十里或者翻一座山换一种口音也是毫不足怪的。语言的繁复杂陈，虽然表现了文化的多元与丰富，毕竟容易流于琐屑，不能形成大的气象。南京、杭州都是好地方，为什么在那里建都的王朝不是苦命就是短命？“国语”范围狭窄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方方言覆盖地域辽阔，音调也好听。尤其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字正腔圆，就是比各种各样的南语好懂、好听，连骂娘都跟唱歌似的。我自己是南人，平心而论，我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家乡话，以为生硬和粗鄙。也不喜欢吴语，太软。也不可能喜欢闽语，永远不知它咕噜些什么。最不喜欢粤语，我在广东住过五年，至今仍未能将粤语同日语分清楚，只知道它们都使用汉字。粤语的表现力据说很强，不输北京话，这个我相信。但它的发音方式有问题，广东是鼻咽癌的高发病率区，有肿瘤专家认为，这与广东话一些字的发音有关系，长期冲击、刺激某个黏膜部位，容易造成病变。满清王朝被推翻之际，国会投票选国语，而议员以粤籍占多数，本拟选广东话，经孙中山苦口劝说，最后仍定为北京话。

实际上，所谓普通话，又叫国语、官话，是一种人造语言。北京话只是其基础，并没有任何地方的居民操这样的方言。中国语言的统一是分两次完成的，第一次是“同文”，即统一文字；第二次才是“字同音”，即统一语言。前后相距差不多两千年。中国人几乎都懂至少两种语言：一是普通话，一是方言。普通话也有缺憾。比如它只有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加轻声一共五声。这样就省掉了一种“入声”。用普通话读旧体诗词，许多的音律韵味就要大打折扣。“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绝、灭、雪都是入声，普通话却读成阳平、去声、上声，韵律不通，味道索然。有人认为，入声只古汉语才有，现代汉语中已然消失。说这样不负责任话的肯定是个北人。入声并未从现代汉语中消失，南方的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越方言，都大量保留着入声的发音。你要南人去念刚才那首诗，就有一种北人无法领略的语境。

用一种文字和语言统一“汉语”，无疑是北人的功劳。北人的能耐就是这样，南人你去创造，你去发现，你去办特区，你去摸着石头过河，等你摸得象个样子了，咱再来大而化之，来个“江山一笼统”。你说吃辣椒？这没啥稀奇，咱也吃，吃不完一串串挂在窑洞门口、挂在屋檐下，显示红火与热烈。你说睡床？好，咱洗完澡跟你一块儿睡。你说入声？什么入声？咱听不明白，我看就免了吧，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

北人也不是一点东西都不发明，咱们中国的磕头礼，就是北人搞起来的。有什么考据？南方潮湿，到处是泥，古代又没有什么柏油、水泥可以把地面弄干净，自然条件似乎不适于养成下跪的习惯。南方人见了尊长显贵，无非打个拱手，作个揖，唱个大喏便是。而北人就不一样，纳头便拜。北方地面干燥，拜完起身拍拍膝盖上的灰土，又可以清清爽爽站成一个模样。当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把两个哥哥杀了，他父亲李渊既惊且惧又悲伤，李世民就跪下来，伏着吮吸父亲的乳头。这是古鲜卑族的遗风，表示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鲜卑族原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种礼节应是对牛羊驼鹿一类动物幼时跪着接受哺乳的形态的模仿。后来渐渐蔚为风气，带进中原，流传全国。南宋文天祥被元军俘虏，见元朝重臣拒不下跪，其理由是：下跪是你们北方人的礼节，咱们南方没这规矩。

中国历史上风行过好一阵子的妇女裹脚运动，也是北人的创造。南方又湿又热，有什么必要裹脚，如何裹得住，这念头怎么动得起来呢？下雨，或者盛夏，南人都穿木屐，也就是日本人穿的那种，有利于天足的发展。南方多水田、池塘、河汊湖泊，妇女下田劳动，到河塘边洗衣浆衫，只有打赤脚。不象北方，干什么活儿都可以不脱鞋，适合裹脚方式的推广、流行。裹起来能御寒，也不至于沤出一股教人掩鼻的无名之臭。北人于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地理优势，把女人的脚裹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南人和北人，怎么不比较一下性格？当然是可以比一比的。其实上面说他们的各项，就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还要用专门形容性格的词儿去形容吗，那反倒有些作难。比如，说北人豪爽，你没见过南人豪爽起来也是很可怕的。而且北人也有不豪爽的，《水浒传》里打虎将李忠就是一个，要他拿些银钱出来周济人家，他好不情愿，掏半天掏出一粒小的，这算什么豪爽？又如白衣秀士王伦，都做成山大王了，还那样小鼻子小眼的，容不得人，反被林冲给杀了。就是这林冲，也不是个豪爽的人，人家把他的老婆都调戏过两回了，气儿都不敢吭一声，还不如一群泼皮手脚痛快，才帮他把人家衙内给阉掉。又比如，说南人性子急，北人就不性急吗？燕人张飞如何？只见他一天到晚急得要死，最后终于死在急上。

还有个最不好界定的是，南人北人怎样划分。地理学家通常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要是真能这样一刀切，咱们的讨论也就完了。可惜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军队守黄河大铁桥，桥北边的士兵发棉大衣，桥南边的士兵只发棉袄，可见军队后勤部门是按黄河而不是淮河来划分南北的。国共内战，连吃几大败仗的国民党希望能划江而治，也就是以长江为界，重演南北朝的故事。而咱们平时说的江南、江南，也指的长江以南。如此一来，武汉喏大一个城市便要分为两半，汉口、汉阳的居民算北人，武昌的居民算南人。象什么话？其实，南北是相对的，渐变的，亦此亦彼的。以广东人为例，他们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做“北佬”。于是我这个南人，就当过五年的北佬。别说武汉，整个湖北都应该算是南方。连河南都有南方之嫌。五十年代的大区行政建制，河南省属于南方局，后改为中南局。河南是中原大省，地理位置居中，兼有南北的特点，因而也最没有特点。历史上，它有一块是楚国的领土，有一块属于韩、魏的地盘，那是战国时代。后来分分合合，一下这边一下那边，也没个准。总的说来，以北边居多。从生活习俗上，我们把河南人算作北人，大抵是不会错的。

以河南为中心，上古时代即以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四方各族。是否有鄙夷、小觑之意且不论，反正那时还没汉族呢，更谈不上大汉族主义了。汉族的形成、演变，实际上也少不了这些夷羌蛮狄的加入。前面说过，北边汉奸多，汉奸的一个好处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族际间的融会贯通工作，抹杀民族的文化特点，使大伙儿彼此彼此，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头睡觉，一种语言说话。南边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彼此之间不易沟通；对于更南的蛮夷民族，他们又成了强者，因而只需要采用怀柔政策即可安抚，用不着仿效“胡服骑射”的故事。诸葛亮北伐打不赢，南征可是有一手，七擒孟获，跟玩儿似的。这样，南人也就没有能够博采众家之长，而形成长久多元、各派纷呈的局面。自清以降，中国称“五族”共处，即汉满蒙藏回。实际上中国远不止五族，大约有五十多个民族，“五族”只是统称而已。其中，藏人虽地处西南，历史上却与北人建立的唐、元、清诸朝，也就是鲜卑人后裔、蒙古人、满人政权，来往甚密，关系不清不楚，而与宋、明等南方或偏南方政权十分冷淡，没什么来往。藏族属于高原游牧民族，文化关联更亲近北方，实应划为大北方的范畴。这样，除了汉族，代表中国的“五族”几乎都是北方民族。而汉族又可分为南北两族，以北人代表“正汉”。其实，五十几个民族，大部份分布在南方，却被“五族”忽略不计。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划分，北人属于蒙古人种，南人则多为马来亚种。马来亚种也是蒙古种的一个分支，所以叫“亚种”。近世有人指人种学为伪科学，也许是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混血人的种族归属，其次也容易掉进种族歧视的深渊。但其根据人类各个族群的生理特征及血缘关系，作一个大致的分类，也还不失于一种科学的方法。我在广东生活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分别来自东北、西安、河南的朋友和我一起议论广东人怎样“排外”，排斥我们“北佬”。他们越说越气愤，脱下鞋袜，检查各自的脚趾头，最小的脚趾旁边都长了个什么东西，而广东人是不长的。“你脱，你脱，”他们叫我，“你肯定也长了。”我迟迟疑疑地脱下一瞧，没长！那一瞬间我大为尴尬，仿佛我成了越南人、印尼人、马来西亚人、爪哇人。做一个越南人、爪哇人固然也风情万种，但我本来是中国人，就因为脚上长不出第六根趾头，便要判属异乡，这叫什么道理？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口流通加剧，南人北住，北人南迁，虽有“橘逾淮而北为枳”之谓，毕竟将南北双方的距离缩得越来越小。南北通婚也成常事，血缘融合的结果，使得人种学的界线愈见模糊不清。别说脚上多长个把趾头，就算长的全是手指，也不能说明北佬就比南佬好，或者南佬比北佬好。顶多人家说你像猴子，有返祖现象。本来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叫有福，是大贵之相。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像我我像你，贵人大概也会越来越多了。

远嫁异邦的公主们

说起唐代对西域与北方的经略，不能避而不谈和亲外交。和亲，意即各国王室之间的政治联姻。在人类历史上，王室之间的通婚，本十分自然。不光是门当户对，还为了王国与王国结成亲家，增进相互间的信任与感情，形成利益、名分攸关的军事联盟。欧洲各国的例子最多，也最为典型，成为定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亦有此传统。但这种政治联姻并非绝对可靠，有时更适得其反。如鲁桓公娶了齐襄公的妹妹文姜，不但未能联手互利，反而祸起萧墙，竟致送命。欧洲历史上也不乏亲家之间因王位继承反目为仇，甚至引起战争的先例。毕竟两国关系

要靠男女关系来维系，总有些悬乎。秦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变化太大，与欧洲后来的情况迥异。一是皇帝自认不与周边四夷的国王，包括单于（匈奴）、昆弥（乌孙）、可汗（突厥）、赞普（吐蕃）地位平等；二是帝王妃嫔众多，乃至数不胜数，不像欧洲国家基本上是一王一后制，在西语中，"后"与"女王"是一个词，亦足见其地位和影响。中国皇帝纳外藩、异族公主为妃，政治意义大为逊于先秦时代和欧洲的王室间通婚。

汉朝首创和亲外交，著名的有"昭君出塞"。但汉代"和亲"一词，原意并不指宫廷皇室之间的政治婚姻，而是说两国和睦亲善。王室间的娶嫁，也都不提"和亲"。如昭君出塞嫁呼韩邪单于，当时也只说是"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所以汉匈两国经常"和亲"，"求和亲"、"约和亲"与"不许和亲"，大都不牵扯王室的婚嫁，并不是"求婚"、"约婚"和"不许以婚"的同义。和亲是和亲，通婚是通婚，完全两码事。至于通婚所实际起到的和亲作用，也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直至唐代，"和亲"才用作并专指对外国王室的通婚。现在通常把历代的这种政治联姻，都说成和亲，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要先弄清楚，以前并不这么说。

昭君王嫱只是汉元帝的宫女，不是公主，更不是皇帝的女儿，与汉室无血缘关系。元帝不过将自己多得平时都见不着面的女人，转送一个给匈奴呼韩邪单于而已，与越王勾践送西施给吴王夫差相比，基本不脱"量中华之美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路数。而王昭君也因此与西施、貂婵、杨贵妃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除了杨贵妃，其余三个故事的背景都是送美女给对手，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说的好听是施美人计，不好听是性贿赂。有人以为，昭君自愿出塞和亲以前，元帝并不知道她是绝色美女，等见了面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本意并不是以美色和亲。这讲不过去。皇家宫女即使并非绝色，也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挑选，起码是妙龄佳丽。元帝的本意就是送美人，只不过没料到她是绝美，属于自己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人家自愿要走成了"别人的老婆"才感觉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