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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是不是还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没想好，不过他的行径与汉奸倒也不差上下。还有菲律宾的女总统柯拉蓉，她可是有汉人血统的，曾跑到中国的福建祭祖寻根。祖也祭过了，根也寻到了，可就是不见她把南沙群岛划给中国。这难道是对祖宗的态度吗？

伪军当然都是汉奸。还有一些身分不明的部队，如胡传魁的“忠义救国军”。他们是姓蒋还是姓汪？管他呢，这事儿阿庆嫂知道。抗战胜利后，伪军大多接受改编，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他们本来就是国军。当然不包括满洲国的伪军，那是日本人建立的。四十万人，国军不要，共军要了，林彪一口吃成了一个大胖子。林彪部队为什么叫“四野”？因为至少有四十万汉奸，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

还有先改编为国军，后改编为共军的伪军。如吴化文，原为国军第三路军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汪伪时官拜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抗战胜利后所部伪军改编为国军第九六军，吴任军长，旋即阵前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军，吴还任军长。三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成为解放南京的一支重旅。一九五○年番号撤销，编入华东海军。

伪军是汉奸，直接当皇军的中国人更是汉奸了。比方翻译官，都这样说话的：“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太君的说了，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这什么腔？汉奸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名气最大的翻译官，是作家郁达夫。他任职于印尼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成天“良心大大的坏”。五十年代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又不是地下党派进去当宪兵，是自愿的，怎么成了烈士？

而被地下党派进去的另一个作家周作人，倒是做稳了汉奸。他没当宪兵，当的文化官员，在伪政权里搞教育工作，大致相当于华北地区教育局长。为此坐了十几年牢，从国民党时代坐到共产党时代。国民党定他为汉奸，因为他哥是鲁迅；共产党认他是汉奸，因为他和鲁迅吵翻了；咱们说他是汉奸，因为鲁迅也是个汉奸。

鲁迅最好的朋友，是内山完造，这是个日本文化特务。鲁迅受其影响最深的老师，是日本的“藤野先生”，他写骂中国人的文章写乏了想偷偷懒，这家伙就黑黑瘦瘦地出现了。近年已有一位很出名的海外学者指出，鲁迅谁都敢骂，唯独不骂日本人。连电影里放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他也只责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麻木，冷漠。在他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是阿Ｑ；中国的历史只写著两个字：吃人；中国人像鸭子，被许多无形的手向上提著当看客。日本人呢？什么都比中国人好：“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和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抗日将士，应该最无汉奸嫌疑。但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里面就有汉奸。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羁留在租界三年半以后，被手下四个叛兵所杀。这四个汉奸，居然也都是壮士之一，而且能干掉日本人都干不掉的谢晋元，想想真教人冒冷汗。

而后来成了著名抗日英雄、战死疆场的张自忠，也一度被国人骂为汉奸。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北平市长，张自忠仍留在城内与日军交涉，接受日军指令解除保安队武装。南京、上海舆论界大加抨击，责其不抵抗丢失数百年的古都，标语口号贴上了街，张成了皆曰可杀的民族败类。张逃出北平，即以戴罪之身赴南京投案。

张自忠的上司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多次对日委曲求全，丧权辱国，自然也脱不了干系。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原拟口号中便有“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此次运动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策划组织的，当时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将这一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而学生仍遭镇压。宋哲元委屈在前，抗日在后，尤其手下出了个张自忠，这才把戴了多时的汉奸帽子给摘掉。

军人守土有责，不抵抗即丢失领土，当然要比“敌未退即言和”的罪大。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长韩复渠，不战而退丢失山东，在武汉被蒋介石枪毙。如果韩复渠是汉奸，张学良应更是汉奸。他拱手丢失的东北，比山东可是大得多了。不过他手里捏著蒋介石的密令，跟蒋又有金兰之交，所以没被枪毙。还有机会发动西安事变，以证明自己身为汉卿，不是汉奸。但无论如何，东三省是他给丢掉的。

同情汉奸，也得以汉奸罪论。你不是汉奸，干嘛予以同情？古代有一种罪，叫“腹诽”，也就是肚子里骂人，轻则丢官，重则是要杀头的。同情汉奸比“腹诽”可是严重多了，至少是“腹奸”。抗日名将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营主任，见到特务大肆肃奸，非常不满。许多伪教授失业，衣食无著，李宗仁不但不窃心欢喜，斥其丧失节操罪有应得，反而生出同情，赠以路费安排他们去他的广西老家当教授。

爱上并嫁给汉奸，当然也是汉奸。这叫狼狈为奸。如女作家张爱玲，居然对汪伪名单上一度排第四位的文化汉奸胡兰成，产生“倾城之恋”。遍观当时的中国，爱国作家、抗战诗人、节操教授、热血青年比比皆是，你不去爱，偏偏爱上胡兰成。两个人在膏药旗下情浓意浓，酸死了。日本鬼子占了上海，爱国作家们都不写小说了，她偏偏写起了小说来，以表现日占区的“文化繁荣”。

跟汉奸结婚，又比不上直接跟日本人结婚，这叫“敌未退即通婚”。郭沫若就是一个，他娶日本老婆安娜(佐藤富子)。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抛妻别子回国参加抗日。抗日就不用说了，问题是“抛妻别子”。你把三个十几岁的儿子抛给了谁？抛给了正需要男丁侵略别国的日本！汉奸的罪行之一便是资敌，郭倒好，知道敌人国小民寡，一下送给它三个人。

如果跟日本人结婚，又不回国抗日，那就更是汉奸了。吴清源十四岁时，即一九二八年和母亲、大哥一道去日本研习围棋。当时中日关系恶化，张作霖刚刚被关东军炸死，他却接受日本财政界大老资助。一九三六年，日本已侵占大片中国领土，他却不顾在日华侨的一致反对，加入日本国籍。一九四一年，他与日本棋士们结成“棋道报国会”参加劳军。一九四二年，应汪伪南京政府顾问青木一男邀请，到中国慰问侵华日军。一到上海，就有咱们的爱国人士在饭店贴上“杀死夷化汉奸吴清源”的标语。他不以为耻，反而趁机从上海带了一整箱的布料回到物资供应紧张的日本，以为乐事。接著又娶了个日本太太，这下才算是彻底“夷化”了。

吴清源当日本人，好歹还有过大战日本棋手、横扫东瀛棋坛十五年无人能敌的战绩。虽是汉奸，却扬我国威；虽扬国威，仍做了汉奸。另一个汉奸何智丽，连前辈汉奸的这点精神都没有，竟然扬言：“打败中国运动员真好！”好像她嫁到日本，就是专门替日本人来揍中国人的。她忘了是谁把她培养成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连中国姓都给改成日本的了，叫小川智丽。人家吴清源都没改姓，而且是娶日本太太；她倒好，嫁日本男人。多恶心呐，还嫌鬼子当年，强奸咱们中国的妇女不够吗？

满清第十代肃亲王的第十四格格金璧辉，生于一九○六年，六岁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改名川岛芳子，一九四七年被秘密押到南京审判。我们看看检察官对她的指控，那才有意思呢：“被告既为皇室遗族，自然有恢复爱新觉罗帝国之企图。被告自幼受日本之侵略教育，实已具备背叛国家之可能性。伊年已三十多岁，迟迟不肯结婚，又与日本皇室有密切关系，由是观之，已经具备作间谍之完美条件。你不是汉奸间谍，谁是汉奸间谍？”

一个人只要“具备作间谍之完美条件”，就一定是汉奸。完美条件共四条：一，皇室遗族；二，自幼受日本教育；三，三十多岁不结婚；四，与日本皇室有密切关系。推广一下，“皇室遗族”其实是前朝遗族，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应包括民国政府的遗族；不光受日本教育，受其他国家的教育也算，如自幼到美国读书的小留学生；不光与日本皇室关系密切，与其他国家的皇室、政府、上层关系密切也算。“由是观之”，文革抓汉奸、特务和间谍，真还一个都没有抓错。

眼下也不知抽什么疯，那么多的中国人跑到日本去“留学”。有些为了好混下去，早改了日本名字，什么佐藤、田中、村木、小野，有没有叫鸠山、龟田的？有没有人叫“东条卫东”，“冈村建国”，或“山本抗美”？那可真是汉奸到家了。还有些当了卖笑女郎，据说人数不少，挣了钱回中国买个公寓住著，从此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们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山本抗美”去嫖日本女人，不料洗澡的时候听到隔壁“良子小姐”偷空用上海话打了一个私人电话。原来彼此都是汉奸，刚才不过在国外做了一笔国内贸易。

到美国留学的更多，改名字的也更多。什么杰妮、大卫、凯文、安迪、查理、凯瑟林，……为了好混下去，中国名字都不要了，当汉奸了。人家“良子小姐”挣足了钱，还知道回去做一个体面的中国人；约翰．刘和查理．王却死心塌地待著不回去，千方百计找了工作，拿了绿卡，买了房子，满嘴都是英格利事了。更有嫁给老美的，还好意思写书恭维白种屁股如何的好。白屁股既然如此美满，你一个黄屁股去凑什么热闹？

除了东洋汉奸、西洋汉奸，还有南洋汉奸，就是到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定居的中国人。史书上记载最早的汉奸群，便是南洋汉奸群。他们放著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偏要去做化外之民，也就是蛮人。这和今日香港回归，许多人还恋著继续做亡国奴如出一辙。不想要中国护照，想拿英国护照；拿不到就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加拿大买房子、换身份，反正死活不做中国人。当年荷兰人在印尼，杀中国人杀多了，挺不好意思地向大清政府道歉，说是下次不这么杀了；清政府却轻松一笑，鼓励他们还要多杀。因为逃离本土，定居番邦，便是不服本朝管辖，不服本朝便是叛国，叛国便是汉奸。外番帮咱们杀汉奸，何乐而不为？

现在考古学已经证明，可能有更早的汉奸群，如日本人，是春秋至西汉时从中国江苏一带移民过去的。或者不妨这样说，日本人就是汉奸的后裔。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凡华侨都有汉奸嫌疑，包括爱国华侨。“爱国华侨”本是个可笑的词。你爱国，怎么去当华侨；既当华侨，复有何颜面奢谈爱国？华侨可以爱国，那日本人也就可以“爱国”(中国)了，跟咱们“提携亲善”了，“同文同种”了，“共存共荣”了。又比方爱国华侨陈嘉庚，—哟，连他都要成……汉奸啦？咱不说了，这事儿你看著办吧。

我们也许应该想一个轻松点的问题：二十世纪谁不是汉奸？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于河溪屯子

假如阿Ｑ还活着

　Ａ.

阿Ｑ糊里糊涂被人从土谷祠里捉去枪毙了，使我们这些当惯了看客的中国人老大不舒服。总觉得以他的名气，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不该这么英年早逝。近翻鲁迅全集，见《〈阿Ｑ正传〉的成因》一文，知作者原不堪编辑催稿之苦，才故意让阿Ｑ“渐渐向死路上走”。“我那时虽然并不忙，”豫才先生抱怨说，“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可见文人草菅人命起来，理由是不需很充分的。

假如当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高一些，有地方好好静坐想一下，或许鲁迅会抽身走一趟未庄，通知阿Ｑ连夜逃脱赵秀才的构陷。那时户籍制度不严，不象如今公安国安人员遍布，南下北上装都不用化。稍稍潜伏十天半个月的再回去转悠，乃至跑到县里举人老爷的家门口闲逛，人家也一定早忘了他的犯科行径，不当回事了。运气好遇上别的什么嫌犯绑赴法场顶罪问斩，如名声差得甚远的小Ｄ、王胡之辈，他还能同吴妈一样，挤在人群中张开嘴巴看。再去酒肆茶楼的柜台旁，跟人手舞足蹈地比划一向：“好快刀”。

Ｂ.

不几年北伐开始，阿Ｑ强烈的革命诉求，也就有了付诸实现的机会。白盔白甲虽穿不上，真刀真枪却少不了。要是用他那浙江口音，跟北伐军蒋总司令认上同乡乃至本家，兴许真能晋个一官半职，回未庄向乡亲们炫耀。不过假洋鬼子与赵秀才可是早化了四块洋钱，在大襟上挂过银桃子了，没他俩的绍介，革命党也还是有些难投的。倒不如跟湖南一样自行组织农会，打一捆梭标板刀，去赵钱二家先分了浮财再说。这也与他心目中的革命较为接近——“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等等。

接着“清党”、“清乡”，共产党在邻省江西闹暴动。到这步田地，阿Ｑ无疑是只得去“投一投”了。假如他不死，——这本是咱们立论的前提，——历经井冈山、长征、延安……下来，如今的官位应不下前一阵子死于任上的□□□□□□□。他两个都不善识文断字，都习惯出口“妈妈的”，都主张动不动便将对手“嚓”地杀头，就是说都很有革命的坚定性。若论起开荒垦地、搞大生产一类的活儿来，□□只怕远不是他的对手。阿Ｑ住土谷祠的时候，“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样样是好把式。一个老头曾颂扬说：“阿Ｑ真能做！”唯一的遗憾是批阅文件的圈儿画得不圆。不过不打紧：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Ｃ.

如果那天晚上得到捉他的通报，竟至远走他乡呢？“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没有死守一地的道理。当初他只是想和吴妈睡觉闹出风波，到处找不到工打，便改向城里发展，果然混一个“满把是铜的和银的”回来。知道自己被告成死罪，还不赶紧溜之大吉？因为“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而赵姓原籍“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应是“陇西天水人也”。所以他极有可能和必要借此机会回西部老家“黄土高坡”去寻根，以证实“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西部却不及江南小镇妩媚富庶。阿Ｑ到了彼地（我们且设它叫“未寨”），又难免与人夸耀起未庄打工时的“先前阔”来。加之他“真能做”、“见识高”，又有“精神胜利法”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领些人改造一片“狼窝掌”想必没问题。就这样也能去京城做成大官，如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再蒙出一句“农业学未寨”的语录，别说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一群鸟男女”吓成一摊，连江青一类的朝廷显贵也得趋之若鹜。鲁迅做传时遇着的第一个难题——“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便也迎刃而解：当然是“阿贵”呐！

Ｄ.

当然他也可以既不去江西，也不去陇西，只捱过一段日子再返未庄，如前所推论的，风声一过，顶多被地保敲去几百文酒钱即相安无事。他依旧替人打短工，凭力气吃饭，余钱赌个精光，在街口遭人嘲弄欺侮，挨几扇耳光，仍歇在土谷祠里，并且仍孑然一身。如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一九四九年得解放”。共产党来了，他又有机会抖起来：作为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阿Ｑ一举当选为贫协主席。

“老Ｑ，”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我手持钢鞭……”阿Ｑ打算昂首而过。

“Ｑ老。”

“得，锵，锵令锵，锵！……”

“Ｑ主席！”秀才软声一喊。

阿Ｑ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阿……Ｑ哥，像我们这样的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共产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Ｑ说着自去了。

于是工作组及阿Ｑ带人到了赵家及钱家，“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这可比偷偷摸摸跟着到举人老爷家打劫痛快多了。赵太爷吃斗不过吊了颈；赵秀才连同老婆、孩子被监督劳动改造；地保到县里大牢服了五年刑；假洋鬼子算他走运逃到国外去了，——不然一定打成汉奸、特务。

Ｅ.

吴妈也肯跟阿Ｑ困觉了。岂止肯，简直还求之不得。要不要她？要她还是要邹七嫂的女儿？其实吴妈还是不错的，只“可惜脚太大”。如今一解放，脚大正说明站得稳阶级立场。便是赵司晨的妹子，虽然“真丑”，日后从城里念完高中回来，亦不妨考虑考虑如何对她进行“再教育”。

最早勾起阿Ｑ关于“女……”的遐想的小尼姑，文革中由他作主嫁给了小Ｄ——或者就是王胡罢。本来他可以自己要的，然而“和尚动得”的，又“一定想引诱野男人”，还用带哭的声音骂过“断子绝孙的阿Ｑ！”不能便宜了她。老尼姑自然也要嫁给管祠的老头。不然静修庵当成四旧砸了之后，她又住到哪里去？

说到文革，阿Ｑ“思想也迸跳起来了”：“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皮带扎腰的红卫兵，都拿着语录，传单，绳索，封条，浆糊桶，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他不再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早改为“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外观上也略有变化，如头上那顶从地保手里赎回的旧毡帽，即换成旧军帽，很有些时代气息了。只是军帽下面的癞疤依旧，于是仍然不许说“赖”，不许说“光”，说“亮”，说“灯”，说“烛”，说“太阳”……等等。

Ｆ.

象以往一样，最先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带进未庄的又是阿Ｑ。

“嚯，阿Ｑ，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深圳去了！”

只见他上下一套西装，虽说皱巴，毕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万宝路”洋烟来，立刻使人们对他有了新敬畏。接着纷纷传说，邹七嫂的女儿抢先在他那儿买了一条牛仔裤，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二十块。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司晨的母亲，待考，——也买了一块孩子戴的电子表。于是街头巷尾总有人追上叫住他问：

“阿Ｑ，你还有牛仔裤么？没有？收录机也要的，有罢？”

只几趟的工夫，土谷祠就变了大模样：门口停一辆雅马哈，门内供着东芝冰箱乐声彩电；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早拆了，摆上软呼呼的欧化席梦思。

变化最大的要属静修庵，里里外外修缮一新，并请来绍兴城里最有名的工匠（现称民间艺术家）重塑金身佛像。鲁迅一个最近的本家，叫周什么的老先生，还指甲长长地为庵子题了匾额。这一切开销，不用说都归阿Ｑ独家赞助。不过条件是，从此静修庵所有门票收入得由阿Ｑ与重皈佛门的老尼姑两人分成。小尼姑则涂了口红，蹬一双高跟鞋，在港台流行歌带的节奏中扭着腰肢，领游客参观“阿Ｑ翻过的墙”、“阿Ｑ偷萝卜地”、“阿Ｑ躲狗的树”、“阿Ｑ砸过的门”及“阿Ｑ捏小尼姑脸蛋处”等文化旧址。

Ｇ.

料想不到的事仍时有发生。比方赵白眼，不仅解除了管教，还以“中国最末一位秀才”的名份当上省政协常委。人前人后，讲话亦带些官腔了，三两句便要说起辛亥年间他跟阿Ｑ一起革命的故事，并埋首著述回忆录。而假洋鬼子，也从海外回国考察投资环境，同“未庄实业发展总公司”的董事长阿Ｑ钻进星级酒店洽谈生意。手中捏的那根哭丧棒，早换成一只意大利真皮公文包，打开尽是与省长、书记、港督握手的照片：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鹏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

“OK！”阿Ｑ仰脖子干了一盅人头马，竟用洋文接过话来。

这回轮到假洋鬼子一楞。才知道一向对崇洋十分蔑视的阿Ｑ，近几年也越学越洋派，时常为鲁迅替自己取的洋名洋洋自得，在全国都可说是领潮流之先。有一阵子印名片连“阿”也不要，干脆印成“ＲＱ”，更是味道十足。但赵秀才以为，那样未免太全盘西化，还是“阿”一下子具有中国特色。

同样名字带洋味儿的小Ｄ，步阿Ｑ后尘跑过几回沿海特区，犹不过瘾，弄一笔钱去日本进了语言学校。鲁迅预言他“大起来和阿Ｑ一样”，不意倒是有些和假洋鬼子一样了。

Ｈ.

也许阿Ｑ并不象我们愿望的那么发达和先进。他仍是穷，挤在百万盲流中的到处找工打，蹲在拥塞的车站过道里脱下破夹袄捉虱子；饿得想不通时，仍不免做些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的营生；他仍然跟王胡或小Ｄ打架（只是没辫子可揪了），仍然隔了一层裤捏女人的大腿，仍然醉醺醺把钱输个精光……

阿Ｑ是不甘寂寞的，街上示威游行时他会跟着乐不可支，见到烧车抢店一边心里“抨抨跳”一边抱怨“怎么不叫我”，事后却又痛恨：“——好，你民主！民主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去杀头，——嚓！”结果是他自己被抓去绑赴刑场。

然而阿Ｑ一定还活着。因为世界忽然间变得丰富了，不断地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干。他可以当官，也可以做打工仔；可以当作家教授，也可以干个体户；可以小本经营，也可以大笔买卖；可以留在未庄，也可以去繁华都市，甚至偷渡到海外的唐人街；可以高唱“我一无所有”，也可以大骂一声“他妈的纽约！”

作为看客，中国人总是有幸大饱眼福的。

废话的力量

除了哑巴，人都要说话。要表达意愿，交流思想，讲道理，聊闲天，要陈述科学定理，要呀呀学语，背书念咒，要谈情说爱，造谣传谣，吹牛拍马，吟哦唱诵，自言自语。一张嘴巴两片皮，每天都忙得很。然而绝大多数说的是废话。　譬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是一句典型的废话。这还用说吗？过去的当然只能让它过去，能揪住不放就不能叫“过去的”了。又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那叫做生意，虽然革命到头来终不免一窝蜂都去做生意。再如，“民主比专制好”。民主不比专制好，干嘛专制者都说自己一贯最主张民主？　只要留神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废话是如此多地充斥着我们的口语文章，简直到了无处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用录音机随便录一天再放出来听听，日常生活中，街头邂逅的搭讪，亲戚熟人的寒喧，朋友同事的闲侃，温存的细语，如雷的咆哮，虚假的客套，口角，互嘲，对骂……有几句不是多余的、无趣的、断续的、敷衍应酬的、言不由衷的、支离破碎的、前言不搭后语的、问东说西的、莫名其妙的、没话找话的、反反复复罗里巴嗦的、不堪入耳的、可说可不说的、说了等于没说的……话？　开会时说的话，要算比较正经了。可正经话往往是最无聊的废话，意思全面，观点正确，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中国外国，大会小会，绝少有例外。世上除了议员谁会喜欢开会？议员的职责，就是借开会之机，堂而皇之地大量生产废话。得票最多的议员，一定是会说废话的行家。选民好容易把他们选出来，一是方便集中处理语言的废料，二是考验当权政客们处理这些废料的能力。谢天谢地，政客在制造和对付废话方面，大多经验丰富堪称高手。他们即使卸任，也仍要唠叨叨个没完，雇人或亲手整理成自传、回忆录什么的出版赚钱。　革命家的宣传口号，是最具废话特征的。动辄“什么什么万岁”，其实“什么什么”一般超不过一百岁。即算是“万寿无疆”的毛泽东，也只活了八十三岁。“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事实上无产者除了锁链什么也得不到。不是被锁链锁住，就是拿锁链去锁别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没想到反而是社会主义成了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　文学作品的情况按说要好一些。把枯燥的话题说得动听，把拖沓平淡的故事说得曲折感人，本是作家的吃饭本领。不过这就给培植废话以绝好的温床。你要写得真实，必然要录用大量日常的废话；如果你为了精彩故弄聪明谑头，又会失去真诚变成废话。真实的废话和失真的废话，是任何作家都面临的二难境地。那些不觉得这有何难，下笔千言如有神的作家，只是善于宽容自己的满嘴废话罢了，并非真格儿创造力超人。　世界名著也不能免俗，不信可以从书架上任抽一本打开试试，一定废话成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写过好几本大部头巨著，为人们热诵的就这一句，而这一句也未尝不是废话。更别提他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滔滔宏论了，简直可跟国会中的冗长演说媲美。连最佩服他的海明威也认为，要将它们一笔删掉才觉得干净痛快。曹雪芹写《红楼梦》，开篇有诗一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是很有自知知明的大师，敢于承认自己写的“满纸荒唐言”，亦即满纸废话。　都说诗是文学的精华。诗人千古绝唱，为世人反复吟诵。但人们也都知道，那是非正常状态，即灵感袭来时的产物，当不得真的。所以人们也只在非正常状态，如恋爱呀，感怀呀，激动呀，卖弄才情呀，附庸风雅呀，发神经呀等等，才吟诗；要不干脆让小孩子去背，咿咿呀呀“大漠孤烟直，莫道君行早，床前明月光，花落知多少。”以显得聪明可爱。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曾讽刺那些“用舌头攻占城池的英雄”，说明他早已看到诗人的职业毛病，幽人一默也幽己一默。诗和舌头都同样不能攻占城池，不能炼钢，不能生产大米小麦，不能把经济“搞上去”。大跃进时代，中国大陆出了几亿个郭沫若，诗人的名誉败坏殆尽，至今闻闻还有许多味儿没洗干净。　科学论文应该最有价值、最为精练，少有废话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一般地，只有物理学家才会去读物理论文，化学家才读化学论文、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也大都差不多。只有他们才读得懂本行的名词术语，定律公式，才真正了解其中的价值及贡献。对旁人来说，则纯粹是天书，字字句句形同废话。“形同”还不等于“就是”，于是得算算，成千上万的科学产品，究竟有多少为人类所用呢？有人做过统计，一名成熟的化学家，仅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便哪一年世界上发表的化学论文通读一遍，要花六十年时间。六十年的衰变！将使多少有用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变得陈腐、浅陋、毫无价值，变成霉味扑鼻的垃圾！　数学公式是科学的诗，精美而简洁。但整个数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几句废话之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不能证明的公理，所以是废话。非殴几何认为，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那么“直线最短”就不再是公理，所以更是废话。再看看数学家怎样定义一个圆——“到一定点的距离等于定直线的动点的轨迹”。——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说得象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我们能相信么？照这样定义，那大饼不是圆的，车轮子不是圆的，苹果、灯泡、地球也都不是圆的了。谁都不圆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许多人看破红尘去念经，以为那里面不大有废话，句句精到，一句顶一万句。其实顶一万句的，细细一数只有“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念熟了，那万千的佛经再用不着去翻，因而都成了一堆废纸废语。不过这一句念少了不灵，念多了不新鲜。世界上任何人说的任何话，再动听再美妙再警策，说第二遍就不那么动听美妙和警策了，三遍四遍更觉得累赘，何况翻来复去地念叨呢？心中有佛的人，不念佛也是佛；没佛的念至海枯石烂，也无佛无缘。释加牟尼自己就绝不会成天去唠叨这句废话。其他的菩萨罗汉们，想必也都不念。　《圣经》说：“爱你的敌人。”对于视仇恨为传家宝的人类而言，这句话石破天惊。从耶稣诞生在马槽里算起，差不多过去了两千年，年年讲月月讲，人们还是没法爱上自己的敌人。天主教徒何曾爱上过伊斯兰，就跟一祖相传的基督徒之间，也都要互相指摘，恨得牙痒痒的。莫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从来“冤家易结不易解”。罗密欧见了仇家的女儿朱丽叶，曾试图爱上一阵子，结果小俩口死得不明不白。他俩要是继承父仇地恨下去，说不定寿比南山。　古今的哲人，曾力图不讲废话，或少讲废话。他们作沉思状，作深刻状，作睿智状，用格言和警句慢条斯理地劝喻世人，希望他们回头是岸。而世人偏不回头，全当耳旁风。少年还有可能有所喜爱，红笔划上道道，工工整整抄在精装的笔记本上，以为人生的座右铭。到年事渐长，竟发现这些格言警句不完全对，甚至完全不对。先哲们互相矛盾，言不由衷，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对人是一套，对己是另一套，表面上一套，暗地里又一套。照这些格言去做人，保准又累赘又傻一事无成吃亏上当，遭人白眼与嘲讽。“人非圣贤”，既然不是圣贤，何必按他的标准苛求自己呢。　幸好人类对废话的承受力，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明知格言没用，却仍要用格言灌输给比自己年轻的一代，让他们去划、去抄、去背，去照着做人。明知人非圣贤，自己成不了也无意成为圣贤，却仍要讲圣贤的话，使自己看起来道貌岸然，获得优越感。人们以高于圣贤的标准去要求普通人，以低于普通人的标准宽容圣贤，正因为圣贤的废话遮掩了丑恶和卑俗的本质，使人们没有直接去学会罪恶。　我们需要废话，少不了废话。不论它多么地没意思，多么地乏味无聊，还是得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它，写着它，听着它，不以说废话为耻，也不以听废话为烦。生活中有什么比废话更亲切、更让人幸福和满足的呢？一句“我爱你”，说一遍尽够，多说便要起鸡皮疙瘩。但听在情人耳里，无论多少遍都嫌不够，两天不说就要追问：“你还爱不爱我啦？”　那些晓以厉害的游说，危言耸听的流言，那些震聋发聩的呐喊，那些以提供准确信息自居的枯燥数字和报导，那些微言大义、押韵或不押韵的经典，固然都可能重要到不可或缺，但过多则实在使人太累。我们有时更需要有口无心的、甚至不妨是虚情假意的问候，需要有人对你说和你对别人道一声：“早安！”问一句“吃了吗？”“身体还健旺？”“好屋啊有？(Howareyou？)”需要一个沏在茶壶中的下午，或是煨在一炉火旁的寒夜，或是被车厢摇晃得漫不经心的旅途，跟朋友天南海北有一搭没一搭尽说废话。　我们需要读那些用废话写成的文学作品，让一些人以专写废话而成为著名作家诗人，另一些人以研究废话而当上硕士博士，还有一些人以卖废话做了出版商、书店老板。让许许多多人靠废话为生借废话发财，总比他们拿着武器谋生、打天下要好。毛泽东如果写的是四本畅销小说，外加一册言情诗集，翻开一看里面废话一句接一句，什么白马王子呀，盖世武功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既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又不能改造人的灵魂，我们该多么幸运。　

科学的废话也为人类所不可或缺。相对于科学带给我们的废气、废水、废油、废渣和核废料，它的废话是那样的单纯洁净，充满了善意。我们宁可坐不圆的车轮驮起的汽车，用不圆的灯泡照明，啃着不圆的大饼和苹果，生活在这不圆的地球上，而只让一个真正的圆掌握在数学家手中。我们相信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同时也相信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因为在直线是不是最短的问题上，我们实在找不出第三句废话。　我们需要议员，尤其需要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对党，听他们用谎言欺骗我们的同时，揭穿执政党的谎言。我们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演说，哪怕那些演说一概不切实际、空泛冗长、巧言令色、夸夸其谈，却可以使台上的政客多少有所顾忌，不敢太胡作非为。我们需要圣经、佛经和可兰经，即使知道“上帝死了”或干脆没有上帝，也要假装有一个，让他地址不详地好好活着，用无微不至的目光盯着所有的想犯罪的手。我们不得不相信荒谬的报应说和宿命论，相信撒旦终究战胜不了上帝，邪恶战胜不了正义，虽然实际生活中恰恰经常是相反。　我们只好讲废话。因为缺乏足够的力量，玩不起“沉默是金”的游戏。我们知道过去的只能让它过去，但还是要说，过去的绝不能就这样过去。我们的确见到过很可笑的民主，但从来没有见到过不可悲的专制。面对着可以随意使用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等诸多特权的专制者，除了说废话我们还能干什么？

H想象的陌生人

几个月前，在网上读到韩少功一篇文章《强奸的学术》。就觉得他写得好，写出了遭受耻辱和冤屈者对周围不同情他的人的愤恨，批判了黑白颠倒、香臭不分的人间世态。进而沉思：谁是那个被强奸者呢，一定是某个弱者啦。人生来平等，这是指人格和人权而言。其实人与人又是不平等的，有强有弱。比方体力，女子就较男子要弱，所以强奸才有可能发生。任何社会都有强者和弱者，都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一般而言，以其经济实力、政治地位、教育和智力程度、社会声望、家庭及关系背景、国籍民族……，诸多因素决定。这也是相对的，要具体分析。曾有报导，法国某外交官夫人到土耳其出席一次学术会议，被出租车司机轮奸。本来，法国外交官夫人属于强势群体，而土耳其司机属于弱势群体。但在特定情况下，如出事环境、体力对比，这位夫人的学术强势尽失，反成了被强奸的弱者。

欺凌弱者，是为可恶；附势强者，则为可鄙。人世间许多的假公道，都是从这可恶和可鄙中繁殖出来的。欺凌有很多方式，绝不限于强奸，而且强奸毕竟也不多见（躲起来不让我们见）。流行方式的仗势欺人，是以你的官位、声望、关系、财富等优势，去嘲弄、打压、报复你不喜欢或得罪过你的人。嘲弄算不算欺凌？当然要算。你有钱，吃得饱穿得暖，见到一个穷妇抱一饿婴，便嘲笑她连喝一口热汤的钱都没有，难道不是欺凌？报复算不算？也应该算。你很有钱，人家说你的钱来路不正，你于是大怒，一定要逼得他公开向你道歉，否则就要吃官司，不是欺凌又是什么？

海外杂文作家马悲鸣写过一篇文章，《公众人物以起诉诽谤为耻》。他的观点是，当公众人物就得由人品评，对公众人物不存在诽谤：“什么是公众人物？一般说来经常被公众关注的人物就是公众人物。如各级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首脑，精英自命者，运动总指挥，领袖群伦号召群众者与各界名流，包括提倡各种主义方略的学者，还有各种非营利的社会注册团体。……古代的‘大不敬罪’和现代的‘恶毒攻击罪’都是堂而皇之的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的典章制度。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发现，甚至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公众人物，也是毫无绅士风度可言，近年更增添了各界新进名流以大肆起诉诽谤来显示自己的威权日重。这种社会风气之下还奢谈什么民主？”

以那位法国外交官夫人为例，她如果向法院起诉土耳其司机强奸，这是对的。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受害的女人，一个希望受到法律保护的弱者。设若她没有被强奸，只是被土耳其司机当众骂了一句“婊子”，她就非要打官司告倒那司机不可，这就是仗势欺人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对名流的“诽谤”偷换成对女人的“强奸”。即使这个名流，同时又是个女人。

几天前，又在网上读到韩少功的另一篇文章，《熟悉的陌生人》。一开篇即嘲笑一个可怜的弱者，一个丢弃学业在商场打工、漂泊巴黎十年还说不好法语、在华人区里混生活的同胞。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象鲁迅剖析阿Ｑ那样去剖析某个人物，如果这样，就不能叫欺凌弱者。读下去才知道，他是在和那位弱者“暗暗较劲”：“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当然，以韩少功的修养、地位，我不相信他会主动去跟一个弱者较劲。可能是弱者不知天高地厚，跟他有过一番“暗暗竞胜”，比方“居住地的评分活动”呀什么的。不管谁跟谁较劲，反正是较上了。韩少功文章中的嘲笑，于是就带有比阔的味道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位弱者岂是他的对手。

“居住地的评分活动”没什么意思，拿什么来确定“自我价值”呢？本来很简单，作家嘛，拿你的文章就行了。但中国恐怕还不行，还得物化一下，以便直观的度量。这物化不一定是汽车房子（比不过大款）、护照签证（比不过“绿卡小本本”）、级别权势（比不过大官），而是在综合了这一切之后，他的社会声望。这是一个流落异乡的人最欠缺的，尤其文中那位“熟悉的陌生人”，看来他不会有车有房，更无级别，仅有一张绿卡可以自由进出国门，就这一点稍微“强”点，终于忍不住要拿他出来羞辱一顿。

直观的优劣比较还不过瘾，还要加上想象。“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他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大打出手，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的恶气……。

经过韩少功的一番想象，这位“陌生人”已不仅仅是弱者，简直是一个流氓、恶棍了。我捉摸不透，是什么原因，使得韩少功非跟他这样过不去呢？“那一天下雨，”韩少功追忆道，“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以智商去迁就谣言。”原来如此。

然而即使如此，这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信谣者，连传谣都谈不上，更不是造谣了。为什么会信谣？因为我们国家的确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因为他可能还保留着十年前出国时留下的印象。韩少功尽管可以证明，幼儿园没有杀婴贩婴，中国的瓜果并非统统污染含毒，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毕竟还有歧视、甚至抛弃、溺杀女婴的现象，中国的农作物也的确存在污染问题，有的甚至还很严重。这些事实，我们自己的报纸也有过报导。我就看过一篇报导，说梅林罐头厂的一位女厂长如何具有开拓精神，当出口到加拿大的猪肉罐头因为农药污染而被中止进货时，她就在加拿大开办分厂，以当地的猪肉作为原料打开了市场。韩少功是否更要指责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以智商迁就谣言，居然比他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

西方国家也有污染问题。我们在文革期间就听到过不少报导，而且大多是西方人自己的报纸报导的。我们的报纸转载，是为了将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的“证据”。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其实污染是工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本无太大的关系，更与爱国、恨国无关。只有思想特别敏锐的人，喜欢把一切话题都泛政治化来讨论的人，才会借以推导出“厌恶中国”的结论。难道我们只有说，“中国没有污染”才叫爱国？

韩少功到过美国，到过英国，到过法国，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思想，应该是对西方文化十分谙熟的了。面对一个外国商场的中国小工，对他进行的一番“想象”，也应该是与事实相去不远了。国内同胞凡是没有象他那样去过那许多国家的人，也只好他怎么“想象”就怎么相信了。但是不幸，如今出国乃至移民早已不再新鲜，稍微有点常识和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韩少功“想象”的破绽。

我不知道在海外生活的人，有几个只是因为“结结巴巴的语言”让“白人警察勃然大怒”。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外语再好，讲起来总难免带口音，这也没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结结巴巴”的更多，我们会不会因此对他们“勃然大怒”？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警察，还是移民官，还是其他什么公务员，当你外语讲得结结巴巴时，他会微笑地注意倾听，并放慢自己讲话的速度。如果你理解他的意思错了，他多半会说声“Sorry"。他和你无冤无仇，你又没违反法律，干嘛要“勃然大怒”，这对他自己的健康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