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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谁会蠢到拿出国内的文凭去找工作，哪家老板会把他看不懂的文凭摔出桌外。在美国（法国也应该一样）找工作，一般来说都用不着把文凭拿出来。你有什么文凭，在自己拟的履历表上写上就行了，没有人真去查对。国外文凭固然有利于找工作，但国内文凭也不是一钱不值，不被承认。比方，所有的美国大学就都承认中国文凭，不然它们的研究生院怎么接受了那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有好几个只有国内文凭的朋友，都混得不错。一个是国内硕士文凭，当上美国一家大食品公司的亚洲市场总经销，年薪数十万，这家公司在全美（打破行业）排名第167；一个只有本科文凭，当上美国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南加州分公司主管，他手下有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替他干，当初他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一个也只有本科文凭，现在是一家大医疗中心的主治医师，年薪16万5。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韩少功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瞧不起中国文凭。

在西方国家谁都知道，将孩子“大打出手”可是大罪，我又不知道哪个中国人竟敢这样以身试法，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前年有华文报纸报导，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博士生给孩子洗澡，不慎掉到浴盆里，被儿科医生告发吃了官司，两个孩子差点被“没收”（送收养家庭收养），耽误了学业，还要付出数万元诉讼费，要大家伸出友爱之手捐款援助。韩少功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想象”别人暴打孩子，这与公开“想象”某人强奸、偷盗何异？这是否涉嫌“诽谤”？

海外华人中，瞧不起自己一身黄皮的人是有的。我就见到过一位女诗人，嫁给一位美国律师，动不动喜欢说：我从来不去中国店（买菜）；要割草，不然白人不到你家来；中国人不懂法律；中国律师怎么能和美国律师比？我没告诉她：我不割草，请了一位白人来割，每月两次，每次30美金。有次她说，中国人要懂规矩一点，不然白人会说：滚回你的中国去！我才笑着回了她一句：滚回你的欧洲去！我知道有些海外同胞有不对劲的地方，也有可笑的地方，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贬损，更不要动用丰富的“想象”去满足“自我价值”。就算是这位女诗人，我也是真心地同情她，尽管有时侯觉得她实在好笑。任何一个人，不喜欢他自己的出身、民族、文化，都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不影响、干涉别人，又有什么值得去讨伐的呢？何况我相信她内心还是爱国的，不愿根据某种逻辑把她轻率地打入“厌恶中国”的另册。

李敖著《蒋介石评传》，有一句好玩的话，说蒋介石“意淫大陆，手淫台湾”。什么叫“意淫”？就是心由余而力不足，或者可望而不可及，只好靠“想象”来获得满足。而“想象”越是离谱，越说明目的的荒谬可笑。

韩少功在文章中说：“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这种“赞成什么，但不愿意当什么派”的句式，本来并不说明特别高妙的意思。比方，我赞成穿西装，但不愿意当西装派；我赞成数学，但不愿意当数学派；我赞成性交，但不愿意当性交派。不过，当你把“民主”、“人文精神”这一类词嫁接了进来，问题就陡然变得严肃了。我又不知道，“人文精神”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以至于让他觉得“幼稚可笑”或“居心不良”了？根据前面韩少功的“想象”机制，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想象”一下，大约又有某个他不喜欢的人私下或公开说过关于“人文精神”之类的话让他不受用，于是他又开始“想象”了。“想象”它“如果”成为口号和串通纠合，“想象”人们喜滋滋地穿上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景象么？要别人由“人文精神”滑向文化大革命，只要他“如果”一下就行了。真是“四两拨千斤”。不知这算是“强奸的学术”，还是“学术的强奸”，准确些应该叫做“学术的意淫”吧。

赞成文化“寻根”，但他不愿意当寻根派；赞成文学“先锋”，但他不愿意当先锋派；赞成“民主”，但他不愿意当民主派；赞成共产主义，他却当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党派党派，党难道就不是派？这样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么意义呢。　

1998年11月9日于河溪屯子

文学的独立与兼容

什么是官方文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发表了记者亚衣采访诗人贝岭的访谈录《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近几年来，贝岭一直以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所谓"异议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者"；一类是文学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文见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见，又持不同文见，那也只说明他是这两类的综合。前一类很好理解，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我们都能数出不少名字来。后一类则需要特别讲一下，"持不同文见"当然是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的，在文化极权的国家，主流文学也就是官方文学。但这种说法还是很模糊，因为它并没有界定什么是"官方文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吗？--不见得。

如果我们承认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那我们就等于承认，包括许多异议作家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学"。如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诗人帕斯捷尔那克，……等等，他们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过，岂不都成了"官方文学"？这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异议作家们由地下和国外出版作品，事实上差不多也总是被"官方"认可和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茨维塔耶娃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布罗斯基的诗，昆德拉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们都不是中国或者别国的"官方文学"。用是否上过官方出版物来划分文学的际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极权国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与"非主流"文学，"官方"与"非官方"文学的分野、它们各自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与排斥，是很明显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前期是"伤痕文学"，后期是"改革文学"。至于其他杂色纷呈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寻根文学、朦胧诗、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至少在一开始总是与主流文学、与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唱着不一致的反调。它们中间的一部份，尤其是写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学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纳，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在文学上曾经扮演的反对派的作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官方文学"一棍子打死。文学与极权制度

贝岭基本上应算作后一类，即"持不同文见"的异议作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也批评过民主运动，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对"官方文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称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作为一个异议作家主要表达"异议"的方面，仍是不同的"文见"而非政见。

贝岭认为，他是一个从未获得官方承认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方式、美学、语言、乃至写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那就是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我如何能够同毁灭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认？"

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贝岭所从事的"独立的文学活动"，从未放弃变成官方的、不独立的、非民间的和国家控制的文学活动？从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贝岭真的没有放弃过被他指为文学"毁灭者"的官方承认的努力。他在北京，就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提出注册，出版由他主编的海外文化刊物《倾向》。他说，这是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翻阅了他赠送的刊物后一再表示，不是刊物的内容使他们拒绝，而在于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也没有隶属单位。

在这里，我毫无指责贝岭向官方申请注册这份刊物的意思。我甚至还很欣赏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他的认真和热忱。这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在自己划定的框架里必然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立的文学活动"。

几乎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经历过"地下文学"的阶段。一篇作品在没有公开发表之前，或者说没有变成铅字之前，都可以说是地下文学。有的写在日记本上，有的装订成册，有的在沙龙里朗读，有的成为手抄本，有的被打成油印稿，--哪一个作家或诗人没有过这样的文学青年时代？或者说，哪一个文学青年在得到社会承认前，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地下文学"活动？这种"地下文学"，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可能产生，绝不是极权制度的特产。

以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而论，它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差不多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可能有个别没被承认的例子，那未必都是由于思想出格，或美学观念、文学语言及写作方式的出格，有些也是因为自身真的"还不成熟"。《今天》给中国文坛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引发的"朦胧诗"运动，意义绝不仅限于诗歌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作者们被官方集体接纳，或叫做被"招安"以后，这个地下刊物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直至过了多年，北岛才又在英国重新主编《今天》。此时的《今天》今非昔比，无论编辑队伍和基本作者的水平，还是装帧印刷的精美和发行渠道的优良，特别是编辑出版环境的自由程度，都远远超过当年的油印品。但是文坛评价却不甚高：它失去了当年那样一种文学潮头的作用。地上的小说地下的诗

诗歌界的地下刊物特别多，贝岭列举的地下诗刊就有《现代汉诗》、《倾向》、《南方诗志》、《象罔》、《反对》、《九十年代》。我在国内也曾见过不少，其中有些质量还很不错。但确实没有见过一本地下小说刊物。究其原因，我以为并不是贝岭所说的，"小说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国家的出版及市场体制下了。"

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多以写诗为起步。这是非常明智的：诗可以最大的限度地表现他们的热情、情绪、想像力，挥洒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抄写或自创他们的人生格言，记录他们闪光的只言片语。与之相比，小说家要显得"老谋深算"一些，编造故事或不编故事都需要一定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一篇小说的构成，哪怕是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有较为严密的构思。只要是尝试过这两种文体写作的人都会明白，诗和小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以我个人的经验，诗更适合年轻的初学者(不是说不年轻或不是初学者就不能写诗)，小说则可以年纪稍大一点，"想清楚了"再动笔不迟。

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青年诗人涌入文坛，另一方面，读者却一步步疏远甚至厌弃诗歌。很早就有一种说法，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因为写诗的自己也不读诗。相对的，小说发表的园地大得多，只要你写得还不错，各地刊物的编辑们都会轮流来约稿。而即使有一定名气的诗人，往往还得凭长期建立的文坛的"关系"发表诗作。这是读者市场造成的。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诗刊》的发行量曾达七十多万份。接着小说迅速取代了诗的位置。现在小说最风光的岁月也过去了，取代它的是电影和电视剧。

显而易见，急速膨胀的队伍无法为日见萎缩的发表园地所容纳。那些急于想得到社会承认、急于拿自己作品"进场"的文学青年，只有选择油印地下刊物一途。诗的优势是篇幅短小，容易刻印和手抄，地下出版的工本费也不难承担。小说就不同了，谁会辛辛苦苦一篇小说去刻它几大版呢？刻出来密密麻麻谁有耐心去仔细把它读完呢？

我很赞成地下诗刊的大量印行，它确实可以缓和这种不均衡造成的矛盾，刺激和活跃文化市场，也为产生经得起考验的诗人与作品提供了土壤。但我并不赞成一定要把它们与官方刊物对立起来，这没有任何好处，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得了的政治意义或文学意义。事实，只要你写的纯文学，连官方刊物都没有主动去做这种对立的事情。人为对立的结果，只会令人反感，减低文坛同行们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恶化自身的生存环境，束手待毙。吃言饭的人们

被"官方"承认是一回事，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另一回事。当然，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被官方承认的前提。承认还有两重意思，一是认可你是一个作家，一是赞同你这个作家。作品被官方的刊物发表，不能说明这个作家一定被官方赞同。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作家、诗人遭受过那么多的批判、围剿和迫害。

官方刊物不等于官方，这也是常识。只能说，官方刊物常常代表官方，或者执行官方的政策和某些指令。但代表和执行，正说明它本身并不是官。否则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遭到过那么多的改组、查办和停刊。

刊物是由具体的人来办的，这些人大多数和你、我、他(她)，和贝岭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办刊物，组稿发稿，是他们的职业，吃饭的手段，充其量只是整个官方机构运作的一个组件，并不是官方体制本身。如果硬要说吃官饭的人就是官，那贝岭也是一个"官"。如他自己所述，他在官办的大学毕业，在官办的报社担任过记者和编辑，又在官办的大学任教，直至公派亦即"官派"出国。这么些年，他一直是"官方承认"的学生、记者、编辑、大学教师和访问学者，只是没有被"官方承认"为作家而已。

我这么说，目的只是想解救那些被贝岭指责为"官方作家"的文学同行们。只要贝岭自认他是一名官方的记者、编辑、教师和访问学者，那所有的"官方作家"也就都可以安然去就寝了。我想贝岭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还要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怎么忽然变成"官方"的一名代表呢。他当记者、编辑和教师，只是一种谋饭的职业手段，是在除了"官办"没几处地方可去的无奈选择。

那些作家们何尝不是一样。他们总应该有"生存权"，应该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一碗饭吃。他们的作品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领取官方的稿费以及工资，获得官方颁发的文学奖，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他们从极权制度的官方那里得到过好处，就成了他们应该被否定的理由吗？

中国作家的发表方式、获酬方式，是他们自己别无选择的。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反对官方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正如反对官方对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垄断，但反对不得不在这样的垄断环境中以劳动谋生的就业者，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是一种苛刻的行为。白天鹅没有骨气？

贝岭对"专业作家"制度深不以为然。一是因为"这些人主要是小说家，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业诗人"；二是"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国家去养"的作家，如果号称在"作品中表达独立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一，采访记者亚衣当即指出："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专业诗人，比如艾青、臧克家。"这是事实，而且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诗人(且不论其作品究竟如何)。贝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是孤陋寡闻呢，还是故意回避事实？从他紧接的话来看，应该是故意回避事实，他说："这些是国家级的，但是在各省市，地方上几乎没有。大概在国家的心目中，作家就是小说家，诗人是不存在的。"

话明显不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尽管亚衣马上拎出了艾青、臧克家这两只黑天鹅，他还要说都是白的。难道国家级的黑天鹅就不是天鹅吗？国家级的黑天鹅不正说明，在国家的心目中，黑天鹅"是存在的"吗？

各省市地方上，专业诗人也绝不是"几乎没有"。据我所知，舒婷就是福建省的专业诗人，还是省作协副主席。她家住厦门，作协仍给她在福州分了一套住房。又以湖南为例，众所周知，由众多中青年小说家组成的"湘军"，曾令整个中国文坛瞩目，而诗的地位一直不算太高。但湖南省一级并不太多的专业作家中，就有好几位诗人，如未央、于沙、石太瑞、骆晓戈、刘勇。其中很长一段时间，由未央任作协主席，刘勇任作协常务副主席，石太瑞任作协秘书长。怎么会诗人是不存在的呢。

关于二，专业作家是否"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靠国家去养"？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因为工资与一个作家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无关，即使你一个字不写，薪水也一个子儿不少。这显然不合理。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不只是专业作家独有。如贝岭比较熟悉的官办大学，一两年不教一堂课照拿薪水的教师有的是。又如贝岭也比较熟悉的官办机构里，每天看报、喝茶、闲聊的机关干部也有的是。可见不只一个"专业作家"的问题。

贝岭揪住小说家不放，又用起了激将法。"小说可以通过出版赚大钱。被国家养起来的小说家如果有骨气的话，靠市场就能够养活自己。"换言之，中国现有的专业小说作家没有一个是有骨气的。只要我们不像贝岭一样故意回避事实，一定知道中国的文化市场不是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文化市场。所有的资源都被国家垄断着，作家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出版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深入思考的自由，没有迁徙和出国旅行的自由，没有保障自己版权和版税不受侵犯的能力，没有保护自己不受迫害的法律依据，……你要人家如何去赚大钱，以体现他的骨气？也拿过"白给的钱"

我本人曾做过几年专业作家，后来为了"骨气"，丢了这个饭碗，靠稿费养活自己。我并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因为它确有很多弊病。但我看到那些不顾事实，一味指责和嘲笑专业作家的人，更难为苟同。很奇怪，这些人多半自己就是作家，他们不去责备文化极权制度的制造者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却装出一副外国人似的天真面孔，首先就要剥夺作家手里的这点工资。这不公正。因为现行制度下，作家发表的作品，社会并不能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工资只是定时付给的另一种酬劳方式。要改革，首先应该改革整个文化专制体制。

不能否认，专业作家中间的确有人专写对专制制度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人成为官方文学或者极权文化的代表人物，还可能混进有极少数的文化特务和文化打手，然而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专业作家。正像不能以大学里混有不学无术之徒，就否认所有的大学教师一样。据我所知，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包括专业作家，是有一定的社会良知、专业水准、文学成就和道德准则的，他们不愿而且也没有成为甘心被官方所利用的宣传工具。

有意思的是，反对专业作家制的贝岭，却并不反对甚至还很赞赏西方国家的驻校诗人制和桂冠诗人的头衔。尽管他们也是靠人家白给一笔钱给"养着"，也活得没什么骨气，也在"靠别人养"和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独立观点"之间"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很简单，贝岭自己就做过美国布朗大学驻校诗人，拿过洋人白给的钱。更有意思的是，贝岭宣称"不会有太大兴趣去谈论其历史"的小说家王蒙，早几年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专业作家制，他也不止一次地到美国的一些大学当驻校作家，也要拿洋人白给的钱。

我并不反对作家诗人拿这种钱。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老是反对别人拿"国家白给的钱"，自己不管是谁"白给的钱"则一概但拿无妨，就不能不引人怀疑他先前胡乱反对一通的动机。

有人可能会说，--事实上有不少人就这样认为，--拿国家"白给的钱"不算本事(没骨气)，拿洋人"白给的钱"却是本事(有骨气？)。熟悉中国文化环境的人都可以了解到，拿洋人白给的钱的本事是从何而来的？我这里就不去穷究了。我只想说，在作家拿"白给的钱"这一问题上，谈不上谁高谁低。至于白拿了钱是否还能同时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我想贝岭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独立不等于排斥异己

主编《倾向》，是贝岭正在干的最重要的一项"独立的文学活动"。熟悉一点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份杂志办成现今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和很值得肯定的成绩。贝岭的工作也很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极力地表现出另一种存在。他告诉我们他的亲眼所见，创作之外的文学活动，比作品本身更直接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而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简直就是一个异议作家的天职。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最重要的和最艰苦的文学活动仍是创作本身。没有好的作品，一切的意义便失去了根基。创作是纯个人的事，几乎每一个作家创作时多是在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这种文学活动是任何他人都无法取代的。

可以预期，《倾向》以后的倾向，仍会沿着一条漫长的路途孤独地走下去。不被官方接纳认可的困惑，也会长久地跟随着他。他希望独立，但独立绝不是一味地排斥异己，排斥所谓"官方体系"内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是无罪的。不但无罪，贝岭也承认，目前中国最好的小说，还是由他们写出来，并在某些国家的刊物上发表的。既然我们被要求"期许《倾向》成为中文世界最具影响的文学与人文刊物"，就有理由看到，那些最好的小说和它们的作者不被排斥。

无事生非：头发、政治及其他

头发本是微不足道的。它虽生得高高在上，终日被万物之灵们供于头顶，精心梳洗，呵护有加，势利者以发式取人的身份品味，博识者由发质看人的体格营养、气血兴衰乃至前途命运，但说到底仍只是花瓶式的一种摆设，不痛不痒，既轻且贱；多一根少一根无关弘旨，不致妨碍观瞻，亦无损于健康；人们修个头理个发的，多属以平常心待平常事，反正剪了生生了又剪，刀架在脖子上当是"割韭菜"，绝没有错砍了头"将来不好接上去"的忧患；倘使不小心手快了些剪缺一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顶多养它几天便好；何况一经剪落，就与人身上清除下来的其他废物如眼屎、耳垢、粪便、指甲、唾沫、鼻涕、汗污、痰迹、尿痕、精斑……差不多，令人敬远而拂之犹恐不及(某些恋物癖的痴男，将怨女抹过桂花油的秀发铰下来当作信物秘藏，不在此列)。　

总之头发这玩意儿，"形而上"却"神而下"，无论作为话题还是标题，都缺乏时代感、纵深感、神圣感与使命感。面目崇高以专写重大题材为己任的文人们，必嫌它鸡毛蒜皮；而成天将救国救民伟大理想付诸滔滔宏论与明争暗斗的精英们，更恶其琐屑流俗。为了划清界线，自诩清高的中国人还说过一句绝情话："头发长，见识短。"真是眼光独到。最明显不过的例证，便是咱们清朝时男人的头发——前面一半至短(拿剃刀刮出青皮)，后面一半至长(长辫子油晃晃扫臀)。所以有清代前一百多年"康乾盛世"后一百多年接二连三割地赔款。　

据说当年清兵进关，征服中原，第一件要大伙儿干的事就是剃头，将各人前额刨出一片长远的见识来。本来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任何新政府，都会想尽法子弄一些这样的新气象，殊不足怪。比起轰轰烈烈开展群众性的"洗脑"运动，只剃半个头，简直太舒服了。还可以趁机打扫一下个人卫生，比方挖挖耳屎呀什么的，以清视听。谁知这么一件好事，国人竟如丧考妣，痛哭失声，以为奇耻大辱。有骨气一点的甚至宁可砍头也不肯剃头。而新王朝的政策恰好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果然将他们的头全拿去砍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是没一点骨气的祖先的后代。　

前明遗老雪庵和尚，尝做《剃头诗》一首解嘲：　

闻道头须剃，何人不剃头?　

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他是出家人，故能如此空了。一般平民百姓，还得留着它去"结发"娶亲生子的，要将六根剃断，当然难舍难分。况且这发式也不够科学，既不御寒，又不防暑；既不出世，又不入世;既像男人，又似女人。实在没必要来个全国大一统。　

"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革命党，将自己头上的辫子当成首先革除的对象。少数没当上革命党，却受西风东渐影响的读书人，也学着一剪为快。不过那时没一个理发匠会理"西式头"，只好让它们长披齐肩，个个跟今天一些后现代主义诗人、艺术家似的。怪不得常遭人讪笑，被阿Q们讥为"假洋鬼子"。　

及至革命成功，风气骤变：人人都得剪辫子了。街上摆一个捞面摊子，剪辫子一根，免费吃面一碗。全国人民很快以新的面貌"咸与共和"。只剩极少几个遗老，死不肯剪辫，反为他人奚落嘲笑。一次，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作讲演，刚一露头，台下一阵哄笑：原来他老先生脑后仍拖着十年前清朝的长辫。待笑声稍息，他却不慌不忙讲出一番话来，令全场听众顿时哑口：　

"你们脑袋上的辫子是剪掉了，脑袋里面的辫子则不一定都剪得掉!"　

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头发曾跳出个人的一己之私，有过一番关乎国运浮沉、"一发千钧"的地位。其实，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一个表征，就是长了头发。由于大脑的进化激变，智力起飞，头发于是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成为一面标新立异的旗帜。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他已经领悟到，头发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遗传基因。民间也有一首歌唱道："大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眼睛真漂亮呀。"可见"辫子长"的审美意义，要排在"眼睛真漂亮"之上而居首位。一位好莱坞华裔女明星，不怕在镜头前袒裎相向，却为拍片需要剪去满头青丝犹豫痛惜了好几个月。　

古人没有香波、护发素、定型发胶之类的化学药品，但知道勤于梳洗有益健康。宋人陶壳作《清异录》云："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法用奴婢细意者，执梳理发无数日，愈多愈神。"理发用"梳"(齿疏)，整鬓则用"篦"(齿密)，有木质的，有牙骨的，十分讲究。不单女人们成天梳来梳去，男人居家出外，也随身带着一把小篦，像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年》里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一样，时不时到头发上刮两下，好保持摩登清秀。　

有一天，端王赵佶进殿，忘了带篦刀，向任职枢密院的王晋卿借用。王晋卿从腰间掏出来递给他。赵佶觉得式样"甚新可爱"，忍不住赞了一句。晋卿说："俺家里还有一把哩，一会儿叫人跟您送去。"当晚，派一个小厮送到王府，正遇上赵佶在园中踢球。送篦刀的小厮在踢球方面颇有身手，一球飞来，稳稳一接。赵佶大喜，唤人去通知晋卿："小厮与篦刀我都留下了!"没多久，宋哲宗死，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那位送篦刀得幸的小厮，则是后来的大权臣高俅。　

爱惜头发的宋徽宗，艺术上颇有造诣，书法多传于世，更擅绘画。但重用蔡京、高俅一伙，大兴花石纲，结果很不像话地当了八年俘虏，蓬头散发，客死异邦。　

将发须视为"身外之物"而巧妙加以利用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例如曹操。一次他带兵出征(打张绣?)，严令军士不得踩进老百姓的麦地，违者斩。恰恰他自己的马受惊失控，踏坏一片禾苗。其时曹丞相正是后人说的那种"枭雄"，集军事、行政、立法、执法、督察和司法大权于一身，将这事儿轻轻一笔带过谁还敢说什么，何况也不是他的错。他却认认真真地痛苦了一番，拔出剑来自杀，被部下死活拦住了。经反复劝说讨价还价，最后才同意割一把须发代替了脑袋。　

表面文章看起来好做，但古今中外，能做得曹操这般漂亮的并不多见。借一副形容理发匠的对联来打比，再贴切不过："虽然毫末生意，却是顶上功夫。"反观历史上那么多来来往往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唱红脸还是唱白脸，不管是大奸雄还是大英雄，几人敢于罪己、舍得这么"丢份"的?别说当众割一大把须发，要他的一跟汗毛都万分艰难——"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　

如果是在别人的头上动刀子，自又另当别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起事前在民间走动，曾应一家理发店老板之请撰写门联。只见他手握狼毫，饱蘸浓墨，嘴里呼出一股恶气。落笔写道：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书罢，掷笔而去，不久造反。达哥手段果然了得，以杀得人多封王。不过终嫌天下头颅太少，只好连他自己的那个一并砍下来凑数。　

头发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世界上一些学者的关注。早几年，英国一位研究者，从苏联历届最高领导人的头发上，发现一个规律。凡头发浓密的，属于保守型；凡稀头秃脑的，属于激进型。并且开明和保守交替出现：列宁秃头，激进;斯大林头发浓密，保守；赫鲁晓夫秃头，激进；勃列日涅夫头发浓密，保守;安德罗波夫秃头，激进；契尔年科头发浓密，保守；戈尔巴乔夫秃头，激进，等等。　

接下来的叶利钦差一点打破这个规律。他是个满头浓密白发的改革派，其激进气势咄咄逼人，盖过老戈。幸亏到他来主政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那位英国老兄的"头发政治律"，也就成为一条无法再作修正的定论。　

激进的人，大约总有些"脑血热"，易导致落发。即使不脱，为政治理念辗转反侧，殚精竭虑，揪发捻须，积年累月地下来也就不止"拈断数根茎"，而难免"走向沙漠"了。保守的人恰相反，冷眼观世，以不变应万变，风动旗动心不动，韬光养晦，直养得肾水充盈，气血旺盛，头发繁多应不输星斗，堪比牛毛。　

为了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某些政要人物乃不免巧加伪装。旧时欧洲的上流社会时兴戴假发，每个人都装成不温不火，文质彬彬，德高望重，不管实际上秃头与否，外表看都一样长、一样白、一样卷曲，仿佛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确实都是用马尾巴毛做成)。戴惯了一摘，面目全非。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暴发，国王路易·菲力普仓皇脱逃英国，将假发换成一顶黑丝帽，才躲过重重搜索。相反，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从瑞士坐一个火车头潜回彼得堡发动"十月革命"，是将平日的鸭舌帽换成一顶假发。好使他那博学的头颅看上去，与一个普通的火车司机无二。　

政坛的云谲波诡，常使人们眼中的头发律呈现一派乱象，极难把握。近代中国的两大政治敌手蒋介石和毛泽东，前者阴郁保守，不苟言笑到近乎刻板的程度，却从来顶上光光；后者开朗激进，翻云覆雨尽在谈笑风生之中，反而头发浓密。真正大光大秃的，则只有林彪。他天马行空，因聪明而绝顶，亦因聪明而灭顶。许多人以为，江青也"绝了顶"，她跟林彪合伙搞"反革命活动"是以秃会友。实为误传。她的头发一直保养甚好，以致看上去太像假发。　

苏联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也对斯大林"浓密的头发"有所揭露，原来他是"地中海型"——秃在当中。以前我们只看正面照片，故无从得知。如果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那么要明摆地看清楚"虱子底下的秃子"，则非等铁幕掀开不可。　

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那年，他那一头颜色变来变去的卷发，一度成为媒体探讨的焦点，——它究竟是啥颜色?银的、褐的、灰的?还是亚麻的?民众的选票，当然不会专奔某一种发色或发质而投。不过你既然要当总统，大伙儿便把你瞄上啦，有责任将你每一件"纤发小事"都弄得明明白白。怎么样复苏美国经济，咱可能说不上个道道儿，你的头发可不能瞒住我们，群众正"睁开雪亮的眼睛"盯着呐。　

克林顿入主白宫，当上帅哥儿，头发也为人们竞相崇拜和摹仿。电视台举办"最像克林顿比赛"，俄勒冈州一位男子只"将头发稍作吹理"便夺魁。从此到处演讲，呼吁保护环境。纽约一家已有二十五年历史的假发店，一举推出五十种颜色的新第一夫人希拉里假发。合成质地的售价一百七十五元，真发制成的四百五十元。这可以算是"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的一个实例。该店老板说，"过去，我们应客户需求，生产过杰奎琳·肯尼迪假发、南茜假发。但从未有人表示对芭芭拉·布什的款式感兴趣。"　

不料没出四个月，新总统却因头发惹祸。那年五月，克林顿到加州推销他的经济方案，"顺便"请比佛利山庄的发型师科里斯托夫理了一次发。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请专门为好莱坞明星理发的名发型师理发，没什么好说的。问题是，地点有欠考虑，不该在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上，而这座机一直发动了引擎占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跑道。这个繁忙的国际空港四条跑道中的两条，因之关闭了近一个小时，一些预定此时降落的班机不得不在天空盘旋。　

消息既出，舆论大哗。《纽约时报》称，"这大概是世界理发史上最昂贵的一次。"《华盛顿邮报》评论，克林顿是以"人民第一"的口号当选的。他在竞选时处处攻击布什脱离普通群众，如今人们不得不问，是他的头发第一，还是人民第一?　

克林顿手忙脚乱，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清晨节目中，为自己反复申辩："对那次理发，我问过是否会有人被耽误或者感到不便。他们告诉我不会。我问了两次，两次的答复都是不会。"　

"你们看，我戴的是一只四十元的手表，"他说，"我像是那种为了剪发而关闭机场的家伙吗?"他明知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