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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这边尘埃未落，那边希拉里又踩响一颗"头发丝儿雷"。《家庭园》杂志为了给她拍照做封面人物，特地请那位科里斯托夫(又是他!)从洛杉矶专程飞到华盛顿跟她做发型。同行的还有一位名化妆师。两人来去费用高达两千元。《纽约时报》质疑，总统上台才四个月，这两名发型师及化妆师至少两次到白宫，为第一夫人上杂志封面作打扮。　

白宫发言人，少不得又是一番解释和申辩。希拉里的新闻秘书丽莎·卡普托说：　

"令我不解的是，大家没有弄清楚，做这些事是为了方便要求拍照的刊物，而不是为了方便第一夫人。"　

没有理由要求大家一定得"弄清楚"，既然这事儿从来都弄不清楚。所以中国人早有一种成熟的处世原则，叫做"瓜前不'修脚'，李下不'剪发'。"　

而民众是否会因这些申辩稍解心结、忘掉他们非平民化的头发呢?只怕要到下一届总统竞选时，才能见分晓。同布什一起输给克林顿的独立候选人裴洛，曾不时放出话来，要在再次出马时与克林顿决战。"顺便"说一句，这位家产数十亿美元的得州富佬，理一次发只花五元钱。　

信不信由你，希腊神话那柄达摩克利斯剑，正是用一根头发悬在王座顶上，而不是马鬃或者细线。至于是谁的头发?两千三百年了，仍不得而知。

女性化的中国

近几年，国内文化界很流行一种“阴盛阳衰”说。意思是，女人比男人强——女歌星比男歌星窜红，女影星比男影星出彩，女作家比男作家走俏，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拿金牌多得多……连女人做起生意来，据说也比男人的手笔要大：前一阵子频频有报道，女明星某和某女明星投资房地产，一甩手都是数以亿计。还有的更把大生意做到了国外，例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想想也是，曼哈顿的中国男人要算也不少，却不见一个能够出息到把自己的发财故事写成通俗小说的。即使写了，大概也没有谁爱看。因为女人发了财，不免觉得她“绚烂”；而男人有了几个钱，无非多添了些铜臭而已。

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大受鼓舞,认为创造“女性文化”的时机到了。有两点要说明的：一、所谓“女性主义”，以前通称“女权主义”，或叫作女权主义之一种。女权主义有很多种，小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大至妇女参政、与男性抗衡乃至反过来凌驾于男性之上等等。女性主义则以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为己任。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多属留学海外的文科学生，是为一种时髦，而国内暂未形成风气。但实际上，却有很多没打旗号的女性主义者，绝对人数远非海外所能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保准应者如云。

细观女性主义的宣言，其实并不新鲜。要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创造女性传统”)吗?毛泽东早说过：“妇女也有半边天。”摩登的女性主义者们讲到天上去，也还是没能超越毛的境界与气度。在共产党内，的确也不乏表现突出的女性。早期就有蔡畅、邓颖超，及孙夫人宋庆龄。平心而论，解放以后，女部长、女委员、女省长、女市长……实在够多，举世很难再找到哪个国家能与之抗衡。要说这些女同志全是花瓶，恐怕太牵强，除非我们把所有的男同志都同时定义为花瓶。

中共历史上，最非凡的女党员当然莫过于江青。她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女性主义者”。不仅仅到处发表宣言，还真的动了手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女性传”)。她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设计反“男性规定”的女式服装，身体力行争取女性解放，可谓成果累累。

更重要的，她还“勇于摧毁父系社会诸多层层相扣的政治运作，敏锐地批判，”并且“她够勇敢”，竟力图“炸毁它”。“她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因为在每一件人事上，甚至每一张绘画、每本书中，她看到了革命的必要与契机。……她只需要一双眼、一张嘴与一只笔，整个世界就在她面前开始变动、重整，直到她所建造的世界足以和现有的抗衡，慢慢更正，终至替代它。”(本段引句见《□□中国》第13期童若雯《女性主义者的悲剧》。童的这些女性主义宣言用来形

容江青再贴切不过。)

当然，她的勇气和勇气所寄附的巨大权力还是来自于男人。但她敢于向一切挑战的狠劲儿，甚至连男人也不能及。她慢了一步，到底没能斗过“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主要是时间和人手不够，我们也就没能看到现有的“整个世界”怎样终至被替代。但已经替代的部分我们曾有幸领教过，那真是妙不可言。

革命样板戏为我们塑造的一批女性形象，没一个“反面人物”，一律的光彩夺目。吴琼华、柯湘、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李铁梅、小常宝……个个都不是男人的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角色。撇开因剧情需要套在她们头上的政治信念不说，就很符合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好在女性主义者们也并无统一的政治信念)。

作为一种典型的女性文化，样板戏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男人。男人们见了柯湘、李铁梅、阿庆嫂一类的女人，大抵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念的。只有喜儿(白毛女)例外。土财主黄世仁对她进行性骚扰，结果被捉起枪毙掉了。

而样板戏的男人形象，不是脂粉味很浓，便是孩子气十足。或者更确切些说，与女性(尤其是动辄“批判之”、“炸毁它”的“女性主义者”)相比，看不出什么“性差”来。明眸皓齿，皮肤白皙光铴，红扑扑的娃娃脸，感情细腻缠绵，泪花闪闪，见了长辈及当官的即作娇憨状、扭捏状、羞涩状、绕膝承欢状……凡此种种，不仅不恶心，反而成了审美男性的标准。

然而在对男性的精神阉割上，中国传统戏曲也并非没有担当过十分吃重的角色，而坐视革命样板戏专美于后。京剧为“北派”戏剧的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派”戏剧的代表越剧则恰恰相反，是女人扮男人。不论哪种扮法，都为削减男人的雄性荷尔蒙作出了重大贡献。

鲁迅曾描述国民沉湎于梅兰芳式的表演：男人看到的是“扮女人”，女人看到的是“男人扮”。其实例并不尽然。男人对于女人的细致入微地诠释和惟妙惟肖地模仿，自有其魅力与趣味，甚至亦不妨有它的艺术价值。问题是，“男人能够扮女人”，并且“男人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更够味)”这一事实，在积弱与病态的文化背景下，早已超出一般的观赏意义，为大众所接受、认同、着迷，以致竞相效尤、推波助澜、蔚为风尚。所谓“戏台小社会，社会大戏台”，真是一点不假。四位男扮女妆的专家——“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得以“雄踞”国剧艺术的峰巅。

女人扮男人，虽远不及男人扮女人的成就辉煌，但也可圈可点，别有一种风韵。除少数挂须的老生之外，大多为儒雅白净的相公。他(她)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既男又女，雌雄莫辨；而且成天与豪门的小姐、丫环混在一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汗巾子上一把诗一把血一把泪一把鼻涕的，卿卿我我凄凄惨惨切切。偏偏又是这种孱弱的软蛋能够金榜题名，做上大官儿衣锦还乡。久而久之，民间逐渐形成一种概念：他(她)们即为男人出息的典范，——“大丈夫”当如是耳!

一般人念叨着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只是被人们强调得够多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化自有它不可摇撼的地位，尤其是世俗文化。可以说越世俗，女性的色彩越浓。即以最受国人尊重、影响覆盖面最广的神——观音菩萨而论，就是一位女同志。其实“她”以前在印度本是个男的。侨居中国后，为了增强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以适应普渡众生的需要，毅然做了变性手术。果然深入人心。解救苦难，求生贵子，祈保平安……总之事无巨细都去找她。民间的烧香拜菩萨，显然比“临事抱佛脚”更为盛行。

她的老师释迦牟尼先生，几经反思，才算悟出“青胜于蓝”的道理，只好也向她靠拢。虽久经香火熏烤，却日见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体态丰腴，还翘起了兰花指，终于以一副“男人女相”，进驻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当然比起他那位彻底女性化的弟子，犹逊一筹。

女性在中国神话中的位置，并不因“重男轻女”而稍减，是很奇怪但又无法否认的一件事实。有人(例如童文)为“某些现代知识分子”忘记并且难以接受“我们共同的母亲——女娲”而愤愤不平。但她们却“忘记”了做一项调查，在“

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到底是不记得“女娲补天造人”的多呢，还是不记得据说由三国时的文人发明的“盘古开天地”的多?她们同时还“忘记”了，如果没有包括《封神榜》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内的“文人的发明”和记载，作为同样是“

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又到哪里去搜寻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的”那个“子宫”呢?

恰恰是，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未能“脱离我们的子宫”。女性们在强大的夫权及父权压迫下，几千年来顽强地坚守着她们建造的另一种体系，形成男子社会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她们一直没中断过积极的地下活动——在帷帐后、在枕头边、在锅台旁，尽一切可能施展和渗透她们治家治国的影响和权力。当制衡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她们就索性发动“政变”，走到前台直接支配甚至取代男子的地位。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佼佼者如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分别出现在中国最强盛的三个王朝(汉、唐、清)的初期、中期和末期，主宰政局都多达数十年。所谓“牝鸡司晨”的功过，自有学者们评说。女人是不是“祸水”，本文也无兴趣去探讨。这里想说明的只是，女性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既非姿色亦非名位，而是她们的“子宫”。

道理很简单，姿色会衰退，名位则干脆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子宫”才永远属于她们自己。无论出于理性抑或本性，她们都应该而且也确实倾尽全能去增强它的张力与韧性，夸大“子宫”的独创神话与孕育意义，无限制地扩展它的空间与时间的包容量(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好像也不能免俗)，以达到网罗一切的目的。

这是“父系社会”取代更为原始的“母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失去乐园的女性所作的抵抗和报复。只要男权还存在一天，这种抵抗和报复就不会消亡。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中国旧式家族体制和社会形态的缩影。如果这种说法不错，我们看到的正好是一幅女性化社会的完备图景。贾府的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得围绕和凭借着女性的操纵来运作。从它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和手握实权的王熙凤，到各山头派系的代表人物，以及在“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间互相走动的老少亲戚，乃至维系贾府基本生活方式的大大小小的老妈子和丫环们，清一色都是女性。男人却个个愚蠢可笑，丑态百出。不是被女人所支配，就是为女色所诱惑，不是惧内，就是畏母。

贾氏家族固然以“荣国公”和“宁国公”这两个由男人世袭的爵位为栋梁，但实际上它们早已摇摇欲坠。之所以尚能维持暂时的表面的繁荣，靠的还是一个女人——元妃。如果没她在宫里撑着，所谓“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倾刻即可土崩瓦解。后来元妃一死，果然便被抄了个底朝天。

有论者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国男性“阳刚的堕沉”。不知他们是不记得还是忽略了，其实打从娘胎里起，他就没有“阳刚”

过。他住着大观园，成天混迹于闺房，吃吃胭脂，耍耍脾气，斗斗心眼，看不出跟那些钗裙粉黛们有什么区别。他的毛病倒并不在于怎么的女里女气，而是“长不大”。换句话说，也就是始终走不出“子宫”，总离不开姐姐妹妹的簇拥、疼爱，离不开众多丫环的陪伴、伺候，离不开母亲和祖母的呵护、娇纵。他能够这么“不像个男人”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个男人。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传统式的中国男人究竟是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的，以至于他们当中的觉醒者都不得不自认“阴盛阳衰”、疲弱无能，自认“孬种”、“尿脬”、无奈和无赖?

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被规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且是处于长辈及朋辈监视督察下的这种工具。性交只是生殖的需要。从传统伦理到中医学说，都把“房中之乐”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脏事、丑事。纵欲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阳萎则是道行最高深的表现。

他们的童年不外乎这两个极端——祖母式的呵护或严父式的管束。倘若二者兼备，效果便更佳。他们得既擅长发嗲、撒娇甚至撒泼，又善于假扮少年老成、乖巧内秀，目的自然是为了讨“大人”们的一个夸赞。

他们规定了女人的生活圈子，自己又被这种圈子所规定。他们必须习惯和周旋于姑嫂、婆媳、妯娌(以前还有妻妾)之间的矛盾纷争，或多或少学会像女人那样嚼舌头、管闲事、包打听、使心计、挑是非，并把这一套照搬到“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中去。

他们必须尊崇祖制，尊重活着的或是死去的长辈。无论自己年纪多大、地位多高、知识多丰富、成就多辉煌，在长辈面前“永远只是孩子”。他们俯首，他们跪拜，他们匍匐在老人或权贵脚下，模仿蜷缩在子宫里的模样，以示自己的软弱、柔顺。强悍、锋芒毕露为人忌恨；表面的谦和受人推重。

他们虚伪，假惺惺的；他们阴柔，深藏不露(谁露了就不是好汉)；他们“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他们缺乏逻辑训练，而擅长“形象思维”，他们常依赖于直觉；他们猜疑，“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不敢大胆展现真实个性，宁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他们拉关系，讲义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不想靠自己。他们的宗派往往建立在女性化的情感基础上，而不是凭借理性的纽带来维系。他们把好朋友称作“哥们”，——大家亲亲热热，情同手足，以便一道重温共享同一个“子宫”的情谊。

中国王权的悠久、神圣与至高无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但中国的君王，却藏在深“闺”人未识，整日与人数庞大的太监和后宫为伍。举目四望，只有自己一个男人。耳濡目染，尽是莺声燕语和扭捏女态。不用说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那些后妃宫女们的见识抱负、修养情趣，自然不可与现代女性主义者相提并论。她们对于“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整体上显然不会产生什么良性影响。

后宫政治(或称“内眷政治”)和太监政治(或称“褓姆政治”)，正是这种病态的女性化环境的必然产物。

一个民族的阴盛阳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正如精神和肉体的阳萎，是男人的悲哀，同样也是女人的悲哀。走出“子宫”，脱离幼态人格，更不止是男人才要完成的任务。在软性的市民文化流行的今天，光是恨恨地骂几声“操你妈”，也丝毫无济无事——顺便提一下，这句国骂，现在越来越流行于时髦女郎之口。可见“操”本是虚的，“你妈”才是实的。中国的女性化，从这里亦可见一斑。

细说南北

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北之争。这种争，在大分裂时代，是对峙，乃至战争；在大一统时代，则主要为文化的竞争与冲突。

"南党北党"与"京派海派"

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曾向顺治皇帝说明南人北人的差别："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南人文章做得好，行为却不一定如其文章一样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么样，为人却稍善。他建议开科取士："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地道的北人，讲出这番看去不偏不倚的话，以显出自己超然于当时甚为激烈的"南党北党"之争。三年以后，冯铨的政治对手、南党盟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名夏，因为讲错一句话被检举揭发，处以绞刑。

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固然是一种不错的用人政策，但到底是取"优于文而行不符"的南人，还是取"短于文而行或善"的北人呢？冯铨没说。1646年，他受命主持清朝入关后第二届科举考试，373名新科进士中，北人就占了365名。显然在他的心目中，"行或善"要比"优于文"强多了。既如此，又何必开科取士，进行道德考察就可以了。

北人的"行或善"，也值得推敲。即以冯铨本人为例，行迹就大为不善。他在明朝做官，投靠、谄事阉宦势力，栽赃残害东林党人，主持编纂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成为大太监魏忠贤的两大帮凶之一。清军入关，他应召进京为官，带头响应剃发令，全家都改穿满服，还向多尔衮表白："一心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事一君"。有才无德，恰好成了冯铨自己的最大特点，为后人嘲笑。康熙皇帝恶其名声太臭，下诏削去他的谥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有"京派"与"海派"的讨论，鲁迅因作《北人与南人》一文："北人的鄙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作为"海派"也是南人的鲁迅，对北人优越感的挖苦简直是入骨三分，不过现在看来有嫌偏狭。其实南人的鄙视北人，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可谓是相互鄙视。东晋时，南方士族瞧不起南渡来的北方士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人叫作"伧鬼"。

岂止南北，各地居民那种对外乡人的鄙视、嘲笑甚至作弄，我们今天都往往能感受得到。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史之久，南北间的差异成因太复杂了。以北方文化的代表北京为例，它属于外族的历史比中原更长，早在残唐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即作为云燕十六州之一部分划归了契丹，先后经辽、金、元诸朝统治，直到明初收复，前后凡四百三十二年。当初是划出去的，又不是被征服，并且刚做过大唐帝国的子民，文化远较统治民族发达，要优越也只是对契丹人优越，怎么会反过来对留在国内的汉人感觉优越呢。

古今南北谈

古往今来，对于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风北俗之间的异同，不知有多少人作过观察、辨别和评述。《隋书·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亭林先生是江苏人，任职过南明，又北游诸省二十年，对当时南北两边的情况感触之深，加之难以释怀的亡国之恨，遂有此评。

民国时，南社成员胡朴安曾辑《北京（车酋）轩录》，其中首篇《社会丛谈》由北京人的爱吃葱蒜、穿红绿、听京戏，谈到北人的弱点："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医科学解说之，则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较迟，是为一大原因。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是人群进化之障碍。"从味觉、视觉、听觉的迟钝与灵敏入手，一下找到北人难以进化的原因，似乎还有医科学的根据。令人大开眼界。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说了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

"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妓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时起，南北妓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人，靖康之乱后逃到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都是江南人。清末民初京师名妓赛金花、小凤仙也都来自江浙，不仅凭床笫之技而终能载入史册。

明人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南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难治。"（《双槐岁抄》）黄瑜说的南人，主要指岭海之人，亦即岭南广东人。食槟榔之俗并不限于广东，北面的湖南人也喜食槟榔，有著名民歌《采槟榔》，虽然那里不种槟榔树。黄瑜说的中医医理，怎么听都有点像"伪科学"。我就不信吃酥酪可以把皮肤毛孔吃紧，以至于病多难治。西人吃酥酪（黄油、起司）吃那么多，反倒长出那么深的毛来。康熙皇帝也曾论及南北人的体质，认为北人进补宜用鹿茸而不宜用人参，南人则宜用人参不宜用鹿茸。人参鹿茸，反正都是他祖籍所在地的特产。

看出来的南北差异

作家周作人原籍浙江绍兴，却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因而兼通南北，也有许多论述。这里只拣他吃南北点心的不同："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南北的点心》）周作人喜欢吃点心，而且提倡吃不是为了饱肚子的点心，喝不是为了止渴的苦茶，终究还是个南人。他对日本文化的喜好，大概也包括日人做点心用料极省，饱肚子的不行，浅尝辄止可也。

南人北人的异趣，外国人也能感觉得到。英国第二任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如此描写京广两地人的体貌："生活在南方的中国人，其体貌特征不如生长在北京的中国人更具有鞑靼人面部所有的突出的棱角。"夏天时，南方的男人习惯赤裸上身，腰以上晒得黝黑，腰以下仍是白的，"看上去好象是把欧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亚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样。"（《中国人--中华帝国和它的居民的概述》，纽约1836年）

比德庇时早二百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看到的特征更外表，认为北人比南人白："除广东省人有点褐色外，其余的人是白色，和欧洲人的白色没有两样，越往北走，（照例看到的）人就越白。"（《大中国志》）

美国人罗斯对南人北人的品评，就比曾德昭和德庇时的观察深入多了，涉及到了性格的层面："北方人尽管在才智方面不如南方人，但在性格方面比广东人更稳重、更自信。他们对朋友较南方人真诚。由于他们能够互相信任，北方人便易于联合在一起。正因为此，在经营股份公司方面，他们会比机智聪明的南方商人干得出色。"（《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年）对照一下鲁迅的说法："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二者所见略同。罗斯一个外国人，还早了二十年。

另一位美国人费正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人的观察可能无法像罗斯那样深入细致，但他生活的时代也不一样了，可以从较高的视点来鸟瞰："对于飞越中国大陆上空的任何现代旅行家，从漠漠云雾和阳光交错中透露出来的是两幅典型的画面，一个是华北，另一个是华南。在北京迤南的干燥华北平原上，……极像美国中西部的景致。……华南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典型画面，……每年大部分时间稻田都浸在水里，因此从空中望下去它是一片汪洋。"（《美国与中国》）华北的刻版画，与华南的水墨画，构成他对中国南北印象的两个板块，他心目中的中国人会是什么样的形象？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他的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专门有一节《北人与南人》，谈外族入侵时北人与南人迎敌时各有不同："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拔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该节注）清兵入关，南明遣使左懋第率代表团到北京与清朝谈判，据使团成员陈洪范《北使纪略》载，当时北京城里已经降清的北方籍官员一概闭门拒见这些南方来的代表。既怕被当面斥为"明朝叛臣"，闹个不愉快，又怕清廷起疑与南人"暗中勾结"。历朝历代都记载，每遇入侵，北人总是远比南人降得痛快和彻底。

我不多举例子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搜集，或许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书来。尤其南北的民俗风情，简直历数不尽。北方赶集，南方趁圩。北方对弈，南方下棋。北方用勺，南方用调羹。北方吃馍，南方吃馒头。北方喝粥，南方吃稀饭。远古时北人吃小米（粟），南人吃稻米，后来北人改吃麦面和杂粮，南人依旧吃稻米，再后来南人也偶而吃面。北方叫江为河（东北除外），南方叫河为江。北人善马，南人善舟。北人威重，南人灵巧。……（参阅拙作《南人北人》，1998年）

南北之分

南方北方的划分，一般以秦岭、淮河为界，也就是所说的华北与华南。华南、华北大体对等分割中国自秦以后形成的传统疆域，总面积约在三百万至四百万平方公里之间。华北，中国北方也；华南，中国南方也。这里所讨论的华北，不能遗漏有时被划入"大西北"中的一部分，即陕西、甘肃、宁夏；而华南，也应该加上归到"大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为了方便叙述，习惯上，整个陕西、河南都划为北方，而不论是否秦岭以南；整个安徽、江苏也应该都划归南方，亦不论是否淮河以北。但本文有时为求"精确"，讨论明代以后问题特地将安徽一省严格按淮河南北划分，这是要预先说明的。在南北分治分裂时代，我以为应以南北王朝各自实际控制的疆域为界。如春秋战国，楚吴越的版图皆为南方，包括现今河南之相当一部分。三国时期，魏国为北方，包括它所统辖的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在清代以来形成的大中国版图上，南方除海岛台湾外仍基本保持传统区域不变，但北方的范围大大扩张了。关外的东北（满洲），长城以北的蒙古，塞外的新疆，高原的青藏，都应划归北方，--可称之为大北方。西藏虽位居西南，但"第三极"的地理环境，使其无论从习俗、文化、宗教，或是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完全呈现北方民族的特性。历史上，西藏与南方王朝关系较为淡漠，而与北方王朝交往甚密。仅此也可以看出，中国领土的伸缩变迁，主要系于北方。大北方占去中国现有面积的绝大部分，南方仅占260余万平方公里。

最早的南北之分，大概是远古时代的炎黄大战。按《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说法，炎帝居于姜水（陕西歧水），应该是北方人。黄帝没说是哪儿人，但他与炎帝同为少典之子，也应该是北方人。其实他们两位的籍贯，至今没弄清楚。光是炎帝的生卒地，就至少有西部（陕西）说、东部（山东）说、中原（湖北随县）说及南部（湖南）说几种。如果以南北论，则所谓西部、东部和中原都属北方，只有湖南属南方。近年有学者考证，古代文献中支持炎帝是南方人的说法极多，计有屈原《远游》、《列子》、《礼记》、《淮南子》、《北虎通》、《帝王世纪》、《绎史》、《拾遗记》，地方志《茶陵补志》、《衡湘稽古》、《嘉禾县学记》、《元和郡县图志》引《南岳记》等等，而说炎帝是北方人的仅有《国语·晋语篇》一种。（林河《古傩寻踪》，湖南1997年）不知为什么，人们恰恰选中这一种为"正统"说法。文献记载的炎帝南人说，又应分两种，不可混淆，一是生于南，二是卒于南。如果仅仅卒于南，还不能认为他就是南人，因为有可能是失败后放逐于南方的北人。

炎帝亦即神农氏，这一系统发明了农耕、医药、商贸和音乐。黄帝系统也不甘落后，发明了房屋、蚕桑、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弓箭及井田制。比较两个系统的发明，只有音乐一项相近。也正因为这项"重复"发明，可以推断炎、黄分属两大文明系统，而不是挨得很近的两个部落。现代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迄今约有九千年历史，遥遥领先于黄河流域至少上千年。这足以证明神农氏只能是南方人，如果真是他发明了农耕、尝遍了百草的话。炎帝一脉为现今可以追溯得到的"南人初祖"，似无太大的疑问。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相传在有熊（河南新郑）一带，应该是北方人。他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头衔，改名为"北人初祖"更为恰当。

有人认为，黄帝之妻嫘祖原籍广西，推断黄帝也可能是广西人，后来被北方部落抢去当了领袖，这才教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盖房子、养桑蚕、造舟车、制弓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毕竟猜测成分太大。就算北方部落真的抢了这么个南方人去做他们的领袖，那也是北方人的造化，而非南方人的骄傲。远古人取名字讲究来历，如有巢氏、燧火氏、神农氏、刑天等等。炎黄也如此。黄帝的黄，是黄河的黄，黄土地的黄；而炎帝的炎，是炎热的炎，烧火开荒的炎。

朝秦暮楚的中国

依据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结合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可以大致清理出一条脉络：从非洲来的原始人，经东南亚一带进入中华大地，由南向北扩散开来，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江南文明，和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原文明。长江流域因地理、气候较优，文明的步伐曾长期大幅超前于黄河流域，但黄河流域吸收了江南文明的农耕技术并使之制度化，终于后来居上。炎黄之战是南人与北人的第一次较量，也是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黄帝领导的北人赢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得中原文化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占居正统、主导的地位。

春秋时，南方的吴、越、楚三国相继壮大。尤其楚国，率先自立为王，与北方的周王室分庭抗礼，还吞并数不清的大小国家，版图急剧扩张。到战国时，楚国的领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东至山东半岛，西抵陕西，西南曾略巴、黔中，征服滇池四百里地，面积可比甚至一度超过北方六雄之总和，实际上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南朝"为楚国，"北朝"为齐、秦、魏、赵、韩、燕诸国。楚国的强大还不仅是国土辽阔，经济、科技也是最发达的，远非北方可比。当时最有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中原的国家，是楚国而非北方任何一国。

然而恰恰是秦国而非楚国横扫六合。秦国地处偏狭，战国初年其面积排在楚、越、赵、齐之后位居第五（燕、魏、韩其后）。商鞅变法，从政治体制上下功夫，终于取代楚国成为七雄之首。秦国强大后，第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南方的楚国。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最令人感觉其诡诈、蛮横和恶劣的，是强秦欺楚。人说南人狡诈，北人憨厚，实则南人可以憨厚得近乎颟顸，北人也可以狡诈得山河失色。不过楚国到底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在受到秦国重创之时，还能以强弩之末，出兵吞并面积第二大国越国，攻灭文化之邦鲁国，收服滇池（云南），击溃秦将李信率领的二十万大军。直到秦国改派老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入楚国本土，与楚军主将项燕决战取胜，才灭掉楚国，将天下大半收为秦土。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起而推翻秦朝暴政的，果然多是楚人：陈胜、吴广建国号曰"张楚"，项梁、项羽是楚将项燕的后代，刘邦出身楚国故地，反秦大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楚怀王。秦末战争，实际上就是楚秦所代表的南北双方的再次决战，楚方当然也联合了原北方诸国残余的贵族势力，但那种从王室贵族、旧臣故将到微官小吏、农民工匠社会各阶层群起反秦的劲头却非楚莫属。亡秦之后，楚营内部刘、项再战，所谓楚汉相争，其实是楚楚相争，待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之时，以为楚人尽归刘邦而丧失斗志承认失败。秦汉两朝，看起来汉承秦制，国都也都设在长安，却是北人和南人先后统一中国建立的两个政权。治国思想也大不一样，秦朝推崇法家，汉朝先行道家，后独尊儒术。儒本是北方鲁国的产品，但鲁国终被南方楚国吞并。

楚人占据中原，渐渐忘了自己的南方出身，称更北为"胡"，更南为"越"，史称"北方胡，南方越"。那自己是什么呢？是"汉"。当然，"汉人"这一称呼要到后朝才得以使用，汉时的汉人仍叫秦人，此名传到西方，遂有今日之通行于国际上的中国国名--"秦"（China），而组成"秦国"（中国）的主体民族却是"汉族"。秦汉秦汉，其中包含多少南人北人的兴衰演义？

汉人成蛮子，胡人变汉人

两汉逾四百年，分裂成三国。北方是魏国，南方是蜀国和吴国。吴蜀之间有许多过节：陪了夫人又折兵，大意失荆州，火烧连营三百里等等，却仍同属于"南联盟"，共同对抗北方的劲敌，否则三足鼎立之势必然坍塌。蜀国开发西南，吴国经营江东，为中国的民族大撤退预备了富足的余地。

衣冠南渡以后，百分之八十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北人与大批涌入的胡人杂居。经过这番民族大迁徙，南北人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大致是：南人为汉人，包括原来的南人与北人；北人为胡人，掺杂少数残留的原北方汉人。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自以为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要不怎么叫"衣冠南渡"！），一派正宗嫡传的嘴脸，到后来才渐渐融入南方，成为真正的南人。而残留北方与胡人杂居的少数北人，则艰难得多，他们是亡国奴，人数既少，地位亦低，任务还挺艰巨：要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进一步还要去汉化轮番入侵、人数众多的胡人。

到了南北朝，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则称南人为"岛夷"。索虏者，头上结辫子的化外之奴也。岛夷者，泽国水乡的乌合之众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北方的索虏们经过仔细一番汉化，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汉人，征服了南方的岛夷，建立统一的隋唐王朝。

安史之乱及黄巢之乱，又有大批北人逃亡南方。此次南迁虽不比衣冠南渡，却也动静可观。北方再次由外来民族建立多个王朝，"五代"中有三个为沙陀人的朝代。南方则占去"十国"中除北汉外的九国。最后仍由北人逐次征服南方诸国，建立宋朝。宋代也是大量北人移居南方，至北宋灭亡之际，这一民族迁徙达到高潮，从而使南人北人的比例达成了大幅逆转。汉时北人比南人为8:2，南宋时则反过来为2:8弱。（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福建1997年）若考虑到北方历朝都有大批胡人内迁和入侵，如汉时的匈奴，两晋南北朝时的羌、氐、鲜卑，唐时的突厥、沙陀，宋时的契丹、女真，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的北方已经完成民族大换血。由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来活跃在中原历史舞台的"中国人"，基本上换成了一批一批来自更北方的"外族人"。

这一大换血，至南宋初已历时至少八百多年，还将延续二百余年至元末。加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是分期分批来的，无论出自什么原因，--是入境随俗，还是向慕中华文化，抑或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都被分期分批地汉化，变成了或正在变成北方汉人。他们原来的民族，几乎都已消失或正在消失（除了留在关外的女真人）。换血是汉人从血缘上逐次被稀释，最后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等于数学意义上的"换得一个也不剩"。而此时的南人，也不会都是纯粹的汉人，因为逐次迁来的北人中，可能已带有胡人的血统，甚至本身就是被汉化的胡人，只不过也可以忽略不计而已。因为分期分批，所以换掉的只是血缘，民族文化却被传承下来。先被汉化的胡人，又担起汉化下一拨胡人的任务。当然，汉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胡人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汉人文化，使之称为胡汉混合型文化亦不为过。如果没有唐及北宋这两大统一王朝的融合，南北间的文化分离会更加大。

元朝时，蒙古人从法律上确定了南人北人的分别和等级。北人是汉人，列为第三等；南人是南人，列为第四等，都排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后。不过要说明一点，当时的人称"北人"，是指更北方来的征服者蒙古人，而非本文讨论的北人（汉人）。由北往南的次序是：北人（蒙古人）、汉人（金人）、南人（南宋人）。金朝先于南宋沦亡蒙古人之手四十五年，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北人比南人自觉优越的原因。其实这时的北人即"汉人"，如前所述大都是汉化的胡人，包括前辽的契丹人、前金的女真人。而所谓南人，反倒是较为原本的汉人。北人不但早于南人被外族征服，接着又随同外族一道征服南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自己也曾是外族征服者，及征服者的后代。

这时来中国的西方人著作中，我们看到北方被统称为"契丹"，南方被统称为"蛮子"（Manji）。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分清，北方的众多民族是怎样交融汇合，南方的土著与客家又如何杂然并存。在他们眼里看来，中国由两种人组成，一是北方的契丹，一是南方的蛮子。这种叫法，持续到清初还被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