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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认为，长于"说"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强词夺理、过于油滑和光说不练。能说会道终归是一种优秀素质，"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数"未必值得欣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演说家，在历史和文学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演说和雄辩，奠定了古民主制的基石。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是以文取仕，实际取舍系于一人两人：考官或皇上。现代民主制则很大程度上是以言取仕：竞选宣言、电视辩论、议会演说、记者招待会，……竞选人必须面对民众、媒体、对手，过不了"说"这一关成不了一个好的政治人物。现代司法也离不了说，法官一般从优秀律师中选任，而出色的律师除了大量的案头文件准备，主要得凭借法庭上即兴发挥的高度的语言技巧，询问、反诘、陈述、逻辑、乃至语气。宗教亦如此，藏传佛教、天主教的领袖，都必须是语言上的高手，擅长讲经、布道，否则难堪大任。西藏以转世方式相传的历任达赖喇嘛，即使在亲政数年后，仍须通过一次次严格的考试：当着数千僧人的面，与各大寺最出色的学者进行每次数日的辩论。这比在大学做学问拿博士，也要经过的口语答辩难多了。私下里破万卷书、引经据典、行文严谨、深谋远虑固见功力，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更令人折服。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中国人历来提倡"敏于行而讷于言"，但毕竟还有诸葛亮这样深得人心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恰恰是"拙于行而巧于言"，坐着轮椅摇摇鹅毛扇，却能舌战群儒、骂死王朗。

绕来绕去，又回到说上来了。本篇题为"细说"，其实只能算"杂说"。既然杂说，也就只能说个大概，有的地方说得粗，有的地方说得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一直以为，南北的区分，及南人北人的异同，既可划得很细，亦可划得很粗。有时千里之别，有时毫厘之分，不可能绝对化。清末民初文化大师辜鸿铭，尝自称"东南西北人"。他生于南方（马来西亚），居于北方（也卒于斯），学于西方（留学欧洲），娶于东方（日本太太），通十余种语言，你能用南人北人来简单归类么？

2001.2.于河溪屯子

绝食的艺术

一、

小说家汪曾祺，近年写了好些饮食文化方面的文章，读了很过瘾。他问，“苦瓜也能吃么？”尽管我们湖南人早就认为，苦瓜是很好吃的，但还是觉得他问得有理。再回过头细一品尝，果然禅味儿十足。他写《萝卜》，大大小小各种颜色写了一大堆，没问是否能吃。显然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萝卜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他又侃侃地聊《咸菜和文化》，从北京的水疙瘩，天津的冬菜，苏州的春不老，上海的雪里蕻，云南的韭菜花，四川的榨菜，直说到北味和南味的酱菜，酸甜苦辣，说得我们口水直流。

吃是一门艺术，人们大都认同，不觉奇怪。许多人却不一定知道，谈吃也可以成为艺术，而不仅仅是好吃者饿着或者饱着时的回味。譬如汪曾祺，他不说吃燕窝，吃鱼翅，吃熊掌和龙虾，只说苦瓜萝卜咸菜，这就十分艺术。闭目想一想，确有一种“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和风雅。要是反过来，象富人家摆阔一样，喋喋不休历数自己吃过的山珍海味，必然俗不可耐，觉得这老头今儿个怎么啦，讨厌。虽然不说我们也坚信，山珍海味之类，他一定没少吃过。

二、

都说中国人重吃，才主张“民以食为天”。这话不假。但世界上又能找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从穷得饿肚皮，到富得流油，会不重吃，竟去重别的什么东西呢？美国人据说是吃得随随便便的，有不重吃之嫌。不过那是吃的东西太多，太工业化，以至不大讲究口味，绝非轻视饮食。他们对于口福的追求，从来都不能苟且，不加掩饰。只要走进任意一家美式自助餐厅就能见到，那种不要命的饕餮功夫，中国人通常要用“牛肠马肚”去形容。

现代西方人提倡节食，是对千百年暴食传统反思的结果，是一大进步。以前认为，饱总是好的，现在看不见得。吃太饱，常常撑得难受，干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所谓“吃饱了撑的”。人类有两个毛病，一是吃饱了还可以吃，二是消耗不完的食物会自动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变脂肪的事最教人头痛。它不是革命式的突变；而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等到忽一日心血来潮，对镜顾影自怜时，才惊觉已不复往日的身段。陡生“尾大不掉”的悔恨。

三、

吃太多，并不见得精力充沛。狮子老虎饿的时候最凶狠和机警（饿到东倒西歪当然也不行），吃饱了反而哈欠连天，无精打采。人也如此。这跟重工业的“自我消耗”一个道理。生产了很多钢很多煤，用来造大机器，目的为了生产更多的钢更多的煤，好造出新的大机器，去生产多得不得了的钢多得不得了煤……。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人的肚子好比一个土法上马的炼铁厂，不断将精美可口的“钢”炼成松松垮垮的“铁”，既浪费，又无聊，还挺累人。

节食主义者深谙能量守恒定律，满怀忧患意识，所以“量出而入”，乃至入不敷出，为社会节省了大量资源，缓和了由于人口暴增、灾荒、战争以及统治者无能造成的食物短缺的矛盾。总之是一件利人利己，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如果整个社会象提倡戒烟一样，提倡“吃少一点，再吃少一点”的风气，如果人人都以少吃为荣，用天平而不是用磅秤来计量我们的食物，人类一定比现在要文明得多和智慧得多。走在街上，每个人眼里都发出进取心很强的光。

四、

节食标志着人类的进化层次。怎样用最少的食物，发挥最大的功效；怎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怎样“又教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从古到今，想必有不少科学家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连一辆汽车都要去相尽办法使它省油，何况人。前苏联曾有一个“饥饿俱乐部”，成员多半是有志于此的学者专家，经常举办饥饿旅行活动。好多天不吃什么东西，拄一根拐杖去长途跋涉，以探索和磨砺人的极能。举重运动员在这方面也是身体力行。我见过一位集训期间的轻量级全国冠军，每天举到天上去的重量，我要拆开忙一个月才干得完。而他的一餐饭，喂一只鸟都不够。往他面前一站，不免汗颜，觉得自己太好吃懒做，形如饭桶。

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对节食作了很大的努力。吃斋，吃粥，直至“避谷”，——除了喝水，不再吃任何东西。这是最高的境界，把节食推到了极致。不止“节”，已是“绝”了。“避谷”怎么能获得生命所需求的能量，维持新陈代谢，还是果有什么“精神变物质”的妙法？我们俗人大概永远无法了然。

五、

这样绝食很有哲学意味，也有点象特异功能。别说一般人无法做到，就是道行很深的出家人，也没几个能“避谷”的。老和尚坐化前，常要“避谷”十几天或者几十天。但“避”的目的，是为了脱离尘世的苦海，死而后生。印度的瑜珈功练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埋在这里埋在那里，不过挖出来动动眼睛眉毛，又依旧要吃得吧嗒吧嗒。真正的避谷，是不吃东西却还能活着，活得好好的，担水劈柴全靠他（她）。

一个人一天不吃东西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吃东西。伯夷抗议周武王兴兵伐商，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有一点绝食的意思了；但仍要“采薇而食”。“薇”就是野豌豆，生熟都可以吃。平时大鱼大肉用多了的人，偶尔来一盘清炒或凉拌的野豌豆，会十分爽口，也可以清除肠胃中的垃圾和秽气。天天吃并且只有这玩意儿吃则不行。人又不是马。即算是马，也还要不时地加些精饲料什么的，打打牙祭。伯夷先生出身贵族，显然习惯于“粟”而不习惯于“薇”，结果活活饿死。奇怪的是，武王取殷商得了天下，那五谷杂粮都姓了周，怎么偏偏首阳山的野豌豆就不姓周呢？

六、

可以推断，在古人那里，绝食最初只是一种自杀的方式。即使用它进行斗争，也仅仅是自杀性的斗争，与悬梁、刎颈、割腕、投河、跳崖、饮鸩等等，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想自杀又下不了手，怕无全尸，怕死得难看，因条件有限找不到合适的工具，要给世人造一个无疾而终的假象，绝食是最佳的选择。

这是一个拉得极长的自杀过程。在体能精力耗尽之前，绝食者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反思。没坐过禅的人，很可能思如泉涌：自己的一生应作何评价？此举是否明智？值得吗？何必呢？算了吧？会不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要不要吃点东西？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回头还来得及”，是优于其他自杀方式的最重要的特点。但一个人报定了必死的信念，视死如归，嫉活如仇，这就不是优点反而是明显的缺点。尤其要以一死来唤醒什么、震撼什么、使谁谁谁产生遗憾悔恨等等，它就更缺乏动作性、突发性和足够的刺激性。没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怆，没有“一石击起千层浪”的轰动，没有“飞身直下三千尺”的惊叹，没有“螳臂挡车”的气势，没有“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壮观，容易死得无声无臭，既不重于泰山，又不轻于鸿毛。

七、

把绝食当做有效的斗争手段，大约是受到孩子的启发。小孩不肯吃饭，大人又劝又哄，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行贿许愿，就为骗他好歹吃上一口。小孩不吃饭，或因为不舒服，没胃口，或因为撒娇，贪玩，刁食，绝不至于要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还没来得及“潇洒走一回”呢。如果大人一味地娇纵，久而久之他会发现，“不吃饭”是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一经施展，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特权可以有特权，要什么都可以给什么。

孩子长大，自己成了大人，自然不好再玩这种游戏。但儿时的经验可能长久地融进他的潜意识。当他遇到无所不能的强权，受到不讲道理的对手的摆布，陷入一种无法挣脱的处境，就情不自禁地想祭出当年的法宝。

在绝食者的抗议和诉求背后，多能找到孩子式的任性。事实上，面对强权，柔弱的一方也的确象站在总是有理的大人面前的孩子，只有自我伤害，才是他们手里唯一不会被剥夺的武器。

八、

但是孩子的自我伤害，是建立在父母绝不愿意孩子受到伤害这一坚实的情感基础之上的。大人知道，孩子无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任何责任，哪怕饿得精瘦，还得由你来解决。僵持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对于绝食的成人而言，这种自我伤害就毫无保障了。首先，他得为自己的行为担负直接的责任，饿成什么样子都要自己修复。别人顶多只能建议你怎么修复，先进食流质，一餐不吃太多等等。其次，是绝食者基本上没有对方不愿你受到伤害的情感基础。在抗争激烈时，对方多半还希望你被伤害那么一两下子，最好连肉体都消灭掉。我不知道，世间可真有公平交手的君子。至少我没有见过。如果他是君子，你还有什么好争的？并且一定要用这种激烈而至伤胃的方式？

从内心深处来说，对手并不着急，——我们也看不出他有这个必要。他的急是假惺惺装出来的，以表明他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权。

九、

绝食者所能依仗的，仅此一点，即以自己的饿出真毛病，去急对手的假毛病。这场较量，无疑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更不利的是，对手可能连假毛病都没有，绝食者唯一的出路便是活活饿死，除非你看出苗头不对，恢复进食。

只要对手露出那么一点儿假毛病，就说明他还打算讲理。绝食者的目的和全部希望都维系在这点儿毛病上，实在是十分脆弱和可悲的。要知道绝食的前提，是已经认定对手不讲理，否则何苦来。

道理上讲，绝食斗争似乎永远不会有胜利者。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翻开历史瞧瞧，有许多绝食者居然成了大赢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印度的甘地。他长得黑瘦，目光炯炯，一看就是个惯于绝食的行家里手。他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的追随者们排着队唱着歌走进监狱，声势壮观和感人。而这一切，都不如他的饿肚皮功夫更令人回味和惊叹。直到今天，有志于绝食的人们，仍奉他为楷模，虽然没有第二个人能饿出他那样的一副圣徒形象。

十、

甘地受过正宗英式教育，曾入伦敦内殿法学协会学法律。但他出生于印度的宗教家庭，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一“碰撞”，于是殊有异秉。现在想想，他大概练过瑜珈。他的生活习惯颇具宗教色彩，如主张苦行与戒杀，信奉素食主义等等。素食就是一种很严重的节食行为，因为人的食性很杂，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瓜果菜蔬、有机物无机物、有毒没毒都能吃。“信奉”素食主义，并不等于不喜欢和不能吃荤，而是理性地控制自己不吃。成为习惯之后，当然也可能见了荤的就恶心，那是另外一回事。

长期的节食，练就了甘地一流的饿功。他看看很瘦，却绝不会轻易地饿死。人们常以为，胖人比瘦人经饿，这是天大的误会。人不是骆驼，没有大量储藏有效能源的本事。胖瘦之间的不同在于，胖人消耗的能量更快更多，也就更容易和更强烈地感觉饥饿。

还有一个不同，是胖人不容易引起同情。旁观者总觉得他平时油水养得太足，饿几顿饭，大约是吃饱了撑的，说不定还是在科学减肥。看胖子绝食，正如看富豪人家小有失窃一样，多半都会抱一种饶有兴致、轻松愉快乃至幸灾乐祸的心情，充满好奇而不是同情。这就极大地减缓了对手的道德紧迫感，在“急出毛病”与“饿出毛病”的较量中占据优势。

十一、

我们得承认，胖人也有绝食的权利。只要不是虚胖，有计划有节制地绝食，也确实可以达到科学减肥的目的。但若以此作为斗争手段，则不能不有所选择。在集体绝食中，劝导胖人最好不要参加。即使参加也只许呆在不起眼的地方，让宣传媒体始终对准那些天生的骨瘦如柴者，以彰显绝食的功效。比方甘地，本来就瘦，却每次都让人相信他是“这一回”饿出来的，大增同情与公愤，进而胁迫对手就范。

如果限于人手，不得已只能由胖人参加，则应该“避胖就虚”，尽可能无精打采气若游丝，使人觉得这不是胖而是肾炎糖尿病引起的浮肿。同理，那些年轻气盛、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人，最好也遵循这一原则，让自己看上去年老体衰、面有菜色、精力不支、濒于休克。与其他任何一种斗争方式不一样，自己越打不起精神，离胜利反而越近。可谓“以己之弱，克敌之强”。

但这一弱和强的对比，总有个限度。如果对手强到急不出任何毛病，亦即敢于不顾舆论与公愤，胜利也就完全无望，不如干脆端碗吃饭。所谓“不达目的绝不进食”，“不自由毋宁死”之类，本是些煽情口号，煽煽别人还可以，千万不能将自己也煽得不知东西南北。

十二、

卡夫卡写过一篇小说《绝食艺人》，又译作《饥饿艺术家》。艺人也罢，艺术家也罢，，至少在欧洲，曾有人专门以绝食作为一门职业，而且还要公开巡回献艺。艺人关在一间铁笼里，观众花钱买票站在外面欣赏，看他如何饿肚子。他很有职业道德和尊严，晚上不停地唱歌，不让别人怀疑他偷吃食物。人家反而以为他技巧高超，居然可以一边唱一边偷着吃。最后他被人们遗忘，孤零零地死在笼子里。

遗忘的主要原因是麻木。他拖的时间太久，人们开始的兴趣消失了，绝食天数的累积已不能再博得人们的惊讶和赞叹。事实上，你就是可以把食绝到“避谷”的地步，可以永远不吃饭，人们的惊讶也绝不会维持多久。大千世界的奇怪事儿多着呢，常年不睡觉的，一辈子裸着身子的，吃活蛇的，浑身长毛的，……假如都得激动不已，还要不要活？绝食一两天和绝食七八天有很大区别，几乎所有的人都能饿个一天两天的，而绝大部分人七八天不进食就要完蛋。但绝食二十三天和绝食三十二天，之间有什么区别？观众的结论是，你反正经得饿，由你去吧。

十三、

这位艺人的错误，在于不善于把握观众的心理，以为人家要看他怎样一次次打破自己的记录。饿死的那一次，无疑创造了他不可能再被打破的终极记录。因为断气的前一秒钟，是他不吃饭活得最久的时刻。不过一秒钟之后，他就同任何普通的一个饿殍完全一样了。结局几乎可以预料：他被观众，甚至被杂耍团遗忘得干干净净。直到人们发现他死了，才把笼子打扫打扫，换了一头豹子关进去。

人心不古，现在已经不是甘地或卡夫卡笔下的那个时代了。连政治都要讲“科学化”和“艺术性”，绝食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也应该科学和艺术起来。否则难免做不必要的牺牲，更糟糕地，可能演变成一出不好收场的闹剧。

看看美国一位“杀手医生”的例子。这位医生对“安乐死”一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曾帮助干掉过二十几个绝症病人的性命，吃了官司。为抗议囚禁待遇的不公，他宣布绝食。他的绝食很有意思，不绝维生素和果汁。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如果每天有足够的维生素和果汁，不仅饿不死，简直还很有利于养生。说穿了，他是拿自己的食欲而不是健康作为筹码。想想看，任何时候，他怎么会输？

问题是，哪儿去弄那么多的新鲜果汁。在中国，到底还是来点萝卜咸菜之类的，要容易得多。

1994.2.于长岛

辣椒与革命

A.

三十年多前的一天，毛泽东问刘少奇和周恩来，有什么办法让猫儿吃辣椒？刘觉得这好办，掰开它的嘴强行塞进去就是了。毛摇摇头，以为“太残忍”。周略作思索说，饿它三天，把辣椒裹在肉里面骗它吃下去。毛也不满意，认为不够“光明正大”。

“我有个办法，”他深深地吸口烟，又缓缓吐出来，“把辣椒抹在猫屁股上。它受不了，必然去舔。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这样，它就自觉地吃了辣椒。”

二人点头叹服。主席不但治民有方，而且制猫有术，手段委实“老辣”。

其时中国大陆正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数亿农民的屁股被抹过一把“辣椒面”以后，果然都象毛预期的猫一样，一下就积极行动起来，进入了“高潮”。

B.

毛泽东酷爱吃辣椒，是久嗜成瘾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食不厌粗，有辣就行。1959年他回湖南视察，一到长沙便要去火宫殿吃臭豆腐。——火宫殿的臭豆腐“闻闻很臭，吃吃却很香”；而且辣油放得特重。三分钱一片（如今已涨到一角），便宜又好吃。湖南人上至宫廷显贵，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大约总要吃一吃的。一碟子下肚，满头大汗，通体舒泰。毛与其说是逐臭，不如说是逐辣。

早在延安窑洞时代，他的辣名就已远扬天下。一次，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机关的庆典会餐，菜还没上，先有一盘辣椒摆到了毛面前。只见他消消停停，有滋有味，自顾自拿筷子捉着吃起来。还问一旁看呆了的安娜小姐，是不是也来一点？

又一次，毛泽东接见另一位外国记者，一边谈话一边吃一种奇怪的点心：梨子蘸辣椒粉。不知他是为吃梨而吃辣椒，还是为吃辣椒而吃梨。那味道大约不是我们凡人所能够品尝得出韵味的。谈笑间，一堆梨片及一碗辣椒末灰飞烟灭。

“吃不得辣椒的人，做不成革命者！”毛摆摆手，嘴角带一丝揶揄的笑。

C.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其中掺有多少幽默和玩笑的成分，可以一猜。不过由金口玉牙说出来，分量立刻不同。毛泽东的话，事实证明虽并不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却往往“不幸而言中”。至今不小心一回顾，仍不由得乍出一身冷汗。

在第一代中共的阵营里，吃辣椒者显然占了绝大多数。湖南的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不由分说一定喜欢吃辣，四川的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更是辣上还要加些麻。中共的两位创建者，李大钊是河北人，离辣源远得很，结果革命尚未有影，就糊里糊涂地上了绞架，没做成革命者；陈独秀是安徽人，安徽小吃的火辣很是厉害，所以他被推选为首任总书记。不过他先去日本，后到北京，再寓上海，更居广州，辣性竟渐渐淡化，没几年功夫，不仅总书记做不成，还开除了党籍，不许他革命了。张国焘离辣源很近，是江西萍乡人，就在湖南边上，于是很做了几年革命者。领导着膘肥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差点把中央红军给挤掉了。但由于辣得不够，仍输在毛手上，损兵折将不说，最后竟灰溜溜地当了“叛徒”。

因不吃辣椒而“做不成”革命者的还有王明（安徽人），瞿秋白（江苏人）。林彪（湖北人）、康生（山东人）、陈伯达（福建人）及“四人帮”，也没一个喜欢吃辣椒的，尽管标榜“最最革命”，到头来仍不免被当做最反动分子清除掉。江青跟毛结婚几十年，一张床上睡觉，却不能一个锅里吃饭。她嫌丈夫吃得不讲科学，辣椒太多，肥肉亦太多，不合健美要求。遂另起炉灶，终于一直吃到监狱食谱为止。

D.

周恩来大概要算是一个反例。他是浙江籍，在天津长大，按道理不应该喜欢吃辣椒，——我们也确实没听说过他吃。只有传闻说他喜欢吃的一道名菜叫“红烧狮子头”，其实也就是江浙口味的红烧肉丸。不但不辣，一定还要放糖。这本不属于一个做革命者的料，然而竟让他做成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恩来的本事，在于他具有超凡的忍耐力、适应力及应变力。又善于妥协与调和，酸甜苦辣咸都可以下箸尝两筷，必要时还能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大口地吃，甚至连声称道美味无比、妙不可言。只要这么吃过一两次，他“能吃辣椒”的形象便树立起来，久而久之，大家也就忘了究其根底，而引为同道了。

当然这或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小人之心并非没有来由。比方我们都听说过，1945年重庆谈判，他曾为毛泽东饮下蒋介石没完没了敬的烈酒，而获得“周公善饮”的美誉。尔后当了总理，又见他在无数国宴上向宾主频频举杯，据说都是茅台。谁知他庄严高举的竟会是一杯白开水呢？堂堂国宴尚且可用一只茅台酒瓶充假，平日吃饭，桌上摆一碟辣椒做样子，大抵也不至于太离谱。

E.

毛泽东是正宗吃辣的，不掺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辣椒的功用不止拿来下饭，还可以生津、御寒、驱风、祛湿、舒筋、活血、除乏、醒脑、提神、发汗、增加维生素A……乃至提高革命斗志，散发革命热情等等。

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患了痔疮，并且十分严重。固然要做革命者，一点痔疮何足挂齿，但隐患一发起来可真有些“那个”。1934年冬，红军长征刚刚开始，他的痔疮就犯了。马也不能骑，只好被抬着走。六英尺高的汉子，跟着一群残兵败将在人家的肩膀上狼奔豕突，那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幸好当时因受伤也被抬着走的，还有一个王稼祥。两人遂结为担架上的密友，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辞”，接着又拉扯上一个张闻天。终于等到时机成熟，一举而发动了一场政变，将军事指挥权从“少年不识辣滋味”的博古，及只晓得在红军女战士中寻找“甜姐儿”的德国同志李德手中夺了过来。

自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令人瞠目的辉煌道路。红军也因之胜利地到达陕北。

F.

陕北不缺辣椒，陕北人对辣椒的偏好不亚湖南，岂输四川，所以做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不说别的，只要看每家农户窑洞门口，一大串一大串挂的红辣椒就可以知道。止可惜北方食品粗糙，不象南方多诱人垂涎的名肴美馔，顺手便开得出一列菜谱，故名声上也就没有辣过川菜与湘菜。

陕北共产党首领刘志丹，人称“红色罗宾汉”，是个吃得辣椒的。毛泽东不远二万五千里，从江西带了中央红军来投奔他，照道理应该携手革命，共商辣计，互相交流交流吃辣椒的方法与体会。开头大概也的确这样搞了两回，佯装成辣味相投的样子，见面呵呵地笑一笑。但是太累。于是“罗宾汉”就在一次小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毛泽东“听说”之后，教人送一块匾去，上书“人民领袖”四个大字，算是对于他吃过辣椒的肯定。

另一位同样是陕北出身、吃得辣椒的高岗，官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忽然不知怎么“反起党来”，在接受批评帮助的时候，居然辣脾气发作，开枪把自己打死了事。他虽然多活了些年岁，死后却连“人民领袖”一类的虚名都没混到。

G.

然而毛泽东的痔疮，却没有因革命走上正确航向而有所收敛。到了延安，辣椒至少是可以尽他吃了，这一隐患就更发展成为习惯性便秘。常常是三五天才拉得出一趟屎，而且每次时间之长，教人以为他在厕所里做诗。

不用说他的诗是做得极好的，最脍炙人口的就有“不须放屁”这样的千古绝唱。被喝令不须放屁的苏修，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向全世界无产者推出一道菜，叫做“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且不论全世界无产者是不是都喜欢吃牛肉，这种烧法便很不合适。土豆无疑比牛肉容易烂，应该是“牛肉烧熟了，再加土豆”，那还差不多。然而按俄式烧法，又不放辣椒。大家既做不成革命的“鲲鹏”，只能去变一只修正主义的“小鸟”。

对习惯性便秘患者来说，放屁无异于报喜的佳音。反过来“不须放屁”，则成了最严重的责罚。让苏修们吃了没烧熟的牛肉不好消化还放不得屁，想想那种痛苦，大约也只有用“天地翻覆”来形容了。

H.

据革命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便秘，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用不着讳莫如深的。他那飞扬的神思，他那妙趣天成的佳构，他那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韬略，当然也不免受到损害。延安时物资困难，既没有“马应龙麝香痔疮膏”，又没有德国进口“痔根断”。所以似乎也都想不出什么良策。唯一可做的是静静地等。从将军到伙夫，从“抗大”学员到一般乡亲，象久旱盼甘霖一样，皆憋着一口气等。等憋到他终于手持一张纸一卷书一支烟，不紧不慢踱进厕所，整个中央机关乃至整个延安，于是传遍“主席大便啦！”的欢乐喜讯。人们奔走相告，飞捷报，传佳音，真个“春风又绿延河岸”，中国革命又有了希望。

革命胜利之后，“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油水吃得足，拉屎不出的事想来不大会经常而且“习惯”了。即使偶有久憋而后通的喜报，由于宫苑高深，再也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也实在无从知晓。只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曾用“有屁放出来、有屎拉出来”形容畅所欲言，获得轰动效应。起因是，辣椒吃得厉害的彭德怀上了一份《万言书》，竟得到基本上不吃辣椒的张闻天之流的支持。毛泽东憋了几日，终于荡气回肠，震惊左右。

I.

与毛不同，邓小平吃辣，从不虚张声势。有关他这方面的轶事也就几乎没听说过。他少小离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据说他当年为了生存，曾把中国的食文化引进法国——开了一家豆腐店。一边当卖豆腐的个体户，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刻刻钢板、发发传单、办办油印小报等等。他肯定也吃豆腐，当天卖不完的，想必不至于一咕噜倒掉，弄点花椒和辣椒，就可以烧成一盘故乡风味十足的“麻婆”，以快朵颐。

旅法五年，吃得更多的怕还是面包，及家常的法国菜。以致过了半个多世纪仍不能忘怀。1979年他访问美国，有人说起中国人跟法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别人。他低头一想答道：“在欧洲，法国菜是最好的；在东亚，中国菜是最好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听了，竟觉得新鲜至极。

比起毛泽东只喜欢吃中国菜，只喜欢吃中国的湖南菜，只喜欢吃湖南的辣菜来，他口味无疑是开放得多和灵活得多了。既能吃麻辣麻辣，又能吃酸甜酸甜；既能玩麻将，又能打桥牌；既欣赏白猫，又欣赏黑猫。一来二去，人们差点忘记他是个正宗老牌的革命家，而只把他看作新时期的改革者了。

但是反过来也没错：他既能来点酸甜，又仍坚持麻辣；既手持桥牌，又藏有麻将；既怂恿黑猫大胆去捉老鼠，又搂着只不抓老鼠的白猫爱不释手。至于他想个什么法子使这两只猫吃辣椒，——是强塞，还是饿三天，还是拿辣椒面抹屁眼儿呢？他可是至今都没跟左右商量过。

1993.1.于长岛

重读大字报

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场运动，有人称之为动乱，有人称之为浩劫，有人称之为灾难，有人称之为噩梦，有人称之为“峥嵘岁月”，有人称之为“对文化的革命”……。起初，人们还能以各自不同的经历、感受来诠释它，回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移的速度往往比我们以为的要快迅得多），它的影象模糊了，蜕色了，剥蚀了，人们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断地被冲刷、浸润及消融，失去了新鲜、真实和个性，而更多地带上了他人的、“公认”的甚至官方影响的痕迹。加之，我们还生活在一个远远谈不上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之中，文化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就这样活生生地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整治得面目全非。

文物是修补破损历史的最好材料。但文物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复制着，修补着，──或者叫修改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石膏像，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像章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在市场上销售、流通和翻炒，被一些怀旧的、猎奇的人们收藏；毛泽东的颂歌被重新演唱、剪辑，灌制成柔和缠绵的《红太阳颂》盒带，大量发行；样板戏也改头换面，成为一些联欢会、电视节目中颇受欢迎的段子。而文革时的许多流行语，包括毛泽东的名言，政治术语，特殊名词、口号、缩略语，民谣民谚，京剧和电影对白等等，至今还在广泛使用着，被作家写进小说和剧本，被老百姓极其鲜活地挂在嘴上，有些还被赋予新的内涵，或依其形式创造、组合出新的词语。一些人把它们统称为“毛氏话语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文物的“活化石”。　

从图书馆、档案馆里，可以找到当年正式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图片，如果找找关系，还可以查到某年某月印发至某一级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些官方文件，对于我们领略历史可以被粉饰打扮成一副什么模样或许有好处，但不能让我们领略历史本身。谁都知道，历史是最经受不起粉饰打扮的。

在一个言论出版受到严密控制、高度极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被称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形态里，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大量发表而又不需经官方审批、不代表官方意愿的文字吗？

有，那就是大字报。

二、

第一张大字报起于何时，大概是很难考证的了。但可以肯定，大字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举凡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说是大字报。然而，赋予大字报以特定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流行于世界的专用名词，却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论我们喜欢还是厌恶，也不论我们是带着感情色彩还是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作为“破”的最主要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立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有专门政治含义的大字报，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全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一部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认为“和风细雨”已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求实行“大鸣大放”。毛泽东当即肯定这一要求：“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辩论、大字报。……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方法，简称“四大”。文化革命不过是将这“四大”推向极端和高潮罢了。

仔细说来，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和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才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形式。鸣放和辩论，可以用嘴，也可以用笔；用嘴叫“口诛”，用笔叫“笔伐”。即使不说中国是一个重文本传统的国家，仅从口舌与笔墨二者的份量来比较，后者也明显更具有空间堆积和时间持续上的优势。常言道：“口说无凭”，只有“笔写纸载”才不容忽视和抵赖。从大批判的实用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口舌转化为笔墨较难，笔墨转化为口舌较易（照本宣科即可），还可以无限反复地转抄、翻印、宣读和散发，在录音设备还只是少数新闻单位的专业器材的当年，“笔”的威力和重要性远远盖过了“嘴”。因而实际上，“四大”就是指的“一大──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九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显然，宪法上列入或取消的“四大”，指的也就是大字报这“一大”。鸣放和辩论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活动，如小孩子吵架，街坊邻舍对骂，小俩口拌嘴，文坛上打笔仗，学术界的商榷，会议上的争执，法庭上的指控和辩护，议会的议案，选举时的论政，党派内外的矛盾，政治、军事和经济谈判，民事纠纷的调解，……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不同意见之间的纷争，都可以统称为鸣放或辩论，由任何宪法来规定其民主意义，是明显多余的。只有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才能定义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才会郑重其事地特别予以规定为合法或不合法。

三、

那么，什么是大字报，我们怎样来定义它呢？最简单最字面意义的理解是：大字写成并公开张贴的文字。查王同亿主编的《汉语大典》：

大字报〔big-characterposter〕发表意见的文字，一般用大字写成贴出，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形式之一，文化大革命时颇为流行，后被取缔

辞典的条目解释，与最简单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这种解释太不完全太不确切了，作为一种“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作为词条的解释简直就是错误。所有的商业广告词都是“发表意见的”，而且“一般都用大字写成贴出”，──如“挡不住的诱惑”、“它使我恢复青春”、“四季如春的感觉”、“『咳』不容缓”、“不打不相识”……。另外，现在仍流行使用的标语、横幅、海报、告示通知、感谢信、祝贺信、道歉信和检讨等等，也都符合该条目的规定。如果它们都可以算作广义的大字报，那么又不符合“后被取缔”的说法。

反过来，大字报也并不都是有文字的，更不用说用“大字写成”了。文革期间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大字报是漫画。还不要说，这些漫画的艺术造诣，往往远胜过文字稿的文学水平；即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也绝不能略过不提。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宣布：“街道是我们的画笔，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在苏联这只不过是一种宣言；而付诸行动，只能在文革时的中国。这样说一点也不过份：没有漫画的大字报和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当然，还包括大批判专栏刊头报尾的宣传画。有人甚至认为，由这些漫画、宣传画组成的文革美术，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唯一能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某种地位的中国美术。

这样认为可能偏颇，却说明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重要到了怎样的地步。当然，如果略作改动，把词条解释中“发表意见的文字”改为“发表政见和民意的文字、图画”，也就比较接近我们所讨论的大字报了。

四、

大字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大”。

它可以把任何弱小的声音，不论是鸣放还是辩论，是发表政见还是传达民意，是指责、攻讦、控诉、揭发、质问还是辩解、反驳，是提出问题还是解答问题，都可以通通放大为大声呼唤。

由于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愿意不愿意看，它都要直钻你的耳膜，直闯你的眼帘，直扑你的脑海，这就是所谓“打入性”。

由于大，你想躲躲不了，想逃逃不掉，它可以贴到你的办公桌上，贴到你的门口，贴到你的床头，贴上你的锅台旁、茅坑边，直至贴到你的身上，如影随形，无孔不入，这就是所谓“侵犯性”。

由于大，铺天盖地，呼风唤雨，摧枯拉朽，震聋发聩，“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使你感觉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仿佛将立刻陷入灭顶之灾，这就是所谓“威慑性”。

由于大，你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缺陷、隐私，你干过的坏事、丑事、憾事说过的悄悄话、私房话、甜言蜜语、怨天尤人、东家长西家短，总之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兜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众人围观、欣赏、品评、嘲笑，这就是所谓“公开性”。

由于大，它的每句话每个字都饱蘸浓墨，气势逼人，一笔一划如同投枪匕首，乾柴烈火，看得被批判者第一眼头晕目眩，第二眼血往上涌，第三眼手脚冰凉；修养好的也免不了加快呼吸和心跳，乍出一背细密的冷汗。这就是所谓“战斗性”。

由于大，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大而概之，无须仔细推敲，以断章取意来省简笔墨，以望文生意来代替严密论证，以上纲上线来加强效果，既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可以反戈一击重起炉灶，这就是所谓“粗率性埂

由于大，它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尤为深刻，即使你一目十行，也可以过目不忘。如果这张大字报是针对你，或你的家人、亲友、同事、邻居、仇人的，那就更让人耿耿于怀、永志难忘了。这就是所谓“持久性”。

五、

这一“大”的形式特点，使我们今天的重读大字报成为几乎不可能。因为它是不可复制的。纵使找到那些堆埋在故纸尘埃中的大字报文本，我们也不会再把它们用浓墨重新抄写，贴得到处都是，来身临其境地温习了。时过境迁，就算再造其境象拍电影一样搭一个场景，也无法追回早已流逝的那个时代。人事全非，而且绝大部份被批判者已经作古，这些文字放得再大，也没有了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神韵。弥衡击鼓骂曹，三国时令人动容和提心吊胆，于今谁要是再把曹操揪出来狠狠地骂个三五十天的，别人只会觉得好笑罢了。

一种文体，或一种艺术形式，总是以某个时代作为其存在的背景。背景消失，这种文体或形式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魅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在历史上流行过一阵子，后来也就不再流行了。其中，唐诗的艺术成就是最高的，然而也逃脱不了“至今已觉不新鲜”的命运。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人们多半只把它当成儿歌、口诀，教小孩子背诵，让他们显得聪明可爱，伶牙俐齿，总算是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