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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得那样迅猛，去得又那样突然；流行得那样轰轰烈烈，消退得又那样无声无息；给人的刺激那样强烈和深刻，过后却又找不到一丝痕迹。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文化运动象大字报那样，由那样多的人参加，制造出多得几乎无处不在的产品，然后消失得那样乾净和迅速

有人认为，这说明大字报文化的浅薄和不值一道，所以一把刷子一盆水，就把它冲刷乾净了，又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然而，还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和“值得一道的文化”，比大字报更吸引人的热情、触击人的灵魂、影响人的命运、暴露人的本性、改变人的观念乃至整个民族的语言、行为及性格特徵呢？

六、

大字报运动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从宪法中取缔了关于它的条款。

严格地说，宪法只是取消了允许大字报的条款，并没有取缔大字报这一形式本身。那么，写大字报并不违反宪法。正如宪法没有一条规定允许人撒尿，但撒尿并不违反宪法。不过，在一般中国人（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传统习惯上，人的行为自由度应限制在法律、规章允许范围内，而不是扩大到法律、规章没有反对（不允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能做规定可以做的事，而不能做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事。

当然可以理解成，宪法“不再保障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事实上，大字报作者的权益，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保障，哪怕在这一形式的鼎盛时期。轻则围攻批斗，重则坐牢杀头，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有没有没吃过亏的例子？肯定会有的，但那也绝不是宪法“保障”的结果，只不过够不上吃亏的档次或运气而已。

大字报留下了被攻击者受到伤害的明证，至于攻击者，也就是它的作者所受的伤害，却往往容易为人们忽视，虽然这种伤害一点也不亚于另一方。万炮齐轰刘少奇，大家都看到了，而刘少奇也的确倒下，一家人死了四口。那些用大字报参加轰击他的人呢，谁也不会再去关心他们的命运，即使知道那些人也死的死、关的关、疯的疯、残的残，也好像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愿上帝保佑追击者，同时也保佑被追击者。”在我们这里，上帝永远只保佑强者，──不管他是追击者还是被追击者。

这就引人怀疑，大字报的威力，真有传说和想象中的那么“大”吗？它到底是单方面杀向敌人的投枪、匕首，还是人们通常用来形容相残和自戕的“双面刃”？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我们在文革“古战场”倘佯和凭吊的时候，或许是应该好好检视检视这件当年流行到滥用程度的“批判的武器”，──大字报了。

七、

人们常以“大字报语言”，指责辩论对手出语或行文的火药味。但火药味这玩艺儿，早在大字报发明以前，甚至早在火药发明以前，就已广泛地充斥于人类的生活之中。上至朝廷的政争，下至邻里的吵嘴，雅若文人的清议，俗若婆媳的斗法，如果少了火药味儿，那就太苍白单调，没有什么看头了。民主社会也是如此，总统州长的选举，国会议员的辩论，新闻记者对公众人物的攻讦，更别说外交纠纷、军事冲突、上法庭打官司了。往往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不饶人，动辄上纲上线，揪辫子打棍子，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为什么只由大字报来背这个恶名呢？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独特的“大字报语言”，也并不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大批判的檄文，都充满火药味。从文体上，大字报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宣言，声明，通告，勒令，质问，检讨，口号，悼词，诉状，致敬电，劝进表，谈话录，自白书公开信，私人信，报刊文章，中央文件，还有漫画，图表，论文，诗歌，散文，剧本，乃至小说，几乎包括了一切可用笔墨纸张承载的体例形式。

风格上也是多样化。固然有许多蛮不讲理、牵强附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一口革命的流氓腔调，也有不少极尽谄媚、溜须拍马、落井下石、见风使舵的势利眼，却还是有一些立意和文笔皆属上乘的妙构佳作。

并非所有的唐诗宋词、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都能够流传千古，鱼龙混杂是任何一个时代流行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必然现象。鱼毕竟比龙多得多，正因为这样，才显出龙的珍贵。如果反过来，龙比鱼多得多，那么我们就会把鱼当做稀罕的神物了

八、

长期以来，鲁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一提法或许值得商榷，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他的杂文，其思想的幽默深刻、内容的博杂广泛、文字的简洁犀利，在世界文坛上都找不到另外一位大师可以摇撼它的地位

文革否定三十年代的文学艺术，乃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角一一列入清算名单，却始终没有清算和否定鲁迅。他是唯一没有被怀疑和打倒的作家，尽管他绝不是共产党，尽管连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作家都难逃一劫。不仅如此，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也极为推崇鲁迅，曾说“我和鲁迅是相通的”。鲁迅成了一个神。鲁迅语录享有和马恩列斯及毛泽东的语录同样崇高的地位，当作经典论据、至理名言引用。被鲁迅批判，就象被毛泽东批判过一样，再无翻案的可能。江青号称“文艺革命的旗手”，就是企图承接鲁迅的头衔。张春桥曾以“狄克”的笔名跟鲁迅作过小小的交锋，这成了他“历史不清白”的最大一块心病，被当做四人帮打倒之后，立即端出这一条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不要说当年被鲁迅讽刺过的郭沫若和“四汉子”之流了。

文革大字报，直接继承了鲁迅杂文的形式和精神。形式上，讲求多样化及短小精悍、语言尖刻、入骨三分，以发挥投枪、匕首的效能。精神上，则提倡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不留情面的“痛打落水狗”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精神，横眉冷对的批判精神，不怕孤军奋战的“反潮流”精神，等等。

无论形式还是精神，本身都没有错。用文革的时髦话说，都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如鲁迅）可以用杂文当“投枪和匕首”，资产阶级（如狄克）也可以用杂文当“从身后射来的暗箭”；无产阶级可以痛打资产阶级的“落水狗”，资产阶级也可以痛打无产阶级的“落水狗”；“硬骨头”精神也是这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张春桥（狄克）的骨头也一点不软，硬邦邦响当当，押上法庭还正气凛然始终不肯低头认罪。

九、

大字报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对文字的垄断，成为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里，“群众”和“党”（共产党）一样，是个既抽象又具体的词。反右的时候，一个小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小科长、班组长就代表“党”。到了文革，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将军元帅就都不是“党”了，不但不是党，连是不是“群众”都成了问题。可见其定义的任意性。

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既可以代表党，又可以代表群众的人，“相信群众相信党”其实就是相信毛泽东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目的，反正是毛泽东亲手放出了大字报这个对付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恶魔。他自己也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此外再没有哪一位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写过大字报，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革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谁都没有写过大字报。他们顶多只能暗中策划，或者某一次讲话记录被转抄成大字报贴到街头，自己是绝不亲手写和亲自贴的。因为他们不算“群众”。

符合官方意思的大字报，可以在官办的刊物正式发表。如《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文汇报》发表“反到底”兵团的大字报《急告上海人民书》。官方下达或公开发表的文件，也经常抄成大字报张贴在街头。二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毕竟不是一回事，也不能互相取代。大字报就是大字报，不是官方文件。

一般来说，它与整个官僚体系相对立。官僚们绝大多数内心并不喜欢，也并不心甘情愿地承认这玩艺儿，除了少数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或一开始就打算浑水摸鱼者之外。群众，包括体系外的“官”，才是大字报的基本作者。毛泽东不认为自己是官，要是也只是一个被排斥在体系外的“官”，一个与繁文缛节、周密运作格格不入的“官”。他要打破这套体系，只有借助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向他心目中的党内走资派及其一切牛鬼蛇神发动攻击。于是“盘根错节，一触即溃”。没想到放出的魔鬼，也就难得收回去了。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大字报似乎是这一论断最好的证明。不过还要加几个字意思才全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常常有一些英雄在那里策划。

十、

重读大字报，虽然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却也会别有一番新的感受。比方，隔岸观火的快感。鲁迅说，中国人喜欢当“看客”。当看客好还是不好且不论，首先是中国总有那么多的东西可看。有东西可看而不看，作清高状作崇高状，自欺欺人，自命不凡，是其实比做一个看客要讨嫌得多的。

文化大革命，并不因你不去看它就没有发生过，也并不因你不敢看它就会永远沉到一条什么长河中不再探出头来。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而莫可奈何的事件，当然只能老老实实看；对于历史，除了看我们又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我们再投身其中去充当一个角色吗？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可见同样是看，看同样一件事，其间的差别就很大。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看得脖子伸老长，唯恐看不真切而同为看客的鲁迅却愤然离席，从此弃医从文，立志医治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人的灵魂当然需要好好地治一治，但脖子伸得老长去看杀自己的同胞，唯恐看不真切，未尝一定是麻木。其中很可能就有如鲁迅一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只不过碍于当时的形势，暂时保持沉默罢了。谁能断言他们一定不“在沉默中爆发”，只配“在沉默中灭亡”呢？

我的意思是，不看则已，要看就伸长脖子看个真切。脸上的表情可以不必那么丰富，甚至不妨淡漠到别人以为你麻木的地步。万一真的从中看出“吃人”两个字来也不必大惊小怪，且按捺下性子，倒看他怎生个吃法，只要你不跟着去吃，同时防着以后被别人吃掉就好。因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于乔州河溪屯子

西方的教堂和中国的庙

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了体现新中国首次露脸于国际舞台的光鲜形象，特地替代表团成员每人定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穿着走在大街上，只见路旁的行人纷纷恭敬地立定，向他们脱帽鞠躬。原来当地居民以衣貌取人，误认为中国来了一队传教士，也就是中国人眼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殊不料当他们自己披一袭相仿的外衣到了西方，却受到帝国主义的如此礼遇。

所谓“精神侵略”论，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1870年闹“天津教案”，民间就怀疑这帮洋和尚、洋尼姑来我们中国的目的，大抵不过非偷即抢、非淫即盗、非拐即骗。看到外国教会堂而皇之办学校、办医院、办育婴堂，非常惊奇之余，还有点怪不舒服。总觉得其中必包藏祸心，不由得一哄而起，给他一顿“打砸抢”。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在人家的炮舰弹压下道歉赔款。又正好引为“国耻”，一并记在西方列强的账上，等将来共产党替人民做主后再与清算。

中国的和尚尼姑，是从不办什么学校、医院的，更别说孤儿院和育婴堂了。近来年国内几所著名的寺庙办“佛学院”，也只是为少数出家人开设的读经班，与民间百姓无缘。人一出家，六根剃净，万念皆空，哪还管得那许多其目的本不过是为着争名于朝的教育问题。办医院给人治病也显然是多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人的身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切病灾包括不可一世的癌症与艾滋之类也就无所寄附，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古往今来的和尚只有一个肯到处给人治病的，那就是济公。他喝酒吃肉，挤眉弄眼挖耳捉虱搓脚，行为本就出格。用的方子，听说都教人恶心丧胆，不堪究其根底。

道家倒是有一点悬壶济世的意思。但似乎只专精老年营养学（炼丹）与生殖工程（房中术）。其余无论什么病总离不了一把香灰和一张画符，或者设坛扶乩地念咒，披发仗剑地捉鬼；并且都是个体户开业，各自躲在密屋根据祖传秘方炮制些膏丹丸散，因此谁都搞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与中国的出家人相比，西式教会则显得俗气多啦，很入世。洋和尚们的教堂，大都建在人多眼杂的闹市，或居民密集的社区，你来我往非常方便，让大家都有个均等的机会与上帝对话。中国和尚的庙，多半筑在山上，远离尘世烦嚣，以免闲人跑来破坏了寺院的清规与清静。自古名山僧占多，除了山西五台、四川峨嵋、安徽九华、浙江普陀这四大庙宇林立的佛山，其他凡景致好一点的山上，都少不得要以寺院的香火来炫耀其人文背景。道士们也不甘示弱，见缝插针，战果亦颇可观。较为集中的有湖北武当、山东泰山和崂山。占住名山，横空出世，那种俯瞰芸芸众生的清高得意亦在所难免。

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是哲学，高深玄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伦理学，明白浅显。哲学家喜欢关在僻静的地方冥思苦想，修行在个人，不大作宣传讲解。“道可道，非常道”，讲了反正你也听不懂。偶尔与三两私交甚好的同行“参玄”，也只着只言片语，指东说西，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词”，让对方隔云隔雾地去猜、似醒非醒地去悟，美其名曰“东方神秘主义”。伦理学家则善于跟民众打成一片，逮着个机会便滔滔不绝地说教。用尽可能人人都懂的比方和人人都听得烂熟的童话故事，试图把一切都讲清楚，透明度高得很。因为太玄妙的缘故，中国和尚十个有九个对经文不求甚解，根本不知自己念的是啥意思。为表明没有虚度年华，往往只好唱以高声，伴以打击乐（木鱼），虚张声势。西方的教士却习惯轻读或默诵，作消化状，留着精神去拯救人类。

东西方的神灵却恰恰相反。西方的上帝高高在上，看不见摸不着，来无踪去无影，更别说直接聆听他的指示了。他的福音要通过大量的使者来传达，弄得教士们终日忙忙碌碌，不能宁静以致远。中国的如来佛却很具体，塑造得方头大耳、慈眉善目、白白胖胖，颇象民间福大命大钱大的财主。其余的菩萨、阿罗、金刚、伽蓝等等，也一个个各具性格，每人身后都有些传奇的轶事和掌故。尤其供在如来佛身后的观音菩萨，神气清爽、仪态万方，分明是个令人敬而不惧、亲而不狎的“大姐”，并无一丝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罗里巴嗦、盛气凌人。关于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故事多到难以计数。人民由是推举她为职掌生育和应付灾害的神，相当于“危机对策本部”部长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由于她有求必应、通情达理、不给求愿者以白眼和事必躬亲的公仆品质，使她得以与我佛如来分庭抗礼背向而坐，膝下的香火常常更盛。

上帝只有一个。他就是神，神就是他。此外谁都微不足道。就连他的儿子耶稣，也未见得法力无边，照如今的眼光顶多有点特异功能罢了，不但要借助凡胎下世，最后仍躲不过被人血淋淋地钉死。圣母马利亚，虽然亦不乏观世音的雍容气度和端庄容貌，又有“感应受胎”的灵性与功劳，甚至多年被供在教堂正中接受顶礼膜拜与讴歌赞颂，仍然是人不是神，半点法力都没有。她似乎是仅以爱心，而不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征服世界的。经济她也搞得不太好，穷得只能把上帝的儿子生在马槽里，不象观世音，兜里的宝瓶玉器、西海珍珠、南非钻石以及景泰蓝、唐三彩，一把一把掏出来令人目不暇接。丈夫约瑟又只是个木匠，一生默默无闻，不但没借妻子的裙带关系从上帝那里走一点后门改善改善处境，反倒受尽磨难过早去世。

中国的神却多到仿佛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佛门道家的寺、庙、宫、观里供的神像，身重影叠，开出来起码可以组成一个特种部队加强营。且个个神通广大武艺高强，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无不视如等闲。其他党派的神也不少，玉皇大帝就是一个，他大概属于君主立宪派。阎罗王介乎神与鬼之间，总管牛头马面母夜叉，是地下黑社会的教父。另外还有各界代表及地方势力，如四海龙王、雷公电母、灶公菩萨乃至城隍土地之类。他们每人头上一方天，摆出一副多元政治的架势，本应该相互尊重，讲究一定的游戏规则。然而一斗起法来就顾不那么多了，凶神恶煞、面目狰狞、恃强凌弱、大打出手，让人看了只觉得政治的可怕，觉得神与鬼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凭心而论有些鬼比许多神还耐看和受用，还讲一点人道主义。

上帝是万物之源。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中国的神则都是人变的。释伽牟尼、太上老君、玉皇王母，无一不来自人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出身无论贵贱，性别不分男女，只要修炼到家，都可以飘然成仙，享尽以前做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民间津津乐道的“八仙”，便来自从皇亲国戚到街头乞丐、从家庭妇女到幼稚儿童、从知识分子到残疾人等不同阶级。杀人如麻的凶犯也能够修成正果，而且更有捷径可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但不再追究罪责，反而比常人晋升快。即使是畜牲一类的东西，什么飞禽走兽、乌龟王八兔子贼、虾蟹虫鱼癞蛤蟆，只要曾在某位佛陀或菩萨“身边长期工作过”，蹲在莲池旁或藏在瓦缝里偷听得到一点真传，亦可自悟炼成精怪。名分上虽还不是“神仙”，本事可能比一般神仙大得多。如果再顺手拐一两件真迹法宝揣在怀里，那就连级别很高的真神都得被镇住，不是它的对手。

机会看上去多，然真正能成为其中一员的毕竟少之又少。原因是修炼的过程拉得太长，其间戒律又严，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言、不准听流行歌曲跳迪斯科、不许性交等等。这样违反人性地苦苦打熬，还得国泰民安不遇上天灾人祸，数百上千年如一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方能脱去肉眼凡胎，修成正果。一般人哪有这份闲功与耐心？好容易捱上了神位的，又都享不尽的琼浆玉液、楼台亭阁、娈童美女，终日无事只须下下围棋搓搓麻将打打桥牌，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什么时候心血来潮俯察一下民间疾苦，也无非动动嘴巴使使眼色，根本用不着劳形伤体，所以个个身子骨硬朗得很，岂止“寿比南山”，简直都是“老不死”，腾不出位置来接纳新神。

中国的庙无一不神满为患，机构重迭、臃肿。这个殿那个殿，里三层外三层。走进去一看，开常委扩大会一样济济一堂，烟雾腾腾。留给人的活动空间却逼仄得转身都要小心，顶多只够放三五个蒲团让你到此下跪。刚看清这尊神的脸色，又发现那尊神的脸色不对劲；刚拜完那位菩萨，到这位菩萨跟前又还得拜。西方人的教堂则大异其趣。没有谁给上帝泥塑木雕地弄一尊像放在那里让人眼见为实。上帝派他的儿子来世间显过一回肉身尽够了，要塑只塑个耶稣供着。他形单影只，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副因敢讲真话而遭受迫害的样子，全无开会的兴致。也有塑他母亲马利亚的，那模样软弱无助，更不象来开会的，倒好象一个因儿子被侵犯了人权而到处上访的农村妇女。很多教堂干脆什么像也不塑。不论有无崇拜偶像，总之里面基本上空空荡荡，一排一排给人坐的座位修得整整齐齐，跟剧院一样。

西方人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圣诞节平安夜去教堂做弥撒，办丧事请神父或牧师做祷告，结婚也到教堂举行典礼。此外还有唱诗班之类的文娱活动。中国的庙，从来不组织人们搞文艺节目，更别说为新人举行婚礼了。和尚道士们只跟人办丧事，叫“做道场”。吹吹打打拍拍，除了让人感到形式繁琐、装模作样，看不出有半点诚意。所以请他们这么做的只是有钱人家。人们不到庙里做礼拜和弥撒，只去磕头，香客们大多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功利主义者。即使有事相求，也尽搞拉拉扯扯的关系学，许愿还愿、赌咒发誓，贿赂之风盛行，市侩气十足。从这点上看，又觉得只丢几个蒲团让他们去跪，真算是一种抬举。

西方人只有一本《圣经》。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犹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谈不上全盘西化的中东人，也只有一本《古兰经》。它既是教义的经典，又是历史，又是童话，又是小说，又是科普读物。一册在手，世间的万般要义皆一目了然。凡意义重大、庄严肃穆的场合，包括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都少不得要对着《圣经》起誓。中国的经书却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道教的经书已数不胜数；佛经则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说美国总统拿不动，便是兰博一类的肌肉型力士来了也只得挂牌而去。为了使信徒们面对浩如烟海的经书不致于知难而退，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间念《毛主席语录》。任何识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容易把那几句现话背得滚瓜烂熟。懂不懂无关紧要，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连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象《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实上，佛门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们虽未见得先富起来，至少没有谁沦落到沿街乞讨。中国做和尚又当叫化子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当的人多，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大师，大家也就非但不以为耻，反倒生出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理直气壮。玄奘身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万里，称旅行家。其实他一边旅行一边托着钵子化斋，——说白了就是要饭。本来他早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打算，梵语也练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给发护照。及至贞观三年，经济萧条，长安闹饥荒，太宗决心开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展转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皮肤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个。吴承恩说他持外交护照、拿“J-1”签证，用钦赐紫金化斋钵要饭，到哪个国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礼遇；少女们眉来眼去，爱他细皮嫩肉；妖怪们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饱口福，诚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据说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变成面包，将自己的血变成葡萄酒，飨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则不然，只晓得向别人要吃要喝，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来真格儿的却舍不得把自身的肉无论肥瘦拿出来做一次爱的奉献。一部《西游记》，完全是一部“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史。他手下那几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强的妖怪，大闹天宫制造动乱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门，竟摇身一变都成了“护法者”。尤其大弟子孙悟空，一贯以正统的如来主义者自居，唯我独左，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斥这里“乌烟瘴气”，骂那个“妖精魔怪”，连师父都经常被他指为纵容自由化；取经途中动辄开打，张嘴喊杀，不知多少生灵被他打成“牛鬼蛇神”，关进集中营，或在他棍下成为怨鬼冤魂。

小说中孙悟空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耍得几路少林醉棍的武僧。自古中国大一点的寺院都养得有武僧，如鲁智深、许世友、李连杰等等。道家也出过无数精于拳脚的道士。武当与少林，分别代表内家拳派和外家拳派，一并称雄于天下，至今犹然。这种中国特色的寺庙风景，西方的教堂大概听都没听说过。

鲁迅与姚文元

又到了三月。因与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那是六十八年前，三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带着他刚满一岁的儿子去拜访鲁迅。鲁迅关心青年，又特别喜欢小孩，——又圆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虽然忙，还是兴致很高地接待了他们，并应请题赠小诗一首：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

对现代文学史有一点了解的人知道，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诗中提到的（姚）蓬子，中共党员，时年26岁。他的儿子，即鲁迅夸奖的“灵童”，日后名震中国政坛，以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的姚文元。

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资聪颖，当左翼作家、书店老板的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与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一岁时就被带到文学大师家“摸顶”，小小年纪便展露才华。他考入上海第一流的中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爱好文学，十几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十四岁因批判胡风一鸣惊人，成为青年理论家，开始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整版刊登大块文章。不久，受到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的注意。二十七岁，已出版了四本书。1962年春天，也就是他父亲带他去拜访鲁迅刚好三十年之后，他当上了解放日报社的编委。

许多人以为，姚文元从小便是个恶棍无赖，不学无术。才不是那么回事。他无疑是很聪明的，要不怎么被鲁迅称作“灵童”？翻遍《鲁迅全集》，一岁就当灵童的孩子，也就一个姚文元了。鲁迅可不是那种见了人家孩子就乱夸的俗人，君不见他还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讽刺这种人。姚好学不倦，不修边幅，一心只会看书、写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时住张春桥、姚文元一栋楼（解放日报编委楼），说张、姚二人的个人生活都是非常严谨、朴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与同事在小摊上吃油条，还自带一小纸包糖，这样买豆浆可以省下三分钱。姚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死都极为节俭，孩子看戏都不能沾公家的光，这点做得跟焦裕禄一样。

人是很复杂的。一个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个才学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浑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可惜，鲁迅没有看到灵童长大成人的这一天。

鲁迅当然无须对后来的姚文元负责。“灵童”的称号保不了他，正象翻出张春桥当年的“狄克案”一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虽然一度以此来说明“很多问题”。人们发现，用“鲁迅”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自己就走进四人帮构制的怪圈。正是从这时开始，鲁迅也被怀疑上了。跟着一个个大政治家走下神坛，鲁迅头上的光环渐渐消退。

我曾作《重读大字报》一文（《文革大字报精选》一书导言），谈到鲁迅文体与文革大字报现象的关联。事实上，流传至今的所谓“毛氏话语系统”的形成，鲁迅的功莫大焉。文革中“打倒一切”，鲁迅不但不倒，其语录反而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并列，成为大批判反复引用的真经。无数个小“鲁迅”应运而生，如同大跃进时代产生了无数的农民“郭沫若”一样。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一个个都仿佛继承了鲁迅的衣钵，连江青都要说自己的骨头跟鲁迅一样是“最硬的”。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则当之无愧地成了鲁迅的护法大弟子。我们已经知道，他实曾是被“摸过顶”的。

我绝不认为，鲁迅应该对文革负责，但鲁迅和文革文化的关联足以引起我们沉思。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竟能够如此和谐、相通！我完全理解现在一些作家、思想者对鲁迅的反思甚至否定。他的偏激，他“一个也不宽恕”，他太尖酸刻薄，他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他对苏联社会的推崇和期盼，他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得诘屈聱牙，他批判过的作家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他无情嘲讽和痛斥过的那些对手中有许多成就卓然的文化大师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尽管如此，我仍然推崇鲁迅，从做人到为文。刚才讲过，人是很复杂的。而鲁迅尤其复杂。我们可以不学他的偏激，主张一点费厄泼赖，不再相信绝对正确的神话。但如果彻底没有了鲁迅，我们的社会、文化将过于苍白。

鲁迅是不会死的，无论他反对过多少人，曾被多少人反对过。“流氓加才子”的郭沫若在他死后公开认错，“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梁实秋忍不住赞叹他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这样的人不会离我们而去，他已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承认不承认，喜不喜欢，他的作品、人品，风骨、风格，仍然是许许多多后世文化人仿效的对象。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学习鲁迅，怎样不变成姚文元？特别是那些搞批评的文化人？

我们看看，“鲁迅”和“姚文元”有些什么区别。

首先，鲁迅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鲁迅的小说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传》，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亦算精品。他还写诗和散文，尤以散文为佳。他后期大量的杂文，文学价值也相当高，见解之独到，语言之精练，比喻之绝妙，往往令人不忍释卷。在文艺研究、史论方面，亦有值得称道的贡献。姚文元则首先是一个破坏者。他从事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失败的。搞批评之前，写过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投到出版社至今无有消息。他的杂文也无甚特色，平平板板，在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虽然大量见诸于报纸杂志，乃至头版头条，也能结集出版，但永远不会在任何一本文学性的优秀作品选集中发现它。

所以我主张，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妨老老实实好好地写一些作品，光在自办的校园刊物上过过瘾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要是你并不喜欢创作，只喜欢批评，那另当别论。但如果喜欢创作，最好是先写出来，我指的是写出些名堂来，哪怕是小小的名堂。体会一下创作的艰辛与喜悦，熟悉一点行规和门道。否则容易出现姚文元心态，自己创作不行，又老恋着这档子事，对行的人难免横挑鼻子竖挑眼。看着人家的成就“技痒难熬”是好的，别成天只挖空心思捉摸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你王小波的小说写得好么？我看就不怎么的，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这就是典型的文化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嫉贤妒能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心态，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式的“文学批评”（如对待《八月的乡村》）。试想，鲁迅会干这种没头脸的事吗？纯粹从事批评，也可以成为文化的建设者，甚至一代宗师。但那种学棍式的敲打，恶少式的纠缠，市井式的谩骂，我们总还是能分辨得出的。

其次，鲁迅骂人讲规矩，一般是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或讽刺当局、权贵，很少看见他主动攻击具体的某个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枪、匕首基本是还手、回击性质的。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动攻击他人，被攻击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或个人。所以他居高临下，指名道姓，毫无顾及。鲁迅虽然“一个都不宽恕”，但一旦发现被他骂错，立即道歉。姚文元则绝不认错，总是有理，永远有理（上了法庭除外）。鲁迅不忌讳解剖自己；姚文元只会解剖别人，把人家切得支离破碎，以便断章取义。鲁迅含蓄，点到即止，妙语妙喻，棉里藏针；姚文元轻薄直露，把人批得滔滔不绝，登在报上跟社论似的，大量制造语言垃圾。

再次，鲁迅绝不会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被他批过的人在文革中的厄运，实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没有一个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对手迫害，在北京丢了饭碗。姚文元则老是从政治上整人，凡事都要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你在那里探讨历史问题，他偏要扯到政治上去，说你为什么什么“翻案”，要害就是“翻案”。他给你扣的帽子一定都极为可怕：汉奸、走狗、反动、造谣、骗子、叛徒、民族的罪人、反党反政府、卖国贼、洋奴哲学、投降派、伪科学……。他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无限夸张，恨不得一棍子把你打死，不知他对别人哪来的那么大仇。

鲁迅和姚文元都有正义感。鲁迅的正义感是个人的，自我的，独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义感则来自于某种强大的势力和意识形态，读他的文章，你总可以感受到他身后的东西：党，主义，科学，旗帜，国家，民族，人民……。他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弟子自居；若讨论历史，一定自命为爱国主义，满嘴的民族大义，不象鲁迅那样实事求是地将元朝归为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政权；若讨论科学，一定又以最正确的“科学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自居，不由别人分说，拉虎皮作大旗。虎皮令人胆寒，一旦他先拥有，你便是它们的对立面，只有死路一条。姚文元要没有这些东西支撑，立刻硬不起来了。法庭上的姚文元为什么变得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因为他发现身后的人民、民族、主义……都跑到前面去了。

鲁迅富于幽默，也富于人情味。“怜子如何不丈夫”，正因为怜子，才把跟儿子年纪差不多的姚文元当灵童一并怜了进去。他还不乏自嘲，《伪自由书》呀，《且介亭集》呀，笔名“隋洛文”（堕落文人）呀，毫不介意拿对手的嘲讽开自己的玩笑。姚文元绝无幽默感，更谈不上自嘲。你幽默两句，他是怎么也看不懂的，他甚至会把别人的反讽一本正经当反面材料来批判。无幽默感使他缺乏人情味，终至于丧失起码的同情心，以把别人批倒批臭作为生活的最高准则。

鲁迅是一位独立作家，也就是所谓“自由知识份子”，不屈从或趋附于强权，不迎合任何政治机构与势力，即使跟他关系友好的共产党，他也坚持己见绝不苟且，不惜与领导左联的党员作家们公开论争，甚至翻脸。姚文元则自觉充当强权的代言人，暴政的辩护士，御用的刀笔吏，权贵的马前卒。此人极会摸风，“上面”有何意图，他必然早有所察，积极配合，提前大造舆论。还要装出一副纯学术讨论的样子，扮成一个科学权威、主义阐释者，让不知底细的人蒙在鼓里，以为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在他的批判文章背后，隐藏的总是一场血腥、恐怖和暴力，充满着迟早要把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威吓与自信。“鲁迅”与“姚文元”的区别还有许多，而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

正是这些区别，鲁迅做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人，姚文元则位列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文痞。

姚文元这种人，如果是在晚明，说不定就是投效阉党锦衣卫而为士子所不齿的阮大铖；如果放在汉朝，一定是帮朝廷迫害正直史学家司马迁的酷吏；设若一不留神让他到了今天的美国，大概也免不了故伎重演，放出“舆论总管”的手段，乱扣连国内都罕见或弃之不用的罪名，横行网坛，令世人避之犹恐不及。

“灵童”是可爱的，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的鲁迅、达尔文、袁崇焕，结果却成了姚文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画虎不成反类犬”，学习鲁迅没错，千万不要学成了一个姚文元。鲁迅不常有，而姚文元老是不绝于世，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话说屁股

习惯上，人们把屁股划为"黄色"一类，这是首先须要澄清的。它不是性器官，不直接承担生育的义务。男人与女人屁股的差别，即所谓副性特征，亦实在不很明显，远不及乳房，喉结，甚至头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完全是受生殖与排泄部门的株连。长期的云遮雾障，背后搞小动作，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缺乏透明度的黑箱作业，使它沦为淫秽、龌龊及肮脏的同"裆"，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直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才渐渐掀开铁幕，陆续有那么一批扭啊扭地走到了前台。一经曝光，立即产生经济效益，——尽管并不是每个人的屁股都有卖点。　

效益最大最值钱的，当然是美女的屁股。其次是名人的屁股。再次才是重要人物的屁股。这人不一定出名，或名气不大，但身居要津。他的屁股坐哪边，屁股上有哪个家族的胎记，都可能左右局面。值得有志者紧紧盯着，详写起居注。　

美女的屁股实在好看，也十分耐看。俊男也是如此。香港影星梁家辉脱演《情人》，他的屁股就风靡欧陆，把法国姑娘迷得七颠八倒，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美的屁股"。法国姑娘想必是见过很多世面和很多屁股的，她们的评价该有相当的权威性。　

从前中国人认为，自己的脸眉清目秀，比洋人好看。洋人深目高鼻，看去总怪怪的不顺眼。后来发明了美学，情势倒转，又觉得自己的脸反不如洋人的好看。该深的不深，该凸的不凸，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难怪就有人，养成专看洋人脸色行事的癖好。……不料这一回，明星竟用屁股为中国人挣了面子，功劳不小。只不过拥戴这屁股的，也还是洋人。　

民间有句歇后语，叫做"屁股上画眉毛——好大的面子"。其意并不在混淆屁股与面子的区别，好像只短了两条眉毛。而是说需要起来，二者不妨互相借用。脸不管用的时候，可以拿屁股当脸；屁股不够用的时候，又尽管拿脸当屁股。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屁股面子都长了皮。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怎样大的面子，也都大不过屁股。所以很多时候，屁股比面子更被人看得起，更让人买帐……惟一技术上要过关，要画得好"眉毛"，才拿得出手。　

跟人脸"华丽的装饰"和生动的表情相比，本色天然的屁股，不打哑谜，的确更能提供给读者以"准确的信息"。尤其那些一阔就变的脸，那些表情虚伪、装腔作势的脸，那些打肿了充胖子的脸，真比屁股还难看，或者说不如干脆去看屁股。因为屁股倒少有虚假的时候，看起来不让人心里堵得慌。　

人们总以为，脸皮长得嫩。一个人大胆老脸，才被形容为"脸皮比屁股还厚"。其实误解。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身上最细嫩的皮，长在屁股蛋上。屁股蛋得天独厚(只是肉厚，皮并不特别的厚)，深藏不露，韬光养晦，甘于寂寞又活得滋润，偶尔还坐坐禅什么的，岂有不保养得光滑细嫩的道理?脸不同，它抛头露面，风光是风光，却终日辛苦，既要袒受五官的刺激，又得做尽表情以表现七情六欲；还不免日晒雨淋，饱经风霜；男人把它当铜墙铁壁，拿最利的刀刃去刮，女人则把它作为最舍得下剂量的化学药品的试验田。结果老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