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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好人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像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惟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像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分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全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讽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像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于河溪屯子（原载《书屋》2000年第1期）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著“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杀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像听到邻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国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著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国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中国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国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独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国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一三二万四千多人。中国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二千六百一十三倍，昆明六千八百九十四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国是惨胜。中国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国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国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馀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国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军，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一五○○人，伤五○○○人；而中方伤亡一三七一三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十七人，士兵二三○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国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泽东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国军民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藉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馀。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失，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像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专制独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杀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夥炮制的“杰作”。外蒙独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

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一九六八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一九四○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苏联女烈士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国人那种“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哪一方会出现所谓“仁义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像中国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国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一九四○年九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一九三九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国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国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馀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馀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国提供军火，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一九三四年九月(墨索里尼政府)和一九三五年五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一九四○年十一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希望中国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国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国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国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一九四三年八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三日于莫斯科)日苏瓜分中国的计划，使中国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洲；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国也就跟著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独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二十五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国，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一九○五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国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国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国。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国，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独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国，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国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像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国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国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国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国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国》)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一九○四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国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一九四七年独立时，已有铁路五万馀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国，直到四十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像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国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国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馀，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国关系密切，而从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国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国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和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