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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中国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国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国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国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国人，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著像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像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国人”，—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文化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像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馀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洲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

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

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党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泽东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著，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五十九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著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藉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一九二四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

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弘。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一九○六年就有大约八千六百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九五六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十六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对于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诎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

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一九○九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一八九八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一二九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

据萱野记载，跟著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

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一九一五年一月一一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二月五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像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一九四○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著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居住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洲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产党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像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一九三六年，中国高等学校是一百○八所；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一百四十一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七千五百六十人增至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学生从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二人增至八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第四○四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著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

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销，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著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著衣物，诧异之馀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么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许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于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杀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三三一年，败魏，斩首八万；前三一二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三○七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三○一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三○○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二九三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二八○年，攻赵，斩首二万；前二七五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二七四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二六○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二五六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二三四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一二五四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馀人，杀人无算。一二五五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馀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馀官百馀人，兵三千馀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馀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