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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百年功罪》一书中，提出"两个中国"的概念，以说明中国疆域的建立与变迁。一个是现在的中国，一个是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着的中国。这里说的"中国"，指的是"国家"概念的中国，而非模糊的、自然地理概念的中国。许多学者，包括一些专门的历史学家，在说"中国"时常犯糊涂，将这个词的原意与国家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两个中国"的概念，有助于叙述的清晰。我们讨论中华文明史，当然要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说起，也不能遗漏现今这片土地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但如果说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历史，只能从秦灭六国建立帝国开始。我们讨论美洲文明史，也要从上千年古老的印第安文化说起，不能遗漏早期欧洲移民带来的文化因子。但如果说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历史，只能从独立战争结束、脱离英国统治时开始。其实不光中国和美国，其它国家的历史也大都是这样。

秦朝建立的"中国"，不但统辖了原来狭小的地理中国，还囊括了周边几乎所有的原诸侯国。作为国家的"中国"，其历史是无法往秦以前追溯的；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来源，它可以往以前任意遥远的时代追溯。由于"两个中国"基本上都覆盖了五帝三朝的活动领域，所以夏、商、周也应该被算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三皇五帝也成了中国远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但夏、商、周任何一朝，都不能唯一代表和说成就是"中国"。

夏朝的版图有多大？战国时名将吴起曾对魏国首任国王魏斯说："东有济水（发源于太行山，注入渤海），西有华山，南有伊阙（洛阳南郊），北有羊阳阪（山西平顺东）。"其疆域大约在现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一带。

商朝的版图，据吴起说，"东有泰山，西有孟门（河南辉县西太行山关隘），南有黄河，北有恒山。"其疆域大约在现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一带。

西周的疆域，大约在现今西安（宗周）至洛阳（成周）一带。

东周时，周室已无疆域可言，在地图上只剩下成周（洛阳）一座孤城。而各大诸侯国极力扩张，争相称霸，收服周边弱小国家、部族。其中以南方的楚国所占面积为最，超过北方六国之总和。

秦帝国将战国七雄的领土尽收版图，还进一步扩张，形成中国历代传统疆域的基础。这个传统疆域，大致为长城以南，西边包括现今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之一部或全部，后来又加进甘肃等地的一部分。其领土面积约在三百万至四百万平方公里之间，远不能跟今日中国的巨大版图相比。在这个传统疆域范围内，形成了汉民族及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尤其汉民族，直至清代中期大量向关外移民以前，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内生息繁衍。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今的中国，不是一回事。中国的传统疆域，与清代至今形成的巨大的版图，不是一回事。这道理太简单了，简单到许多人都不愿意去陈述它，宁肯想出各种复杂的办法去绕开它、回避它。历史上，本来有些地方不属于中国，现在成为中国的领土；有些地方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却划给了别的国家，甚至单独立国。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由于事关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于是就讲不清了，或者不愿意讲清了。不断地修补历史，不承认历史的记载，结果必然是破绽百出。其实不单是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们各自的起源、发展和成形过程，有的历史悠久，有的历史短暂，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上立足。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这样面积与中国相近的国家，其立国时间甚至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有的名义上还属于"英联邦国家"，然而并不动摇它们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事实是，历史的悠久与否，与主权和领土没有什幺关系。面对历史，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做到心平气和。

我们至今仍把云、贵、川等省称为西南，把陕、甘、宁等省称为西北，把冀、豫等省称为华北。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版图划为东南西北几大块，立刻会发现，所谓"西南"，实际上是中南偏东；所谓"西北"，不过是中部偏北；所谓"华北"，原来正东偏中。难道中国人的缺乏方位感，以至于地域的划分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当然不是，就凭发明指南针即可证明。我们习惯上仍然把汉民族及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也就是清代以前中国的传统疆域，作为划分的范围。或者毋宁说，现在通常所说的区域是清代以前划分的，我们只不过因袭古人的习惯罢了。这样才会在现今的巨大版图上，仍偏向东南一隅，把面积辽阔的广袤地区分别附归于"西南"、"西北"和"华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楚地标明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疆域。据说，专家们在编订和划分历史疆界的时候，总是尽量将中国的版图划得"大一些"。怎样才能尽量划得大一些？我无法详知。不过可以推测，无外乎这样几种办法：一是模糊的边界，尽可能向外扩张；二是有争议的地方，无争议地收为我有；三是每个朝代的版图，以这个朝代最强盛最庞大时的面积为准；四是将某些臣服、归附或一度臣服、归附的外藩，入帐算做正式的领土。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据此看出疆域的变化沿革，现今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有哪些地方曾经是"我们"的，有哪些地方本来不是"我们"的，看看这套地图集基本上就能知道。

问题还是没有最后解决。在历史上，谁代表"我们"中国呢？在一部分，有时是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土地在那些著名王朝的管辖之外的时候，这些王朝还能代表中国吗？在大分裂时代，在小王朝林立、割据和更替频仍的时代，在外敌大举入侵的时代，又是谁来代表中国？"中国"的含义究竟应该如何确定？

三国时期，中国出现魏、蜀、吴三个帝国。一般认为，应以魏为正朔。第一，汉禅让于魏；第二，魏禅让于晋，而晋终于灭蜀汉与东吴复统一中国；第三，魏国面积最大；第四，魏占中原，即古之"中国"；第五，魏国是主流文化所在地。所以三国又与晋连称"魏晋"。蜀人陈寿着《三国志》，干脆只承认魏为帝国，还将实际上没当过皇帝的曹操也戴上武帝的皇冠，而实实在在当过皇帝的刘备、孙权只称蜀主和吴主。这种正统观不是没人置疑，明人罗贯中就认为应以蜀国为正统，因为刘备是汉皇室出身，其政治目标包含恢复汉家天下，待民也很仁慈。他写的《三国演义》虽为小说，其历史观却表达得十分清楚，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数百年民众的观念。另外，吴国的重要性亦不在魏蜀两国之下。吴开发经营东南广大地区，影响力泛及海外，并为即将到来的民族大撤退预备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三国中也是最后一个亡国。当然，可以说三国政权，都是"中国政权"，正如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都是大不列颠，韩国、朝鲜都是高丽，西德、东德都是德意志一样。这段历史的叙述，还不算太为难。

东晋南北朝，前后长达三百年，是为中国的大分裂时代。其实西晋灭亡，中国就已经大致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史家为什幺不说此时为南北朝，一定要等一百年后东晋灭亡才算进入南北朝呢？这里面就有一个谁代表中国的问题。西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王朝之一，它受禅于正统的魏，统一了秦汉形成的传统疆域，又以汉人为主体民族，其合法性无庸置疑。西晋亡，晋室子弟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约百分之八十的北方中国人跟随逃到南方，史称衣冠南渡。应该说，西晋王朝是这时期"中国"的代表。此时的北方，正沦陷在五胡的轮番统治之下，前后或同时建立十六国（实际不止十六国），它们算不算"中国"？如果不算，那"五胡"数百年后都融入汉族，都成了中国人。同为中国人，为什幺你可以代表中国，我就不可以呢？五胡中最早乱华的刘渊是匈奴人，原为晋朝大都督，封汉光侯，后被匈奴部众推为大单于，从此独立，称帝时竟毫不客气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在他的心目中，他才是中国的代表，且占据中原，也就是"中国"的发源地。但如果就此算作中国，岂不是凡入侵占据中原者，都可以成为合法政府了？若抗日战争胜利前大量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共推一个做过中国官员、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为移民首领，在日本关东军武力支持下自称为"大清国皇帝"，或"中国大总统"，咱们会接受这样的中国政府吗？事实上，"十六国"往往不被史家列入《中国历代纪元表》，而只以东晋为正朔。

中原一胡占得，诸胡也占得。匈奴占得，氐人、鲜卑人也占得。到东晋亡，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史家们才承认中国有南北两个合法政府。南朝代表南中国，北朝代表北中国。除了"谁代表中国"这唯一一个因素，我实在看不出史家有什幺必要不把东晋十六国一并划为南北朝时代。反过来，难道"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东晋）被另一个中国王朝（刘宋）所取代，侵占北方的外来政权（北魏）就自动晋升为合法的中国王朝吗？

南北朝的结果，是北朝消灭南朝而统一中国。这样，就得"庆幸"北朝也变成了合法的中国王朝，而且似乎比南朝更合法，更能代表中国。否则，岂不是外来王朝的继承者们，即鲜卑人的后裔，咱们称之为"汉化的鲜卑人"，终于完成了三百年前先辈们的遗愿，灭掉了整个中国吗？

唐宋之间，中国又一次大分裂，先后建立过十余个小帝国。这时期，代表中国王朝嬗递的是中原政权"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其余"十国"为地方割据政权。史家讨论的重点，也往往放在五代的叙述上，有《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不见《十国志》之类。其实十国中寿命最短的王朝，也比五代中寿命最长的王朝国祚要长久，疆域的大小也未见得悬殊。但历史偏偏就要这样来叙述。理由大概是：一，五代占据中原；二，五代上受禅于中国统一时的唐，下禅让于再次统一中国的宋。而这五个代表中国正统的王朝，倒有三个是沙陀人建立的。沙陀为西突厥的一部，居住于今新疆博格达山以南、巴里昆湖以东，原不属中国。唐时举族来投，被安置在盐州、太原一带，发展成一支不可小觑的军阀势力。建立后唐的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就像建立后赵（汉）的匈奴人刘渊一样，俨然以恢复和中兴唐朝的唐室传人自居。他的王朝就叫唐，所谓"后"唐，是史家硬给加上去的。

宋代表中国简直是无疑的。但这时有一个北方的辽国威胁着它的安全，西北还有一个夏国，虽无入主中原之意，却也时战时和的令人头痛。辽国和夏国显然都不把自己当成是中国，更不是宋朝的外藩。这一次用藩属来划归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疆域，实在行不通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那就是宋朝曾向辽国称臣，订立盟约，岁输绢币。如此种种不平等条约，到了元代史家眼里，反倒成了彼此都是一家人的证据。辽朝于是被算作中国的正式朝代，辽史也与宋史并列。

金国建立后，联宋灭辽，进而灭北宋，占领了中国北方。宋人仿照东晋故事，建立南宋王朝。从法、理、情诸方面来讲，南宋应当是中国的代表，金国应当是侵略者。否则历史的叙述就会发生混乱。但史学家们巴不得发生混乱，以便让一些不是道理的道理蒙混过关。他们认为，金国也是中国的合法代表，金宋之间的战争，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战争。这样，就完全抹杀了金国大举灭宋的侵略战争的性质，那些力图收复山河失地的抗金志士如岳飞、韩世忠、辛弃疾等人，都成了内战英雄而不再是民族英雄。其实这种混乱并非今日才有，当时的金人就认为，他们才是"中国"，因为占领中原，疆域远远超过南宋小朝廷。蒙古帝国崛起，攻灭金国，他们认为就是征服了"中国"，并把金人都称作"汉人"。而随后征服的南宋人，倒成了"南人"。在他们眼里，南人与真正的中国人--汉人相比，有很大的不一样，地位也低了一个等级。

蒙元占领中国，以及后来满清入主中原，都被当做中国的合法代表。然而究其实，这两个王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都不能算合法。元军攻打南宋，满清攻打南明，如果都是"中国"来统一一个小朝廷，岂不名正言顺？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郑成功，又有何爱国情操可言？只能说他们爱小朝廷罢了。当然，在侵略者建立的政权稳固之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及主要利益已与被征服的中国融为一体，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的代表，其王朝就是中国政府，其领土就是中国的疆域。不过这应该从何时算起？从攻占都城算起，还是从最后一任前朝皇帝被杀、被俘和自杀时算起？如果前朝皇室又推出继承人呢，这时谁代表中国？是元大都的忽必烈代表中国，还是被背着跳海的八岁小皇帝代表中国？是已经建都北京的清顺治帝代表中国？，还是到处奔走的弘光帝和隆武帝代表中国？历史学们划不出明确界线，只好采取双轨制纪年法：南宋、金和蒙古，明和后金，清和南明，同时纪年。同时纪年，就是它们都代表中国，侵略者的身份被一笔勾销。

元代和清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时代。近数十年来，这一定论却大为松动，因为入侵者后来都并入中国，成为中国人，于是历史便被改写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样，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从来都没有遭受过侵略，从来都没有亡过国。这样改写历史，据说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有好处。但这毕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不应当因为任何现实的"好处"而成为一本可以变来变去的糊涂帐。

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由谁来代表中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不管谁代表中国，时间总是向着一个方向流逝。"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很多国家，也曾经包括过很多国家，因而是一个复杂的、变化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在我的历史观中，朝代才是真正的国家概念。比方三国，魏蜀吴就是三个国家。它们有各自的政府、军队、元首、疆域，互不隶属。不能说谁代表中国谁就是中央，不能说魏国是正朔而蜀国、吴国就是地方割据政权。当然它们是由一个完整的汉帝国分裂而成，正如春秋时三家分晋形成韩、赵、魏三国，分家后三国也都是完整的国家。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先后存在过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也就是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十六国的"国"及十国的"国"，与现代国家的"国"没有什幺区别。宋代曾与夏、辽、金和蒙元并立，其时各自也都是完整的国家。宋与诸国之间，进行过一系列的战争，签订过一系列的条约，结仇结盟，完全合乎现代各种国际关系模式。明末满清建国，明、清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这个道理本来象车轮子是圆的一样简单，不需要去重新发现。但如果说清朝入关前是明朝的一部分，倒有些硬要把车轮说成方的的牵强了。清朝既不是明朝的地方政权，也不是明朝的割据政权，也不是从明朝分裂出去的，甚至连明朝的势力范围或者外藩都说不上。充其量只能说，满洲地区女真各部一度为明朝控制和试图控制，在其独立建国后，即与明朝形成地位完全平等并相互敌对的两个国家。清朝入关前后，逐一吞并朝鲜、明帝国、蒙古诸部及吐蕃，除了基本保留朝鲜的藩国地位，其余都最终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成为一个国家。

离开朝代来谈国家，是没有任何政治定义的国家，是自然地理或文化意义上的国家，甚至是没有正式国名的国家。所谓"朝代"，包括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政体，而并不单指国王或皇帝统治的"王朝"。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只有一个朝代，建国前那里只有土著部落，和临时的殖民者政权。美国建立联邦共和制，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成立英联邦名义下的议会制国家，这就是它们的"朝代"。苏联是一个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庞大的国家，也是一个朝代，由列宁开创，至戈尔巴乔夫结束。一旦解体，即"王朝"解散，这个国家便不复存在，而戈尔巴乔夫被西方媒体戏称为"失去国家的总统"，国家不存，总统焉任？俄罗斯曾是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面积约为苏联的百分之八十，前身为沙皇俄国。沙俄、苏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是三个不同的朝代，亦即三个不同时期的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这"三个国家"只有历史上的承接性，而无空间上的并列性。有没有一个超越这三个朝代的俄罗斯？当然是有的，这就是俄罗斯的传统疆域，即使"加盟"为苏联的一个成员国，其疆域仍与沙俄时代相去不远，苏联解体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国境线也与其它国家没有太多争议。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全部政治遗产，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全部政治遗产。它只是继承了大部分遗产：占绝对多数的领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二战主要战胜国地位，核武控制权等等，因而它是国际间无争议的前苏联继承国。

传统疆域，是前朝政治遗产最重要的部分。但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方历数沙俄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罪行，苏方认为那不是侵占而只是争夺，因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基本上都在长城以内；中方则反唇相讥：以长城为界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连俄罗斯这个国家都没有，如果都要退回到初立国时的起点，俄国岂不是应以莫斯科大公国的城墙为疆界？

对后朝而言，前朝结束时的疆界往往就被当作了传统疆域。从字面意思看当然也没错，但我以为真正的传统疆域应有超越一个以上朝代的相对稳定性，能够保持版图形状的大致不变，即使边疆地区略有出入，甚至有绝对值较大的面积更动。葛剑雄教授近年提出"统一与分裂"的两种标准：一是基本上继承和恢复了前朝疆界的王朝，并维持了中原和平稳定的，为统一时代，否则即为分裂时代。二是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疆域为准。按照第一种标准，他计算出中国的统一时期只有九百五十年，远远低于分裂时期。如果按第二种标准，统一时期就更少了，只有八十一年。葛氏的标准十分新颖独到，对于中国一贯沉湎于大一统历史观的学界是一大冲击，向客观理性地陈述历史迈进了一大步。但仔细分析，仍不够严密。

晋受禅于魏，而作为前朝的魏国疆域仅限于中原，全部被晋继承，算不算统一时期？如果不算，便违反了统一与分裂的标准；如果算，则太不符常情。难道它后来灭掉蜀、吴两国，都不是统一中国，而只是向外扩张？宋不但继承了前朝后周的疆域，还灭掉诸多小国而结束"十国"时代，按说也要算是统一时期，然西夏立国，辽占云燕，实实在在是"分裂"了。这样的例子在漫长的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时太常见了，也许我们应该说成是"分裂时的统一"？

越南、朝鲜、蒙古等国，曾为中国的一部分，后来都脱离中国而单独立国，算不算分裂？脱离中国无疑就是分裂，总不能另外发明一个词来形容。按照前面的定义，隔了一个朝代后就可以不计了，而如果再次与之合并，那幺前面所有分开时的状态到底算统一还是分裂？算来算去的结果是，"统一"时期的中国常常比"分裂"时期的中国还小。也不知到底是统一好还是分裂好。

"统一与分裂"另一个标准，是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疆域，即十八世纪清干隆年间建立的巨大版图为范围来讨论。中国占有这幺大的版图，的确只有八十一年。问题不在于到底有几年，而是怎样来描述。形成这一"统一"疆域之前，中国一直什幺状态，是分还是统？倘若从来就没有"统"过，如何能够先"分"？干隆时的最大疆域，也不包括曾属于中国的越南、朝鲜的部分或全部，那幺这种分离算不算分裂？或者应该叫"统一时的分裂"？如果将来中国版图又发生变化，扩充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是否又要从那时候开始计算"统一"时间？英联邦曾经是一个环绕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庞大国家，是否也可以按照中国的最大疆域标准来为它划出统一时代和分裂时代？沙皇俄国在卖掉阿拉斯加以后，是否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最大疆域时没有收回的失土，如独立的越南、葡萄牙占领的澳门，算不算分裂？显然这个标准，等于没有标准。

无论哪种标准，显然都是围绕着"中国"这样一个非政治意义的国家概念来进行讨论，最终必然都难以自圆其说，陷入重重矛盾。"分裂"是相对于"统一"而言的，在两个从不互相隶属的王朝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前，它们是什幺状态？如匈奴与汉朝，吐蕃和唐朝，是什幺关系？统一分裂观认为，这是一个中国内部"分治"的两个政权，互相是对等关系。两个政权没错，相互对等也没错，但什幺叫做内部分治？内外之别如何区分？吐蕃与唐帝国都是王朝政权，而非地方政权，既然对等，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其间的关系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有什幺好忌讳的，非得以一个词义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政权"来定义？

朝代即国家的概念，完全符合现代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准则，是历史学研究得以彻底摆脱为现时政治利益服务并被羁绊落入尴尬境地的一个关键。我们不能以后世的朝代，来规范和定义前朝，更不能虚拟一个超越各王朝之上的"国家"来囊括历史。事实上，这样一个"国家"从来就不曾出现过。

转自：思想的境界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中国旅美作家赵无眠挑战性巨著《百年功罪》日前由明镜(mirrorbooks.com)出版。评论家认为这部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行总翻案的作品，将引起热烈争议。明镜出版社授权多维新闻社转发《百年功罪》其中一节《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彩旗乐队，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热烈、欢快。舱门打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看到欢迎的场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不安和苦涩。他尽量显得从容，招手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官邸。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号领袖第二天下午，他又带著十几位随行人员，乘坐由龙云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来的飞机，直飞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分，这一行人住进了市区高朗街二十七号，一栋西洋式公馆内。他们脱下从中国穿出来的一身厚重衣服，换上轻简的夏装。但他们心中并没有随之松快，反而感觉这片原为中国属土、现在的法国殖民地空气过分闷热和凝重。窗外薄暮垂临，城市轮廓渐渐模糊不清，似乎也预示著他们前途的莫测。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一个神话的名字，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忠实臂膀及其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拖著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纪念碑，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一九四○年，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发出通电，回顾中华五千年历史，虽也偶有叛国通敌之事，然尚未出过“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年，终于日本战败投降前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阴湿迸发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发经济来了。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发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叛徒则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内奸、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还是“跟刘”来划线，他是发动“抓叛徒”，一抓一个准。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为主，那就差远了。文革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的帽子。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过去，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应对著称的周恩来终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主席，宠幸未衰，在昏迷中犹喃喃有词：“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于周恩来。及至“四人帮”倒台，他们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在上海被捕入狱变节，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才实在与叛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被抛出来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后一位高层人物陶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现是叛徒，平反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正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利益与自己相左。叛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起威逼利诱，熬打不过，竟然屈从敌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胜防，起到了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叛徒干的就是从内部攻破的事。这里至少有两点，说明叛徒比敌人更为可恶。第一，叛徒没有气节，人格上可鄙。如果敌人是狼，叛徒则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内情，危害性更大。敌人是明摆著的狼，叛徒则是“披著羊皮的狼”。敌友定理与叛徒定理政治学有一条重要的定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只概括了“敌”和“友”对于“我”的关系，可称为敌友定理。朋友和敌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远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敌友定理从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则无法反驳。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逻辑上却不大说得过去。敌友定理符合现代宽容精神，与灵活、妥协、理解、纵横捭阖的政治艺术一致。叛徒定理则毫无宽容可言，僵硬、刻板、偏执、狭隘。可以这样认为，敌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绪定理。鲁迅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际关系中，这两条定理也是成立的。说到底，人际关系也是一种政治。有一种说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际关系的应对上，常表现得比男人技高一筹。)问题是，“友”与“我”怎么区别？国共合作，国与共是“友”，共产党内部或国民党内部是“我”。但许多人一开始就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怎么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党，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赶紧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杀谁和不杀谁。从此以后，国是国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过来或投过去，哪怕对方又成了朋友，也要拿你当叛徒。张国焘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从延安溜出来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照道理当时应该是投友而非投敌，但张国焘却被当做叛徒。王明也是一个叛徒，他投了苏联“老大哥”。老大哥本来一点都不是敌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据敌友定理，它总有一天会变成敌。你从“我”变成“友”，说明你迟早会变成“敌”，进而说明你最终是永远的敌人。也就是说，投友几乎等于投敌。总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彭德怀上《万言书》，讨论的只是经济问题，后来一吵一吵，就当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实也没什么，不想当领袖的元帅绝不是好元帅；但另一顶帽子就可怕了：里通外国。这顶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后，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觉得他活该被打倒。如撰写周恩来传记的韩素音教授，仍然认为打倒一个里通外国的彭德怀，比打倒一个不懂经济的毛泽东要好得多。里通外国本来是捕风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但这就有张国焘、王明之嫌。彭德怀的罪状虽多，致命的却是这条罪嫌。因为谁都不会反对：里通外国的领袖是最坏的领袖。另一位元帅林彪，不仅“想当领袖”，而且还真当成了副领袖。他的结局是“叛国投敌”，投苏联。其时苏联已按照敌友定理，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最坏的敌人。为什么最好和最坏？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党是天下一家的。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不仅是友党，更是兄弟党。也就是说，是“亦友亦我”的关系。所以苏联修正主义被称为叛徒，一举取代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成为最坏。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仅毁于一旦，死后也永无翻身之日。被妻儿叶群、林立果怂恿挟持出逃之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宁可坐等毛来收拾，或者逃到广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说：“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是林彪企图守住的最后底线。他知道无论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只要守住这条底线，就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否则便堕入万劫不覆的深渊。蒋介石被共产党封为“人民公敌”，到头来其民族气节仍为毛泽东所赞叹。中共与苏共亲如兄弟，为了坚持民族气节，毛泽东不惜与赫鲁晓夫公开翻脸，不吃肉也要硬顶下去。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你身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哪个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最坏的叛徒：汉奸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简单，没有比“我族”或“我国”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党”，至少敌党还可能拿你当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阶级，比方当了工贼，至少敌对阶级会喜欢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为敌，这世界上恐怕没人能原谅你了。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信仰、阶级，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种属。中国对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个专用名词：汉奸。汉奸，英文译作“traitor(toChina)”，即“(中国的)卖国贼”。这样翻译有些别扭和累赘，不如原中文词那样简洁。英文本来只有“卖国贼”一词，至于卖的是哪一国，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要到时候再说。“卖国贼”的定义很清楚，那就是必须犯了叛国罪。“汉奸”一词，看起来简洁，但是究竟如何定义，却不那么清楚。如《语言大典》这么解释：“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有点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意思。“投靠”、“走狗”、“败类”，都是含义模糊并且带感情色彩的词。比方怎样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为人家工作呢？在那边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过来，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对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汉奸了吗？汉奸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因其词义的模糊，常常造成滥用之势。结果到处是汉奸，一不小心就可能当了汉奸—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自嫁到日本，随俗改为日本姓氏再与中国球员交手，因其仍奋力拼搏毫不手软，被中国观众大骂为汉奸；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奥运会力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骂为汉奸；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为汉奸；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罚中国职员，也叫汉奸；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的“整体形象”；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被敌国军队生俘；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有戏谑的成分，当不得真。那么好，在这些可能的戏谑后面，隐藏著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后，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诞？关于“汉奸发生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很大的。”李辉认为：“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了吗？”

　《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著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同胞”平反。这个玩笑实在开得也太大了。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十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薪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他翻案的藉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