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艰苦的行军.16

在各地发起数轮严打盗伐林木的犯罪份子之后，陕西专业林业队伍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陕西这十几年，新的婚礼风俗就是结婚时夫妻圆房前一起种植一百棵树，顺应了“百年好合”的口彩。中国人民就是这样的热爱生命。别人种的树死了也就罢了。但是想到自己结婚时候种植的树因为人为因素死去，心里总是不太舒服。自觉保护林木就成了当下的新风俗。加上人口迁移，专业林木队伍的不断扩大，陕西的绿化可谓成绩卓著。

现在乘坐飞机从黄土高原上经过，总是能够看到黄土背景上，出现了或浓或淡的绿色，这绿色不是那种癞子头上的头发那种一块一块的，而是整个覆盖了黄土高原的绿色。

这样的绿化，直接结果就是黄河水质的迅速提高。在清水的冲刷下，原有河道不断被侵蚀。黄河出洛水之前，河道两边多数是山，河道倒也无所谓，出了洛水之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作为悬河的黄河在侵蚀了河道后，导致了旧河堤多处出现崩塌问题。特别是河南地区的河道，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河南省委书记沈茂就此问题专门和章逾会面。

章逾是到郑州拜访的沈茂，好久不见的两位老战友亲切握手，然后谈起了此事。

“我说你直接把旧河堤给铲掉就好了，还让我专程来趟河南，肯定有阴谋。”章逾对叙旧背后隐藏的不良动机十分敏感。他就这样开诚布公的问道。

章逾说的非常有道理，河道被侵蚀，那就铲掉旧河堤，重建新的河堤就好。按现在的黄河水质发展趋势，悬河估计在20年后就会成为历史。沈茂又不是对工程建设毫不了解，这样的会面理由绝不能够让章逾满意。

沈茂也没有假惺惺的对此纠缠不休，他也开门见山的说道：“老兄啊，你听说中央有人要做乱了么？”

“听说了。这消息现在满天飞，我认为是假消息的可能更大。”章逾看上去对此倒是不怎么在意。章逾一直在地方从事政府工作，和沈茂这种一脚军界一脚政府的背景大不相同。不过以章逾的聪明，沈茂绝对不会认为章逾说的是真心话。而章逾的说法，也不能让沈茂满意。

章逾看着沈茂欲言又止的神色，嗤笑了一声，“我说老兄，刘工贼你不熟，我在政府时间这么久，我还是和他打不过少交道的。不就是提出一个红色资本家的说法么，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么？更何况现在心怀鬼胎的人在政府里面数都数不尽，你老兄还真的想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就是没办法一网打尽，总得整顿一下才好。”沈茂也表了态。

“你这就是瞎掰。”章逾冷笑一声，“季氏将伐颛臾，孔老二说，祸起萧墙之内。刘工贼啥时候成了银行团的走狗？说白了就是政府里面有坏人。他们看上了现在要推行的股份制改造。这帮人不过是跳梁小丑，看似人多势众，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弄明白虚实。刘工贼背后有人。这才是关键。”

“背后是何人，我是看不清楚。”沈茂终于说出了心理面的疑问。

“你我都不在中央，所以到底是谁，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到怀疑不是什么大人物。更像是鬼迷心窍的人物。”章逾说道，“你想啊，军队在党的手里。军队这派和这次股份制改革自然是没有关联。银行团虽然可疑，但是银行团在股份制改革当中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能够争到他们希望的东西，他们就谢天谢地了。政府是总理领导的，总理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这条道路。至于主席一派，你相信主席会选择这样的路线？可是刘工贼没有支持者，他一个人这样宣称，顶多是个哗众取宠。”

“可是现在貌似内部趋势颇有支持者的。我是有点看不透了。我知道你老兄和刘工贼合作很久，这才向你请教么。”沈茂说道。

章逾喝了口茶，觉得味道不错，又喝了一口，这才继续说道：“现在所谓关系过硬的三大铁。一起扛过枪、负过伤、渡过江。军队系统不干政，人大里面那点子席位算个屁。元帅大将一大堆，都是政协委员级别，反而没办法形成统一势力。各地方的省委书记都是咱们陕西众，所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冲突与共谋，嘴仗都打不完。主席就不说了。总理手里有情报机构的老班底，真出了啥事，他第一个知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你猜猜刘工贼和谁走的最近？”

“和谁？”沈茂忍不住坐直了身子，看来章逾要揭露最后的底牌了。

“刘工贼这些年和司法界的那群人走得很近。我敢说，背后的真正支持刘工贼的，就是司法界里面的一些人。”章逾终于说出了沈茂想知道的谜底。

“嗯？哈哈！！”沈茂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来，“就司法界的那群人，他们能干出个什么来？”

章逾没有笑，他微微眯缝起来眼睛，眼皮里面几乎射出精光来，“你想想看，现在能够同时接触和影响党、政、军、财团的，除了司法界之外还有谁？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虽然不是大人物，但是司法界里面有一小撮，甚至是很大一撮人。这些人的能量可不像你想得那么小。”

沈茂虽然忍住了笑意，但是仍然不太敢相信章逾的结论。

章逾仿佛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睁大了眼睛，他语气坚定的说道：“所谓萧墙，就在司法界的院子里呢。能避开总理情报机关监视的，司法界排名可不低。你要是认为一定有坏人存在的话，我认为这些坏人就在公检法大院里。”

共和国司法体系的壮大很有点传奇的味道。司法体系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制度而存在的工具。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司法体系甚至能够成为三权分立当中的一极。在共和国，司法体系则是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的妥协产物。中国土星共同体在南北两大局合并之后，自身一分为三。党、政、财团，这三大派系代表着三种颇不相同的治国方向，土星共同体内部的纪律性，一般都会导致残酷的大清洗，最终由某派最终一统党政军。陕西众的出现，强行中止了本来已经出现的大清洗。

在解放中国的旗帜下，各派达成了妥协。本着某种信赖和风险，三大派系各自拥有了自己的阵地。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在这种体制形成的同时，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更加强大的层面。权力的分散，对规则的坚守。共和国在这一刻已经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

这样的体制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大量真正的“政治家”而并非“政客”运营这个体制。以“陕西众”这种非常极端的模式得以满足。

也就是在这一刻，陕西众的权力也终于从陕西集团扩展到了全中国。无数理想者们所期待的完美共和制，在中国变成了现实。时代的最强者们避免了内斗，同心协力的完成一个目标。

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新的权力核心是上千名一流的政治家，紧贴核心的外围，是数万名一流的党员。共和国如同蓬勃的朝阳一样，跃出时代的地平线。

对三大势力而言，解决矛盾需要依托的是一个良好的司法系统。无论如何，法律作为制度的准绳，需要的是严谨。这些工作必须由司法专家来负责。需求产生了结果，共和国的司法系统随之迅速兴起。

但是司法系统是由人类组成的，司法系统本身也代表着一种认识，一种态度，一种思维。在三大派系的手下，司法系统不断吸收着知识，思考着问题，聚集着精华的人力。司法系统负责上到解释宪法，下到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在权力的细化过程当中，司法系统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的信念，他们并不愿意再匍匐在强者的脚下，司法系统也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与权限适合的地位。

三大派的权限都不允许他们干涉司法的独立地位，但司法系统也绝对无法挣脱压在它头上的“三座大山”。司法系统争取发言权的斗争，这几年实际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共和国三大派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

彻底革命的左派绝对不会喜欢司法体系，“无法无天”的革命对于法律的严谨从来很怀疑。银行团对于司法体系的支持相当有限，商法的运行完全不令他们满意。司法系统决定了行政系统的权限和力度，行政对于司法判决从来都认为要么过了，要么不及。三大派系都不喜欢司法体系，但是三大派系也只能够对司法体系妥协。没有了司法体系的缓冲，三大派系的矛盾恐怕了可就会让大家大打出手。对司法的妥协，总比直接对两外两派妥协要好得多。

但是司法体系的壮大是无法阻止的，三派都希望司法体系至少别有自己的主张。不过从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可谓离谱的错误。

稳定的权力直接让很多人失去了爬升的机会，上层根本就没有留给他们空闲的位置。而这些人眼看着就能够再上层楼。共和国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权力显得尤其珍贵。这些人正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正确认识，以及正确运营权力的能力。这两者的缺乏又让他们加倍的渴望权力。这些人在共和国绝非少数。

在三大派系之间的斗争不够强烈的时代，这些人也只能够顾影自怜。进入50年来以来，三大派系的首脑人物，围绕着社会制度的核心问题，“资产所有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这让那些人再也不能够忍耐下去。在他们看来，被强行压制的路线斗争已经到了新的关口，只要平衡被打破，那就意味着升迁，意味着权力，甚至还能会带来对“资本”的所有权。如果三大派系再次达成共识，那么他们就会失去所有的机会。这些人的年龄和现在当权者的年龄相差无几，如果等到这些核心权力者下台，新一波的人力就将获得地位交接，他们自己永远只会在强者的阴影下，一生过着平平无奇的日子。尝过权力滋味的人，就站在权力核心旁边的人，是绝对不能够忍受这样的结局。

刘副主席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权力近在咫尺，这咫尺却成了天涯。他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大办事员，而并非一个堂堂国家主席。掣肘的人，掣肘的制度太多了，他任何一次想自由发挥力量的努力都失败了。刘副主席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主席、总理、各省省委书记，都能够挥洒自如的行使着权力。而他和他周围的一群人，却总是碰壁。在共和国制度确立的今天，个人的资质已经远不如制度的威力，那么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被这样干脆的排斥在权力之外。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态度。

这些人作为“大办事员”，不得不和司法体系打交道，在交道和冲突当中，这些人和司法体系反而越走越近。最终形成了一个他们自己原先都想象不到的集团。

这个集团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政治纲领的话，那就是“夺取权力”。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夺取这一切权力，然后在司法的支持下，将这些权力固化，永久化。让他们成为共和国光辉时代的领导者，执掌着。成为共和国的伟大者。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他们无疑属于极端派。他们对现有秩序不满，期待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并不足以向国家提供真正伟大的支持，特别是在这个辉煌的时代。一般来说，只有国家最衰败的时代，极端主义者才会有机会。所以可以这样看，这些人的成功和国家的幸运程度成反比，他们的幸运就代表着国家的不幸。

在“资本所有权”大纷争的时代当中，共和国的一切矛盾都必须向这个矛盾让步。这些人也得以隐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开始谋求自己的图谋。

沈茂和章瑜等人都属于温和派，正因为如此，他们倒是最先感受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但是出于权力斗争核心的人们，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胜利，他们的判断力或许就会出现问题，为了拉拢盟友，他们很可能就会让这些人钻了空子。三权分立是稳定的，但是三权分立之间的斗争也是最容易被钻漏洞的。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必须经受住这样的考验，至少沈茂和章瑜是如此认为的。理想的斗争比世俗斗争更可怕的一点在于，真正的理想提供了绝对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满足”。为了正义，一切手段在权力者眼中都变成了正义，一旦斗争变成了这样的结局，“正义的斗争”就会毁了共和国。

共和国的路线斗争并没有因为当年的妥协而熄灭，相反，被压制的斗争，因为共和国国立的高速发展变得更加激烈起来。在一无所有的年代，大家还可以更多地考虑精神，革命意味着死亡和奉献。现在的斗争直接和经济连接在一起，胜利者能够获得的甘美果实百倍于第一次斗争的时代。

这样的局面，让温和派们忧心忡忡。他们多数身居省级高位，在国家运行的第一线。这些人虽然有过联合起来施压的想法，但是土星共同体有制度的。如果下面的省级干部们串联起来，就是在挑战制度。不仅仅是权力中心的人们要接受考验，温和派们同样要接受考验。如果坚持制度，那么他们的力量过于微小，假如中央掀起了政治风暴，他们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如果他们自己本着自己的“正义”，先乱来起来，结果就是在中央风暴还没有真正掀起风暴之前，就会被省级干部们先卷起的风暴引入一场可能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大乱斗。

在1951年，温和派们从没有如此渴望过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无论如何，一次全国性会议，总是能够有正规的渠道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过陕西众当中的温和派们也并不乐观，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的前车之鉴他们很清楚。全国性会的会议很可能会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大乱斗。或者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现在正在期待着机会。

中央那些人都在干什么？这是温和派们一致的疑问。

各省联动的话，这就是另立中央的举动，在体制内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各省进行自己的全面会议，就是各省职权范围内的正当行动。省委书记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职位。首先他是隶属党中央的省级党组织，本来不该直接参与行政或者经济运营。省委书记作为省人大的直接领导者，对预算制定有着拍板定案的权力。现在的省长、关键部门的干部，无一例外都是党员。这也意味着省委常委就是太上省政府，虽然这个权限在法律上不太站得住脚，但是司法系统还没有胆量联合行政机构对此提出挑战。

现在的省委书记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不够名正言顺的体制，最大原因在于个人的卓绝能力。缺了这些人，下面的工作经常是玩不转的。到了省委级别，工作就真的是“人事安排”问题。省委领导绝对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制度完善和人事安排上。

对于后发国家，中国的基本制度远没有完善。制度条文的完善和适宜运营的完善根本不是一码事。本来该来自民间的推动力，现在必须由上层强行来推动和管理。

中央的情况就和地方不同，各省的工作都完成得相当不错，中央实际上就该成为制度的维护者，按照制度提供讨论平台和协调措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于权力分配上。中国是如此广大的国家，普通的一个省，就和欧洲中等国家的规模相差无几，省权必然会重一些。但是省权的扩大，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面临着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

在行政管理和划分当中，甚至有一种新的激进观点，共和国行政区划分为120个左右的直辖市，就如同上海、天津一样，这样可以达成地方一级政府和中央的平衡。

陕西省省长章瑜就很赞同这样的方案。

在陕西，根据地区的不同，整个陕西省划分为四大区域。黄土高原区，汉中区，关中区，以及和山西接壤的河西区。这四个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出完全不同的地方政策。章瑜管理陕西省也轻松不少。

从郑州回来之后，章瑜连续召开了几次省委扩大会议。对陕西内部权力体制进行了讨论。不开会不知道，一开会吓一跳。在这次会议上，各方居然都是怨声载道。抱怨过程当中，说什么的都有，其他部门扯皮啦，人民群众不配合啦，诸如此类的小矛盾枚不胜举。不过开了几次会之后，章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工资低”。

共和国现在采取了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统统都要通过考试。历史上曾经有的接班制，推荐制，分配制，现在一律取消。只有通过公务员考试才能够成为公务员体系内的一员。公务员最低工资是130块。最高工资960块。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95块。在现今的情况下，公务员们的花销比工人要高不少。共和国公务员工作相当繁忙，收入不高，工作繁忙，集体向心力肯定有问题。年初公务员提了一次工资，现在看，这次工资涨幅并没有达到大家期待的标准。

章瑜和省委常委的同志们讨论了此事，然后在新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如果再涨一次工资，公务员队伍希望的工资水平。这个消息彻底震动了整个陕西党政机关。

共和国接受了后世的一些教训，在招纳公务员方面非常严格，人数也控制得非常紧。而历史上的“合同工”，更是严打的对象。谁敢扩招编制外人员，那就等着丢饭碗吧。这样的制度下，公务员队伍的压力可想而知。听到了省委提出的涨工资提议，下面的人先是不敢相信，接下来是没人敢吭声，再接下来就是群情激奋了。

原先开会的时候，公务员总是希望赶紧结束，好回家去。在讨论工资水平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一个愿意早点结束。会议开得非常民主。这是上头的发问，积极发言不会造成“对党的工资体系不满”的问题。讨论之后的结果是，公务员的基本工资200元，岗位和技能工资另算，公务员系统坚决要求把一部分工作外包，而不是由公务员系统自己完成。

章瑜领导着省委常委对这些提案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拿出了另外一份《暂行公务员考核标准》，要求公务员系统进行商讨。标准十分严厉，避嫌制，亲属不得在同一部门工作，以及更加严厉的公务员考核以及培训标准。

说白了，这就是公务员队伍的精英化。精英可以拿精英的工资，但是精英也得承担精英的工作。最可怕的是，在这份标准当中，低级公务员将会受到公民的投诉影响。一旦被投诉，就会极大地影响升迁。

陕西省的党政机关的注意力全部被新的公务员调整所吸引，就算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挑事，也无从下手。

这种大新闻自然流传的快，很快，其他省份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各省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同样的讨论。上层斗争的影响力在各个省份降到了最低限度。

面对各省省委书记们无言的表态，中央没有什么回应。各种斗争传闻很快销声匿迹，1951年的党代会，只是宣布了一些人事调动，包括刘工贼在内的一大批人被调去闲职安置。司法系统却避过了这一劫，他们的人员还是相当稳定。对于资产所有权的讨论，也平息下来。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新时代公务员体系的构建。

地方对中央形成的强大压力，让中央措手不及。省委书记们都是共和国的中坚，他们的态度以及能力，才是共和国最大的势力。陕西众出身的省委书记们出色工作能力，以及顾大局的态度，让中央当中相当多的人忽略了这些人的能量，当省委书记们站出来表态的时候，中央当中心怀不轨的家伙们才发现，自己的力量远不如想象当中的强大。

党代会结束之后，总理特意自掏腰包请省委书记们吃饭。酒席当中，总理一一向大家敬酒，其感谢的意味，尽在不言中。

1952年的人大会议，新的公务员暂行条例得以通过，*****在1951年的基础上再次增加100%。消息一出，公务员考试热潮再上层楼，公务员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达到了五十取一的比例。

1953年，前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是兰芳共和国逆潮流而动，向共和国再次提请了回归动议。这个动议是一百多年前动议的延续，共和国接纳了兰芳共和国的请求，共和国的南疆直扩到南海。共和国不承认光头政府，而光头之前的临时政府自然也不会有多大的合法性，倒是北洋政府，在共和国这里有了某种程度的正统味道。特别是北洋政府在南海的13段线划分，在兰芳共和国回归之后，得以全面实现。

美国政府对此表示了激烈的反对。其实美国对南海倒也不是多么的渴望，美国人提出的太平洋安保体系，是以菲律宾和日本为线，以西的地盘实际上都拱手送给了共和国。美国人反对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共和国的导弹基地设在兰芳省，那就意味着兰芳生周边3000公里之内的所有区域都在共和国的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的几大太平洋据点，没有一个在理论上是安全的。

共和国自然不会这样承认，但是1953年10月，共和国发射了一颗1000公里轨道高度的极轨地球卫星，这是第一颗气象卫星，安装了X86改的线路板，提供10米精度的扫描图像。1949年到1953年，美苏两国都大力发展火箭和卫星，两国都是财大气粗，实验起来不惜工本，投资到位了，自然就会有收效。苏联的外太空技术进步很快，他们的卫星在1952年上天，美国的卫星发射始终没有成功。和共和国不同的是，两国现在的太空技术纯粹是在烧钱，而且缺乏长远的规划。共和国非常有效的将美苏拖入了外太空竞赛的轨道。

卫星是非有用的东西，但是卫星定位需要大量数据观测，共和国领土上的观测站覆盖范围有限，海洋观测船就得弥补这个问题。满载着电子设备的观测船在军舰护航下开始在世界各大洋溜达，这样的事实让美国人咬牙切齿。

除了气象卫星之外，共和国的返回式卫星也搞得有声有色，全球的清晰图片，特别是苏联和美国领土的清晰照片，让二炮部队的指挥官们心花怒放。

此时的苏联和共和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对于崛起的共和国，苏联人倒是更能够引为强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他一改曾经的堤防共和国的政策，和共和国开始了全面的合作。特别是在进口共和国民用工业品方面，赫鲁晓夫相当有热情。在赫鲁晓夫指示下，苏联和共和国签署了共同开发贝加尔湖铜矿的协议。共和国缺乏铜，贝加尔湖铜矿非常有效的满足了共和国在这方面的需求。铜矿换取民用品的长期合同让苏联普通百姓很快就得到了精美的共和国民用品。

而美国人现在已经把共和国列为潜在敌国，麦卡锡在美国掀起反共狂潮，得到了美国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麦卡锡的演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是一次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大绥靖。其程度比当年英国人对德国纳粹的绥靖更加可耻。

麦卡锡认为，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美国人根本就不该和中国合作。而且在打败日本之后，就应该直接攻打中国，消灭中国土星共同体。

而现在，中国土星共同体已经强大到无法消灭的程度，那么美国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封锁中国，抵消中国人在世界的影响力。麦卡锡声称美国有一大批人，向中国出卖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包括核技术和火箭技术。不然的话，为何一个二十年前只懂得吸大烟的中国，二十年内就在这些技术上和美国并驾齐驱？

这样的发言很让不少美国人认同，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帝国本来就是世界列强，但是共和国的前身则是被列强欺凌的对象。不经意之间，短短二十年，共和国就崛起为真正的强国。共和国的力量在二战中被证实，又在核武器和卫星方面震惊世界。1952年11月，美国人成功试验了氢弹之后。中国在1952年12月同样成功试验了氢弹。加上中国的导弹技术，在核武器方面，共和国完全没有被美国甩开。甚至有凌驾美国其上的味道。

麦卡锡的出现和成功绝非偶然，他是美国积累已久的反共的总爆发。和苏联对抗的代价十分巨大，但是美国人根深蒂固轻视中国的思维当中，遏制中国应该轻松得多。

共和国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对此，共和国甚至是暗中欢迎的。美国很快就开始限制对共和国输出高技术产品。共和国则拿出了《中美友好通商协议》，要求美国政府遵守协议。美国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做出了含糊其辞的表态。这样的表态正好然共和国有了理由不兑现很多开放经济的承诺。争取到宝贵的时间用于完善国内市场。

在苦修内功的同时，共和国再次加大了对造船业的资金投入，没有强大的航运能力，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无法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虽然共和国取得了不少澳洲铁矿的开采权，但是冷战的阴影日渐浓厚。中国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注定无法在冷战中独当一面。

海军需要钢铁，共和国在1953年，钢铁生产再上层楼，钢铁总产量达到了5000万吨。预计在1960年，钢铁产量将突破一亿吨的大关。如果没有优质铁矿，共和国的钢铁业成本就会过高。澳洲的优质铁矿对于共和国实在是过于重要。如果不能够得到澳洲的优质铁矿，那么非洲的铁矿就是一个很好的补贴。和澳洲做贸易，需要的是硬通货，但是森林体系崩溃前，美元就是唯一硬通货，共和国单独挑战美国体系还是远远力所不及。唯一的办法在于，共和国必须想办法混进美国体系。

主席说过很好的一番话，“斗争中求和平，则和平存；妥协中求和平，则和平亡！”共和国如果现在对美国卑躬屈膝，美国在亚洲的支柱是日本，他肯定不会对中国轻易放过一马。中美两国必须在斗争中求和平。只有美国需要中国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对中国开放市场。而现在的美国，气焰不可一世，自然是不可能对中国有善意的表现。而且美国现在还没有对外转移产业，共和国和美国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关系，让美国人对中国开放市场，明显不够现实。

对此，共和国高层心知肚明。不经历一次越战式的失败，美国人绝对不可能真的想和中国和平。所以共和国才要把世界拖入更高消耗的冷战去。谁先撑不出，谁就会先倒掉。在这场竞争当中，共和国形势并不算坏。

1954年，中国和美国的注意力焦点都放在婆罗洲。兰芳省的回归，让婆罗洲成了中美角力的要点之一。有了兰芳省，共和国可以非常轻松的向更南的方向施展影响力。而美国人要做的，就是在这里抵抗住中国的扩张。

1946年，在兰芳共和国的问题上，根据共和国和美国人达成的协议，共和国有很大的空子可钻，婆罗洲这个鬼地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原始森林。东马来西亚自然是交给英国人，文莱根本没有多大，共和国需要的是文莱的石油，对这个鼻屎大点的国家，共和国丝毫不想夺取其领土。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都是共和国可以任意圈地的地区。兰芳共和国自然是占领了全部其他地区。

让原始森林里面的部落去搞什么投票，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很荒谬。日本人占领婆罗洲之后，没收当地白种人的财产，对当地的白人大肆杀戮，兰芳省共和国建立过程基本没有牵扯白人的财产问题。等兰芳共和国加入共和国之后，美国人才真的认识到，共和国的脸皮到底有多厚。那岂止是脸皮厚，那根本就是赤裸裸的不要脸了。除了兰芳省之外，在东南亚，华人们趁着殖民者们遭到沉重打击，纷纷宣布建立地方政权。例如爪哇，就出现了五个华人建立的国家。为了避免出现连锁反应，美国政府开始加紧组建印尼地方政府，并且私下支持印尼当局对华人势力进行打压。

印尼当年最大的政治力量是泛马来土星共同体，也就是俗称的马共。无论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如何，环南海政治力量当中，华人是最主要的派系和力量。当地土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概念，华人则因为文化传统，对建立国家有自己的偏好。

兰芳省回归共和国之后，共和国立刻组织移民工作。仅仅在1953年，共和国就有组织移民300万人。共和国与海外兰芳省的航运交通也迅速编制起来。陕西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重点预期海外华人地方势力会遇到的困难。共和国合并了兰芳省之后，再合并其他华人国家完全不合适。那将彻底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所以此时一定要和美国人对此事达成共识。

美国人扶植的印尼地方当局很可能针对华人势力进行非常激烈的行动，甚至有可能包括屠杀。对此，共和国必须做好外交宣传工作。

就算是对主席再有偏见的人也得承认一件事，中宣部在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没有出现任何“阎王殿”的苗头。中宣部部长张春桥的表现相当的令人满意。中宣部归主席管，外交部则由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统辖，归总理和副总理黄熊猫富总理组成的两人工作小组领导。总理虽然是外交天才，但是缺乏对世界范围内外交惯例的了解，黄熊猫回国前长期在美国生活工作，对于美国十分了解。现在的外交问题，其实就是共和国与美苏的关系问题。冷战时代，一切矛盾都要向冷战让路，这就是现在的事实。所以一旦开始外交宣传攻防战，共和国就必须依赖主席统领的中宣部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

兰芳共和国存在了一百多年，从1777年到1884年。灭亡也不算太久。最重要的是，共和国充分利用了历史文稿，特别是在1930年的时候，在陕西就组建了兰芳共和国临时政府，占据河北之后，共和国千辛万苦的从满清故纸堆当中找出了当年兰芳共和国的外交文件。在之后的外交活动当中，也非常有技巧的对兰芳共和国进行了运作。所以按照国际惯例，兰芳共和国现在是复国，而并非重建。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了复国的名义，兰芳共和国的法统就得以维系。连美国人都说不出什么问题来。

但是其他华人国家就缺乏法统支持，对于他们，共和国所能依靠的就是和美国的外交斡旋。

主席对于中央这种帝国主义倾向很难说是支持还是不支持。主席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他作为一位战略家，深信共产主义对中国是有利的，一个全新的平等社会，会让中国更加美好。不过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也算是一个“次好”的选择。主席非常了解历史，对于人心了解更是无比通透。他知道自己被相当一部分人推出来的重要原因在于主席还是认为应该有理想的。虽然革命暂时会向现实妥协，但是革命的理想——一个平等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是必须坚持的理想。这也是很多执行起资本运营冷酷无情的同志们，在政治方面的底线。

无论资本的运营是如何的残酷，但是国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变成特权阶级的乐园。所以党内的三号人物，党校校长马前卒前来拜访主席，并且沟通关于东南亚事务的时候，主席当即就答应负责主持东南亚临时工作小组。

在共和国的战略版图当中，共和国在东南亚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兰芳省，一个就是缅甸省。安南和缅甸这两个国家只是共和国的后院，并非共和国的经济支柱。

共和国获得印度洋出海口之后，共和国新获得的缅甸省就成了共和国的重要支柱。滇缅公路系统，以及西南铁路系统都是重点工程。共和国从印度进口铁矿和煤，在缅甸省进行冶炼，一部分返销印度，赚回成本。另外一部分就投入了基础建设，以及兴建更多产业。石油和重化工企业在缅甸省建设的很不错。一部分来自中东的石油在缅甸省加工成成品油，一部分制成石化产品，向印度、中东、非洲、缅甸销售。这些都是赚回成本。凡是运回国内的，都属于净利润。这些物资用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基础建设。有了这样最起码的循环，在工业品和原材料之间掠夺性的价格比之下，共和国的日子相当好过。

工业品有充足的市场，民用品有充足的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消费，有了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发展。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就业问题，对法币体系的共和国来说，只要没有人恶意破坏市场秩序，是否赤字经济根本就无所谓。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共和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扩张进程被终止，经济立刻就要面临问题。

主席对此非常了解，坚持左翼路线的统治也都非常了解。坚持左翼路线的一派人现在的位置很尴尬，任何能够动摇中央线路的工作都没有他们的份，但是在监查等机构当中，他们的位置并不算低。监管官僚体系运行的工作，大家默认由这些人来执行。官僚系统由亲官僚系统的人监管，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左翼虽然淡出了经济工作中心，却没有淡出权力中心。

这样的措施，需要各方做出非常克制的努力。左翼的民粹主义是很有杀伤力，一旦民粹抬头，那么它可不管什么制度，一切“不够平等”的制度都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为了压制民粹的破坏，就得把左翼也给拉进权力体系，并且给他们合适发挥力量的权限。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主席，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此。

存在反对派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没有底线的反对派。主席至少还是有底线的。

主席领导起了东南亚临时工作小组之后，至少银行团的核心成员们都松了口气。麻烦事交给负责外交的同志们去烦心就好了。而且作为斗争专家的主席领衔和美国的斗争，银行团的首脑也有看笑话的想法。

结果银行团的首脑没高兴几天，马前卒就给了他们一个大惊喜。人民日报上刊登出一篇马前卒署名文章，《革命就是不断消灭特权的过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大多数专家认为，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嗡嗡嗡正式开始了。

建国以后，“革命斗争熄灭论”很快就有了市场，大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也得给几天安生日子吧。至少特权阶层普遍有这样的希望。在革命时代，共和国的特权阶层除了奉献还是奉献，人民只要无条件服从和支持党中央就好了。但是陕西众当中，认为革命还应该持续的人数并不少，如果不是这些人，主席就绝对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上坚持这么久。主席不仅仅是左翼的领军人物，还是陕西众内继续革命派沉默的表达方式。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权谋家，主席的存在，弥补了社会主义革命派缺乏政治斗争手段的缺陷。

在右翼的注意力被主席就任东南亚事务的关口，隐忍多时的马前卒率先发难。1951年一度貌似终止的斗争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斗争总是有原因的，这次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并不新鲜，纯粹是经济利益。引用马前卒的话，“按劳分配是没错的，但是作为党员，和资本家比收入，明显是驴头不对马嘴。”

而银行团总瓢把杨柳的回应则是，“没钱谁给你关怀？你从制度上堵死了正当收入的渠道，就是逼着大家走邪路。”

事情起因是从山南省（缅甸省）开始的。1948年的时候，共和国准备开发山南省。但是整体投资过大，共和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当时的金融市场初步建成，融资平台在上层颇有影响力。于是杨柳指示中投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了一笔20亿人民币的债券，而且又在股票市场上发行了一笔面额20亿人民币的期股。山南省的地盘可不小，共和国把从英国人手里弄来的土地一分为二，北方是藏南省，包括藏南和原阿萨姆北方地区，有25万平方公里大小。南边是山南省，包括了阿萨姆地区南方，以及从缅甸和印度弄来的几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5万平方公里大小。山南省有两个港口，吉大港和实兑港，地理位置相当关键。

共和国加入森林体系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是20：1，总共面值40亿人民币的筹资，价值2亿美元，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投资。银行团的成员对这笔投资十分看好，他们自己倾尽全部收入，银行团上上下下一共出资10亿人民币，全国范围内的富户，出资10亿人民币，国家出了15亿人民币，剩下的五亿人民币债券和股票，通过海外关系卖给了美国人。

山南省大开发于是拉开了帷幕，山南省省委书记是林梦楚，工程总指挥是鲍笑痴，第一期工程主攻钢铁。这看上可是相当冒险的选择，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印度现在已经一分为二，南方的印度独立政府有铁矿，没物资。而非洲殖民地现在想维持他们自己的生产体系，同样是有原材料，没物资。美国人正在专心于欧洲事务，根本也没有时间去关心非洲。而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现在更是自顾不暇。

山南省面对印度洋，正是大有可为的好时候。和当年的德国非常类似，银行团们把一部分股票和债券卖给了美国人，弄到了一笔美元。对非洲殖民地当局，银行团花钱收买上层，贸易模式则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对印度南方政府，就直接采用易货贸易。钢铁业可是一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银行团赌上了前程，对前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开了三倍于内地的工资，设备也是买的国内最好的设备。到了1950年，投资大获成功，总利润超过了300%。

债券按期清偿，股票倒没有分红。美国投资者对此不是很满意，山南省的代表开了一个股东会议，表示会继续扩大规模。所以美国投资者要么拿人民币走人，要么用生产出来的产品充当股红。

在投资前，山南省制定的规则就是，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美元，那就可以不用美元分红。美国股东们倒也真的有办法，他们和山南省又一起出资搞了一个机械设备公司，钢铁加工成机械设备，直接运去非洲和中东销售。反正美国正在那里扩大影响力，把这些设备卖给美国公司，美元很快就赚回来了。

到了这里，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在1952年，债券清偿之后，购买者获利很高。但是也仅仅是一次清偿而已。股票购买者可就不太一样了。按照共和国金融市场的条例，股票每三年必须分一次红，结果股东们都大发横财。这三年来，股东们可以分得的红利高达100%，也就是说，投资进去的钱都已经收回了。以后每一次分红都是净赚。

银行团的高层倒不缺现金，他们重视的是手中终于拥有了大笔的股票，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未来。

国家最为最大投资者，自然是获利丰厚，但是共和国是有财产公开制度的，这次出色的投资运作，让众政府干部出身的投资者获利极为丰厚。身家飞速上窜。更加重要的是，山南省的这次投资，还隐隐打造出了一个面向印度洋方向的小金融中心。印度洋周边各国资金和物资都可以在吉大港为中心的交易区较为自由的流动。而作为金融中心管理者的银行团，又额外的得到了很大一笔股权和期权。这在国内引发的动荡远超过这点钱的问题，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山南省这里有投资的机会，很多人希望能够把钱投到这里，赚上一笔。

共和国这些年，人民手里有了点闲钱，但是这些闲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存银行的利息比购买国库券低，但是国库券的利息又比工业债券低，而山南省的股票收益，比工业债券又高出不少，投资山南省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投资非常有效的拉动了山南省的经济，该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民间情绪也都很稳定。但是山南省的工资和报酬远比国内高的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党和银行团直接起了冲突。银行团认为自己的收益合理合法，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银行团对于二十多年的奉献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大家普遍认为自己也该给自己赚点“按劳分配”的钱。

1953年底，在美国股东的催促下，又分了一次股红，这次的分红因为产业链的扩展，红利更高。山南集团增发了40亿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在全国范围内很快销售一空。这件事直接引发了矛盾的再次爆发。

对于共和国这样的新崛起国家来说，没有钱，没有基础建设。资金必须向这个方向倾斜，而不是被装进个人的腰包。左派是这样考量的。从政治上，这个考量并不离谱。

而银行团们愤怒的是，国家没有理由用这样的借口来剥夺他们的合法收入。银行团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没有银行团的精妙运作，国家现在蒸蒸日上的景象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错，他们的收入很高，他们拥有的未来是如此美妙。但是，如果说银行团赚到了一，国家最少赚到了十。银行团认为，中国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代，要么彻底采取完全国有资产的模式，要么彻底采取股份制模式。混合式的经济体制，已经到了行不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