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艰苦的行军.21

说到这里，老夫人的眼睛中突然有了神采。“我家无论男女，自小就被教育要爱国。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过我作为女人，看问题的角度和男人不一样。我自小就不喜欢那些男人婆一样的女子。我见过秋瑾。当时我认为她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成气候的人物。我只想着以后嫁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丈夫，和他共同创造一番事业。”

这是沈茂第一次听母亲叙说自己的往事。他忍不住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不过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做大事的男人，自然以国事为重。若是私心第一，就别提为国家效力。无论是从军，还是做文官。我都认为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这才是正道。嫁了你父亲之后，我见过袁慰亭，也不过是那么一个人物而已，说起来，若是单独和你比，你比不了他。但是，你和共产党里面身居高位的几百个同志在一起，就是几万个袁慰亭加起来，给你们提鞋都不配。你说在你有生之年，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倒还真的有点信了。但是，儿啊。所谓月满则亏。你们完成了惊天动地的功业，可你们积德的下一代，可都不会太好。说句迷信的话，你们把祖坟里面的气数都给用尽了。”

“我们的继承者绝对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亲属。绝对不可能。”沈茂一字一句的说道。

“唉……，”老夫人叹了口气，“可你的侄女，却不这么想。”

屋子里面暂时沉没了，老夫人最后幽幽的说道，“算了，我回去之后，劝劝沈凝。让她认命。她既然有了你这个叔叔，也该知足了。”

沈茂结束了谈话之后，心里突然感觉很空虚。

历史会记下共和国的辉煌，以及缔造者们的英武。会记下旧中国的屈辱与新中国的强盛。那时候，中国人会摆脱了受害者的感受。在恢复中国传统历史地位的国度当中，1840年后，不，自明朝灭亡之后中国的悲惨境遇。历史长河下游的人民只会把这个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几个与之类似的黑暗时代相提并论。

历史会记下天安门城楼上那位伟人庄严的宣告，会记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文告。或许还会记下西安的那座小小的纪念碑。然而历史记不下共和国元勋们与那时候广场中数十万军民的欢呼和感动，更记不下他们心中的伤痛与喜悦。

历史的情感到不了这样细微的地方，这样的印记只能存在于人心，人不在时，就都消失了，即使记录下来也还是消失了。这是思想、文字和语言都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样的思辨总是让沈茂感到一种微妙的沮丧。在长久的革命生涯当中，沈茂早已经不惧怕死亡。他已经穿越了无数次死亡，活着走到了今天。但是，沈茂真的不畏惧死亡么？

作为一名马克思的信徒，沈茂还记得马克思说过的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或许沈茂并不惧怕生物意义上的死亡，但是，沈茂知道自己仍旧惧怕在社会意义上的死亡。当一个人被人类社会彻底忘记的时候，他在社会范畴上就已经彻底死亡。

每想到这里，沈茂就能够理解到为何那么多老人对于权力异乎寻常的执著。对于老人来说，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愈发接近的时候，权力就是延续他们“生命”的唯一途径了。已经开始步入老年的沈茂，有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的革命紧迫感，是不是自己开始偏执的缘故呢？

沈茂多次听自己的“母亲”谈论死亡，她的评价是自己这辈子问心无愧。沈茂也曾想过自己的死亡，在那临终一刻降临的时候，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对自己理直气壮地说，“我问心无愧。”

“我们都是幸存者。所以我们埋葬战友，擦干眼泪，继续前进。”这应该是总理的发言吧。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或者说沈茂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最黑暗的年代，在上层的自救行动统统失败之后，共产党挺身而出，带领着人民一同撕碎了旧时代的黑暗，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对于沈茂的侄女，沈凝那些人来说，这或许已经足够。哪怕是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也已经足够。可是在陕西众眼中，在主席眼中，还有一个好像是触手可及的更加光辉伟大的使命可以实现。

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度。只要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下去，沈茂自信可以活到80年代，那时候至少在GDP数字上，以及实际生产能力上，共和国是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甚至是第一强国。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沈茂坚信自己在死时绝对可以问心无愧。这一代共产党人重新让中国恢复历史上的地位，再次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这个过程注定是艰辛的，甚至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因为共和国不仅仅要建设经济，更要在思想上重建中国。这种触及灵魂的重建，决不是一件容易事。

“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这历史上的话在后世的网民中有各种衍生说法，例如中宣部就是第五纵队啦，中宣部是从CIA领工资的啦。

就算是做出这种论断的太祖直接领导中宣部的时候，中宣部也不可避免的被指责。

一个宣传机构，特别是这个宣传机构作为国家的喉舌，如果他仅仅是政府或者政党下属的“听命部门”，他注定摆脱不了这样的评价。最后在陕西众出身的楚真领衔改组了中宣部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善。

首先就是中宣部与人大和政府新闻办合并，其次，在每一次党委或者政府会议上，中宣部的代表都有权参加。特别是重大决定的会议，中宣部的委员都必须参加。如果中宣部根本就没有弄明白各种政策决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别指望中宣部能够真的做好宣传工作。

其次，国内在各种报纸方面充分解禁，“言论自由”第一次有了一定的保证。

最后就是“情报解密”，规定了各种内部资料的解密时限。对于各种会议记录，以及会议资料，解密后任何公民都有权去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查询。

这番整顿之后，在60年代，中宣部的工作总算是能够勉强和中共的威名相配了。

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大量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原本惨淡经营的很多旧时代的报纸开始看到一线生机。官方报纸自然是秉持着严肃的立场，而且更多时候他们充当的是喉舌，所以很多文章根本也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私人报纸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追求的是销量，针对范围更加细分化。

在一些对中共比较有“好感”的民主党派主导的报纸上，在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趣”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比较。

作者认为，如果不谈“教义”的差距的话，这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有终极目标，公产主义与天堂。有先圣，马克思与基督。有教宗，国家主席与教皇。有核心成员，政治局委员与红衣主教。有机构，党组织与教堂。有基层人员，党员与教士。

当然，在结尾，作者花去了极少的篇幅大概谈了一下两者“教义”的区别，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艰苦赎罪”。大概也是毫无二致的内容。总之都是受苦受累。

这篇文章在文人圈子当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而这篇文所隐含的误导与曲解，让党员们读完之后勃然大怒。

中共党员至少到现在为止，都是清一色的无神论。党员们对于宗教都接受过足够教育，党员当中也不乏道家的信徒。但是这些都是有底线的，共产党员对于人格化的神，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老子提出的“道”，还能够当成一种对宇宙的解释，《易经》也能够当成一种哲学观点。至于人格化的神，那就是党员们眼中的“神棍”用来愚弄百姓的邪恶伎俩。

党员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们当中，学贯古今的为数不少。特别是围绕在党周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们对于自己能否做到党员的标准并无信心，他们坚定的支持党。这些人多数出身旧学者阶层，参加过缔造新中国，或者很早就开始倾向于共产党。都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至少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义务。之所以没有入党，更大的原因是有些过于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而党员对于“个人道德”，则有着不太一样的视角。

无论是党员还是党外的这些人，都能够看出这类文章的真正含义所在。无外乎是庸俗化，或者曲解共产党的纲领与意义。这些文章的作者，则以小资产阶级文人为主。中共自己都承认，现在的中共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大资本政党。这也决定了它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资本的优越之处在于，它的规模庞大，资本雄厚，其规模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相提并论。中共并非某一个大资本的政党，它是凌驾于中国所有大资本之上的政党。党控制了资本，而不像是外国那样，资本控制了政党。这样的立场，又决定了中共的视角和小资本热爱的“风花雪月，温情脉脉”毫无交集。

强大严密的组织，冷酷无情的制度，井然有序的秩序。这些是大资本的特点，它就如同精密的机器，调动着社会资源，控制社会运作，向着中共所期待的目标隆隆向前。所有试图与之抗衡的对象，都只会落得压成照片的下场。

例如，光头等人经过了20多年的改造，终于被释放。中共很仗义，想留在国内，可以。想出国，也可以。光头和宋美龄一起去了美国。夫妻俩人深居简出，对一切新闻媒体缄口不言。陪在他们身边的是蒋纬国。长子蒋经国现在已经是南京市市长，虽然谈不上前途无量，但也绝非无名小卒。

对此，外国媒体质疑蒋介石是不是出于对儿子的保护，不敢对中共有丝毫怨言。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扯淡了。蒋介石大杀共产党，被抓之后就算是被处死，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其实针对蒋介石，国内不少热血青年还嘲讽过中共的政策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对这样的刽子手，还讲什么客气？但是对蒋经国的评价，就是“弃暗投明”的有志青年。

人民日报对此只发表过一番盖棺定论的文章，大意是蒋介石作为战犯，已经受到了惩罚。1960年，蒋介石已经73岁了。把他关到老死，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至于蒋家的亲属，没有任何株连的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只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持中之言却没有得到非共产党媒体的认同。各种能够吸引眼球的文章铺天盖地。中宣部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必要和这些小报们争风吃醋，就这个问题，一个笔名“德宝宝”的人，倒是发表过一篇还算是有些见地的文章。

“所谓政治问题，是一个双向的。就算是某一方主观上并没有想涉及政治。但是一旦政党介入此事，那么本来并非政治问题的事件，也会变成政治事件。基于这个原则，如何使用政治资源，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宝宝”一贯坚持“自由化”立场，这篇文在同党中影响不大，倒是在对立的中宣部，有不少赞同者。

总的来说，伴随着城市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态势。步入工业化的共和国，开始了一个更加纷繁的时代。

1961 年共和国的两会吸引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注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选举，就其“公正性”来说，是绝对被质疑的。事前各国都知道，按照共和国的制度，这次两会的召开，意味着人事上会有重大变动。共和国几个关键位置上的人选，必须按照制度进行更换。在此之前，外国各种预测满天飞。有认为能够实现顺利更换的，有认为不会实现顺利更换的。还有认为干脆会出现政变的。

所以最终结果还是一定程度出乎意料之外。与海外媒体预测的不同，太祖虽然没有继续留任国家主席，但是保住了党主席的位置。在共和国，党控制人大是惯例，党主席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也是一个内部的共识。既然太祖按照制度不能继任国家主席，那么党的副主席马前卒就顺理成章的登上了国家主席的位置。

对这个位置的判断上，外国媒体本以为卸任的国家总理，也是另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是争夺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

结果是周恩来并没有成为国家主席，人大的人事安排结果让周恩来出任央行行长，至少理论上成为了银行团的No.1。银行团30多年来的总瓢把杨柳当选为副总理。一直负责投行的司悌可成为央行的二把手。以纯行业角度来看，负责银行团实际运营的权利，就转移到了司悌可的手中。

国家总理的人选倒是没有太多悬念，章瑜接了周恩来的班。

军队系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年轻化。朱老总彻底离开了一线，不再继任政治局常委，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再继任。这个变数给了年轻人机会，这就是说，一名政治局委员将获得常委的地位，而还会有一名幸运者成为政治局委员。为了这个名额，下面的同志争夺的非常激烈。

最后的结果倒不怎么稀奇，高院党委书记吴三十成为作为司法系统的代表，坐上了常委的位置。这是司法系统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地位。

在政治局内部没有引发争论，但是大大出乎外国媒体意料之外的，是政治局常委王启年外放，成为兰芳省省委书记。沈茂以铁道部党委书记的身份，第一次获得了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沈茂的名声一直不为外国记者所了解。他没有参加二战，甚至连对蒋光头最后一击都没有参加。例如指挥上海战役，活捉蒋介石的陈赓，现在虽然是大将，但是因为在负责上海战役，在外国记者之中还有印象。在现在，共和国元勋们都没有凋零，现役的元帅，大将，有四十号人呢。一个退役大将，根本就没什么声望。

“汲汲无名”的人出任共和国最神秘的“政治局常委”，这给了外国记者极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王启年的外放，同志们的评价是新的“兰芳王”诞生了。兰芳省省委书记一直由当地的华侨担任，这也算是一个安抚措施。在共和国移民成为兰芳省主流人口的现在，由前政治局常委出任新一任的兰芳省省委书记，也算是一种姿态。共和国完成了对兰芳省的彻底控制。

兰芳省是今后重点建设省份，王启年的日子注定会威风八面。

铁道部党委书记出任政治局常委，也是一个传统。这对于政治局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

结果了调整，整个共和国上层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以前一直说的“领导干部非终身制”，朱老总也给做了表率。这样的表率极大的刺激了三大权力核心里面中下层官员的兴趣。老家伙们既然按照规定实现了更替，那么自己向着最高权力核心前进的障碍就减少了很多。不管老家伙们怎么想，至少现在这批年纪不超过40岁的青年官员，都看到了曙光。

银行团可能更加现实些，周恩来出任他们的老大，虽然有外行指挥内行的嫌疑。但是周恩来手中的情报机构也是这些人早就听说过的。这位前总理被称为“中共当中最完美的男人”。如果小看了他，那么结果肯定是自取其辱。人大到底在想什么呢？

“劳动最光荣！”这是共和国一直以来的最大宣传。围绕着这个中心，共和国取消了各级政府发动普通公民义务劳动的权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各级劳动奖的入选名单上做了强制限制，官员不允许参选。一个个先进成员的模范事例被广为宣传。在这方面最为努力推动的，甚至不是共产党里面的左派，而是陕西众当中的温和派。

劳资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化解的，而特权阶层势必产生。在矛盾彻底浮出水面，引发强烈对抗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尽量化解这个矛盾。

两会结束之后，新的共和国上层体系有变化，却没有本质变化。针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共产党必须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太祖如愿以偿的继续作为党主席存在，这让包括银行团在内的很多人都感觉到一种威胁。

既然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和国在1961年的矛盾和历史上有着极大的不同。至少矛盾的表象已经是高速进行的城市化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点上，陕西众也觉得十分棘手。

从30年代开始的农业体制革命，到现在快30年了。当年党内致力于将农业变成一个产业，到现在看，可谓成果非凡。农村由传统的小农体系来经营，亩产很高，总产量始终无法有突破，至于劳动力的浪费情况就更加可观了。共和国的大农业体系从膏腴之地入手，实现了集约化经营。集约化完成了基础构建之后，再用承包制实现了效率化。大批以农业为服务对象的农业技术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国各地。不同的环境下，有针对性地技术与措施不断推出。不仅仅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整个农业呈现出彻底活化的态势。

这样的经营模式，让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于。国家则通过移民，大量招工的模式，把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其他工业国完成这样的人口转移，无不是通过血淋淋的竞争完成的。共和国最大限度的弱化了这个过程的残酷性，所以共和国也不得不面临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单看效果，可谓成就非凡。

1939年到1961年，共和国经济增长每年都超过10%，预计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939年的二十倍。也就是1200亿美元。按照人民币统计，则是24000亿人民币。7.3亿共和国国民，仍旧地处偏于农村的数量只有9700万人。剩余的近6.4亿人口至少在户口上已经归于城镇。居住在近 500个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人口数量达到3.2亿。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也是行政系统的噩梦。

到现在为止，失业率基本为零。只要想找工作，任何公民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只要你不怕辛劳，甚至可以赚到不少钱。就如同每一个在校的学生都会唱的那首歌曲一样，“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问题在于，这样规模宏大的城市化，把太多还没有适应工业化时代的人民卷入了城市，国家的就业辅导工作可谓出类拔萃，加上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只要不是铁了心要饿肚子，找份工作糊口还是很容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也就怨声载道了。

这或许不能责怪人民，人民并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的知识不足以理解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国家是如此的仁慈，单单孩子们都可以去上学，甚至中午还能够管一顿饭。人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饥饿与匮乏已经远离自己的生活，钱却总是不够用，有太多的东西想去买，却买不起。

这不仅仅是在城市，农村也是如此。各种承包体制非常完善，人民自己也知道在竞争当中失败是为什么。不过大家就是不肯承认。

工业化让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让竞争变得越来越多。每一次竞争都产生了失败者。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失败者”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敢于“揭竿而起”，试图用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那一批人，在恐怖的严打行动中被清洗一空。现在剩下的，都是只敢心怀不满的一群了。

最可笑的是，如果真的自认失败者，认同了这个结果，于是专心做某项工作的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反而不慢。如果只是想老老实实的工作，做一个服服帖帖的顺民，这日子还是毫无问题的。如果你试图参与竞争，并且成为胜利者，那么首先就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工业化体制的竞争与农业化体制的竞争是如此不同，中国民间积累起来的不满又是如此的普遍。如果不能尽快对此进行有效疏导，那就是注定要出事情的。

要疏导，这是共识。如何疏导，这就有了分歧，甚至是路线上的分歧。共产党内部的路线对立现在已经到了浮出水面的时代。无论曾经作出多大的努力，曾经解决过多少问题。当曾经统一的思想——“共和国尽快工业化”这个目标接近完成的现在，新的矛盾也注定要引发激烈的争论。

对此，政府机构认为自己不该有任何责任可言。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经济权力的政府，不该对经济承担任何责任。甚至连银行团也不认为自己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年银行团工作兢兢业业，除非党有意把脏水泼到银行团身上，否则，银行团的工作只能用一个“好”字来称赞。

现在应该是负责意识形态的党来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共和国三巨头当中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控制人大的党，必须拿出他们的解决方案出来。

1961 年1月20日，就在肯尼迪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在共和国山南省，也有人在宣誓。今天是郑融28岁生日，十年的入党努力，八年预备党员经历。在这一天，郑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宣誓。”党员书记站在党旗前，右手握拳，半举在空中。在党委书记身后，三名党员整整齐齐列成一排。每个人都如同党委书记一样举起右拳。

“我宣誓。”

“我宣誓。”

……

“服从党的领导。”

“服从党的领导。”

……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

入党仪式是完全格式化的，无论对谁都是一样。作为预备党员的时代，郑融很多次看过别人入党的仪式。那时候在他的心中，羡慕、嫉妒、反思，各种情绪混合成一种激动。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郑融却远没有看别人入党时候的激动。

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不容易激动。在这个正式党员数量300万，预备党员以及入党积极份子数量1800万的时代，正式党员的素质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由这样的精英党员集结而成的共产党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并不太好解释。自从立法、行政、银行团三权分立之后，宪法赋予党的权力限定于人大和军队两方面。

军队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让很多人猛烈抨击解放军的“党军”本质。对于主张“国防军”的家伙，党是绝对不可能对其有丝毫让步。党军保证了解放军人民军队的本质，从建国以来，各种自然灾难突然爆发的时候，军队作为应急力量，都是第一时间赶到人民需要援助的场所。除此之外，军队并不介入社会运作。对于人民来说，绿色军装就是保障。既然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有变质的迹象。那么这支军队在谁的控制下，并不是人民在意的问题。政治术语上有一个名词叫作“沉默的支持”。对于党绝对控制军队问题，除了“出声的反对”之外，剩下的无疑都是沉默的支持了。

除了人大和军队之外，党好像就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公务员是完全的考试体系，公务员系统里面党员数量只有22%，银行团更不可能在选拔人员当中刻意选择党员出身的成员。在共和国的这两大巨头体系当中，党员比例仅有20%而已。

至于逐渐有了并立权力势头的司法系统，党员比例也没有超过30%。司法系统是文人最喜欢的体系，对于权力的渴望，让文人们对行政和司法系统有着近似病态的热衷。这两个系统又同样需要非常严格的考试才能够跻身其内，文人们最想控制的就是这两个体系。

只看表面的话，中国共产党在共和国远不是欧美宣传的那种一手遮天的强权。很多权力都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之外。党外人士，甚至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士，云集在不被共产党绝对控制的领域，做着攻击共产党的努力。就共和国情报部门的了解，这些人士当中，不少都是领取来自海外的美元补贴。

太祖并非没有对这些人进行过“招降”，至少在1958-1960年，太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党外人士喊话，对知识份子喊话。不过效果相当有限，直到1960 年8月，太祖还在上海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这个逐渐成为西太平洋金融中心的城市，太祖在各界人士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八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一样，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开展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没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命从清朝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争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够，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要不要参战，这都是辩论。帝国主义一刻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从1927年到1937年，十年之内，蒋介石政权就覆灭了。六七年之后，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过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报纸，什么是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分不清楚。一个时候即使分得清楚，可是这些报纸的领导人要把它办成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他们仇恨无产阶级报纸，仇恨社会主义报纸。一个学校把学生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把学生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工商界还是把这些工商业者（大、中、小资本家）引向无产阶级方向，还是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怕这个改造，说改造就有那么一阵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么解释，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应该说是自尊感，因为自己有觉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认为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认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愿意改造的，当然，中间要经过踌躇、考虑、不断犹豫、摇摆的过程。越改造，他就越觉得要改造。共产党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三年一整，五年再整风，你说整了这一次风就不整了？难道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了二三年，他都忘记了，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期还要整。资产阶级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难道就不需要整风？不要改造？你说不要改造，调个名字，叫整风也可以。现在各民主党派不在整风吗？整个社会整整风，为什么不好？现在民主党派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看整得对了。共产党不是路线问题，而是作风问题。……

社会主义来的急促。总路线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没有辩论。党内没有辩论，社会上也没有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们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经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基本上改了，但是没有展开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展开大辩论。以前是大字报，现在有电脑了，有互联网了，大字报和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

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公社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着落在新皮上。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

我们现在劝他们，经过这一场大批评，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我们现在在劝中间形态的人，中间形态的人应该觉悟，尾巴不应该翘得太高。你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哪个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错误。你那么多知识，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动摇？“墙上一根草，风吹两面倒”，你为什么动摇？现在不去讲右派的知识分子，那是根本错误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也犯错误，他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头脑不清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农民里头的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他一看就知道孙大雨这一套东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只要谈三句话，就知道不对，用不着写这么长的文章。看谁的知识高？那个不识字的人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是听无产阶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他们不可，就非到各个地方跑一跑，跟他们谈一谈，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们商量，以及跟他们接近的干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来。北京是什么东西也不出的，他没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农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个加工厂。就是把这些原料制造好，制造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源泉，是出于群众，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讲不要脱离群众的。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孙大雨那些人怎么办？打他几棍子是必要的。攻得他想回头，切实地改，使得他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因为他们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争取过来是有用处的，多少可以做点事情。而且这一回又帮了大忙，给我们当了“教员”，教育了人民。他是以反面的方法，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去，还是要治病救人。

也许这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他不愿意过来那么也好，那就带到棺材里头去，孙大雨现在多少年纪？算他活一百岁，还有五十年他坚决不改，巩固得很，这个堡垒攻不破，也就算了。尽攻他，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气力，我们现在要办事，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了得。有那么一部分人不肯改，就让他带到棺材里面去见阎王，他可以跟阎王说：“我可是有骨气，我是‘五张皮’的坚持者。我跟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中国人左翼、同广大群众作过斗争，要我检讨，我都抵抗过来了。”可是现在阴间的阎王也改了，阎王第一个是马克思，第二个是恩格斯，第三个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地狱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地狱是新的，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这些人到阎王那里也是要挨整的。

讲的多了，不讲了。谢谢你们听我这个讲话。”

无论党外人士有什么感受，至少包括郑融在内的新老党员们，都听出了这片讲话里面的决心和意志。

社会主义事业绝不容许颠覆和背叛。中国已经迈上的社会主义路线也绝对不允许动摇。

入党仪式是晚上进行的，倒不是党委故意要搞得很神秘，而是大家白天都有工作，没时间搞这个仪式。入党仪式结束之后，三名党员都很严肃的佩戴上了党徽。党员必须佩戴党徽，这意味着向群众证明你党员的身份，展现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风范，以及随时随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成为党员是有很多特权的，作为代价，党员也成为标杆，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很多党员被开除出党的原因，很多预备党员不愿意成为正式党员，就是不能忍受这种时时刻刻被监督的感受。

党控制了人大，人大是需要选举的。以共产党员为绝对优势的人大代表，并非指派产生，而是必须实实在在的通过基层选举来完成。党员必须争夺群众，没有了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很快就会失去人大的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也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与人民群众亲密的鱼水关系，并且得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年头，党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要说出身，郑融决不是什么“好出身”，他家祖上也是地主，土改的时候，翻身农民向地主清偿血债的时候，他家有好几名成员在批斗会上刚被宣判完死刑，就被愤怒的农民拖下来乱拳打死。郑家的土地债券又因为一系列不幸，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

郑融的父母总算是当年上过私塾，在全国推行扫盲教育的时候，一顿狂补习，最后父亲通过学业考试，弄到了一个小学毕业的学历。而母亲则弄到了初中毕业的学历。夫妻两人在信阳鼓动进城工作的时候，逃离了农村，开始在信阳市的工厂上班。

对于共产党，郑融做电工的父亲是十分敌视的。倒是郑融做教师的母亲，对于共产党颇有好感。郑融的母亲也是地主家的子弟，不过按照老太太的说法，在解放前，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出嫁以后，日子都远没有现在好。信阳这地方比较穷困，就是地主家也没什么钱，女性地位也低，共产党算是把老太太给拯救了。

郑融的父亲虽然在家里面嘴上敌视共产党，但是还算是识趣，行动上从来不敢逾越雷池一步。或许是男孩子本性里面对父亲的逆反，以及对母亲的亲昵，郑融对共产党的印象是非常好的。郑融的母亲好歹也是人民教师，加上老太太上进，一面工作，一面进修，到郑融上初中的时候，也弄到了一个专科学历。老太太生养方面不太行，只生了郑融一个儿子。全家的心血都投注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郑融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考上了河南大学。那年头大学生可是一个稀罕物件。加上郑融家人口少，三口之家，双职工。郑融也有钱上大学，而不用申请助学贷款。

进了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之后，郑融就开始询问如何入党。并且在全班第一个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作为入党积极份子的郑融，就得把课余时间投入到了党课里面。

那时候山南省刚开始兴建，以高工资玩命招收共和国的人员。郑融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自作主张给全家都报了名。熟练电工，专科学历的教师，以及刚毕业的财会审计专业大学生，这一家三口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两倍甚至三倍于国内的工资，让全家都比较满意。于是郑家阖家前往山南省开创新生活去了。

山南省现在是孟加拉湾的金融中心，共和国的优势比起历史上的中国，强了不止十倍。在这个时代，共和国在印度洋沿岸，可以说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美国和欧洲距离印度洋太远，日本正在努力恢复自己的经济，有能力大规模出口的，除了共和国之外，没有其他竞争对手。所谓“廉价商品”，并非无限制的廉价下去。而是比主要竞争对手廉价就可以了。共和国的商品比欧美商品廉价，并不等于真的“廉价”。环印度洋沿岸各国，根本就无法生产绝大多数工业品，共和国一家在印度洋用工业品换取原材料，那日子真的是令人开心的无以复加。

美国、中东、印度，这些国家的有钱人想在环印度洋周围地区进行投资，山南省就是最佳的投资地。疯狂的基础建设需要电工，教育需要教师，银行需要财会审计师，一家三口收入颇丰。

这次入党的都是银行团的成员，郑融、李大烈、何自明，三位新党员做东，请参加入党仪式的所有同志一起去吃顿晚饭。在灯火通明的吉大港，一群党员在当地颇为豪华的醉仙居酒家占据了一个包厢。

男人们热爱政治，党员们更不可能免俗。酒过三巡，党员们就说起了近期的政治形势。

山南省现在可谓富甲天下。山南省首府吉大市更有与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区一别苗头的趋势。在获得了南亚的地盘之后，趁着印度内战，共和国以向英国提供劳动力和兵力为理由，强行把藏南省和山南省当地人驱逐去印度。不过这种驱逐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的驱逐。藏南省大多数人有中国血统，这从长相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在驱逐之列。主要是从孟加拉夺取的土地上，拥有印度血统的家伙，成了驱逐的核心目标。

英国需要炮灰，也需要劳动力。共和国出武器，出物资，英国人组织军队，双方的通力合作，山南省当地印度血统的人民数量很快就降低到20万。共和国移民 100万到达山南省，听说云南和贵州当地的穷苦山民几乎被清扫一空，大多数都给送来山南省。再加上从内地招来的技术人员，组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劳动力大军的基本盘。十几年来，山南省发展的可谓迅猛无比。又有很多内地的公民前来山南省寻求发展机会，现在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山南省，人口600多万，从事工业的城市人口高达500万。算是一个强大的工业省份。

在海外的视察兼度假结束之后，共和国的元勋们又乘船返回大陆。这趟旅行很爽，至少让陕西众认为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开疆拓土是所有王朝开国时代都会努力的方向。共和国无论如何都做到了，兰芳省的地理位置是如此的重要，它深深锲入了东南亚，作为共和国南向的桥头堡，也作为东南亚的工业中心，至少在现在，兰芳省可以充分的利用包括澳洲在内的广大南太平洋的资源。

在二战时期，为了夺取兰芳省，共和国在这片地区伤亡六万多人，此次前来的还有当年战役的士兵代表。高级官员们参加了在烈士陵园举行的追悼仪式。没有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也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

当然，这次旅行这也不仅仅是位高官和代表们提供一次享受的机会。第三帝国时代，小胡子曾经搞过一个海外旅行计划，普通公民也可以乘坐游轮前往地中海或者南美旅行。也就是那时候所说的普通德国人民也能够出去享受海外旅行。那项措施非常有效的刺激了德国人民的神经。激发了工作热情。

共和国也准备有样学样，这条新的旅行航路开拓不仅仅是娱乐大众，拉动兰芳省地方经济，更重要的是，这也在强化大陆和海外省之间的联系。同样可以有效刺激移民工作。比“兰芳号”更加“平民化”的四艘游轮马上就要下水，它们分别是“库页岛号”，“对马岛号”，“山南号”，“千岛号”。而这些正在建造的“人民游轮”的第五艘也已经上了船台，不过沈茂等人得到了一个很不严肃的谣传，这艘船也许会被命名为“僧伽罗”号。陕西众身居高位，自然不会无聊到对这个消息进行证实。只是从这个流言当中，或许也能够看出点什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