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艰苦的行军.30

周恩来仍旧不愿意放弃努力，他又去拜访了温和派的代表沈茂。沈茂也表示，如果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推行，远比民间推行要来得更可靠。而且无论怎么消除民族主义情绪，给蒙古和满清翻案，都属于罪不可赦的范畴。既然蒙古和满清当局本身就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上的，那么反对民族主义，无疑得反对蒙古和满清。

以周恩来的聪明睿智，他深知绝对不可能改变这个举措。他含蓄的询问沈茂，这次运动会不会变成翻旧帐。沈茂知道当年周恩来在民族问题上曾经有过不少“息事宁人”的发言。和前湖的发言相比，周恩来当时的发言或者能称为走的更远也说不定。陕西众轻易不喜欢搞运动，但是陕西众一旦准备搞运动，从来都是不达目的，决不放弃。而且无论牵扯到谁，陕西众都不会放过。

所以沈茂非常认真地告诉周恩来，这次运动不是为了翻旧帐。也不会去翻旧帐，向前看才是党的纲领和宗旨。沉溺于过去，对大家有何好处。沈茂反而向周恩来建议，要不要加入到委员会当中，就任秘书长一职。对此，周恩来很礼貌的拒绝了。

反“狭隘民族主义”的运动一登场，就可谓震撼。在中国，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取消了民族，就意味着少去了很多麻烦。这对于共产党也好，对于官僚系统也好，都是可喜可贺的。

满清覆灭之后，满人纷纷改名换姓，剩下的死硬份子绝大多数去了东北。解放东北的战役之后，在东北毫不声张的进行过多次严打。理由是很简单，东北土匪太多，需要严打。于是一轮轮的剿灭，各种有可能反党的家伙被割韭菜一样杀得干干净净。其中包括了数百万前满份子。经过这样的清洗，满清势力已经荡然无存。

在蒙古，苏联人发挥一贯的冷酷风格，他们不仅仅是抛弃了乔巴山，连带蒙古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名册也一并交给了TG。TG按照这些名册抓杀抄拿。马匹跑的再快，也顶不住空中侦查。解放军的骑兵部队，在空中侦察的配合下，对叛国者和匪徒毫不留情。蒙古人性情豪爽，对强者的服从颇为自觉自愿。剿灭了叛国者，剩下的人自觉自愿的服从了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一手抓社会主义经济，一手镇压反革命份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蒙古的旧有生产模式在现代化牧业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在共和国官员们的指导下，蒙古经济恢复很快。内外蒙被分为三个新的省份，蒙古这个地名，被深谋远虑的从地图上抹掉了。

所以萧白朗的委员会存针对的敌人就是“民族划分”的概念。马克思、列宁都是主张民族划分的。但是陕西众无疑认为不应该存在民族划分。这在中苏之间还造成了一定的论战。苏联认为中国“取消民族”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共和国则嘲笑苏联刻意凸显民族划分是自掘坟墓。一切人为制定的划分人类的行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谓民族划分和纳粹的理想基本上是一丘之貉。都是用不肯正式现实当中复杂的问题，然后用某种狗屁逻辑强行制造差异，给自己寻找借口。

对此，沈茂在电视上公开发表演讲。沈茂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围绕资本家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钱是唯一标准。这种制度根据资本的多寡，以“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制造出差异，固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鸿沟。有钱就可以享受更多服务，这样的“平等”创造出来的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平等。各阶层之间的极少数转换，被欧美当作典型事例极度宣传，作为美国梦或者欧洲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在欧美底层人民根本没有自由上升的渠道。

苏联等国家则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以僵化的体制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以长官意志来运营国家。空耗了资源，弱化了社会的多样性。然后又以人为创造的愚蠢标准来割裂社会。

只有中国，才本着自由平等的态度来运营国家机制。在中国，所有人一律平等。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在共和国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会人为割裂社会，制造人民之间的差异，以推卸责任。也不会以超阶级来蒙蔽视听，创造出“虚拟的敌人”来转移矛盾、混淆视听。在中国，人民都是自由的人民，在中国，人民都是平等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来执政，人民可以在宪法的框架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解放。执政并且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权力和义务，共产党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所有中国人民都将一视同仁的享受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义务。

这样态度鲜明的发言秉承了共产党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强势政府，更加和谐的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一个执政党是否独裁并不是问题，只要这个政党是一视同仁的服务或者欺压人民，那么这个政党的道德水准就会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

共和国的经济终于放开了，这是一次全面的放开。也有另一个更加官方的说法，就是“抓大放小”。共产党集中力量抓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本身就是“标准”的制定者，具体的生产，或者说“中小企业”都交由“自由”的人民来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共和国国家体制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行使统治。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运动，不仅仅是在中国反响巨大，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共鸣。中国还算好些，工业化的时间还短，社会上的资本运营还没有深化到足够深度，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欧美，高度精密的工业化运营，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社会机器甚至已经超出了资本家的控制。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欧美，人民觉得已经失去了“自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欧洲福利化社会的进程越来越快，福利化社会又不断地扼杀社会前进的动力。

美国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反对民粹，反对福利体制，但是他们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另一个社会体制僵化，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的趋势。

苏联则因为自己的工人福利过高，让苏联的工业毫无竞争力可言。

与他们相比，共和国在60年代形成了三低两高，也就是“生活水平起点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低。经济运营水平高、人民受教育水平高”的特点。

在1965-1967年，共和国以很多产业为信用抵押，向全世界筹集资金，最终发行了接近100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贷款协议当中商定可以用人民币偿还。这年头全世界资金充裕，利率接近零利率。借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风气，共和国的巨额借款也谈不上有太多了不起。

197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到了1974年，美元和黄金脱离挂钩，加上期间人民币的升值，让共和国轻而易举的实质性赖掉了400亿美元以上的借款。

1975年1月，共和国财政部发布了内部紧急通告，要密切注意人民币回收问题，防止外国资金在中国的经济破坏行动。到了年底，这个严防死守的行动最终被证明，这是虚惊一场。由于经济危机，共和国商品成了绝大多数国家唯一能够买得起的商品，人民币回流速度超过官方的预期。一方面是共和国的人民币大量回流，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圈，对于人民币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两相相加，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不仅仅没有冲进共和国金融体系兴风作浪，相反，各国央行都提高了人民币储备数量，人民币在全世界货币储备当中的比例提升到了8%这样的一个水平。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0：1。

中国的好日子终于开始降临了。

中国的夏天开始了，陕西众的黄昏也降临了。到了1975年，陕西众在世的人数不到1939年的85%。很多人要么退居二线，要么干脆就在疗养院面对人生的终点。与之相比的，倒是主席和总理为代表的老革命们身体更加健康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主席他们也承认，但以工作辛苦程度而言，陕西出身的同志们工作强度是南方同志们比拟不了的。

在1975年，沈茂意料之外的成为了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这个选择与其说是沈茂努力上进，倒不如说是老家伙们逐渐失去了政治热情。共和国的权力向着第二代转交的速度越来越快，1890-1910年出生的同志们不断的淡出政治领域，1910-1920年间出生，赶上了陕西众第一批大规模教育普及的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政、军、企业部门之间都有过丰富经验，人脉颇广的沈茂，倒成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对象。沈茂这年75岁，早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在这个年纪爬上共和国权力顶峰，并没有让沈茂产生什么天真的愉悦。他的母亲今年已经101岁了，老夫人对儿子最终达成了她的理想，也没有过于激动。在沈茂成为国家主席的一个月后，老夫人静静的在儿子的陪伴下，面对着已经近在咫尺的死亡。

能够采用的医疗都已经采用了，最后一次吸完了痰液，老夫人的呼吸突然变得轻松顺畅起来，沈茂并没有感觉轻松，他虽然还强打笑意，可眼角已经有了泪光。

医生们虽然还想继续治疗，老夫人轻轻抬起手阻止了他们。“你们都尽了，谢谢各位。我不是在说你们坏话，不过呢，要是医生管用的话，世上就没有死人这回事。这最后的时候，让我和家里一起多说会儿话，就别往我身上插管子，也别给我喂那些药了。”

沈茂破涕为笑，或者说是笑着哭起来。医生看着沈茂，沈茂抹了抹眼泪，然后向医生挥挥手，“请诸位出去吧，感谢你们对我母亲的照顾，我一会儿再正式道谢。现在已经不需要医生了。”

对于这样坦荡的态度，医生们自然是非常欣赏的。给老太太做了最后的医疗上的整理，医生们鱼贯走出了病房。

沈茂的孩子们和孙子们围绕着家族当中的最年长者，老夫人一个一个把他们叫上前来，带着慈爱和他们一一说话，并且赠送给他们最后的礼物，然后老夫人打起最后的精神，“我想睡了，大家都出去吧。”孩子虽然也想留下，但是却拧不过老夫人的意愿，他们只能出门去。把母子俩人留在病房里。

“没想到我能死的这么安静。老天对我不薄啊。”老夫人说道，“我活了这么久，你爹，还有你的哥哥姐姐都比我死得早，我最怕的就是你也死在我前头。儿啊，那怕你只给我送终，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孝顺了。到今天之前，我怕啊！”

说到这里，老夫人突然泣不成声。

沈茂只是握住母亲干瘦的手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等到母亲的情绪稍有平复，沈茂采用毛巾帮母亲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老夫人的脸上一度红润，但是这红润开始迅速褪去，老夫人突然微笑起来，“我感觉到了，我很快就要死了，不过我这辈子有父母，结了婚，有了儿子，女儿。我该有的都有了，没什么遗憾了。儿啊，我现在不想睁眼了，你抓住我的手……”老夫人的声音逐渐弱了下去，沈茂紧紧地握住老夫人的手。

老妇人的嘴唇还在轻轻的动着，沈茂连忙凑上去，他听到老夫人低低的声音在缓缓的陈述着最后的心愿，“把我埋在你爹身边，他对我不错，我死了也能跟着他。而且，儿啊，以后你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我已经帮不上你了。我以前总想让你当上国家主席，这就跟我儿子当上皇帝一样，不过你真的当上了，我又觉得，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得给国家卖命，你们这些人就是劳碌命，当官能弄到的那点地位，和你的付出，根本不成比例，不公平啊，有我在，你还有娘，还有家，我不在了，……”

声音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听不到。沈茂手中母亲的手掌越来越凉，沈茂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长辈。

沈茂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对他来说，这是他到现在为止因为个人原因申请过的最长时间的假期。四十几年来，包括沈茂在内的陕西众，无一不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和大家的付出相比，所谓的权力、地位、或者金钱上的回报，都可以说微乎其微。沈茂突然间有种疑惑，自己和同志们这样的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这样的疑问并无意义，因为这个疑问本身就没有什么合理性。现在的中国，就是一本故事书，陕西众作为故事之外的人，书写了这个故事。看上去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如果把“故事作者”的这个身份抛弃掉，那么沈茂，陕西众的意义又何在。故事的作者创造了故事，而这个故事又证明了作者的存在和意义。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1976年，司法界闹出了“嫖宿幼女案”，这件案子让司法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全国人民一起开始反对司法界的“自由主义”倾向。

1977年，南方上万个体户集体游行，声讨“乱收费”，个体户们与政府的协商并没有让个体户满意，于是南方个体户开始自发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在竞选中惨败。作为对应，国家开始大力扶植连锁超市业。

1979年，大学生状告教授“在课堂上宣讲反党反政府言论”，法院拒绝受理。学生们上街游行，TG开始对司法界进行大清洗。

1980年，共和国标准商用快速反应堆投入使用。

198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

1982年，共和国发电量首次超过美国。

1985年，共和国首次登月成功。

1988年，共和国引海水入干旱地区的计划提通过人大决议。

1989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后工业化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后工业化的中国需要面临的四大挑战。生活质量、城市建设、公民教育、养老保险。

1990年，苏联经济改革失败。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独立。

1990年8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前往北京，接待他的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太宗，亚纳耶夫这次的官方任务是和中国方面商讨苏联欠共和国80亿美元的债务问题。但是他本人早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向共和国发出了申请，希望共和国能够支持苏共当中依然坚持共产党执政的忠贞党员，推翻戈尔巴乔夫的统治，挽救苏联。

所以亚纳耶夫在太宗的引荐下，拜会了前中国国家主席太祖。此时，二战四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早已经作古，仅有太祖一人在世。四巨头时代的小兄弟，现在已经是世界上辈分最高的政治家。

主席现在早不执掌具体工作，亚纳耶夫之所以拜会主席，是因为主席的声望。资历这种东西，看不到摸不着。如果是太宗公开的支持，那就极有可能导致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巨大反感。而主席一旦出面，这种反感就会烟消云散。毕竟主席和斯大林算是同一时代的领袖，无论对老一辈如何的看法，但是盛名之下，敬畏之心是无法消除的。所有共产党的领袖，其实都承认主席的辈分，前辈的言语总有着一种无可抗拒的号召。

美国和欧洲就非常痛恨中国领导者的长寿，让他们不得不长年累月的报道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反复的报道，让欧美的群众们都对这些异常长寿的中国领导人产生出一种畏惧。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男子们，哪怕仅仅是存在，都意味着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感受。

当亚纳耶夫见到太祖的时候，他的态度不自觉地恭谨起来。对于风雨飘扬的苏联共产党，太祖几乎见证了苏共的每一个时代。欣欣向荣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观看苏联共产党的末日。而太祖的态度，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最后宣判。

“苏联同志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太祖的问题非常简单。

但是亚纳耶夫本人却无法回答。是啊，苏联共产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缺钱、缺人、还是缺武力？比起中国共产党面临过的险恶境地，苏联共产党远没有这样糟糕。苏联依旧拥有庞大的军队，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它甚至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外来军事压力。但是，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这比什么都更加致命。

会谈没有什么结果，亚纳耶夫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上台，正是苏共各个阶层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把戈尔巴乔夫推出来。在这点上，苏共已经走投无路了。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亚纳耶夫又拜访了共和国前军委副主席，退役元帅顾璐。老元帅现在85岁了，他依然消瘦笔挺，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威名赫赫的军人。

面对亚纳耶夫的访问，顾璐元帅很不客气地进行了交谈，“当苏联共产党开始不加判别的批判起斯大林同志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就已经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就像是法国大革命的督政府，当他们开始批判革命党，把一切过错都推给革命党，试图把自己清洗的跟天使一样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就已经结束了。苏联共产党把一切过错都推给斯大林同志，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结束了。而你们现在的所谓改革，彻底放弃了阶级观点，试图以超阶级的谬论来构架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苏联共产党这就是自取灭亡。我现在甚至怀疑，苏联共产党是否真的能够符合他的名字。”

中国共产党同志的严厉指责，让亚纳耶夫十分不好受。

“那么元帅同志有什么建议么？” 亚纳耶夫问道。

“如果我还有建议，那就是至少保留几个能够继续执政的边疆地区。让共产党还有最后的基地，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共产党一旦被连根拔起，被剥夺了一切控制的资本，那么苏共的同志只能等待下一次危机到来，等待下一次新的革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依靠的都是资本。没有了资本，就没有了一切。对于革命来说就是如此。”顾璐元帅此时的说法更像是文官，而并非一名军人。

“共和国能在资金方面给与我们支持么？” 亚纳耶夫突然有了点希望。是啊，如果有钱的话。

“你这就得询问共和国的官方，而不是我了。我只是个退役的军人，军人是不能干政的。”顾璐元帅对亚纳耶夫的表现十分不满。

当亚纳耶夫离开共和国之后，顾问会议在太祖的官邸召开。老家伙们基本都退出了一线，作为顾问会议，太上政治局，还都是熟人。朱老总已经去世了，周总理已经去世了，马前卒、杨柳、沈茂也都去世了，像王启年、萧白朗等人，则住在特护病房里面，苟延残喘。即使是依然可以左右中国政局的太上政治局，现在也必须面对随时会降临的死亡。

“苏联就让他自己灭亡吧。”顾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实包括中国政治局当中，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顾问委员会就预言了苏联的灭亡。年轻一辈的同志并不相信事态会真的如此发展。所以顾璐坚决不会同意帮助苏共，哪怕仅仅是为了让共和国的年轻一辈实实在在的看到反面教程，共和国都会袖手旁观，坐视苏联崩溃。

“苏共现在剩下的不是野心家，就是无能之辈。挽救这样的政党毫无意义。”太宗虽然不是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依然在第一线工作，但是他有旁听的权力。

其他的与会者都表示赞同。主席却没有说法，良久，他才叹息一声，“我没想到，我居然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苏共的灭亡。真的是个讽刺。就算是苏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过是1898年3月成立的，我是1893年出生的，算起来，再过3年我就100岁了。却不知道苏共能否撑过100岁。”

“对苏联的技术人员的特别安排，我们已经派遣出去了。我们起步早，相信可以得到很大收获。”太宗说道。

在沈茂最后一任国家主席任期，也就是1980-1985，沈茂就以苏联崩溃为预案基础，推动针对苏联专家、苏联各方面科技研究机构的准备。那时候，不少党内同志还认为这过于玩笑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这样认为，苏联的问题明明白白，沈茂当年的准备现在已经见到了令人非常满意的效果。

1991年，亚纳耶夫发动了815政变，政变很快就被粉碎。戈尔巴乔夫公开宣布停止苏共的运行，建议苏共自行解散。一个令世界震惊的狂宴开始了。

中国的客机装载着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和人民币飞抵苏联，在那个崩溃的时代，所有的机构都已经混乱了。曾经非常强大的KGB现在已经处于僵化期，共和国根据早就准备好的线路，大量收买苏联的机密科技资料，各种设计图纸。各种专家被大量策动前往中国。共和国的工作人员发现苏联同志真的很傻很天真，收钱的时候实在是收得太少太少。那么一丁点钱就能打发得了所有的关系。共和国缺很多东西，就是不缺收买苏联技术情报和收买苏联技术人员的那百十亿美元。等重量的百元美钞就可以买到等重量的机密资料。后来，等重量的百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等重量的图纸。专家想自己去中国，没问题，想全家去中国，更没问题。

从1991到1994年，共和国在苏联花掉了80亿美元和120亿人民币，得到了共和国希望的绝大部分机密资料，以及获取了苏联在各个基础研究方面的原始参数拷贝数据。20多万名优秀的科技人员流入共和国的人才库，这让共和国的科技实力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1995年，太祖等人的去世，让欧美各国几乎要欢呼起来。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彻底崩溃，苏共的覆灭，再加上中共那些威名赫赫的老家伙们去世，这意味中共就是下一个要倒下的。

然后美国人很快就通过互联网发现，共和国的论坛当中，并没有充斥着失败主义情绪。相反，针对苏共的灭亡，共和国民间更多的是警惕，对和平演变的警惕。苏联崩溃后的惨状，让中国人民十分警觉。如果中共倒台，然后中国也变成这样的模样，共和国人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当然，在美国和北约的策划下，美国长期以来收买的一些人派上了用场。他们总算是在中共的“纵容下”发动了一场运动。甚至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党中央不少人气得脸色铁青，倒是顾璐元帅哈哈大笑，“美国人又开始通共了，这是好事，得充分利用才好。”

在顾璐元帅的亲自指挥布局下，共产党稍微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各种傻瓜就纷纷出炉。这真的是一场令人捧腹的大杂烩，官僚队伍当中的失意者、试图拥有更大权力的司法体系内的专家，知识界里面的教授，还有很多可以归于买办性质的商人，这样一群和旧时代一样的渣滓们试图对共产党进行反攻倒算。然后在共产党的铁腕下被粉碎。

顾璐元帅阻止了试图展开报复的晚辈，只要美国和欧洲肯要，让他们走。成千上万的“民运份子”逃离了共和国。

顾璐元帅在1998年去世，晚了两年，太宗也去世了。21世纪的曙光，只有极少数的陕西众能够看到。

2001年，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得意了不到十年的美国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对此，党内的年轻同志很沮丧。准确预言这次危机的，是那些年近百岁的老同志。这些看着已经身居二线，随时准备应马克思召唤的老头子们，仍然有第一流的政治眼光。对于此，年轻人除了沮丧还是沮丧。

2003年6月，陕西众最后一人，沃艾罗死于家中。

2003年11月，共和国著名雕刻家苏无名完成了他最后一尊雕像，这是共和国领导者们的雕像。在雕像前方，竖立着一块顽石，上面刻了四个字，诸神之地。

“于是这里就成了圣墓。”——何观海。

每一座雕像都徐徐如生，苏无名在艺术圈内被公开称为米开朗基罗转世，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老家伙们大多数都是烧成骨灰，然后把骨灰撒入大海。能够纪念他们的，或许只有这里而已。每到清明，都有人自发的来这里献花。苏无名雇佣了专门的保安公司来保卫自己的作品，得知此事的中国公民纷纷捐款。根据共和国约定俗成的规矩，苏无名申请了网站，其中有专门的关于捐款的财务使用说明。

在2009年的清明，美国记者海伦.贝尔登前来采访苏无名。在雕像所在的园区，前来纪念的人流看不到头。海伦.贝尔登随便翻看了一下鲜花上面的丝带，上面并非纪念的话，而是这些逝者生前的话。

“你们之所以比不了我们，除了你们自己缺乏奉献精神之外，还缺乏有奉献精神的同志。或者说，新的时代是不需要我们这样程度的奉献精神。”——马前卒。

“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太祖。

“为人民服务等同于义务，那么义务就伴随着权力。所谓的美国的平等，绝不是美国总统那么虚伪矫情的说法，权力站在笼子里对美国人民说话。即使有，也是美国的权力者站在笼子里对资本家说话。”——沈茂。

“年轻的党员如果觉得因为比不了我们而感到沮丧，我认为大可不必。反正对我们来说，世界是你们的。”——顾璐。

数以万计的的鲜花代表了几乎等于这个数目的思念。而雕刻这些雕像的苏无名，又是抱着何等目的呢？海伦.贝尔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苏无名。

对着个问题，苏无名却有些困惑。他表示，自己对这些人并无什么特别的感受。很多人他甚至不认识，雕刻的目的，仅仅是想雕刻而已。

记者海伦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或许是沉迷于海伦女士的美貌，苏无名突然想出了一个自己以前始终没有想到的答案。他微笑着对海伦小姐说道：“之所以选定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们从领导者的角度而言，也是艺术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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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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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坑就算是大纲吧，而且好歹我觉得按这也是偶尔挂两块肉的骨架，以后有机会发表的时候，再把这个大纲充实化。

坑里面我努力追求写实，所以结尾既不煽情，也不伟大。穿越者借由金手指，在毫无敌人的情况下，开创了一个工业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有着符合这个系统运营的思路，于是敌人被碾得粉碎。

当新的TG统一了中国，那就是当时世界上可以排前12强的国家，固然改变不了二战的结局，却可以改变中国的命运。

陕西众新建立的中国，有一个只有穿越中才该有的特点，这个新的体制很少有“意识上敌人”。至少我认为不该有这样幼稚的表现。陕西众的敌人，是推行工业化体制中遇到的敌人，这和对方是人民或者地主无关。凡是起来反抗新体制的，就是敌人。而这个敌人可以收买，可以教育，可以消灭。陕西众出牌的模式非常非常多。

另一个问题，就是陕西众绝不会采取“超阶级”这个无能法西斯才会采取的政治宣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陕西众代表的是大资本的绝对意志，代表的是不断自我进化的资本运营的意志。这个意志之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态度，才有最小限度的牺牲。

至于坑里面的中国，最后进入一个非常无趣的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特点有两个，1、各个产业的运营模式十分完善，已经难有寸进。这个时代，只有资本投入的不同，没有经营模式的不同。个人资质固然重要，但是平凡的普通人只要能够理解制度，也可以干出非常不错的成果。 2、国家机器十分精良，科技，管理，让整个国家便成了一个完美运营的机器。

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资本不犯傻，那么就等于一个完美的监狱体制被建成了。这也是为何后现代主义衍生的结果。身处完美的监狱当中，固然让人不爽。但是离开了这所监狱，就更加不爽。后现代主义，以扭曲的，零散的，微观的视角来解释世界。让人们感觉好一点，但是后现代主义根本无法回避它本身建立在后工业化的基础上。他不过是监狱当中的人，自娱自乐罢了。

坑里面的中国，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埋头发展，毕竟二战后我们抢了很多很多的地盘，扩大了控制区。其他的，也就这样了。叱咤风云不合适中国，中国必须强大自己，等待机会。

而清风所说的，精英化政党。我不认为这个新的精英化政党比现在的这种无用化海量党员更糟糕。在一个网络化，而且实实在在推行了60多年自由平等的中国，精英化压力更大，人民监督更多。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符合代议制民主的特点。

这个故事不完美，我认为我努力在追求合理。有不合理的地方，还希望大家原谅。

最后，可能会不定时把前传出一部分。哪怕是流水帐，也会把1928-1932年间的最初创建时代的故事描写一下。以我们后别的眼光来看，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军工-农业-军队”复合体系，但是在当时，那的确是非常令人不解的神奇之作。

对大家的支持，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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