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阴谋和“理论”

我国的理论战线，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一样，经历过不断地瞎折腾，遭遇到沉重的灾难，特别是康生主管理论以来，理论工作者陷入了魔掌之中。我们仅就哲学界的“合二而一”问题，看看康生领导理论工作之一斑。

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怀着宣传辩证法的热情，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短文。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文章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究竟事物是不是“合二而一”的？这本是理论界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地展开讨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可是，这一问题刚刚提出，康生象是抓住了整人的把柄，竭力施展了他的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大兴问罪之师，对其大加讨伐。

康生是怎样组织对“合二而一”问题进行围攻的呢？第一，秘密部署。

《光明日报》收到艾恒武、林青山的稿子，编者拟于刊用。排出清样，除送作者外，也分送康生审查。同时，也送一份给康生的亲信——关锋审阅，因为关锋是康生在哲学界的一个打手，他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拉了一帮子人组织了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他消息得的快，气候摸得准，跟着康生的指挥棒，又出击得迅速。由于有所仗势，说话气粗，架势吓人，象个封建把头，唯康生之命是从，是个通天的重要门神。所以不少朝拜者，总要到他那里去烧香。

康生看了清样，喜出望外，不由得哼起京剧来了。按一按出鞘的剑，自有如意算盘！他断定：艾、林既然都在中央党校工作，那一定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决心抓住不放。关锋看了文章清样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是一条大鱼”，“不能让它缩回去”。这究竟是有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我们暂且不管，反正两人的目标完全一致了。康生立即把关锋找到跟前，密定要借此兴风作浪，为此，他们一方面，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另一方面，指令“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出出击的文章。显然，康生为了“有意识的搞一下学术斗争”，“引起大家讲话”，而积极准备钓大鱼的“诱饵”！

此间，中央党校曾两次请示康生：“‘合二而一’是否正确？”尽管康生早有定见，但一直避而不答，反而指示中央党校要查一查谁先提出“合二而一”的：“可否就艾、林文章进行批判？”康生说，哲学界会讨论的，党

校领导不要急于表态，并再次指示要查一查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证据。

目标既然已定，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把矛头集中在杨献珍同志身上。他设置的陷阱，必须逼人跳下去！

第二，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引蛇出洞”。

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一切准备妥当。康生是以“情报专家”自诩的，对于学术理论也象他早已习惯了的肃反反特一样地部署。他指令《光明日报》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快登”出来。这样，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就先登出了文、林的文章；一星期之后，即六月五日，又登出了经过密谋而炮制的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一来一往，真的摆出了学术讨论的架式。

康生对于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特别重视，亲自把关修改。他看了这篇文章后，立即找作者说：“文章总的还可以”；只是文章后面提出一个公式，即“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进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新事物出现，又有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再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不知“有无把握”。康生又说：“对此我无研究，……如无把握，可以去掉。

（不然）人家抓住小辫子，反而麻烦。“寥寥数语，就足以证明，学术讨论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招牌，惯于整人才疑心被人抓住小辫子！

不仅如此，康生还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一起，对于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都是费尽了心机的。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升级和反击，都要仿效反右派的做法，每一篇都要经过具体研究和安排。开头一段时间，或者把赞成“合二而一”和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上，以示不偏不倚；或者搞轮流突出，这一期把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下一期又把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总之，表面看来象是学术讨论，其实，则是“诱敌深入”。一些不知奸诈成性的康生底细的理论工作者，有的信以为真，便积极写稿给报社，表示支持“合二而一”。

第三，撕掉面纱，凶相毕露。

经过一段所谓“学术讨论”，到七月上旬，康生准备公开“揭盖子”了。

他一方面指示中央党校加紧追查“合二而一”的所谓“后台”，发动全校教职员工对杨献珍同志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又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赶紧草拟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七月十五、十六两日，康生亲自主持会议逐字逐句地修改批判杨献珍同志的这篇文章。修改定稿后，以什么名义发表，康生也煞费苦心。起初他想用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然而一再易人，都感不妥。最后决定以中央党校的同文章并没关系的两位同志的名义发表。

这样，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就在康生亲自导演下于七月十七日公开见报了。这一举动的意图何在？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他说：“六四年‘合二而一’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第四，升级和围攻。

公开点了杨献珍同志的名之后，康生说：“点名批判之后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步《红旗》要开展政治批判”。按照康生的这一计划和步骤，康生亲自指挥《红旗》杂志，根据“‘合二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写了一篇康生授意而又不署康生名字的文章。文章以什率名义发表，康生又绞了不少脑汁。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吧，康摇头说：“从文章水平来看，用‘评论员’的名义，分量重了”。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吧，康又摇头说：“如用‘本刊记者’名义，会使人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他设计出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名义，叫“本刊报导员”！由此可见康生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不管文章用什么名义，都以康生的既定方针为难。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

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所有文章就得反复论证这个观点的危害性。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乎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所有舆论也就一再宣扬开展斗争的必要性。表面看起来，康生指挥的这场斗争很热闹，实际上不过就是那么几句吓人的空话。

康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说：“合二而一”，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后来，他曾经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要把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五日，康生又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迅速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1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这些都为康生在全国范围内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作了准备。

所谓政治批判，就是把被批判者的申辩权利予以剥夺，置于被审判的地1 康生把赞同“一分为二”观点的，叫做正面意见；把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叫做反面意见。

位，实际上就是被批斗了。当时，他们对待赞成“合二而一”的同志采取了会下攻心、会上交代、报上鞭挞相配合的形式，攻势凌厉，来势凶猛，确有一举消灭“合二而一”之势。这次批判，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之广，迫害之惨是罕见的。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杨献珍同志除了被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了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不顾他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同志，因和杨献珍同志一起工作，竟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也被逮捕入狱。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同志，早在一九六三年就调到陕西省党校工作了，同“合二而一”论没有牵连，仅因同杨献珍同志“划不清界线”，也千里迢迢从西安揪口中央党校进行批斗，一直被逼含冤而死。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仅因讲了句“‘合二而一’讲少了”，一九六四年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含恨而死。至于林青山同志，则作为“祸首”的“马前卒”，被撵出中央党校，轰出北京，到东北一城市菜店卖菜去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个江苏省的解放军战士陈波同志名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军区特等射手，多次出席过省军区先进代表大会，就是困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而被处死碎尸。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日赞成“合二而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被处分、被流放、被关押等等，已无法统计了。

但从中央党校的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全国因‘合二而一“受迫害的大概情况。据统计，一九六四年，中央党校因”合二而一“受株连挨批判者有一百五十四名。其中受党籍和行政降级处分的有七名同志；受重点批判的有四十五名同志（学员十三名，干部三十二名）；小组”帮助“的有五十名同志（学员四十二名，干部八名）；虽然没有”重点批判“或”小组帮助“，但也在档案中被塞进了黑材料的有五十九名同志。这只是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又都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

因此，一提“合二而一”，人们便谈虎色变，成了理论禁区，好象它真的象康生诬蔑的那样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宣扬调和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康生在攻击“合二而一”的时候，总是振振有词，从“本本”出发，大量引经据典。然而他却卑劣地隐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使用“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并非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

马克思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同消费合而为。。。

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着

重号为引者所加）1明确无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合二为一”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也说：“‘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

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上的概念了。“他又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2 这里阐述得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不应当引起任何误解。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用的是”合而为一“，同”合二而一“有什么本质不同呢？能不能说”合而为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呢？除了别有用心者外，是不能这样说的。如果说”合二而一“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的话，那末，第一个”背叛辩证法“的就是马克思，接着是列宁。显然，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康生的权势可谓大矣，他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如此”理论权威“，人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这完全是对“合二而一”的肆意歪曲。本来，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合二而一”

的，这正是承认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斗争，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斗争的统一体，这同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毫不相于。他硬是这样说，这正好暴露了他把自己对“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强加给主张“合二而一”的同志了。在他看来，正象“‘一分为二”

是排除任何统一的斗争性一样，“合二而一”就是否定任何斗争、矛盾和转化的同一性。这难道是辩证法吗？马克思好象预见到将来必定会有那么一些不肖子孙出来歪曲他所说的“合而为一”，因而特别说明：“合而为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无怪马克思曾借用海涅的诗句慨叹过：“我下的是龙种，出来的却是跳蚤！”列宁首次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概念时，也曾预见到将来会有人歪曲这一概念，因而紧接着解释说：对立面的同一

“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93页。

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8、10 页。

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否定斗争，排除矛盾，反对转化，他所抓到的唯一“证据”，就是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他认为，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就是否定统一体可以破裂，否定事物可以质变。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清楚这里所说的“矛盾双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意思。当着条件改变时，原来的统一体无疑会破裂，矛盾双方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不再存在。

这里我们需要看看被康生打击的主要对象杨献珍同志的主张究竟是什

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九七九年《哲学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杨献珍同志于同年二月改写的一篇《关于“合二而一” 的问题》的文章1.文章一开头，首先作了如下三点声明：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

达方式，而从一九六四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己有，欺世盗名。

“（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地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1964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

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

方法。‘一分为二’在宋朝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他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易》）又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类语》六十七）明朝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于天启四年（1624 年）

在他编著的《类经》一书中也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主张。在该书第二

1该文收人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一书第245—251

页。

卷《阴阳类》一开头，原文是：“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张景岳注释：”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1‘合二而一’为明朝思想家方以智于永历六年（1652 年）前著的《东西均》中提出的，在该书的《三征篇》中方以智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

杨献珍同志把“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作为“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他说：“前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为二’，后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二而一’，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可以看出，康生所强加给“合二而一”上面的一切批判都是荒谬的。那他究竟为什么对“合二而一”大加讨伐呢？假若当初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是为他贩卖“分裂哲学”、“斗争哲学”、“整人哲学”扫清道路，为他推行极左错误提供哲学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提出“斗争就是政策”，“斗争就是一切”的口号，搞随心所欲的“斗、斗、斗”；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大搞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在反对阶级调和论的幌子下，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随意害人，推行“全面专政”；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借口“路线问题”，大揪“走资派”，搞什么党内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以便把革命领导干部一批批地整掉，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很清楚，虽然“合二而一”是作为学术探讨提出的，丝毫没有康生所捏造、诬加的那些所谓“政治背景和企图”；可是，康生对“合二而一”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大加讨伐，却是实实在在地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和企图的，这就是为他的阴谋服务的。只不过是，康生的阴谋在这里采用了理论形态而已。

1 《类经》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年彩印本，第35 页。

第二十章 “文革”前夕三绝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而康生表演得淋漓尽致，历史导演很难寻觅这样的角色。本章不拟一一列举他的所有节目，仅就“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几桩重大事件，看看康生的三绝。所谓三绝，是康生在三桩重大事件上所使用的绝招。他的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因而当了“顾问”，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

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争宠邀功的题目，以便为自己树碑立传增添内容。作为“顾问”的康生，的确名不虚传，他认为他有可以同“旗手”媲美的“特殊功勋”，不信吗？请看：第一，“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一九六五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上海经过七、八个月的秘密策划，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人们都清楚了。当这篇文章刚刚出笼的时候，张春桥就说：“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场大战”。江青则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和突破口，说什么“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然而这一着“棋”，康生没有参与怎能成为格局呢？要害人物是善于抓要害的，于是康生独独抓住这篇文章的要害。此话别人说不清楚，只有康生自己交代。康生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多次在毛泽东同志身边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

这是康生根据自己的臆断捏造出来的。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曾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并向大家推荐《海瑞传》。胡乔木同志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到北京向明史专家吴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建议吴晗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有可能的话还可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写出《论海瑞》一文，京剧《海瑞罢官》也已开始酝酿。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事。庐山会议之后，《论海瑞》一文公开发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动笔。最初的剧本叫《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从第四稿起才改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即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三年，剧本方才发表

和演出。从吴晗的文章、剧本的写作动机到发表演出的全部过程看，都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同志被“罢官”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康生不顾历史事实，硬是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蔑吴晗为彭德怀翻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因为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以此进谗言而得宠，抱头功而有份，康生真不亏为高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康生同彭真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学术批判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同志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

听了这个回答，毛泽东同志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后来，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时，康生方才没有吭声。可是两个月后，康 生不仅不矢口否认、默不作声，而且争着大肆宣扬了。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康生说：“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六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哈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我向毛主席讲的”。六月三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八月十一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再次说：“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哈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一任何人讲过＂。康生为什么对他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事，开头矢口否认，默不作声，后来又大肆宣扬呢？康生所奉行的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事实面前可：以撒谎，谎言说一千遍就可变成真理！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不认帐，而且还可以说得完全相反。开头，他不摸毛泽东同志的底，不知毛泽东同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究竟持什么态度？假若持批判态度，康生承认自己的发明权，问题还不大；假若不是这样，康生要承认自己的发明权，这不陷人非常被动的局面吗？因此，康生只好采取硬抵制和软抵制的办法，以便为自己留条退路。两个月后，康生摸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他胆子就大起来，于是抢功并大肆宣扬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康生到处宣扬”要害是罢官“是他向毛泽东同志讲的同时，又说”这话是毛主席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指示“。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些讲法，出自一人之口，岂不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然，怎么能叫政治骗子呢？他的意思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就是他康生的指示，你怀疑吗？你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就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待弄清时，就需要作为冤案平反了！

第二，“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

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五。一六通知》，用

当时以《人民日沙和《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说

法，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然而这“进军的号角”

又是康生争当吹鼓手的。

康生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而且是仅次于彭真的主要成员。他参加了制定《二月提纲》的全过程。情况要略

如下：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康生出席了为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而召集的第一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中，康生一直沉默不语。

后来，当彭真同志根据调查声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时，康生仍然一言不发。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作了全面发言，并指定许立群、姚

谦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

称《二月提纲》），康生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二月四日，《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立即打印几份分送所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的人。康生收到《提纲》草稿，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听取彭真同志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汇报后，康生没有对汇报提出任何意见。当刘少奇同志问到吴晗同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时，彭真同志据实回答，康生仍然一言不发。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次汇报中，康生对《提纲》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二月十一日晚，彭真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提纲》批转全国的批文，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亲笔在批文上画了圈，对《提纲》和批文还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上述事实说明，《二月提纲》从起草到定稿，康生始终是参加者，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宣称的那样，是“背着他”搞的；讨论过程中，康生始终没有发表意见，因而也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捏造的那样，进行了什么“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康生当时支持《二月提纲》呢？不是。因为《二月提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反对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而这点，恰恰同他自一九六四年来多次向毛泽东同志所进的谗言是相违背的。康生当然不会同意《提纲》的观点。

正因如此，当他参加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又秘密布置其亲信写一篇“批判”吴晗为彭德怀翻案的文章。这充分说明，康生当时同时准备了两手，象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非常清楚，康生之所以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沉默不语，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摸清毛泽东同志底数的缘故。

这样，他只好把自己摆在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上。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康生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

此次谈话中，康生就《二月提纲》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方使毛泽东同志作了这样的表态：“《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这下子，康生胆子壮了。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康生又一次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在此次谈话中，康生完全摸清了底细。于是他便积极准备筹码。在五月四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一反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变成了激烈的批判者，系统地批判了《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康生的揭发和批判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次揭发批判之后，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才被“撤销”，《二月提纲》才被“停止执行”，《五。一六通知》才得以产生。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康生和陈伯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主持人。

康生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这个《通知》中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捏造，怕人不信，他又急急忙忙找到××交代任务说：“光有通知还不够，还要搞个附件，弄个大事记，摆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还有，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开脱。”××按照康生的旨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于是，××就同康生的秘书一起编造了一个应康生需要的大事记。颠倒是非，当然需要编造的本领。若要骗人，就得撒谎。“绍兴师爷”的刀笔，就在于在要害问题上下要害之笔！他们写道：“许立群同志和姚臻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也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让别人一看，这哪里是正常工作，明明是在搞阴谋。的确，搞阴谋搞习惯了的人，看别人待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是阴谋。就象蝙蝠不能见阳光一样，天下全是灰暗的。本来，起草文件是彭真同志交给许、姚二同志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起草人能在会议上而不在安静的房间里写作吗？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也成了康

生没有参与其事的借口。另外，大事记中还造谣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康生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欺骗了全党。康生把这件事说得比。唱的都响，不仅在国内说，也向国际友人说。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同胡志明主席谈到《二月提纲》时就曾厚颜无耻地说过：“我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指彭真）背着我干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胡志明主席当即插话说：“你也有缺点”。康生狡辩说：“是的，我的缺点是，我在看电影，彭真的秘书交来文件传阅，我不满意，叫我的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仍看我的电影。现在应该说这是对党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康生应和小组其他成员一样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把自己打扮成“五人小组”的坐探。

不过，他的扶摇直上的前景，不知要践踏着多少同志的尸首和鲜血！

第三，“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

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夕，康生就背着中央积极策划点火于基层了。五月十三日，他先是指使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只是由于吴传启看人对事都要拿天秤去衡量的，怕“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既想伸手，又怕烫手，迟迟未决，最后只写出一张矛头指向杨述同志（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是社会科学学部负责人）的大字报（题目是《评杨进的“青春漫语”》），交了差。

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祥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地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样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

于是曹铁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

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形式。“”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自日做梦！“

聂元样等人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贴出的。大字报一出，当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仅半天时间，群众就自发地贴出上千张大字报进行反击。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祥等人。康生得知了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样等人大字报的态度之后，惟恐其阴谋勾当被揭穿，二十六日紧紧扣着大字报底稿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将大宇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同志，以求侥幸获得支持。此事，是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于的。

六月一日，康生的赌注得逞。他说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并决定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给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电台连夜将质问的情况，整成《简报》报给康生。康生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

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曾详细介绍了他支持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和心情。他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祥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是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露了彭真黑帮……“，又说：”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反革命想扑灭它，我们伟大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在六（月）－（日）看到大字报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样同志解放了，当时，我、×××、×××等同志也感觉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他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什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甚至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I“

六月二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使我国进人到一场灾难和内乱之中。

康生对他亲自指挥炮制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一事，一向是作为资本来炫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同两位外宾会谈时说：聂元祥等人

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

他同一位外国朋友谈话时也说：“聂元样等七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中央

文革的促进推动下产生的“，”他们同我们发生联系时，我们鼓励他们写大字报“。这里所说”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就是指康生及其一伙。康生如此炫耀，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要人们知道它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

第二十一章 “二月兵变”的真相自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祥等人的大字报之后，似乎出现了什么重大案件，象大战来临一样，人们处在疑虑不安之中，很多干部不理解，广大群众在观望，学生们很惊异，只有少数人象发疯一样做狂热地煽动和串连！北京自从作为人民的首都以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谣言不胫而走，小道消息满天飞。你不信吗？你保皇！你右倾！你信吗？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没有文件和部署。似乎都要靠“造反派”重新考虑一切！

事情还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那篇著名的政变经讲起。他把中外古今的政变罗列一番，无非告诉人们当时在中国有人要搞政变。林彪既然发起了进攻，吹鼓手就得把林彪的话想方设法加以证实。康生跟得紧，领会得快，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立功的机会。于是，他就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要案！

也是康生继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放出的又一颗轰动全世界的卫星！

善于制造事端的人，总是要捕风捉影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建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卫戍区考虑到该团新建，官兵不相识，需要集中训练三、五个月。这样就需要解决一所营房问题。为此，卫戍区曾派人去北京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通县、朝阳、门头沟、丰台等地找房，均未找到合适空房。

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同志介绍说：“现在有些大学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可以暂借。”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校去交涉。当时北大、人大都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