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对“唯生产力论”的批

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理论权威”的康生，确实发挥了他的威力和作用。第一，他手中有权，权力达到了顺者昌逆者亡的地步；第二，他有理论，而且挂的是马列主义招牌，不信者，就宣布为“反革命”！因此，康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特殊角色。康生对林彪、江青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最大混乱，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最深的危害，而对反革命的篡党夺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在康生制造的理论混乱中，莫过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了。

一九六六年底，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会议根据工交战线的特点，决定在这个领域里，“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地进行，而不应一哄而起，更不应停产闹革命。应当说，这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的情况下，还算是一个能够减少损失的较好的办法。

可是，急于要把“文化大革命”烈火迅速由党政机关、文教战线引向整个工交农业战线的林、江一伙，却对此大为恼火，立即以听取汇报为名，组织人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中，康生以“理论家”姿态首先发动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提出“唯生产力论”是工交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的根子”。一九六七年初，为了配合林、江一伙的“一月夺权”，康生又说“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是新老修正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四月初，康生又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对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全面批判。此间，他对其

秘书说：“就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

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修正主义者挂起钩来。“康生正是以这个调子于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唯生产力论“作了系统的”批判“。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批准生产力论“的问题，又被塞进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从而使其取得合法地位，成了林、江一伙破坏生产，大揪”走资派“

的一根大棒。

究竟什么是康生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呢？据康生自己说，他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批判修正主义基本理论的。为了弄清康生的欺骗，我们不

能不从他的依据说起。

经过查证，我们得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概念。只有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提到，“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和“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1，甚至讽刺地提到，“‘科学的’‘生产力论’”2，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批判庸俗生产力论。它同康生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毫不相干。我们绝对不可将斯大林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批判，误认为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因为按照康生所批判的内容来看，“唯生产力论”所表达的只能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意思。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此，斯大林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持香定态度。康生有时特别强调说，他所批判的“生产力论”是“唯生产力论”，好象说，“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生产力论”前边加一个“唯”字就发生了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谁都知道，中文中的“唯”字作为哲学用语，是指本原的、决定的意思，如唯物论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意思一样。“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其基本含义无非是确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从而对上层建筑是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把“唯”字解释为“唯一”之意，也不会使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

因此，康生对“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是别的，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批判。

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样伪装，也变不成真的。可是，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把明明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东西，。硬说是“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而且大张旗鼓，动员一切宣传工具，一直鼓噪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究竟宣布了“唯生产力论”那些“罪状回呢？

第一，说“唯生产力论”主张“抓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六年年底，当康生对“唯生产力论”首次发动批判时，他曾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唯生产力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显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务院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那时，我国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1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82 页。

2 《斯大林全集》第7 卷第138 页。

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和平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并且拿出全部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抓生产、搞建设上来。这样做，不仅符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且也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可是康生却把这攻击为“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康生所说的“政治”和“路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和路线，而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那种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建设，残酷斗争“走资派”，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停滞和瘫痪的所谓“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在康生看来，你“不问”、“不看”他们这套“政治”和“路线”，你就是“单纯抓生产”，而“单纯抓生产”，就是“搞维生产力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康生又向他的心腹们说：“去年春天彭真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把革命与生产平列，甚至讲生产第一位”，而将革命与生产平列，把生产放在首位，就是“唯生产力论”。可见，康生所说的“唯生产力论”，就是指那种按照无产阶级政治和路线发展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就是那种主张将生产放在首位的“生产第一” 的观点。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煽起反对、破坏建设，搞“停产闹革命”的恶浪。

为什么主张把生产放在首位，努力发展生产，搞建设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呢？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呢？康生只是戴帽子、打棍子，根本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1 恩

格斯也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

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2 可是，这个”连小孩都知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却被康生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这哪里是批判”修正主义“呀！实际上，他是在批判”修正主义“

的幌子下，明目张胆地向历史唯物论进攻！

第二，说“唯生产力论”，看不见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这是康生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传达中共“九大”精神时，为“唯生产力论”所加的另一条“罪状”。他说：“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36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41页。

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力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

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是谁曾经有过这种主张呢？谁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呢？在他批判的对象中没有。既然如此，为何作这样的指责呢？说穿了，无非是想打着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幌子，从根本上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这一点，康生自己也有明白的表露。

他说：“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了。他们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1.本来，承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是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而康生却拚命加以攻击，显然他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历史唯心主义翻案！为唯意志论开路！

第三，说“唯生产力论”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

这是康生加给“唯生产力论”的更加严重的“罪状”。请看他的言论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他在接见他儿子张子石时说：“（唯生产力论）

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共同点和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达，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还是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在解放后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说：“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仅从这两段话就可清楚地看出，康生的意思是说，“唯生产力论”是建国之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就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和北京所讲的那些可以允许1 1967年3月10 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与发展的讲话。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刘少奇同志的上述讲话，是否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

谁都知道，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取何种态度？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分析了解放后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指出了我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1 这是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的重要政策。这一点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刘少奇同志正是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种精神，而受党中央的委托去天津讲话的。到了天津，他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一种违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致使“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也有的准备逃跑，对共产党有怨言”。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后来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针对这种情绪而作的。

假若不是有意歪曲，谁都会看明白，这些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

事实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讲话，稳定了京津的资本家，安定了社会秩序，为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论从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来看，还是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不相干的。

康生硬把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当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最主要的是抓住了讲话中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

大做文章。谁都清楚，这话是针对当时某些干部急于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左”的情绪而讲的，这句话无非是说明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这既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也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尖锐批评过那种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的错误观点。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69 页。

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同

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批评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

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这些话都清楚地说明，全国解放之后，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有个必要的存在和发展，坚决反对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康生对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避而不谈，硬是抓住刘少奇同志所讲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的话，上纲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是别有用心，荒谬至极。其实，他不只是在批判刘少奇同志，而是在批判当时党的政策，批判毛泽东同志。正是通过这个批判，倒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康生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在建国之后”立刻消灭剥削“，”立刻消灭资产阶级“，”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用不着必要的物质基础，用不着大大发展生产力。——而这正是刘少奇同志当时所批判的那种违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幸而，康生在当时不在其位，否则，他一定会卖力推行这套”左“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会遭受康生之害的。

明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康生却偏偏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他常常搬出列宁来作后盾，又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列宁。

他说：

“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我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e 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人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这里，康生力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列宁批判过什么“唯生产力论”，

似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就是一篇专批“唯生产力论”的著作。其实，这是对列宁的诽谤、诬蔑和歪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晚，列宁由芬兰回到俄国，并在列宁格勒车站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著名讲演，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苏汉诺夫听了这个讲演，并在后来写的《革命札记》中攻击列宁的这个讲演，“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被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而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九二二年底，正在养病的列宁翻阅了苏汉诺夫这本《革命札记》，并针对他在《札记》中的责难，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样一篇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究竟是批判苏汉诺夫什么观点呢？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吗？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吗？也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观点。

那批判什么呢？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看得清楚，他是批判苏汉诺夫“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的办法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正因如此，列宁才批判说，苏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又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直接指示”。也正因为这一点，列宁才批驳说：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但俄国革命形势使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取得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大发展生产力呢？可见，列宁这个批判，正是要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贯主张一样，成不了康生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根据的。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列宁主张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论点，康生为什么一句不引呢？能让他一手遮天，漫天撒谎吗？不，我们有必要略摘几段，以戳穿康生的隐瞒。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一切革命都曾经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制度、劳动纪律、劳动生产率、统计和监督、空前巩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保证。”1 列宁认为，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2 列宁又说：要完成消灭阶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4 页。

2 《列宁选集》第3 卷第499页。

级以及消灭三大差别这样的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1 列宁在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还坚持他的主张：“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这样，才能从落后的、贫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的马上。2难道这些话能由康生一笔勾销吗？

列宁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是谁都无法抹煞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就是确认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原始的关系，而思想的社会关系只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他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3 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4 十月革命之后，已如上述，列宁又从各方面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主张建立起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事实说明，列宁从来就没有忽视过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列宁是不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呢？当然是强调的。但是，列宁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着眼于如何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而康生所说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则是不顾生产力性质，任意地“变革生产关系”。

在我国建国以前，我们党内哪一位领导同志同苏汉诺夫的主张一样呢？

谁曾说由于我们生产力落后而反对打倒蒋介石呢？在建国以后，又有哪位领导同志搬出苏汉诺夫的主张而阻碍我们前进呢？除了康生的捏造和诬陷以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这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了，公然地把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旗拉起来了，而且公然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攻击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这不是往中国共产党的脸上抹黑是什么呢？这不是天大嘲讽又是什么呢？

1 《列宁选集》第4 卷第11 页。

2 《列宁选集》第4 卷第711 页。

3 《列宁选集》第1 卷第8 页。

4 《列宁选集》第1 卷＄第88—89 页。

第二十六章 “党的建设”奇谈康生对于党的建设理论，自认为是高超的权威。高超在哪里？从他经常流露出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第一，他了解国际共运的理论和历史；第二，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当过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对我们党的建设实际，他似乎比谁都清楚；第三，他对党的建设理论经常挂在嘴上，谈论多。似乎从理论到实际，他都是“专家”。他说过：“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1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差不多，一般地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个党应该怎么做”。2 他的意思很清楚，马、恩、列、斯都没有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现在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康生究竟是怎样解决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党的建设呢？

一、林彪“当然接班”的理论是他的建党理论的基石。他反复说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康生向外国一个党的领导人说：“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长期以来，他不仅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领会得最深，运用得最活，具有马列主义修养的杰出的政治家。……他是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修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又向一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战士说：“十一中全会上把林彪同志作为第一助手确定下来，这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林彪同志是长期跟随毛主席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

为了大树特树林彪的“绝对权威”，以便造成“理应接班”的舆论，康生指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加紧炮制“突出林副主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迅速编辑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同样规格的《林彪1 这是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提到那六条建党原则。康生说成了五条原则。

2 1970年4月18 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选集》和《林彪语录》。造反派头头按照康生的要求，很快编出了《大纲》、《选集》和《语录》。就《大纲》来说，全文总共不过七万五千字，而林彪的名字出现四十七次，江青出现十四次，陈伯达出现九次，康生出现八次。

不仅如此，康生还极力主张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和姚文元起草《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时就假借群众之口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接着，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鼓吹说：“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底，即“九大”前夕，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了将林彪“接班人”问题写进“九大”党章，进行了更加频繁的活动。江青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讨论党章草案的会议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张春桥跑到上海造舆论说，只有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了”，人们“就放心了”。康生则默不作声地径直准备起在“九大”会议上专门介绍将林彪“接班人”写进党章具有伟大意义的讲话来了。

正是由于康生一伙如此大肆宣扬和顽固坚持，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才通过将林彪当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康生把这当作自己的“胜利”，竭力宣扬这件事的“伟大意义”。他说：“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彻底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九大”之后，在中央直属机关万人大会上，在同兄弟党的会谈中，他又反反复复地鼓吹“九大”党章这一规定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意义。总之，康生这些奇谈，完全是“圣人出，黄河清”的神话，是个人决定历史的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今天读起来，真是对历史的辛辣讽刺。

二、“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是他“重建党”的根据。

康生很懂得党章对于一个政党的重要；也懂得制定一个新党章的目的和

作用。因此，他竭尽全力抓新的党章的制定。结果真的在党的“九大”上制定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党章，这不能不说是康生的“杰作”。

“九大”党章究竟是什么货色？下面不妨根据康生到处鼓吹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些分析。

第一个特点：“重新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特点”，本身就说不通。因为“重新明确规定”的意思就是以前的党章曾经“明确规定”过。既然以前曾经“明确规定”过，那就不应该成为重申原来那个规定的新党章的特点。

康生为了说明这个特点，特别攻击“八大”党章。他说：－“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一伙，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专制造各种借口，公然在他们制定的党章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删掉。”

这完全是恶意歪曲。的确，“八大”党章没有象“七大”党章所说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那个样的词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八次大会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他的这个解释还是接近实际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康生没有提及，这就是；在“八大”以前的几年中，毛泽东同志一再要求不要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字句了，党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为此发了通知，并提出今后宣传中，“毛泽东思想”可用“毛泽东著作”代替。所以“八大”党章没再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情况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八大”党章中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的词句，说成是刘少奇同志为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有意“删掉”

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应当说，这条规定确实是“九大”新党章的特点。这种规定，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党章中找不到的。这真是康生的空前“创举”。康生这样总结，也是绝无仅有的“贡献”！

第三个特点：“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确实也是“九大”新党章的一个特点。不过，其特点就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归结为所谓“崭新阶段”i从而严重歪曲了毛泽东思想。

第四个特点：“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这根本不是“九大”党章的特点，而是所有党章的共同点。因为任何一

个党章，当它被制定时，都会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明确提出“党的战斗任务”，要不，它还算什么党章！

第五个特点：“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

为了说明“九大”党章的这个“特点”，康生放肆攻击恩格斯和列宁所制定的党纲。他说：“苏共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很长，一九一九年的党纲简直成了政治经济学了，本来党纲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形式长，内容复杂，什么都有，所以大家记不住。这可能受了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繁琐得很，连房子问题也谈到了。”1康生在这里只就党章的长短问题大做文章，长了就不好，短了就好，这是哪一家的逻辑？根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实际需要，党章可长则长，可短则短，这完全是形式问题。我们“七大”和“八大”的党章都不短，有什么不好？“九大”党章倒是“简明扼要”，可是它错误百出，是共产党人的批判对象。再说，“简明扼要”也绝不是“九大”党章的独有“特点”。比如，一九〇五年列宁领导下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内容就“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再如，一九二一年，我党制定的第一个党章，也是“简明扼要”的。这个党章的中文原件早已失传了，现在只有俄、英两种文本。若将其译成中文，俄译稿有八百三十七个字，英译稿才有七百三十一个字。两者都比“九大”党章短得多，怎么能说短是“九大”党章的特点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康生所说的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实际上是一大特点，这就是吹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为“接班人”，以便把无产阶级政党篡改为忠于林彪的帮派组织。正因如此，“九大”之后，康生到处叫嚷“要根据新党章整顿、恢复、重建党”。

三、鼓吹“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康生十分强调“思想上整党”。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都认为一个人不好，从组织上一开除就万事大吉。

其实，错误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老早就开除出党了，但是机会主义还有。李立三垮台以后，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还有……

所以，只有组织上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康生究竟怎样进行“思想上整党”呢？就是不断地在党内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无；休止地进行党内斗争。他说：不断进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

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讲话。

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1康生不仅把“路线斗争”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高度，而且还以中央党校为试点竭尽全力抓“路线斗争”，以实现他的所谓“党的建设”。康生自己说，他插手中央党校十年中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怎样进行这十次“路线斗争”的吧！

第一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的上半年”，斗争的问题是，

“到底需要不需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两大重要著作“。”当时我向杨献珍、侯维煜提议把党校的讲课计划停止，专门学习毛主席这两大著作，遭到杨献珍、侯维煜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个斗争，使我进一步觉悟到党校对毛主席著作不重视，不把它看成是经典著作。“

这是对杨献珍、侯维煌同志的栽赃陷害。凡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杨、侯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那两个报告是极为重视的。

先是组织大家听取报告录音，接着又决定停课两周学习根据录音整理的铅印稿。两周之后，杨、侯同志又特别强调说，学习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待正式文稿发表后再结合专业深入学。这怎能说杨、侯同志认为“不需要学习”呢？所谓杨、侯“不把毛主席著作看成经典著作”，也完全不是事实。

的确，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央党校起草的《支部工作纲要》中有“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提法，但这是从延安时期就沿用下来的提法，而且从这个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摆在学生的地位，这怎么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不重视呢。同年九月，在中央党校第二次党代会上，正是杨献珍同志首先对这个传统的提法提出异议，建议停止使用。这怎么能说杨、侯两同志不把毛主席著作当作经典著作呢！既然不是反对学习毛主席的两个重要报告，也不是否定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那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就在于康生主张完全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只学毛主席的报告；杨、侯同志主张毛主席报告要学，教学计划也要执行。这难道也是“路线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对中央党校教学活动的这次干涉是通过他老婆曹轶欧进行的。他自己明自说过：“因为那时我不管党校……曹轶欧那时在短训班，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们应该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怎么能不按党中央规定的组织手续，而通过自己的老婆去瞎指挥呢？这不是封建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呢？难道让中央党校1 1970年4月18 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校长去听从康生夫人的传话，立即改变全校学员的学习活动，才是正常的吗？这是要求对毛主席著作的重视，还是要求对康生老婆转达的康生指示的重视？假若杨、侯二同志真的拒绝、抵制的话，那么，他们拒绝、抵制的是毛主席的指示，还是拒绝、抵制的是康生、曹轶欧的瞎指挥？

第二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斗争的问题是中央党校要不要（搞）整风反右的革命运动”，“那个时候杨献珍、侯维径……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理由是党校干部都是各地方来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当时我反对了，这是整风反右，是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嘛！难道党校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经过这一斗争才没有放假”。

这也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上，中央党校党委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态度是积极的，早在康生干涉之前就决定党校所办的各种班一律取消假期，留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问题只是出在中宣部主办的、中央党校代管的、即将结业的短训班上。中央党校考虑，运动一起，党校根本无力照顾短训班。

为此，特打报告请示中宣部派人来直接领导。中宣部答复：中宣部也派不出人去领导，可考虑让短训班按期结业，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中央党校讨论中宣部的答复时，短训班主任曹轶欧第一个发言，表示同意照中宣部的意见办。其他党委委员也表赞同。只有党委书记侯维煜同志表示反对。他说，短训班还是留下搞运动好，关于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由党校内部设法解决。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不同意候的意见，最后，侯只好郑重声明：“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保留意见”。并特别嘱咐记录同志把他的意见记录下来。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可是康生却歪曲说杨、侯“有意把短训班弄走了”，并且造谣说：“杨、侯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只是经过他的斗争，“才没有放假”等等。这纯粹是为了标榜自己对整风反右的激进态度而编造的谎言。

康生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的态度是出奇的激进，这倒是事实。但是，这种激进并不在于他主张取消假期搞运动上，而在于任意把革命同志打成“右派”上。当时，中央党校曾组织学员讨论对社会上鸣放的认识。事后，曾将讨论情况整理成八类二十四个问题上报中央，其目的是让中央了解情况。对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怎样认识？中央党校认为，它分四种情况：一是正确批评。对此，应该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工作；二是情况不明。对此，应说明情况，解除误解；三是认识模糊。对此，应该通过学习逐步提高思想j 四是错误言论。对此，应该批评帮助。总之，四种情况皆不属于右派言论。可是康生却一口咬定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是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划为右派。结果，在他的鼓动和坚持下，错划了许多右派。这就是康生装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