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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作者：仲侃【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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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年表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青岛市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的一个大地主之家。
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德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存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年（宣统三年）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
后被其把兄弟陈舜庭从家中保出，一起到青岛进德国同善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读书。其间，结识过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如宣统的老师陆润康和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七岁
同胶县陈家庄（现归胶南县管辖）地主陈玉份之女陈宜结婚。后生一女一子。女儿张玉模，现为青岛烟厂的退休工人。儿子张玉浪，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共同生活，相依为命。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并规定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十九岁夏，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
秋，家遭土匪抢劫，随其父母搬到诸城城里避难。不久，改名张裕先，人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此时，同家住诸城东关的李云鹤（即江青）相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十岁
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结业，改名为张叔平，到诸城城里联立小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二十一岁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在诸城当小学教员的康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六岁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康生离家去上海。不久，改名为张耘或张沄，进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七岁
年初，同刚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曹轶欧相识。不久，两人一起加入共产党。
二月，参加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五月三十日，根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上海会议决定，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大罢工，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作。
六月，同孟超、李宇超等一起回诸城探家。探家期间，以国民党左派的
面貌出现，组织过“五卅运动后援会”。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十九岁
一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上海总同盟大罢工。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罢工转人暴动。康生也就随着参加了暴动（即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十五日左右，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商务印书馆职工集体宿舍秘密召集的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材料说是江浙区党代会），听取了书记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
三月十八日左右，连续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召集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会。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作为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具体任务是，带领沪东区的工人武装，“同闸北区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打五区总警署，得到武装后，进击北车站。”
三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湖州会馆召集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武装，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
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在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上，康生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委员兼闸北区区委书记。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公开反共叛变革命，革命的武汉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率领受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秋，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
年底，同曹轶欧结婚。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三十岁
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
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
秋冬，化名赵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三十一岁
×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长。
年底，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江苏省委的改组。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三十二岁
二月，由于在改组中共江苏省委上得到了领导上的赏识，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六月至九月，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康生也就成为立三“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党为结束立三“左”倾错误的统治，在庐山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十月至十二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调和主义”的旗号，以一种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为此，王明到处拉帮结伙，搞非组织活动。这样，康生又同王明挂上了钩。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三十三岁
一月十三日，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实际批准了标志着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取消了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重新改变了政治局成员，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月下旬，伙同王明等打击、排除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随后，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二十余人被捕，牺牲在上海龙华。
六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十月，兼任中共中央某机关第四科科长。
十二月上旬，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附刊二十六期上发表《学生罢
课后干什么》一文，提出学生罢课后要“到工厂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十二月十七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七期上发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文中抱怨“党与工会没有去积极领导反帝的罢工”，说“只有扩大工人的罢工运动，才能使反帝运动走上更高阶段”，主张“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的方式”，“要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广泛的组织工人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要领导这些队伍……
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文章最后指令：”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与一切“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的残余，空喊罢工“，作严厉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三十四岁
一月十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八期上发表《怎样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和《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两文。前文说：“将反帝运动深入到黄色工会的群众中，独立地组织反帝的罢工，是目前反对黄色工会最中心的任务。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便是放弃了对黄色工会的进攻”。
后文讲：“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采用“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上怠工，破坏群众斗争”的“新策略”，以实现他们“反国际反党的阴谋”。为此，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要“号召广大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好细——右派！从组织中将右派肃清出去！为国际路线而斗争！把握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一月二十一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指令省委深刻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
一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九期上发表《取消派的“工人运动”》一文。文中说：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
的提法，是“最不愿意听的”；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对于工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是“最为担心的”。文中极力主张“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
一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二期上发表《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是否能够罢工带一文，借口说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工人斗争有许多困难，拒绝在目前发展进攻，或者只同意搞总罢工而不同意搞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罢工，仍是机会主义者。
三月五日，以谢康笔名在《职运指南》上发表《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一文，说上海事件后，所有日本工厂和战区里的工厂统统关闭，从而造成几十万工人失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失业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职工运动的“最中心的工作”。并主张要努力将这一斗争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从而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
三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三期上发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一文，说上海事变后，职工运动中出现了对武装工人消极、放弃组织在业工人罢工、取消青工女工工作，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等许多“不可饶恕的”、“一刻也不能允许”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此，“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并强调说：“工人武装起来，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领导与群众斗争的估计》一文，猛烈抨击被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予以撤职的全总领导，说：“党与赤色工会对于全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予以无情的打击和坚决的斗争”。
四月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五期上发表《坚持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说当时存在着一种“等待与资本家坐在一起谈判复工”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种“空喊罢工”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要无情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坚决的领导沪西广大的群众坚持罢工”。还说：“罢工运动的发展与坚持，不仅推动上海罢工浪潮更激烈的发展，推动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更大的高潮，而且是给苏维埃红军直接的帮助”。
四月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六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职工运动总结》一文，批评刘少奇同志以中央职工部名义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总结报告》，说这是对“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总结”，“完全暴露了仲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服，对于工人高涨斗争的诬蔑，降低了党与赤色工会的任务”，说明他一直坚持“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绝对相反的路线”。叫嚷对此路线，“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一刻也不能允许存在”。
五月二十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四十一期上发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说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揭露了总工会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其机会主义领导之后，上海工会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变的开始，然而江苏省党委、团委却以消极怠工、旁观，实际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因此，“党与团必须深刻的，一点不掩盖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的发动反对放弃职工运动，放弃罢工的倾向的无情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深入到区委，特别是工厂支部。”
五月三十日，在《红旗周报》四十二期上发表《厂内工作问题》一文，说赤色工会没有坚定地去进行“厂内工作”，没有“有组织有准备的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的罢工”，因而它还不能称为“群众性组织”。
只有“加紧厂内工作”，才能克服革命职工运动中同群众联系不够和干部缺乏这“两大困难”。
七月五日，在《斗争》十七期上发表《谢康关于“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对江苏省委来信的答复。来信批评谢康：一，将党省委和团省委混为一谈，没有指出江苏省委在工会工作中已开始有了相当的转变，而只说“省委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二，将职工运动中的转变，只是“看作上海工联的成绩，将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对立起来”，“这是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思想”。谢康在此声明中，只承认上述第一点错误，否认第二点错误。
八月五日，在《斗争》杂志二十一期上发表《怎样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一文。文中提出三种办法：一，以工厂为基础改造职工运动，艰苦地进行厂内工作，巩固和创造工厂支部和赤色小组；二，拥护工人的日常的，那怕是很小的要求，坚定的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三，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和工会领导机关，建立对于工厂支部、赤色小组日常具体的领导方式，将一切决议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三十五岁
春，临时中央因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在上海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迁走后，上海成立上海局，康生留在上海局工作。
七月初，撰写《向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开火，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而斗争》一文（发表在九月七日出版的《斗争》五十四期上），说江苏省团委在阶级决战的严重时刻，空喊示威、罢工、罢课，而没有实际行动和部署，
说这实际上是在“左”的旗号下，掩护或代替实际斗争，“偷运李立三的私货”。
七月中旬，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从此改名为康生。到苏之初，他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在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等院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
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论国民党的中国境内中共之增长问题》一文。
十二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作了题为《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继续宣传“‘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国民党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叫嚷“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就是“参加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和罢工，坚决的把赤色工会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以便使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成：功。”此报告，同王明的报告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书，于一九三四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目前六次围剿的形势与红军的胜利》一文。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三十六岁。
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集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趁党中央随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机，伙同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接管了东北的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三十七岁
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康生得知此会情况之后，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苏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而且加紧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
上半年，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月，向东北党下达“王、康指示”，散布悲观情绪，借口“保存实力”，
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使东北、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破坏。
十一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三十八岁
年初，乘苏联发动“镇反肃托”运动之机，伙同主明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自任负责人，照苏联的样子，在我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搞所谓“镇反肃托”运动。康生借机诬陷、逮捕、流放、谋杀了不少中共党员。
三月×日，当着王明的面，向即将离苏返华的吉合同志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小册子“。
六月二十日，借悼念翟秋白同志遇害一周年之机，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词，公开宣扬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
七月一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酒会。
会上，康生竟然举杯“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十月，由苏去巴黎做支援西班牙战争的工作。
年底，由巴黎派人回上海传达他的四项指示：一，今后要联蒋抗日不反蒋；二，要联合黄色工会不反黄；三，要尽量采取合法斗争；四，要取消赤色工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十九岁
一月八日，同王明联名为《救国时报》题词，说：“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一文。
十一月下旬，同王明一起，经新疆回到延安。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遂与江青在中央党校重逢。（注：江青是一九三七年八月隐瞒历史，混入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的。）
十二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坚决反对同陈合作。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
此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大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四十岁
一月，在《解放》杂志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发表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公开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
同月，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前，康向与会者大声介绍说：“这是王明园志，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
五月，江青扮演京剧《打鱼杀家》中的肖桂英，康生亲自出面为其打小鼓。
八月左右，改任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此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一岁
三至八月，滥用职权，先后制造了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四十二岁
二月，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十七周年和庆祝《中国工人》出版而作《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一文。
二月五日，出席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七月五日，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一文。
七月七日，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一文。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论政策》。其中有“陈独秀、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提法。多数同志主张把“路线”两字勾掉，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勾掉。然而康生却专门找到毛泽东同志说：“不写上路线两字是个原则问题”。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四十三岁
五月，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七、八月，党中央连续开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
九月，出席高干整风会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康生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毫无检查。
年底，经高岗允许，在西北局的一次于部会议上作了一个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讲演，讲什么他在莫斯科时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的。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十四岁
一月底，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
二月一日，出席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二月八日，出席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作“整顿文风”的报告（即《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二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三月七日下午，在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干部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文风的报告，并部署贯彻办法：一，“研究”；二，“讨论”；三，“检查”；四，“实现”。
四月十八日，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要大家深刻研究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掌握武器，然后，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复信给陈佩明同志，谈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举行。康生出席了二日、十六
日、二十三日的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月十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伏拉第米洛夫。
五月十二日，拜访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情况。晚上，又陪同毛泽东同志约见伏。
五月二十三日，会见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情况。
六月初，为了加强早在四月二十日就已开始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下设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委、边区五个分学委。康生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学委主任。
这样，康生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领导者。
八月五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的报告，总结前段整风学习的成绩和缺点，指出“今后的学习，是依靠整风学习的基础，进入党风与文风学习的时期”，强调在这一时期的学习中“要部分的检查工作”。
八月三十日，给《笔谈会》编辑部写信，谈“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四十五岁
×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和军委联络部共同组成“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二月五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出席伏拉第米洛夫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而举行的酒会。
三月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同时决定成立在政治局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新的书记处。康生的书记处书记之职，也就随之被解除。
四月十日，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报告，说“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号召这些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在此前后，直接指挥一些单位搞“抢救”试点。
六月左右，指挥大逮捕。
七月十五日，正当国民党军队紧逼陕甘宁边区南线之际，康生在延安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紧急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他说：“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就是“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于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又说：“自四月十日号召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以来，
“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希望还没有坦白交代的失足者，认清形势”，“快快觉悟”。还说：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有效地抢救失足者，以便“将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七月十五日后，各单位根据康生讲话精神，纷纷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反复劝说“失足者”坦白交待。会上讲的是“劝说”，实际搞的是“车轮战”、“隔离审查”、“逼供信”、“悬赏坦白”，“逮捕关押”，“假枪毙”等等。据人揭发，当时他一下就圈了一个二百多人拟捕名单。有人说：“抓得太多了”。
他却说：“先抓起来再说！”由于康生的这些错误做法，死了不少人，出了不少假特务、假叛徒。从而为延安“整风审干”运动造成了严重创伤，也给甄别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四十六岁
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一年零两个月的反奸斗争，清出了许多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成绩”，而当前的“具体任务是；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贯彻九条方针，开展甄别工作”。
六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他说：列宁这本书的“最中心问题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作斗争的问题”。又说：“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左倾幼稚病为小资产阶级的病根”。还说：读此书“必须具备五
个条件：（l）觉悟程度2（2）有一定的理论水平；（3）有一定的斗争经验
（4）有一定的历史知识；（5）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七月，康生因在整风审干中胡作非为，在全党引起义愤。八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说康完全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歪曲了中央精神，对党的干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做得太过分了。又说：本来整风审干的一切计划都是清清楚楚的，公公正正的，可是，现在应该承认，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
九月，周恩来同志听了关于审干工作汇报后，当即批评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党说成是红旗党？情况我都是清楚的嘛！”提出“要坚决甄别。”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四十七岁
年初，毛泽东同志到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亲自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赠礼道歉，对那些冤、错、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并对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继续推行他那一套错误做法。当这
位同志回来汇报说，去后不久，得到中央精神，于是按中央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康生听了汇报，竟说：“谁叫你那样搞的？”
三月，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
四月二十日，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康生为七大准备的关于《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草稿时，引起义愤。毛泽东同志不得不进行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个个的找人谈话。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撤除康生为七大准备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于六月二日作了大会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和情报部的业务工作，而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因此，代表们纷纷写条，要求他对审干中的错误作出说明。然而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结果，引起公愤。会议结束时，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代表们还是从全局出发，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夏秋，鉴于康生在审干中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免去其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四十八岁
五月四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工作的报告。他说，现在由于抗日的胜利，开始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而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建筑在国际国内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的力量相持的对比之上的暂时休战，是“将来决战的准备时期”。因此，他提出，复员、生产、防奸、保卫等工作都应放到这种新形势下来考虑。
五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党校作问题解答报告，解答学员学习《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时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极力鼓吹：土改中，当广大群众起来之后，富农“不能不被侵犯，而且很难不被侵犯”，如果发生侵犯，就应站在农民方面加以支持。
十二月十日，受中共中央之命，前去陇东了解边区实行土地公债的情况。
同行者七人，路行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四十九岁
二月二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他陇东之行的情况。
二月八日，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说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向地主妥协的右倾。
二月十七日，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作上改问题报告。说：（1）土改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2）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3）
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
僚主义等倾向。
三月，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康生也随军撤出，准备东渡黄河。途中，他竟违背我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的原则，亲自批准将保安处长期关押的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全部秘密处决。
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给予了严厉批评。
四月，奉命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此间坐镇山西临县郝家坡，指挥全地区。土改中，他大搞“搬石头”、整干部、随意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地主分子。
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中旬，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集的全国上地会议。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临近结束时（即九月九日），康生作了一个《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其中，在解释“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提出的原因时，极力鼓吹“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因而，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多大关系”。
十月二十九日，出席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奉命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到了渤海地区，康生借传达中央指示之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当时的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寄周同志等，也被当作“石头”搬掉了。与此同时，他却结识和
提拔了王力（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关锋（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
王效禹（清河地委书记）和刚刚在北平“刑满释放”的刘格平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康生手下的重要人物。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是越查越“左”。复查中，康生在“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办法，结果引起恐怖状况，严重脱离了群众。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岁
年初，到华东局（局机关当时设在山东）任第二书记。刚一到任就同第一书记饶漱石相勾结，把山东党组织诬蔑为“富农路线”的党，把山东党
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也是华东局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
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黎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黎撤职调离山东。
接着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加以排斥、打击；胶东、渤海区党委也被改组。
九月，为了便于支前，中央批准了饶、康提出的将原鲁中区、鲁南区、滨海小区、泰西小区并为鲁中南大区的建议，并任命康生为大区第一书记。
康生接任后，立即安排曹轶欧在大区当组织部长。此间，康生接见了原在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当职员的儿子张子石。
一九四九年五十一岁
二月，全军正准备渡江消灭蒋家王朝。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并通知康生留在山东，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接任后让其老婆当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到河北省平山县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六月，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j 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其意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于是跑到青岛装病休养。
八月，出席山东省第一届人代会并作报告。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时，康生的选票比全票少了十票。对此，他大为恼火，曾非法布置秘密查对选票。
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措协商会议开幕。康生不是代表，因而未出席会议。但会上还是选他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十月中旬，由青岛去北京查“病”。途经济南时，特向济南市公安局负责人诬告其秘书偷偷拆看他的信。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康生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