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保女皇是为了保自己.5

四月×日，指示中联部收集整理关于“三和一少汗的材料；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讲话。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又说在这两条路线中，究竟执行哪一条，”这是划分左、中、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讲话中还攻击刘少奇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长期以来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月十四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席间，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张纸条，指令她迅速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同志的所谓“问题”。

同一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代表，接见中，凭相面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四月中旬，康的小姨子苏枚（原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由于害怕社会上刮起的“揪叛徒”之风，突然自杀身亡。康却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致死，强令追查凶手。结果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逮捕入狱，受株连者五十多人。在刑讯逼供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四月二十四日，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

四月二十七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组织代表，再次诬陷王逸伦：“我不认识王逸伦，但在一次中央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这个人不象共产党”。

四月底，向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作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报告。

讲毕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对人说：今日报告“其实只讲了四个字。‘高举、顶峰’”。

五月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五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组部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中组部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对刘、邓反动路线“揭过批判得不够”，“对安子文黑帮，对赵汉、乔明甫、李楚高等人揭露斗争得还不够”，“中组部分化的还不明显，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大”。因此，中组部还“不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而是学习青年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狠批刘邓反动路线”，“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组织抓叛徒联合调查团的办法”，利用自己掌握材料多这一优越条件，迅速行动起来“揪叛徒”。他特别强调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三结合’夺权阶段”，“非常紧迫地需要你们掌握的这些材料”。最后，他宣布：决定组成一个业务组进驻中组部协助工作，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文书档案、干部档案加以启封”，为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材料”，并研究一些问题。

五月十一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陪毛泽东同志乘小汽车在北京城里转圈，以调查大标语、大字报的情况。事毕，康到北师大附中接见全体师生，并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同一天，又指示林枫专案组，“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说“重点是林枫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一起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学习《五。一六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和林彪的讲话等。此外还谈到“揪叛徒”的起源，承认自己是“揪叛徒”的发起者。

五月二十九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会间休息时，与王力谈起“三和一少”的问题。王力说：“岂只是‘三和一少’，实际是‘三降一扑’”。

康生接着说：“我看是‘三降一灭’，就是对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对修正主义搞投降主义，对各国反动派搞投降主义，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扑灭东南亚的武装斗争”。

六月一日，在中调部一群众组织的报告上得知沙韬同志的近况，立即作批：“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宇，（这）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

六月二日，收到北京卫戍区关于王逸伦在狱中表现的报告，其中说，王近日“犯病次数繁多，病情也重”，特要求以“面谈”代替“写材料”。康生批道：“王逸伦狡猾得很，请告卫戍区千万不要被欺骗”，“不要同意”他以“面谈”代替“写材料”的“阴谋诡计”。

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

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

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实行了。还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没有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1.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王稼祥“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是埋在中联部的“定时炸弹”。

七月四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等群众组织，肯定他们是“造反派组织”，相反，说“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

七月十八日，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造谣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造谣说：“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一再煽动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的大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在讨论武汉“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等人坚持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写到宣传提纲里去。

七月二十四日晚，同吴法宪一起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五同志的会议。会上，康生指使一些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1 “三和一少”，本是1962年7 月我党内个别同志产生的一个错误思想，毛主席在1963年5 月曾先后同兄弟党的同志说过，这种错误“七月犯，八月改”。因而是一个短暂的局部性的思想错误。可是康却把“三和一少”篡改为“三降一灭”，把一个短暂的思想错误扩大为1950 年以来的整个对外路线错误。

派》的新闻稿时，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在新闻稿中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致使各地发生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

七月×日，在康生的同意下，戚本禹指使北航韩爱晶对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进行人身迫害，致使彭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七月×日，伙同江青、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人身迫害，指使

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

九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进行逼供，制造假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七月三十日，接见河南群众代表并讲话。当有人谈到文敏生同志时，康生竟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仅此一句，文敏生同志就被关进监狱多年。

八月四日，听取“彭真专案组”的汇报，并作“指示”：（1）专案工作要“突出政治”，而“2 突出政治”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搞社会部工作时的“重要经验”和“好传统”。（2 ）彭真问题要“突出历史问题”，“不要把彭的案子孤立起来，要同刘仁密切联系起来，彭真与刘仁是一个案子。下步的重点应查彭真的日特问题、美特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3）从专案看，刘、邓、彭、罗、陆、杨等老干部不是“老革命”，而是“一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八月五日，同江青一起，策划在中南海院内大规模地批斗刘少奇同志，并派了两个身分特殊的“中央特派员”，亲临督战。

八月十一日深夜，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并讲话。鉴于林、江、康、陈一伙长期以来所煽动的“打内战”、“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等歪风，至此已造成了严重恶果，康生在这次讲话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动员大家收敛一下。但是他又声明：他所反对的是“自由外串”，不是有组织的外串；是保守派夺解放军的枪，不是“武装左派”。

八月十三日，接见宁夏群众代表，把宁夏“总指挥部”这个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把另一群众组织“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并正式提出“武装造反派”的口号。

八月十四日，指使中联部编印所谓“三降一灭”的材料。

八月十五日，在“刘仁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把外地与此案有关人员，“调到北京审查”。

、八月十六日，指示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

发枪自卫“。

八月二十二日，接见一兄弟党负责人，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判断一个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或不是马列主义的分水岭”。并让人家清理“刘邓路线的危害”。

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批判“合二而一”

时，决定公开点杨献珍的名字，不是“黑指示”，而完全是在他康生“主持”

下进行的，响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黑手”。这次谈话，还大肆攻击各级党校，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山西党校，它完全站在反刘格平、革委会方面，成为保守派的中心”。谈到当时形势时，他又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极力鼓吹“越乱越好”，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

八月二十八日，悍然下令调动青铜峡（宁夏）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十三人。然而康生却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九月一日，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

会上，江青主讲，康生敲边鼓。江青号召“北京带头搞本单位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带头保卫革命委员会”，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其间康生多次插话说：江青的讲话“阐明了毛主席的战略大方向问题，不要当作随便讲的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完全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讲的”。

九月五日晚，同江青、姚文元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并讲话。他要大家“提高警惕”，警惕“一小撮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动摇“人民解放军”和“新生革命委员会”。但是，在谈到社会上“抓军内一小撮”

的歪风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又竭力推卸责任，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抓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

九月十六日，违背中央的禁令，布置中联部编印毛泽东同志十八年来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九月十七日，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洽等一起，分别接见“天派”、“地派”代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九月二十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会上，他要大家“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市革命委员会”。并责怪一些人“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甚至要打倒谢富治”。

九月二十一日，在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批：“为了配合对王光美和刘仁

的审讯，建议将任彬逮捕“。

九月二十二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和“走资派”的“黑手”。他推论说。“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派’不会通过他们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三日，亲自批准将杨献珍逮捕入狱。

九月二十四日，出席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驻京单位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欢庆本系统大联合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在京集训和开会的军队干部并讲话。说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学习不够，思想警惕不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上经验上准备不足，不免犯这样那样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是希望大家通过参加这次集训，“把各种消极的错误想法加以消除”。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同张春桥、吴法宪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并讲话。说：为了解决江苏问题，“首先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

九月底，鉴于王、关被揪出，康生突然下令中联部停止编印《毛主席同外宾的谈话记录》的工作。

十月八日，李广文贴大字报揭露康生的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陈伯达等人立即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李逮捕。

十月十八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李广文同社会上的反动活动起码有间接联系”。还说“现在北京两大派，北大、清华、人大三红、北航、外语学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在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利用其子弟来反我。”

十月二十二日，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赞扬他们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告诫他们要“防止走资派作垂死挣扎，破坏大好形势”。并针对各地贴大字报反康生的情况故作镇静地说：“在安徽各处有贴我的大字报，要打倒我，我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等个别同志的错误，来反对我，而王力、关锋等恰恰是我们把他们揭露出来的。”

十月二十五日，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干部。接见中。

攻击中组部“长期以来，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总是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攻击中监委什么人都要，“实际上成了党内的政协”。说

中组部、中监委在审查干部时，“总是打苍蝇保老虎。”

十一月一日，同陈伯达、江青一起第六次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要大家回去迅速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并“系统地批判刘邓向反动路线”。他还说：，“中央文革现在代替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许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十一月×日，康生等人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一九四二年九

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三十一名干部和家属

“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九十二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十一月十三日，同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领导小组成员谈修改党章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同外宾谈话，继续兜售“三个里程碑”的谬论，并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逃兵”，陶铸、彭真同志“被捕叛变”，诬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安子文等同志“毁掉敌伪档案”。

十一月十九日，接见一群众组织并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

十二月九日，接见中央党校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谈他学习毛泽东同志于两天前（即十二月七日）所作的关于批评“大树特树”批示的“体会”。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哩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又说，他“为了深刻理解这个指示，有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翻阅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边翻边想，越加感到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他学习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

十二月十二比以“攻击江青，调查康生”的罪名，下令将李一夫逮捕押送天津公安局。并特地告诉天津公安局局长说：“李一夫是坏人，要加紧审讯”。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说“专案工作，从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今已有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揪出了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隐患”。还说：“中央文革有个设想，在春节前两个月内，把主要案件审查完，拿出报告来”。“特别是为了迎接‘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审查）要抓紧。”

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要“劝退”或“开除”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起作用的毫无革命干劲”的党员：“要发动群众来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路线”。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

一月二日，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是专门在全国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据点”。并提出要把“中组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一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在组织上抓坏人”，“要在‘九大’之前把党校过去的一些坏头头弄清楚”。并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表示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作出结论”。‘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崔月犁、冯基乎、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工作，使敌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

一月二十一日，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个“叛徒”，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并当场宣布将赵逮捕。此后，在康、谢的煽动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致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六日，向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直接布置任务说：中央党校“要搞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其中，“要突出主席路线这根红线”，“突出林副主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

一月二十九日，同外宾谈话。攻击彭德怀同志一九五七年出国访问“是一个阴谋”，是“想看看人家是怎样把议会放在党和政府之上的”。

二月二日，在中央一办的演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等反革命分子，他们使用一批所谓‘逆用特情’，是否根据罗毅卿、彭真的决定？他们经常给敌人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二月四日，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汇报揪“内人党”

的情况。听后，康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撤。开始可能批得定点，不要怕！”江青对内蒙揪“内人党”的活动也极表赞赏。这样，内蒙在康、江的支持下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

二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天津市革委会、群众和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说：天津出现话剧《新时代的狂人》一事说明“天津文艺界

里，有周扬黑线“，并通过这条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他们想”瓦解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搞复辟活动“。

三月二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刘仁专案重点是彻底弄清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逆用特情’主要由公安局军管会及公安部搞。刘专案应研究工作中心，如焚毁电台及同贺龙案的关系等等。”

三月×日，在中央党校“李广文专案组”报送的《简报》上作批：“要追问李广文同反革命分子王任重的关系、联系”。

三月十八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大讲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一点，康生诬陷了许多同志，说刘少奇是四次被换自首的“大叛徒”，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邓小平是“进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对从来也没有人党，是个特务分子”，“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谭震林是叛徒”等等。此次接见，康还为他在六三年给潘天寿画展所写的“画坛师首，艺苑班头”的题词辩解说，“那是为了压陈半丁，因为此人在北京太骄傲。”

三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学习班全体学员并讲话。这次讲清除了重复三天前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之外，还强调“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说北京“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叫嚷要对此“坚决打击”，“决不容许”。

三月初至二十二日，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一起，合伙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宣布将傅崇碧同志撤职审查，限令即刻离京。康生还一再叫嚷：“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

三月二十三日，派人去逼傅崇碧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三同志，勒令傅交代“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

三月二十四日，出席林彪主持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的大会。会上，康生大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所谓五个阶段的大胜利：第一阶段，“揪出了彭、罗、陆、杨”；第二阶段，“揭露了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第三阶段，揭露了“陶铸的反革命面目”和“‘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反动逆流‘”；第四阶段，“揭露了王、关、戚”：“现在又揭露了杨、余、傅”。他还特别强调说：所有“这些胜利的取得，应当说江青起了极大的作用，建立了突出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个胜利中间，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政敬！”最后又说：杨、余、傅的“错误”，从总的方面讲就是“要为刘邓翻案”、“为刘邓阳、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为宣布“打倒杨、余、傅”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会上，康生恶毒攻击杨、余、傅是“阴谋家”、“两面派”，是“党内的极大隐患”，是“王、关、戚的后台”，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叫嚷坚决“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切阴谋活动”。

四月×日，第二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够证明刘少奇同志是个大叛徒的材料。

四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在“五一”前成立中央党校“革委会”。同时让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

四月十三日，同曹轶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郭玉峰等一起接见派驻中联部的军管小组。指示他们搞所谓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编印毛泽东同志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四月十四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详细介绍中联部情况。说“这个部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外国人。他们资格老，好多是外国党的创始人，对中国党不那么信服。这个部是王稼祥的烂摊子，特务、叛徒也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编送的中央党校第二十期《大字报选辑》上作长篇批示，让中央党校继续抓杨献珍、侯维想的“里通外国问题”。说：这个问题“不是孤立事件”，“必须同刘少奇为苏修做特务联系起来看”。

五月四日，同中联部军营小组谈话。此次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去苏联是经过国民党介绍的”，“在东北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并指示“把伍修权关起来”。

五月六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在中央党校“联系抓坏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五月×日，伙同谢富治制造“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冯基平等，“与美蒋特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不久，将一千六百名干警加上“特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冯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狱。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陈等人一起，盗用中央名义，发布所谓《五一二命令》，把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说体委是“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的黑据点”。

五月十六日，接见贺龙专案组全体成员，攻击贺“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我们打过仗，一直是斗争的”。说：通过贺的专案，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鼓吹文化大革命对欧洲影响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说“联络部也好，中组部也好，过去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坏人”。

五月三十日，继续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说“中联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王的路线”。在这点上，是“同中组部、。中央党校是大致相同的”。谈到四川时，康又攻击四川是“刘、邓、贺（龙）、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马明方专案组”

的全体成员。接见中，诬蔑马明方等同志“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的党，投敌叛变”，说明马明方“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并批评“专案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专案组”要“政治挂帅”，要有“坚强的阶级斗争观念”。还说在搞专案过程中“有点逼供信也是难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联部军管小组《关于编印“毛主席谈话记录”和“三降一灭材料”的报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党校书亭同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有：（1）抱怨中央党校对邓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党校今后一面搞邓的材料，一面写批邓的文章。

（2）胡说中央党校历届校长没一个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第三任校长李卓然是“张国家反党集团的人”；后来的杨一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3）竭力为“忠字舞”，“语录操”进行辩解，说这些虽是“形式的东西”，但“同陆定一说学毛著是贴标签、庸俗化完全是两回事”。陆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4）大谈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所谓“三次大论战”。说第一次是五二年杨献珍“奉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杨献珍抛出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直接反对毛主席，配合苏修米丁、尤金所谓理论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5）指示中央党校“编一下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编印《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问

题。说：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计”。并嘱咐军管小组说：“编出后，暂时不要印，先把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录交给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样给我审阅一下。”

七月二日，收到中联部编印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第一集。

七月十八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中联部《谈话记录》编辑小组说：“摘编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不要印了，已经搞出的全部销毁，而且要部领导和军代表派人监烧。”

七月二十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先是表扬他们行动快，已经编出了一本主席的谈话，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一件大事，还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事搞不好，要犯错误，不要轻易付印。”“现在最好用另一种办法搞，就是先整刘、邓、王反主席的东西，这样搞既稳妥，又适合当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将自己亲手分类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单“呈送”江青。在这个名单中，被划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二十九人，靠边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

八大选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政治历史有问题

的人竟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谢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稿 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联部的部分同志进行谈话。肆意攻击诬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伍修权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谢富治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据此批文，谢富治等人陆续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到七〇年二月结束，历时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马明方专案组”人员谈话，说该专案有以下几个问题可定：“（1）叛徒问题，可定；（2）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3）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3（4）特嫌问题，可定；（5）高岗反党集团问题，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王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候补委员，有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诬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又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

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

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皆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两个报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有六十人遭诬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国政协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诬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党校根据康指示编印的《林彪选集》和《林彪语录》样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1）鼓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或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

（2）极力保护蒯大富、聂元梓：说：“蒯大富不论犯多大错误都不能否

定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也不能否定聂元梓，因为聂元梓总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如果把他们否定了，刘少奇不就对了。“

（3）宣传党校要斗批散。说：“党校的精简机构要大搞，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斗批散，总而言之党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说专案组关于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今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的推断，”我完全可以证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曹海波错误言论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究党，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骨于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从吾在党校的钉子。这个坏蛋，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批判，……党校应派人到武汉将这个坏蛋揪回来，要他交待问题。”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整党。康说：整党是“更新”，不是“复旧”。指责“很多地方把整党叫做‘恢复党’浦果搞成了简单地复旧”，埋怨许多地方整党“限于旧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没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势下的新创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宾谈话中，不顾各国具体情况，一概地反对各国共产党参加本国的议会选举。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专案组一起研究上天安门的名单。他说：“这次研究那个能上天安门，那个不能上，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突然讲起自己的历史，说他虽然“大都在敌占区工作”，但由于“群众拥护”，始终“没有被敌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他对修改党章的意见。说将来的党章关于党员一章中“不要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写“党员必须做到什么”；关于组织机构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层“合并起来写”，“要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监委会可以不要”。

九月二十八日，收阅中联部上报的《关于王稼祥的材料》，阅后批示：“很好”。

十月五日，同阿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中，攻击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作的导言，“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是“恩格斯当时的一个幻想”，胡说这种思想残余，至今“还没有彻底肃清”，然而“不肃清这种东西，就不能走上马列主义的革命道路”。此次谈话，还诬陷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并透露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好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十月十三日，康、曹指示中央党校要为“九大”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材料时，一定要、“集中突出”，“要抓里通外国和皮毛泽东思想问题”，以便将来在“九大”会议上“把问题一个个，一步步拿出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比出席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会上，抛出了他们合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这一《报告》，从而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与此同时，康生却肉麻地吹捧林彪，说林在全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宣扬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力主张把林写入党章。

十一月四日，通过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下达指示说：“刘邓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而且清除了刘邓，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还说：“将来开‘九大’时，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要一个一个的都端出来。看到‘九大’时，你们中央党校还有那些人能定案，能定的就定下来。”

十一月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要点：

（1）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一

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2）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年的历史中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被毛主席解决了。

（3）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怎样解决？毛主席肯定只能用不断革命来解决。毛主席所讲的不断革命同马克思所讲的不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要不断革命，毛主席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要继续革命。

十一月十日，给中央专案组打电话说：“彭真、刘仁问题，能定几个定几个。要抓紧，准备迎接‘九大’”。

十一月十一日，再次向中央专案组电话指示说：“（一）刘仁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人军调部（或

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公安局变成间谍

中心。日特问题，可先写一个简报，下下毛毛雨，然后再定。叛徒问题，可挂一下。（二）五个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委，于十二月中旬搞出个眉目来，彭真（问题）半个月内（二十五日前）搞出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会谈。会谈中极力吹捧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说确定林为接班人“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并对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义正词严的发言进行了所谓“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