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架子上，”安德森太太说。她伸手去拿哈特太太的杯子。“你坐着别动，”她说，“以后你再没这种享福的机会了。”
“我简直坐不住，”哈特太太说，“一切都太令人兴奋了。”
“这是为你好，”安德森太太说，“我都是为你着想。”
“你真的太好了，”哈特太太真诚地说，“每天都这样过来帮忙。这样照顾我。”
“我不需要感谢，”安德森太太说，“你没事就好，我想到的只有这个。”
“可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特太太说。今天说得够了，她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自己每天早上都对安德森太太说一份感恩的话，还真像是在给她发放工资以外的奖金呢，想到这里她放声大笑。不过，也是实话，她想。迟早，我每天都要说的。
“你笑什么？”安德森太太两只红通通又强有力的手腕撑着水槽，半侧着身子说，“我说了什么笑话吗？”
“我只是在想，”哈特太太赶紧说，“在想我以前办公室里的那些女同事。她们要是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一定羡慕死了。”
“是福是祸谁会知道。”安德森太太说。
哈特太太伸出手，摸着她身旁的黄色窗帘布，心想着纽约那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和那个阴暗的办公室。“我真希望自己可以过得快活一点。”安德森太太继续说。
哈特太太立刻垂下手，转身看着安德森太太，同情地笑着。“我知道。”她低声地说。
“你不会知道那糟到什么程度。”安德森太太说。她一扭头，对着后门。“他又来了，一整夜。”现在哈特太太终于会分辨这个“他”指的是安德森先生还是哈特先生。安德森太太的头如果是向着后门那条她每天回家必走的小路比画，这个“他”指的就是安德森先生；同样的动作，如果是冲着每天晚上哈特太太迎接她丈夫的前门口，那指的就是哈特先生。“连一分钟都不肯让我睡。”安德森太太说。
“真是不像话，”哈特太太说。她迅速地站起来走向后门。“洗碗巾在晒衣绳上。”她提醒说。
“待会儿我去收。”安德森太太说。“又是吼又是骂，”她继续，“我真的快要疯了。‘你怎么不滚出去？’他说我。就这么走过去把门整个敞开，让街坊邻居全听到他在吼。‘你为什么不滚出去？’他说。”
“太可怕了。”哈特太太说，她的手扣在后门的门把上。
“三十七年，”安德森太太说。她摇头，“他现在居然要我滚。”见哈特太太点起了一支烟，她说：“你不应该抽烟。要是继续再这样抽下去你会后悔的。这就是我没有小孩的原因。”她再继续，“我能怎么办，他那副德行难道还要叫孩子们在旁边听着吗？”
哈特太太走到炉子边，往茶壶里看了看。“我还想再喝杯茶，”她说，“你要不要再来一杯，安德森太太？”
“喝多了我会烧心。”安德森太太说。她把冲洗过的茶杯放回到桌上。“这是我刚才洗的，”她说，“这是你的杯子。你的房子。你爱干什么都可以。”
哈特太太大笑，把茶壶提到饭桌上。安德森太太看着她倒完茶，立刻把茶壶收走。“我去把它洗了，”她说，“省得你又想再喝。”她口气一沉，“喝太多茶水伤肾。”
“我一直都喝很多的茶和咖啡。”哈特太太说。
安德森太太看一眼排水口上那几只沥干的碟子，伸出大手，一手各拎起三只玻璃杯。“今天早上你的脏杯子真够多的。”
“昨晚太累了没洗。”哈特太太说。再说，她心想，我付她工资不就是为了清洁打扫吗？她语气一转，轻快地说：“所以我全部都交给你啦。”
“替人收拾善后是我的职责，”安德森太太说，“有的人就得永远替别人做那些肮脏的工作。你们有很多朋友吗？”
“我先生在城里认识的一些人，”哈特太太说，“一共六个。”
“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应该带他那些朋友来家里。”安德森太太说。
哈特太太想起了昨天的聚会，大伙愉快地闲聊着，纽约的剧院，当地可以跳舞的小客栈，他们称赞她的房子，她向那两位年轻太太展示那些婴儿的用品，想着这些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她已经完全没注意安德森太太在说些什么了。
“——就当着他自己太太的面啊。”安德森太太的话题结束了，她意味深长地把头转向前门。“他酒喝得很多？”
“没有，不多，”哈特太太说。
安德森太太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你看着他们一杯接一杯，你想不出任何办法制止。然后不知道什么事情突然让他们抓狂了，你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开口叫你滚蛋了。”她又点头，“在这种时候无论哪个女人都没有办法，除了一件事，到了非滚不可的时候，她必须得有个地方可去。”
哈特太太小心谨慎地说：“安德森太太，我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丈夫都——”
“你才结婚一年，”安德森太太阴沉地说，“这个时候谁会跟你说这些。”
哈特太太就着烟屁股点上第二支烟。“我对于我先生喝酒的事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她正经地说。
安德森太太停下工作，手里捧着一叠干净的盘子。“有别的女人？”她问，“是不是为这个？”
“你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哈特太太质问她。“比尔根本没——”
“在这个时候，你最需要有人来照顾你，”安德森太太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只是还没找对人说。所有的男人对待自己的老婆都是一个样，只不过有些男人是酒鬼，有些男人把钱全花在赌博上，还有些看见年轻的小妞就追。”她突兀地哈哈一笑。“其实有些并不年轻，你去问那些人的老婆就知道。”她说，“如果这些女人知道自己的老公会变成这副德行，大概都不会结婚了。”
“我觉得成功的婚姻是女人的责任。”哈特太太说。
“在杂货店，就前两天，马丁太太把她老公还没死的时候常做的一些事情说给我听，”安德森太太说，“有些男人的行为你真是连想都想不到的。”她意有所指地看着后门，“有些男人比其他那些男人更坏。她觉得你亲切又和气，马丁太太真的这么认为。”
“她真好。”哈特太太说。
“我可没说他什么，”安德森太太说，她把头转向前门。“我可没提谁的名字，人家还以为是我不认识的人呢。”
哈特太太想到了马丁太太，两只眼睛又尖又利，滴溜溜地老是盯着别人买的杂货（今天买了两条全麦面包啊，哈特太太？今晚有朋友要来，是吧？）“我觉得她人真好。”哈特太太说，但她没说出口的是：要记得告诉她这话是我说的。
“我没说她不好，”安德森太太冷冷地说，“你最好别让她看出什么差错。”
“我相信——”哈特太太才起了个头。
“我跟她说过了，”安德森太太说，“我说就据我所知，我相信哈特先生绝对没有乱来，也没有酗酒。我说有时候我简直把你当成了我自己的女儿，只要有我在，就没有哪个男人敢随便欺负你。”
“我希望，”哈特太太又开始要说，忽然一阵恐惧感袭上心头。那些看似和善的邻居竟然在和善的面貌下监视她，甚至悄悄地从窗帘后面窥伺比尔，有这可能吗？“我认为人不应该在背后谈论别人，”她不顾一切地说：“我的意思是，我认为随便说一些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实在很不公平。”
安德森太太又突然大笑起来，她走过去打开清洁柜。“你别让这些事吓到了，”她说，“目前可不行。今天上午我打扫客厅好吗？我把小地毯拿出去晒晒太阳。都是他——”她脑袋冲着后门，“——把我气坏了。你知道的。”
“是啊，”哈特太太说，“真是太不像话了。”
“马丁太太说我为什么不干脆过来跟你们住，”安德森太太边说边在清洁柜里拼命地翻找，连她的声音也像是蒙了尘，含含糊糊地。“马丁太太说你这么年轻，一切都刚刚起步，身边终究需要有个好朋友才行。”
哈特太太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纠缠着茶杯的把手。这茶她只喝了半杯。现在要走去另外一间房间已经来不及了，她想，我只要说比尔绝对不会答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镇上碰见马丁太太，”她说，“她穿了一件好看得不得了的蓝大衣。”她用手顺了顺身上的家居服，气恼地说：“真希望我能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
“‘你为什么不滚出去？’他居然对我说。”安德森太太退出了清洁柜，一手拿着畚箕，一手拿着抹布。“一面喝酒一面乱骂人，声音大到所有的邻居都听见了。‘你为什么不滚出去？’我敢说连你们这边都听见了。”
“我相信他不是认真的。”哈特太太用一种笃定的语气说。
“换了你绝对受不了的，”安德森太太说。她放下畚箕和抹布，走过来坐到哈特太太的对面。“马丁太太认为如果你要我过来住，我可以马上过来，就住你那间客房。三餐全部交给我来做。”
“是可以的，”哈特太太亲切地说，“只是我打算让宝宝睡那间房。”
“我们可以让小宝宝睡你们的房间。”安德森太太说。她笑呵呵地推一把哈特太太的手。“别担心，”她说，“我不会碍事的。哪，如果你想让宝宝跟我睡，那夜里我就可以起来帮你喂他。我想照顾一个小宝宝我还行的。”
哈特太太笑容可掬地看着安德森太太。“我当然乐意，”她说，“等将来吧。眼前比尔一定不肯让我这么做的。”
“当然，”安德森太太说，“男人绝对不肯的，可不是吗？我在杂货店跟马丁太太说过，她呀真是世上最最好的一个小可爱，我说，可是她先生肯定不会让个打杂的老女人过来跟他们一起住。”
“哎呀，安德森太太，”哈特太太一脸惊恐，“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呢！”
“就只多了个女人，一个老一点、懂得稍微多一点的女人，”安德森太太说，“可能见识也稍微多一点，说不定喔。”
哈特太太，她的手指紧紧地扣着茶杯，脑子里快速闪过一幅画面，马丁太太舒舒服服地靠在柜台上（“我看见你们家来了一位明星级的新房客啦，哈特太太。安德森太太一定会把你照顾得服服帖帖的！”）还有她那些街坊邻居，她去公交车站接比尔的时候，那一张张盯着她的冰冷面孔。还有，纽约那些女同事，一面读她的信一面羡慕得要死（“真是挖到了宝啊！——她就要来跟我们一起住了，以后所有的杂事都由她一手包办了！”）。她抬起头，看着坐在她对面的安德森太太那副会心的微笑，哈特太太忽然有了一份坚定不移的认知，她迷失了。
牙齿
巴士在候着，气喘如牛地停在小巴士站前面的街沿，庞大的银蓝色车身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对巴士感兴趣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人行道上根本没人走动了：镇上唯一的电影院在一个小时前就打烊了，看完电影的人在药妆店吃完冰淇淋也都回家了。这会儿连药妆店也关门熄灯了，午夜的街头又多了一个安静无声的门口。小镇上的光源只剩下街灯和对街一间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再就是公交车售票口的那盏灯，坐在售票亭里的女孩已经穿戴好了大衣和帽子，只等这辆纽约大巴开走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克莱拉·史班瑟站在车门口的人行道上，紧张兮兮地挽着丈夫的手臂。“我觉得好怪哦。”她说。
“你还好吧？”他问，“你看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要，当然不要，”她说，“我还好。”她连说话都有些困难，因为牙床肿胀。她拿手帕按着脸，紧紧地挽着她的先生。“你没关系吗？”她问。“我最迟明天晚上就会回来了。不然我会打电话的。”
“放心好了，没事的，”他由衷地说，“到明天中午就不痛了。记得要跟牙医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好立刻赶过去。”
“我觉得好怪哦，”她说，“头昏昏的，很晕。”
“那是因为药的作用，”他说，“那些可待因 [6] ，还有威士忌，加上一整天什么也没吃。”
她神经质地笑着。“我没办法梳头，手抖得厉害。好在光线很暗。”
“在车上试着睡一下，”他说，“你吃了安眠药吗？”
“吃了。”她说。他们等着巴士司机在小吃店里喝完咖啡，透过玻璃窗他们可以看见他，他坐在柜台上，不慌不忙的。“我觉得好怪哦。”她说。
“你知道吗，克莱拉，”他特意加重语气，仿佛如此一来才更有说服力，更能给予安慰。“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高兴你肯去纽约看席莫曼。要是病情严重起来，我让你在这里随便找个人看，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只不过是牙疼，”克莱拉不安地说，“牙疼没那么严重啦。”
“这很难说，”他说，“可能会化脓引起溃疡什么的。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它拔了。”
“千万别说那个字。”她全身发抖。
“嗯，看样子真的很严重，”他严肃地说，跟方才的语气一样。“你的脸好肿，也还好啦。别担心。”
“我没在担心，”她说，“我只是觉得自己全身上下好像就这颗牙齿。没别的了。”
巴士司机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过去买单。克莱拉慢慢挪向公交车，她丈夫说：“慢慢来，不急，你有的是时间。”
“我只是觉得怪怪的。”克莱拉说。
“听着，”她丈夫说，“这颗牙好好坏坏已经烦了你好几年了；从认识你到现在，那颗牙至少闹了六七次了吧。是该好好一次性把它解决了。连我们蜜月的时候你都在牙疼。”他以责备的口吻作为总结。
“有吗？”克莱拉说。“你知道，”她说着笑了起来，“实在太匆忙了，衣服没穿对。还穿了双旧袜子，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包包里扔。”
“钱带够了吗？”他说。
“大概有二十五块吧，”克莱拉说，“明天我就回来了。”
“如果不够就拍个电报，”他说。公交车司机出现在小吃店门口。“别担心。”他说。
“你听我说，”克莱拉忽然说，“你确定你没关系吧？蓝太太早上会准时过来做早餐，如果事情太多就先别让强尼去上学了。”
“我知道。”他说。
“蓝太太，”她检查着自己的手指，“我给蓝太太打过电话，我把购物单放在饭桌上了，午餐你可以吃冷牛舌，万一我晚上赶不回来，蓝太太会来帮你做晚餐。打扫的人下午四点来，我不在，你就把你那套褐色的西装交给他，忘了也没关系，不过口袋里的东西一定要拿出来。”
“钱要是不够就拍电报，”他说，“或者打电话。我明天会待在家里，你就打回家好了。”
“蓝太太会照顾小宝宝的。”她说。
“或者就拍电报好了。”他说。
巴士司机穿过了马路，站在车门口。
“好了吗？”公交车司机说。
“再见。”克莱拉对丈夫说。
“明天就没事了，”她丈夫说，“只是牙疼而已。”
“我没事的，”克莱拉说，“你不用担心。”她上车上了一半，又停住，司机在后面等着。“送牛奶的，”她对丈夫说，“留字条给他说我们要鸡蛋。”
“我会，”她丈夫说，“再见。”
“再见。”克莱拉说。她上车了，等在她身后的司机也就了位。公交车几乎是空的，她走到最后面坐到靠窗的位子，她丈夫就守候在那个车窗外。“再见，”她隔着玻璃说，“保重哦。”
“再见，”他用力地挥手。
公交车动了，哼啊喘的向前推进了。克莱拉转过头再挥了一次手，才往后靠上柔软的厚椅背。天哪，她想，怎么会这样啊！外面，熟悉的街道溜走了，陌生又黑暗，谁会料到，在这个孤零零的车站上会看见一个搭公交车出远门的人。她担心的不是一个人去纽约，她又不是第一次去，克莱拉气恼地想着，是那些威士忌、镇痛剂、安眠药还有牙疼。她连忙查看止痛药有没有放进包包。止痛药片、阿司匹林和水杯一直都放在餐厅的餐具柜上，大概在她冲出家门的时候，随手一把抓来了，因为现在它们全都待在她的包包里，伴随着那二十五块钱和她的粉盒、梳子和口红一起。靠感觉她就知道她带的是快要擦完的旧口红，不是那支颜色比较深，价值两块五毛的新货。一只袜子抽丝了，脚趾上有个洞，在家穿着舒服的旧鞋她从来没注意过，可是在这双最好的休闲鞋里，立刻凸显出来了。没关系，她想，明天我可以在纽约买一双新的袜子，等到看完牙，等到一切没事之后。她小心地拿舌头顶着那颗牙，回报她的是瞬间的剧痛。
红灯，巴士停下来，司机离开座位朝着她走过来。“刚才忘了跟你收票。”他说。
“刚才上车太急了，”她在大衣口袋里找着了车票交给他。“我们什么时候到达纽约？”她问。
“五点十五，”他说，“有足够的时间吃早餐。单程票？”
“我搭火车回去。”她想不通为什么要告诉他，只能说在这样的深夜，待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陌生小空间里，人总是会比平常来得更友善，更爱说话。
“我嘛，我搭公交车回去。”他说，两个人哈哈一笑，她笑得很痛苦，因为脸肿。他回到最前面的司机座，她安详地靠回椅背。她感觉那颗安眠药在拉扯她。牙齿的抽痛变远了，混合着车子的移动，那节拍稳定得就像她的心跳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深夜里持续着。她的头往后靠，脚往上钩，再用裙子仔细遮住，没有对小镇说一声再见就睡着了。
她的眼睛睁开过一次，车子几近无声地在黑暗中疾驰。她的牙齿稳定地抽痛着，她疲倦又无奈地把脸颊贴向凉凉的椅背。公交车顶盖上有细细的一道灯光，再没有别的光线。在她前方，她看得见还有一些别的乘客。司机，坐得好远，感觉上就像望远镜最远端的一个小点，专注地对着方向盘，看上去是清醒的。她再度沉入美妙的睡梦中。
稍后她真的醒了，因为车子停住了，黑暗中安静无声的律动突然间终止是个震撼，她错愕地醒过来，前后不到一分钟，牙齿又开始剧烈地疼起来。乘客沿着过道向前移动，司机转过身子说：“十五分钟。”她起身跟着大家一起下车，只是她依然很想睡觉，她的脚也不听使唤。他们停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旁边，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此一家亮着灯。餐馆内，温暖忙碌，挤满了人。她看见柜台尽头有个位子就坐了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直到坐她身边的一个人碰了碰她的手臂。她迷迷糊糊地看着周遭，他说：“出远门？”
“对。”她说。
他穿着蓝西装，看上去很高。她的眼睛没办法聚焦，只能看到这些。
“你要咖啡？”他问。
她点点头，他指着她面前的柜台，一杯咖啡在那儿冒着热气。
“快喝吧。”他说。
她细细地啜；若是平常她一定把脸整个埋下去，连杯子都不拿起来。陌生男人在说话。
“即使远过了撒马尔罕 [7] ，”他说，“拍岸的海浪有如钟响。”
“好了，各位。”巴士司机说，她快速地吞着咖啡，喝够了才有力气上车。
重新坐回到座位上，陌生男人在她身旁坐下来。车子里太暗，那餐馆的灯光显得特别刺眼，她闭上了眼睛。在她眼睛闭上，还没入睡之前，牙痛彻底地把她包围。
“笛子整夜地吹着，”陌生男子说，“星与明月一致，明月与湖一般。”
当公交车再度启动时，他们回归黑暗，只靠着车顶盖上那一线细细的灯光维系着彼此，把最后排的座位与最前面的司机和别的乘客连在了一起。灯光把他们捆绑在一起，邻座的陌生男人还在说话，“就这样什么也不是的躺在树下。”
坐在车子里的她什么也不是。她驶过了树林，驶过了偶然出现的一些沉睡中的房舍，她是在车子里，却又联结着这里和那里，靠那一线的灯光与司机脆弱地联系着，自己丝毫不出力地被带着走。
“我叫杰姆。”陌生男子说。
她睡意太重，只是下意识地挪动一下身子，她的前额抵着车窗，黑暗在她身边移动。
忽然又出现了那种极致的震撼，她惊醒过来，害怕地说：“怎么了？”
“没事，”陌生男人——杰姆立刻回应，“跟我来。”
她跟着他走下公交车，走进相同的餐馆，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她正准备在柜台尽头那个相同的座位坐下，他牵起她的手，带她到一个桌位。“去洗把脸，”他说，“洗完了再回到这里。”
她走进洗手间，有个女孩站在那里扑粉。女孩头也不回地说：“要五分钱。门别关上，下个人就不必付钱了。”
厕所门卡住了关不上，门锁里有半只纸火柴盒。她让它继续留在那儿，她回到杰姆坐着的桌位。
“你想怎样？”她说。他指指三明治和另一杯咖啡。“吃吧。”他说。
她吃着三明治，听着他的声音，悦耳温柔，“当我们航行过岛屿，我们听见了召唤的声音……”
回到车上，杰姆说：“把头枕在我肩膀上，睡吧。”
“我这样很好。”她说。
“不，”杰姆说，“之前，你的头一直敲着车窗。”
她又睡着了，车子又停下来，她又吓醒，杰姆又带她到一间餐馆喝了咖啡。
她的牙齿也活过来了，她一只手按着脸颊，一只手摸索大衣口袋，再翻翻包包，终于找到了那一小瓶止痛剂，她吞了两片，杰姆全程看着她。
她喝完咖啡，听见车子马达的声音，她立刻起身，杰姆握着她的手臂，她仓皇地钻进她黑暗中的庇护座。巴士开动了，她发觉她把那瓶止痛剂留在了餐馆的桌位上。她透过车窗回头对着餐馆的灯光看了一会儿，她把头枕着杰姆的肩膀，在她睡着的时候他说着，“沙子那样白，像雪，但是火热，即使在夜里，火热也在你的足底。”
然后，最后一次的停顿来临了，杰姆带她下了公交车，他们在纽约车站站了一会儿。一个女的走过他们，对着跟在后面帮她拿手提箱的男人说：“我们刚好赶上，五点十五分。”
“我要去看牙医。”她对杰姆说。
“我知道，”他说，“后会有期。”
他走开了，虽然她没有看见他走。她想要寻觅走出车站的蓝色身影，却什么也看不见。
我应该谢谢他，她呆呆地想着，慢慢走进车站餐厅，她又点了咖啡。柜台服务生用疲惫、同情的眼光看着她，他在这里已经看了一整夜上车下车的乘客。“很困？”他问。
“是的。”她说。
不久之后她发现公交车站跟宾夕法尼亚地铁站是相连的，她可以直接进入候车室，在长椅上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她又睡着了。
有人粗鲁地摇着她的肩膀说：“你搭哪一班车？小姐，快七点了。”她坐直身子，看见自己的皮包搁在腿上，她的脚齐整地交叉着，面前一座钟直直逼视着她。说了声“谢谢”，她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过候车室里的长椅，走上电扶梯。有个人立刻跟上来，碰碰她的手臂。她回头，是杰姆。“草那样的绿那样的柔，”他带着笑意说，“河里的水那样的凉。”
她疲累地盯着他。电扶梯到顶了，她跨出扶梯本能的向着前方的街道走。杰姆陪在她身旁，他的声音持续着，“天空是你不曾见过的蓝，歌声……”
她快走几步离开他，她以为来往的行人都在看她。她站在街角等候信号灯，杰姆轻快地赶上来又走开。“你看。”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说，他手里握着一把珍珠。
对街有一间餐馆，刚开始营业。她走进去找了一个桌位，女服务生皱着眉头站在她旁边。“你还在睡。”女服务生一副斥责的口气。
“真对不起，”她说。现在是早上了。“荷包蛋和咖啡，谢谢。”
八点差一刻，她离开餐馆，她想，现在搭公交车，直接进市区，我可以在牙医对面的药妆店里喝咖啡到八点半，等诊所开门就进去，让医生最先看我。
公交车开始挤了，她搭上第一辆开过来的公交车，找不到空位。她要到二十三街，车子经过二十六街时有了一个座位。她醒来时离市区已经很远，她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公交车折回二十三街。
在二十六街街口，她正等着红绿灯，突然一大群人挤过来，就在过了马路人群各自分散的当口，有个人跟上来走在她旁边。她忿忿地盯着人行道，头也不抬地走了一会，她的牙痛得像火烧，抬起头，两旁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并没有蓝西装的踪影。
走到了牙医诊所的大楼，时间还很早。大楼门房明显刮过了胡子，梳过了头发，他动作敏捷地为她撑着门，相信到了五点的时候他就没这么精神了，头发也没这么整齐了。她怀着达成使命的好心情走进大门；她终于成功地从一个地方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是旅程的终点，是她的目的地。
白衣护士坐在诊所的办公桌前，眼睛盯着那张肿胀的脸、累垮的肩膀，她说：“好可怜，你看起来累坏了。”
“我牙痛。”护士半笑不笑的表情，仿佛她还在盼着哪天会有人进来说：“我脚痛。”她站起来展现专业，“快进来吧，”她说，“不用等了。”
阳光在牙医座椅的头靠上，在白色的圆桌上，在钻孔器的铬合金头上。牙医露出跟护士同样包容的笑容，或许人类的病痛全部包容在牙齿里，凡是愿意实时过来看他的人，他就能够治好他们。护士流畅地说：“我去拿她的病历，医生。我们觉得应该先让她进来看诊。”
照X光的时候，她感觉她脑袋里竟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止那个邪恶的摄影镜头，好像那镜头不但能够看透她，还能拍到旁边墙上的钉子，牙医的袖扣，仪器上的细节。牙医对护士说：“拔除，”口气带着遗憾。护士说：“是，医生，我立刻打电话。”
这颗牙，确实无误地把她带来这里，现在，它似乎成了她辨识身份的唯一角色了。照片拍的是它，不是她。它成了重要的大人物，必须记录，检查，令它满意。而她只是它不得已的交通工具，唯有靠着这个，牙医和护士才会对她感兴趣，唯有让她成为牙齿的持有人，她才会受到立即的医疗照顾。牙医递给她一张纸片，上头画着牙齿的全图，在那颗痛牙的位置有一个黑色的记号，纸片的最上方写着：下臼齿，拔除。
“拿着这张纸，”牙医说，“直接去找名片上的地址，是一位牙医外科医生。他们会帮你处理。”
“他们会怎么做？”她说。她要问的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那我怎么办？或者，那牙根有多深？”
“他们会拔掉那颗牙，”医生不耐烦地别开脸。“几年前就该拔了。”
我待得太久了，她想，他对我的牙齿厌烦了。她起身离开看诊的座位说：“谢谢你，再见。”
“再见。”牙医说。最后一分钟他对她笑了，对她露出整排洁白的牙齿，颗颗晶莹，管控完美。
“你还好吗？有没有很难受？”护士问。
“我还好。”
“我可以给你几颗止痛药，”护士说，“当然，你现在最好什么也别吃，不过我还是给你几颗以防万一。”
“不要，”她想起留在中途餐馆桌上的那瓶止痛剂。“不用了，它还好，不会很痛。”
“那好，”护士说，“祝你一切顺利。”
她走下楼，又再走过那个门房。在她上楼的这十五分钟里，他已经失去了一些早晨的活力，他的鞠躬似乎比先前小了一号。
“叫车吗？”他问，她想起了往二十三街的公交车，她说：“是的。”
就在门房回上街沿，用发明人的态度对着这辆出租车鞠躬的时候，她好像看见对街人群中有一只手在向她挥着。
她读着牙医给的名片上的地址，再仔细地向出租车司机重复一遍。拿着卡片和写着“下臼齿”的纸片，这颗牙齿的身份已经非常明确，她动也不动地坐着，两只手仍旧护着那两张纸片，她的眼睛几乎就要阖上了。她想她肯定又睡着了，出租车突然停住，司机转过来替她开了车门，说：“到了，小姐。”他好奇地看着她。
“我要去拔牙。”她说。
“天哪！”出租车司机说。她付完车资，他说：“祝你好运。”大力地关上了车门。
这是一栋很奇怪的大楼，入口处都是石刻的医疗标志。这里的门房不太专业，仿佛要等她走不动了他才愿意开口似的。她走过他，一路走向电梯，电梯门为她打开。进了电梯她把名片拿给服务员看，他说：“七楼。”
一个护士推着坐轮椅的老太太进来，她只得往后站。老太太从容平静地坐着，膝盖上遮了一条毯子。她对服务员说：“好天气。”他说，“看到太阳真舒服。”老太太往后靠在椅背上，护士帮她整理一下毯子，说：“现在我们不用担心了。”老太太不悦地说：“谁担心了？”
她们在四楼出电梯。电梯继续向上，一会儿服务员说：“七楼。”电梯停下，门打开。
“走廊直走到底左转。”服务员说。
走廊两边都是关着的门。有的写着“DDS（口腔外科）”，有的写着“诊疗室”，有的写着“X光检验”。其中有一个，看起来最卫生最友善，也最容易懂，写着“女厕”。她向左转，看见一扇门上写着名片上的名字，她打开门走进去。有个护士坐在玻璃窗口后面，几乎像是在银行里，候诊室四个角落摆着盆栽的棕榈、新的杂志和舒适的座椅。玻璃窗口后面的护士说：“是？”那口气就像你是透支户，有两颗牙的钱还没付清似的。
她把那张纸片从窗口递过去，护士看着它说：“下臼齿，好。他们来过电话了。请你现在就进去好吗？从你左手边那个门。”
进入墓穴吗？她几乎冲口而出，默默地打开门走了进去。另一个护士在那里等着，护士微笑转身，等候着跟随她的人，很明显是由她负责带路。
又照了一次X光，这个护士告诉另一个护士：“下臼齿。”另一个护士说：“走这边，请。”
无数的迷宫和通道，似乎已经走入了这栋办公大楼的心脏，终于，她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一只枕头、一个洗脸槽和一把椅子。
“在这里等着，”护士说，“先休息一下。”
“我可能会睡着。”她说。
“可以，”护士说，“不会等太久的。”
她等了大概超过一小时，大半时间都在半睡眠状态，只有在有人经过门口的时候才会惊醒。护士不时笑嘻嘻地过来探看，有一回她说：“不会再等很久了。”隔不久，很突然的，护士回来了，这次不再有笑容，不再是亲切的女主人，这次很急促很有效率。“快来。”她果决地离开小房间走回走廊。
接着，很快，快到她还来不及看清楚，她已经坐上椅子，一条毛巾裹着她的头，一条毛巾围在她的下巴底下，护士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会受伤吗？”她问。
“不会，”护士带着微笑说，“你知道不会受伤的，对不对？”
“对。”她说。
牙医进来了，居高临下地对她笑。“开始吧。”他说。
“会不会受伤？”她说。
“啊，”他轻快地说，“如果会受伤，那我们就不能吃这行饭了。”他一直在说话，他的手也一直不停，忙着处理那些盖在毛巾底下的金属器材，大只的仪器安静无声地推到了她的身后。“我们就不能吃这行饭了，”他说。“现在你唯一要担心的是睡着以后会不会把所有的秘密全部说出来。这一点倒是要注意的，明白吧。下臼齿？”他对护士说。
“下臼齿，医生。”她说。
他们把有金属味的橡胶面罩罩在她脸上，牙医一句“你明白吧，”心不在焉地连说了两三次，这期间她隔着面罩还可以看见他。护士说：“两手放松，亲爱的。”不知过了多久她觉得她的手指放松了。
接着而来的是不断回旋的音乐，大到令人困惑的乐声持续不断，绕着转着，她拼了命地奔跑，跑过一条很可怕的长廊，长廊两边都是门，长廊的尽头是杰姆，他伸出手又笑又喊，他在喊什么她完全听不见，音乐太大声了，她继续奔跑，她说：“我不怕。”她边上那扇门里有个人抓住她的手臂拉她，世界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止都止不住了，然后它停住了，牙医的头在俯瞰她，窗户落在她面前，护士抓着她的手臂。
“你干吗拉着我？”她说，她嘴里全是血。“我还想继续。”
“我没有拉着你，”护士说。可是牙医说：“她还没走出来。”
她动也不动地开始哭，她感觉泪流满面，护士拿毛巾把泪水擦掉。没有血，除了她嘴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血，所有的一切都跟原先一样干净。牙医突然不见了，护士伸出手臂帮她离开座椅。“我有没有说话？”她急切地问，“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你说，‘我不怕’，”护士柔声安抚她，“就在你要醒过来的时候。”
“不是，”她拽着揽住她的那只手臂。“我有没有说什么？我有没有说他在哪里？”
“你什么也没说，”护士说，“医生只是在逗你玩。”
“我的牙齿呢？”她突然问，护士哈哈笑着说：“没啦。再不会烦你啦。”
她回到小房间，躺在沙发上哭，护士拿纸杯倒了些威士忌，把杯子搁在洗脸槽的边沿。
“上帝赐血给我喝，”她告诉护士。护士说：“不要漱口，否则不会凝固。”
过了好久护士回来了，在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你又醒了。”
“怎么说？”她问。
“你一直在睡，”护士说，“我不想吵醒你。”
她坐起来，头很晕，感觉她似乎在这个小房间里住了一辈子。
“你现在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去？”护士说，那份亲切感回笼了。她又伸出那只强壮有力的手臂，再不稳的脚步它也撑得住。这次她们穿过长廊来到了坐着护士的银行窗口。
“都好了？”护士爽朗地说。“先坐一会儿。”她朝玻璃窗口边上的一张椅子指了指，掉过头忙着去写什么东西。“两个小时不要漱口。”她头也不回地说，“今天晚上吃一粒泻药，如果觉得痛就服两片阿司匹林。如果很痛或是大量出血，立刻通知诊所。好吗？”她又露出了开朗的笑容。
“再见。”护士愉快地说。
“再见。”她说。
她手里握着那一张小纸片，走出玻璃门，睡意仍旧很浓，她转个弯沿着走廊走下去。她稍微睁开眼睛看，那是一条两边都有门的长廊，她停下来，看见标着“女厕”的那扇门，走了进去。里面有一个好大的房间，有窗户、藤椅、光洁的白瓷砖和银亮的水龙头。洗手台那里站着四五个女人，在那里梳头，抹口红。她笔直朝着三个洗手槽里最近的一个走过去，抽了一张纸巾，把皮包和纸片放在脚边的地板上，她笨手笨脚地开了水龙头，把纸巾淋湿到滴水，再拿它用力地往脸上拍。她的眼睛清楚了，她觉得精神多了，她再把纸巾淋湿，擦了把脸。她胡乱地摸索着想要再抽一张纸巾，旁边的女人递了一张给她，她听见笑声，但是看不见，因为眼睛里有水。她听见有个女人说：“我们去哪吃午餐？”另一个说：“就楼下吧。老傻瓜说要我半个钟头就回家。”
她这才意识到她是夹在一群赶时间的女人堆里，她赶紧擦干了脸。就在她稍微移开一步，让另外一个人上来使用洗手槽的时候，她朝镜子里瞥了一眼，就这一眼令她心惊胆战起来，她竟然分不清究竟哪一张才是她的脸！
她看着镜子里，仿佛在看一群陌生人，全部的人都在看着她，围着她。人群里没有一个是熟悉的，没有一个对她笑脸相向，或是对她露出看见熟人的惊喜；我自己的脸总该认识我吧，她想，她喉咙里有一股诡异的麻木感。有一张脸是奶油色的，没下巴，有一头亮丽的金发，缩在红色面纱帽子底下的那张脸很犀利。把一头棕发拢在背后的是一张苍白焦虑的脸，剪着一个四方发型的是一张玫瑰色的四方脸。至少有两三张脸贴近镜子，移来移去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或许这不是一面镜子吧，她想，也许是一扇窗，我看到的是那些女人在窗子的另一边梳洗。但是这些女人明明在梳头，在照镜子，这群女人就在她旁边，她想，我不希望我是那个金发的女人，她抬起手按着自己的面颊。
她是那一张把头发拢在后面，苍白焦虑的脸。一旦认出了自己，她很生气，她匆忙退到那群女人后面，不公平，为什么我的脸上毫无血色？镜子里有好几张漂亮的脸，为什么我不是其中之一？我没有时间，她气恼地告诉自己，他们没给我思考的时间，我应该可以拥有其中一张好看的脸，即使那个一头金发的也比我好得多。
她退出来，坐在一张藤椅上。太难看了，她想着。她抬起手摸摸头发，睡过觉之后头发有些松散，不过样子仍旧没变，整个往后拢，用一支宽发夹固定在背后。像个女学生，她想，只是——她想起镜子里那张苍白的脸——只是年纪大多了。她费力地解开了发夹，把它拿到眼前。她的头发轻柔地贴着她的脸，暖暖的，垂在肩膀上。发夹是银的，上面刻着名字：克莱拉。
“克莱拉，”她大声说。“克莱拉？”两个女人走出去的时候侧过脸来对她一笑。现在所有的女人都要离开了，梳好了头发，擦好了口红，边聊边走了出去。转瞬间，好像小鸟离开树枝，走得一个不剩，她单独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她把发夹扔进椅子旁的烟灰桶。烟灰桶很深，金属的，发夹落下去发出清脆的铿啷声。她的头发垂在肩膀上。她打开皮包，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一样一样地放在腿上。手帕，素面的，纯白，没有任何姓氏的字头。粉盒，正方形，褐色玳瑁花纹的塑胶品，有两个小间隔，一格是粉饼一格是腮红。腮红那格明显的从来没用过，粉饼这边已经少了一大半。所以我才会那么苍白，她想着，放下了粉盒。口红，玫瑰色，几乎用完了。一把梳子，一包开过的香烟，一盒火柴，一只零钱包，一个皮夹。零钱包是红色假皮的，口子上有拉链。她打开零钱包，把零钱倒在手心。五分、一毛、一分的硬币有好几个，二十五分的只有一个，一共九毛七分。这点钱不够用，她想，她再打开褐色的皮夹，皮夹里有钱，她要先找名片和一些资料，结果找不到。皮夹里只有钱。她数了数，一共十九块。这些钱应该差不多了，她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