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十二岁大的男孩停了下来用心听着，很认真的轮流看着她们两个，偶尔瞥一眼小车里的婴儿。
“我说，”那女人厌烦地说，“这孩子十点钟洗的澡。我有没有看见什么陌生的男人走过？你说呢？”
“一大束花吗？”男孩拽了拽她的大衣问她。“很大一束花？我看见过他，太太。”
她低下头，男孩大剌剌地对她咧着嘴笑。“他走进哪栋屋子？”她疲累地说。
“你是不是要跟他离婚？”男孩盯着问。
“这样问人家很不礼貌喔。”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说。
“你听我的没错，”男孩说，“我看见他了。他走进去那里。”他指着隔壁的一栋房子。“我跟着他，”男孩说，“他给我两毛五。”男孩装出低沉的吼声：“‘小鬼，今天可是我的大日子啊。’他说。他给了我两毛五。”
她给他一张一块钱的纸钞。“在哪里？”她说。
“顶楼，”男孩说，“他给我两毛五之后我就不跟了。直上顶楼。”他拿着那一块钱钞票退回到人行道上，隔得远远的，伸手逮不到的距离。“你是不是要跟他离婚？”他再问一次。
“他拿着花吗？”
“对啊。”男孩说。他开始尖着声音喊：“你是不是要跟他离婚，太太？你抓住他的小辫子了？”他歪着身体边跑边吼，“她抓住那家伙的小辫子了！”推婴儿车的女人哈哈大笑。
那栋公寓房子的大门没有上锁，外面的走廊没有门铃，也没有住户的姓名。楼梯很窄很脏，顶楼有两扇门。前面一扇应该就是了，门外的地板上有一张皱皱的包装花纸和一条纸彩带，就像一条线索，就像档案追踪游戏的最后一条线索。
她敲门，似乎听见里面有人声，她忽然心生恐惧，要是杰米在里面，要是他来应门，我该说什么呢？刹那间人声好像停止了。她再敲，一片静默，只有些微的笑声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很可能他在窗口就已经看见我了，她想，这是面向大街的前栋公寓，刚刚那小男孩又叫得那么大声。她等着，再敲，但是静默无声。
最后她走到同层楼的另外那扇门前，敲了一下。门顺着她的手势晃了开来，她看见空荡荡的一间阁楼，墙上钉着光秃秃的木条，地板也没有上漆。她走进去，四下看了一圈：屋子里到处都是塑料袋、旧报纸，还有一只破烂的皮箱。有个声音，她猛地发现那是老鼠的声音。忽然她就看到了它，离她非常近，靠着墙壁，邪恶的面孔上一脸的警戒，明亮的眼睛死盯着她。她慌张地逃出来，关上门印花裙摆被勾住了，扯破了。
她知道有个人就在另外那间公寓里，因为她确定她听见了低低的说话声，还有时不时出现的笑声。她回来过许多次，第一个星期她每天都来。早上，在她上班的路上；晚上，在她一个人去吃饭的路上，只是无论她敲了多少次，敲得多用力，从来没有人出来应门。
就像妈妈做的
大卫·透纳，做每件事都很轻巧利落。他从公交车站匆匆地走上他住的那条街。到了转角的杂货店他犹豫着，明明好像要买什么东西。奶油，他终于想起来。今天早上，走去公交站的时候，他就一直叮咛自己要记得买奶油，晚上回家，经过杂货店，千万别忘了买奶油。他走进杂货店，一面排队等候，一面查看货架上的罐头。罐装的猪肉香肠又进货了，还有咸的牛肉丁。一大盘面包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时排在他前面的女人走开了，店员转过来招呼他。
“奶油多少钱？”大卫慎重地问。
“八十九。”店员随意地答。
“八十九？”大卫眉头一皱。
“就这个价钱，”店员说。他的视线越过大卫落到下一位顾客身上。
“请给我四分之一磅，”大卫说，“还有六个面包卷。”
拎着包裹回家的路上，他想着，下次我再也不要来这里采买了。好歹他也算是他们的熟客，最起码的礼貌总该有吧。
信箱里有一封妈妈的来信。他把信往面包卷的袋子上一塞，就往三楼走。玛西亚的公寓没有半点灯光，这是这层楼唯一的另外一户住家。大卫转到自己的门口，开了锁，进门先把灯拍亮。今晚，就像每一个他回家的夜晚，公寓里温暖，友善，美好。小小的玄关，整洁的小餐桌，四把轻便的椅子，一碗金盏花靠墙摆着，浅绿色的墙壁是大卫自己粉刷的。再远一些，是小厨房，更远一些，是大卫看书睡觉的大房间，这里的天花板一直令他很头痛，有个角落，灰泥整片整片地往下落，想不出任何补救的办法。大卫总是安慰自己，都怪自己要选择这栋高级住宅所以才会掉漆，反过来说，以他这一点点钱想要在别的地方弄到这么一间有玄关、有大房间、有小厨房的屋子，简直连门都没有。
他把袋子搁在餐桌上，把奶油放进冰箱，面包卷放进面包盒里。他把空袋子折好，收进小厨房的抽屉。然后把大衣外套挂到壁橱里，再走进他自认为是客厅的那个大房间，开亮了台灯。这间房在他的心目中是可爱又迷人的。他向来偏好黄色和褐色，书桌、书架和茶几，全部由他亲自上漆，连墙壁都由他自己动手，甚至为了找寻心目中黄褐色花呢料的窗帘，不惜跑遍整个市区。这个房间令他太满意了：深褐色的地毯搭配暗色的帘子，家具几乎清一色的黄，沙发罩和灯罩都是橘色。窗槛上的一排盆栽给房间点缀了需要的绿色。现在大卫正在为小茶几找一样合适的摆饰，他心里中意的是一只半透明的浅口绿碗，再放上更多的金盏花，只是眼前，在买了那套银器之后，他实在负担不起了。
他只要走进这间房，就觉得这是他有史以来最最舒服的一个家。今晚，像往常一样，他让自己的视线慢慢地扫过整个房间，从沙发到窗帘到书架，脑子里幻想着那只绿碗就摆在小茶几上，他叹口气，转向书桌。他从笔筒中抽出一支笔，从文件格中取出一张整齐的便条纸，开始仔细地写着：“亲爱的玛西亚，别忘了今晚前来吃晚餐。六点整恭候大驾。”他在纸条上签了一个大写的“D”，再从书桌的笔盘上拿起玛西亚公寓的钥匙。他有玛西亚公寓的钥匙，因为每次洗衣工来，或是修理冰箱、电话和窗子的人来的时候，她永远不在家，总得有人让这些人进来，房东不愿意为了那支万能钥匙爬上三楼。玛西亚从来没提过要大卫家的钥匙，大卫也从来没主动给过她；他喜欢只有一支钥匙进得了自己的家门，这支钥匙安全可靠地待在自己的口袋里，这让他有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微小的实在感，是唯一进入他温馨小窝的方法。
他让大门敞着，走过暗暗的走廊到达另一间公寓，用钥匙打开门，开亮灯。他不大喜欢走进这间公寓房；这里跟他那里的格局其实完全一样：玄关、小厨房、客厅，这里常常让他想起第一天走进自己那间公寓的感觉，当时一想到有那么多的家务事需要打理，几乎令他濒临绝望。玛西亚的屋里荒凉散漫：一架钢琴，是一个朋友最近给她的，突兀地立在那儿，把玄关占掉了一半，因为小房间太窄，摆在大房间又很不搭调；玛西亚的床铺没整理，一大堆的脏衣服摊在地板上。窗户整天开着，报纸文件吹得一地都是。大卫关上窗子，迟疑不决地踩过地上的各种纸张，然后迅速地离开。他把字条放在钢琴键上，随手把房门锁好。
进了自己的公寓，他幸福满满地开始做晚餐。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先做好了一小锅烤肉；大部分还冰在冰箱里，他把它切成薄片，排在缀了香菜的盘子上。餐盘是橘色的，几乎和沙发罩是同一个颜色，他做了一份赏心悦目的沙拉，橘色的盘子上放了莴苣和薄片的黄瓜。他煮上咖啡，切好洋芋片，晚餐准备好了，开着窗子让炸洋芋片的香气也散了出去，他开始摆餐桌。首先，铺桌布，当然是浅绿色。再来是两条干净的绿色餐巾。橘色的餐盘、精致的杯子和托盘都摆在恰当的位置。装面包卷的大盘搁在正中央，还有盐和胡椒罐，长相特别，像两只绿色的青蛙。两只玻璃杯——虽然来自“廉价商店”，可是很细致，杯子周围有一圈绿色的镶边——最后，非常仔细、非常小心放上的，就是那套银餐具了。一点一滴，很温柔的，大卫买齐了一整套的银餐具。起初只买了够两个人使用的，现在他已经增加到四人份了，虽然还不足六人份，缺了沙拉专用的叉子和汤匙。他选择的是一种很宁静很漂亮的图案，随便哪种餐桌都能搭配，每天吃早餐时，他得意的用一把闪亮的银汤匙吃他的葡萄柚，一把细巧的奶油抹刀抹他的吐司面包，一把厚实的小刀敲开他的水煮蛋的壳，还有一支为了他的咖啡而准备的银汤匙，这支汤匙是专门用来加糖的。这套银器有防尘的盒子保护着，摆在专属的高架上，大卫小心翼翼地取下来，拿出两个人适用的分量。摆在餐桌上，看来真是无与伦比的华丽——舀糖的小汤匙，吃洋芋和沙拉专用的大汤匙，叉肉的叉子，还有吃派饼的小叉子。摆齐了足够两人份的餐具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到高架上，人往后站，仔细地检视着桌上的每一样东西，他对餐桌的摆设太满意了，闪亮干净。现在他走进客厅开始看他母亲的来信，一面等待玛西亚。
玛西亚到来之前，洋芋已经做好了，这时公寓的门被砰地推开，玛西亚像阵风似的呼啸着闯了进来。她是个高大帅气的女孩，大嗓门，身上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雨衣。她说：“我没忘记，大卫，我只是跟平常一样迟到。今天晚餐吃什么？你没生气吧？”
大卫站起来，赶过去接下她的外套。“我留了张字条给你。”他说。
“没看见，”玛西亚说，“还没回家呢。什么东西，好香。”
“炸洋芋片，”大卫说，“一切都准备好了。”
“天哪，”玛西亚一屁股坐上椅子，两脚往前撑，手臂往下垂。“我累坏了，”她说，“外面好冷。”
“我回来的时候天变冷了。”大卫说。他把晚餐端上桌，一盘肉，沙拉，一碗炸洋芋片。他静悄悄地在小厨房和餐桌之间来回走动，小心避开玛西亚撑开的脚。“我买了这些银餐具之后相信你还没来过呢。”他说。
玛西亚旋风似地转向桌子，拿起一把汤匙。“好漂亮，”她说，手指沿着汤匙上的花纹摸着。“用这个吃饭心情超好的。”
“可以吃饭了。”大卫说。他为她拉开椅子，等候她入座。
玛西亚随时都很饿，她把肉、洋芋片和沙拉盛到盘子上，也不赞叹那些银器，就开始热情有劲地大吃起来。“每样东西都好漂亮，”中间她只说了一次，“饭菜都好棒，大卫。”
“我很高兴你喜欢。”大卫说。他喜欢银叉拿在手里的感觉，甚至连看着玛西亚把叉子送进嘴里的样子他都喜欢。
玛西亚大动作地挥着手。“我指的是所有的东西，”她说，“这些家具，你住的这个地方，晚餐，所有的一切。”
“这是我喜欢的方式。”大卫说。
“我知道，”玛西亚的口气有些无奈，“应该有人来教教我。”
“你应该把家保持得稍微整齐一点，”大卫说，“起码应该弄个窗帘，把窗子关上。”
“我从来不记得，”她说，“大卫，你真是最最棒的厨子。”她把餐盘推开，满足地叹口气。
大卫开心地红了脸。“我很高兴你喜欢，”他又说一遍，忽然笑起来。“我昨晚做了一个派。”
“一个派。”玛西亚看了他一分钟，说：“苹果的？”
大卫摇摇头。她说：“凤梨？”他再摇头，他已经等不及了，直接告诉她说：“樱桃。”
“天哪！”玛西亚站起来跟着他进了厨房，在他背后看着他从面包盒里小心仔细地取出了樱桃派。“这是你有史以来做的第一个派吗？”
“以前做过两个，”大卫老实地承认，“不过这是做得最好的一个。”
她快乐地看着他切下两大块派饼，分别放在橘色的盘子上，她端着自己的那一份回到餐桌，品尝着派饼，比了一个满意到无话可说的手势。大卫一面吃着派，一面还挑剔地说：“我觉得稍微酸了一点。糖不够了。”
“好得不得了，”玛西亚说，“我喜欢吃很酸很酸的樱桃派。这个其实还不够酸呢。”
大卫收拾好餐桌，再斟上咖啡，当他把咖啡壶搁回炉子上的时候，玛西亚说：“我家的门铃响了。”她打开公寓房门，仔细听，他们两个都听见了她的门铃在响。她按了大卫家的对讲机，开了楼下的门，远远的，他们听见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地往楼上走。玛西亚让门开着，回来继续喝她的咖啡。“八成是房东，”她说，“我又忘记缴房租了。”脚步声到达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玛西亚开口嚷：“哈啰？”她靠着椅背从门口望向走廊。她忽然说：“啊，哈瑞斯先生。”她起身走到门口，伸出手。“进来吧，”她说。
“我只是路过，”哈瑞斯先生说。他是个体型超大的男人，两只眼睛好奇地停留在餐桌上的咖啡杯和空盘子上。“我不想打扰两位用餐。”
“没关系啦，”玛西亚一把拉他进了屋里。“只是大卫而已。大卫，这是哈瑞斯先生，他是我办公室的同事。这是透纳先生。”
“你好。”大卫礼貌地说。那人谨慎地看着他说：“你好。”
“坐下，坐下，”玛西亚说着，拖了张椅子过来。“大卫，也给哈瑞斯先生来杯咖啡好不好？”
“不要麻烦了，”哈瑞斯先生赶紧说，“我只是路过。”
就在大卫拿咖啡杯和碟子，再从银器盒里取出一支银茶匙的当口，玛西亚说：“你喜欢吃自家做的派吗？”
“啊，”哈瑞斯先生羡慕不已地说：“我都已经忘了自家做的派是长什么样子的了。”
“大卫，”玛西亚雀跃地说，“也给哈瑞斯先生切一块派如何？”
二话不说地，大卫从银器盒子里拿出餐刀，再拿出一只橘色的盘子，放上一块派。他对这个晚上的规划其实也不大明确；要是外头不太冷，两个人或许就去看场电影，或者至少可以跟玛西亚聊聊她家里的情况。哈瑞斯先生稳稳当当地坐了下来，大卫默默地把派放在他面前，他在品尝之前，对着那块派看了好一会儿。
“啊，”他最后说，“这才叫做派。”他看着玛西亚，“这才是真正好吃的派啊。”他说。
“你喜欢吗？”玛西亚谦虚地说。她抬起头，隔着哈瑞斯先生的脑袋对大卫笑。“我以前总共只做过两三个派。”她说。
大卫举起手正想要抗议，哈瑞斯先生转过头问他：“你这辈子有没有吃过比这更好的派？”
“我看大卫并不怎么喜欢，”玛西亚使坏地说，“他觉得它太酸了。”
“我喜欢味道酸酸的派，”哈瑞斯先生说。他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大卫，“樱桃派本来就该是酸的。”
“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你喜欢，”玛西亚说。哈瑞斯先生吃完最后一口派，喝光了咖啡，往后一靠。“我这次路过真是来对了。”他对玛西亚说。
大卫原本想要赶走哈瑞斯先生的欲望，现在渐渐地变成了同时想要赶走他们两个人；他干净的家，他美好的银器，绝对不是什么交通工具，提供给像玛西亚和哈瑞斯先生这样的两个蠢蛋在这里互相调笑。几乎很粗鲁的，他把玛西亚准备伸手去拿的咖啡杯一把夺走，拿进小厨房，再走回来，一手搭上哈瑞斯先生的咖啡杯。
“不要麻烦了，大卫，真的，”玛西亚说。她抬起头，再露出微笑，仿佛她和大卫合谋在对付这个哈瑞斯先生。“等明天我再来处理吧，亲爱的。”她说。
“对，”哈瑞斯先生说。他站起来，“先别管它们。我们进去换个舒服的地方坐坐吧。”
玛西亚站起来，带领他走进客厅，他们俩就坐在那张坐卧两用的沙发上。“来啊，大卫。”玛西亚叫唤着。
那张漂亮的餐桌上布满了肮脏的碟子和烟灰，这景象令大卫惊呆了。他把盘子、碟子、咖啡杯、银器全部端进小厨房，堆放在水槽里，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忍受想象他们两个继续坐在那里的画面，而且黏在盘子杯子上的污垢也渐渐变得更硬了，他系上围裙开始仔细地清洗起来。在他忙着清洗、擦干、存放的这段时间里，玛西亚三不五时地叫唤他：“大卫，你在做什么呀？”或是：“大卫，别忙了，过来坐吧？”有一回她还说：“大卫，用不着把所有的盘子都拿来自己洗嘛。”而那位哈瑞斯先生说：“让他去吧，他忙得很开心。”
大卫把洗干净的黄色杯子碟子放回到架子上——现在，哈瑞斯先生喝过的杯子已经认不出来了。从那一排干净的杯子里，根本看不出哪一只是他用过，或者哪一只曾经沾到过玛西亚的口红印，或者哪一只是大卫在厨房里喝过咖啡的——最后，他把防尘盒取下来，把银器收好。他先把叉子放进小小的凹槽里，每个凹槽各收纳两支叉子——日后，等到整组买齐的时候，每个凹槽就可收纳四支叉子。接下来是汤匙，放进专门放汤匙的凹槽里，一支接一支整整齐齐地叠上去。餐刀按照偶数排列，面向同一边，卡在防尘盒盖上特别设计的带子里。切奶油的小刀，大汤勺和切派饼的刀子也都各就各位，最后大卫终于把这一盒子的华丽盖上，再把盒子放回到架子上。拧干抹布，挂好擦盘子的毛巾，摘下围裙，他收工了，慢慢地走进客厅。玛西亚和哈瑞斯先生亲密地坐在长沙发上，起劲地聊着。
“我爸爸的名字就叫杰姆士，”大卫走进来的时候，玛西亚说，听口气似乎刚好在讨论某个话题。见大卫进来了，她就转过头说：“大卫，你真是太好了，一个人把所有的碗盘都洗完了。”
“没关系。”大卫尴尬地说。哈瑞斯先生一脸不耐烦地看着他。
“我应该过去帮忙的。”玛西亚说。一阵沉默，玛西亚接着又说：“坐下来吧，大卫？”
大卫听得懂这个口气：这是女主人在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或者你来得不是时候、来得太早或逗留得太晚的时候，常用的一种口气。这也是他一直想用在哈瑞斯先生身上的口气。
“我跟杰姆士刚好谈到……”玛西亚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来大笑。“我们在谈什么呀？”她转过身问哈瑞斯先生。
“没谈什么。”哈瑞斯说。他仍旧盯着大卫。
“是呃。”玛西亚不置可否地拖着声音说。他转向大卫，笑容灿烂，然后又说了一声“是呃”。
哈瑞斯先生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放到沙发上，搁在他和玛西亚中间。他从口袋掏出一根雪茄，对玛西亚说：“介意我抽雪茄吗？”玛西亚摇了摇头，他慢条斯理地打开雪茄的包装纸，咬掉蒂头。“雪茄的烟味对植物很有好处的。”他边点雪茄边说，声音浓浓糊糊的，玛西亚哈哈大笑。
大卫站起来，一时间他以为自己会开口说：“哈瑞斯先生，很谢谢你的光……”但是，最终，在玛西亚和哈瑞斯先生的注视下，他说出口的却是：“我看我得走了，玛西亚。”
哈瑞斯先生站起来由衷地说：“真是幸会，幸会。”他伸出手，大卫有气无力地握着。
“我看我该走了，”他再对玛西亚说一次，她站起来说：“你这么早就要走真可惜。”
“还有很多事要做。”大卫说，语气真诚到超乎他的预期，玛西亚再次向他微笑，仿佛他们俩是合谋的同党，她走向桌子说：“别忘了拿钥匙。”
叫人吃惊的是，大卫从她手上拿了她公寓的房门钥匙，对哈瑞斯先生道过晚安，走向门口。
“晚安，大卫亲爱的。”玛西亚大声唤着，大卫说完“感谢这一顿奇妙的晚餐，玛西亚。”之后便随手带上了门。
他走上走廊，进入玛西亚的公寓；那架钢琴还是很突兀，纸张文件还是散在地板上，脏衣服还是到处都是，床铺还是没整理。大卫坐到床上，环顾四周。很冷，很脏，他痛苦地想起自己那个温暖的家，模模糊糊的，他似乎听见走廊那头的笑声，还有一把椅子移动的刮擦声。还有，仍旧是模模糊糊的，他听见了他那台收音机的声音。疲倦又无奈地，大卫弯下身子，从地上捡起一张纸，然后，他开始一张接一张地把它们捡起来。
决斗审判 [3]
有天晚上艾蜜莉·强生回到她这间带家具的租房，发现放在梳妆台抽屉里三条最好的手帕不见了，她很确定是谁拿的，也知道该怎么做。她住进这间带家具的屋子大约有六个星期，过去的两个礼拜里，时不时地总会不见几样小东西。有几条手帕和艾蜜莉很少戴的一枚廉价的字母别针，在一元商店买的。还有一次，少了一小瓶香水，整组的瓷器小狗也少了一只。艾蜜莉其实早就知道这些东西是谁拿的，只是今晚她才下定决心该怎么做。她一直迟疑着不去向房东太太抱怨，一方面因为她的损失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另一方面她总觉得自己迟早会想出对付的办法。从一开始她就合理地认为，一个成天待在小公寓里的人最有可能是嫌犯，后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艾蜜莉晒完太阳，从屋顶下楼来，瞧见有个人从她房间走出来下了楼，她一眼就认出是谁。今晚，她觉得，她知道该怎么做了。她脱下外套和帽子，放下包裹，趁着把一罐墨西哥玉米卷放在电磁炉上加热的时候，她在脑子里复习了一遍准备要说的话。
晚餐后，她锁上房门下楼。她轻轻敲了敲在她正下方那间公寓的门，听见有人说：“进来。”她问一声：“艾伦太太？”便小心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间房，艾蜜莉一进去就发现，几乎跟她的房间一模一样——同样狭窄的床，同样深褐色的床罩，同样浅褐色的枫木梳妆台和扶手椅；衣橱位在房间的斜对面。艾伦太太坐在扶手椅上，大约六十岁。至少比我大上两倍的年纪，艾蜜莉站在门口想着，仍旧是一位优雅的淑女。在开口之前，她犹豫了几秒钟，看着艾伦太太干净清爽的白发，整洁的深蓝色家居服。“艾伦太太，”她说，“我是艾蜜莉·强生。”
艾伦太太放下手边的《妇女居家良伴》，慢慢地站起来。“很高兴见到你，”她很有风度地说，“我见过你，当然，好几次了，我觉得你长得真好看。现在人与人见面的机会太少了，真的。”——艾伦太太迟疑着——“真的太好了，”她接着往下说，“在这样的地方。”
“我也一直都想来看你。”艾蜜莉说。
艾伦太太指指她刚才坐着的那张椅子，“你坐吧？”
“谢谢，”艾蜜莉说，“你坐。我坐床上。”她微微笑着，“我觉得这些家具好熟悉，跟我家里完全相同。”
“真是不好，”艾伦太太说着再坐回原来的椅子上，“我跟房东太太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你把每个房间里的家具全弄成一个样子，人家怎么会觉得自在呢。可是她坚持说这种枫木家具看起来干净而且便宜。”
“已经很不错了，”艾蜜莉说，“你把家具保养得比我的好太多了。”
“我在这里已经三年了，”艾伦太太说，“你才来一个多月吧？”
“六个星期。”艾蜜莉说。
“房东太太跟我谈起过你。你先生在服役。”
“对。我在纽约有一份工作。”
“我先生是军人，”艾伦太太说。她朝梳妆台上的一堆照片指了指，“很久很久以前了，当然。他去世快五年了。”艾蜜莉站起来走向那些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穿着军装，相貌堂堂的高个子男士。另外几张是小孩子的照片。
“他的样子好神气，”艾蜜莉说，“这些是你们的孩子？”
“我没有小孩，挺遗憾的，”老太太说，“这些是我先生的侄子和外甥。”
艾蜜莉站到梳妆台前面，四处看了看。“你也有种花，”她说。她走向窗台，看着那一排盆栽。“我爱花，”她说，“今晚我给自己买了一大束紫菀点缀一下我的屋子。可惜很快就会谢了。”
“就是因为这个我喜欢盆栽，”艾伦太太说，“你怎么不在水里放一片阿司匹林呢？那可以让花保持得更久一些。”
“我对花实在不太懂，”艾蜜莉说，“比方说，我就不知道在水里放阿司匹林这回事。”
“凡是切花，我都是这么做的，”艾伦太太说，“我觉得花可以让房间显得比较亲切。”
艾蜜莉在窗口站了一会儿，望着艾伦太太每天望出去的风景：对面的防火梯，楼下一小段的街道。她做了一次深呼吸，转过身子。“呃，艾伦太太，”她说，“我今天来是有原因的。”
“不只是为了认识我吗？”艾伦太太笑笑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艾蜜莉说，“我不想去跟房东太太多说什么。”
“房东太太确实帮不了什么大事。”艾伦太太说。
艾蜜莉转身坐回床上，诚恳地望着艾伦太太，她看到的是一位亲切和气的老太太。“很小的小事，”她说，“有人常常进出我的房间。”
艾伦太太抬起头。
“我掉了一些东西，”艾蜜莉继续，“像是手帕、不值钱的小首饰。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只是有人常常不请自来地进我的房间带走一些东西。”
“怎么会这样？”艾伦太太说。
“你知道，我不想惹是生非，”艾蜜莉说，“只是有人随便进来我的房间。我也没有不见什么太值钱的东西。”
“我明白。”艾伦太太说。
“只是几天前我发现了。上个星期天，就在我从屋顶下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个人从我房间里出来。”
“你知道是谁了吗？”艾伦太太问。
“我想我知道。”艾蜜莉说。
艾伦太太静默了好一会儿，“我看你并不想去跟房东太太说这件事。”她终于开口。
“当然不要，”艾蜜莉说，“我只是想制止这件事。”
“我不怪你。”艾伦太太说。
“你知道，这事表示有人有我门上的钥匙。”艾蜜莉语带恳求地说。
“这栋屋子里的钥匙不管谁的房门都能打开，”艾伦太太说，“这里全都是老式的门锁。”
“这件事一定要停止，”艾蜜莉说，“如果不能，我就必须做一些处置了。”
“可想而知，”艾伦太太说，“这整件事太不好了。”她站起来，“我得说声抱歉了，”她接着说，“我现在很容易疲倦，我必须早睡。很高兴你下来看我。”
“我也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你，”艾蜜莉说。她走向门口。“希望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了，”她说，“晚安。”
“晚安。”艾伦太太说。
第二天晚上，艾蜜莉下班回来，一对廉价的耳环不见了，外加梳妆台抽屉里的两包香烟。这晚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坐了好久好久，思考着。之后她写了封信给她先生，就上床睡了。隔天早上她起床，装扮好了，走到转角的药妆店，她在公用电话亭拨了通电话到办公室，说她病了，要请一天假。她回到家里，在房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让房门虚掩着，不久她听见艾伦太太的门开了，艾伦太太走出来，慢慢地往楼下走。等到艾伦太太慢吞吞地走到了大街上，艾蜜莉锁上房门，手里握着自己的钥匙，下到艾伦太太的房间。
她想着，我就假装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屋子吧，万一有人过来，我可以说我走错门了。她开了门之后，有那么一会儿，她仿佛真的是在自己的屋里。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窗帘垂着。艾蜜莉不锁门，她走过去把窗帘拉上去。现在房间明亮了，她环顾四周。她忽然对艾伦太太兴起一种无可言喻的亲密感，她想着，她在我的屋子里一定也是这种感觉。每样东西都朴实整齐。她先看衣橱，衣橱里空荡荡的，只有艾伦太太的蓝色家居服和一两件朴素的洋装。艾蜜莉走向梳妆台。她对着艾伦太太先生的照片看了一会儿，再拉开最上层的抽屉看了看。她的手帕就在那里，整齐地叠着，手帕边上是香烟和耳环。在一个角落里，瓷器小狗稳稳地坐着。每样东西都在这里，艾蜜莉想着，全部放得好好的，排列得一丝不苟。她关上这只抽屉，拉开另外两只抽屉。两只都是空的。她再拉开最上层的抽屉。除了她的东西之外，抽屉里还有一双黑色的棉布手套，在她那一小叠手帕底下是一副白色的手套。有一盒舒洁面纸，一小罐阿司匹林。给她的盆栽植物用的，艾蜜莉想着。
艾蜜莉正在数着她的手帕，忽然一些动静引得她转过身来。艾伦太太站在门口安静地看着她。艾蜜莉握着的手帕掉了下来，她往后退，觉得自己满脸通红，两手发抖。现在，她想，现在她应该把话说清楚了。“你听着，艾伦太太。”她才开始说了一句，停住了。
“是？”艾伦太太温和地说。
艾蜜莉发现自己猛盯着艾伦太太先生的照片在看，长相这样稳重的一个男人，她想着。他们俩必定有过一段幸福的生活，现在她跟我住同样的房间，抽屉里只有我的几条手帕。
“是？”艾伦太太再说。
她要我说什么呢，艾蜜莉想着。面对着这一个气质优雅的人，她能怎么样呢？“我下楼来，”艾蜜莉犹豫着。我的口气也很优雅吧，她想着。“我头痛得厉害，我下楼来想向你借两片阿司匹林，”她说得很快，“我的头实在太痛了，发现你不在家，我想你一定不会介意我进来借拿两片阿司匹林。”
“真叫人难过，”艾伦太太说，“不过我很高兴你觉得已经跟我很熟了。”
“我连做梦也没想过会这样进来，”艾蜜莉说，“只是这头实在太痛了。”
“当然，”艾伦太太说，“我们别再说这些了。”她走到梳妆台前，拉开抽屉。艾蜜莉，就站在她旁边，看着她的手经过那几条手帕，拿起那罐阿司匹林。“你只要吃两颗，上床睡一个小时就行了。”艾伦太太说。
“谢谢你。”艾蜜莉朝着门口走去，“你太好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谢谢你。”艾蜜莉又再说一次，开了门。她稍停了一会儿，随即转身上楼回自己的房间。
“今天晚一点我会上来，”艾伦太太说，“来看看你好些没。”
村民
克莱伦斯小姐停在第六街和第八街的路口，看着手表。两点十五分，比她想象的来得早。她走进“惠而廉”，在柜台边坐下，把一本《村民》放在柜台上她的皮夹和《巴马修道院》 [4] 上面。这书她一鼓作气地看了五十页，现在带进带出的只是为了装门面而已。她点了一杯巧克力冰沙，趁店员在准备的时候，她走到吸烟区，买了包凉烟，再坐回饮料柜台，她拆开烟包，点上一支烟。
克莱伦斯小姐大约三十五岁，已经在格林尼治村住了十二年。二十三岁的时候她从北部一个小镇来到纽约，因为她想成为一个舞者，因为每一个想要学舞、学雕塑、学书籍装帧的人都会来格林尼治村，通常都是取得了家人的允许，先到梅西百货公司或是某家书店打工，赚够了钱之后再开始追求他们的艺术之路。克莱伦斯小姐，很幸运的，因为修过速记和打字的课程，在一家焦煤公司担任速记员。现在，经过十二年之后，她在这家公司升职成了私人秘书，赚的钱不但够她住进公园附近一栋相当不错的公寓，还可以给自己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她偶尔仍会跟公司里的一个女孩一起去参加舞蹈表演，有时候她给家乡的老朋友写信时喜欢自诩为“打不死的村民”。每当克莱伦斯小姐回想起这一切，她十分庆幸自己在职场上明智的选择，而且在生活上也比在家乡的时候好太多。
穿着一身灰色花呢的套装，领子上别着在村里一家珠宝店买的黄铜饰品，整个人显得既好看又自信，克莱伦斯小姐喝完了冰沙，再看一次手表。她付完账走出来，走到第六街，步履轻快地朝着住宅区走去。她估计得非常正确，要找的房子就在第六街的西边，她得意地站在房子前面，拿这栋建筑跟她现在住的公寓相互比较着。克莱伦斯小姐现在住的是一栋现代化的花砖灰泥洋房；这栋房子是木头的，很老旧，大门看起来非常新，这是唬人的，只要往上看，就看得出这是一栋二十世纪初的老建筑了。克莱伦斯小姐再看一次《村民》杂志上的广告，对照上面的地址，推开大门，走进昏暗的门厅。她找到了劳勃兹的名字和门牌号码，四楼B。克莱伦斯小姐吁口气，开始上楼。
她在三楼楼梯间停下来歇了一会儿，再点一支烟，准备铆足精神进入公寓。上到四楼找到4B的门牌，门上钉着一张打着字的字条。克莱伦斯小姐从大头钉上扯下字条，把它拿到有亮光的地方。“克莱伦斯小姐——”她读着，“临时有事出去一下，三点半回来。请进来参观，不必等我——所有的家具都标了价钱。非常抱歉。南西·劳勃兹。”
克莱伦斯小姐试了试门，没上锁。她手里握着字条，走了进去，带上房门。房间里乱七八糟：装到半满的书籍和文件盒子摊得一地，窗帘垂着，家具上堆满了收拾到一半的手提箱和衣物。克莱伦斯小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口，位于四楼，她想，应该看得见景观。但她看到的只有肮脏的屋顶，左边很远的地方，有一栋加盖了屋顶花园的高楼。将来有一天我会住在那里，她边想边转身面对这间房。
她走进厨房，只是一小块壁凹，搁着一台有两个炉心的炉子，炉子底下是一个冰箱，一边是小水槽。大概很少烹饪吧，克莱伦斯小姐想，炉子好像从来没清洗过。冰箱里有一瓶牛奶，三瓶可口可乐，还有一罐吃剩一半的花生酱。都是外食族，克莱伦斯小姐想。她打开碗柜：一只玻璃杯，一个开瓶器。另外一只玻璃杯一定在浴室里，克莱伦斯小姐想。没有咖啡杯：她连早上都不泡咖啡啊。碗柜的门上还有一只蟑螂，克莱伦斯小姐赶紧把柜门关上，走回大房间。她开了浴室的门往里探：一座有脚架的老式浴缸，没有莲蓬头。浴室很脏，克莱伦斯小姐相信浴室里肯定也有蟑螂。
最后克莱伦斯转到那个堆满东西的房间。她把椅子上一只手提箱和打字机移开，摘下帽子和外套，坐下来，再点起一支烟。她已经做了决定，这里的家具她一样也用不上——两张椅子和坐卧两用的床铺是枫红色，克莱伦斯小姐觉得还有一些格林尼治村式的现代感。兼作书柜的小茶几很不错，可惜桌面上有好长一道刮痕，还有好几个玻璃杯的水印子。标价十元，克莱伦斯小姐私下认为，要是这个价钱，她大可以买上一打的新品。或许因为对焦煤公司有那么一点点的厌恶，克莱伦斯小姐自己的公寓全部以米白和浅灰色系为主，一想到屋子里冒出这种发亮的枫红色实在很令她惊吓。她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一票年轻的村民，逛书店的常客，闲散地靠在枫红色的家具上，喝着兰姆可乐，玻璃杯随处乱放。
克莱伦斯小姐想了想，不如就买几本书吧，可是堆在盒子里的书大多是美术画册之类的。有些书的内页还写了“阿瑟·劳勃兹”的名字；阿瑟和南西·劳勃兹，克莱伦斯小姐想着，一对年轻夫妻。阿瑟是画家，南西……克莱伦斯小姐挪开几本书，看到一本有着现代舞照片的书——南西，她心仪地想着，会不会是个舞者？
电话响了，待在房间另一头的克莱伦斯小姐迟疑了一会儿才走过去接听。她喂了一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南西？”
“不是，抱歉，她不在家。”克莱伦斯小姐说。
“你哪位？”男声问。
“我在等劳勃兹太太。”克莱伦斯小姐说。
“喔，”男声说，“我是阿瑟·劳勃兹，是她先生。等她回来的时候请她回话好吗？”
“劳勃兹先生，”克莱伦斯小姐说，“或许你能帮我一个忙。我正在看你们的家具。”
“你是谁？”
“我姓克莱伦斯，希妲·克莱伦斯。我有兴趣买几样家具。”
“喔，希妲，”阿瑟·劳勃兹说，“你觉得如何？东西都保持得很不错。”
“我拿不定主意。”克莱伦斯小姐说。
“坐卧两用的沙发床跟新的一样，”阿瑟·劳勃兹继续，“我刚好有个机会要去巴黎。所以我们才会卖掉这些东西。”
“太好了。”克莱伦斯小姐说。
“南西要回她芝加哥的老家。我们不得不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得把所有的东西出清整理。”
“我明白，”克莱伦斯小姐说，“真的很麻烦。”
“喔，希妲，”阿瑟·劳勃兹说，“南西回来的时候，你跟她谈谈，她会很乐意把详情告诉你的。你绝对不会吃亏上当。我保证这里真的很舒服。”
“我相信。”克莱伦斯小姐说。
“请你转告她回我电话，好吗？”
“没问题。”克莱伦斯小姐说。
她说完再见就挂断了。
她回到座椅上，看看手表。三点十分。我等到三点半就要走人，克莱伦斯小姐想着。她拿起一本有舞蹈照片的书，随意地翻着，一张照片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再翻回到这一页。我已经好多年没看到了，克莱伦斯小姐想着——玛莎·葛兰姆 [5] 。立刻，一幅二十岁的自己正在练舞的画面出现在克莱伦斯小姐眼前，当时她还没来到纽约。克莱伦斯小姐把书放回到地板上，站起来，抬起手臂。不像从前那么容易了，她想着，肩膀好紧。她横过肩膀低头看那本书，试着调整自己的肩膀，房门有人轻轻敲了一下就打开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大约就是阿瑟的年纪，克莱伦斯小姐想着——只见他走进来，站在门里，一脸的抱歉。
“门半开着，”他说，“所以我就进来了。”
“是？”克莱伦斯小姐垂下手臂说。
“你是劳勃兹太太？”年轻男子问。
克莱伦斯小姐尽量表现出很自然的样子走到椅子那边，一时并没有答话。
“我是来买家具的，”年轻男子说，“我想看看这些椅子。”
“当然可以，”克莱伦斯小姐说，“每件东西上面都标了价钱。”
“我叫哈瑞斯。我刚刚搬到这里，想要添一些家具。”
“这年头要找合适的东西真不容易。”
“这已经是我看过的第十个地方了。我想要一个档案柜和一张大的皮椅。”
“这恐怕……”克莱伦斯小姐朝着室内比了个手势。
“我知道，”哈瑞斯说，“这年头，谁要是有这种东西，任何人都不肯放手的。我写作。”他加了一句。
“真的？”
“呃，应该说，我很想写作，”哈瑞斯说。他有一张讨喜的圆脸，说话的时候笑得很开朗。“准备找份工作，晚上写写东西。”他说。
“我相信你不会有问题的。”克莱伦斯小姐说。
“这里有人是画家吗？”
“劳勃兹先生。”克莱伦斯小姐说。
“幸运儿，”哈瑞斯说。他走到窗口，“画画多半比写作来得方便。这地方比我那里好多了，”他看着窗口，话锋一转，“我那里墙上只有个小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