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伦斯小姐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他回转身好奇地看着她。“你也是画家？”
“不是，”克莱伦斯小姐说。她吸一口气，“是舞者。”她说。
他又露出讨喜的笑容，“我早就该想到了，”他说，“在我进来的时候。”
克莱伦斯小姐谦虚地笑一笑。
“太美妙了。”他说。
“很不容易。”克莱伦斯小姐说。
“那是当然。到目前都很顺利吗？”
“不见得。”克莱伦斯小姐说。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他说。他四处转了转，打开浴室的门；他往里探的时候，克莱伦斯小姐退缩了一下。他关上门没有说话，再推开厨房的门。
克莱伦斯小姐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跟他一起看着厨房。“我不大煮东西。”她说。
“不怪你，有那么多餐馆。”他再关上门，克莱伦斯小姐回到座椅上。“不过早餐我不会在外面吃，没有这个习惯。”他说。
“你自己做早餐吗？”
“我尽量，”他说，“我是史上最差的厨子，不过总好过外食。我最需要的是一个老婆。”他又笑了，开始往门口走。“对这些家具我感到抱歉了。”他说。
“我本来希望找到一两样合适的。”
“没关系。”
“你们都不爱做家务？”
“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出清，”克莱伦斯小姐说。她迟疑着，“阿瑟要去巴黎了。”她最后说。
“但愿我也能。”他叹息，“好吧，祝两位好运。”
“你也一样。”克莱伦斯小姐说着，慢慢地关上了门。她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再看了看手表。三点二十五分。
急匆匆地，她找出南西·劳勃兹留给她的字条，从一只盒子里拿了支铅笔，在字条背后写着：“亲爱的劳勃兹太太——我一直等到三点半。我觉得这里的家具对我都不大合适。希妲·克莱伦斯。”握着笔，她想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你先生来电话，请你回话。”
她收拾起包包，以及《巴马的修道院》和《村民》，关上了房门。门上的图钉还在，她把它撬起来，再把她写的字条钉上去。她转身下楼，走回自己原来的公寓。她的肩膀好痛。
我与R.H.梅西 [6]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孤立我。他们把我在这里唯一讲过两句话的人隔离开来，那是我走到大厅时，主动跟我说话的一个女孩：“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害怕？”我说：“是的。”她说：“我在女用内衣部，你在哪个部门？”我想了一会儿说：“玻璃纤维。”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答案。她说：“喔。好，待会儿这里见。”她走开了，被隔开了，我从此再没见过她。
之后他们不断叫我的名字，我不断朝着他们叫我的地点赶过去，到了那里他们就说（“他们”这次全部换成了穿着套装、剪了短发的年轻美女）：“来，跟库柏小姐一起走吧，她会告诉你该怎么做。”那天所有我遇到的女人都叫作库柏小姐。库柏小姐就对我说：“你在哪个部门？”这时我已经知道应该说：“书籍。”她就说：“喔，好，那你是属于这里的库柏小姐。”接着她就叫：“库柏小姐！”于是另外一个年轻美女过来了，前一个美女就说：“13—3138跟你一起。”这个库柏小姐就说：“她在哪个部门？”那个库柏小姐就说：“书籍。”我就离开，再度被隔开。
他们要我上课。最后把我隔在一间教室里，就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坐着（我被隔离到这种程度），过了好一会又进来了几个女孩，全部穿着套装（我穿的是红色丝绒小礼服），大家坐下来，他们开始授课。他们给我们每人一本梅西在上面题了字的大书，里面都是便笺形式，上面写着（从左到右）“本公司、供参考用、客资编号或客户编号、销售账目编号、发票编号、承办人编号、部门、日期M”。并在M后面画了一道长长的线，供填写先生或太太和姓名，然后再开始“编号、项目、类别、价格、总计”，最底下写着“正本”，然后又再开始“公司、供参考用”，以及“在此贴黄色礼品标签”。我非常仔细地全部看完。不久一位库柏小姐来了，她先跟我们说了一些在梅西工作的好处，再谈到销售账册，那有点像复制的街道地图一类的东西。我用心听了一会，库柏小姐要大家写在小纸片上，我全部是抄邻座那个女孩的。这是工作训练。
最后有人说我们要去一楼，大家就从十六楼下到一楼。我们六人一组，亦步亦趋地跟着库柏小姐，每个人身上都戴了写着“书籍资料”的小牌子。我始终不明白那代表什么意思。库柏小姐说我负责的是特别折价柜台，她给我看一本小书，书名叫作《爱表演的海豹》，似乎是要我销售这本书。我把书看到快一半的时候她回来找我，她说我必须待在我所属的单位。
我对打卡钟非常感兴趣，耗了半小时站在那里打着不同的卡片，很开心，有人进来说我戴着帽子不可以打卡 [7] 。所以我必须离开，我诚惶诚恐地对打卡钟和它的发言人鞠了个躬，就去查我的置物柜号码，是1773，我的卡钟号码是712，我的保险箱号码是1336，我的现金支付号码是253，我的收款机代号是k，我的收款机钥匙号码是872，还有我的部门号码是13。我把所有的号码都记下来。这是我的第一天。
我的第二天情况比较好。我正式待在一楼。我站在柜台的一个角落，一手扒着《爱表演的海豹》，等候着顾客。柜台领班叫作13—2246，她对我非常好。她放我出去吃了三次午餐，因为她把我的13—6454和13—3141搞混了。午餐后有个顾客上门，她走过来拿起其中一本《爱表演的海豹》，说：“这本多少钱？”我张开嘴，顾客说：“我有折价券，我要把这本书送给我在俄亥俄州的姑妈。折价券的一部分拿来抵这本书的折扣，三毛二，其余的当然算在我的账户。就是这个定价吗？”她一大堆话里只有这一句我记得最清楚。我带着自信的微笑，说：“当然。请你稍候一会儿好吗？”我从柜台底下的抽屉里找出一小张纸：纸上印着大大的字体“一式三份”。我记录下顾客的姓名和住址，她姑妈的姓名和住址，很小心地在印着一式三份的位置写下“一本《爱表演的海豹》”。我再露出笑容，谨慎地说：“一共七毛五分。”她说：“我有折价券啊。”我告诉她在圣诞假期所有的折价券暂时停用，她给我七毛五分，我收下。我在收款机上按了“停售”，把那张一式三份撕掉，因为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过不久又一位顾客上门说：“有一本安妮·罗瑟福·葛威恩的《他如迅雷般地来》，在哪里？”我说：“在医药类，就在对面，”可是13—2246过来说：“那应该是哲学，是不是？”顾客说是，13—2246又说：“就在这条走道，辞典类。”顾客走开了，我对13—2246说她跟我一样，猜得很不错，她瞪着我说，哲学、社会科学和罗素都归在辞典类。
到目前为止我去了两天，第三天就没去了，因为那晚我下班的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袜子被勾破了，门房说我只要去找我那个部门的领班，梅西公司就会给我一双新的袜子。我回公司，找了库柏小姐，她说：“上七楼理赔部，把这个交给他。”她递给我一小张粉色的便条纸，纸头最下方印着“本公司、供参考用、顾客资料、编号或顾客编号、承办人、编号、日期M。”在M后面，她没写名字，而是13—3138。我接过这张粉色的便条纸，随手就扔了。然后我找到四楼，花六毛五给自己买了一双袜子，接着下楼，从顾客出入的门口走出去。
我给梅西公司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我把我所有的号码加在一起，再除以11,700，这个数字是梅西公司所有员工的数目。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念我。
注解：
[1] 拉丁文，这是《高卢战记》中的恺撒说的一句话，英译：The whole of Gaul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2] The Daemon Lover，又称James Harris或The House Carpenter，苏格兰童谣。描述突然消失的男子（即魔鬼）在很久以后回来引诱前女友抛夫弃子随他而去的故事。
[3] Trial by combat或称trial by battle，judicial duel.日耳曼律法规定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以比武决斗的方式解决纷争。
[4] 法国经典小说，作家司汤达1839年的作品。
[5] Martha Graham，1894—1991，美国著名舞蹈家。
[6] Rowland Hussey Macy，1822—1877，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
[7] 戴着帽子代表还在上班，因此她才被告知不可以打卡。
第二部
巫婆
车厢几乎是空的，小男孩独占了一个大位子，他的母亲坐在通道对面的座位上，跟小男孩的妹妹坐一起，小女孩一手拿着一片吐司，一手拿着一只铃鼓。
她箍着布带，很牢靠地固定在座位上，所以能够直直的坐着看东看西，只要她稍微有些歪斜，那条布带就会先托住她，等母亲转过身来再把她竖直。小男孩望着窗外，吃着饼干，母亲安静地看书，头也不抬地轻声回答着小男孩的各种问题。
“我们在河上，”小男孩说，“这是一条河，我们在这条河上面。”
“很好。”他的母亲说。
“我们在过河的桥上。”小男孩对着自己说。
车厢里还有几个人坐在车子的另一头；只要有谁偶尔走过通道，小男孩就会转过头来说：“嗨。”陌生客通常也会回一句：“嗨。”有时候还会问小男孩喜不喜欢坐火车，甚至会说他是个好小子。这些“评语”令小男孩很不耐烦，他会生气地转过头去看窗外。
“有一只牛，”他会说，或者还会叹一口气，“我们还要坐多久啊？”
“就快到了。”他母亲每次都说相同的话。
小女孩一直乖乖地在玩手里的铃鼓，吃着母亲帮她不断换新的吐司，有一回，她的身体歪得实在太偏了，撞到了头。她开始大哭，母亲的位子上掀起了一阵骚动。小男孩滑下座位，跑过通道，赶来拍着妹妹的脚，哄她不要哭，最后小女孩笑了，又吃起了吐司，小男孩从母亲手里拿了一支棒棒糖，走回他的窗口。
“我看见一个巫婆，”过了一会儿他对母亲说。“外面有一个又大又老又丑又坏又老的老巫婆。”
“很好。”他母亲说。
“一个好大好丑的老巫婆，我叫她走开，她走开了，”小男孩继续，以一种说故事的口吻沉着地自言自语着，“她走过来说：‘我要吃掉你。’我说：‘不行，你不可以。’我就把她赶跑了，那个又大又老的坏巫婆。”
车厢的门打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来，男孩住了嘴，抬头看。他是一个老人，白头发底下是一张和气的脸；他的蓝色西装因为长途搭车的关系有些微不整。他拿着一支雪茄，小男孩说：“嗨。”老人用雪茄对他指一下，说：“哈啰，孩子。”他就停在小男孩身旁的一个座位，靠着椅背，低下头看着伸长脖子往上看的小男孩。“你在看什么？”老人说。
“巫婆们，”小男孩飞快地说，“又老又坏的巫婆们。”
“喔，”老人说，“很多吗？”
“我爸爸抽雪茄。”小男孩说。
“男人都抽雪茄，”老人说，“将来你也会抽雪茄。”
“我已经是个男人了。”小男孩说。
“你几岁？”老人问。
一听到这个世纪大难题，小男孩猜疑地对着老人看了足足有一分钟，说：“二十六岁。八百四十八岁。”
他母亲从书本上抬起头，“四岁。”她疼爱地对小男孩笑着说。
“真的吗？”老人很恭敬地对小男孩说，“二十六岁。”他向通道对面的母亲点一点头，“那是你妈妈吗？”
小男孩趴过来看了看说：“对，她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小男孩又露出猜疑的眼神，“耶稣先生。”他说。
“强尼。”小男孩的母亲说。她锁着眉头瞪了小男孩一眼。
“那边那个是我的妹妹，”小男孩对老人说，“她十二岁半。”
“你爱你的妹妹吗？”老人问。小男孩看着他，老人转过来坐到小男孩身边。
“这样吧，”老人说，“我来跟你说我的妹妹好吗？”
老人坐到小男孩身边的时候，那母亲有些在意地看了看，再低下头安详地继续看她的书。
“跟我说你的妹妹吧？”小男孩说，“她是不是巫婆？”
“也许。”老人说。
小男孩兴奋得哈哈大笑，老人往后一靠，抽了一口雪茄。“从前，”他开始了，“我有个妹妹，就像你的妹妹一样。”小男孩抬着头，老人说一句，他就点一下头。“我的妹妹，”老人继续，“非常漂亮，人又非常好，我爱她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所以你想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小男孩头点得更起劲了，那母亲也抬起了眼，微笑倾听。
“我给她买了一只摇摇木马、一个洋娃娃和一大堆的棒棒糖，”老人说，“然后我抓住她，我把两只手绕在她脖子上，我掐她，掐她，一直掐到她死掉为止。”
小男孩惊喘，那母亲转过身，笑容没了。她张开了嘴，又闭紧。老人继续往下说：“然后我割下她的头，我抓着她的头——”
“你有没有把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小男孩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我割下她的头、她的手、她的脚、她的头发、她的鼻子，”老人说，“我再拿棍子打她，我杀死了她。”
“停一下。”那母亲说，可是就在这时候小女孩歪倒了，等到母亲把她扶好，老人又继续往下说了。
“我抓着她的头，把她的头发全部拔掉——”
“你的妹妹？”小男孩突然冒出一句。
“我的妹妹，”老人笃定地说，“我把她的头丢进一只大熊的笼子里，大熊就把它吃光了。”
“把她的头全部吃光了？”小男孩问。
那母亲放下书本，穿过通道。她站在老人的身边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老人彬彬有礼地抬头望，她说：“滚出去。”
“我吓到你了吗？”老人说。他低头看着小男孩，用手肘轻轻撞了撞他，他和小男孩一起哈哈大笑。
“这个人把他的妹妹切碎了。”小男孩对他的母亲说。
“我马上就去叫列车长过来。”那母亲对老人说。
“列车长会吃掉我的妈咪，”小男孩说，“我们要砍掉她的头。”
“还有小妹妹的头，”老人说。他站起来，那母亲退开让他离开座位。“不准再回这节车厢。”她说。
“我妈咪会吃掉你。”小男孩对老人说。
老人大笑，小男孩大笑，老人对那母亲说了声“对不起”，就从她面前走出了车厢。车厢门一关上，小男孩说：“我们还要在这个破火车上待多久啊？”
“不会太久，”那母亲说。她站在那里看着小男孩，想要说什么，最后说：“你乖乖地坐着，做个听话的好孩子，就可以再吃一支棒棒糖。”
小男孩猴急的爬下来，跟着母亲来到她的座位。她从皮夹的一个小包裹里拿出一支棒棒糖递给他。“你要说什么？”她问。
“谢谢，”小男孩说，“刚才那个人真的把他妹妹切碎了吗？”
“他只是说着玩的，”那母亲说，说完又强调一次，“只是说着玩的。”
“大概吧，”小男孩说。他拿着棒棒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再度望着窗外。
“大概他就是一个巫婆。”
叛
早上八点二十分。双胞胎划动着他们的麦片粥，沃尔普太太一只眼睛盯着钟，一只眼睛瞄着厨房窗口，过几分钟校车就要来了，她在生闷气，为了这个要上学的早上起晚了，全身不对劲，想催促两个孩子又懒得开口。
“你们得走了，”她有预感地说了不下三次，“校车不等人的。”
“我很快，”裘蒂说。她得意地看着那满满一杯的牛奶，“我比杰克快，我快喝完了。”
杰克把他的杯子推过去，两个人仔细地比对。“不对，”他说，“你看你的比我的还多。”
“没有关系，”沃尔普太太说，“没有关系。杰克，快吃你的麦片。”
“她那碗麦片比我少，”杰克说，“她是不是比我少，妈妈？”
七点钟的闹钟该响没响。沃尔普太太听见楼上冲澡的声音，立刻惊觉。今天早上连咖啡也比平常煮得慢，水煮蛋又太软。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果汁，却连喝的时间都没有。总有一个人——不是裘蒂就是杰克或者沃尔普先生——一定会迟到。
“裘蒂，”沃尔普太太机械化地说，“杰克。”
裘蒂的辫子还没编好。杰克没拿手帕。沃尔普先生肯定在发脾气。
红黄两色的校车占上了厨房窗外的马路，裘蒂和杰克冲出门，麦片粥没吃完，书本大概也忘了带。沃尔普太太跟着他们冲出厨房门，一路大喊着：“杰克，你的牛奶钱。中午快回家。”她看着他们上了校车，再回头收拾桌上的碗盘，清出一个位子给沃尔普先生。她自己晚一些再吃，大约九点以后才会有空档。这表示洗衣服的事就得顺延，万一下午下雨——看起来一定会——那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丈夫走进厨房，沃尔普太太打起精神，说：“早啊，亲爱的。”他眼也不抬地说：“早。”沃尔普太太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劈头第一句会是“你难道不觉得别人也有情绪——”，结果，她只是很有耐心地把早餐放在他面前。盘子里盛着半熟的水煮蛋和吐司，杯子里放着咖啡。沃尔普先生专心一意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报纸，沃尔普太太现在也有话要说，她最想说的另外一句话是“我看你根本没注意到我还没时间吃——”，结果，她只是极其温柔地把餐盘轻轻放下。
一切都进行得流畅顺利，只是比平常晚了半个钟头。电话响了。沃尔普家的电话是共享线路，通常沃尔普太太都让电话响过两次，确定是他们家的号码之后才去接。今天早上，九点不到，沃尔普先生还没吃完早餐，电话铃声就成了无法忍受的侵犯，沃尔普太太心不甘情不愿地赶去接听。“哈啰。”她没好气地说。
“沃尔普太太，”那声音说。沃尔普太太说：“是？”那声音——是个女的——说：“很抱歉打扰你，我是——”对方给了一个不认得的名字。“是？”沃尔普太太又说一次。她听见沃尔普先生从炉子上拿起咖啡壶给自己倒了第二杯。
“你有没有一只狗？黑棕色的猎狗？”那声音继续着。一提到狗这个字，沃尔普太太在回答“是”的那一刹那，马上想到在乡下养一只狗的各种考量（花费六块钱做结扎，深夜里没道理的狂吠，像个守护神似的睡在两个孩子双层床旁边的地毯上，狗是不可或缺的，狗在一个家里就跟炉灶、前门廊，或者订报纸一样的重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只狗本身，在邻里之间，“淑女沃尔普”的地位简直跟杰克·沃尔普、裘蒂·沃尔普不相上下；乖巧、能干、包容力超强），现在，她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在这么早的时间，来了这么一个听起来跟她自己一样心烦气躁的声音。
“是，”沃尔普太太简单地说，“我有一只狗。怎么了？”
“黑棕色的大猎狗？”
这是淑女最漂亮的标志，她那张古怪有趣的脸。“是，”沃尔普太太说，她的声音有些许的不耐烦，“是，那就是我的狗。怎么了？”
“它把我的几只鸡咬死了。”现在那声音听起来似乎很得意，这下沃尔普太太吃瘪了。
沃尔普太太安静了好几秒，那声音说：“哈啰？”
“这简直荒谬。”沃尔普太太说。
“今天早上，”那声音愈发带劲，“你的狗追我们家的鸡。早上八点左右我们听见鸡在叫，我先生出去看怎么回事，发现两只鸡死了，他看见一只黑棕色的大猎狗跟那些小鸡在一起，他拿手杖把狗赶跑了，接着就发现又死了两只小鸡。他说，”那声音丝毫不带感情地继续着，“好在他没有带猎枪出去，否则你就没有狗了。那场面真是触目惊心啊，”那声音说，“鲜血鸡毛到处都是。”
“你凭什么认为是我的狗？”沃尔普太太虚弱地说。
“乔·怀特——他是你的邻居——刚好经过，看见我先生在追那只狗。他说那是你们家的狗。”
老怀特确实住在沃尔普家的隔壁。沃尔普太太对他一直很客气，每次走过，只要看见他在前门廊，她都会嘘寒问暖地问候他，而且也很关心他在阿尔巴尼的几个孙子。
“我明白了，”沃尔普太太口气转变了，“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肯定。只是我不能相信会是我们家的淑女，它那么温柔。”
那个声音，回应沃尔普太太的改变，也变得软和了。“真的很遗憾，”那女的说，“发生这种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不过……”她刻意拖长了尾音。
“那些损失我们一定会负责的。”沃尔普太太立刻说。
“不不，”那女的急着说，几乎是抱歉的口气，“别提那个。”
“可是当然——”沃尔普太太困惑了。
“那只狗，”那声音说，“你必须处置一下那只狗。”
一阵突如其来的惊恐抓牢了沃尔普太太。她这个早上真是糟糕透了，到现在她还没喝咖啡，又碰上这样一个从未遇上过的恶劣情况，现在那声音、那口气、那腔调，令沃尔普太太最害怕的是“处置”两个字。
“怎么说？”沃尔普太太终于说，“我的意思是，你要我怎么做？”
电话线那头短暂的沉默，接着，那声音爽快地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沃尔普太太。我常听人家说一只喜欢咬死鸡仔的狗根本没办法阻止的。我说了，用不着提什么损失。事实上，被狗咬死的那几只鸡，现在已经拔了毛搁在炉子上了。”
沃尔普太太的喉咙一紧，她闭了一会儿眼，那声音却顽强地继续着。“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做什么，只要你们管好那只狗就行了。你一定明白，我们总不能有这么一只老爱咬死鸡仔的狗吧？”
发现对方正在等着她回话，沃尔普太太说：“当然。”
“所以……”那声音说。
沃尔普太太隔着电话往上看，沃尔普先生经过她走向门口。他朝她简单的挥个手，她朝他点了点头。他迟到了。她本来想叫他到图书馆弯一下，现在她得等一会再给他拨电话。沃尔普太太斩钉截铁地对着话筒说：“首先，当然，我必须确定那是我的狗。如果是我的狗，我保证你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麻烦。”
“是你的狗没错。”那声音十分决绝。如果沃尔普太太想打架，那声音似乎就在暗示，她可是选对了人。
“再见。”沃尔普太太说，她知道用生气作为结束是错的，她知道她应该继续耗下去，用一种抱歉的口吻延长对话的时间，为了这只狗的性命尽力跟这个只知道关心那几只死鸡的蠢女人恳求，周旋。
沃尔普太太放下电话，走进厨房。她给自己倒一杯咖啡，做一份吐司。
天塌下来也得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再说，沃尔普太太坚决地告诉自己。她在吐司上抹了超多的奶油，试着放松，靠着椅背，垮下肩膀。现在是上午九点半，她想，这种感觉应该属于夜里十一点才对。外面的太阳似乎也不像平常那么开心，沃尔普太太突然决定把衣物留到明天再洗。他们在乡下住的时间不够长，沃尔普太太还没有所谓星期二洗衣服是不得了的耻辱这种想法。他们还是城里人，永永远远的城里人，城里人会养一只咬死小鸡的狗，城里人会在星期二洗衣服，城里人没办法像乡下人对于有限的土地、食物甚至天气那样认命。眼前这个情况，就像其他所有的那些情况——处理垃圾，装置门窗防水条，烘焙天使蛋糕——沃尔普太太还是非得去向人讨教不可。在乡下，叫一个男人为你做事简直难如登天，沃尔普先生和沃尔普太太早就养成向街坊邻居“取经”的习惯，在城市里，这些消息都来自大楼管理员、门房，或是送瓦斯的小弟。沃尔普太太的眼光落到水槽底下淑女的水碟子上，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她站起来，穿上夹克，包起头巾，走向隔壁。
她隔壁的邻居纳许太太正在炸甜甜圈，开着门，她朝站在门口的沃尔普太太挥挥叉子招呼：“进来吧，我离不开炉子。”沃尔普太太一踏进纳许太太的厨房，就痛苦地想起了厨房水槽里那一堆肮脏的碗盘。纳许太太穿着一件干净到惊人的家居服，厨房里干干净净。纳许太太真有本事，连炸甜甜圈都不会把厨房弄得一团乱。
“这些男人吃午餐的时候就喜欢配上现炸的甜甜圈，”纳许太太只点个头，毫不客套地说着。“我每次都想事先多炸一点，可就是做不到。”
“我真希望我也会做甜甜圈。”沃尔普太太说。纳许太太大方地把叉子往桌上那堆还热乎乎的甜甜圈一挥，沃尔普太太随手拿起一个，心想着：这下又要消化不良了。
“我炸完这些刚好赶上他们吃午餐，”纳许太太说。她测了测锅里的甜甜圈，确定可以稍微分一下心，于是自己拿起一个，就着炉子边上吃起来。“你怎么了？”她问。“今天早上气色好像不大好。”
“老实说，”沃尔普太太说，“是我们家的狗。有人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它咬死了几只鸡。”
纳许太太点点头。“是啊，”她说，“我知道。”
到这时候也该知道了，沃尔普太太心想。
“你要知道，”纳许太太又转向锅子里的甜甜圈，“人家说狗咬死鸡的事情最没辙了。我哥哥养的狗有一次咬死了羊，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总之一点办法也没有。它们只要尝过一次血的味道就没办法了。”纳许太太从炸锅里盛起一个金黄可口的甜甜圈，放在一张褐色的纸上吸油。“其实，它们这么做，不是真的会去吃，只是喜欢咬。”
“那我该怎么办？”沃尔普太太问，“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你可以试试，当然，”纳许太太说，“最要紧的就是先把它绑起来。拿一条结实的链条把它绑住。这样至少短时间里它没办法再去追杀那些小鸡了，也让你省点事。”
沃尔普太太勉强地站了起来，重新围上头巾。“我看我就先去店里买条狗链吧。”她说。
“你要去市区？”
“我得赶在孩子们回来吃午饭之前去采买一些东西。”
“千万别买店里的甜甜圈，”纳许太太说，“待会儿我给你做一盘。你快去替那只狗买条结实的狗链要紧。”
“谢谢你。”沃尔普太太说。灿烂的阳光照着纳许太太的厨房门口，摆着一盘盘甜甜圈的餐桌，香气袭人的油炸味，这一切都象征着纳许太太的安全感，对生活的自信，在她的生活中绝对没有狗咬死鸡的麻烦，绝对没有对城市的恐惧，那一份笃定到极致的安定和满足，让她能有余力去关照沃尔普的家人，愿意给他们甜甜圈，也不在意沃尔普太太家脏兮兮的厨房。“谢谢你。”沃尔普太太不知所云的再说一次。
“你替我跟汤姆·柯奇说一声，待会儿我会过去买一份烤猪肉，”纳许太太说，“叫他帮我留”
“好的。”沃尔普太太在门口犹豫着，纳许太太向她挥了挥叉子。
“待会儿见。”纳许太太说。
老怀特坐在前门廊晒太阳。看见了沃尔普太太开心地咧着嘴，对着她大声嚷嚷：“这下你不会再养狗啦。”
我还是对他好一点吧，沃尔普太太心想，以乡下人的标准来说，他不是叛徒也不是坏人，任何人都会告发一只会咬死鸡的狗。可是他没必要这么开心啊，她想。她尽量和颜悦色地说：“早，怀特先生。”
“要开枪毙了它吗？”怀特先生问，“你先生有枪吗？”
“我正为这件事烦着。”沃尔普太太说。她站在门廊前面的人行道上，努力不让恨意浮现在脸上，她抬头看着怀特先生。
“有这么一只狗真是糟糕。”怀特先生说。
还好他没怪到我身上，沃尔普太太心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怀特先生想了想。“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治好这种杀鸡狗，”他说，“你绑一只死鸡在狗脖子上，它想甩也甩不掉，明白吗？”
“绑在它脖子上？”沃尔普太太问。怀特先生点点头，咧着无牙的嘴笑。
“哪，一开始它发现没法子把脖子上的东西甩掉，它会试着跟它玩，玩到烦了，哪，它就会试着去搓它，搓不掉，它就试着去咬它，咬不掉，它发现连咬也咬不掉的时候，它就以为永远都没办法摆脱了，哪，它就会害怕了。到那时候，不管你带它到哪里，它都会夹着尾巴，脖子上挂着那玩意，情况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沃尔普太太一只手支着门廊的栏杆，稳住自己。“那然后怎么办？”
“这，”怀特先生说，“我听人家说，渐渐的，那只鸡变得越来越熟，越来越烂，那狗看得见，触得着，闻得到，呐，它愈是看得见，闻得到，它就愈讨厌那只鸡。它怎样都甩不掉，明白吧？”
“可是那狗，”沃尔普太太说，“淑女，我指的是。我们要把那只鸡在它脖子上挂多久呢？”
“这，”怀特先生十分带劲地说，“我看你最好让它一直挂着，挂到它烂透了，自动脱落为止。明白吧，那个头……”
“我明白，”沃尔普太太说，“这个法子有用吗？”
“很难说，”怀特先生说，“我自己从来没试过。”他的口气就是他从来没有养过一只会咬死鸡的狗。
沃尔普太太仓促地离开了他。她心中挥不去的是，要不是怀特先生，淑女就不会被人家认定是一只会咬死鸡的狗。她甚至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怀特先生恶意栽赃淑女，因为他们是城里人，接着又想到，不会不会，怎么可能有人冲着一只狗来作伪证。
她走进杂货店，店里几乎没人了。五金柜台边有个男的，另外一个男的靠着肉摊在跟老板柯奇先生说话。柯奇先生一瞧见沃尔普太太进来，立刻大声招呼，“早啊，沃尔普太太。今天天气好。”
“是啊，真好，”沃尔普太太说。老板说：“那只狗真倒霉。”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沃尔普太太说。跟老板说话的那个男人自然而然地看她一眼，又转向老板。
“今天早上连着咬死了哈瑞家的三只鸡。”老板对那人说。那人严肃地点点头说：“听说了。”
沃尔普太太走向肉摊说：“纳许太太说请你替她留一份烤猪肉。她待会儿就来拿。”
“出这种事，”跟老板站在一起的那人说，“该做个了断。”
“对。”老板说。
那人看着沃尔普太太说：“恐怕得把它射杀了吧？”
“希望不要，”沃尔普太太认真地说，“我们全家都好喜欢这只狗。”
那人和老板互相对看了一分钟，老板相当理性地说：“让一只会咬死鸡的狗到处趴趴走 [1] 是不行的，沃尔普太太。”
“你要明白，”那人说，“到时候人家把一堆火药塞进它肚子里，它一样回不来啊。”他和老板同时爆笑。
“没有其他办法治得了这只狗吗？”沃尔普太太问。
“当然有，”那人说，“一枪毙命。”
“在它脖子上绑只死鸡，”老板建议，“或许有用。”
“听说有人试过。”另外那人说。
“有用吗？”沃尔普太太急切地问。
那人慢慢地，很坚决地摇了摇头。
“你知道吧，”老板说。他把手肘支在肉摊上，像一个标准的演说家。“你知道吧，”他再说一遍，“我父亲养过一只狗，有一阵子老是喜欢吃鸡蛋。总是溜进鸡舍，把鸡蛋咬破，舔得一干二净。那些蛋起码被它吃掉一半以上。”
“太不道德了，”另外那人说，“狗吃鸡蛋。”
“不道德，”老板肯定地说。沃尔普太太发觉自己也在点头。“最后，我父亲忍无可忍。他的鸡蛋被吃了一大半。”老板说。“有一天他拿了一枚鸡蛋，把它放在炉子背后，放了两三天，那枚蛋整个熟透了，又熟又烫，那蛋的味道难闻透了。然后——我当时在场，才十二三岁的一个孩子——那天他叫狗过来，那狗飞奔过来。我抓着狗，我老爸掰开那狗的嘴巴，把蛋放进去，那颗又红又烫、臭气冲天的鸡蛋，然后他立刻把那狗的嘴合拢起来，那狗根本没法吐出来，只好把蛋吞了下去。”老板哈哈一笑摇了摇头，像是在怀旧。
“那狗肯定不敢再吃鸡蛋了。”那人说。
“连碰都不敢碰了，”老板理所当然地说，“就算把鸡蛋放到那狗面前，它也立刻跑开，就像有魔鬼在后头追它似的。”
“可是它对你们的感觉呢？”沃尔普太太问，“以后它还会不会靠近你们？”
老板和那人同时看着她。“你的意思是？”老板说。
“它以后还喜不喜欢你们？”
“呃，”老板想了想，“不了，”他终于说，“老实说确实不会了。不再像原来的狗了。”
“有个办法你可以试试，”另外那人突然对沃尔普太太说：“你要是真想治好那狗，有个办法你可以试试。”
“什么办法？”沃尔普太太说。
“你得带着那狗，”那人凑近了，比着手势说，“带它进一只里面有母鸡护着小鸡的笼子里。经过她的一番修理，往后它就再也不敢追杀任何一只鸡了。”
老板开始大笑，沃尔普太太困惑地看看老板，再看看另外那人，那人没有一丝笑容地看着她，他那双眼睛又大又黄，像猫眼。
“会发生什么事呢？”她疑惑地问。
“把它两只眼睛挖掉，”老板简单明了地说，“从此以后它再也看不见鸡了。”
沃尔普太太只觉得一阵晕眩。她侧过头笑了笑，为了不失态，她迅速离开肉摊走向店铺的另一头。老板跟肉摊后面的那个男人继续聊着，过一会儿沃尔普太太走出店外，吸到了空气。她决定赶快回家躺下，一直躺到吃午饭的时候，采买的事晚一点再说吧。
回到家她发现她没办法躺下，她得先把餐桌清理干净，把碗盘洗好，等她忙完这些事，也差不多就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她站在食物架边上思忖着时，一个黑影穿过阳光到了门口，她知道淑女回来了。一时间她定定地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淑女。大狗静静地、无害地走进来，仿佛它只是和几个朋友在草地上打滚嬉闹了一个早上，但是它四条腿上都有着斑斑的血渍，它起劲地喝着水。沃尔普太太第一个冲动是骂它，抓住它狠狠地打它，为它做出那些蓄意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一只这么漂亮的狗，一只在家里养得那么好的狗；沃尔普太太看着淑女安静地走过去，窝在炉子旁边的老地方，她无可奈何地转过身，从食物架上拿下一些罐头放到餐桌上。
淑女安静地待在炉子旁边，一直待到两个孩子叽叽喳喳地回家来吃午饭，它跳起来冲上前去迎接，就好像他们是外来客，而它是这栋房子的原住民。裘蒂扯着淑女的耳朵，说：“妈，你知道淑女做了什么事吗？”“你是一只坏狗狗，”她对淑女说，“你要被枪毙了。”
沃尔普太太又一阵晕眩，她赶紧把餐盘摆上桌子。“裘蒂·沃尔普。”她说。
“它是坏啊，妈，”裘蒂说，“它是要被枪毙了啊。”
孩子们不懂，沃尔普太太告诉自己，死亡在他们眼里并不真实。要理智，她告诉自己。“坐下来吃饭，你们。”她平静地说。
“可是，妈，”裘蒂说，杰克也跟着说：“是真的，妈。”
孩子们闹哄哄地坐下来，打开餐巾，看也不看地叉着饭菜，只顾着说话。
“你知道薛佛先生怎么说的吗，妈？”杰克塞了满嘴的食物问。
“你听啊，”裘蒂说，“我们来告诉你他说了什么。”
薛佛先生住在沃尔普家附近，很亲切的一个人，经常会给孩子们一些零钱，还会带男孩子们去钓鱼。“他说淑女要被枪毙了。”杰克说。
“还有铁刺。”裘蒂说。
“对，铁刺。”杰克说，“你听啊，妈咪。他说你应该给淑女买一条项圈……”
“一条非常坚固结实的项圈。”裘蒂说。
“你再买很多很粗的大铁钉，像铁刺一样，你要把这些钉子钉在项圈上。”
“钉一圈，”裘蒂说，“让我来说啦，杰克。你把这些钉子全部钉上去，就变成项圈上面的铁刺了。”
“可是项圈会松动，”杰克说，“这里让我来说。它会松动，你就把项圈围在淑女的脖子上……”
“然后——”裘蒂用一只手按住自己的喉咙，装出被勒住的声音。
“还没完，”杰克说，“还没完啦，笨。首先你要准备一根很长很长很长的绳子。”
“一根超级长的绳子。”裘蒂强调。
“你把绳子绑紧在项圈上，再把项圈围在淑女的脖子上，”杰克说。淑女就坐在他身旁，他凑近它，说：“我们就要把这个钉了超级尖刺的项圈围上你的脖子啰。”他亲了亲它的脑门，淑女深情地看着他。
“然后我们把它带去小鸡那边，”裘蒂说，“给它看那些鸡，我们把手放松。”
“让它去追那些鸡，”杰克说，“然后，然后，等它一靠近那些鸡，我们就用力地拽住那根绳子——”
“然后——”裘蒂又再装出被勒住的声音。
“那一圈尖刺就把它的头割掉了。”杰克戏剧化地作了结尾。
他们俩开始大笑，淑女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喘着大气，就好像也在大笑。
沃尔普太太看着他们，看着她的两个孩子，看着他们那双残酷的小手，看着他们晒得红通通的笑脸，这只腿上还沾有血印的狗跟他们一起开怀大笑着。她走到厨房门口，望着阴凉的绿色山丘，望着摇曳在午后微风中的苹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