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詹姆士打个招呼啊。”泰勒太太说。
“你也跟凯洛打个招呼啊。”哈瑞斯太太说。
凯洛固执地闭紧嘴巴，小男孩缩到他母亲身后。两个大人哈哈大笑。“这两个孩子！”一个说。另外一个又说：“就是这样！”
泰勒太太指着搬家公司的卡车和那两名忙进忙出搬运桌椅床铺灯具的工人，说：“天哪，太累人了吧？”
哈瑞斯太太叹了口气：“我都快抓狂了。”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泰勒太太问。她笑笑地看着詹姆士，“詹姆士愿不愿意下午来我们家玩啊？”
“那真是太好了。”哈瑞斯太太完全赞同。她扭过头看着躲在她后面的詹姆士。“你愿不愿意今天下午去跟凯洛一起玩啊，宝贝？”詹姆士不出声地摇了摇头，泰勒太太兴致勃勃地对他说：“凯洛的两个姐姐，今天下午很可能，我是说很可能喔，会带她去看电影，詹姆士。你一定也想去吧，对不对？”
“我看这不好，”哈瑞斯太太一口回绝，“詹姆士不看电影的。”
“啊，那，当然，”泰勒太太说，“很多妈妈们都不准的，当然，不过有两个大姐姐陪着……”
“不是这样的，”哈瑞斯太太说，“我们不看电影，全家都不看。”
泰勒太太立刻把“全家”两个字解读为其中想必还有一位哈瑞斯先生，一时间她回不过神来，愣愣地说：“不看电影？”
“哈瑞斯先生，”哈瑞斯太太认真地说，“觉得电影是妨碍智商的东西。我们不看电影。”
“当然，”泰勒太太说，“啊，我相信今天下午凯洛不出去也没关系。她会很高兴跟詹姆士一起玩的。哈瑞斯先生，”她谨慎地补上一句，“不会反对玩沙盘吧？”
“我要去看电影。”凯洛说。
泰勒太太连忙制止。“不如你跟詹姆士来我们家歇会儿吧？你忙了一上午够累的。”
哈瑞斯太太犹豫着，不放心地看着两名搬运工。“谢谢你，”她终于说。她进了泰勒家的大门，詹姆士在后面跟着。泰勒太太说：“我们坐在后面花园里，顺便可以顾到那几个搬运的工人。”她推了推凯洛，“带詹姆士去玩沙盘吧，宝贝。”她说。
凯洛不甘愿地牵起詹姆士的手，带他到沙盘的位置。“看见了吗？”她说着又走回围篱，故意踢着上面的木桩。泰勒太太让哈瑞斯太太坐在凉椅上，再替詹姆士找了把挖沙的铲子。
“坐下来真舒服，”哈瑞斯太太说。她吁了口气，“有时候我觉得搬家真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了。”
“你们能住进那栋屋子真的很幸运。”泰勒太太说，哈瑞斯太太点点头。“我们很高兴有个好邻居，”泰勒太太继续说，“能气味相投又住那么近真是太好了。跑过去借两杯糖也方便。”她最后这句话结束得很无厘头。
“你尽管过来啊，”哈瑞斯太太说，“我们以前旧家隔壁住的那些人就很讨人嫌。都是小事情，你知道的，他们就是会把你惹恼。”泰勒太太深表同情地叹息。“比方说，收音机，”哈瑞斯太太继续，“开一整天，声音超大。”
泰勒太太不禁抽了一口气。“要是我们家的收音机开得太大声了，你可要告诉我啊。”
“哈瑞斯先生最受不了收音机了，”哈瑞斯太太说，“我们家没有收音机的，当然。”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没有收音机。”
哈瑞斯太太看着她，不自在地哈哈一笑。“你大概以为我先生是个疯子。”
“当然不会，”泰勒太太说，“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收音机。我的大外甥，他恰恰相反——”
“啊，”哈瑞斯太太说，“还有报纸，也是。”
泰勒太太终于发觉有一些模糊的、紧张的感觉逐渐上身了，这是每当她碰到某种危险的、无法掌控的事情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譬如，她的车子行驶在结冰的街道上，或是在穿上溜冰鞋的时候……哈瑞斯太太一面心不在焉地盯着那几个进进出出的搬运工人，一面说：“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过报纸，不像电影，完全不像，哈瑞斯先生只是觉得报纸是一大堆低级趣味的东西。你真的不需要看什么报纸，你知道吧。”她殷切地望着泰勒太太说。
“我也不大看其他的东西，但是这报——”
“我们过去订了好几年的《新共和杂志》 [1] ，”哈瑞斯太太说，“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当然，在詹姆士出生之前。”
“你先生是哪个行业的？”泰勒太太胆怯地问。
哈瑞斯太太骄傲的扬起头。“他是一位学者，”她说，“他写专题论文。”
泰勒太太正要开口，哈瑞斯太太及时凑过来伸出一只手说：“想要一般人了解一个真正安详宁静的生活真的很难。”
“你先生，”泰勒太太说，“你先生平常做什么消遣？”
“他读剧本，”哈瑞斯太太说。她有些疑虑地望着詹姆士。“都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前的，当然。”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她紧张地朝詹姆士看了一眼，他正在把沙子铲进一只桶里。
“那些人真的非常不厚道，”哈瑞斯太太说，“我跟你说的那些人，那些邻居。不单单是收音机，你知道吧。有三次他们故意把《纽约时报》留在我们台阶上。有一次詹姆士差一点就拿到了。”
“天哪，”泰勒太太说，她站了起来。“凯洛，”她口气强硬地喊着，“别走开。快要吃午饭了。”
“好了，”哈瑞斯太太说，“我也得过去看看那些工人搬得怎么样了。”
泰勒太太感觉自己有些失礼，说：“哈瑞斯先生去哪里了？”
“在他母亲家，”哈瑞斯太太说，“我们每次搬家他总是待在那边。”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感觉上她这一个上午好像都没说过别的话。
“他待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是不开收音机的。”哈瑞斯太太解释。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
哈瑞斯太太伸出手，泰勒太太握着她的手。“我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哈瑞斯太太说，“就像你说的，有个真正的好邻居比什么都好。一直以来我们都没这个好运。”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这时她忽然找回了自己。“或许哪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打桥牌？”看见了哈瑞斯太太的表情，她说：“不要了。反正，哪天晚上大家聚一聚就是了。”她们两个一起大笑。
“真好笑，是吧，”哈瑞斯太太说，“非常感谢你，这一上午打扰了。”
“需要帮忙只管说，”泰勒太太说，“下午要不要让詹姆士过来都随你。”
“说不定我会，”哈瑞斯太太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当然不。”泰勒太太说，“凯洛，亲爱的。”
她一手揽着凯洛，走到前门，站在屋前看着哈瑞斯太太和詹姆士走进他们的房子。他们在门口停下来挥手，泰勒太太和凯洛也向他们挥手。
“我不能去看电影吗？”凯洛说，“拜托啦，妈妈？”
“我陪你一起去，亲爱的。”泰勒太太说。
盐柱 [2]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个曲调不停地在她脑袋里打转。就在她和丈夫在新罕布什尔上了火车以后，他们要去纽约旅行。他们将近一年没去纽约了，但这个曲子却是更久以前的。是早在她十五六岁那时候的，当时她从没见识过纽约，除了在电影里，而对于当时的她来说，这座城市是由一堆阁楼所组成，阁楼里住的全是诺埃尔·考沃德 [3] 型的人物。这样一座用高度、速度、奢华度和欢乐度合成的城市，跟单调无趣的十五岁完全搭不上边，那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美丽，一种只存在于电影里的遥不可及。
“这是哪首曲子？”她对丈夫说着哼唱起来，“应该是哪部老电影里的。”
“我听过，”他说着也哼唱起来，“就是想不起歌名。”
他舒服的往后靠。他把他们的大衣挂好了，行李箱也摆在行李架上了，他的杂志也已经拿出来了。“迟早会想起来的。”
她望着车窗外，几乎是在偷偷地品尝着这一切，享受着这份极致的舒畅，整整六个小时就这样坐在火车上，除了看书、小睡、去餐车，无所事事，一分一秒的，跟孩子们、厨房，离得越来越远，甚至连那些山丘也被远远地抛在后头，变成了不同于每天在家乡所看见的田野和树林。“我好爱火车。”她说，她的丈夫颇有同感地对着杂志点了点头。
未来的两个星期，难以置信的两个星期，该准备的都安排好了，不必再做任何规划，顶多是去剧院或上餐馆之类的小事。一个住公寓的朋友去外地度假，把屋子空了出来，银行里的存款足够他们玩一趟纽约再加上为孩子们买新的雪衣；一旦克服了最初的一些障碍，接下来的一切都顺手得不得了，就好像只要他们拿定了主意，再没有任何东西敢来阻挠似的。小贝比的喉咙不痛了。水电工两天就把工程全部做完了。衣服也都及时修改好了。五金行更没问题。他们找的借口是去观摩一下大都市里的新货色。纽约没有大火，没有隔离管制，朋友的行程也没改变，公寓钥匙就在布莱德的口袋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可以跟哪个人联系。一张明细清楚地列着一些必看的剧名，一张明细列着需要采买的东西——尿片、布料、各色罐头、银器保鲜盒等等。最后终于火车来了，开始展现它的功能，在这个下午，一步步地载着他们正当而坚定地迈向纽约。
午后，这样闲散的待在火车里，玛格丽特好奇地看着她丈夫，看着其他的乘客，看着窗外阳光灿烂的乡间，她一看再看，直到确认这一切确实是真的，她才翻开书。脑子里依然萦绕着那首曲子，她轻轻哼着，听见丈夫一面翻着杂志一面轻声地和着。
在餐车里她吃了烤牛肉，她习惯在家乡的餐馆用餐，一时之间还难以适应这些属于度假型的新颖美食。饭后甜点她点的是冰淇淋，但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她开始不安，因为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就到纽约了，她还得动作优雅地穿戴大衣和帽子，布莱德还得把行李箱取下，把杂志收好。火车没完没了地还在地下奔驰，他们站在车厢尽头，手里的行李箱提起又放下，一点一点地，焦躁不安地移动着。
车站只是一个暂时的庇护所，让游客们慢慢踏入外面那个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在坐上出租车驶入这个世界之前，她先在人行道上看了一会儿，接着他们糊里糊涂地就被载到上城区，下了车又站在另外一条人行道上，布莱德付了车资，仰起头，望着公寓大楼。“是这里没错。”他说，他的口气似乎在怀疑出租车司机的能力，怀疑他怎么这么轻易就找对了门牌号码。搭电梯上楼，钥匙果然开得了门。之前他们从没看过这位朋友住的公寓，但感觉却很熟悉——一个从新罕布夏搬来纽约的朋友，带着一些经年累月没法磨灭的，属于老家的记忆，这份家的感觉让布莱德马上能够舒坦地坐上椅子，让他马上对那些床单和毛毯产生了本能的信赖。
“这才是适合住上两个星期的家。”布莱德伸着懒腰说。过了新来乍到的几分钟之后，他们俩自然而然地走到窗前。千真万确，纽约就在下方，对街的屋子也都是公寓，那些屋子里住满了不知名的陌生人。
“太好了，”她说。窗子底下有车有人有嘈杂的声音。“我真的好开心。”她亲吻她的丈夫。
第一天他们到处去观光，在自助餐馆吃了早餐，再登上帝国大厦的顶楼。“现在全部都修复了，”布莱德说，“不知道当时飞机撞到哪个位置。 [4] ”
他们很想从顶楼四边往下俯瞰，可是又不敢开口。“毕竟，”她缩在角落，自圆其说地笑着，“要是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摔断了，我可不想人家围在旁边对着那些碎片指指点点。”
“如果帝国大厦是你的，哪还会在乎这些。”布莱德说。
最初几天他们都是搭出租车观光旅游。有辆出租车的一扇车门居然用绳子绑着，两人指着那条绳子，不敢出声的大笑。第三天，他们搭的出租车在百老汇的路上爆胎，他们不得不下来换车。
“我们只剩下十一天了。”有一天她说。过了好几分钟之后，她又说：“我们来这里已经六天了。”
他们想联络的一些朋友都联络上了。朋友们打算去长岛一间避暑别墅度周末。“现在家里一团乱，”别墅的女主人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说，“这个星期我们就要出发，不过你们既然来了，要是不过来看一下我可是会生气的。”天气很好，但已明显有了秋的凉意，橱窗里的服饰换成了深色，甚至添了毛皮和天鹅绒的味道。她的大衣天天都穿着，套装也不离身。带来的那些轻薄洋装都挂在公寓的衣橱里，她打算到大一点的店里去买件毛衣，要买那种在新罕布什尔不大实用，但却很适合长岛的款式。
“我真的要去买买东西了，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她对布莱德说，他唉声叹气起来。
“千万别叫我提大包小包的。”他说。
“你吃不消的，”她说，“更何况走那么多路。你不如去看场电影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去逛逛买买东西。”他神秘兮兮地说。也许他是在说圣诞礼物吧。她也隐约想到过应该在纽约顺便把这些事办好。孩子们对于大城市里的那些小玩意，一些在家乡没见过的玩具，一定会很喜欢。她说：“你总算也要去大采购了。”
这会儿他们正在前往拜访另一位友人的途中，这位朋友奇迹式地找到了一个住处，他不断地警告他们千万不要为了那栋建筑物的外表，或是那里的楼层，或是那里的街坊起争执。这三样“东西”都很糟，那里是三层楼，楼梯又窄又暗，但是顶楼可以住人。这位朋友来纽约不久，他一个人住两间房，对窄窄的桌子和矮矮的书柜情有独钟，所以让他的房间在某些位置看起来过大，有些位置又显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挤。
“多可爱的一个地方，”她进门就说。但主人的一番话令她很难过，“总有一天我会终结这个惨况，住到一个真正像样的地方去。”
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大家坐着，开怀地聊着一些共同的，跟新罕布什尔现况相关的话题，酒也比平常在家里喝得多。酒精让人大大的放松，嗓门变大了，措辞更夸张；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手势却变小了，原来在新罕布什尔可能要挥出一整条手臂的动作，现在变成了只动一根手指。玛格丽特一再地重复说：“我们只待几个礼拜，我们只是来度假的。”她说：“好棒啊，太兴奋了。”她说：“我们实在太幸运了，这个朋友刚好出远门玩去了，刚好就在……”
最后房间里闹成一片，她躲到靠窗的一个角落透气。这扇窗子一整个晚上开开又关上，全看站在窗口的那个人两手是否空着。现在窗子关着，连带把清朗的天空也关在外面了。有人过来站在她旁边，她说：“你听听外面的声音。就跟屋子里一样吵。”
他说：“住在这附近真的会要人命。”
她皱起眉头，“这里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酗酒，”他说，“街头醉汉。对面有人在打架。”他拿着酒杯晃开了。
她打开窗户探出身子，对面有人探出窗口大声嚷嚷，隔着街她听得很清楚。“小姐，小姐。”肯定是指我，她想，他们都在向这边看。她再探出去一些，喊叫的声音断断续续，但还能拼凑出完整的句子，“小姐，你的房子着火啦，小姐，小姐。”
她用力关上窗，转身向着屋子里的人，稍微提高音量。“你们听着，”她说，“人家说这房子着火了。”她好怕大家会取笑她，好怕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布莱德就站在房间那头看着她满脸通红。她再说一次，“房子着火了，”因为怕这话听起来太惊悚，她连忙又补了一句，“他们说的。”最靠近她的几个人转过身来，有人说：“她说这屋子着火了。”
她想找布莱德，可是不见了，男主人也不见了，四周全部都是陌生人。他们都不听我的，她想，我不该来的，她走到大门口，把门打开。没有烟，没有火焰，她还是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该来的，就这样，她慌张地撇下布莱德，帽子也没戴大衣也没穿地跑下楼，一只手拿着酒杯，一只手拿着一盒火柴。楼梯变得要命地长，还好很清楚很安全，她打开大门奔出去。一个男的一把抓住她的手臂说：“大家都出来了？”她说：“没有，布莱德还在里面。”消防车堵在街角，人们探出窗口看着他们，抓住她手臂的那个男的说：“好了。”就离开了她。起火点距离这里有两栋屋子远。看得见顶楼窗户后面冒着火焰，烟气冲上了夜空，可是不到十分钟就扑灭了，消防车带着一副舍身成仁的架势开走，为了这一场十分钟的火灾，它出动了它所有的装备。
她慢慢地、很尴尬地回到楼上，找到布莱德，带他一起回家。
“我吓坏了，”平安无事地躺上床之后，她对他说：“我完全昏头了。”
“你应该先去找人。”他说。
“他们都不听我的，”她强调，“我不断跟他们说，他们就是不听，后来我以为大概是我弄错了。我当时只想下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还好没出大事。”布莱德睡眼惺忪地说。
“我觉得好像被困住了。”她说，“待在那栋老房子的顶楼，还有火灾，那就像一场噩梦。在一个陌生又奇怪的城市里。”
“好了，现在都过去了。”布莱德说。
这股莫名的不安全感延续到了第二天。她一个人去逛街买东西，布莱德去看五金器材。她搭公交车去市区，到了该下车的时候，车子挤得动弹不得。她挤在通道上不断地说着“下车，拜托”“请让一让”。等到她好不容易靠近车门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动了，她只得过一站才下车。“没一个人肯听我的，”她跟自己说，“也许是因为我太客气了。”大商店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太高，而那些毛衣看起来竟然跟新罕布什尔的样式一模一样。孩子们的玩具更令她失望：太纽约了，都是些拙劣的、模仿大人生活里的小玩意。小收款机，载着假水果的小推车，可以拨打的小电话（就好像纽约市的真电话还不够多似的），装在手提盒里的迷你奶瓶。
“我们喝的是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玛格丽特对女店员说，“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言过其实了，她有一些罪恶感，好在周围没有人在注意她。
她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一群穿得跟他们父母一样的都市小孩，追随着一个缩小型的机械化文明，玩具收款机的尺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方便他们日后使用真正的实体，这些无以计数的小小仿制品，目的是在让孩子们预做准备，日后好接收他们父母日常生活中那些大而无当的“玩具”。她给儿子买了雪橇，她明知道在新罕布什尔的雪地里并不适用。她也给女儿买了一辆小马车，其实还不如布莱德在家里花一个钟头做出来的成品。她不再理会那些玩具信箱、小唱片、小唱机和玩具化妆品，就离开商店回家去了。
她说什么也不敢再搭公交车，就站在街角等出租车。一低头，瞥见脚边有一毛钱，她想把它捡起来，可是来往的行人太多，她不方便弯腰，也不敢再推挤，怕人家瞪她。她把脚踩在那一毛钱上，竟发现旁边还有一枚二十五分钱的硬币和一枚五分钱。一定有人掉过钱包，她想，于是她把另一只脚踩在二十五分的硬币上，她的动作很快，很自然。接着她又看到一毛钱，又一个五分钱，第三个一毛钱落在水沟里。路人不断地经过她身边，来来往往，从不间断，有的冲，有的推，谁也没在看她，她不敢弯腰收集那些钱。也有人看见这些钱，都直接走了过去，她意识到根本没人会捡这些钱。大家都不好意思，要不就是太赶时间，要不就是人太拥挤。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有人下车了，她赶紧作势拦车。她的脚离开了一毛钱和二十五分钱的硬币，钻进出租车，让那些钱继续待在那里。出租车走得又慢又颠，她开始注意到这种缓慢的衰败不单是出租车。公交车也是，车身上到处都裂着一些小小的缝隙，皮座椅又脏又破。建筑物也是（有一家很高级的商店，大厅休息室的地砖迸开一个大洞，经过那里得绕道才行）。建筑物的各个角落似乎都有碎裂的现象，不断有粉尘飘落。花岗石也腐蚀了，只是没人注意而已。回上城区的路上，她发现每一扇窗似乎都是破损的，或许每个街角多少都在变吧。人们的动作也比以前快得太多太多，戴着红帽的那个女孩刚刚才在出租车窗口出现，还来不及看清楚那顶帽子就已经不见了。橱窗亮得惊人，因为顶多只有瞄一眼的时间。人人都在赶时间，好像每个小时只有四十五分钟，每天只有九小时，每年只有十四天似的。食物也是超乎想象的快，吃得好快，以致她一直都觉得好饿，一直都在跟一些不同的人快速地吃着不同的餐。每件事都在不着痕迹地加快速度，每分每秒。她从出租车这一边上车，到家时再从另外一边下车。她进电梯才按了五楼的钮，一会儿又下来，洗过澡换过衣服，又准备跟布莱德出去吃晚饭。两个人吃过饭又再赶回家，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为了睡醒再吃早餐再吃下一顿的午餐。他们来纽约九天了。明天是星期六，他们要去长岛，星期天回来，然后星期三他们就要回家了，回真正的家。她在想着这些的时候，他们正在前往长岛的火车上。火车也很糟，座位是破的，地板很脏，有一扇门不能打开，窗户都关不上。穿过城市的外围，她想，大概是因为所有的事物都跑得太快了，快到令那些所谓的硬件承受不了，在紧张压力之下全都四分五裂了，屋檐飞了、窗户散了。她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她不敢面对这份认知，这样拼死亡命的速度，这样处心积虑的快上加快，最后的结局就是毁灭。
到了长岛，那位女主人带他们进入了一个小纽约，一栋充满了纽约式家具的屋子，就像是绑在橡皮筋上，拉得这么远，绷得这么紧，随时可以弹回去，弹回到原来的城市，原来的公寓，只要把门打开，那一纸全数付清的租约就此无效了。“我们一年一租已经好多年了，”女主人说，“否则今年根本租不到的。”
“这地方真是太好了，”布莱德说，“我很惊讶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整年都住在这里。”
“总得回城市里住一段时间吧。”女主人哈哈笑着说。
“不太像新罕布什尔。”布莱德说。他开始有些想家了，玛格丽特想着，他终于忍不住了。自从那次被火灾吓到之后，她对一大堆人的聚会变得很敏感。晚餐后朋友们陆续到来，她待了一会儿，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是在一楼，她可以立刻跑到门外，所有的窗户都是开着的。不久她先行告退，回房睡觉。布莱德很晚才上床，她醒了，他火大地说：“我们居然一直在玩字词重组。这些疯子。”她带着睡意说：“你赢了吗？”他还来不及回答，她已经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趁男女主人在看报纸的时候，她和布莱德出去散步。“出了门朝右转，”女主人热诚地建议说：“走过三条街左右，就会到我们的海滩了。”
“我们去海滩干吗？”男主人说，“现在太冷了，什么都不能做。”
“你们可以看海啊。”女主人说。
他们去了海滩。这个时候海滩空荡荡的，风很大，但还是看得出一些夏日的风情，仿佛它仍以为自己魅力十足。比如说，一些海滩小屋还是有人住着，孤单的餐饮小站也开着，勇敢地打着热狗和汽水的广告。小站里的男人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们走过。他们走得离他很远，离那些屋子很远，走上一条灰色的沙石滩，一边是灰色的海水，另一边是灰色的沙丘。
“想想在这里游泳的感觉。”她打着哆嗦。海滩令她开心，有一种奇妙的、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感觉，沙丘的出现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双重的回忆。沙滩是她幻想中的一个地方，她曾经以它为背景，为自己写过许多心碎的爱情小说，小说中的女主角缓缓地走在沙丘上，旁边是汹涌的海浪。小沙丘是金色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可以让她逃避每天的寂寥，让她撰写出属于沙滩的悲情故事。她大声笑起来，布莱德说：“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有什么好笑的？”
“我在想现在离城市好远。”她虚伪地说。
天空、海水和沙滩全部灰扑扑的，感觉上实在不像近中午，倒像是近黄昏。她累了，很想回去，布莱德忽然说：“你看。”她转身看见一个女孩在沙丘上奔跑，手里拿着帽子，长发在身后飞扬。
“这种天气只有靠这样才暖和得起来。”布莱德下着断语，玛格丽特却说：“她好像受了惊吓。”
女孩看见了他们，朝着他们跑过来，快接近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她很想伸出手，但是当近到可以说话的距离时，那种熟悉的尴尬，那种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傻瓜的心理，使得她犹豫了，她很不自在地轮流看着他们俩。
“你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警察吗？”她终于发问。
布莱德仔细看了看空旷的沙滩，很严肃地说：“附近好像没有。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不用了，”女孩说，“我真的需要找警察。”
凡事都找警察，玛格丽特想着，这些人，这些纽约人，就好像他们选出了一批专门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于是不管大事小事，他们只知道找警察。
“如果可以，我们真的很乐意帮忙。”布莱德说。
女孩又在犹豫。“那，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她有些不耐烦地说，“那边有一条腿。”
他们很有礼貌地等着下文，但女孩只说：“那就快来吧。”她招手要他们跟着她走。她带他们翻过几个沙丘，来到一个小水湾，沙丘到了这里突然被一道侵入的海水冲散了。一条腿躺在近水的沙岸上，女孩指着它说：“哪，就这个。”仿佛这是她的私有财产，而他们坚持要来分一杯羹。
他们走过去，布莱德很认真地弯下腰。“确实是条腿没错。”他说。它看起来很像是从一个蜡偶身上来的，一条惨白的蜡腿，整齐地从大腿上切割下来，没有脚，只切到脚踝的上方，膝盖自然地弯着，就这样躺在沙岸上。“是真的腿，”布莱德说，他的声音稍微有些改变。“你找警察是对的。”
三个人一起走到餐饮站，布莱德打电话找警察的时候，店员在一旁冷淡地听着。警察来了，大伙一起再回到躺着断腿的地方，布莱德给了警察他们的姓名地址，说：“现在可以回家吗？”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警察耍幽默地说，“等他身上其他部分出来吗？”
他们回到男女主人的家，提起那条断腿的事，男主人一个劲儿地道歉，好像很自责，不该让他的客人碰上一条人腿，坏了胃口。女主人却很感兴趣，“本森赫斯特 [5] 也出现过一条冲洗过的手臂，我读过。”
“这些杀戮事件。”男主人说。
上了楼，玛格丽特突然说：“我想这在郊区是头一遭。”布莱德说：“什么头一遭？”她歇斯底里地说：“人开始肢解了。”
为了让男女主人安心，表示他们并不在意那条人腿，他们一直待到傍晚才搭火车返回纽约。再次回到那栋公寓，玛格丽特觉得门厅的大理石似乎又“老”了一些；才经过两天，大理石上又出现了新的裂痕。电梯也好像有点生锈了，公寓里每一样东西上面都蒙着一层灰。他们很不舒服地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玛格丽特说：“我今天不出去。”
“你不会是为了昨天的事不开心吧？”
“一点都不，”玛格丽特说，“我只想待在家里休息。”
经过一番讨论，布莱德决定自己一个人出去。他还有一些人非看不可，有一些地方也非去不可，因为再过几天他们就要离开了。在自助餐馆用过早餐后，玛格丽特拿着路上买的推理小说，独自回到了公寓。她把大衣和帽子挂好，靠窗坐下，窗子底下人声嘈杂，她望着对街层层屋宇外的天空。
那首小曲又开始在她脑子里打转了，带着它特有的温柔和馨香。对街那些屋子很安静，或许这个时间屋子里都没人吧。她让视线随着曲调游走，顺着一个楼层，滑过一扇一扇的窗户，快速地滑过了两扇窗户，她可以把一小节的曲调跟一层窗户的数目搭配在一起，然后快速地换一口气，转到下一层楼。这层楼的窗户数目相同，这首曲子的节拍数目也刚好相同，接着再换一层，接着又换一层。忽然她停顿下来，她觉得刚刚看过的那个窗台无声无息地崩裂了，碎成了细沙。她回头再看，窗台完好如初，但却好像换成了上面靠右边的那个窗台，最后换成了屋顶的一角。
瞎操心，她告诉自己，一面强迫她的眼睛看着底下的街道，不许自己成天想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对着街道看久了头很晕，她站起来走进小小的卧室。就像一般的家庭主妇，在出去吃早餐前她已经把床铺整理好了，现在，她又故意把它弄乱，毛毯、被单，一样一样的把它们掀开来，再一样一样的把它们叠整齐，每个边角、每道皱纹都一一抹平。“好了。”忙完这些，她再回到窗前。她望着对街，那首曲子又开始了，从一个窗口望到另一个窗口，窗台一个接一个的塌陷，一个接一个的掉下去。她往前趴，看着自家的窗子，这是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她看窗子，看窗台。有一部分腐蚀了，她用手触碰石头，有些碎屑脱落下来。
时间是十一点。布莱德现在大概在找瓦斯喷灯，一点钟以前不会回来。她想给家里写封信，纸笔还没找到，写信的冲动已经离她而去。她突然想睡一个回笼觉，这是她这辈子从来没做过的事，她走进卧室躺上床。就在躺下的时候，她觉得整栋建筑在摇晃。
瞎操心，她再次告诉自己，仿佛这是一句对抗女巫的魔咒，她起身穿戴起大衣和帽子。我只是去买烟和信纸，她想着，只是走到转角而已。乘电梯下楼时，她又是一阵恐慌；电梯太快了，出了电梯进入大厅，她不能跑起来，因为四周站了很多人。即使如此，她还是三步并两步地走出大楼。到了街上，她又犹豫着想要回去。疾驶而过的车辆，照常匆忙的行人，电梯里的恐慌感终于驱使她继续向前走。她走向街角，跟随着健步如飞的人潮，冲到大街上，忽然听见“叭”的一声，几乎就在她的头顶，紧跟着，在她后面出现了吼声和刹车声。她不顾一切地向前奔，奔到了街道的另一边，她停下来四处张望。那辆卡车照着原定的路线拐过街角，她站在那里，经过她身旁的人们，自然的分开了又再会合。
没有谁在注意她，她安心地想着，看过我的那些人早已不知道去了哪里。她走进前面的药妆店，跟店员说要买烟。现在那栋公寓对她来说要比街上安全多了——她可以走着上楼。出了药妆店走向转角的时候，她尽量靠近那些建筑物，就算大楼门口有人和车出入她也不肯让开。到了转角，她仔细谨慎地看了看信号灯——是绿灯，但好像就要变红了。多等一会儿总是比较安全，她想，我可不想再撞上一辆卡车。
人群挤过她身边，有些人马路过到一半，信号灯变了，只得停在路中心。有个女的，显然比其他人胆子小，转过身奔回街沿，其他的人就站在路中心，随着穿梭的车流探头探脑地挪动着身子。有一个人抓住车流里的一个空档冲上了对面的街沿，其他的人稍微迟了一秒钟只好继续等待。信号灯又变了，车流慢了下来，玛格丽特一只脚刚踏上马路，一辆出租车横冲直撞地开过来，吓得她又赶紧退了回去，重新站上街沿。等到出租车开走，信号灯又快要变了，她想，我可以再等等，没必要让自己卡在路当中。她旁边一个男的不耐烦地点着脚等着信号灯变回绿灯。她身边两个女孩走下马路，走了几步停下等着，看见车潮太接近时又稍微地退后一些，进进退退的这段时间里两个人的话一直说个不停。我应该跟着她们两个才对，玛格丽特想着，这时她们却又退回到她前面，信号灯变了，她旁边那个男的立刻冲了出去，站她前面的那两个女孩等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开步走，两个人的话仍旧说个不停，玛格丽特准备跟上去，最后决定再等等。这时她周围突然多出了一群人，他们从公交车上下来要过马路，她突然有一种被困在中间的感觉，信号灯一变她就往前挤，所有的人行动一致，她用手肘开路，拼命地挤出人群，退到一栋大楼前面等着。现在她觉得经过的人开始在看她了。他们会怎么想我，她狐疑着，于是她抬头挺胸，摆出一副在等人的模样。她看看手表皱起眉头，想着，我看起来一定很蠢，反正这里的人从来也没见过我，而且又都走得那么快。她再回到街沿，不巧绿灯又刚好转成红灯，她想，我去药妆店喝杯可乐吧，没必要回到那栋公寓。
药妆店的店员无所谓地看着她，她坐下来点了杯可乐，就在她喝可乐的时候那种恐慌的感觉又上来了，她想起第一次想要过马路时跟她站在一起的那些人，现在大概走过好几条街了，在她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信号灯了；现在那些人至少走了一里多的路了，因为在她努力给自己壮胆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稳稳地走着。她迅速付了账，她努力压制想要说话的冲动，她想要对店员说可乐没有问题，只是她必须得赶回去，如此而已，她又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转角。
信号灯一变马上穿过去，她坚定地告诉自己，没什么好怕的。信号灯变了，她还没做好准备，她惊魂未定，转弯的车阵已经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她又缩回到了街边。她渴切地望着对面街角的烟店，再远一点就是她那栋公寓大楼。她疑惑着，这里的人到底是怎么过马路的，她不是不知道，她就是疑惑，她整个迷失了。信号灯变了，她怀恨地看着它，蠢东西，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既没目标也没意义。她畏缩地看了看身边两旁，看有没有谁在注意她，她悄悄地往后退，一步，两步，直到退离路边。又回到了药妆店，她等着店员露出一些认得她的表情，没有，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看她的眼光就跟第一次招呼时同样冷漠。他毫无兴趣地指了指电话，他才不会管呢，她想，我打给谁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没有时间再胡思乱想，因为他立刻亲切地接起了电话，立刻找到了他。他来接听的时候，口气好像很惊讶，又好像是理所当然，她只能无奈地说：“我在街角的药妆店。过来接我。”
“怎么了？”他不太想过来。
“拜托来接我，”她对着这一个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话传过去的黑色话筒说，“拜托来接我，布莱德，拜托。”
穿大鞋的男人们
这是年轻的哈特太太住到乡下的第一个夏天，也是她结婚后当家庭主妇的第一年。不久她即将生下她的第一个宝宝，也是第一次，她用了一个人，或者说真正想到要用一个人，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女佣的人。遵照医生的指示，年轻的哈特太太几乎每天都要花上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心平气和地向自己贺喜。坐在前门廊的摇椅上，她可以看见宁静的街道，有树林有花园，有从门前经过向她微笑打招呼的人们。或者她也可以转过头从宽敞的窗户望见自家的漂亮客厅，丝光棉的窗帘，十分搭配的沙发椅套和枫木家具，稍微抬起眼睛还可以看见卧室窗子上白色的百褶帘。这是一座真正的房子：送牛奶的人每天早上会把牛奶留在门口，门廊的栏杆上一整排色彩明亮的花盆种着真正的、只需浇水就会生长的植物。厨房里有真正的，可以在上面烹调的炉灶，还有安德森太太老是爱抱怨地板上的脏脚印，就像一个真正的女佣。
“弄脏地板的都是那些男人。”安德森太太会一面观察鞋跟印子一面说。“女人，不相信你去看好了，脚后跟总是轻轻地放下。那些个爱穿大鞋的男人。”接着她就会拿块抹布马马虎虎地把鞋印抹掉。
哈特太太没来由地很怕安德森太太，她听过也读过太多关于现代家庭主妇经常受帮佣欺负的报道，所以对于自己的怯懦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再说，安德森太太的权威，似乎是建立在制作罐头、焦糖酱和酵母卷的本事上，也算是天经地义。当初一身瘦骨头、红脸、头发绑得死紧的安德森太太出现在后门口，主动要求来做帮佣的时候，哈特太太正陷在窗户没洗，脏乱没整理的状况当中，莫名其妙地就答应她了。安德森太太当机立断，先从厨房开始下手，第一件事就是替哈特太太泡了杯热茶。“你不可以太劳累，”她眼睛瞄着哈特太太的腰围说，“往后你得特别小心才是。”
等到哈特太太发现安德森太太打扫得不够干净，东西也不大归原位的时候，已经束手无策了。安德森太太的拇指印已经上了所有的窗户，而哈特太太的早茶成了正规的制度。一吃完早餐，哈特太太先把水煮滚，安德森太太九点上门，立刻就给她们俩各沏一杯茶。“一天的开始就在于这杯热茶，喝了才有精神，”她每天早上都会亲切地说，“你的胃才会舒服。”
哈特太太从来不让自己想太多，她只管眼前的自在，为安德森太太肯帮她做所有的家事而得意（“挖到了一个宝，”她写信给纽约的一些朋友，“她对我管头又管脚的，就好像我真的是她的小宝宝一样！”）。直到安德森太太每天早上按时来了一个月之后，哈特太太才忍无可忍地认定，那种隐隐约约的，不舒服的感觉确实有它的道理。
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晨，接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的第一个晴天，哈特太太特别穿上一件漂亮的家居服——这件衣服安德森太太洗过也烫过——为丈夫做了一个很嫩的水煮蛋当早餐，再陪他走到前门外的步道挥手道别，看着他转到街角搭上了载他去邻镇银行上班的公交车。哈特太太沿着步道慢慢地散步回家，她赞叹着绿色百叶窗上的阳光，开心地跟出来打扫门廊的邻居闲话家常。很快我就可以带着小宝宝和他的小围栏来花园里了，哈特太太想着，她把前门开着，让阳光可以晒到地板上。她走进厨房，安德森太太坐在餐桌边上，茶已经倒好了。
“早啊，”哈特太太说，“天气真好，对不对？”
“早。”安德森太太说。她朝着茶杯手一挥。“我知道你在外面，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不喝一杯茶就没法开始这一天。”
“我还当是太阳永远都不会再出来了呢，”哈特太太说。她坐下来把茶杯挪到自己面前，“干燥温暖的感觉真好。”
“可以暖胃，喝茶的好处，”安德森太太说，“我已经放了糖。这会儿你的胃一定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你知道吧，”哈特太太快活地说，“去年夏天这个时候我还在纽约上班，根本没想到我会跟比尔结婚。现在你看看我。”她说着，哈哈地笑起来。
“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安德森太太说，“一切不顺的时候，你不是死掉就是转好。这是过去我一个邻居常讲的一句话。”她叹口气站起来，把杯子拿去水槽。“当然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不如意。”她说。
“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在两个星期里面发生了，”哈特太太说。“比尔在这里有了份工作，公司里的女同事送了我们一个做松饼的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