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向温文尔雅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訢，终于发怒了。
在给英国公使回复了多封态度和蔼但措辞强硬的信后，恭亲王下令：解散大清国的首支新式舰队，还未正式上任的舰队司令、英国籍的洋干部阿思本连同舰队全体英国籍官兵一律下岗。
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恭亲王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大清国的枪杆子，必须永远听从大清召唤，必须坚定地服从大清指挥，这是大清国武装力量的基本政治要求，这是不可后退的基本原则。
大清国采购整支海军
这是1863年10月。那支悬挂着黄龙旗、装备着最新式舰艇及武器、由清一色的英国官兵组成的“中英联合舰队”（英国报章的习惯称法，中国史书则普遍称为“阿思本舰队”），正停泊在大清帝国的东部沿海。如果没有这一波折，这支舰队将成为大清帝国及东亚地区的首支现代化海军（北洋舰队在此后11年才出现），地区平衡、世界均势乃至中国和世界的近代史都将因此而重写。
英国人对这支舰队是全力支持的，自英国议会在立法方面放行之后，舰队的组建工作进展神速，英国军方不惜将最先进的舰艇卖给中国政府。负责采购和组建的大清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看中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此人在军界以北极探险而著名，并曾经亲自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是大清人民的老对手了，对中国相当熟悉。李泰国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聘请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任期四年，并且签订了一份共有13款内容的协议。
在“李–-阿协议”中，明确约定，阿思本作为舰队司令，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实际上将舰队变成了李泰国的私人武装，这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熟悉中国国情的赫德立即给李泰国写长信劝告，但毫无效果。
有意思的是，李泰国和阿思本两人，在这份日后产生颇多争议并导致舰队计划流产的协议后，加了不少注解，详细解释他们设立这些条文的考虑，但这些注解似乎没有得到中国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中第一条注解明确说明，“我们不得不和善于欺骗和背信的亚洲人打交道，他们会随时以眼前利益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我们毕竟给他们提供的是实质的军事援助，必须防止这种援助被滥用，给我们自己及大英帝国中我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丑闻。我们要保证女王枢密院所给予我们的巨大权力和责任，不至于被我们自己、我们的继任者乃至中国政府所滥用”。
从这一注解可看到，李泰国在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与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两种身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身份冲突，也是他一直找不准自己定位的原因。而依照这一注解，整个舰队计划似乎不是中国的政府采购行为，而更像是英国的一个政府援助项目。
李、阿两人在注解中详细说明，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是靠不住的，在没有帝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官员居然可以自行购买欧洲舰艇，自行招募各国水手，“扬子江上的舰艇一半属于（招安改编的）海盗，一半属于此类武装民船”。李泰国和阿思本因此认为，他们经手的舰队必须确保直属于中央政府，以与这些“海盗们”相区别。
致命的是，这两位似乎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的英国绅士，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李泰国凭什么可以选择性地遵从或拒绝中国皇帝的谕旨。
当李、阿两人在伦敦沉浸于千秋伟业的大梦时，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清军围攻南京（太平天国的“天京”）日急，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忠王李秀成率大军回救首都，上海之围遂解，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收复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恭亲王已经完全不需要依赖阿思本舰队来实现军事救急。
“总统”之争
李泰国会同阿思本制定了将舰队分阶段开往中国的计划后，就携眷赶回了上海，与代理其职位的赫德见面，然后一同赶往北京，觐见恭亲王。
恭亲王给了兴冲冲的李泰国兜头一瓢凉水：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李一阿协议，舰队必须接受身处前线的地方督抚的节制，才能保证其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李泰国则坚持舰队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他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坚定赞同。双方形成了僵局，多次联席会议均不欢而散。
卜鲁斯于6月16日致函恭亲王，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将关税和指挥权抓在手中，以保证舰队的运转费用和军饷，及不受地方当局节制。
恭亲王则毫不客气地回信指出：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中国效劳，当然是英国公使的职权范围，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则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何开支，这就是亲王的权力范围，不用英国人瞎操心。
其时，卜鲁斯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就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如果也要“坚持原则”，则戈登等军官就必须离开“常胜军”，赫德认为这将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噩梦。
在这些谈判中，赫德敏锐地发现：中国皇帝虽在形式上是最高权威，但这种权威并非无限的。皇帝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在事后，地方事务—包括当地的对外事务在内—都是由地方官员们自行掌管。任何“直属于北京”的舰队。如果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下，其实难以在南方的战事中发挥作用。
经过几轮辩论，最终双方同意在阿思本之上设立一位中国“总统”（总司令），由曾、李推荐人选；而阿思本则担任“帮同总统”（副总司令）。双方达成了五条协议，对包括舰队的维持费用在内的诸多事项做了详细安排。7月2日，赫德在日记中写道：“解决舰队的事情成功了。”
现在就等着舰队及阿思本的到来。
最后通牒
阿思本的到来却令情况再度恶化。
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舰艇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阿思本本人则率领第二批舰艇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舰艇在10月5日进入中国港口。
阿思本到华后，先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据他后来所写的备忘录，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大挖他的墙角，其代理人积极游说阿思本舰队官兵，承诺更高的薪水，甚至可以将第一笔报酬先打入这些官兵的英国银行账户。阿思本在备忘录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大吃一惊，随即开除了牵涉其中的14名官兵。这加剧了他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
阿思本于9月25日到达北京，获悉了李泰国此前与总理衙门达成的五条协议，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不仅与此前的协议大相径庭，而且海军舰队要听命于地方政府，这是大忌，“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难怪他们无论陆战和海战都要打败仗了”。他认为，此前所签的官兵雇佣协议，前提就是他必须作为舰队司令，如果另设中国统帅，那这些合同就全部无效了。
随后，阿思本将自己对李鸿章的怨愤都发泄出来，“李鸿章是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就是想削弱我的权力，然后可以更好地驾驭我或抛开我，就像他对其他欧洲军官一样”。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明，推进全人类的商业利益，如果听命于李鸿章，这些从英国海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士，就和被李鸿章招安而来的海盗们没有区别了，“联合舰队就会从蒙上帝赐福的舰队，堕落到被中国人民和在华欧洲人诅咒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如果在这问题上软弱，就会如戈登那样被李鸿章玩弄。”
强悍的阿思本和李泰国两人联手，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唯一能在其间回旋的赫德，则又已经南下上海，出任他的“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口及宁波关务”。
在没有赫德斡旋的情况下，只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阿思本就直接给恭亲王写信，指责恭亲王的决定“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中国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衙门认为‘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的常理’，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
其后三周，李泰国和阿思本在总理衙门“诱骗、争论和咆哮”，恭亲王均未露面。
10月15日，作为“客卿”的阿思本居然向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碟”，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的协议，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在这封“最后通碟”中，他辩护说自己和李泰国的一切言行均严格执行了恭亲王最早的指令，抱怨中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
这封信终于激怒了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大清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甩出了重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同时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卜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人员及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
这一事件，令大清国损失了80万两白银。但经此折腾，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阿思本舰队解散十一年后（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恭亲王再度拍板，向英国采购军舰，但上至舰队司令，下到普通水兵，都是清一色的大清子民，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后人无从得知，恭亲王在枪杆子问题上如此坚持原则，究竟为大清国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因内忧外患而危在旦夕的政权，此后又支撑了四十多年之久，并且还时不时地迸发出貌似中兴的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