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此际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风”，亲自斟酒给他喝，并“拊其背”道：“吾子，壮士也！”这位先生，您是壮士啊！反而给他更优厚的待遇。
此时，李嗣源听说幽州城危，名将周德威正在困守孤城，就主动请战，率骑兵五千为先锋，驰往解围。先锋到达易州（今河北易县）与边防军集结后，又出奇兵，坚持率大军和辎重部队走山路。所以一路上没有被敌人发现，直到距幽州六十里的地方才与契丹遭遇。草原骑兵大惊，他们没有料到来援的大军会走这么难走的山路，慌忙后退。
李嗣源走在铺满碎石的山涧谷地，契丹多骑兵，不适应山地战，就在山谷口平坦地带列阵，以逸待劳，迎击中原援军。
与契丹兵乍一相遇，李嗣源发现部下有惊恐之色，李嗣源发表了一通特别富有激情的简短讲演，他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说罢，将养子李从珂带在身边，亲率百余精壮骑兵到部队前面，形成一个突出部稳住。只见他不慌不忙，做出很轻松的样子，慢慢摘掉头盔，解下甲胄，扬起马鞭，操练胡语，对契丹伏兵说道：“尔等无故犯我疆界，我王命我率百万大军直取你们的巢穴，灭了你们全族！”说罢，率领这百余骑三次杀入敌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李嗣源部下大受鼓舞，后军齐进，契丹败退。李嗣源直杀到幽州城下，围解。
大军进入幽州，周德威来迎，握着李嗣源的手，感动得眼泪哗啦哗啦流个不止。这年，李嗣源进位检校太保。
这样的快意大战，李嗣源一生经历无数。
如此骁勇的尚武之人，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善良温和。史称他有本乎天性的“纯厚仁慈”。他在部将石敬瑭的拥戴中称帝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绎天下太平，但又不忍心看到中原连绵不已的战乱苦难。他解决内心纠结的办法是：在宫中每晚虔诚地烧香，仰天祷祝，盼上天早出圣人，救天下黎民。
《旧五代史》引《五代史阙文》留下了他的祷告词：
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
我，不过是个异族人（蕃人），遇到乱世，被众人拥戴为中原之主，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啊！愿上天早日降下大圣人，替我来做百姓之主。
神秘家有一说法，认为正是李嗣源的这一番真诚祷告，感动了上苍，于是就在李嗣源祷告的那一年，洛阳夹马营的杜夫人有孕；第二年降下未来的宋太祖赵匡胤。
一家三代皆功臣
李嗣源的这一番表白，让人感动。五代梁唐晋汉周，只有后唐和后周进入历史“正朔”，还算让人勉强肯认。
在这里说说“正朔”。
本来“正朔”指的是一年第一个月第一天的开始。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历来新的朝代开始，都要确定王朝开始第一天的年月日与前朝不同，史称“改正朔”，意思就是，王者得政，从这一天开始。从此，“改正”“易朔”，简称“正朔”，就演变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思。
后唐、后晋、后汉，虽然上溯其祖为沙陀人，但因为已经融入中原，并且立朝操练的又都是唐代以来的制度，故在大唐与大宋之间，史家一般承认他们属于中原帝国。加上后梁、后周，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总五代，就成为唐宋之间的“正朔”王朝。当然，也有人不承认五代是“正朔”，譬如，船山王夫之先生，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就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微词”，来说五代的正朔问题。不过“微词”是一个方面，历史，从结构上看，还是需要一个连续性。不承认五代为正朔，三千年的朝代演替就要出现一段空白。所以中国的正史“廿五史”，在“唐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后，“宋史”（《宋史》）之前，还要有“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
“廿五史”中，异族进入中原，尔后融入中原，成为“正朔”王朝，这样的例子不独五代有，考察下来，各部史书几乎都可以看到“异族”政权的影子。《魏书》《北齐书》《北史》《辽史》《金史》等，更是与中原王朝并行的分裂时代记录，彼时之北魏、北齐、大辽、金人，从不怀疑自己是“正朔”；而《元史》《清史稿》几乎就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全纪录。说蒙元、满清是中原“正朔”，容易引起争议，但“民族融合”这个主题词事实涵盖了“正朔”这个主题词，是比“正朔”还要宏大的叙事。这样思考历史问题，也许可以避免一些争议。
后唐的族群沙陀，原属于西突厥，祖上为北匈奴，后游牧于今新疆准噶尔一带。唐末时，参与大唐平叛有功，被赐姓为李，开始与中原文化融合。五代时，有许多沙陀人由异族而融入中原。后唐、后晋、后汉，这些中原帝国，其实都是沙陀人建国。但就是这个沙陀人的后唐，却自命为大唐的继承者。后梁不是灭了大唐王朝吗？好，现在我李氏家族又灭了你这个后梁，重新回归大唐正统。所以李存勖的“唐”是接着李世民的“唐”继续历史叙事的王朝。但因为它毕竟在“后梁”之后，所以史家为了区别于李世民的“大唐”，称它为“后唐”。但在李存勖等人那里是不这样看的。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大唐朝廷的合法继承者，属于大唐“正朔”。我与大部分史家意见一致：后唐，虽然事实上不属于李世民的“血统”，也不属于大唐的“政统”，但就历史“正统”考察，后唐可以称为是中原帝国继大唐、后梁之后的“正朔”王朝。
有几个大臣一本正经给明宗李嗣源上表，说要“改正朔”。李嗣源犹如进入五里雾霾之中，俩眼一片模糊。就问左右啥叫“改正朔”。
左右向他启奏：“先帝姓氏‘李’，乃是大唐所赐，所以就认了唐昭宗皇帝做先祖，国号为‘唐’。现在朝廷大臣不愿意让陛下称‘唐’，因为‘唐’的国运已经衰亡，请考虑回归当初沙陀族的先祖，更改国家的名号。”
不料李嗣源听到这一番话，竟然掉下泪来。
他说：“我十三岁就跟着献祖，以后又跟从太祖和先帝，冒着兵刃礌石血战多年，为大唐王室雪冤，这才蒙受恩惠得以编入大唐宗亲属内。太祖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我兄之后，我这个兄弟来继承。至于国运的衰亡还是兴隆，我理当身受。不能改！”
献祖，就是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沙陀族人，辅佐大唐有功，赐姓李。太祖，就是李克用，李国昌的儿子。先帝，就是李存勖，李克用的儿子。李嗣源的意思是，他一家三代都是大唐王朝的功勋之臣，因此不能背叛大唐。
李嗣源不改国号，所以五代历史时期留下了“后唐”这个帝国名称。
李嗣源整肃内廷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论个人品质、事功德业都能排在很前面的帝王，假如论“积分”，也许只有大帝柴荣高过于他。
他做了皇帝后，居然奇迹般一改武人习气，专意于文事、政事。
他不识汉字，四方的奏章都由臣下诵读，正好借机学习汉语。这样就接触了传统中原文化。他不仅要太子李从荣读儒学经典，还要求臣下也来阅读。武夫的粗暴习气渐渐得到变化，他开始锐意于国家振兴。后唐，是以继承大唐自居的五代国家。李嗣源对大唐有敬畏，所以他这样一个出自沙陀族的君王，愿意无保留地接受大唐制度。
他的生活也有节制，声色淫乐对他居然没有构成诱惑（帝王之辈做到这一点有难度，史上罕见）。他命令禁止中外藩属诸臣进献任何珍奇玩物——他不稀罕这些玩意。
李存勖之后，李嗣源一开始不想做皇上，百官就多次要求他“监国”，暂时做皇上，李嗣源答应后，进入原来李存勖的后宫，又登殿，开始接受百官按次序拜见。他下发的命令称作“教”，百官称他为“殿下”。这时庄宗的后宫尚有一千多人，负责管理宫廷事务的宣徽使，选择了几百名年轻貌美的宫女送给李嗣源。李嗣源问：“用这些人干什么？”宣徽使答：“宫中的主管不可缺。”李嗣源说：“宫中主管应熟悉往日典章制度，这些人这么年轻，哪里会知道？”于是下令，全部用老成宫人代替，让那些年轻人都出宫，回家，没有家没有亲戚的宫人，任凭她们选择去处。朝廷发给钱财。
在他放出宫禁的女官中，就有一位奇女子，后来自主婚姻，成了后周太祖郭威的夫人，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史料披露，李嗣源在位时，后宫只留了“老成宫女”一百人，各级宦官三十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生活如此节俭、宫中建制如此简单，历朝少见。
践祚不久，李嗣源确有整肃内廷的想法。帝制时代，皇室内廷发生“非礼”事件，往往就意味着文明沦丧、社会动乱。周秦汉魏晋隋唐以来，这类故实太多。李嗣源虽然不通历史，但他有“好人政治”的敏锐感觉。他发现了前庄宗李存勖的刘皇后有“人渣”行为，影响甚为恶劣。这对试图在乱世中建构文明风景的李嗣源来说，有点刺目。
因丑闻刘皇后遭诛
刘皇后，出身寒微。李克用攻取魏州（今河北邯郸）时，在流离的士民中，得到了她。那时刘氏只有五六岁。一个内侍见她跟一个背着药篓的黄须老人在一起很可怜，就收留了她。到了皇宫，在李克用太太的调教下，刘皇后学了不少声乐、器乐，并且出落得很漂亮。待她长大，太后就将她许给了李存勖，很得宠爱。她还生了个儿子名叫李继岌。
有一天，有个魏州人到宫中来求见，自称是刘皇后的父亲。当时那个内侍还在，一看就认识，这就是当年的黄须老人，就是刘皇后的父亲。但刘皇后正在跟李存勖的其他女人争宠，各自都夸大自家的门阀，刘氏以自己出身贫贱为耻，所以也编造了大家闺秀之类的神话，多年过去，根本就不想见昔日的老爸。现在这个背着药篓，乞丐般的老头子出现了，往日编造的神话就要破产，于是，干脆不承认这个黄须老头是她爹。她对庄宗李存勖说：“当初妾离去家乡时，妾父已经死于乱兵，那时，我还记得，我们都趴在老爸的尸体上哭过。妾已经没有父亲。现在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玩这个诈伪的把戏？”
不认也罢，她还派人到宫门口去鞭打自己的亲爹，硬把老头儿赶走了。
李存勖好演艺，知道这桩事后，就编排脚本，宫中闲暇时，跟儿子李继岌玩“情景再现”。他自己找了个破药篓子背着，让儿子李继岌戴了个破帽子跟在后面，假扮刘皇后的父亲行医。刘皇后正在午睡，醒来看到爷俩这一身打扮进入内室，问这是咋回事，李继岌按照脚本回答：“俺乃是刘衙推，来找俺的女儿啊！”“衙推”，本来是指各节度使、团练使属下的小吏，但五代以来以此称从事医卜星相行业的人。刘皇后一听大怒，给了儿子一顿鞭子。
但是大玩家李存勖还算喜欢她，有大臣就揣摩上意，请求册立她做了皇后。
做了皇后，她不改寒贱时的作风：好兴利聚财。她有时会指使下人去做生意，买卖过柴禾、水果，甚至堂而皇之地以“皇后”的名义做生意。
人有贡奉给皇室的东西，她先占有。按规定，接受地方贡奉应该有回报，她啥都不给。没事就写个佛经之类的给尼姑、法师，其他颁赐，一概没有。
庄宗李存勖被颠覆，混乱之际，需要内府出财帛犒赏军人，要皇室奉献，刘皇后吝啬，内库使根本调不动皇室，最后刘皇后只拿出两只银盆犒军。军人得不到犒赏，也没有啥积极性，李存勖没有了最后的依托力量，导致在军人作乱中被杀。李存勖遭遇颠覆，刘皇后的“吝赏”肯定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李存勖优待优伶，也是将士离心的原因。
李存勖称帝之前和之后，几乎判若两人。之前，那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之后，那是纵情演艺事业，不懂体恤民情，管理失控的昏君。所以才会让石敬瑭觑见帝国破绽，让李嗣源得了后唐天下。
李嗣源进入京师后，令各路诸侯访求李克用诸子，也即诸王。但他并没有要杀害诸王的意思。他的手下大臣安重诲等，私下谋划道：“现在咱这个殿下，正在监国，处理先帝丧事，咱们应该早点安排诸王，以此来统一人心。但殿下性慈，咱抓了诸王，不可以告诉他。”
于是，安重诲等人抓了诸王直接就杀了。这事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李嗣源才听说。但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只有痛切地叱责安重诲等人一通，自己却暗暗伤惜很久，不能平静。
刘皇后在战乱中，带上价值连城的四条犀带，还有一囊黄金，找到年轻的申王李存渥，准备逃往太原。那里有当初李存勖的战将李彦超镇守。
一路上，这位刘皇后开始和李存渥乱伦，通奸，史称“同箦而寝”，在一块炕席上睡觉。
李存渥到了太原之后，李彦超已经心向李嗣源了，所以不接纳李存勖的各位皇子。结果李存渥被下人所杀。李彦超不敢杀刘皇后，但也没有安顿她，刘皇后自己在太原出家为尼。
但李嗣源已经听说了刘皇后的种种丑闻，史称“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明宗李嗣源听说这个女人太肮脏了，当即令她自杀，给她留了全尸。
“法乳汤”与“同阿饼”
李嗣源也鼓励权贵们能体会民生之艰，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喜欢过奢侈生活的人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少。但简朴而又合理的生活才是符合天道，事实上也符合人性的。奢华，尤其是那种过度的奢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荣作怪。李嗣源没有这种虚荣心。考三千年史，帝王出于虚荣，追求奢靡生活，看来看去，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相反，那些出于天性而不是刻意表演简朴的帝王，反而有一股直通哲学终极意义的大气。给大树都包上绸缎，给城墙都铺上锦绫，吃饭时上一百多道菜，乘个辇还用黄金装饰，诸如此类，好玩吗？反而透露着颟顸可笑的土鳖习气。简朴，在李嗣源那里，似乎就是一种天性，犹如在赵匡胤那里就是一种天性一样。世俗的奢靡，对参透人间真相、明了天道秘密的俊秀人物而言，不构成诱惑。
李嗣源在藩镇时，待客有一种东西叫“法乳汤”。他召集幕属论事，每人案前就奉上半盏（还不是一盏）“法乳汤”。这是用酒罂浸过小米然后煮熟了的饮料，略相当于米酒。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也简单，有一种叫“同阿饼”。
估计这玩意儿有点像京津一带的面食“懒龙”。但“懒龙”的做法是，发面，擀薄，放上肉馅，卷成长条形蒸，熟后切块。“同阿饼”的做法，则是碎肉与面掺和，团成胳膊那么粗的一溜，然后刀截成一片片二寸厚的圆饼状，蒸食。
他的大臣也大多很简朴。冯道，生活就不算奢侈。更有个宰相叫李愚，生病时，李嗣源派出近臣去探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李愚家里四壁几乎没有啥装饰，病床之上也不过就是一条破旧的毯子。这里看不到官宦之家的雕梁画栋，锦衣玉食。李嗣源听到汇报后，很感动，下诏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还给了他床上的铺陈之物，比较讲究点的东西共十三件。
说李愚“廉介”，而不是“廉洁”，是有原因的。“廉洁”，不过是清廉；“廉介”，则是清廉加耿介。耿介，就是正直，就是恪守君子之道。李愚，是乱世中难得的耿介清廉之人，值得在此特别表彰。
李愚在大唐末年中了进士，天下大乱时，客居西北，在地方藩帅麾下做幕僚。他看到天子蒙难，就多次给藩帅上书，要求举义兵“勤王”。信写得慷慨激昂：“我常常读书，读到史上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故实，恨不得将这类败坏世风之人杀死并陈尸于市！……”这个意见今天来看，当然问题重重，但在乱世中，也不失为一种“耿介”。
藩帅不能用他的意见，他就坚决辞别，不干了。
后梁皇上听说了李愚的大名，知道他学问、操行都不错，就召他来担任左拾遗（谏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秘书）。当时后梁的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但李愚见朱友谅，不过行拱手礼。后梁皇帝听说后责备他：“衡王朱友谅是我哥，我见了他都要跪拜，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合适吗？嗯？”李愚答道：“陛下您是以本家人的礼数来见衡王，他是您长兄，您向他跪拜算是应该的。其他人都不过是陛下的家臣。而我，和衡王素无来往，没有礼节上的什么规定，不想因此而妄有所屈。”
后梁皇上看着这位“耿介”的读书人，也一时没有办法，最后就以“抗直”（固执抗命）的罪名，罢了他的左拾遗，让他到地方上去做了观察判官。
李愚是后唐最重要的大臣，在李嗣源之后，没有得到重用。
李嗣源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讨论政事的大臣，总是给予鼓励和表彰。他不怎么喜欢听奉承话，因为他知道下属的各类阿谀奉承，实在说，没啥意思。他就主动约束自己的各类欲望，常召文武百官“极言时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是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已经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平反，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根本用不着苦剥党项之民。天下分裂很久了，如果不是有道之邦的君主，如果德威不足以服远，想战取这样的边藩，那个难度是很大的。大宋时的名将韩琦、范仲淹，要想攻取西夏都很难；此时的李彝超敛兵聚利，谋划自固，已经很深很久，李嗣源则位置并不稳固，势力也没有壮大，不去忖度形势，就来向地位稳固的夏州挑战，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成为中原百年大患。
船山先生最后总结道，“制无赖者，非大有为之君，未易易也”，制裁无赖藩镇，如果不是大有为的邦国之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夏州，后来的西夏国，因为李嗣源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它的坐大，成为大宋帝国后来难于解决的边患，这个边患，赵匡胤也没有解决。
汴州兵变
清史学家赵翼，评价唐后期至宋建立前的政局，有十六个字：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
王道政制不再有纲纪，军政权力反而在下面，下级多凌暴，上级被颠覆，祸乱接踵而至。
这十六个字准确地描摹了乱世朝代更替的相似性存在。“权反在下”，兵骄将悍难为用，这类局面，因循下来，成为唐末以来，终五代之世，富有特色的军政格局。
李嗣源践祚当年，就发生了一件类似于“陈桥兵变”那样的事件。
后唐的北部边境在河北北部，此地与契丹接壤。今属河北雄县的瓦桥关，自唐代以来，就要常年派人驻守。明宗李嗣源知道此地险恶，就下诏调遣汴州控鹤指挥使（相当于卫戍亲兵总司令）张谏，率禁军三千人前往戍守。
汴州，即汴梁，也称大梁，即今日河南开封。后唐时，这里是东京，但不是首都，后唐的首都在洛阳。
瓦桥关东北面还有两个关隘，名益津关、淤口关，合称北部“三关”。“三关”几万平方公里，人烟稀少。此地地势低洼，但大多是盐碱地面，很少耕种，所以很容易被骑兵占据。但也正好可以在此地设险，辽阔视野中，利于察见敌情。守卫住“三关”，就可以保证中原平安。唐末以来，设“三关”，设“河东”大藩，设“河朔三镇”，设“幽云十六州”，都是捍御北部草原铁骑的军政安排。能够戍守此地，责任重大。
但张谏不愿意去戍守。张谏在汴州生活于锦衣玉食之中，不愿意到荒凉的瓦桥关去。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军队一大清早出了汴梁城，但是还没有走到陈桥驿，大兵忽然返回城来，发动叛乱。一路上放火杀人、抢掠街市。权知州，也即代理汴梁军政事务的太守高逖，也被乱兵所杀。乱兵们像此前、此后的兵变将士一样，一定要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做他们的“统帅”，最好是做“皇上”。这一群乱兵找到了汴梁城里的马步都指挥使、马军步军总司令，曹州刺史，曹州军政总管李彦饶。乱兵逼迫他来做统帅。乱兵想让李彦饶杀回京都洛阳去，夺了鸟位，也来做皇上。如果李彦饶做了皇上，那么这些乱兵人人都可以有赏赐，人人都可以升官，取一票富贵。
李彦饶临乱不惊，他对叛乱的士兵们说：“你们要是想让我当统帅，就当听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禁止焚烧抢掠。”
乱兵表示服从。
第二天早上，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亲信，一些精壮武士，准备上演活剧。
以张谏为首的几位将领进来向他表示祝贺。
李彦饶说：“前日鼓动叛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人而已！”
屏风后转出武士，将张谏等四个带头闹事的抓了起来，当场斩杀。
但阴谋拥戴，是掉脑袋的事。事开了头，就不好变，回头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等人闻讯后，知道必须拼命，也许还有活路；不拼，只有等死。于是率领几百人在城中大喊大叫，意思就是要制造动乱，让李彦饶无法收拾局面，只好就范。但李彦饶不吃这一套，他当即组织起亲兵来，在城内跟乱兵展开巷战，杀死乱兵数百人。这时汴州城里才算安静下来。
当天，李彦饶将高逖之死，军变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文书，报给城里的司法局长，局长又将此事整理为正式报告，呈给朝廷。
明宗李嗣源知道消息后，下诏，命令枢密使孔循前往掌管汴州。
孔循到达后，明察暗访，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全部处死。
这位孔循，乃是后唐一位奸诈小人，还特别地厚黑，有辣手。当时规定民间不允许私自酿酒，但谁不想喝点小酒啊！于是民间就总有偷偷制作酒曲酿酒的人家。孔循当时做东都留守（京城洛阳的代理节度使），发现了私自造酒的人，竟将人全家诛灭。这件事实在恶劣，以至于李嗣源后来改变政策，允许民间造酒，但要在秋季税赋中，每亩增收五个钱。
这一次汴州兵变，是五代史上“权反在下”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兵变，却把事做成了。兵变，拥戴，代价高，但成功率也高。这一次算例外。
李嗣源，就是被拥戴称帝的，就是被“权反在下”的乱兵推上九五之尊的。
说起李嗣源称帝，也几乎就是被一个偶然事件所促成。
李嗣源被迫篡逆
李存勖末年，后唐有一藩镇大员名赵在礼，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被忽然发生的兵变胁迫，反叛朝廷。五代十国的所有兵变，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拥立藩镇做皇上。
这一场兵变，今日来看，几乎是场闹剧。起因是一个小人物，名叫皇甫晖。他就是魏州人，在守军中当兵，戍守在河北雄县瓦桥关。戍守，是一种徭役，按规定一年后，当有新的戍卒来轮替。但是他们这一支却被截留，到贝州（属河北邢台）继续屯驻。
皇甫晖郁闷，与人夜里赌博，又总是输。于是，因为输红了眼，而成就了这位乱世枭雄。这时后唐庄宗已经失政多年，天下离心。史称皇甫晖为人“骁勇无赖”，开始与戍卒们谋乱。他们一哄而起，居然劫持了魏州部将杨仁晟。皇甫晖持刀而进，对将军说：“唐能破梁而得天下，是因为得到我们魏州而尽有河北兵。但我们魏州兵到现在，甲不去体、马不解鞍，十来年了。今天下已定，可天子却不念我魏军久戍之劳。我们离家这么近——从贝州到魏州百余里路——却无法回家！现在将士思归，情不可遏。公当与我等一块走。不幸天子对我军发怒，我等则可坐据一天下雄藩魏博，足以起事。”
杨仁晟说：“公等这个意见太过头啦！现在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出此不祥之言？”
军士知大帅不可强求，但现在不反，回头就是灭族的罪过，于是杀了杨大帅。
士卒要反，总要推选一个头目，于是，又找到一个小校，要他来做反军之主，不从，又斩之。
皇甫晖就带着两个脑袋来见裨将赵在礼。
赵在礼听说有叛乱，衣带没来得及系上就翻墙跑，皇甫晖追上，拉住他的脚丫子从墙上拖下来，把两个人头给他看，赵在礼只好顺从。
叛军就奉赵在礼为统帅，焚掠了贝州，向南奔去，过临清、永济、馆陶，所经过的地方都剽掠一空。最后叛军入邺镇（今河北邯郸，史称魏博、魏州），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为马步都指挥使，马军和步军司令官，纵兵大掠。
皇甫晖一个普通士卒，而搅动天下，史称唐庄宗之祸“自（皇甫）晖始”。在后来的日子里，皇甫晖一直是后唐的刺史。直到石敬瑭灭了后唐。皇甫晖虽有劣迹，但在契丹入据中原时，没有投靠契丹，而是选择了南唐。按夷夏之辨，也算一条汉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幸遭遇了赵匡胤，被擒，伤重而死。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存勖听说贝州、魏博之乱，当即命正任蕃汉总管的兄弟李嗣源前往平叛。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又是亲兵“左射军”的统领，跟随李嗣源前行。
“左射军”是李嗣源最重要的护卫军团。这支部队的特点是能够左右手勾弦而射箭。通常的箭手都是右手勾弦，箭簇射向左前方，这样，如果右前方有敌，要射箭，就需要扭动腰部变换位置，而这样一来，动作较劲，射出的箭往往不准，尤其在马上，一边控驭战马的行进方向，一边扭动腰部，不方便。“左射军”经由训练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敌人在哪里，箭手都可以随手搭箭，准确率相当高。石敬瑭率领这支部队，有骁勇之相。
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养子，二人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李嗣源有大功，李存勖有疑心。李存勖有一个心腹爱将名朱守殷，他就派遣朱守殷来监督李嗣源。但当时李存勖已经“失政”，失去了政治管理的合理性，天下饥馑，军士粮饷都不能满足。各地都有卖儿卖女，甚至卖老婆，以求糊口为生的事。史称“道路怨咨”，道路上到处都是牢骚埋怨詈骂之声。而这时候，李存勖还在冤杀大臣，远在四川的名将郭崇韬就被他冤杀。因此朝廷内外，大臣都有了忧虑恐惧之心。但人这个物种，最勇敢的时候，其实乃是最恐惧的时候。越是恐惧，越是让人有鱼死网破的叛逆之心。所以李存勖时代，很多叛乱。而朱守殷则在这种叛乱中看到了德业深得人心的李嗣源的未来价值。他向李嗣源投去了一份隐秘的效忠信。他对李嗣源说：“德业振主者身危，功勋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道德事业接近或超过君主的人，自身危险；功勋业绩天下第一的人，不会受赏。公可谓已经震动君主了，要小心谨慎地自我谋划，不要与灾祸相遇啊！
李嗣源坦坦荡荡，胸无城府，光风霁月，回答道：“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吾无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谈也！”我这颗心对天对地，都不会惭愧。是祸是福，我没有法子规避，一切付诸天命。先生您不必多说啦！
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奉命率军到达魏州城下。
不料李嗣源部又发生兵变，拥李嗣源为主。
李嗣源要回朝请罪，石敬瑭则鼓励他夺取大位。李嗣源想想，知道部下拥戴他做皇上，如果不夺大位就是“阴谋篡逆”，回去后也是死路一条，不回去，与叛形已成的哗变将士较劲，也是死。于是被迫同意——夺位。
这事，就其形势之险恶，与后来的“陈桥兵变”实有相似之处。被部下拥戴，不从，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由此可见，“陈桥兵变”与“汴州兵变”“魏州兵变”以及后来的“×州兵变”，实有相似结构。
姚彦温悖逆而变
且说李嗣源自魏州反叛之后，兵渡黄河，向汴州（开封）而来。这时庄宗李存勖也向汴州而来，准备抵御李嗣源。汴州节度使孔循，心怀二志。他命令将士在北门迎接李嗣源，在西门迎接李存勖。准备迎接大驾的物资都已经准备好，还暗示部下说：甭管李存勖、李嗣源，谁先进城，这些东西就是谁的。事实上，他的心思已经在李嗣源这边了。
有位曹州刺史（治所在山东菏泽），名叫西方邺，曹州的大兵就屯驻在汴州，见孔循这么干，看不下去，就对他说：“当初主上扫灭后梁得到先生你，实在有不杀之恩。你怎么现在这么干，要接纳魏州李嗣源，而背叛当今天子呢？”
孔循不搭理他。西方邺知道无法说服此人，就准备自己行动。他知道石敬瑭的妻子是李嗣源的女儿，当时正在汴州，就准备杀了她，以此来坚定州内将士忠于李存勖的信心。但孔循知道后，将石敬瑭的太太藏在自己家中。西方邺没有办法，就带领五百骑兵出西门迎接庄宗。西方邺见到李存勖后，不禁呜咽泣下，李存勖也不禁嘘唏不止。
